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劄记卷八

译也有赠送助丧财物的礼仪。春秋时期礼法完全废弛，所以有记载年份却不记载即位，记载天王派遣某人前来赐命，去世不记载“薨”，记载名字，记载“卒”，或者不记载安葬。天王驾崩不派人前往吊唁，记载前来请求助丧财物，诸侯的宠妾去世，记载天王归还助丧财物。《春秋》都通过删削来贬斥这些行为，以在君臣、嫡庶、王法、纲常已经毁灭的情况下保存它们。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译孔子常常对鲁国在郊外祭祀天地的做法感到不满。《春秋》鲁宣公三年记载“春天郊祭的牛口受伤”，于是改选占卜另一头牛，结果牛死了，因此没有举行郊祭，但依然举行了三望之祭（祭祀山川）。鲁成公七年，小鼠咬伤了郊祭牛的角，改选占卜另一头牛，小鼠又咬伤了那头的角，于是放掉了牛。鲁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放掉了牛。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没有举行郊祭。鲁国作为诸侯却去郊祀上帝，这太不合礼制了！知道因为占卜神灵不吉利才开始放掉牛、取消郊祭，可惜不知道在心里占卜，在事理上占卜。难道不能在人事上占卜吗？大概是因为虽然有孔子，但最终也不能被采纳吧。

《春秋》对于卫国的州吁、宋国的宋万、宋国的华督、晋国的里克、楚国的世子商臣、齐国的商人、郑国的公子归生、齐国的崔杼、陈乞、卫国的宁喜、蔡国的世子般、许国的世子止等人，直接记载说：“杀死了他们的君主。”礼制规定：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凡是在朝堂和宫廷中的人都该被杀，没有赦免。所以明确地记载下来，让世人知道凡是人都可以讨伐乱臣贼子，没有人可以逃脱。

《春秋》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所以在隐公二年首先记载“公在潜地抵御戎人”，八月“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以此来彰显勾结戎人、扰乱华夏的开端。此后狄人于是入侵郑国，入侵齐国，讨伐莒国，又入侵我国西部边境。到了成公二年，楚国于是独揽中原的盟主地位，与公及诸侯国的卿大夫在蜀地结盟，所以首先记载“公尊崇中国”以辨别夷狄。从秦国以下，都记载为“人”，这种贬斥是很深的。

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所谓正义，比如蛮狄扰乱华夏、盗贼作乱、臣子篡位弑君之类，方伯诸侯奉王命去讨伐他们，六师九伐，是大司马所执掌的，诸侯不能擅自专断。周天子的征伐政令不行，由诸侯发起，互相攻取，如果不是贪图他们的土地、互通贿赂，就是结党营私、巩固私人援助。所以《春秋》的笔法，除了“伐”之外，有“侵”、“战”、“围”、“入”、“迁”、“灭”、“败”、“取”、“袭”、“追”、“戍”、“以”等，这些都是所谓没有正义战争而纠正其轻重罪责的记载。说“那边比这边好一些”，只是指齐桓公因为狄人讨伐邢国而救援邢国，灭掉卫国而保存卫国，在召陵责备楚国，因为楚国不贡包茅，这是可以给予的。至于晋文公在践土结盟，是召请周天子让诸侯朝见，以此平定王室的动乱，于是请求隧道的葬礼规格，趁机赐予阳樊、温、原、攅茅的土地，这是趁时射利，所记载的都是一个罪案罢了。

五霸之中，孟子称赞齐桓公最为兴盛，因为他的辞令有先王遗留的法度。孔子只称赞管仲的功劳，大概是因为管仲的霸业在于尊崇周王，所以在召陵责备楚国的言论，都是辅佐拥戴王室，诸侯信任他，一致尊奉齐国。这实际上是管仲假借仁义的功劳，也是齐桓公能任用管仲的缘故。等到保存卫国而在楚丘筑城，就是擅自分封；宠幸内妾而视同夫人，就是并列嫡妻。这是五命所禁止的，齐桓公已经先违反了。所以楚得以灭掉黄国，狄得以入侵卫国、入侵郑国，夷狄扰乱华夏，齐桓公却成了盟主。大概是因为管仲死后，齐桓公最终没有人能救他。由此可知，正心修身，达到王道，都是圣贤的长处，而霸者君臣的短处。只能稍微震慑一时，而源头不清净，无法挽救末流的祸患。何况晋文公以下，又用贪婪欺诈、残酷污秽的手段来施行呢？所以孔门弟子以称颂五霸为羞耻。

宋襄公不击鼓进军，不列阵作战，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如果是假借仁义的人，却在次雎之社使用鄫子作为牺牲，来祭祀妖神，他的顽固愚昧、残酷狠毒就太严重了。难怪他强盛的霸业荣耀，不足以赎取被俘亡国的耻辱。

董仲舒认为，有国家的君臣父子都不可以不学习《春秋》。《春秋》有诛讨意图的法度，人臣有“无将”（没有谋反之心）的戒律。大概是一念违背情理，恶逆就会随之而来。《易经》所以用“履霜”来警戒。《春秋》虽然诛讨已经死去的乱臣贼子，实际上是为了警戒将来。人心的萌动，在细微之处，让人知道毫厘之间的积虑偏差，就会酿成大恶，而不可以不谨慎。不一定都有篡位弑君的事情。

欧阳氏评论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这三人，他们传述《春秋》不能没有失误。经文关于鲁隐公的事情，记载说“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他去世时，记载说“公薨”。这三人说：“这不是正式的国君，这是摄政。”晋灵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赵盾杀死了他的君主夷皋”，这三人说：“不是赵盾杀的，是赵穿杀的。”许悼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许世子止杀死了他的君主买”，这三人说：“不是杀死的，买病死而止没有尝药罢了。”学者不听从孔子而听从这三人，相信这是对的，并且说息姑的摄政、盟会、征伐、赏罚、祭祀，鲁人都听从，命名实在已经确立，不是摄政。赵穿首罪，必定不宽恕，让好人赵盾无辜地加上大恶，再加上父亲生病亲自进药而不尝，与不亲自进药而持刀杀父，这三者论罪截然不同。我起初认为是对的，等到看了董仲舒的话，臣子不通《春秋》的罪过，然后才知道圣人用纲常大义来责备人，并展示谨防虑始的明鉴。隐公起初想让国而居摄政，立国不正，又不接受天子的命令，所以不记载即位，以寓含贬义于法度中。作为国君而记载“公”，是臣子对君父的称呼。等到桓公弑君而记载“薨”，都是为了鲁桓公隐瞒罪恶，就像认为昭公是知礼的人一样。至于赵盾屡次劝谏灵公，君臣交恶而出奔，赵穿于是杀死了灵公，赵盾不只是参与了这个事件，简直是借赵穿之手罢了。至于许世子止作为君主的嫡嗣，防备知道君父

译如果父亲得了重病，不先尝药，却轻易地用他的生命去试验，那么即使（儿子）因悲痛过度而绝食，对挽救父亲的死亡又有什么帮助呢？记录他的事迹，而孔子掌握着裁断的原则，这也不严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只是欧阳修的时代，胡安的《春秋传》尚未问世，学者们喜欢提出新说，混杂使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即使是欧阳修那样善于辨析的人，也不去探求圣人的本心，只有刘敞才掌握了其中的关键。

译《左传》有考据，有辞藻，但所记之事多传闻可疑，夹杂怪异荒诞、不合常理的内容，仍不能让人信服于义理。至于将鬻拳用兵器威胁楚文王视为爱护君主，将赵宣子凭己意弑杀灵公视为贤良大夫，其文辞是驳杂不纯的。

我认为《礼记》都是传述古代先贤的格言，凡是关于礼的内容都加以记载。比如礼仪三百条，曲礼三千条，都是纲领和细节。假如汉儒知晓礼的各本来源，分类聚集，更加严谨，不敢凭自己的意思随意窜入，那么后世就不会怀疑它扰乱经典，也不会因它繁琐而多生议论了。就像《曲礼》首章，何等庄重典雅！次章虽然是抑制欲望的内容，却觉得血脉不连贯，索然无味了。后世必定有作者，将《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所载的礼乐互相参证、简取，列为经传，删去繁琐的部分，汇集成一本书，那么就可以与四经一起流传无穷了。

程子说：“《礼记》杂出于汉儒，但其中传述圣门余绪及格言很多。如《礼记·乐记》之类，无可非议；《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也很有至理。只有懂得言辞的人才能选择。如《王制》《礼运》《礼器》，也多传述古意。”朱子说：“汉儒中只有董仲舒最纯正，没有比得上他的三策的。他何曾有过《礼记》中的说法？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董仲舒何曾说到这个地步？必定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虙氏说：“《礼记》是《仪礼》的传注。《仪礼》有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燕礼、聘礼，《礼记》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用来解释它们。但《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所作，而《礼记》则是汉儒所录，也是《仪礼》的流衍。为什么这么说？《周礼》虽然在河间献王时得到，但没有传授的人。汉武帝认为它是末世渎乱之书，何休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直到汉末才流行于世。只有《仪礼》在汉初就已流行，所以高堂生传授给萧奋；萧奋传授给孟卿；孟卿传授给后苍；后苍传授给戴圣。二戴因为熟悉《仪礼》而记录《礼记》，所以知道它是《仪礼》的流衍。”

《曲礼》说：“凡是陪同客人进门的人，每经过一道门都要让客人先行。客人到达寝门，主人请进入铺设席位，然后出来迎接客人。客人坚决推辞，主人恭敬地引导客人，俯手作揖，这就是所谓的肃拜而入。主人进门后向右，客人进门后向左。主人走向东阶，客人走向西阶。如果客人地位低于主人，就走上主人的台阶。主人坚决推辞，然后客人才重新走向西阶。主人与客人谦让登阶，主人先登，客人跟随。拾级而上，脚步紧凑，连续迈步登上台阶。登上东阶先迈右足，登上西阶先迈左足，各自顺应门的左右方向。”我按：请入铺设席位，现在的礼仪没有这一项，但整理席位也是进门后左右与东阶西阶的事。世上的士大夫多讲解不同，但也自明白。入门、中门，左右阶是以宾主成对行为来说的。入右是为了趋向东阶，入左是为了趋向西阶。到了进入寝门，主人自然应该站在东边，靠近下方面向西；客人站在西边，靠近上方面向东，行此礼节。因为乡饮酒礼、士相见礼都以客尊居西位。现在进入寝门请客居东而主人居西，那么主人反而在客人的左边，客人反而在主人的右边，怎么会有行走时客人在左而入内反而居右的情况呢？这都不合礼了。至于坐下，客人坐南面位而主人就北面位，那就是君臣之礼。如果说北面事奉，尤其失去依据。现在想稍微顺从俗礼，又保留古礼，那么改正进入寝门东西方位的礼节，请客坐西南向，主人坐东北向，次要的客人则坐东南向，如同僎以附宾，也可以通达。

《曲礼》说：“天子用纯色牛，诸侯用肥牛，大夫用杂色牛，士才用羊猪。”这是说诸侯大夫祭祀都用太牢。《王制》说：“天子社稷都用太牢，诸侯社稷都用少牢。”又说：“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牛。”这就与《曲礼》的牺牲杀法及本文都相抵触了。又说：“天子诸侯宗庙的祭祀，春天叫祀，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这是说禘祭是天子和诸侯所共有的。又说：“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礑。”这是说比天子祭祀缺少四时之一，而与前四祭的说法又不同了。汉朝距离周朝不远，诸儒考索注记，必定查考典籍。不王不禘的说法，为何如此相悖？鲁国因成王赐祭，周公以天子礼乐祭祀，孔子还说：“禘祭从既灌以后，我就不想看了。”时间近而言辞尤其可征验。横渠认为作《礼记》的人假借其名，以显示时祀的数量。我认为名称所关涉的，是礼的大分别，怎么可以混淆而没有区别呢？或许禘祭常在夏商实行，诸侯到周朝才开始有定制，作为天子之礼？记录者仍然沿用惯例兼举而互言罢了。其书不出一人之手，每有异同，学者自当识别。

《月令》是吕不韦汇集诸说所著，记载十二月的物候，显示先王敬顺天时以行政令，与唐虞历象授时齐政的意思相同。鲁文公元年闰三月置闰，差错，《春秋》传曰：“非礼也。”先王校正时间，履端于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一元，五星都起于牵牛初度，更无余分。

译推究以比附为开端，所以说】在中气时举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称为中气】，在年终归余【通过置闰来弥补因节气有余、朔日不足而产生的日月余分，以此设置闰月】，大概战国时期的儒者还能知道这些。《国语》记载单襄公出使宋国，路过陈国时，正值十月大火星的位置【十月大火之次】，早晨已能看见。道路杂草丛生【多草】，无法通行。〇【候人】不在边界，司空不巡视道路，沼泽没有修筑堤防，河流没有架设桥梁，野外有露天堆积的谷物，场院上的工作尚未完成，道路两旁没有成行的树木，膳宰没有进献牲肉，司里没有安排馆舍，国内没有接待宾客的住所，县里没有提供住宿的房舍。回国后向周王报告说：“先王的教化〇，庄稼收割完毕就清除道路，水干涸时就架设桥梁，草木凋零时就准备储藏，降霜时就准备好冬衣，清风到来时就修缮城墙宫室。”所以《夏令》说：“九月清除道路，十月架设桥梁。”而陈国废弃了这些，由此知道陈灵公将要灭亡。《月令》所记载的大概是有依据的。但是王者居所有常，服饰器物的颜色有制度，沼泽河流没有禁令，警戒清道依时而行，他们敬奉上天、顺应时节行政，中和的德行流通于天地之间，虽然不违背天时，但绝不会为了细枝末节的仪文形式而琐碎地追求吻合。所谓居住在青阳太庙、明堂、总章的左右，南北每次迁移居所，车旗衣服各用四方之色，经常改变制度，衡量帝王的行为规范，通过章服器物来统一视听，恐怕未必如此。《周礼》冬官〇，进献王鲔作为鱼干时说：“祭祀、宾客、防备水灾、征发鱼产，大概只有贡赋而没有征收。”现在说征收及于水泉陂泽，也恐怕是后世多方盘剥百姓，并非王政中无禁之法。从前鲁隐公想去棠地观鱼，臧僖伯劝谏他，认为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是皂〇的事务，官司的职责，不是君主所应涉及的。那些诸侯尚且如此，却说天子亲自前往尝鱼，岂不违背常理！我观察孟夏时令命令太尉赞举俊杰，太尉这个官名从秦朝才开始不〇，大概是想用秦法来参杂先王的教化，学者应当谨慎选择。

译《王制》说：天子、诸侯没有战事时，每年打猎三次，以获取野兽。打猎如果不依照礼制（即不遵守规定的等级制度），叫做暴殄天物（《尚书》说“暴殄”）。天子打猎不四面合围，诸侯打猎不掩袭兽群。水獭把鱼陈列在岸边像祭祀一样，然后虞人才进入水泽设置梁堰捕鱼（拦截水流捕鱼，水獭祭鱼是在孟春之月）。豺狼把野兽陈列在路边像祭祀一样，然后才进行田猎（豺祭兽是在季秋之月）。斑鸠化为鹰（在仲秋之月），然后才设置捕鸟的网罗。草木凋零，然后才进入山林。昆虫没有蛰伏，不用火焚烧田野来捕猎。不捕杀幼兽，不取鸟卵，不杀怀孕的母兽，不杀幼小的禽兽，不捣毁鸟巢。

《国语》记载：鲁宣公在夏天到泗水深渊滥捕，里革割断他的渔网并丢弃，说：“古时候大寒降临，冬眠的虫类苏醒，水官于是讲习大网和小网，捕捉名贵的鱼，捕捉水中的禽鸟，在寝庙中品尝，并让国人分享，以助长宣发阳气。鸟兽怀孕，水中虫类成熟，兽官于是禁止设置罗网捕捉鱼鳖，作为夏天的储备，以助长生物繁盛。鸟兽成熟，水中虫类怀孕，水官于是设置防具，设置陷阱，以充实宗庙和厨房，蓄积功用。”况且山中不砍伐新生的枝条，沼泽中不砍伐幼小的树木，禁止捕捞鱼卵，让幼兽长大，保护雏鸟，让虫类留下卵，这是为了繁衍万物。我观察先王凭借中正和平，恭敬地运用五事，来建立至高的准则，所以制礼作乐，契合造化，感通神人，确立天地间的地位，从而顺应时势养育万物。至于法制，尚且能仁爱地惠及昆虫草木，制定它们的等级节制，按时令取用，禁止暴殄浪费，舍弃细微之物，以助长繁衍，以辅助生化，那些曲折成就、裁度辅助的道理，没有不极力运用的。王道完备了，适宜地使至和之气熏蒸于天地之间，既没有散乱的阳气，也没有停滞的阴气。日月星辰顺次运行，阴阳有序调和，寒暑适中，风雨按时而至，上天没有狂风暴雨，没有霜雹水旱的灾害，百姓没有疾病夭折的祸患，山川没有光秃干涸崩塌枯竭的变化，生物没有流产死胎的忧虑。这是因为和气充盈而邪气不作兴。汉朝唐朝以来，不致力于修养德行，任意气放纵情欲，举动乖谬，无法感动人和物，上下背离，隔绝之气已经不贯通，再加上礼乐不兴，刑罚政令苛细混乱，赋税徭役烦重，百姓无法生存。从五谷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直到女工麻布丝麻，竭尽原野和平地的产出，房屋住所的出产，山海江河岩穴的储藏，终年勤劳，却不足以养生送死。斧头接连砍伐到树桩，网罗搜刮抉剔，遍及胎儿和鱼卵，加上蛮夷盗贼抢夺吞噬，不再有相生相养、休养生息的办法，因此阴阳元气败坏杂乱而没有统绪，想要灾祸邪气妖孽消亡，是不可能的。唉！那么想要追求王道政治的人，何不回归根本呢？

《儒行》篇，文辞华丽而意气激切，揭露弊端而语言尖锐，这难道只是不善学习吗？孔子也不是善于谈论德行的人。

《礼运》篇，前代儒者认为出自子游门人所记录，与孔子回答问话的时候相距已久，记忆传写支离末节更加分散，固然不能没有增删混杂的情况。其中说“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为公”，这是大同；“天下为家”，这是小康。所谓讲究信用、和睦相处，也不是帝王的景象。他们只是认为二帝三王官天下、家天下，像盖宽饶所论述的那样，又有揖让禅让、放逐征伐的事迹。帝王治理的成效不同，却不衡量这不是圣人所能决定的。只是时势使然。《春秋》以后，处士议论大体类似这样，然而其中多有礼的大端、要语至理，这些保存下来的内容，不是诸子虚妄漫无边际的言辞所能达到的。存留羊羔以爱惜礼制，大概不能没有感触。

考察商朝以前，天子都有七座宗庙，所谓“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就是这个意思。太祖位于西边，面朝北，东边为昭，南边为穆，面朝北。前面的祖祢到高曾祖考为四亲庙，远庙的昭穆称为昭祧穆祧，迁去的牌位藏在那里。韩愈的《禘祫议》认为：毁坏的宗庙牌位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百代也不毁坏，合祭时陈列在太庙中享用。从魏晋以后，才开始有毁坏埋葬的议论，没有经典依据，不可施行。《礼记·祭法》说：一坛一墠，二祧享用尝祭就停止。离开祧为坛，离开坛为墠，离开墠为无，祈祷时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虽然对于仁孝流通的意思，似乎有些不安，但逐渐远离，就是礼所不能及的，而牌位迁到墓地，大概是在墓地祭祀享用的。张载认为殷朝以上没有不迁的太祖，到周朝才开始有百世不毁的祖，三昭三穆，四座为亲庙，两座为文武二世室，加上始祖共七座。诸侯没有二祧，所以五大夫没有不迁的祖，那么一昭一穆与祖考共三座，所以把祖考通称为太祖。如果合祭就向君主请示，连同高祖一起合祭（大概是不应当合祭而特别合祭，像后世合食一样）。朱熹的《禘祫议》说：《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的庙共七座。诸侯大夫递减两座，而《祭法》又有适士二庙、官师一庙的记载。大体上士没有二祖，而都及其祖考。它们的制度都在中门的左边，外面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另有门墙。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依次向南。天子的太祖与一昭一穆为宗，都百世不迁。二昭二穆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就依次迁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诸侯没有二宗，大夫又没有二庙，它们迁毁的顺序与天子相同（毁坏宗庙的牌位藏在

译【太祖庙】《仪礼》所说的“以其班祔”，《檀弓》所说的“附于祖父”，都是指这一制度。文王在右，武王在左，按照昭穆次序确定不变，另有门垣各自保全其尊严，不以左右区分尊卑。又穆王时，文王本当祧迁但因有功应当立为宗，所以别立一庙于西北，称为文世室；到共王时，武王本当祧迁，所以别立一庙于东北，称为武世室。刘歆则认为，自武王克商后即增加二庙，到懿王时才在三穆之上立文世室，孝王时在三昭之上立武世室。又韩愈认为，殷祖契，周祖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称帝，年代已远，不再祭祀，所以太祖得以正居东向之位，子孙跟随昭穆之列。传曰：“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在父亲之前进食。”在常祭禘祫之时，献祖（始祖）应当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太祖）应当跟随昭穆之列。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又常祭很多（四时的享祭，只有艺祖不参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室中祭祀），合祭很少（祫禘则只有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排序，南北相对）。因此太祖所屈的祭祀极少，所伸的祭祀极多。程子认为不可随意看待，因为他的议论精到，符合礼制。看韩愈说太祖正居东向之位，朱熹说到了唐代太祖在北，以及群臣家庙都如现在的制度，都以西为上，就知道宋代庙制也还是实行古代的礼制。诸侯则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庙两个在东南，穆庙两个在西南。后世庙制施行于朝廷、王国，而公卿以下都没有定法。宋仁宗下诏听任太子少傅以上设立家庙，但有关部门没有制定制度，于是各自设立影堂，后又改为祠堂。伊川先生认为无贵贱都祭祀高祖以下，后人宗奉他，只说庙向南坐皆以东为上。朱熹认为不对，因为古人门在东，窗在西，所以坐在一边才是奥处。司马光说：“神道尚右，以西为上，庙主从西排列。”朱熹认为也不是古礼，大概是因为天子太庙正西位而宗奉他。晦庵先生居母丧，《家礼》刚写成，被一个童子偷走逃跑，直到他去世后那书才出现。他的制度是以祠堂立于正寝之东，靠近北边的一架设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龛外垂小帘，帘外设在堂中的香桌，上面放置香炉香盒。大宗及继高祖的小宗，则高祖房在西，曾祖次之，祖及父又次之。继曾祖的小宗，则不敢祭高祖，而空其西龛一个。继祖的小宗，则不敢祭曾祖，而空其西龛两个。继祢的小宗，则不敢祭祖，而空其西龛三个。祭祀排列祖先都以客位西边为上，从高祖依次向东，都正排。旁亲无后者的，各以四代的班次祔食，都西向。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如果与嫡子同居，死后其子在私室立祠堂，专取《仪礼》为经，斟酌古今之宜而兼取司马氏、程氏、高氏的说法，祔迁则取张载，节祠则取韩琦所行为法。他的门人杨复，大概惋惜其书未经，朱熹再修而杂取诸家，阐发的义理以补足它，所以其礼参差，尚未统一。我见前御史聂文蔚，也曾考究及朱子礼之节要，都本于旧制，参以时宜。及国初行唐县令胡秉中说，允许庶人祭三代祠堂，以曾祖居中，而左边是祖右边是祢，到四世图中，也以高祖居中，左边是曾祖居中，右边是祖左边是祢右边，而祭位则高祖居中，曾祖居东北，祖居西北次，下考妣东南，降等而祔位也列于东西。夫古人制礼，必有意义，不是苟且的。天子宗庙都坐西东向，以北南为昭穆。韩愈祫议也以始祖居中，而太祖跟随昭穆之列。何况庶人之祭，乃至祖孙排位并列，衡量于义，似乎有不安之处。只有祠堂四龛，既然没有古人外都宫内寝庙的制度，只得就其简便易于敛藏，而又以板隔开，使各自为尊，不相嫌渎。与龛中排列神主都适宜，如《家礼》从西依次而左，庶不失古人一派流通与继曾祖以下的小宗空龛，不敢僭祭的意义。至于张载论长子丧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更须士人继承祭祀，譬之河身转随径流之说，实为礼之权变。若恐废祭从宜，固然难以执一。若时祭用仲及前旬卜日宜用司马光说的分至日预先在前月诣祠堂告期，及祭排位次序则依时制，也不失古人昭穆之意。立春程子认为是生物之始，所以祭先祖则以祖考妣为主，而以高曾考妣共祭之。季秋成物之终，所以专祭祢，而诸祖都不及。其他立祭田、忌祭、墓祭、冠礼婚礼、生子及焚黄告庙、改题与世俗节日献其时食之类，以及祝文应当一依《家礼》所说。

译《读书劄记》卷八

《劄记》这本书，是先生任贵州巡抚时，与学者们问答辨析探究，随时记录而写成的。其中关于天、地、人三才的道理，性命之学的奥妙，事物的规律，六经四子的言论，以及古今言语同异的辨析、得失的归宿，没有不详细且全面的。道理充盈，脉络清晰，是非分明，功夫精审，而要点突出。学者们一看便知道从何处入手。至于人心动静、心性理气、知行存省、克治主敬、集义穷理等条目，都能从旧知中获得新知，以真理验证虚妄，有启发前代未曾言说之处，洗刷后世臆测之说。它对学者的功劳太大了。至于汇集六经进行分类解说，集合众说进行折衷判断，使道义旁通，将各种流派汇聚于深渊大海，真正可以说是万法归一了。那些崇尚著述的人浅陋，简约淡泊的人防备辩论广博而费辞藻，藻饰新奇巧巧的人厌弃成说，却不知道道大中至正罢了。高不可亢奋，低不可贬低，不是言语文字所能增减的。从前季通写律书，没有一个字不本于古人已试验过的成法，而他独自领悟的妙处，则有当世所不知道的。大概只有真正有所得，才能如此。先生忠信不欺，体验纯熟，充实涵养有素，而践行笃实，从动静食息、辞受取予到出处进退，出言举步，没有不衡量于道而后心安的。他与诸生谈话，都是造道育德，咀嚼饱满之余，话语虽简约而道理完备，辩论不繁琐而道理胜过，简易精深，文理严密，使人读之有“乐则生矣”的妙处。想要学习先生之学而学习的人，难道仅仅在笔墨之间而已吗？旧本颇有错误，我伏读之余，随时订正，因此把我想要说的话写在后面，以等待志同道合的人。嘉靖乙未年春三月甲子，门人莆阳林华首拜书。

少司马延陵养斋徐翁，先前任贵州巡抚时，振兴文教，振作武备，西南得以安宁。乡贡士王惟忠、段以金、周矿、叶履谦，庠生吴鸣皓、顾继先、黎宇、潘维岳等人，共若干人，因为此道未曾听闻，向往翁的门墙，请求开导。翁不鄙薄，接纳他们，不到一年，诸生恍然有所得，竞相抄录翁的《劄记》旧稿，以永远珍藏刊刻，担心不能公开传播，于是整理为八卷，共同商议出资刊印。我说清偶有事，学事由训导杨时用过携带给我看，幸好最终仔细观看，于是恭敬地写道：“你们抄录翁所记的内容，不超过五万字，然而对于我身天地事物之理，无不包含。大概本于圣贤之言作为准则训诫，学者能由此而求索，自然会对心身有所启发，以进入圣人的境界，看待世上那些眩惑新奇求异的人，万万不能相比。不要喜欢而不推究，谨慎地左右其完成，与同志共享。”事情完成后，诸生嘱托我记录年月，义不容辞。至于翁的德行学问功业，自有国史记载，岂是我孤陋寡闻所敢私有的呢？嘉靖甲午年四月甲辰，后学闽陈则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