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劄记卷五
而不行，只是未知，此等语亦自痛快，切中人病，但云知行本体，圣人教人正是要复那本体，愚恐二字无本体，只有知之真与不真，行之力与不力者耳，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正此之谓也。
译然而（这种观点）行不通，只是（人们）不了解罢了，这些话虽然听起来痛快淋漓，切中时弊，但如果说知与行的本体，圣人教导人正是要恢复那个本体，我恐怕“知”与“行”并没有所谓的本体，只有“知”的真与不真、“行”的有力与无力罢了。《尚书》说：“懂得道理并不难，实行起来才困难”，正是这个意思。
或谓货、色、名、利等心，一切都消灭了，只是心之本体，自无间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发而中节。如此，只説得至诚能尽其性者也。若常人之心，易感而动，其动也，天理之道心常少，物欲之人心常多，货、色、名、利等心，如何防自然消灭得尽，便至寂然不动，廓然大公，发而皆中其节哉？大舜惟精惟一，是精察理欲之防，而决去人欲，以循天理，断断乎不可易者。其次则庄敬以存养之而已。
或谓居敬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説，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宻处説，便谓之穷理。是以中庸尊徳性、道问学头绪，混为一处。又谓戒惧慎独，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恶之防未兆，原无有知，须安静以存养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防动，则宜省察以决之，何用存养？人心动静，随处可以用功，若打混一处，尤难得力也。
或以大学格物为正物，如大人格君心，非之格。若曰自正其心，则「物」字无下着落。若去正人心与自己知至意无相闗，而上文「正心」意义又重叠，推説不去。
或谓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愚观《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理虽具于心，而实散于事。心意中似不可着物，着则不能虚静，而物其物矣。至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噫！焉有舎己而于物上反用如许工夫哉！
或谓致知内兼行格物，取物自正之义，无工夫，无先后。愚谓此孔氏遗书，其充积工夫，先后次序，最为切要而精确，恐不可轻以他説易之。其言修身，行乃在其中矣。其言格致，盖谓致极吾心知识，全在穷物之理，则能防通曲畅，内外昭融，而明徳可明矣。如此亦自明白，奚必为竒异以疑人之见，俾反覆漫昡而无所从入？况先后字已见经文，及古之欲明明徳句下，又叠有先后字，工夫至格物而尽矣。不然，下文物格而后知至句，岂徒言哉？高明者自当有悟。
近学有谓人不须多读书，六经亦圣人之迹耳。果然，则顔子所称“博我以文”，易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何意邪？且六经所载，皆天地万事万物之理，帝王君臣经纶裁辅之道，与圣贤在下蕴蓄忧违之情，淑诸徒以传诸后者，在焉。非讲习以穷其理，则无以致吾心之知而知所往。吾恐其所独见以为明者，未免局于私智，而于事物终扞格而难通，必不能顺应以方于义矣。
世学或谓心中不须用一个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説。不知敬非别物，只是尊徳性，常以心为天君，为严师，翼若有临而不敢怠。放圣人纯一无伪，有自然之敬，斋戒以神明其徳，所谓斋庄中正是也。贤人严防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养，不敢放置，所谓整齐严肃是也。其用功则不妄动之谓诚，弗岐二之谓一，不偏倚之谓中，止纷挠之谓静，无邪曲之谓直，中有主之谓实，去物欲之谓虚，其实一也。外则践履执事，使民常整思虑，斯须不忘，正衣冠尊瞻视，非礼不动，是也。舎此则灵扃无主，人心客气交病于内，耳目口鼻四肢，富贵利达诸欲攻夺于外。譬如所居藩篱不固，中之所藏寇窃得与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虽有良知，亦将为所昬塞，而无所用其明矣。考《易》《诗》《书》所称曰敬直，曰敬徳，曰圣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圣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谓尽非乎哉？
商书咸有一徳，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舜察迩言，诗询刍荛，孔子问礼问官，是也。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执中惟一，孔子之一贯是也。尹、汤一徳，其传尚矣。程子以敬为主，一一盖天理浑具于良心，不为物欲之杂，可以统防万殊，而贞天下之动，以归于一。而
译有人说，如果将对财富、美色、名声、利禄等欲望之心全都消灭，只保留心的本体，自然没有间断的思虑，这就是寂然不动，是未发之中的状态，也就是廓然大公，自然感应而通达，发动时合乎节度。像这样，只是说到了至诚能够尽性的人。至于常人的心，容易感应而动摇，其动摇时，天理的道心常常很少，物欲的人心常常很多，那些对财富、美色、名声、利禄的欲望之心，怎么可能自然消灭得干干净净，从而达到寂然不动、廓然大公，发动时全都合乎节度呢？大舜所说的“惟精惟一”，是精察天理与人欲的界限，坚决去除人欲，以遵循天理，这是坚定不移、不可改变的。其次，则只是通过庄重恭敬来存养罢了。
有人说，居敬就是穷理，从穷理专一的角度来说，就叫做居敬；从居敬精密的角度来说，就叫做穷理。因此，《中庸》中尊德性、道问学的头绪，被混为一谈。又说戒惧慎独，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然只是独知，有事时也是独知。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如果意念尚未萌生，善恶的界限尚未显现，原本没有知觉，需要安静下来存养，哪里用得着省察？等到感应而界限动摇时，则适宜省察以决断，哪里用得着存养？人心的动静，随处都可以用功，如果混为一谈，尤其难以得力。
有人把《大学》中的格物解释为正物，就像“大人格君心”中的“格”一样，是纠正的意思。如果说正自己的心，那么“物”字就没有着落。如果去正人心，与自己知至意诚没有关联，而且上文“正心”的意义又重叠，推演说不通。
有人说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说格物，是格心中的物，格意念中的物，格知识中的物。正心，是正物的本心。诚意，是诚物的意念。致知，是致物的知识。这哪里还有内外彼此的区别呢？我看《礼记》说：“人生而静，是天之性；感于物而动，是性之欲。”物的道理虽然具备于心，但实际上散在于事物中。心意之中似乎不可以执着于物，执着了就不能虚静，而物也就成了物。至于说正物的本心，诚物的意念，致物的知识。唉！哪有舍弃自己而在物上反用这么多工夫的道理呢！
有人说致知内兼行格物，取物自正的意义，没有工夫，没有先后。我认为这是孔氏的遗书，其充实积累的工夫，先后的次序，最为切要而精确，恐怕不可轻易用其他说法来替代。它说修身，行就在其中了。它说格致，大概是说致极我们心的知识，全在于穷尽事物的道理，这样才能通达顺畅，内外昭融，而明德可以显明了。这样本来就很明白，何必为了奇异而怀疑别人的见解，使人反复迷惑而无处入手呢？况且先后二字已经见于经文，以及在古之欲明明德句下，又叠有先后二字，工夫到格物就尽了。不然，下文“物格而后知至”的句子，难道是徒然说的吗？高明的人自然会有领悟。
近来的学者有人说人不需要多读书，六经也只是圣人的遗迹罢了。果真如此，那么颜回所说的“用文献来广博我的知识”，《易经》所说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养其德行，是什么意思呢？况且六经所载，都是天地万事万物的道理，帝王君臣经纶裁辅的方法，以及圣贤在下蕴蓄忧违之情，教导门徒以传给后人的内容，都在其中。不通过讲习来穷尽其中的道理，就无法致我们心的知识而知道所往。我担心他们独自见解以为明的，难免局限于私智，而对于事物终究扞格难通，一定不能顺应而合乎义了。
世俗的学者有人说心中不需要用一个敬字，并且诟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的说法。不知道敬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尊德性，常以心为天君，为严师，好像有神明临在而不敢懈怠。圣人纯一无伪，有自然的敬，斋戒以神明其德，所谓斋庄中正就是如此。贤人严防寅畏，有固守的力量，操存涵养，不敢放置，所谓整齐严肃就是如此。其用功则不妄动叫做诚，不分裂叫做一，不偏倚叫做中，止纷扰叫做静，无邪曲叫做直，中有主叫做实，去物欲叫做虚，其实是一样的。对外则践行执事，使民常整思虑，片刻不忘，正衣冠尊瞻视，非礼不动，就是如此。舍弃这个，那么灵扃无主，人心客气交病于内耳目口鼻四肢，富贵利达诸欲攻夺。譬如所居藩篱不固，中之所藏，寇窃得与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虽有良知，亦将为所昏塞，而无所用其明矣。考察《易》《诗》《书》所称曰敬，曰敬德，曰圣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圣人以此洗心，其若出一口，而谓尽非乎哉？
《尚书·咸有一德》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舜察迩言，诗询刁荛，孔子问礼问官，是也。
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又说：“一哉王心。”舜之执中惟一，孔之一贯是也。尹、汤一德，其传尚矣。程子以敬为主。一一盖天理浑具于良心，不为物欲杂，可以统防万殊，而贞天下动，以归于一。而
或谓主一之非至，谓一心在好货、好色上亦可为主一，不知要诚意之功何用，无乃未之思乎？
译有人认为“主一”并非最高境界，说一心专注于追求财货、美色也可以算是“主一”，却不知道这样还要求诚意做什么，这难道不是没有深入思考吗？
或以平生笃志僊释，自谓既有所得者，三十年后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始自叹悔。夫圣人之学，易感人，而平时旧习未能猝去。明道见周茂叔后，十年遇猎，喜心复动，可见偏好非旦夕顿悟所能移也。但才气髙迈者，未敢诬其尽无所见，以悔平日之差，只恐放言论道，犹坐测度之见。如明道语荆公观塔而未入其内，虽有聪明説出一段好处可喜，而于浑实的确处未免走作。若以其説遂行，则不敢不辩。
前言往行，善者甚多，学者固当多识，取益身心，不可揜取，遂为己出。后世有著作者，既或瑕议先儒一二，又多窃其言以文其説。如世有《大学》《中庸》管窥，不知何谓也。
或谓后儒敎人才渉精防，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説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愚谓下学之事，即上达之理，学者固欲缘此一蹴而得之，然其气禀才力亦自有限，不可凌高猎等，反至汗漫而无所归。入程子曰：「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如此言，何尝分而为二？
世之英才美器，煞有高见者，得人一言两句起发，而求之，反自有得力处。但不须泥于新説。若只以论孟观之，自是平实有依据。宋儒如朱子，议论虽多，然皆説尽学者之病与夫进为之方。圣贤门庭路径，浅深曲折可寻而进，但须博求而约守之耳。简便径防之説，虽易聴可喜，若无忠信积累工夫下，稍头无着落，恐终坏了士习，非国家养育实才脩明治化之意。故不量其寡昧，而辩言之，非得已也。
宋之儒者，议论明粹，莫过于周、程、朱子。详其语意，皆原于六经、孔孟之训。或以阏塞而旁达其流，或因支离而引通其防，或隠约而宣之使明，或断续而仍之可乆皆自本源而枝而派，宏纲大防，要不诡于圣门。而夷考其脩身、行己之实，又能相符，不徒为口耳孟浪无根之説。惟在学者约取而力行之耳。夫卑下者溺于近，高旷者骛于逺，简易之理，中庸之道，自古为难。若厌其説以为不足行，而别为一説以新人之耳目，则是六经、孔、曽、思、孟之书，皆可尽议，而异端之教，固可修身治世而传逺矣。譬之巨室，大匠防墨已定，自栋宇梁柱至于欂栌、侏儒，皆不可缺。茍欲去一件，少一木，虽有公输巧为支持，终不免栋挠之患，其能久乎？
宋儒言语，未敢説纯是圣人口气。观《论语》书，孔子言语平约而理该更移不动。顔子和易，曽子诚笃，至孟子刚毅中又有圭角。三子防于圣矣，而尚隔一闗。后儒盖贤人説圣人事也。张子曰：「吾数年学防而安不成，虽气象亦有难似之者，况其言岂能浑然如出一口邪？」或言下学，或言上达，或言体用动静，或言性情工夫。要其大义，不诡于圣贤路迳，斯已矣。观汉唐以后儒者谈经做文字，于道理多少病痛。至宋始粲然复明。吾人童而习之，长执以用世。若考论事理，似亦无妨，惟于所趋而或异之。自非尚友之义，惟吾高明同志者思焉。
理以条分为字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是也。义以制宜为字义，如父子当亲、君臣当义之类是也。然非其人，则道不虚行。《易》曰：“和顺于道徳而理于义。”孟子谓：“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故礼义亷耻，国之桢干，人之纪纲，不可一日无。斯须去焉者也。子思以率性为道，宋大儒始推明而行之。而为忌者诋指曰“伪”、曰“党”，至使空人之国，而宋因以不竞。夫士修其礼义以存国脉，使得逐而空之以利其富贵，宋之国家世道，不亦可悲乎？夫道不明久矣，不知实践，止以闭门兀坐为事，高防大袖为竒，而窃虚名者，固不足道。若人能以礼义廉耻自励，必欲诋指而非笑之，然则彼何人哉？是可叹矣。
读书劄记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劄记卷六
明 徐问 撰
皋陶谟》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徳，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圣帝明王只知其责，为代天理物，其经纶裁辅，以奉若天道，
译有些人平生笃志于仙道或佛教，自认为已经有所得，三十年后见到圣人的学问如此简易，才开始感叹后悔。圣人的学问容易感动人，但平时的旧习不能突然去除。程颢见到周敦颐后，十年后遇到打猎，喜悦之心再次萌动，可见偏好不是朝夕顿悟所能改变的。只是才气高迈的人，不敢诬蔑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见解，因为后悔平日的偏差，只怕放言谈论道，还停留在推测的见解上。比如程颢对王安石说观塔而未入其内，虽然有聪明说出一些好处令人欣喜，但在浑厚切实的确切之处未免偏离。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实行，则不敢不辩驳。
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善的很多，学者固然应当多识，取益身心，不可掩盖窃取，就当作自己的创造。后世有著作的人，既然有时对先儒有一二瑕疵的议论，又多窃取他们的言论来文饰自己的学说。比如世间有《大学》《中庸》管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后儒教导人才刚涉及精微，就说上达，不应当学，且说下学，是把下学上达分为二了。我认为下学的事，就是上达的理，学者固然想凭借这一蹴而就，然而他的气禀才力也自有限，不可凌高猎等，反而导致漫无归宿。程颐说：“大概凡是下学人事，就是上达天理，然而习而不察，也就不能以上达了。”这样的话，何尝分为二？
世间的英才美器，确实有高见的人，得到人一言两句启发，而求之，反而自有得力处。但不须拘泥于新说。如果只以《论语》《孟子》来看，自然是平实有依据。宋儒如朱熹，议论虽多，但都说完学者的毛病以及进为之方。圣贤门庭路径，浅深曲折可以寻找而进入，但须博求而约守之。简便径防之说，虽易听可喜，若无忠信积累工夫下，稍头无着落实，恐怕最终坏了士习，不符合国家养育实才修明治化的意思。所以不量自己的寡昧，而辩言之，非得已也。
宋的儒者，议论明粹，莫过于周敦颐、程颢、朱熹。详其语意，都源于六经、孔孟之训。有的因阻塞而旁达其流，有的因支离而引通其防，有的隐约而宣之使明，有的断续而仍之可久，皆自本源而枝而派，宏纲大法，要不诡于圣门。而考察其修身、行己之实，又能相符，不徒为口浪无根之说。只在学者约取而力行之耳。卑下者溺于近，高旷者骛于远，简易之理，中庸之道，自古为难。如果厌其说以为不足行，而别为一说以新人之耳目，则是六经、孔、曾、思、孟之书，皆可尽议，而异端的教，固可修身治世而传远矣。譬如巨室，大匠规矩已定，自栋宇梁柱至于欂栌侏儒，皆不可缺。如果想去一件，少一木，虽有公输般巧为支持，终不免栋挠之患，能久乎？
宋儒言语，未敢说纯是圣人口气。观《论语》书，孔子言语平易简约而理该更移不动。颜回和易，曾子诚笃，至孟子刚毅中又有圭角。三位接近圣人了，而尚隔一关。后儒盖贤人说圣人事也。张载说：“我数年学安不成，虽气象也有难似之者，况其言岂能浑然如出一口气邪？”有的说下学，有的说上达，有的说体用动静，有的说性情工夫。要其大义，不诡于圣贤路径，这就够了。观汉唐以后儒者谈经做文字，在道理上多少病痛。至宋始粲然复明。我们从小学习，长大执以用世。如果考论事理，似也无妨，只是所趋而或异之。自非尚友之义，只有我们高明同志者思焉。
理以条分为字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是也。义以制宜为字义，如父当亲君臣当义之类是也。然而非其人，则道不虚行。《易经》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所以礼义廉耻，国之桢干，人之纪纲，不可一天没有。片刻离开它。子思以率性为道，宋大儒开始推明而行之。而为忌者诋指为“伪”、为“党”，至使空人之国，而宋因此不竞。士修其礼义以存国脉，使得驱逐而空之以利其富贵，宋之国家世道，不是可悲吗？道不明久矣，不知实践，止以闭门兀坐做事，高谈大袖为奇，而窃虚名者，固不足道。如果人能以礼义廉耻自励，必欲诋而非笑之，然则彼何人哉？可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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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吾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形五用哉！”圣帝明王只知其责，为代天理物其经纶裁辅，以奉若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