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学卷六

译旧说其中一人，称为文母。」侍读学士臣敞认为：「儿子没有称母亲为臣的道理，这里有一位妇人，大概是邑姜。」自古有道的君主，必定寻求贤妃贞女作为内助，朝夕警戒，然后才能成就德行。所以《诗经》赞美后妃能够辅佐君子，《易经》称「家庭正道确立，天下就安定了」。讲解「卑宫室」时，吕公着说：「从前周宣王刚即位，改为节俭宫室，缩小宗庙，从而成就了中兴的功业。」后世的君主大多致力于盛大的宫阙制度，穷尽土木工程的技巧，想要以此夸耀四方并示现给后人。辅佐的臣子，即使是萧何、谢安，也难免受此迷惑。却不知道夏禹、周宣恭敬节俭的德行，可以流传美誉于万世。皇帝因为辅臣奏事，谈到吕公着，欧阳修说：「公着为人恬静且有文采。」皇帝说：「近来在经筵讲解很好。」六月己亥，下诏说：「即使是王子的亲近，也必须通过求学。只有圣人的道理，才能确立自身。像从前的大道，从自身做起以治理国家，现在太祖之后，各宗室的分支，也曾在前颁布法令，任命官员来训导，有的兼任其他王府职务，有的空占职位整年，诱导的适宜之处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大概是因为任命不牢固，事情于是因循守旧。特别诏令近臣并推荐能者，使成童以上，讲诵经书，小学的居所，通晓名物数目，朝夕劝善，日月考核才能，固然应当逐渐浸润于简编，敦厚修养志。」业与其趋向异端而没有操守，哪里比得上接近有道之人而自我修养？居常谨慎思考，警戒在于中途停止。那些子弟不遵从教约的，让教授官和本位尊长具名上报大宗正司，酌情进行戒责。教授官不尽职，不能勉励，由大宗正司察访上报。起初，皇帝认为宗室从率府副率以上八百多人，其中奉朝请的有四百多人，而教学的官员只有六员，于是命令增置。凡是皇族年龄三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三人，设置讲书官四员；年龄十五岁以上的有三百九人，增置教授官五员；年龄十四岁以下的，另外设置小学教授十二员，连同原来的六员共二十七员，来分别教导。皇帝对韩琦等说：「凡事推行，担心的是逐渐长久而懈怠废弃，何况为学的道理，尤其要警戒中途停止。各宗室中年龄大的，仍然需要本位尊长经常加以率领勉励，希望不致懈怠懒惰。」可以召舍人传达此意，作诏书戒勉他们，所以有此诏书。丙午下诏说：「朕继承伟大的基业，遵循旧的章程。只有皇族敦厚和睦，任命宗臣来督正。历代圣君承继，百年兴盛，宗庙社稷喜庆灵验，根本枝条繁衍。念及他们本性源于仁厚，应当广开学问以勤勉修养。顾念他们日益众多，必须增员来统理。外面已经诏令在儒学中各选经师，内里仍然在亲贤中选择，共同管理属籍，希望他们协同赞成功职，一起修好官职，纠正他们的非违，以正为表率，勉励那些懈怠堕落的，只听从善道。」皇帝既然命令增置宗室学官，认为宗室人数比从前增加数倍，而宗正司的事务也增多，于是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由宗惠担任，并下达此诏。九月下诏以五日开启迩英阁，到重阳节应当停止。侍讲吕公着、司马光说：「陛下刚开始清明，应当亲近儒雅之士，讲求治国之术，希望不吝惜片刻时间，每日亲临经筵。」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译皇帝在迩英阁听政，未曾开口询问过什么。二年十月，侍讲司马光上书说：“臣听说《易经》说：‘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事理。’《论语》说：‘有疑问就要思考并提问。’《中庸》说：‘有不问的，问了还不知道，就不停止；有不辨的，辨析了还不明白，就不停止。’由此说来，学习如果不通过提问和辨析，就没有办法阐发义理。现在陛下如果都默默记在心里，不加询问访求，虽然是臣等疏浅的幸运，但我私下担心无法宣扬畅达经书的要义，辅助增进圣明的本性。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在讲经的场合，如果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请陛下赐问；或者考虑到一时记忆不能详尽完备的，允许臣等退下后讨论，第二天另外准备奏章陈述，或许可以辅助陛下稽考古道的志向，成就日益更新的益处。”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壬子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出任青州知州。卢士宗在侍从职位上超过十五年，因为应对时请求外补，入宫辞行，皇帝对他说：“学士忠诚纯厚的节操，我本来早就知道，难道应当长久在外任职吗？暂且命你再次应对。”

三年四月辛丑日，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纂历代君臣的事迹。于是司马光上奏说：“臣从小以来，大致涉猎群史，私下看到纪传体的史书，文字烦琐众多，即使是闭门专攻的学者，往往读它也不能周全透彻，何况帝王每天处理众多事务，一定要遍知前代的得失，实在是不容易。私下不自量力，常常想要上自战国，下至五代，在正史之外，旁采其他书籍，凡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牵涉百姓祸福，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警戒，王者所应当知道的，大致依照《左氏春秋传》的体例，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名叫《通志》。其余浮泛冗杂的文字，全部删去不载，或许可以使得听览不劳累，而见闻非常广博。私家力量微薄，能力不能办到，空有志愿，久而没有成就。以前曾将战国时期的八卷进献，有幸蒙受赐览。现在所奉诏令，不知是命令臣继续完成此书，还是另有编纂？如果继续此书，乞求也以《通志》为名。此书上下贯穿，一千多年，固然不是愚臣所能独自修撰的。伏见韶州翁源县令刘恕，将作主簿赵君锡，都有史学，被众人推崇，希望派遣这两人与臣一同修撰，或许能早日成书。”诏书听从了他的请求，并命令接续所进献的八卷进行编纂，等书成后取旨赐名。后来赵君锡因父亲丧事没有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代替了他。六月壬子日，将清居殿改名为钦明殿。召直龙图阁王广渊，在屏风上书写《洪范》。皇帝对王广渊说：“先帝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得以无为而治。我正值多事之秋，岂敢自求安逸？所以改了这个殿名。顺便询问王广渊前代儒者对《洪范》得失的议论。”王广渊回答说张景所得最深，将《洪范》分为七篇。进明说：“再次召对延和殿。”皇帝说：“张景所说的远远超过前代儒者，将三德作为驾驭臣下的权柄，尤其是很好的议论。我对待臣下，常常务求谦和柔顺，在听取采纳意见时，则自己刚毅果断。这屏风放在座位右边，岂止是无逸的警戒呢？”

臣祖禹说：“英宗皇帝在藩邸时就具备美德，修身好学，所以仁宗凭着知子的明察，将大业托付给他。等到即位，首先劝勉宗室学习，大概是皇帝以身作则，知道学习的益处，不学习的损害。又告诫辅政大臣：‘大凡学习的道理，警戒在于中途停止。’圣明的训诫难道不伟大吗！”

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开始在东宫听讲读。天资好学，反复研读提问。有时直到太阳偏西，内侍说恐怕饿了，应当吃饭。皇上说：“听讲读正快乐，哪里觉得饿呢？”英宗因为皇上读书太多，曾经派遣内侍制止他。当讲读时，整理衣冠，拱手而立，即使是大暑天也没有让人挥扇。对待宫僚有礼，伴读王陶入宫侍奉，皇上率领弟弟颢向他拜见。王陶读《舜本纪》，讲述舜孝友的事迹，皇上非常爱慕。又读《商书》记载仲虺作诰，于是取出《尚书》来读。读到“志自满，九族乃离”，皇上说：“微子离开，是对的。”治平四年正月，皇上即位。九月壬寅日，任命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此之前，司马光说张方平不应当参知政事。臣是人言，臣的话如果是，那么张方平应当罢免；如果不是，那么臣应当远贬。现在两方面都没有追究，而臣又回到翰林，仍然加授美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乞请考察臣所说的对错。知通进银台司吕公着也说不应立刻罢免司马光的中丞职务，封还制书。皇上亲手写诏书给司马光说：“得到你的奏章，以及说因为前日议论张方平不当，所以有改命的情况，这是你思考的错误，不是我的本意。我因为你的经术行义被世人推崇，现在将开设延英的席位，希望得到你朝夕讨论，陈述治道，以补救遗漏缺失，所以命你进读《资治通鉴》，这是我的意思，明显易见。况且任命你的诏令，在二十六日登对之前，如果我因为言事治你的罪，难道还会迁升你美职吗？一定要体谅我的诚意，不要再有横生的顾虑，可以立即授予告敕。吕公着之所以封还，大概是不知此意。等到应对之日，我也应当告知。”十月己酉日，初次在迩英阁听政，召侍臣讲读经史。退朝后，皇上独自留下吕公着，对他说：“我因为司马光道德学问，想让他常在左右劝讲，不是认为他的话

译这是关于朝政的事。”吕公着再次上奏，于是解除银台司的职务。甲寅日，司马光初次进献《资治通鉴》，皇上亲自撰写序言，当面赐给司马光，命令〇在书成之日抄录进去。又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壬戌日，皇上拿出知凤州梁泉县令范亦颜所上的奏书以及关于濮王庙议的讨论，命令迩英阁讲读官裁定，并宣谕建立濮王庙并非先帝的本意。此前七月，范亦颜以原嘉州夹江县令的身份投检上书说：“《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意思是只有天子才可以议论礼制。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以英宗为子，并将天地间的宏大基业托付给他，这是盛德。英宗皇帝即位，服丧三年，日夜恐惧战栗，担心败坏美好的基业，这是大孝。下诏议论变更礼制，以尊崇生身父亲，这是不忘根本。濮安懿王对于英宗，是伯父。推原生身父亲的恩德，而尊崇他的称号，冠以所封的‘濮’字，明确限定只在一个国，而不是用来兼领天下。”于是右司谏刘庠、侍御史张纪殿中侍御史张唐英、监察御史里行唐舜问等人说：“范亦颜是小臣，敢做欺罔之事，以白为黑，惑乱天听，诓误圣朝，挟持邪说扰乱朝政，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于是将范亦颜降职为下县主簿、县尉。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着等人说：“私下查考旧例，侍讲者都赐给座位，自从乾兴以后，讲经者才开始站立，而侍从者都坐着听讲。臣私下认为，侍从者可以让他们站立，而讲经者应当赐给座位，请求交付礼官考议。”下诏太常礼院详定后上报。后来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太太常礼院胡宗愈说：“臣等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在君主身旁，是古今常理，有时赐给座位，大概是出于优厚的礼遇。祖宗以来，讲说经义的臣子多赐给座位，因为他们阐发经艺，用来阐明先王的道义，道义所在，礼制就加以区别。太祖开宝年间，李穆向朝廷推荐王昭素，召对便殿，赐坐让他讲《易》乾卦。太宗端拱年间，驾临国子监，登上车驾将要出去，回头看见讲经的座位，于是召学官李觉讲说。李觉说：‘陛下六龙在御，臣怎么敢擅自登上高座。’太宗为他下车，命令有关部门张挂帷帐，设置单独的座位，下诏让李觉讲《易》泰卦。现在列侍的臣子尚且得以环坐拿着经书讲说，反而让他们独自站立在前面，那么事体的轻重，确实不安。臣等认为应当如同天禧年间的旧制，以彰显陛下稽古重道的心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王安石、刘攽、韩忠彦说：“臣等私下认为，侍从之官面见天子，如果赐给座位，有所顾问，还应当避席站立说话，何况拿着经书在君主面前，本意是为了便于指陈，那么站立讲经为宜。如果说传道接近于做老师，那么现在侍讲解说，不过是旧儒章句之学罢了，并非有做老师的实际，怎么可以独占席位安坐，以自取尊贵呢？又朝廷的班制，以侍讲居于侍读之下，祖宗建官的本意，轻重可知了。现在如果让侍讲擅自坐下，那么侍读应当遵循什么礼节？如果也允许他们坐下，那么侍从之臣每次有进说，都应当坐下了。况且乾兴以来，侍臣站立讲经，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实行。”而且五十年了，怎么可以一旦认为是有关部门的失误，而轻易议论变更呢？现在君主对待侍臣，从初次见面到讲完，都赐给座位，其尊德重道，本来已经厚待三公了，还增加什么呢？讲官侍立，恳请依旧。起初，孙奭坐着讲经，仁宗尚且踮起脚来听，孙奭于是请求站立讲经，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样是对的。王安石兼任侍讲，请求恢复乾兴以前的旧例，让预听的人站立，也坐下，日子少而站立侍奉的日子多。于是吕公着等人于是共同建明。不久众议不同，皇上拿这个问题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臣侍奉仁宗书筵也站立。后来王安石因为讲经被赐留，皇上当面告诉他说：“你讲经的时候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于是作罢。十月壬寅日，下诏讲筵暂时停止讲《礼记》，从今以后讲《尚书》。此前，王安石次序未到应当讲经的时候，皇上命令王安石讲，讲到曾参“易箦”，王安石说：“圣人以义制礼，其详细之处至于床第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勉见于将死之际。”皇上称赞好。不久，王安石说《礼记》所载多驳杂，请求现在讲《尚书》，所以有这个防备。讲“甘誓”：“予则孥戮汝”，吕公着说：“古代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如果自身因罪被杀，那么儿子降为皂〇，人失位而死不能进入兆域。像这类事情，都是耻辱连累其世。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赏善惠及子孙，罪恶止于其身，并不是并杀其子。”讲“天乃锡王勇智”，皇上说：“为什么只说勇智？”吕公着回答：“仲虺正称赞成汤能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所以以勇智来说。然而圣人的德行，应当如同《易》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那样，然后才可以算是尽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