先圣大训卷四

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道德衰败的缘故【这种衰败，是缓慢而非急剧的】如今世俗道德衰败已经很久了，即使有刑法，百姓能不逾越吗？

译说君主失去了正道，礼乐刑政荒废败坏，人心放纵流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五刑第二十九

冉有问道：“古代三皇五帝不使用五刑，是真的吗？”孔子说：“圣人设立防范，贵在使人不触犯。制定五刑而不使用，这才是达到大治的方法。大凡百姓做出奸邪、盗窃、蔑视法律胡作非为的行为，【《大戴记·盛德篇》不记载冉有与孔子的问答，其中有大略相同的内容，‘靡’字写作‘止’】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产生于没有法度。没有法度，那么小者就会偷懒懈怠，【《大戴记》‘偷惰’写作‘堕’】大者就会奢侈浪费，各自不知道节制。因此上面有制度，百姓就知道行为的界限；百姓知道行为的界限，就不会触犯法律。所以虽然有奸邪贼盗、蔑视法律胡作非为的案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百姓。不孝产生于不仁，不仁产生于丧祭之礼不明确。丧祭之礼，是用来教导仁爱的。能够导致仁爱，那么服丧时就会思念仰慕，祭祀时就不会懈怠，这是人子供养父母的道理。丧祭之礼明确了，百姓就孝顺了。《内则》篇开头说：‘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示给广大百姓。’接着详细叙述儿子侍奉父母供养的礼节，大概是将礼施于百姓，使百姓遵照实行。孔子说：‘所看重的，是百姓的饮食、丧礼和祭祀。’丧礼和祭祀，是礼中重大的；供养父母的礼节，与它们同类。因此这里一并提及供养父母的礼节，都是使百姓遵照实行。

所以虽然有不孝的案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百姓。弑杀君主产生于不义，义是用来区分贵贱、明确尊卑的。贵贱有区别，尊卑有秩序，那么百姓没有不尊敬君主而敬重长辈的。朝觐之礼，是用来明确义的。义明确了，百姓就不触犯法律，所以虽然有弑杀君主的案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百姓。争斗变乱产生于互相欺凌，互相欺凌产生于长幼没有秩序而遗失了恭敬谦让。乡饮酒之礼，是用来明确长幼秩序而崇尚恭敬谦让的。长幼必定有序，百姓怀有恭敬谦让之心，所以虽然有争斗变乱的案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百姓。淫乱产生于男女没有区别，男女没有区别那么夫妇就失义。婚礼聘享，是用来区别男女、明确夫妇之义的。男女已经区别，夫妇之义已经明确，所以虽然有淫乱的案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百姓。这五种情况，是刑罚产生的根源，各自有源头。不预先堵塞其源头，却直接用刑罚来约束，这就叫做为百姓设置陷阱而陷害他们。刑罚的根源，产生于嗜欲不节制。礼法制度，是用来抵御百姓的嗜欲，明确好恶，顺应天道的。礼法制度已经陈列，五种教化全部修明，而百姓仍然有的没有感化，还必须明确法典来申明巩固它。那些触犯奸邪蔑视法律胡作非为案件的人，就整顿度量衡的制度；触犯不孝案件的人，就整顿丧祭之礼。

整顿人子供养父母的礼节，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了。

触犯弑杀君主案件的人，就整顿朝觐之礼；触犯争斗变乱案件的人，【《大戴记》：‘变’都写作‘辨’】就整顿乡饮酒之礼；触犯淫乱案件的人，就整顿昏聘之礼。三皇五帝教化百姓就是这样，虽然有五刑却不使用，不也可以吗？孔子说：‘大罪有五种，而杀人是其中较轻的。违背天地者，罪及五代；诬蔑文王武王者，罪及四代；违背人伦者，罪及三代；图谋鬼神者，罪及两代；亲手杀人者，罪只及自身。所以说：大罪有五种，而杀人是较轻的。’

鬼神，是百姓所尊敬的。现在竟然敢图谋他们，不是一代人的积累。所以连坐其父。至于违背人伦，那么罪过更大，所以罪及三代。违背人伦的罪过，虽然大，但其中或许有在上位者不道德，导致逆乱。至于文王、武王，是圣人，是大君，天下共同尊敬，却忽然有妄言诬蔑他们的人，所以罪及四代。至于天地，是人心所尊敬的，又超过文王、武王了。敢违背他们，恶行更加重大，其积习必定更加长久，才达到这个地步，所以罪及五代。自身之外，其余所连坐的，应当有等级差别。文王‘罪人不连坐妻儿’，由此知道其余所连坐的有等级差别。

冉有问道：“先王制定法律，使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礼不下达于庶人。那么大夫犯罪，不可以施加刑罚；庶人的行为，不可以用礼来治理吗？”孔子说：“不是这样。大凡治理君子，用礼来驾驭其心，用来使他们归属廉洁羞耻的节操。所以古代的大夫，那些因不廉洁污秽而被贬退放逐的，不称为不廉洁污秽，就说‘簠簋不饬’；那些因淫乱男女没有区别而被定罪，不称为淫乱男女没有区别，就说‘帷幙不脩’；也有因欺瞒君主不忠而被定罪，不称为欺瞒君主不忠，就说‘臣节未着’；那些因软弱不胜任而被定罪，不称为软弱不胜任，就说‘下官不职’；那些因触犯国家纲纪而被定罪，不称为触犯国家纲纪，就说‘行事不请’。这五种情况，大夫已经自己确定了罪名，但还是不忍心直接斥责并直呼其名。既然为他们避讳，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羞愧耻辱。因此大夫的罪过，如果在五刑范围内的，听到谴责后，就戴上白冠系上黑缨，盘中盛水加上剑，到宫门前请罪；君主不派官吏捆绑拉扯而施加刑罚。那些有大罪的，听到命令就面向北再拜，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揪头发拖拽而刑杀他们。说：‘您大夫是自己取罪的，我对待您有礼了。’因此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而大夫也不逃脱罪责，是教化使然。所谓礼不下达于庶人，

译因为庶人事务繁杂而不能完备礼仪，所以不要求他们具备完整的礼仪。」冉有恭敬地离开席位说：「这话讲得很美，但我以前没有听说过。」退下后把它记了下来。

译仲弓第三十

仲弓问道：“我听说，极端的刑罚时代不需要政治教化，极端的政治教化时代不需要刑罚。极端的刑罚时代不需要政治教化，夏桀、商纣的时代就是这样；极端的政治教化时代不需要刑罚，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吗？”孔子说：“圣人治理天下，必定是刑罚与政治教化相辅相成。最上等的治理是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制来整齐规范他们；次一等的治理是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禁止他们。刑罚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此处疑有缺文】。如果教化他们却不改变，引导他们却不顺从，伤害道义并败坏风俗，这时才使用刑罚。制定五种刑罚，必须依据天理来裁定。”

颛，是剸的意思；剸，是裁制的意思。用“剸”来记录“颛”的音，古书中这类情况很多。用“女”表示“汝”，用“士”表示“事”，用“〇”表示“缮”，用“尢”表示“邮”，用“宥”表示“又”。《王制》说：“凡是制定五种刑罚，必须依据天理来裁定。”郑康成注释说：“‘论’字有的版本作‘伦’。”简略地看下文说“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以此来权衡”，已经体现了依据人伦来权衡衡量制定刑罚的意思，但还没有涉及到天。凡是制定五种刑罚的原则，应当依据天心来裁定。如果有丝毫与上天不同，那么制定刑罚就一定会有偏差。这是用刑的大要，难道是“论”字写错了吗？

执行刑罚时，罪行轻微也不可赦免

《王制》说：“凡是制定刑罚，罪行轻微也不可赦免。刑罚虽然已经穷尽，内心仍要极其谨慎，直到没有可疑之处，如果必定不可不施加刑罚，必定不可不施加惩罚，那么即使罪行轻微，也不可赦免。如果到了这种地步还赦免，那么做坏事的人就没有惩戒了。”

刑，是侀的意思。侀，是成的意思。一旦形成就不可更改，所以君子尽心竭力。仲弓说：“古代审理诉讼案件，惩罚依附于事实，不依据当事人的内心动机，可以让我听听吗？”

王肃说：“尤，是过错的意思；丽，是依附的意思。《王制》中的‘尤’字作‘邮’，也像‘剸’字作‘颛’一样。尤，是惩罚轻微罪过的意思，事实清楚明白，就施加惩罚，不必再推究其内心，因为惩罚轻微可以略去。如果是大罪，则必须推究其内心，这是古人的意思吗？”

孔子说：“凡是审理五种刑罚的案件，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以此来权衡轻重，裁定轻重的次序，谨慎地测量深浅的程度，以此来区分；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端正自己的忠诚仁爱，以此来穷尽道理。”

本心的端正，自然会有忠诚仁爱。《王制》中“正”字原作“致”。

大司寇端正刑罚，明确法律来审察案件。案件必须经过三次讯问。有指控但没有写在简册上，就不予审理。

《王制》中“指”字作“防讼”，言辞必须写在简册上。没有写在简册上而仅仅口头陈述，防备之意不依附于事实，事实不清楚，就不予审理。

附从轻，赦从重，有疑问的案件就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王制》中“泛”字作“泛”】有疑问就赦免，都通过比照大小案件来定案。

《王制》说：“必须考察大小案件的比照，以此来定案。”郑康成说：“已经执行过的旧例叫做比。”

因此，封爵授官一定在朝廷，与众人共同决定；施加刑罚一定在市集，与众人共同摒弃。古代公家不蓄养受过刑的人，大夫不供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他们，不与他们说话，将他们屏弃到四方，任凭他们去哪里，不让他们参与政事。

与，是“以”的意思？下文说“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也是“以”字作为“与”字记音的讹误。

不想要他们活着。仲弓说：“审理案件，案件定案，是由哪个官员定案的？”孔子说：“案件由吏定案，吏将定案的案件报告给正。”

王肃说：“吏是狱官，正是狱官的正职。”《王制》说：“定案后，史官将定案的案件报告给正，正听取审理。”

正听取审理后，就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听取审理后，就呈报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卿士在棘木之下共同听取审理。

外朝左边有九棵棘树，孤卿大夫在此就位；右边有九棵棘树，公侯伯子男在此就位；前面有三棵槐树，三公在此就位。

然后才将定案的案件，如果有疑问，呈报给君王。君王三次宽恕，然后听取命令并制定刑罚。这是为了慎重对待刑罚。

《王制》说：“正将定案的案件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之下听取审理。大司寇将定案的案件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共同听取审理。三公将定案的案件报告给君王，君王三次宽恕然后制定刑罚。”《周官》中说，乡士辨别狱讼，区分死刑的罪行，每十天在朝廷上由职官听取审理，司寇听取审理，在朝廷上断狱判讼。群士、司刑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议论狱讼。狱讼定案后，士师接受中议，选择日期执行刑杀，示众三天。如果想要赦免，君王就阻止执行日期。遂士则每二十天在朝廷上由职官听取审理，等等。在郊外执行刑杀，各自在其遂地，示众三天。如果想要赦免，君王就命令三公阻止执行日期。县士则每三十天在朝廷上由职官听取审理，等等。各自在其县地，示众三天。如果想要赦免，君王就命令六卿阻止执行日期。从吏到正，到大司寇，再到三公、卿士，层层听取言辞，层层得到定案，直到再次呈报给君王，还以有疑问来说，其慎重对待刑罚的诚意竟然如此深厚。

仲弓说：“禁止的是什么？”孔子说：“巧言破坏法律，逃避名分更改制度，执掌邪道，以及扰乱政事的人，处死。”

与，是“以”的意思？《王制》说：“析言破坏法律，乱名更改制度，执掌邪道，以及扰乱政事的人，处死。”

制作淫靡的音乐，制造奇异的服饰，设置奇特的技艺和器物，以此动摇君主心意的人，处死；行为虚伪却固执，言语欺诈却善辩，学习错误的知识却广博，顺从错误却加以润色，以此迷惑众人的人，处死；假借鬼神、时日、卜筮，以此迷惑众人的人，处死。这四种诛杀，不经过审理。

这四种罪行并非杀人，却必定处死，为什么呢？这在后世

译习惯动乱的时间久了，天下滔滔都是如此，甚至比衰微的周朝时期还要严重，那么固然难以处死。至于古代大治的时候，礼乐刑政完备，君民都安守正道，却忽然出现这四种罪行，那就不可不处死了。百姓都安守正道，却忽然有人作乱，致使君民都失去了正道，开启了大乱的门户，难道能容许不杀吗？所谓“非正”，是说他们大体上是邪恶的。众人的心原本就是正且善的，如今却使他们迷惑、怀疑，那么他们的不正，就可以知道了。王肃说：“不在棘木之下听讼。”

译仲弓说：“那些禁令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孔子说：“这只是其中紧急重要的部分，其余的禁令还有十四项。”

受命获得的服饰、车马，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粥”通“卖”。车马服饰是国君赏赐的，如果卖掉，就是不敬重国君的表现。

玉圭、玉璋、玉璧、玉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宝玉是世间所珍视的，用来祭祀神灵，用于盛大的礼仪，不可以轻易在市场上出售。

宗庙的礼器，不得在市场上出售【道理同上】。兵车、旌旗，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大夫尚且不能私藏铠甲，这些不是臣民日常使用的器物；如果是国家的工匠懈怠职守而私自取用，也是不可以的。

祭祀用的牺牲、黑黍酒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这些不是臣民可以随意使用的物品，本来就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古代大夫可以用索牛，士可以用羊，庶人可以用狗、鸡，但都应当自己饲养以表达诚意，不可以从市场上购买。

兵器、战车不得在市场上出售【道理见上文】。不符合法度尺寸的器具，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布帛的精粗不符合标准，宽窄不符合度量，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不符合法度尺寸，这是败坏混乱的根源，绝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文锦、珠玉制成的器物，雕刻装饰过于华丽，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因为这会开启人们奢侈靡费的心，所以加以禁止。

衣服、饮食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衣服饮食，应当自己制作。如果从市场上购买，会助长人们的懒惰荒废和苟且混乱。

果实不是当令季节的，不得在市场上出售；木材不符合砍伐时节的，不得在市场上出售；鸟兽鱼鳖不符合捕杀时节的，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果实不是当令季节的，不仅对人不利，或者会生病而失去正性，这是人心失去正性的一种表现。如果开了这个头，就会逐渐滋长而不停止。《王制》篇中没有“五木”二字，但现在的工匠仍有“五木”的说法，大概是指柱、桁、梁、楣、桷之类。《周礼》规定仲冬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砍伐不按时节，也是失去正性。《周礼》规定四季的仲月才开始田猎，才获取鸟兽，春天献鳖蜃，秋天献龟鱼，那些获取不按时节，以及捕杀不符合道义的，都称为“不中”。捕杀不符合道义，就是不仁，足以激起人们不仁的心，所以加以禁止。以上都是治理古代社会的法则，后世习惯于混乱已久，不曾回过头来询问这些道理。《尚书》说：“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顿其谋略的只有君主。”《志》说：“尧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匡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自己获得，然后又进一步振奋他们的德行。”《大禹谟》中的三件事说：“端正德行，利用万物，厚养民生，只有和谐。”将这三者和谐统一，大概是将端正德行寓于利用万物和厚养民生之中，即在百姓日常所用中教导他们以正道。自从汉代以来，君臣都不懂得治理之道应当如此，都是苟且之道，所以人心不善，天下多乱，国运不长久。积习日久且牢固，士大夫于是再也不知晓古代治理百姓的道理，他们看待四诛、十四禁，一概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往往认为这些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事。

凡是执行这些禁令来整顿民众的人，不赦免过错。

因为惩罚已经很轻，所以不赦免过错，以防范人心。

**乐山第三十一**

孔子说：“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聪明的人活跃，仁德的人沉静。聪明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后来有一天，子张问道：“仁德的人为什么喜爱山呢？”孔子说：“那山巍峨高耸。”子张说：“高耸有什么可喜爱的呢？”孔子说：“那山，草木在那里生长，鸟兽在那里繁殖，财用在那里出产，正直而没有私心，兴起吐纳风云以通达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滋润，万物因此成就，百姓都享受其恩惠。这就是仁德的人喜爱山的原因。”

这一章见于《孔丛子》。孔子说：不懂得智慧，怎么能得到仁德呢？现在要谈论仁德，应当先谈论智慧。明白了智慧，就明白了仁德。明白了喜爱水，就明白了喜爱山。不明白道，不足以称为智慧。智慧的人所喜爱的，孔子不能详细说，是为了启发诱导学者，不得已只说水。懂得学问的人必定没有领悟其界限，所以又说动，以及它之所以动的界限。孔子又不能详细说，只说快乐而止。参详这三者，也明白可通了。然而自从孔子以来，学者能通晓的有几个？颜回能通晓，所以视听言动三个月只保持一个状态，这个“一”是什么呢？像水一样，流行不息，而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没有思虑没有作为而视听言动四达只保持一个状态，这叫做动中的妙用。不像木头石头那样顽固没有作用，所以特别说动。那些陷入虚空的陷阱，沉溺于静止的泥沼的人，哪里足以知道道？哪里足以称为智慧？智慧尚且没有，哪里足以谈论仁德？人心本来有仁德，但有遮蔽，所以不仁。人心就是道，所以《尚书》说道心。这颗心虚空明亮，实在没有一物。昏昧的人树立自我产生私欲，所以窒塞而不虚空，所以不明亮。没有自我没有私欲，虚空明亮没有边际，视听言动像四季交替运行，像日月更替明亮，这就是道。思考它就失去了，作为它就失去了，所以很难言说，即使是孔子也难言说。然而既然说了喜爱水，又说喜爱山，为什么呢？山上的草木生长，鸟兽繁殖，财用出产，正直而没有私心，兴起吐纳风云以通达天地之间，阴阳和合而雨露降下，恩泽滋润万物，百姓都享受其恩惠。这也是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而流行不息，恩泽滋润万物的道理。只有智慧的人起初明白了道，旧习尚未尽除，每天与万物交往，旧习忽然触动，也就不能不随之暂时动，所以还达不到仁德的人的沉静。所以又取山作为比喻。山也不是仅仅静止而没有用，只是用来区别智慧的人还……

译尚未达到静境，并不是说水自有水的道理，山自有山的道理。也不是说动自有动的道理，静自有静的道理。道只有一个罢了，人自有深浅的不同。道只有一个罢了，孔子姑且区分动静的不同。只有智者才能懂得这个，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能谈论这个。颜回懂得这个了，日月至诚的人懂得这个了。未至诚的人必定不相信。孔子的这些话是为日月至诚以上的人说的，是为万世中极尽道的人说的。唉，真是至极啊！子张提问，夫子只回答说：那山岿然高耸，唉，真是至极啊，可以说到了极致。说话实在，说话直率，用尽告知子张的话，而子张却不领会。那么什么叫岿然？高高者，是高；岿然者，是岿然。这很难解释。孔子说：“天有四季，春秋冬夏，没有不是教化的。懂得这个，就懂得岿然高了。”孔子又说：“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成形，众物显露生长，没有不是教化的。懂得这个，就懂得岿然高了。”孔子又说：“哀乐相互滋生，所以端正眼睛看它，看不见；侧着耳朵听它，听不到。懂得这个，就懂得岿然高了。”圣人的话如此，明白告知而学习者仍然不能理解的，不是孔子隐瞒他的学说。学习者用思虑之心去观察，所以不理解。不树立自我，不起意念，产生私欲则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了。等到子张再次向夫子提问，不得已，虽然说得颇为详细，往往学习者也不能不怀疑。只有智者才不怀疑。如何而种植？如何而繁衍？如何而产出？如何而兴起吐纳？如何而和谐融合？又如何而成就？这没有说法，没有思虑，没有作为。这就叫直率而没有私心，又叫忠信。忠信没有思虑，没有作为。思虑了就不忠信了，作为就不忠信了，就产生私心了，就不直率了。世人把疾速和顽固、不知觉当作不仁。那么知觉就是知，常觉常明就是仁。常觉常明，有什么思虑？有什么谋划？像水，像山，像月，像日。又像镜子，万象全部映照，虚空明亮寂静。又像四季变化，杂乱而没有思虑，没有作为。草木因此种植，鸟兽因此繁衍，财物因此产出，风云因此兴起吐纳，而通达于天地之间，阴阳因此和谐融合，雨露的恩泽因此降下，万物因此成就，百姓因此享用。所以说：“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唉，真是至极啊！

译孔子屡次赞叹水，说：“水啊，水啊！”

孔子对“防备”的看法，前文已作解释。孟子说：“取水有什么可取的呢？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注满洼地后继续前进，最终流向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这是取水的原因。”这是孟子对“防备”的看法，并非孔子的看法。孔子对“防备”的看法，没有本末之分，不是动静之别，不能用言语来说明。他只能说：“水啊，水啊！”终究不能详细说出其中的缘故。孔子是大圣人，尚且不能言说，孟子怎么能言说呢？孟子深信本心的善，但未能完全通达。孔子也曾谈论过水，说：“因为它不停息，普遍给予万物却不居功。”唉，真是极致了！像这样谈论水，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孔子观看向东流去的水，子贡问道：“君子看见大水必定要观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因为它不停息，而且普遍给予万物却不居功。水似乎像德行，它流动时总是处于低洼之地，必定遵循它的规律，这像义；浩浩荡荡没有穷尽的时候，这像道；奔流直下百仞深的悬崖而不畏惧，这像勇；到达容器必定保持水平，这像法；水满却不求取平水器的标准，这像正；柔顺通达，这像明察；发源必定向东，这像志向；流出流入，万物因此变化洁净，这像教化。”

君子观看水，并非既思考它普遍给予万物却不居功，又思考它向下流动必定遵循规律，又思考它没有穷尽的时候，又思考它奔赴百仞深崖而不畏惧，又思考它到达容器必定保持水平，又思考它水满却不求取平水器的标准，又思考它柔顺通达，又思考它发源必定向东。像志向，万物因此变化洁净，像教化。如果观看必须遍览，思考也太过劳累了。而孔子像上面那样说，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心清明，何思何虑？有叩问就回应，各种奥妙自然显现。至妙的境界没有彼此之分，清明不是动静之别，知道它不停息、普遍给予万物却不居功，就明白了。义、道、勇、法、正、察、志、化，都是人为的名词。至妙不能用言语穷尽，学者大多执着于“道”作为整体的名称，把其余的当作枝叶，这就错了。至妙没有精粗之分，没有本末之别，没有偏全之异。提出本末偏全说法的人，都是出于臆测，并非至妙。不停息、普遍给予万物却不居功，是水的至妙。水何必要等待圣人？言说它的至妙，圣人将借用水来阐明人，人都有这种不停息应酬万物却不居功的至妙。孔子说：“心的精神叫做圣。”百姓日常使用这种不停息不居功的至妙却自己不知道。所以接着说：“水似乎像德行。”人们日常的行为，有的称为义，有的称为道，有的称为勇，有的称为法，有的称为正，有的称为察，有的称为志，有的称为化。虽然日常不停息，像日月的光芒，无思无为而万物都被照亮。

子思问道：“事物有形状类别，事情有真假，必须审察，依据什么？”孔子说：“依据心。心的精神，叫做圣。推演数理探究道理，不因外物而怀疑，周全地观察，圣人认为这很难。”

心没有形体体质，德性本来虚灵明澈，像日月照耀，像水镜烛照万物，不必耗费精神，自然能推知，自然能究知。如果精神驰骋于外物，周全细致地观察，即使是圣人也难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劳累就会昏昧。孔子说：“不预先猜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却能预先察觉，这是因为那些欺诈的人善于伪装。”孔子以此阐明人人自有本心的精神，至于预先猜疑欺诈、凭空猜测不诚信，反而会使心昏昧。

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的方向。这说的就是心吧？”

孔子并非推崇操持而轻视舍弃，后学者不理解，于是认为经常操持的人是圣人。不看看那出入没有定时，孔子也没有推崇入而轻视出。言辞坦然，孔子哭颜渊直到悲痛欲绝，却自己不知道，这能叫操持存在吗？背着手拄着杖，微微一笑，这能叫操持存在吗？变化行为，像四季交错运行，像日月交替光明，感应而随即通达，但也未曾不寂静。心，是天下共同认可的，操持它就在，舍弃它就没有，忽然出现，又忽然进入，终究不知道它的方向区域。人心的精神就是这样，只有昏昧遮蔽，自迷自乱，一旦觉悟，本有的精神本有的光明，无需向外寻求。学者不知道，越操持越失去，操持没有益处，舍弃没有损害。推崇操持轻视舍弃，这就错了。孔子说：“心的精神叫做圣。”孟子说：“仁是人心。”孟子又深入论述正心的危害说：“一定要有事做但不要正心。”意思是心无不正，不需要再正，再加正的意思，是还没有明白本心的善。人之所以做不善的事，不是心的罪过，一旦昏昧而受意念驱动，就错了。孔子只告诫学者不要臆测，未曾告诫学者不要有心。这颗心没有自我，只有至神，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不能自知它的方向，何况其他人呢？现在如果只取操持存在，就有方向了，不能像四季那样变化了。孔子为什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推崇操持轻视舍弃，这还是未脱离意念。孟子之所以说一定要有事做，是为了改过，为了除草，不是为了正心。这颗心的灵明，岂容放置意念？孟子这个论断有所由来，大概是从子思那里来的，子思是从曾子那里来的，曾子是从孔子那里来的。然而孟子前面说：“如果得到滋养，没有不长大的；如果失去滋养，没有不消亡的。”接着就说孔

译关于“操则存，舍则亡”的说法，孟子也未能完全避免遮蔽。心没有具体的形体和实质，不能用增减消长来衡量。说心有消有长，仍未脱离意念的范畴。起初显得小而后来显得大，起初显得弱而后显得强，这并不是心本身有小大强弱的区别。此心虚空明澈，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尚且不能用“大”来形容，何况能用“小”来形容？尚且不能用“强”来形容，何况能用“弱”来形容？起初被意念束缚所以显得小，显得弱；束缚一旦解除，所以显得强，显得大。就像日月本来光明，被云气遮蔽，所以昏暗。日月的本然光明，从未丧失。又如镜子积了灰尘，所以昏暗，但镜子本来的光明并未停止。等到灰尘逐渐去除，就逐渐明亮，灰尘完全去除就完全明亮，并非起初光明小而后光明大。光明是同一的，只是灰尘去除的多少、前后的不同罢了。孟子尚未觉悟此心的神妙，本来不能用小大消长来言说，所以误认了孔子“操存”的宗旨，常常以存心、操心来谈论。虽然知道不要刻意端正心的道理，但在此处仍未能完全避免遮蔽。学者未达到通达的境界，所以会有如此杂乱的区别。

译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又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领会并采纳的。”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准则在《孝经》。”孔子依据鲁国的《春秋》进行删改编纂成书，这一切都是为了阐明大道罢了。不懂大道的人观看《春秋》，看到从天子以下都受到贬斥，那些可以宽恕的也不宽恕，那些应当贬斥的也不贬斥，因此怪罪孔子。懂大道的人认为，孔子作《春秋》，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孔子所处的时代，周朝的道统大大衰微，大道长久以来在天下不明，把错的当作对的，把对的当作错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私心杂念横生，异端邪说并起，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天下大乱，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大大阐明大道，在似是而非的细微差别中深刻辨析，将天下后世人的私心杂念全部去除，不留丝毫，以挽回天下后世的人心，使其全部回归大道。因为大道是人心中本有的，有人心就有道，所以《尚书》说：“道心因意念的发动而失去端正，就会变得昏乱。”如果不作《春秋》，那么天下后世的人都将沦为禽兽。自从子路崇尚义气闻名于天下，还曾说：“名分不必端正，这扰乱了父子的大伦常，何况其他呢？”《春秋》的大义仅此而已。明白这个道理而居君位，就是尧之所以为君的原因；明白这个道理而居臣位，就是舜之所以为臣的原因；用这个道理做父亲，父亲就像父亲的样子；用这个道理做儿子，儿子就像儿子的样子；用这个道理做丈夫，丈夫就像丈夫的样子；用这个道理做妻子，妻子就像妻子的样子；礼乐刑政，众善万行，如同四季交错运行，如同日月交替光明，而没有两种不同的道。他说“私下领会”，是谦辞，不是从外面获取，而是从内心获取。这是人心中本有的道，而天地万物都包含在其中，众人都昏昧而孔子独自清明，那么孔子不得不阐明大道以开启人心，这是大义上不可停止的，这是天命孔子作《春秋》，孔子不能违背。《春秋》的大义，只有得道的人才能知晓，只有具备大道和盛德之后才能完全知晓，其余的人只知道大概罢了。孔子的志向就是孔子的行为，《孝经》就是《春秋》，而孔子一定要分开来说，是因为《春秋》的贬斥删削痕迹疑似严厉，有的人不理解就会流于严厉，将逐渐失去本心所固有的慈爱恭敬，所以说：“行为准则在《孝经》。”

孔子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记载在具体的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这是防止人们认为作《春秋》是空谈吗？

孔子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罢了。”孔子说：“仁不能以人多势众来衡量。”孟子说：“国君喜好仁，天下无敌。意思是仁不能以人多来对抗。”

有个小孩子唱着歌说：“沧浪的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孔子说：“学生们听好！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是自己招致的。”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禹商汤周武王世袭，它们的大义是一样的。”孔子说：“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家的，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而我说它们大义一样的，为什么呢？”禹曾经不曾不向天推荐益，但后来天下朝见诉讼的人不去找益，而去找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启在当时，往往坚决推辞，推辞不掉才继承君位，那么启的世袭，就是唐尧虞舜的禅让。至于有扈氏不服从，启不谦让于有德之人，不推辞给益，而去征伐，在甘地交战。孔子在这里也不赞同启，他在《书序》中记载了实情。汤未必不打算把天下让给伊尹，伊尹因为太甲悔过而恢复了他的君位，伊尹按大义应当拥立太甲，那么商的世袭，就是唐尧虞舜的禅让。自从余（指商朝后来的君主）不能让位于有德之人，继位的君主少有贤肖的，百姓遭受他们的祸害，那么这与唐尧虞舜的大义就不同了。

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孔子在卫国寄居在痈疽家里，在齐国寄居在侍人瘠环家里，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的。”在卫国寄居在颜雠由家里，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寄居在我家，可以当上卫国卿大夫。”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有天命。”孔子不高兴。在鲁国和卫国，遭遇宋国桓司马想要拦截并杀害他，孔子穿着丧服经过宋国，这时孔子正处困境，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因为他是陈侯周的臣子。孔子离开鲁国时说：“我走得缓慢啊。”离开齐国时洗米做饭就走【现在《孟子》中“滰”字写作“接”，《说文》说：“孟子说：‘夫子离开齐国洗米做饭就走，滰其两反，浚干渍未也。’字也有写作摬的，接是错字”】孟子说：“离开鲁国走得缓慢，是离开父母之邦的道理；离开齐国洗米做饭就走，是离开他国的道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账目清楚就行了。”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牛羊肥壮生长就行了。”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啊，五十岁还依恋父母。”

众人虽然孝顺，到了年长，大多心思放逸，逐渐不同于幼年时了。舜五十岁，而他依恋父母的心，与幼年时毫无二致。唉，真是达到了极致！这种精纯专一没有二心，就是道。所以舜说：“道心。”文王品德的纯粹，就是这样的。孔子“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也是这样的。孔子说“孝，是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也是这样的。

孟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不被任用，于是参与祭祀，祭肉

译肉没送到，孔子不脱帽冕就离开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为了肉，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为了无礼。至于孔子，则是想以此防止罪行，不愿做苟且离去这种君子所不为之事，众人本来就不理解啊。」

译《论语》说：齐国人送来了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史记》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诛杀了扰乱政事的鲁国大夫少正卯，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卖小羊小猪的人不抬高价格，男女行人在路上分开走，路上丢的东西没人捡拾，四方客人到了城邑不用求告官吏。齐国人听说后害怕地说：“孔子执政，必定称霸，称霸那么我国离得近，会最先被吞并。”犁鉏请求说：“先试着阻止他。”于是挑选国内容貌美好的女子八十人，都穿着彩衣跳康乐舞，有三十驷装饰华丽的马，送给鲁君，把女乐和马陈列在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穿着礼服去观看，再三将要接受，便告诉鲁君用周代的方式游历去观看，整天荒废政事。子路说：“老师可以离开了。”看这个，那么孔子的离开，是因为季桓子接受了女乐，人们说孔子是随便离开，所以趁着祭肉没送到，不脱去礼帽就离开了，那么鲁国的罪过在于季桓子，孔子不是随便离开。孟子的话是对的。

孔子说：“经过我的门而不进入我的屋子，我不遗憾的，大概只有乡原吧？乡原，是道德的破坏者。”

孟子说乡原的话说：“为什么这样夸夸其谈呢？说话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说话，就说：‘古人，古人！’行动为什么孤零零、冷清清？生在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善良就可以了。像阉人那样讨好世俗的人，就是乡原。”孟子说：“批评他举不出什么，指责他指责不到什么。同流合污，迎合污浊的世道，居处好像忠信，行动好像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认为是对的，但不能和他进入尧舜的道，所以说他是道德的破坏者。”张大光说：“《神女赋》‘愿’字读平声，那么乡原就是乡愿，古音大概相通。”

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从夫子那里听到过大勇。自我反省而不直，虽然穿着粗布宽袍，我也不害怕；自我反省而直，虽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前往。”

缩，直。惴，恐吓。用威势压迫人。《礼记》说：“古代帽子缩缝，现在横缝。”

千乘第三十二

鲁公说：“千乘的国家，受命于天子，通达四方疆界，教化书社，遵循灌庙，建立宗主，设置四佐，排列五官，安置朝市。如何做到仁？周通四方疆界，都是所统治的。《周礼》详细记载比、闾、族、党的制度。书社，是党有庠、术有序的称呼吗？学校是政事的大者，都致力于教化。祭祀庙宇首先灌鬯，宗庙祭祀是礼的大者。灌庙，是当时的常谈吗？既然遵循它的礼仪而实行，卿大夫称为主。建立并设立，设置四佐，排列五官，面朝后市，治理的大略都举出了。不知道如何做到仁？”

孔子说：“不仁，国家不能教化。”鲁公说：“怎样叫做仁？”孔子说：“不沉溺于女色，人心未尝不仁。心动而生欲，欲念扰乱清明，所以不仁。”鲁君的大弊病在于女色，所以说。

孔子说【良久而又言故再书子曰】设立妃嫔设置如太庙一样，才中治。中治不相凌犯，不相凌犯那么庶嫔周章退听，静静那么洁净。信在中，朝大夫必定谨慎以防出防谋，事必敬以慎言，长幼小大必定符合法度，这是国家所以崇高的原因。

设立妃嫔设置比喻，如太庙一样。那么有敬爱而没有淫纵，那么中治。中犹内也，没有淫纵那么没有妒忌。没有妒忌那么不相凌犯，不相凌犯那么庶嫔周章退听。那么侍奉君上不凭借美色，而静静那么洁净不乱事理之势。由中达外，其在中朝，信其果能敬爱静正而洁，那么大夫必定谨慎必定敬。长幼小大，必定符合法度。大概有源必有流，有诸中必有诸外。君不迷惑于女色，那么德性昭明，贤能不贤自辨，小人自退听，君子更加敬更加慎。诸侯有出防之事，或派大夫出防有所谋事，必定敬而慎。说话不谨慎，那么导致祸患速败，所以及于慎言。《大禹谟》说：“后能艰难其后，臣能艰难其臣，政乃治，黎民敏德。”治乱安危，在慎不谨慎，敬不敬而已。人有长幼，事有小大，言无不治了。国治那么尊崇。

设立太子设置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显见，辨爵集德，因此母弟官子，都有臣志，不敢援引于外。

孔子既言立妃中治以答为仁之问矣，而又及乎立子设喻，如宗庙社稷，且曰先示其威者，何也？孔子灼见鲁国之势，在君弱臣强，故因言立妃，遂及立子。今之世子，即他日之君，宜及今为之所，何者？凡威势当以渐致，不可亟成，宗社之尊严，盖人情事理之自然，未尝用威而人自尊敬畏服。鲁政在三家，鲁君防弱为日久矣，而况于世子乎？必其衰索沮丧，无复有威明之可畏。孔子之治国，如良医之治病，治其本源，扶其尤弱之处，故设宗社示威之喻。周官诸子之职，国有道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则授

译整顿车马铠甲，编组士兵队伍，设置官吏，用军法来治理他们，这是治理王太子的事情。然而诸侯的太子也大致相同，鲁国虽然偏离正道，但虚礼并未完全废弃，所以孔子借此陈述其事，帮助辨别爵位。爵位与其德行相称，聚集有德行的人，聚集有德行的事。德行是人心共同信服的标准，那么庶弟、官员之子都会臣服于他，没有人敢向外寻求援助。庶弟，是指太子的各位弟弟；官员之子，是指群臣的儿子。当时鲁国多有权势强大的臣子，力量足以援助他们的儿子。如果太子有德行足以使官员之子的心信服，那么官员之子就没有人敢向外寻求援助。从太子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外部；设置官吏就有爵位了，所以说辨别爵位。《孝经》说世代保全爵位俸禄，那么大夫和士都称为爵位。

译大夫和中妇的私下请托都不被允许，这就是用来让五官治理执事政务的方法。政令用来教化百姓，百姓齐一而崇尚善行，所以蛊惑奸佞之人不会滋生，这就叫做良民。国家有道则百姓昌盛，这是国家之所以大为成功的原因。

您之所以能够辨别爵位、聚集德行，本来只有做到无私后才能实现。而君主想要振兴国家、挽救衰败，也根本在于无私。人心之所以信服，是因为公正；之所以不服，是因为私心。大夫和中妇的私下请托都不被允许，那就公正了。公正，就是道。没有遵循道而国家不能治理、百姓不能教化的。当时鲁国公室已经衰微，私下请托又盛行，所以更加衰败；人心更加不服，所以国家更加不振。圣人治理国家，清楚地看到病根所在，就在这里，所以借谈论立子而涉及到这一点。现在想要振兴衰败、起用弱小，只要私下请托不被允许，那么五官就治理好了。执事就端正了。五官，说的是大体；执事，说的是细节。政令端正，通称为端正，也就是治理，也就是无私。端正根本于君主的心，通达于五官和执事，以及百姓。用端正来教化百姓，百姓都归于善行。嘉，就是善。蛊惑奸佞不生，这就叫做良民。国家有道，不只是百姓良善而已，百姓都归附它，所以昌盛。国家大为成功，大概根本在于不接受私下请托罢了。

卿设置得如同大门，大门显赫美好，无论大小尊卑，都合乎法度，开明闭幽，接纳福禄，排出灾害以顺应天道，近处的人安习，远处的人考察效法。君主发布禁令，宰臣接受并执行，按时通达于地，散布于小理。天降的灾祸祥瑞，地下的宝物丰歉，以及百姓共同享受福禄，共同承担灾害，这是国家之所以和谐的原因。

治理国家的急务，没有比善于任用大臣更重要的。所以说卿设置得如同大门，大门必须显赫美好，比喻德行不显赫美好，就不能做卿了。无论大小，无论高卑，都合乎法度，那就是大门了。防止意旨，比喻鲁国的卿权太大、地位太尊，不敢明说，所以寄托于比喻，寄托于隐晦，希望各位卿听到后，或许会有感动而改过迁善。门开则明，闭则暗，比喻君臣之情开通没有疑间就是善，不通和就产生祸患。三家根基稳固不可去除，况且因为君主失政，三家逐渐专权，不是一个人的罪过。现在为鲁国谋划，应当通和，不可疑阻，这就是为鲁国的道。道不可以一端穷尽，只要不利用私心，就在道中；与天相同，就在道中。所以说天道，由此而行则福禄到来，灾害离去。所以说接纳福禄排出灾害，以顺应天道，人物都由门出入，所以借此比喻。闲，是习的意思，卿顺应天道，诚实无伪，近处的人习知而相信没有疑间，远处的人则观察而效法。君主发布禁令，宰臣接受并执行，王朝称为冡宰，侯国只称宰吗，是上卿。君主下令臣子执行，是天道。务农重谷，是政令中最大的，想要教化百姓，必须先使他们富裕，给人充足，然后才可以让他们为善。地，是地政，指农谷。农时最不可失，所以说时礼乐刑政，事情很多。这就是通达于地的，略举大政，不再详细说完。小理，是治理的小事，说大政已经举出，散布于小理，没有不得理的。天灾发生则地下宝物减少，天祥到来则地下宝物丰多。有祥瑞就与百姓共同享受福禄，有灾害就与百姓共同承受灾害，忧乐与百姓相同，不自己丰裕而不体恤下属，那么上下就和谐了。不和谐则祸患将及，这是公室与三家共同担忧的。

国家有四个辅佐，辅佐卿。卿设置得如同四肢，不要轻视事务，不要假借名义，不要加重禄食。凡事崇尚贤能，使知道事务爵位不世袭，官职没有过失。凡是百姓以名位承载能力，以劳力按时进食，以事务成就，建立这些就是用来使百姓谦让的。百姓都孝顺悌敬而安于谦让，这就是用来减少怨恨而祸乱不兴起的原因。这是国家之所以长久的原因。孔子谈论卿很详细，是因为鲁国的政令在卿手中，希望卿听到言论反省过错而改正。再设比喻如同四肢，卿是君主的四肢，就应当君臣如一身，不轻视事务。因为政令在三家，季氏尤其专权势强，所以肆意轻率对待事务。名义上是臣，实际上不臣，有假名而无真实。本性本善，希望听到圣言而内心感动。加重他们的禄食，吝啬于供养士人，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孔子告诫。当时三家如果能崇尚贤能，那么国家治理家庭也安定，使知道爵位称配事务，匹配德行，官职不世袭，那么官职就没有过失。没有不能而获得爵位的，爵位不匹配事务，这就叫做过失。这也是用来暗中感化三家世袭的心，使他们知道羞愧。能也是贤能的总称，四民各不相同，能也不同。看他们承载士的名，就知道能士的事；承载农工商的名，就能农工商的事，时就是如此。以此各自依靠劳力进食，必定要求事务的成立。事务不成立，那么食物就不充足了，困穷了。从上到下，都不可怠慢事务，都不可有名而无实。卿假借名义，那么卿就没有其实了。凡是爵位不匹配事务，那么爵位者就没有其实，没有其实的就怠慢政事。不怠慢不荒废叫做道，怠慢荒废就失道。没有失道而能治理的，没有失道而不乱的。百姓都不乱于事务而食物充足，食物充足则善心容易兴起，所以可以使谦让孝顺悌敬。百姓本有孝心，冻馁逼迫，或许不能安守而或许失去。现在食物充足就安于谦让了。从上到下，都遵循道。安于善就

译怨恨和责备很少被反省，祸乱就不会发生，这就是国家能够长久的原因。国家长久，臣民都能蒙受其福，季孙失去了这一点，所以被家臣囚禁。

译下层不专权，国家就富裕；上层讲道义，国家就安定；长官守礼节，百姓就不争抢；设立神祇并恭敬侍奉，国家就受到尊敬；普遍地关爱百姓，百姓就没有怨恨之心。认为没有宿命论，百姓就不苟且偷安。从前先王确立这六项原则并树立德行，这就是国家兴盛的原因。

权力归于君主，下层不专权，国家就富裕了。当时公室的政权在季氏手中，季氏的政权又在阳货手中，都是下层人掌权，所以国家贫困。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能以私欲穷尽，去除私心杂念，只追随道义，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礼，不过是恭敬罢了。地位有尊卑贵贱，内心没有不恭敬的，礼是道义体现在外在仪节上，制定制度罢了，没有私心杂念。百姓安于礼义，所以没有争斗。当时鲁国的君臣违背礼义的太多了，所以国家不安定，百姓喜好争斗。设立神祇并恭敬地侍奉，诸侯祭祀社稷，祭祀境内的山川，祭祀五祀，祭祀宗庙，上层修明礼敬，那么下层也都恭敬了。当时鲁国难道不祭祀神祇吗？祭祀不恭敬，所以提及这一点吧？当时鲁国的百姓分崩离析，一定不能普遍地关爱他们，而且他们看待本国的百姓与邻国的百姓、天下的百姓有区别，一定不能普遍地关爱他们。道义虽然有远近亲疏的不同，但泛爱是一致的。仁者普遍关爱，所以百姓没有怨恨，天下无敌。当时没有普遍关爱的仁心，所以百姓有怨恨之心。当时鲁国公室衰弱，往往把公室的衰败归咎于命运，苟且偷安、懈怠懒惰，不再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季氏衰弱，往往季孙也把衰败归咎于命运，认为不可改变，苟且偷安、懈怠懒惰，不再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上层的人苟且懈怠，百姓也受其影响，都变得懈怠懒惰。当时鲁国的情况可以考证而知。国家的不安定，都是上层的人自找的。听从孔子的话，本来就可以恢复安定并复兴。这六项都是当时鲁国的当务之急，而说它们本于先王，是因为治国理民的方法，古今是相同的。列举出来，虽然不胜其多，但举出切合时务的这六项，说是先王所确立的也可以。这六项都是用来树立德行的。

设置四位辅佐大臣并授予官职，司徒主管春季，用来教化百姓中不遵循法度的人，当时如果不保全。

当时上面怀疑缺“不”字，百姓中有不遵循典章法度的，就教化他们。春季农事正兴起，最不可失时。担心他们不及时，所以教化他们。担心虽然教化他们，却有不服从命令的。如果服从了，又担心虽然服从命令，却还有不能全部完成的。所以都教化他们。

成人、幼童、老人、病人、孤儿、寡妇按时在四方疆界内互通有无。

成人、幼童、老人、病人、孤儿、寡妇这六类人，有的承担劳役，有的减轻劳役，有的帮助做事，有的安顿住所，有的补充不足，使慈爱幼童、赡养老人、宽待病人、体恤孤儿寡妇，各自有成就他们、适宜他们的方法。四方疆界之内，互通如同一家人。《周礼》大司徒规定：“五家为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使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使他们互相……；五族为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使他们互相周济。”在邦国施行这种方法。

有关闭而不通达的，有烦乱而不治理的，那么百姓就不乐于生存，不利于衣食。阖，是关闭。关闭而不相通，融合四方疆界之内，疆土广阔，百姓众多，有的烦乱而不治理，那么百姓就不乐于生存，衣食将缺乏了。比邻以上，都有长官分别治理。

凡是百姓的储藏，以及山川的神明加惠于百姓的，发动国家功业，谋划斋戒，必定恭敬地防备适时，必定节制历法。巫祝执掌技艺以坚守官职，等待命令而进行祈祷，祈求君王长寿，祈祷百姓生命，以及牲畜、谷物、飞虫、征兆，各种忧虑草木。

百姓的储藏以及山川都有神明。凡是神明加惠于百姓的，国家都祭祀他们。发，是发动。国家发动祭祀之事，功，是功业。谋，是思虑。功业必定经过思虑才能成功。斋戒来祭祀，必定恭敬，参与祭祀的人不止一个，所以必定防备祭祀。必定有其时，其时其礼都不逾越节度。历法之官审定祭祀之日的干支，巫祝之官用来沟通神明，各自执掌技艺以坚守官职，等待命令而行礼。祈求君王长寿是爱戴上级的诚心。祈祷百姓生命以及六畜、九谷、各种忧虑、群虫危害庄稼的，都是所忧虑的，所以说“虞”呢？蜚，是飞。也有不飞而只能征行的，草，是稂莠之类，都祈祷它们。牲畜谷物希望它们全部繁衍，爱民到了极点，其详尽如此。

正值春季三个月，缓施【施用刑罚】生育【刑罚则缓之，唯有生育之事】动作百物，在这个时节有事，祭祀皇祖皇考，朝见八个孤儿，以完成春季的事务。

正值春季天地生育万物，阳气发动，人事应当顺应它，也致力于各种生育之事，动作百物，朝见孤儿必定有恩惠安抚他们，必定是八人，八是木的成数，春季属木，也顺应它。前面说成就成人、幼童、老人、病人、孤儿、寡妇，那么四方疆界之内孤儿必定不止八人，他们的恩惠体恤是均等的，他们朝见的人以应合天数，那么他们的体例不同，那八人难道不是大夫士的孤儿吗？天地人同此一气，应当和顺而没有违背，而且人一身之内不容有二气，必定和同没有违背，而后没有疾病而安平。据此那么诸侯四季都有庙祭，而礼又说：诸侯禴祭就不禘祭，禘祭就不尝祭，尝祭就不烝祭，那么四季只有两次祭祀。按《周礼》春祭叫祠，夏叫禴，秋叫尝，冬叫烝，那么禴不禘、禘不尝的礼，是不同时代的礼吗？诸侯五庙，而这里说“皇祖”，是曾高以上总称为祖吗？

司马主管夏季以教化士人，车

译甲凡士人掌握技艺，评定功劳，修习四卫之职，强健肢体，考核射箭驾车，才武聪慧，善于治理众人、统领士卒，可以在国内作为仪仗点缀，出征时可以作为军队的向导和先锋。四方诸侯的游士，国内贤良杰出的人才，都在这里考察。正值夏季三个月，养育生长秀美的众多事物，此时举行祭祀以供奉皇祖皇考，爵士中有喜庆之事者七人，以此完成夏季的祭祀事务。

译从五家组成一伍开始，往上各级都有长官率领他们。教导士兵时，长官率领伍卒跟随。士兵各自掌握技能，司马评定他们的功劳。大概按次序评定。司马总领其事，四方疆域之内，所有百姓都是军队编制，都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修治他们的教习器具，所以称为修治四方守卫。质，是检验实际情况。既已教习检阅，那么无论是射箭还是驾车，技能都能被看到。既已检阅练习，那么才能、武勇、聪慧，以及能够治理众人的能力，长官的才能都能被看到。那些可以在国内作为表率，出外可以担任将领，能够引导军队的人，都有他们的资质状况可以检验。于是四方诸侯的游士，以及国内的贤者，和其他优秀士人，都可以被举荐考察检阅。那些贤士可以施加庆赏的，授予七人成数的爵位，这是为了顺应天地长养万物之气。

司寇主管秋季，用来听断狱讼、治理百姓的烦乱，执掌权变。

叔向说：“先王根据事情来制定刑罚，不预先设立固定的刑法条文。那么古人不像现在这样，都有固定的法律。所以说：执掌权变，是说根据具体情况定罪。”

民中，凡是不受刑罚约束的百姓，其萌芽本意是为了安定【或“萌”作“崩”，“安”作“要”，不对】，闲散时兴起，不敬而欺惑，愚昧地贪求财贿，六畜五谷称为盗，诱骗居家有君子的称为义，女子专一称为□餝【□者，妖媚也，餝音饰，饰也，谓女专贞而美饰也】，五兵及木石称为贼，以中情出小称为间，大称为讲，用利辞扰乱同类称为谗，用钱财投给长官称为贷，凡是触犯天子禁令的，陈设刑罚制定法度，来追治那些蒙蔽百姓、不遵从上级教化的。

百姓之中，凡是不守法的百姓，其萌芽不善的本意，起初并未达到严重程度，自己不觉其非，安然行之。等到时间久了，放纵了。间或兴起不敬，至于欺惑，憧愚，憧也是愚。愿柔顺之谓音，童作于财贿畜谷之间称为盗，谓欺惑之而潜取之。又有诱引居家之良男女，当时孔子对语之次，尽情详说曰：“彼自居家之中，有君子称为义子，谓循义理之子；有专贞之女，称为□餝，谓美而饰而为贼者，诱导之，取子之财，取女之色。其甚者，有胁取之，以五兵伤之，惧之；或以木，以石伤之，惧之。强取其财色，此大恶，名之曰贼。”记言者虽详记当时孔子所言，而记者不善于属文辞，防不明白，难遽解。然审观则辞情已着矣。又有内情偏爱，小者特出之，谓表之，是谓间大，谓右其小者，使加诸大者，不顺也。又有日日讲习憸利之辞，以乱属类。天下事理自有伦类之常，而憸人以利口巧辞故乱之，是谓谗。舜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者，谓此也。”《易》曰：“正辞者，正此等之辞也。”舜命禹纳言者，虑其或有此等利口乱正之言辞也。又有以财与人而取其长息者，投与也，长去声，谓之贷。右举其大略。凡犯天子之禁，则司寇陈刑制辟，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罔民，非民也。常民不如此，故谓犯禁者为罔民，故追而治之。

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饮食哀乐，平无狱。

自从司徒教导百姓典则，治理农政，百姓衣食充足。司马教导士兵，举荐贤才。司寇又治理那些不受刑罚约束的百姓，大略已举。所以说其居家，大略得三夫之地。其供养也有余，其出而行于道路，其行三人有别而不乱。饮食哀乐，养生送死，安平而无狱。井田之法曰：夫三为屋，一夫百亩，宽以计之。故大略一家三夫，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其无车则人亦行焉，男近右，女近左。故曰三人欤，四则乱矣。

正值秋季三个月，按时收敛。此时有事，尝新于皇祖、皇考。食农夫九人，以成秋事。

农夫多矣，唯食九人者，自近而始，自长而轮次之欤？抑皆食之，取九人异其礼，以顺金气欤？九者，金之成数，秋属金，故数用九，以顺天地之气。

司空主管冬季，用制度来治理土地，事准揆山林，规划平衍肥沃之地，蓄积水流疏导衰下，灌溉以节制四时之事，治理土地远近，以任民力，以节民食。太古食壮之食，攻老之事。

井田、沟洫皆有制度。水之可蓄者蓄之，可行者行之。蓄水、行水，必观地势，先揆度大体，兼用平准之法，以审定高下。又规模其大略，表其平衍水势所注，沃之地蓄水而行之，行于衰下硗瘠之地，以待浸灌之用。度四时所用水而节之，不妄开塞。治理土地远近，以便民居而任其力。言不以大水阻隔，司空治沟洫，与司徒治井田稼穑之事相关联通矣。司空主管冬季，故司水。伯禹作司空，故治水。冬则禾稼尽纳，宜于此时制节民食。民食或不能自节，则必有以节之。愚者不计后，纵口腹之欲

译否则后来就会遭受饥饿。因此在上位的人一定要制定节制的方法。古代圣王考虑得如此详尽，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太古时期并非指三皇五帝那个时代，这一点在下文中会有详细论述。

译公说：“功事不少而糇粮不多乎？”子说：“太古之民，秀长以夀者，食也；在今之民，羸丑以〇者，事也。”

〇者，脇腹枯瘠，肠脏隠然露见，故或谓〇人子肠，或作胔。月令：「掩骨埋胔」。疾智反。凡事从肉者为「月」，而云「人子肠」者，疵、雌二音。以义推之，当通「月令」。郑注云：「肉腐」。

太古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各安其居，乐其官【或作宫室者非】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乐其官。老疾用财，壮狡用力，于兹民游薄事，贪食于兹民忧。

古者虽攻老之事，然而无游民；虽食壮之食，然而食亦有节，不贪食。后世虽老疾用财，壮狡用力，穷民之力也，而有游民，不肯尽心服事，而薄于事；虽不得食壮之食，而上亦不节之，故贪食。大抵治得其道，则每事皆善；治失其道，则每事皆不善。古者任民以事，有时非如后世使民不以时，使民数数，则民不得安其居。古者虽服役于官，而乐之者，以使民有时，民咸信其上也。民虽有移地而居，而不之他国，民犹在国中。

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民劝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暍音谒，热也】冬服君事，不及冻。是故年谷不成，天之饥馑，道无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时，天之饥馑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

古者子生，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男女皆书，名属属谓某之子，某闾某州。此书甚盛，故曰殷书欤？殷盛也。此以气食得节，作事三十而娶。国中自七十以及六十，野自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食人四鬴，或三鬴。士不贰〇胾，庶人耆老不徒食。民皆有时而不妄，故民相劝勉，服事故事功成。夏服君事，不及暍暍，大暑也；冬服君事，不及冻冻，大寒也。其恤民如此，是故虽年谷不成饥馑，而亦道无殣者。今男女之生，其属散而而不收，名不升于公门。是故幼壮老之气食皆失其节，政失节则皆乱作。事不时，使民无时，及饥馑则尽委弃其民，不加恤，民不得以疾死而饿死。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东辟之民曰夷，精以侥，至于大逺，有不火食者矣【侥，坚尧反，健也】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逺，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逺，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逺，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距封后利，先虑久固，依固可守，为奥可久。

孔子因言古者，遂及王者之事，因发明君人者之本职，爱民之至，治其民如一家，敎养之如子。古之王者，至于四方之大逺不火食者，亦养之敎之，而况于国中之民乎？周官职方氏辨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贯利合。方氏掌通天下之财利，除其怨恶，同其好善。训方氏诵四方之〇道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小行人以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古王者之敎养其民如此，故其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休美之地，因寒暑之和。周官大司徒辟其多暑多寒之地，求地中隂阳之所和而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职方氏云豫州其畜六扰皆宜，其谷五种皆宜，其在四方亦各择其国中之休地，中国国中也。诗曰「中林林中也，中逵逵中也」，就彼偏方亦有寒暑之和，其六畜五谷虽不皆宜，亦就其所宜之地居其民，辨其民俗之尤重于此，或轻于彼。民性之刚者，制之使毋过，以暴柔者使之安立，所以敎训和调其侥劲刚戾凡不正之性，不

译因此又调和五味来滋养人的元气，不损害生命，饮食都有节制，使不至于匮乏断绝；役使百姓也合乎时节，以避开偏颇。四方都是偏远的地方，所以说“辟”。至于极远之地有不熟食的人，都加以教化养育，使五方的百姓都有安居和美味的食物，都有实用的利器。所谓实用，是指玉帛、皮革、衣服之类吗？所谓利器，是指釜鼎、盘盂、几席之类吗？凭借思虑周全通达的智慧，远近大小没有不详尽考虑的，凭借诚信的法令，所命令的百姓都相信它。到了衰败的时代，即使有政令下达，百姓也不相信了。又测量土地、规划居民点，建立城郭，设立朝廷和市场，根据土地的宽窄来决定建国的多少，根据可容纳居民的多少来决定居民点的多少，如果土地少而人多，或土地多而人少，都失去了适宜。又观察它是安定还是危险，至于分封建国之后，果真有利吗？距离远近如何？必须先考虑它是否长久稳固，稳固是否可守。建立居民点，一定要在山水深邃的地方，都称为“奥”。现在建立居民点在深邃之处，果真可以长久吗？唉！古代君王考虑百姓如此详尽审慎，没有不周全的。到了后世，大抵只私利自己罢了，对于百姓的安定与否、治理与否，看得也很淡薄了。任凭百姓自安自危，自生自死。建国居民，本是《周官》中大司徒的职责。孔子因公事询问古代的事情，于是涉及大体，而汉代博士却全部归之于司空。大概是观察这篇文字辞意不够详尽审慎的缘故吧。

译能够节制四季的事务，霜露按时降落，正值冬季三个月，草木凋零，百兽蛰伏，五谷必定入库。此时若有祭祀之事，就向皇祖皇考献祭，让六位国老休息，以完成冬季的事务。

节制四季的事务，在王朝则由六官共同承担，在诸侯国则由四辅共同承担。四辅虽然分别掌管四季，但共同处理事务、联合治理，相互关联贯通，各自遵循四季的节律。这实际上是合并了司空、司徒的职责，因此最后专门论述司空掌管冬季事务。应当休息的老人，哪里只有六位？只是因为用六人来行礼，以顺应天地之气罢了。一、二、三、四、五是五行生成的数目，六、七、八、九、十是五行成就的数目。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除了这六位老人外，其他该休息的都休息了。

人们都知道孤寡之人必定不会受到轻视。

司徒成全孤寡之人，所以以孤寡为先，不把他们放在次要地位。

人们都知道有大功劳的人必定会晋升等级。

司马所说的爵士大功劳，大概是由德行而发于事务的。不源于德行，即使偶然有功，也不能称为大功劳；即使偶然有大功劳，只应当厚加赏赐，或者逐步晋升并加以教导，必定不能让他担任大夫。

人们都知道从事劳力工作的人必定会按时休息。

年老就休息，而且服役也有定时。

推而广之，水火进入（家中），就不去顾念了。何况有强敌在前，有君长来纠正呢？公说：“好啊。”

后世也知道体恤孤寡是善行，因而去体恤他们。但诏书只是挂在墙壁上，后世也有因大功而晋升的人，但不能都这样。有的被小人抢夺、诬陷，而无德无功的人却受到上等的赏赐。所以虽然赏赐功劳，但人们不信任。有的躺卧在床上休息，有的不停止行动。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而不劳苦的人却无时无刻不在休息。下属不信任上级，只怨恨上级。这根源在于君主不改正过错、迁向善行。昏庸而不明察，贤能与不贤能不分。不贤能的人晋升，贤能的人退位，政治就混乱了。政治混乱，百姓就怨恨了。

四代第三十三

公说：“四代的政治和刑罚，论述其明察的部分，可以作为法则吗？”孔子说：“为什么呢？四代的政治和刑罚，都可以作为法则。”【四代：虞、夏、商、周】公说：“让我来实行它，可以吗？”孔子说：“不，不可以。”臣希望君主先确立认知，然后去观察所听到的。

认知，就是心里有了解。公虽然听到了四代的政治和刑罚，但没有深入内心，怎么能实行呢？所以希望先确立认知，然后去观察所听到的。

四代的政治，如果君主使用它，那么紧急和缓急将有所不节制。不节制，君主将约束它。约束它，最终将抛弃法度。抛弃法度，就无法治理国家了。

现在没有确立认知就匆忙使用它，那么紧急和缓急将不能处处遵守法度，不能节制，就将约束它。约束就是减少，粗略地实行，不能广泛地实行。不能广泛地实行，最终将抛弃法度。这大概是因为没有深入内心。

公说：“巧匠依靠墨线来砍削，为什么抛弃法度呢？”【公还自认为是巧匠】孔子说：“心里没有衡量，习惯不熟练，因此屡次逾越而抛弃法度。”【狎：熟练】规矩、准绳、钧衡，这是从前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由小及大，由近知远。今天实行它，可以了解古代，可以察知当今，就是这些吗？水、火、金、木、土、谷，这叫做六府，废弃一样不可以，增加一样不可以，百姓共同使用它们。今天实行它，可以了解古代，可以察知当今，就是这些吗？从前夏、商未兴盛时，伯夷说这三帝的政令细微。

大体上人的常情，泛泛听闻不如心里知晓，何况公生长在深宫，忙忙碌碌，虽然习惯听到四代的政治和刑罚，像水浇石头一样，心里实际上不知道。现在公想要实行它，所以孔子希望公先确立认知，从那些细微容易知晓的事情开始，让公心里亲近它们。心里知晓的规矩、准绳、钧衡，是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所以《尚书》说：“统一律度量衡。”《论语》说：“谨慎权衡度量，小的用这个，大的也用这个。”不仅在近处有这个，即使很远也必定知道有这个。这些非常容易知晓的，今天实行规矩、准绳、钧衡，可以了解古代，必定是这样；可以察知当今，必定是这样。这是四代的政治吗？六府废弃一样，增加一样不可以，百姓共同使用它们。这也是四代的政治，今天实行它，可以了解古代是这样，了解当今也是这样。这是有虞氏的政治，伯夷曾经说，这些细微的政令，是三帝的政令。三帝大概是尧、舜和古帝吧？“谓”是言论。即使是三帝也谨慎这些细微的政令，这些虽然非常容易、非常细微，孔子知道公实际上不知道。

公说：“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常常从事讨论政治的大体，用来教导百姓辨析大道，根据时节、地利、人性兴起百姓的阳德，用来教导百姓侍奉上级，服从周室的典章，以顺从侍奉天子，修行政治、勤修礼仪，以交往诸侯。大节没有废弃，细微的放在后面吗？”孔子说：“不，不可以放在后面。”

长国就是君临国家，恒就是常常。公说君临国家、治理百姓的人，常常从事治理、辨析、讨论政治的大体，用来教导百姓，一一辨析明瞭大道，又根据时节治理地利。耕种收获兴起百姓的阳德，五谷增加气力，气属于阳，血属于阴。所以大宗伯用天产来兴起阴德，用地产来兴起阳德。民事就是农事。孟子说播种百谷就是民事。公说：“我又向上服从周室的典章，以顺从侍奉

译天子应当修明政治、勤于礼制，以此与诸侯交往。重大的节操不可废弃，细微之处难道可以放在后面吗？”鲁公的话看似有理，但孔子却坚定地认为不可。为什么呢？德行必须务实，必须切中内心，真正知晓并切实实行，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追求大体而缺乏真实的德行和真诚的心意，凭什么建立政教？现在想要让鲁公切实地触动内心，就从那些细微、容易做到的事情开始启发他，那么鲁公的心才会乐于顺从，真实的德行也就兴起了。

译《诗经》说：“东方有启明星。”（《大东》篇，毛《诗》传：“东方有启明星，西方有长庚星”，指天将亮时，东方有大星。）此时鸡叫三遍，以此兴起众虫活动、飞翔征召的意象，（庶虞，即众虫，解释见《千乘篇》。）于是督促百姓执行农事，百草都变得纯正，土地倾斜以便水流疏导。

鸡鸣时众虫兴起，督促百姓都起来，执行农事工作。百草纯正，百谷生长繁育。纯正和谐，杂草不伤害庄稼，土地倾斜水流疏导，这是修治沟渠的意思。孔子说这些早起做事的话，足以感动鲁公，使其不怠惰。谈论农事，是让鲁公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怠惰，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都是善心。善心就是道心。孔子知道道，所以从最容易的地方启发他。

因此天子穿着盛服在东堂朝拜太阳，以教导恭敬，向天下显示威严。（威严。）因此祭祀彰显对神明的昭示，宴饮彰显慈爱，宗庙之事彰显合乎义理和礼仪，朝廷彰显五官各司其职没有废弛，甲胄武备的警戒彰显果敢坚毅以听命。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士死叫不禄，百姓死叫死。彰显哀痛与爱怜，不失礼节。因此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是从前先王首先施予百姓的。如果君主反而在后，这就是国家失去了根本。

凡是孔子以上所说的，都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容易实行。都是鲁公已经实行过的，但鲁公心里没有深刻认识到这是四代圣王的政治。鲁公心里轻视它，认为它微小，而另外谋求那些大的，看似大却实际空虚，没有真实的德行。只有圣人知道道，非常明白。明白事情有大小，道没有大小，所以就在鲁公已经知道已经实行的事情上，加以阐发。只想切合鲁公的心，说天子穿着盛服在东堂朝拜太阳，以教导恭敬。鲁公的恭敬心就兴起了。祭祀昭示有神明，这很容易知道。宴饮昭示慈爱，鲁公自己也知道。宗庙之事，说明义理应当如此。朝廷上有五官，非常昭明，很容易知道。甲胄武备，鲁公也自己知道不可废弃。其戒备是为了彰显果毅，告诫有司谨慎防备以听命。以上都是鲁公已经知道已经实行的，接着忽然说崩、薨、卒、死，也是用来警戒鲁公，消除鲁公心意放恣的倾向。死者是人所哀痛的，亲属是人所爱怜的。活着就爱怜，死了就哀痛。哀痛爱怜不失礼节，那么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是先王首先施予百姓的，而鲁公所致力追求的，都不及这些，认为它们微小，所以落后了。孔子说这是失去了根本。唉！就在鲁公已经知道已经实行的事情上启发他，如果不是孔子，谁能如此透彻地知道道就在这里呢？

鲁公说：“好啊！”

以上都是鲁公已经知道的，实行虽然未尽，但也很容易知道容易实行，所以说“好啊”。

鲁公说：“您详细地教导我。”

鲁公既然喜欢其容易知道、容易实行，所以又希望孔子详细地教导。“察”是详细切切的意思。

孔子说：“刚才您说的话很好，是成就国家节度的道理。”（“就”或作“执”。）您先从事微小的事情而后达到善，中间完备。凭借您的话可以了解古代，可以观察当今。焕然而兴起，百姓统一开始向善，启发引导君主的人，大都是顺着君主已经知道已经实行的事情，引导他就容易。所以孔子说：刚才您所说的自然很好，是成就国家事务节度的道理。只是您现在先从微小的事情实行，而后达到善。其中却完备，您的话可以了解古代，也是这样；观察当今也应当这样。鲁公切心立知，从微小切实履行实行，然后完备实行您刚才的话，由实心实德而发出，那么焕然而兴起百姓，道心一由此开始，焕然而油然兴起。《诗经》说：“泮奂尔游矣。”音换，“一”者，齐也，皆也。

鲁公说：“这不是我的话。我这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孔子叹息，脸色说：“嘻！您实行道了。”鲁公说：“这是道吗？”孔子说：“是道。”

鲁公听到夫子称赞刚才所说的话很好，就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孔子于是叹息，有叹息的样子，脸色动容，最终发出“嘻”的声音，大概是敬叹到了极点。说：“您现在实行道了。”鲁公惊骇，不知道自己这就是道，问孔子说：“这是道吗？”孔子回答说：“这是道。”唉！太伟大了！如果不是孔子，谁能如此阐发君主的道心呢？自从有典籍以来，没有见过阐发大道如此平易明白的。其他书记载圣人的话很多，道虽然只有一个，但言论因事而发，只有这里明白简易最为突出。这篇记载在《大戴礼记》中，因为所记不精，选择久不行于世，简编散亡，错讹承误，更加严重，于是使大圣人的话明道之深切平易者不行于世，无以开启万世的明道，难道是心外之物吗？人心就是道，所以舜说：“道心。”孔子说：“心的精神叫做圣心。”没有体质，清明没有边际，变化作为，无非大道。只因为随物迁动，起而为意，才开始昏暗开始混乱，开始失去本有的道。道没有实体，意起而为不善，才开始失去。那么举天下的人心，无非是道，只是人自己不知道，不自信，而且人不敢自夸，推善于老师，也有很多，而人自己不认为这是道。何止这一件？凡人只要不做不善之事，那么人人心中都是道。人人都能事奉亲人、事奉上级，都有敬有爱，只要不以私意扰乱，那么道心人人相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

译人们不相信自己啊。唉！怎样才能让孔子的言论和行为在世间流传呢！

译鲁公说：“我未能识别人才，也未能选拔人才。”孔子说：“您为什么不观察人的仪表、审视人的才能呢？”鲁公说：“观察仪表就能明白吗？”（意思是：担心仅凭外表难以看清其内在才能。）孔子说：“可以通过观察其外在的仪表来了解。”鲁公说：“我愿意学习这种方法。”孔子说：“在广阔的平原和大的沼泽中，看到那些高大茂盛的草木，其中一定有奇异的鸟兽栖息。而且草木可以成为财富，如果将其砍伐平整，那片土地就一定适宜种植五谷。在高山上，林木繁茂的地方，一定有奇异的虎豹在那里繁衍。在深邃的深渊和宽阔的大河中，一定有蛟龙存在。民众也是如此。您仔细考察，这样就可以看出人的器量和才能了。”鲁公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意思是：仍然不明白。）孔子说：“一个人表现出众人追随的样子，威严的样子，安详和缓的样子，目光精明的样子，恭敬的样子，像柱子一样安定的样子，像轮轴一样圆转灵活的样子，像首领一样出众的样子，众人归附的样子，深邃澄澈的样子，善良美好的样子，整齐有序的样子，合乎节度的样子，肃穆和静的样子，以及高大庄严的样子。他展现出美好的才德和声音，却不看奇异的事物，面对怪异的事物和命运也不改变志向，舌头不改变气息（即不因惊骇而失态）。您见到这样的人就举荐他，得到这样的人就任用他，有事情就让他去处理，既然让他做事，就一定给他俸禄，既然给他俸禄，就一定给他职位，不要让其他人超越他（以确保他专任其职）。从前虞舜凭借天生的德行继承尧的位置，选拔了十六位宰相，就是这样的做法。”鲁公说：“唉！多么美好啊！您的道理真广博啊！”孔子说：“通过这条途径，我担心您昏昧而不能运用，该怎么办呢？关键在于观察外在的仪表。通过观察外在的仪态，就可以知道其内在了。再说，在广阔的平原和大的沼泽中，看到草木高大茂盛，就知道其中一定有奇异的鸟兽，这是指怪异的事物。比喻人的大才，一定与众人不同。而且高大的草木可以取用为财富，如果将其砍伐平整，那么那片土地就一定适宜种植五谷。这都是通过观察外在仪表的不同，来知道其内在财富的美好。观察高山林木繁茂，就知道其中一定有奇异的虎豹繁衍。奇异的虎豹也比喻人的大才。观察深渊的深、大河的宽，就知道其中一定有蛟龙。民众也是这样，人才也是如此，可以通过外在来了解内在。孔子告诉鲁公观察器量、审视才能的方法，可以说非常重要且容易理解，但鲁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所以孔子又详细说明了人才的样子：所谓‘众人追随的样子’，是指众人纷纷跟随他；‘威严的样子’，是指道德的威严，人们自然敬畏他；‘安详和缓的样子’，是指修养雍容和缓；‘目光精明的样子’，是指英华发于外，自然光明；‘恭敬的样子’，是指恭敬到了极点；‘像柱子一样安定的样子’，是指安定不动；‘像轮轴一样圆转灵活的样子’，是指应对万变如轮轴般圆转无穷；‘像首领一样出众的样子’，是指自己与众人不同，有颖异之状；‘众人归附的样子’，是指众人的议论都归向他；‘深邃澄澈的样子’，是指像水一样澄澈不动，深不可测；‘善良美好的样子’，是指善美到了极点；‘整齐有序的样子’，是指有道的容貌，自然有这种整齐的美好；‘合乎节度的样子’，是指众善变化不一，但一一合乎节度，不乱；‘肃穆和静的样子’，是指和静；‘高大庄严的样子’，是指有高大的德容，而不是子张那种堂堂的样子。唉！道在心中虚空，无所思虑，而光华外显，自然有如此难以言尽的妙处。然而鲁公道心终究没有明白，孔子又担心他可能还没有理解，于是又指着事实告诉他：‘看到才美之色和声音修长者，这些都是声色奇异的表现，众人都去看，而这个人却不去看；面对怪异的事物和命运，众人无不震惊害怕，而这个人却不改变志向。人们震惊害怕到极点时，舌头和气息都会改变，现在他的舌头和气息也丝毫未变。’如上所述，已经详细完备了。您见到这样的人，就举荐他，得到这样的人就任用他。如果有事就让他担任，既然让他担任，就一定给他俸禄，因为您有重赏他人的过失，所以这样说。既然给他俸禄，就一定给他职位，因为您在任用上常有犹豫不决的过失。又说不要让其他人超越他，是想让他专任其职。简要地观察这些，审视才能的才能，只有孔子足以担当。孔子虽然不敢说天下无人，但孔子也自知很少有人能超过自己。而孔子所说的，也是天下后世的公论。所有的才能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参验。全面的才是大才，不全面的才是中才。鲁公听到孔子的话详细明了，逐渐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感叹说：‘美好啊，您的道理真广博啊！’又说：‘通过这条路来观察人，颇觉得有路径可循，但最终仍有疑虑。’所以说‘径径’。又说：‘恐怕不能使用，该怎么办呢？’

鲁公说：“请问图谋德行崇尚什么？”孔子说：“崇尚圣人的智慧。”

所谓圣人，是指无所不通的人，称之为智慧的精华。

智慧是仁德的实质。

智慧达到仁德的地步才算是实质。孔子说：“智慧能达到它，仁德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

仁德是诚信的载体。

仁德作为德行已经很大了，但不过就是忠信罢了。当时大概说：所谓仁德，就是不欺骗的诚信。就是这个东西，没有高深的奇特之处。记录者其文辞略微失真罢了。唉，如果不是圣人，谁能阐明仁道如此平易！

诚信中义为重。

在诚信之中，义是最重要的。鲁公舍弃义而追求利的情况很多，所以这样说。

义是利的根本，舍弃利会招致灾祸。

人们之所以舍弃义而追求利，是认为义没有利。不知道义才是利的根本。起初虽然似乎没有利，但利实际上是由义产生的。所以说：“以义为根本的人，人心都与他，鬼神与他，天与他；而舍弃义追求利的人，人心都不与他，鬼神不与他，多生灾祸。”那么舍弃义的人，就是舍弃了利而招致灾祸。

鲁公说：“唉，话说得太透彻了。”

孔子说得明白，利害关系非常显著，所以鲁公高兴而感叹。

道以天地为本，以民众为辅，圣人崇尚什么？孔子说：“崇尚天德。”

译有地德，有人德，这就叫做三德。」三德普遍施行，于是就有阴阳。阳称为德，阴称为刑。孔子关于信义的论述，阐明大道是非常显著的。鲁公仍然没有觉悟，虽然赞叹佩服他话语的极致，但内心实际上并未真正领会，所以又另外发问。唉！道就是信义罢了，天地也就是信义的大道。鲁公既然没有通达，又问道、天地以及用百姓来辅助这三者，孔子也就顺应他的心意来回答。鲁公认为道就是天地，又治理民事来辅助它，圣人在这三者中更崇尚哪一个呢？孔子清楚地知道鲁公尚未明白天、地、人三才贯通为一的道理，暂且顺着鲁公的心意说「三德」。从具体事迹来看，确实可以说有三者，但孔子不敢有所取舍，而是勉励鲁公普遍施行。鲁公如果真诚地亲身践行，就进入大道了。既然引导鲁公去践行，又阐述阴阳的道理，希望鲁公逐渐明白天地的阴阳，就在鲁公亲身践行之中了。圣人循序渐进、善于诱导就是这样。

译公说：“好啊！我再次听到这样的话了。”

回答说：“再次听到，就知道您还没有通达；通达了，就能贯通了。”

阳德从哪里产生？孔子说：“阳德产生于礼，礼产生于刑，刑产生于思虑。思虑就能在近处节制事务，而在远处宣扬名声。”

礼，是德性的节制和文饰。违背礼就会进入刑罚。刑罚，是用来约束人回归礼的。于是逐渐启发您一贯的道理。刑罚不可以不慎重。所以出于思虑，思虑刑罚就能使事务有节制而不妄为。仁爱的名声能远播。您最大的缺失，在于思虑。前面说确立就能知道它的防备，同样因此谈到刑罚又涉及思虑，又详细地说了。善良而且有声誉。

公说：“好啊！记载事务为什么要这样？”

公知道思虑是重要的了，又问想要把它记载在事务上，那么该怎么办？

孔子说：“用德来监察在位的人。”

应当用德来监察在位的臣子，必定说：德，是光明，不可从其他方面寻求。

用职位来充实，用〇〇来观察功绩，用功绩来养育百姓，百姓因此归附于上。

事务各有〇〇，设置官员不一，充足其事〇，各有事功，事功虽然各〇不同，但都在于养育百姓。君臣同心协力，都专注于养育百姓，那么百姓感念上级的程度应当如何？上尚通，犹君之也。记录这篇的人不善言辞。

公说：“俸禄不可以放在后面吗？”

公本来重视给予士人俸禄，因为圣人的言语启发引导，所以本心逐渐明白。

孔子说：“食物是为了味道，味道是为了气，气是为了志。”

说味道滋养气，气滋养志，明白群臣的志向，所以能成就事业。功禄不可以放在后面。

抒发志向成为言语，发表言语确定名分，名分用来产生信用，信用承载道义而实行。俸禄不可以放在后面。

说公抒发志向成为言语，任命某人担任这个职位，职位职分有名，名分于是确定了。既然任命他担任这个职位，却不给他俸禄，这是不守信，是不义。所以总结说：俸禄不可以放在后面。

公说：“所谓百姓与天地相参，是什么意思？”

古代多有这样的话，孔子前面说三德，也不与此不同。

孔子说：“天道用来观察，地道用来践行，人道用来考察。废弃其中一项叫做失去统绪，恐怕不能长久享有。”公的脸色变得严肃。

天道所观察的是这样，地道所践行的是这样，人道都可以考察观察。这三者废弃其中一项，就叫做失去统绪，失去大体。失去大体而国家不灭亡的，是侥幸。孔子前面对公所说的话，都很平易，而这里忽然变得严厉，使公脸色严肃，为什么呢？不是严厉，而是以实情告诉公，也想触动公的心，触动内心，或许能恐惧而思考如何进入正道。公的蒙蔽，在于随波逐流，无所思虑，所以不知道道。然而所谓观察的是什么？践行的是什么？考察的又是什么？道只有一个罢了，而三种说法是随着人的常情来说的。有一项没有尽到，虽然可以说不知道道也可以。所以叫失去统绪。这话贯通上下，知道道虽然有深浅，如果没有达到完全，有一项废弃，其失去统绪是一样的。孔子的话何止启发公？所以启发天下后世的心。公昏庸愚昧疑惑，不足以谈论这个。然而道没有深浅，虽然自开辟以来，千无一万，无一，倍万无一，至于知道完全的人，又何止于万万无一呢？而且自孔子以来，知道完全的人有几个？然而不离乎所观察的，也不离乎所践行的，也不离乎所考察的，也不离乎前面所说的信和义。天之所以覆盖的在这里，地之所以承载的在这里，人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在这里，礼乐刑政都在这里，而不离乎所观察所践行所考察，那就很近了。只有知道道的人才知道。

孔子说：“君主藏玉，只有慎重使用它。”

孔子看到公，严肃地触动心了。所以又顺势引导他，说这个统绪就在君主胸中，用藏玉来比喻，只是自己不知道，不自信罢了。君主既然自有玉，现在只有慎重使用他的玉。人心就是道，所以舜说“道心”，孔子说“心的精神叫做圣人”。心自然神妙，自然光明，只有放逸而昏昧，所以陷入不善。如果相信此心就是道，而纵欲也不是道。

即使敬慎也不要爱惜。

圣人的话真是至高啊！孔子启发告知鲁君，尽言无余，到这里说：“公的庸俗愚昧，而直接告诉他圣人的大道，是因为人都有道心，起初没有深浅，只有去除人的蒙蔽，不可增加人的蒙蔽。让公敬慎，就足以防止公放逸。然而因此有珍爱他的玉人心，就又失去了。大概珍爱就有心有所留止的意思。孔子每每阻止学者的固执，每每阻止学者的自我。记录的人总写‘绝四’，就是这个。”

百姓也是这样，处理事务没有宽贷，五官有差别，喜悦没有并爱，卑下没有加尊，浅薄没有测深，小没有招大，这叫做楣机。楣机賔荐不蒙，从前舜向尧推荐这个道，尧亲自使用它，不扰乱上下。

百姓也是这样，百姓虽然应当敬重，但不可私爱。孔子不是说百姓不可爱，因为公有姑息，爱他们不按照道。言语没有定法，只以启发蒙蔽。处理事务，没有宽贷。《虞戴德》篇说：“百姓也没有宽贷。”因为公曾经有过度的爱而宽贷他所不可宽贷的，所以补救他的蒙蔽。道没有精粗，事理没有二致。所以在藏玉之后接着说的，就是这个。五官才德有等差，而公对待他们一样，没有等差，那么国家怎么能治理？所以告诫喜悦没有并爱。公又以卑下而加尊，

译喜爱他肤浅的才能，却让他谋划推测深奥的事；因为职位低微，却让他招致重大的责任。“机”是“枅”读音的讹误，而字形也是讹误吗？“楣”是大枅小，比喻大才担任大任，小才担任小任，这是举荐晋升的道理。如果像宾客那样一同进用，没有选择没有区别，岂不是昏暗蒙昧吗？“征”是征验的意思。所说的话在往事中得到验证。向尧征荐这种道理，尧亲自采用，不使上下混乱，这说的不就是诛杀四凶吗？

译鲁公说：“请问关于民众的征兆。”

前面说：这是群臣征验事实的缘故，鲁公在这里因此询问民众的征兆。

孔子说：“不要认为这很难实行。”

因为鲁公自己的德行尚未彰明，还不能识别人，却想立刻求得民众的治理，这很难啊。

鲁公说：“我愿意学习，大概一定能做到。”孔子说：“贪恋美味，不谦让，妨害政事；希望富有，不能持久，妨害政事；羡慕宠幸，借取尊贵，妨害政事；治理民众，厌恶众人，妨害政事；做父亲不慈爱，妨害政事；做儿子不孝顺，妨害政事；放纵耳目，妨害政事；喜好美色而丧失心志，妨害政事；喜好眼前小利，妨害政事；改变立场没有节制，软弱不能自立，妨害政事；刚毅冒犯鬼神，妨害政事；侍奉鬼神超过节度，妨害政事；年幼的不要让他统领众人，好胜的人不要与他亲近，依附的人不要与他谋划，放荡的人不要与他交往，侥幸的人不要与他共事。”臣听说，不推荐人才，不是侍奉君主；君主听到了，不任用，就会扰乱自己的德行。

右边所列的都是鲁公的过错。希望富有而不能持久，是没有坚定的志向。羡慕权贵宠幸自己，想借取权贵的权势，而不能自己多求福分。既然说治理民众，却又厌恶众人，往往在民众聚集的时候，就不高兴。对父亲不孝顺，是在考庙墓前看到的吗？还是在言笑之间看到的吗？丧失心志，是荒淫而昏乱吗？多变以顺从别人，而没有节操坚守。舍弃自己顺从别人，有什么害处？鲁公却昏庸愚昧，有所听闻就改变以顺从，后来有所听闻又改变以顺从，而不加审察详究，轻率改变而没有节制。大抵软弱不能自立，既然刚毅冒犯鬼神，又有超过节度来侍奉鬼神的事情，任意妄为的样子，可以看到了。年幼弱小的不要让他统领众人，因为鲁公曾经让年幼弱小者统领众人。鲁公又曾经亲近小人之中的好胜者，所与之谋划的，都是顺从鲁公心意的人；所与之交往的，多是放荡之徒。君主听到了却不任用，那么君主就自己扰乱了自己的德行。

臣将推荐那些简朴的人，大概人有可以知晓的地方。容貌神色声音在众人中有美好的，其中一定有美好的资质。容貌神色声音在众人中有丑恶的，其中一定有丑恶的资质。这就是伯夷之所以后出的原因。

孔子前面所说的知人之道很详细，鲁公既然没有深刻理解，所以这里又进献简要的说法：观察他的容貌神色，在众人中，觉得他独有美好，就知道他其中一定有美好的资质；在众人中，觉得他有丑恶，就知道他其中一定有丑恶的资质。伯夷前面说三帝的微妙，后面也说这个观察人的方法。

孔子说：“伯夷说：‘建立国家，建立政事，修治国家，修治政事。’”

这也是引用伯夷的话来进献，说想要建立国家就必须建立政事，想要修治国家就必须修治政事，说要用心，建立修治不可无为而止。伯夷用这个进献给舜，孔子现在用它进献给鲁公。虽然圣人和愚者不同，但伯夷的话也正中鲁公的毛病。鲁公的蒙蔽，在于没有确立智慧，没有切近内心，没有亲自用心修治。孔子前面已经屡次说，这里又符合他的心意，意思是不可泛泛悠悠，就应当用心修治。

鲁公说：“好啊！”

《虞戴德》第三十四

鲁公说：“过去有虞氏尊崇德行，为什么深思熟虑？为什么达到高远的境界？从哪里取得？”

鲁公听说有虞氏的盛德说：“戴是尊崇他的德行吗？是当时的常言吗？还是流传讹误呢？”鲁公问：“有虞氏的德行，为什么深思熟虑而得到？这高远而不可及吗？从哪里取得这个？”这问知道鲁公没有得到。

孔子说：“君主已经听到了，只是我没有更多可以补充的。君主所听到的好像没有完成。鲁公的蒙蔽，在于泛泛听闻而没有切近用心，不在于其他。所以不再说其他的话，只是分散鲁公的心。但这也不是欺骗鲁公。鲁公的未知，就是孔子的知，就是有虞氏的德行。这只有知道道的人相信这个，所以说：‘我也没有更多可以补充的。’就像这样，只是鲁公虽然听到了但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是因为鲁公没有切近用他的心。”

黄帝羡慕遵循它说：“明白地效法天，明白地施行教化于民众，实行这个以上明白于天的化育。事物必然兴起，所以民众听命而不改变。”

因为鲁公刚刚已经问说：“从哪里取得而不知道呢？”而孔子因此肯定他说：“我没有更多可以补充的。”又说：“黄帝也羡慕遵循这个。”唉！如果不是孔子深明大道，何思何虑，疑信一致，正实无余的妙处，怎么能达到这个？又举黄帝的话说：“明白地效法天，明白地施行教化于民众。”孔子解释说：“实行这个以上明白于天的化育。”这是说就是君主所听到的，就是天的明白，就是所施行的教化。黄帝所谓“效法天明白”的很明白而没有疑问，“施行教化于民众”的也很明白而没有疑问。所以没有疑问的，是不动于思为，融融怡怡，自然不见天人有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就是这个道。天之所以运化无穷的，就是这个。孔子又说：“凡物必然由这个而兴起，天地万物确实没有二道。”所以民众都听命而不改变。所以都听命而不改变的，是因为民心所同然的，就是这个道。鲁公虽然没有通达，孔子就用这个启发他，人心自然灵明，希望或许能通。当时孔子对答很明白坦夷，所以鲁公就明白说：“好啊！”因为记录的人不善于组织语言，所以人们常患难懂。

鲁公说：“好啊！用天教化民众，可以施行吗？”孔子说：“可以啊！虽然可以，

译如果不遵循这个途径，就无法从上面明白为什么要执行刑罚。”

鲁公既然听到了用天道教化百姓的话，就问百姓和天可以并列等同吗？孔子说：可以啊！百姓虽然可以与天并列，但如果不通过这个途径从上面明白天道，不遵循天道，胡乱行事、违背常理，这就是导致执法官员执行刑罚的原因。道虽然只有一个，如果失去了它，就是无道，严重的就会犯下大罪。说这些话是为了防止小人无所顾忌地偏离中庸之道。

译父亲对于儿子，是天然的关系；君主对于臣子，也是天然的关系。有儿子不侍奉父亲，有臣子不侍奉君主，这难道不是违背天道而倒行逆施吗？所以，有儿子不侍奉父亲，是不顺；有臣子不侍奉君主，必定要遭受刑罚的顺承。这是上天制定的刑律。

孔子在这里更加阐明了道就是天，又阐明了不侍奉父亲、不侍奉君主是违背天道，又阐明了违背天道必定会遭受刑罚，那么公（指鲁公）的天性大概会逐渐明朗，人欲大概会逐渐消解了。因此说制定刑律，也必定要顺应天道来用刑，而不同于天心必定偏私、必定滥用的情况。

大地生长万物，所以圣人教化百姓，是遵循天道而尊崇地道。大地能够运用百姓的德行，因此高远的举荐不超过天，深沉的思虑不超过地。质朴明智而喜好仁德，能够运用百姓的力量。这是三帝（或作三常）的礼制。

《四代篇》：三帝，有的版本写作三常。这里的三帝，也是三常的误写吗？

光明而名声不困顿【“明”字上面怀疑还缺一个“礼”字】，礼制丧失就会败坏，名声丧失就会昏乱。

孔子逐节阐明人事，就是天道。于是又说大地生长万物，阐明大地也是这个道。当时对话的言辞，必定不止于此，情状必定非常明白。记录的人不善言辞，不能完全写下来，或者遗忘脱漏了言辞，恐怕不是很明白。比如“而”字通用，前面已经多次见到。遵循天道而尊崇地道，并不是天地有两种道。能够运用百姓的德行，就是天地之道。如果有两种道，就无法成为三才了。遵循就是尊崇，就是运用。高远的举荐不超过天，深沉的思虑不超过地。那些浅薄的人喜欢谈论六合之外，不知道道没有内外远近。所以不必向远处外面寻求，只要所知的质朴真实而喜好仁德。仁德没有别的道，就是明智的常态不昏乱。这样就能运用百姓的力量，接受天命而没有遗漏，因为遵循道而行，征收十一的赋税，劳役不超过三天，所以百姓乐于接受。这就是古时候三帝的礼制，礼制光明而名声传播不困顿，就播行于四方了。礼制丧失就会败坏，名声丧失就会昏乱。正因为昏乱所以名声丧失，也就是没有名声，知道它必定昏乱。

所以上古不避讳，是端正天明的表现。天子的官职四通八达，是通正地事的表现。天子手持玉珽，诸侯手持玉荼，大夫佩戴竹笏，是端正百姓德行的表现。收敛这三者而一举施行，头戴天脚踏地，来顺从民事。

上古不避讳，能够接受群臣的劝谏，这是端正天明的表现。说的是就是天清明的道。天子的官职四通八达，分职虽然多，都是地事。地道，就是臣道。《周礼》典瑞说：“王插在大圭”，《玉藻》说：“天子插着玉珽，方正于天下。”诸侯的玉荼前端弯曲的样子类似，所以用它作为名称吗？君子把德行比作玉，方正的道，屈逊的道，竹笏正节的道，都是用来端正百姓的德行的。合并这三者而一总举之，说：“头戴天脚踏地，没有别的作为，一以顺从民事而已。”民事都是端正德行。前面只说德行，担心或许又说事。公既然知道用天道教化百姓，天人整齐的大略，孔子又每阐明三才一贯的道，于是又一归诸民事，担心公向远处寻求。

天子向诸侯宣告朔日，遵循天道而恭敬地施行，用来向天下示威严。诸侯向天子进贡，遵循名籍来效法地的实质。所以不到，必定诛杀。诸侯相见，卿作为分界，用来教化士人完成使命，仁者守防。朝见天子，天子在每年二月在东郊筑坛，树立五色旗帜，设置五种兵器，具备五种味道，陈列六律，品奏五声，听明白的教化，设置离偶，树立大侯，规画鹄形，竖立器物。九卿辅佐三公，三公辅佐天子。天子登上位置，诸侯各自带着自己的属官就位，于是升诸侯。诸侯教化的士人，教化的士人拿着弓夹着箭，作揖谦让而升，踩着器物射向地面，心端正脸色容貌正，适时来效法技艺，适时有庆贺，以地不时有谦让，以地。天下有道的表现，是有天子存在；国家有道的表现，是君主得到其正；家庭不混乱的表现，是有仁父存在。所以圣人教化百姓，用近而可见的，考察远而明白的。天事叫做明，地事叫做昌，人事叫做比。两者都有庆贺，违背这三者，叫做愚民。愚民叫做奸，奸必定诛杀。所以天下平定而国家治理，百姓也没有懈怠。处在小位不约束，处在大位就治理，人多就聚集，人少就谬误。祭祀就得到福，征伐就顺服。这只有官民之上的德行。

天子向诸侯宣告朔日，遵循天道而恭敬地施行，用来示威严而不可违逆，也是这个道。诸侯向天子进贡，遵循名籍来效法地的实质，也是这个道。不到必定诛杀，也是这个道。诸侯卿作为分界，什么卿守？什么卿行？用他们所教化的士人完成使命，仁者守国，守国至重，必定选择仁者，凡此也都是道。他们朝见天子，天子在每年二月在东郊筑坛，树立五色旗帜，设置五种兵器，具备五种味道，陈列六律，品奏五声，听明白的教化，也是这个道。离是偶。《易》说：“离，丽也。”《礼》说：“离坐离立者，谓偶坐偶立也。”天子六偶，诸侯四偶，设置立离偶，抗张大侯，鹄为规圆之形，竖立其物。九卿辅佐三公，三公辅佐天子，天子登上位置，诸侯各自带着自己的属官就位，于是升诸侯及诸侯教化的士人，教化的士人拿着弓夹着箭，作揖谦让而升，踩着器物射，心端正脸色容貌正，适时来效法其技艺，都是这个道。时是也。时是音近而记录的人或许不同吗？时者，礼容

译不要失去中正之道，因为中正之道是丰富多产的。所以有喜庆之事与土地相关，不合时宜的就不算正确；所谓礼仪容貌失去中正，所以有谦让之事与土地相关，所谓削减它，是说诸侯不能教导士人。大射礼是用来练习礼仪、观察德行的，废弃礼乐就没有德行，这是动乱的根源。所以先王对此谨慎而严厉。天下之所以有道，是因为有天子的存在。天子有道，所以天下臣服于他。如果天子无道，天下就会背叛他，不把他当作君主。国家之所以有道，是因为有国君的存在。国君有道，全国都臣服于他。国君像鲁国那样，可以说他没有君主。孔子为他隐讳，只是泛泛而言，又转换辞令说：“君主得到政令，家族不乱，因为有仁爱的父亲。”这三者也都是道。遥远而光明的，是天。圣人教化百姓，近处可见，通过近处可以考察远处。这是因为道没有两种。在天就说，在上清明；在地就说，生物繁盛昌茂；在人就说，与这两者相配。喜庆，是指礼仪容貌没有过失而中正多产，所以有喜庆。前面讲到射礼，所以借此来说，其他正当的事情也是如此。天下没有两种正当，没有两种道，这三者是一体的。违背这三者，就是违背道，这叫愚民，愚昧就会生出奸邪之道。所以必须诛杀，诛杀那些违背道的人。诛杀奸邪就正当了，因此天下太平而国家治理得好，百姓也没有懈怠。《四代篇》也说：“做事不懈怠，如果因公纵容奸邪，宽贷那些不该宽贷的，就会危害治理。”道所以常常被提及，不宽贷奸邪就正当，是因为遵循道而行。道没有大小之分，所以无所不利，所以处在小地位不狭隘，人们都归附他；处在大地位就治理得好，处在众人之中就众心归集，处在少数之中就人心和睦，缪睦也是和睦的意思。祭祀就接受福佑，征伐就使人臣服，因为他得到了道，所以无论到哪里都不利。这是官员和百姓的最高德行。官就像君一样。唯，是语助词吗？还是就是“为”字呢？

译公说：“夏、商、周三代相传，必定要更改制度典章，这是道理吗？”孔子说：“不是。谋略与德行在于保全，保全那些在前代昏乱中的百姓，以小国继承大统，以此来改变百姓的观瞻。”

公泛泛地问这是不是道理？问得不切中要害，所以孔子说：“不是。”这并不是说这不是道理。道理体现在人身上叫做谋略，又叫做德行。开创大业的大政，既然已经使百姓得到保全，又更改制度典章来保全他们，所以说“保全”。保全，虽然说是人心都归服，但天下难道没有异己之物散布吗？在人心疑惑不定、未安定的时候，新的政令已经颁布，人们不得不遵从。一旦遵从就安定了，这是安定乱世、保全百姓的深谋远虑。因为前代有昏乱，圣人以小国继承大统，所以更改制度典章，用来改变百姓的观瞻。示就是视。

公说：“您教导我真是好啊！”

感叹孔子教导我的明察详尽。

孔子说：“我对于君主，要么不说话，说话就一定详尽；对于其他人就不是这样。”公说：“教导其他人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不，我不能那样做。”

君父是最深厚的情义，哪里是其他人能比的？孔子说“不”，是说不能像对君主那样详尽。对于其他人情义较轻，所以不能详尽告知。

从前商朝的老彭和仲傀（此处怀疑缺“曰”字，傀音姑回反）关于政事的教导，大夫关于官职的教导，士关于技艺的教导，庶人。

说的是在搜田时，寓含军政，教导武事技艺。

发扬就抑制，抑制就发扬，用德行来维系，不专门依靠言语。

这三者的教导，虽然不同，但教导他们达到中道则是相同的。发扬就会太过，所以必须抑制；抑制就会不及，所以必须发扬。都使他们不失去中道。大概中道就是德行，不中道都是人欲。缀，是不断绝的意思。抑制和发扬之所以能维系德行，使德行不断绝。不曾专门依靠言语来教导百姓。

让庶人依靠言语，就像用夏后氏时腐烂的袍服一样。穿着它出行不能越过国境，人只能用德行来教导，不能专门用言语来教导。如果专门用言语，人一定不服从。所以让庶人依靠言语，就像使用夏后氏时腐烂的袍服一样。穿着这衣服出行不能越过国境，立刻就会破败。比喻其不可行到了极点。祔，大概是“腐”字的讹误吧？懐，大概是“坏”字的讹误吧？

公说：“好啊！我则是问政，您却事事教导我。”

公说：“我则是问政，您却事事教导我。”公还不知道道没有两样。他把事和政分裂为二。

孔子说：“您问的已经参合了黄帝的制度，这是大礼啊。”

孔子知道公还没有明白，又举起初问来启发他。初问就是黄帝慕循之道，说公已经听到了，这是大礼，不必另求别的了。

公说：“先圣的道理，这个最美吗？”孔子说：“这个最美。虽然有其他美的，必定偏属于这个。昭示上天的福佑，用吉祥来迎接；兴作大地的庄稼，用制度来使其昌盛；兴起百姓的德行，用坚守来使其长久。”公说：“好啊！”

公问先圣的道理，唯独这个最美吗？孔子说：这个最美，其余虽然也有美的，必定是偏颇的，也都统属于这个。唉！圣人的话真正确切。即使像公这样昏庸，孔子也没有轻视他。就在公起初发问、怀疑未决的时候，就称赞他好，大大地称赞他。大概孔子深明大道没有疑惑，相信无需思虑，所以顺势引导他。道本来没有偏颇与全面之分，公既然没有透彻理解，还区分彼此，所以孔子告诉他其他的美都是偏颇的，都统属于这个，那么彼此也就统一了。公问话还存疑，而孔子就称之为黄帝的道理，其余都是偏颇的，正是以道没有两样为故。道没有偏颇与全面之分，因为公分裂了彼此，所以开始说统属于这个，以统一之。孔子谈孝，就说：孝，是天之经，地之义。谈礼，就说：礼本于大一，分为天地，名称虽然不同，但实质是一。孔子在这里正尊称公所问的，不必另求，所以其余所称的都是偏颇的，没有不可的。最不可执着一端、固定不变的说法，不可推移的，都是拘泥于名相，不知道实质的。孔子也曾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明白了这个，那么物物都是根本，事事都是实质，本末偏全的名称，暂且因人而言，起初并没有两样。孔子在这里又赞美此道的美好，说此道可以昭示上天的福佑，就有吉祥可以迎接；可以兴作大地的庄稼，百谷蕃昌的，这实在是制度兴作的结果；可以兴起百姓的德行，说用坚守来使其长久的，是因为人情大多勤始而怠终，何况公更是如此。前面说愿富而不久变，从无节制，那么公的情状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最终勉励他。孔子每次提到公，每次称赞他好，是因为公的心意明白无疑。而从《千乘篇》、《四代篇》以及这篇《虞戴德篇》，都取自大戴所记载的，言辞多不明白，人难以立刻理解。假使当时孔子的话如此，那么怎么能明白公？公每次称赞好，简略考察大戴所记其他篇与《家语》相同的，知道戴记不失真，没有剪截就文失意的毛病。《家语》则很有这种毛病。由此看来，那么从《千乘篇》以来多不明白的，是记录者不善属辞，而其本语则保存。现在静心思考，大意未曾不明著于简册，于是反而喜欢这记录不失本真。

诰志第三十五

公说：“诰志不要荒废，以防备百姓违背道义。斋戒必定恭敬，防备时令必定节制。牺牲必定完整，斋盛必定洁净。上下祭祀，内外没有失节。这样可以减少怨恨、远离灾祸吗？”孔子说

译孔子说：“我不知这能否减少怨恨。”鲁公说：“那么用什么来侍奉神灵呢？”孔子说：“用礼仪来防范并顺应时节。百姓看到礼仪，那么上下级之间就不会互相攀附。不攀附就会安乐，安乐就没有忧虑。这样怨恨就减少了，动乱也就不会发生了。礼仪防范四季，四季的孟月、季月，五种牺牲，五种谷物，顺次而至，一定要符合时节。我不知这能否远离灾祸。”

“诰”是用来告知臣民的法令，“志”是用来记录各种事务的书册。鲁公所说的“诰志无荒”，是兴起并考察以防范违背道义的行为。凡是政事中合乎道义应当施行的，又要斋戒恭敬。凡是四季按照礼仪防范而不失时节，牺牲完整没有残缺，斋戒的祭品一定精洁。上下祭祀，以及内外都不失时节，这样可以减少怨恨、远离灾祸吗？而孔子说“我不知这能否减少怨恨”，为什么呢？鲁公的话大体也是好的，但他的内心却没有实际的德行，失去了根本。怎么能减少怨恨呢？怨恨如果不减少，灾祸能远离吗？孔子并不是认为鲁公所说的礼义之事全都不对，只是鲁公实行礼仪未能让百姓看到礼仪，从而使上下不互相攀附。没有攀附上层的心，那么士人和百姓就能安守本分而没有贪欲，就会安乐，安乐就没有忧虑。这才是实际的德行，不是鲁公所能做到的。这才是减少怨恨、制止动乱的方法。礼仪防范四季，或是四孟，或是四季，五种牺牲，五种谷物顺次奉上而至，一定要符合时节。违背这些并不是远离灾祸的方法。

译公说：“那么，要达成这种境界，该怎么做呢？”孔子说：“智慧与仁德相融合。这样天地才能化育完成，天地化育完成则万物顺应时令，万物顺应时令则百姓财物充足。”

万物顺应时令，是指万物生长有序吗？是指聚集吗？还是指相似？相似就是叙述。次序叙述都足够吗？

百姓财物充足，就按照时令劳作，按时令劳作就有节制，事务有节制，用有节制的事务来动员众人，就有准则；有准则来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勤勉；勤勉就有功效；有功效百姓就没有怨恨；没有怨恨君位就能世代继承；世代长久，只有圣人能做到。所以，政令是用来胜任众人，而不是用来凌驾众人；众人是用来胜任事务，而不是用来伤害事务；事务是用来安定百姓，而不是用来防备百姓。所以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并不是灾祸，而是福泽绵长。

智慧的人懂得大道，仅仅有知识并不能完全体现大道。孔子说：“智慧足以达到它，但仁德不能保持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大道没有两种，但人有完全体现和不能完全体现的区别，所以世间有“仁”与“智”的名号。孔子因为世间有这两个名号，所以说：“融合智慧与仁德，大道就没有不能完全体现的了。”天地凭借这个大道而化育完成，天、地、人三才都遵循这个大道。人如果失去了大道，乖戾之气就会触动天地，所以阴阳寒暑失去节制，万物就不能顺应时令。智慧与仁德融合，常常觉悟、常常清明，不与天地之气乖戾，那么万物都能顺应时令，百姓财物就充足。百姓财物充足，然后就可以让他们按照时令劳作，这样事务就有节制而不妄为。用有节制的事务来动员众人，就有准则。准则，就是法则的意思。有准则来役使百姓，百姓就乐于服从，互相劝勉，就有功效。有功效百姓就没有怨恨，没有怨恨百姓，国君就能世代长久。世代长久的是圣人。“唯”字是“为”字的讹误吗？还是语气助词？所以政令是用来胜任众人，胜任众人，而不是凌驾众人。众人是用来胜任事务，而不是伤害事务。那些使用众人却败坏事务的，是因为没有得到众人的支持。国家有事，都是为了安定百姓，而不是防备百姓而忽视他们，使他们劳苦。所以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百姓，并不是灾祸，而是为了福泽绵长。“长”读去声。现在俗语说“盛有”。想要让百姓见到礼制，而上下不追溯其根本，根本就在于智慧与仁德的融合。智慧与仁德融合，那么天地尚且能化育完成，何况是人呢？

我听说周太史说：“改变不遵循天道，不顺应人情，那么凡事就容易败坏而难以成功。智慧与仁德融合，就是天道。”

虞史伯夷说：“明”是孟，“幽”是幼。

“明”音萌，“孟”音防，转而实际相同，都是指同类。天清而明，地幽而阴，这就是人事中的孟、幼、雌、雄。

明、幽、雌、雄，也就是孟、雄、幼、雌。雌雄交替兴起，顺应至正的道统。太阳归于西方，从东方升起光明；月亮归于东方，从西方升起光明。

大道至近，至易，至简。人事就是天道。鲁君虽然极其昏庸，孔子每次都用大道启发他。以道即事，事即道，不必深求而远索。天下事物，不是孟就是幼，不是雄就是雌。阴阳交替兴起，互相作用而顺遂，那么无非是至正的道统。就像日月交替兴起，天与人没有两样，而人自己却怀疑。

虞夏的历法正统，建立在孟春。这时冰融化，冬眠的动物苏醒，百草开始生长。瑞雉没有散去，万物于是年年丰饶。

权舆是开始的意思，百草在春天开始生长，当时有瑞雉，没有散去。虞夏之时，每年春天都有瑞雉，万物于是都丰饶，年年都是这样。

生于东方，顺应四时，终结于冬天。正当其时，鸡叫三遍，天就大亮。皇帝乘坐青色车驾，遵循十二个月的节气，终结于丑日。月亮构成岁历，两次闰月以顺应天道，这叫做虞汁月。

《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天子驾苍龙，载青旗。仲春、季春与孟夏相同，则驾赤骝，载赤旗。仲夏、季夏之季，称为中央土，驾黄骝，载黄旗。秋三月，驾白骆，载白旗。冬三月，驾铁骊，载黑旗。历五年两次闰月，“汁”音协。这叫做有虞氏协时月典吗？

天说：我之所以作为，是因为太阳，人们仰戴的是天。地说：我之所以作为，是因为太阳，人们侍奉的是地。人说：我之所以作为，是因为快乐，人们嬉戏的是民。百姓的动能，不远离他们的本分。百姓的悲色，“悲”是“妃”的讹误吗？也像明、孟、幽、幼一样。

不远离他们的德行，这叫做表里如一。时节合宜，万物生长，而繁荣昌盛的道理就是这样。

人说：天之所以作为而明亮，是因为有太阳和没有太阳，那么天就没有理由明亮。人说：地之所以作为而万物昌盛，又难道不是因为太阳的阳气吗？没有阳气，万物就没有理由昌盛。所谓的人，其日常所为不过是为了作乐罢了，都是追求快乐。他们之所以能作乐，也是因为有了太阳。没有太阳，就完全处于暗夜，怎么能作乐呢？凡是不忧愁的都是快乐，嬉戏无忧，就是快乐。孔子谈到这些，极其平近，人们非常忽视，而实际上是大道。自述虞、夏历法，自孟春冰融化，冬眠动物苏醒，百草开始生长，瑞雉没有散去，万物于是年年丰饶。又泛言生于东方，终结于冬天。又言虞汁月的制度，鸡叫三遍，天就大亮，皇帝于是乘坐青色车驾，顺应春气。他遵循十二个月的天气，都有节文，终于丑月，于是成岁。那无穷的闰月，都是两次闰月，都是为了顺成天道。又纵言及于太阳的功效，说天因太阳而明亮，又接着说人仰戴天，说地得太阳而昌盛，又接着说人侍奉地，指稼穑之事。孔子泛言杂言，多不切实际之事。其后总说：大道就是这样。唉！不是圣人谁能发明大道，坦荡平常，不神秘到如此程度。其间说百姓的动能不

译疏远那些事务，百姓的喜好就不会疏远那些德行。又说：顺应时势，使万物生长并使之繁盛昌明，把这称为“道”，常人的情识也认为是对的。至于那三句话“日与”，则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却也被统称为“道”。唉！这正足以阐明大道的实质。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禹所说的“安女止”，正是指不需要刻意去揣度。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每天勤勉不懈罢了，沿着山脉疏导河流，和益、稷一起播种粮食，促进物资流通，调剂有无罢了。”而皋陶说：“效法你那些宏大的言论”，是知道日常使用的常行之正道，都是“道”。把事务称为表象，把德行称为内在，这就像因为公理尚未阐明，暂且顺着世俗的说法而言说，最终总括起来说：道就是这样。没有两个不同的道，那么表象和内在就统一了。这也是《洪范》中“皇极”、“归极”的意思。事务不单一，所以称为表象；表象的德行也不单一称呼，所以称为内在；内在

译天生成万物，大地养育万物，万物完备兴起而顺应时节使用，常守节度称为圣人。主持祭祀上天，称为天子。天子去世，在四方河流边行走，在四方山岭间砍伐，最终称为帝。天产生仁德，地产生财富，人产生治理。乐于治理而不疲倦，财富丰足而用时有节，因此圣人继承王位则天下大治。周文王以治理等待时机，商汤以治理讨伐乱世，大禹以治理转移民心。民众信服从而确立天下，尧帝尊贵而乐于治理，适时推举舜。舜以德行治理，使民力用在国家，统领民众如同推己及人，在家安抚官员而顺应其安，不要改变；鼓励而不阻止，民众都摒弃恶行如同进取善行。在上安抚善人而施行刑罚，百姓尽归于仁德而于是安定。这是古代明君制度治理天下的方式。仁德者为圣人，其次为勇力，再次为美善，再次为射箭驾车。

孔子先前已经泛泛而言各种言论以阐明平常一贯的道理，总说道就是这样，犹如纵论不停，又说天生成万物，万物依赖天地开始，养育万物生长，万物完备兴起而顺应时节使用，节制有常，这叫做圣人。那么圣人的道，也是平坦容易没有困难的。他主持祭祀上天，就称为天子。天子去世，就在四方河流边行走，在四方山岭间砍伐，以供丧事。说四，是指四方河流和山岭。最终称为帝。这些都是随意泛论及此，更加阐明平常无非是道。天，是道的总体。它说产生仁德，适宜地说地产生财富，是因为百谷货财都从那里产生。所以说人群居住在天地之间，所做的事适宜治理而不适宜混乱。乐于治理而不疲倦，财富虽然丰富但使用时有节制，这就是圣人的道。因此圣人继承王位则天下大治，周文王以治理等待时机，因为天下三分已有二分归附，但尚未完全归附，所以服侍殷朝。并不是说只有等待时机这一节符合道而其他不符合道。孔子纵论偶尔提及等待时机，商汤以治理讨伐乱世，并不是说只有讨伐乱世这一节符合道而其他不符合道。姑且列举其大事罢了。大禹以治理转移民心，因为民众本是舜的民众后来转移给禹，禹能使民众信服，所以立于天下为王。尧虽然尊贵为天子，而乐于治理，适时推举舜，舜以德行治理以使民力，让禹治水。孔子又告诉公说：在国统领民众而推己及人，在家安抚官员而顺应，夫人世妇之类都是官员，顺应其常安不要改变。因为公变化无常没有节制，所以这样说吗？鼓励而不阻止，人情乐于鼓励而厌恶阻止。这样民众都摒弃恶行而进取善良了。如同这样，安抚善人而施行刑罚，是惩罚恶人。因为公喜好放纵奸邪，所以这样说施行刑罚吗？这样百姓都感化于仁德而永远安宁了。古代的明制，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就是这样。仁德者是圣人最上，其次凡善而未仁者，只可以说美。最末是射箭驾车等技艺，这个次序不可混乱。这是为了诱导公走向神圣吗？人虽然心昏，但忽然明白，就可以完全释去旧习，因为人性本善，本来与尧舜禹汤文王相同。

所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是圣人【指天子】，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处，深渊不涸，龙至不闭，凤降亡翼，鸷兽亡攫爪，鸟亡距，蜂虿不螫婴儿，蚊虻不食夭驹。洛出服，河出图。自上世以来，没有不降下仁德的，国家昌盛，国家美好，确实是因为仁德，所以不赏不罚，如同民众都尽力，车不建戈，远近都信服。使者来往，地宾毕极【这宾大概是海滨的滨吧】无怨无恶，都遵循美德。这没有空洞的礼，没有空洞的名，贤人并【并疑无字】忧残毒，按时省察举荐良善，良善举荐善人，体恤民众使仁德日益学习，仁德宾服。

推究人生之初，群居在天地之间，没有君长，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就争夺，争夺不停就共同听命于公平的上位者，这是五家为比，比有长的原因。所到之处都有长，等到群长不能统一，就又推举贤者共同尊崇而听命，从此类而上，于是有了国君，而其疆场之事，防礼之节，又不能没有争夺，必然导致相互侵伐不止，于是向大国之君求平，其德行足以服诸国之君而听命，这就是天子。那么古代治理天下，一定是圣人，这是人情事势所必然达到的。又推究混沌未分之初，只是一气而已，等到重浊者下沉凝结，轻清者上浮，浮阳凝阴，阴阳之气交合而人物产生。所以三才之气常相感通，人事混乱乖戾之气达于上下，所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也乖戾。只有圣人有国，这国统天下而言，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弛圯也，川洛不处处止也，壅而止也，深渊不涸，龙至不闭藏而常见，凤降而亡其翼，飞鸷兽亡攫取之杀爪，鸟亡距，蜂虿不螫婴儿，蚊虻不食夭驹，洛出服马也，用为车之服吗？河出马图，今淮曰淮河，汉曰襄河，则洛宜为洛河，孔子兼言河洛也，以祥瑞贵重之，以为服马不以为旁骖吗？其曰洛出龟书者，纬书尔，未可变字。呜呼，此道之通达，神灵感化至于此而衰世之说，谓日月

译日食是历数预先确定的，并不取决于君主的德行。回想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初年将近两百年没有听说发生日食，这虽然是历法家所共同认可的，但唐代一行的高超推算，一行也说有超出筹算能力范围的情况，然而推算大多还是准确的。君主德行不正，乖戾之气相通，这是衰败时代的常理。本朝乾德三年二月初一，司天监说日食应当发生却没有发生，仁圣的君主被世人尊崇，说这是从天而降的祥瑞，《诗经》说“商汤降临不迟缓，昌盛啊”，这是赞美善行。人心感念君上的仁德，所以仁德所感化，不赏不罚而百姓都尽力，没有违背命令的。战车不树立戈矛，远近都归服，戈矛产生于不服从，〇继也，使者相继往来，毕尽也，极尽地滨海角没有怨恨。厌恶，都是美好德行，没有不善所导致的。礼敬不是虚礼，而是诚实的礼。其称名曰仁，曰圣，不是空有这个名号，而是确实有这种德行。这时都是贤人在位，不用担心他们的残暴毒害。连猛禽都没有攫取，爪鸟都没有距，何况人呢？这时按时省察，兴举良善，反复强调的，是说明良善不止一种。那么体恤百姓，那么施行仁言，所任用的使者，是仁人。不止于小善而已。凡是四方来王庭学习的宾客，也都是仁人。日日日也，古代万国，况且圣人在上位，应当仁德宾客众多。

译先圣大训卷四

<子部,儒家类,先圣大训》>

钦定四库全书

先圣大训卷五

宋 杨简 撰

小辨第三十六

鲁公说：“我想学习小辨，以此来观察政事，可以吗？”孔子说：“不行，不可以。作为国家的主人，爱惜光阴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去学小辨呢？因此，从前先王学习齐一的大道，以此来观察政事；天子学习音乐以辨别风俗，制定礼制来推行政事；诸侯学习礼制以辨别官职政令，以此来行事，以此来尊奉侍奉天子；大夫学习道德以辨别义理，谨慎行事来侍奉君主；士人学习顺从而辨别言辞，以实现志向；百姓听从长官并辨别禁令，农夫以此出力劳作。像这样还担心不能成功，怎么能去学小辨呢？”

孔子向鲁公进言很多了，鲁公始终不明白，所以这里又想学小辨，以观察政事。意思是说孔子的言论太大，难以实行，其他人的辩论虽然不如孔子那样宏大，但认为可行，所以想学习它，疑惑地问孔子。孔子说：“不行，不可以。国家的主人，爱惜光阴，意思是兢兢业业地修养德行，学习礼制，哪里有空去学小辨呢？不可学，不可以用小辨。”记录者再次写道：“因为孔子沉默了很久，才有这番话，所以再次写道。”《周书·立政》篇，再次写“周公曰”，也是因为沉默了很久。由此知道当时孔子听到鲁公的话，痛心于鲁公心意不明，所以为他沉默了很久。爱惜光阴的话，也很痛切啊。鲁公如此不明，孔子也不弃绝他，又启发他说：“先王学习齐一的大道，以此来观察政事，齐一就是统一。”孔子说：“君子学习道就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使唤。”子游因为弦歌而举出作为证据，这是孔子以乐为道啊。孔子又说：“成于乐。”这里说大道，也说乐。孟子也说：“乐就产生了，产生了就怎么可以停止呢？”大概人心就是道，所以舜说：“道心起而为意，开始有思，就开始流于邪。”乐是中正的声音，所以足以感人中正的道心。孔子说：“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了。”《周礼》太师教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风是诗的开端，说风则赋比兴、雅颂都包含在内了。辨别诗很难，只有圣人能辨别它。孔子说：“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就像面墙而立一样。”诗的道无所不通如此。前代儒者作诗的不胜枚举，而不面墙而立的并不多见，然后知道辨别诗也很难啊。辨风就是辨诗，诗就是乐，知道乐就知道道礼者，此道，此道的节文达诸事，叫做政。政就是正，诸侯所学的是此礼，所辨的是此政，所行的是此事，以尊事天子者，也是此事，此道。大夫所学的是此德，所别的是此义，所矜持的是此行。士所学的是此顺，所辨古言以实现好善之志者，此言此志。百姓听其长官的命令，辨别其禁令者，此禁。农夫以行力，此力。为什么？道一而已，不容有二。二则邪了，失正了。学小辨者，则离道了。

鲁公说：不辨别那么怎么治理政事？

意思是说那些虽然小，也辨别明是非可否？不辨别明，怎么治理政事？

孔子说：辨别但不小。

君子不是没有辨别，只是不小罢了。

小辨破坏言辞，小言破坏义理，小义破坏大道，道小就不通，通道必简。鲁公认为小辨也有义，也有道，所以想学它。孔子于是明言：小辨的破坏言辞，破坏义理，破坏大道，道小则必不通，必有碍；通道则必简易。鲁公不知道其简易，所以心里认为难。

因此循弦以观察乐，足以辨别风俗了。尔雅以观察古，足以辨别言辞了。传言以象反舌，都至可谓简了。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夫十棋之变，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

甚矣，夫正音之妙也！中正和平，至乐油然而生，生不知其所始，亦不知其所成。举弦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同矣。六诗之正，即此正也，即此和平之妙也。道心之明者知之矣。至易也，至简也。古言多矣，迩近乎雅正之言，则言可辨矣。尔迩也夫！〇言皆以象其所欲言者，然天下之象无穷，故天下之言亦无穷。然反舌不言，则天下之事理言象皆到而无余蕴，至到也。到无所到，人之常言曰「至」曰「到」，因以为言，明其极也。不假一言，岂不甚简？唯由是而行谓之道，唯由是道而行，则通而无阻，无所不通。故乐不由是简易之道，则必有碍而不行之处。至于不行，则不乐矣。乐无二乐，油然有乐于中，而非邪，即道，即天子所学之乐，即礼，即政，即徳义，即顺，岂不至一而简？夫十棋之变，犹不可尽，而况天下之言乎？明不得简易之道，必不能尽通而无阻。

曰：“防子之言，吾一乐。辨言，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