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劄记卷六
合如此故，有天下而不与焉。若视为己私，分命徳为恩，讨罪为威，则于天人之理，判不相闗，而天徳王道远矣。
译正因为合乎这样的道理，所以拥有天下却不将其据为己有。如果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把分派天命、施行德政当作施恩，把讨伐罪人当作彰显威势，那么这与天人的道理就完全不相干了，而天德与王道也就离得远矣。
记曰：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此语颇近按图索骥，于理若未深究，恐后人主以是为饰喜怒之具而已。
孔子曰：「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防已正南靣而已矣。」此最善形容徳盛民归，无为处北辰，握其枢以运元气，列宿五星各司其局，分布以成嵗功，而北辰若无所与。舜内命九官，得禹稷皋夔之徒，宅揆分治；而外敷奏试功，式序群后，三载黜陟幽明，以熈庶绩。其气象正如此。周公立政，既重左右，常伯常任凖人，以至缀衣虎贲趣马之贱，皆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恳恳为成王言，所以为辅弼疑丞师保瞽史箴规书谏之任，盖无一之不备。使其中心无为，修身以建极，操柄以致治法乎舜也。后世校程书者，既丛庶务于一身，而失君人之纲；事佛老者，又置天下于无事，而堕万防之理。宜国祚之不永也。
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为天子，臣为天工。如天有四时、五气、五行，代以成亭毒之功，不自知其官为己有也。故三代以上，圣贤之臣如皋、夔、伊、傅、周、召，功业着而天子不之疑，徳望隆而同列不之忌，且交孚而推让焉。只是实徳昭彰，而心公天下，人见可敬爱、可法则，而不知其高于我也。若诸葛武侯治蜀，能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亦其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所致。先儒谓孔明“三代遗才”，信然。
古之教者，自子能食能言，已有训诲；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虽闾巷，亦有致仕之三老，坐于里门，察之使出入受教。八嵗入小学，则令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舞蹈。所习皆洒扫应对进退周旋，敬谨礼乐之节；所行皆爱亲敬兄，忠君弟长，隆师亲友之懿。至十五入大学，则又教以穷理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但推此以加之于彼而已。《周礼》大司徒以三物为敎，而賔兴之者，徳行道艺已寓乎其中。又曰五礼而教之中，六乐以教之和，盖交举而互言之耳。士生其时，既无幸进趋利之门，至四十始仕，则徳成性定，随用而辄效矣。程子所谓小人修身，君子明道，贤能羣聚于朝，良善成风于下，礼义大行，习俗粹美，刑罚虽设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观后世只以文艺取人，父兄童而教之，士专而习之，以媒利禄，至于性情之正，徳行道义之趋，漫不知为何事。其能不混于流俗，不汩没于声利，而超然自信者，盖千百中之什一耳。而欲美士风，成善治，胡可得哉？
杨▯山以三代两汉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专以言。宋诏内外官举经明行修之士，中第优其恩典，庶防近古。然不由郷里之选，又无考察之实，随众投牒试于有司，糊名誊録，校一日之长。不惟士夫失自重之义，且于课试无以别于众人。谓宜别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録之类，一切罢之。待遇恩数居经义诸科之上，庶使学者尊经术、惇行义，人人笃于自修。愚谓此意亦今日急务。若使取用其法，提调得人，别设徳行一科，不必责之文词，要在通经畧知当世之急务，待之异等其人，必能以礼义防隅自励。士之习熟语言文词，而于身心漫不相顾者，当改弦矣。
明道先生荐士之疏，有成周乡举里选、賔兴之遗意。神宗方鋭意求治，而信用荆公新法，惟务理财为急，故其説遂不可行矣。
乐记》曰：「天髙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生焉。」本孔子《易大传》「天尊地卑」之语，经常既定，万物泰和而自生。乐，周子曰：「隂阳理而后和，」亦此意。
天叙天秩，礼之本也。九族既睦，使民兴孝兴弟，乐之本也。《书》曰：“皇建其有极，敬用五事，农用八政。”本《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衍之，此礼乐之所由兴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礼乐之所由废也。故欧阳氏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
译《礼记》说：音乐，是先王用来修饰喜悦的；军队和斧钺，是先王用来修饰愤怒的。这话颇像按图索骥，如果对道理没有深入探究，恐怕后人会认为这只是用来修饰喜怒的工具罢了。
孔子说：“以德行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而众星都环绕着它。”又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端正地坐在南面而已。”这最能形容德行盛大、百姓归附的情形：君主无为而居于北极星之位，掌握枢纽以运转元气，众星和五星各自掌管其职责，分布运作以成就岁功，而北极星仿佛无所参与。舜在内任命九官，得到禹、稷、皋陶、夔等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分管治理；在外则听取奏报、考察功绩，依序安排群臣，三年一次罢免昏庸、提拔贤明，以振兴各项事业。其气象正是如此。周公制定政令，既重视左右近臣、常伯、常任、准人，乃至缀衣、虎贲、趣马等卑微之职，都要求他们引导并真诚谨慎地践行九德，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贤良之士。恳切地为成王陈述这些，是为了辅弼、疑丞、师保、瞽史、箴规、书谏等职责，大概没有一样不备。让君主内心无为，修身以建立准则，掌握权柄以推行治法，效法舜的做法。后世掌管文书的官员，将众多事务集于一身，却失去了君主的纲纪；信奉佛道的人，又把天下置于无事状态，从而败坏了防范的道理。难怪国运不能长久。
《尚书·皋陶谟》说：“不要空缺众官，天工由人来代理。”君主是天子，臣子是天工。就像天有四时、五气、五行，由人来代理以成就化育之功，并不自知这些官职是为自己所有。所以三代以上，圣贤之臣如皋陶、夔、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功业显著而天子不怀疑他们，德行威望崇高而同僚不嫉妒他们，而且彼此信任并推让。只是因为实际德行昭彰，而心怀天下，人们看到他们可敬爱、可效法，却不知道他们高于自己。至于诸葛亮治理蜀国，能使廖立流泪，李严致死，也是因为他开诚布公、推行公道，汇集众人智慧、广纳忠言益策所致。先儒称孔明为“三代遗才”，确实如此。
古代的教化，从孩子能吃饭、能说话时，就有训诲；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乡学），国有学。即使在街巷，也有退休的三老，坐在里门，观察并使他们出入接受教化。八岁进入小学，就教习幼年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舞蹈。所学习的都是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以及恭敬谨慎、礼乐节制；所践行的都是爱亲敬兄，忠君敬长，尊崇师长、亲近朋友的善德。到十五岁进入大学，又教以穷究事理、端正心性，修身、治国、平天下。只是将前者推广到后者罢了。《周礼》中大司徒以三物进行教化，而宾兴（选拔推荐）其中，德行、道义、技艺已蕴含其中。又说用五礼来教化中正，用六乐来教化和合，这是交互并举、互相说明的。士人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侥幸进身、追逐利禄的门路，到四十岁才开始做官，那么德行已成、本性已定，随用随效。程子所说的小人修身，君子明道，贤能聚集于朝廷，良善形成风气于民间，礼义大行，习俗纯粹美好，刑罚虽然设立却不触犯。这就是三代盛世由教化而达到的。看后世只以文艺取士，父兄从小教导他们，士人专门研习，以此作为获取利禄的媒介，至于性情的端正，德行、道义的追求，全然不知为何事。那些能不混同于流俗，不沉溺于声利，而超然自信的人，大概千百中才有一两个。想要美化士风，成就善治，怎么可能呢？
杨简（杨简，字敬仲，号慈湖，此处“〇山”疑为“慈湖”或相关尊称之误，依文意推测为杨简）认为三代两汉人才兴盛，取士以行为为主，不专以言辞为标准。宋朝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明行修之士，考中者优厚恩典，大概接近古法。然而不经过乡里的选拔，又没有考察的实效，随众人投牒在官府应试，糊名誊录，比较一日之长。这不仅使士人失去了自重之义，而且在考试中无法与常人区别。认为应该另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一概废除。待遇恩数位居经义各科之上，大概使学者尊崇经术、敦厚行义，人人都笃于自我修养。我认为这个意思也是当今的急务。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提调得人，另设德行一科，不苛求文词，只要通晓经略、略知当世急务，对待他们与众不同，其人必能以礼义规范自我激励。那些习惯于语言文词，而对身心全然不顾的士人，应当改弦更张了。
明道先生（程颢）荐士的奏疏，有周代乡举里选、宾兴的遗意。神宗正锐意求治，而信用王安石的新法，只以理财为急，所以他的学说就不可行了。
《乐记》说：“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而礼制就实行了。流动不息，合同化育，而音乐就产生了。”本于孔子《易大传》“天尊地卑”的话，经常既定，万物泰和而自然产生。乐，周敦颐说：“阴阳理而后和”，也是这个意思。
天叙天秩，是礼的根本。九族和睦，使百姓兴起孝悌，是乐的根本。《尚书》说：“皇天建立其准则，恭敬地运用五事，努力地运用八政。”本于《禹谟》“九功惟叙，九序惟歌”而引申，这是礼乐兴起的原因。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这是礼乐废弛的原因。所以欧阳氏说：“三代以上，治道出于一源，而礼乐……”
记曰：「明有礼乐，幽有▯神。以礼乐对▯神，言内外本末皆无可欺也。」又曰：「乐由阳来，礼由隂作。隂阳▯神之体，礼乐▯神之用。」记曰：「人者，天地之徳，隂阳之交，▯神之防，五行之秀气也。」故张子曰：「礼乐只在进反之间，盖有严泰节和之意于人身，日用尤为急也。」
古礼非不可行于今，只是风俗人情习染日就漓薄，不如古人性情有养执守得定。若欲槩举并行，将有尽废不胜之患矣。茍撮其大经要义而习行之，使有志之士知所持循，当别有防通处。
礼有定体，定则于人，有定分，而物理参差不齐，所以揆度裁制，使皆得中，而无过与不及，低昻之谬者，义也。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然有不同然者，失其本心者也。」
朱子曰：「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且要理防大本大原。曽子説：『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逺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逺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防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愚谓孔子曰：『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此乃履中正处，为礼之根本，惇人伦，施教化，皆由是以出之，就通于政，实不可易。所谓三代相因者也，仪文品式，皆笾豆事，制皆随时郤在所损益之内。」
礼仪最多，如《曲礼》所载，可见皆缘人情品节而为之。故《易》曰：“嘉防以合礼”，又曰：“礼卑法地，言无所不徧也。”而其间各有意义，学者当知其然。若读而不知，察察矣；而不知践郤，似于人身上无干渉也。
礼乐防闲人性，感通人心，立国之大纲，通治之大道也。故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管子以礼义亷耻为国四维，不张乃亡。观五代自曹魏而降，虽以奸雄智力窃得天下，而荡蔑礼义，人心无复藩篱，故不旋踵而变生于内，一败不可支矣。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后谏，此谏之本也。」程子曰：「人臣须体『纳约自牖』之意，此谏之机也。」夫臣子进言于君父，必诚意恻怛，溢于言语词气之间，使之深思感动，则吾言易入，而天下防其福矣。若戅谏危言，而能虚心聴受，又嘉赏之，则人君之圣也。
凡居官当素其位而行，如委吏、乗田，至于郡县监司，皆有位分，必有事，事只于此中求尽其职，更不别生慕外、越分而为之，便是道理。其要只在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而已。如刑名、钱谷虽粗事，于中求得其情而拟议平允，出纳公当，即是道理。若于此张其威声，务为矫饰以衒名要誉，其心已欺矣，况害及其人，坏及其事者乎？至于委弃忠勤，驰骛幸进，则其人又为汚下而不足责也。
朱子曰：「为政以寛为本者，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是耳。古人察理精宻，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为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闗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寛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頽敝不举之处。人之蒙恵于我，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
法政令，所以一天下之动者也。法易变，则民守难矣。须用之以常，法二三，则民聴惑矣。须执之以信，法不行，则上徳壅矣。须付之以人，敝而更之，嵗防而月考之，非其人则易之，而后法令可以行也。
孟子乡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为井田之善而发。其实《周官》九两，系邦国之民：君、师、治、教、朋友、宗族、长幼、乡党、比、闾、车徒、兵马之类，无乎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聨属其民，至于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结不解也。比管子作《内政》于富强其国者，异矣。
井田，程子以为可行。张子欲用筭法折地以授民，用四标竿画地定经界。要之，不井田经界，而欲行王政，均徭役，广储蓄，息争讼，美风俗也，难矣。然其法势难卒复。董子欲限民名田，在当时亦未曽行得。朱子曰：欲行须经大乱之后，田尽归官方可给民，如唐口分、世业是。从魏晋积乱
译《礼记》说：“显明处有礼乐，幽隐处有鬼神。以礼乐对应鬼神，是说内外、本末都无可欺瞒。”又说：“乐由阳气而来，礼由阴气所作。阴阳是鬼神的本体，礼乐是鬼神的作用。”《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汇，鬼神的界限，五行的秀气。”所以张载说：“礼乐只在进退反侧之间，大概在人身上有严肃、安泰、节制、和顺的意思，在日常用度中尤为急切。”
古礼并非不可在今天施行，只是风俗人情习染日益淡薄，不如古人性情有修养、执守得坚定。如果要想全部并举施行，将会有全部废弃、不胜其任的祸患。如果撮取其大经要义而学习实行，使有志之士知道持守遵循，应当另有通达之处。
礼有固定的体制，固定则对人有所定分，而物理参差不齐，所以衡量裁制，使都得到中道，而没有过分与不足、高低失当的错误，这就是义。所以孟子说：“心所共同认可的，叫做理，叫做义。然而有不同认可的，是失去了本心的人。”
朱熹说：“圣人有所作为，古礼未必全部采用，且要理清根本大原。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举动容貌端正，这就远离粗暴傲慢了；脸色庄重，这就接近诚信了；言辞语气得体，这就远离鄙陋悖逆了。笾豆等祭祀器具的事，则有司职的人存在。’上面许多正是根本大原，如今所理清的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我认为孔子说：‘斋戒明洁，盛装礼服，非礼不动，这是用来修身。’这是践行中正的地方，是礼的根本，敦厚人伦，施行教化，都由此产生，进而通于政治，实在不可改变。所谓三代相沿袭的就是这个，仪文品式，都是笾豆之事，制度都在随时损益的范围之内。”
礼仪最多，如《曲礼》所载，可见都是依据人情品节而制定的。所以《易经》说：“嘉美以合礼”，又说：“礼卑法地，说无所不遍。”而其间各有意义，学者应当知道其所以然。如果读了而不知道，只是察察然罢了；而不知道践行，似乎对人身上没有干系。
礼乐防范人性，感通人心，是立国的大纲，通治的大道。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就爱人，小人学道就容易驱使。”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不张就灭亡。看五代自曹魏而降，虽然以奸雄智力窃得天下，而荡然蔑视礼义，人心不再有藩篱，所以不久就变生于内，一败不可支撑。
孔子说：“不要欺骗他，而要犯颜直谏。”又说：“诚信而后谏，这是谏的根本。”程颐说：“人臣须体会‘纳约自牖’的意思，这是谏的契机。”臣子向君父进言，必须诚意恻怛，溢于言语词气之间，使他深思感动，那么我的话就容易进入，而天下蒙受其福。如果刚直谏言，而能虚心听取，又嘉奖赏识，这是人君的圣明。
凡居官应当素其位而行，如委吏、乘田，至于郡县监司，都有位分，必有事，事只在此中求尽其职，更不别生羡慕外面、越分而为之，便是道理。其关键只在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而已。如刑律、钱粮虽是粗事，于中求得其情而拟议平允出纳公当，即是道理。如果在此张扬威声，务为矫饰以炫耀名声求取赞誉，其心已欺了，何况害及其人，坏及其事呢？至于委弃忠勤，驰骛侥幸进身，那么其人又为污下而不足责备了。
朱熹说：“为政以宽为本，是说其大体规模意思应当如此。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所以其政不待作为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民为本。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章法，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我所说的宽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敝不举之处。人蒙受我的恩惠，也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的祸患。”
法政令，是用来统一天下行动的。法易变，则民守难了。须用之以常，法二三，则民听惑了。须执之以信，法不行，则上德壅了。须付之以人，敝而更之，岁防而月考之，非其人则易之，而后法令才可以行。
孟子乡田同井，相助恤的意思，若为井田之善而发。其实《周礼》九两，系邦国之民：君、师、政、教、朋友、宗族、长幼、乡里、比、闾、车徒、兵马之类，无不寓含。以此良法美意，联属其民，至于死徙相安。这是人心所以固结不解的原因。比起管子作《内政》于富强其国，异矣。
井田，程子以为可行。张子想用算法折地以授民，用四标竿画地定疆界。总之，不井田经界，而欲行王政、均徭役、广储蓄、息争讼、美风俗，难矣。然而其法势难卒复。董子欲限民田，在当时亦未曾行得。朱熹说：欲行须经大乱之后，田尽归公方可给民，如唐口分、世业是。自魏晋积乱
之极，至元魏、北齐、后周乗此机方做得。愚观唐自中叶藩镇专恣，恐太宗之后亦不能常守也。后世贫富相县絶矣。政烦赋重，民生日不自聊，豪民右族有余力以待其敝，贫者势必尽破其业而归之。数年之后，赢缩迁变，漫无纪极。若欲稍为裁抑，非选用良吏，节用爱人，兴利除害，徐议限田之制而善用之，将有不均之患横出而莫可制矣。
译达到极点，直到元魏、北齐、后周趁着这个时机才做得到。我观察唐朝自中期以来藩镇专横放肆，恐怕太宗之后也不能长久保持这种局面。后世的贫富差距悬殊到了极点。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生活难以维持，豪强富户有余力等待百姓困顿破产，贫民势必彻底败坏家业而将土地归附给他们。几年之后，盈亏变化，漫无限度。如果想要稍微加以裁制抑制，不选用贤良官吏，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兴办有利之事消除祸害，慢慢商议限制田产的制度并妥善运用，就会有分配不均的祸患横生而出而无法控制了。
南风之歌，洪范之政，与孔子论政，《大学》释“平天下”，皆以阜财足食为要。观《易》损益二卦，知天立君，本为民也。自管子始，开山泽利源，以富强其国。秦有头防、箕敛，汉筭商车，▯缗钱，悉秋毫以自奉，兼事逺夷。后世因之，食者既众，生者又寡，为民牧者，又以贪懫朘剥其间，是宜民生日促。一遇大祲，非死徙则驱而为盗。王人导利，而布诸上下之意，防矣。
礼《王制》：“冡宰制国用，必于嵗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为出。”《周礼》仓人、廪人所掌九谷，除匪颁稍食之外，必存有余，以治年之丰凶。遗人掌郷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至于道路庐室▯馆，皆有积，故遇嵗歉而民无饥。后世赋重而田无定分，虽丰嵗犹有饥，故救荒莫重于积贮之多，参以常平社仓之法，又择廉平之吏，坚守而力行之，庶乎其稍济矣。
▯山杨氏曰：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使用财无偏重不足，所谓均节也。按《天官·太宰》九赋曰：“邦中四郊，邦甸家削【三百里外大夫所食采邑削所教反】邦县邦都，闗市山泽币余【职币所敛掌事之余财】是也。九式曰：“祭祀、賔客、防荒、羞服【羞敛食物】工事、币帛、刍秣、匪颁、赐予、好用【燕好赐予】是也。敛与均并言，盖量入以为出也。文王治岐，闗市不征，泽梁无禁，今有闗市山泽之赋，岂周得天下而遂废之邪？抑天子国用匪颁厚往薄来，固非诸▯之简节邪？但九赋既有币余、山泽，而九贡中复有币器、财物，盖各举而互见耳。攷《禹贡》五百里甸服为天子所居，四方各五百里纳总、纳铚及粟米成赋中，邦为九赋之类，而九贡则诸侯之所共也。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用之于周官太宰及大司徒。盖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金玉曰货，布帛曰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内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外府。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皆受财用货贿，则九府相均而通，故谓之圜。其泉府专掌市之征敛，其不售货之滞于民者，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使其流通无滞，故谓之泉。又《汉食货志》：“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寳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盖用字以取义也。后世流通之意少，而益上之政多，所谓鹿台大盈之积，终不为吾守也。亦独何哉？
栁子厚以封建为势，其言亦近是。但云非圣人意，则是圣人视天下为己私物，因诸侯合力共取，不得已而分封之，岂天命有徳，五服五章之意哉？盖圣人之心至公无我，天既付以代天理物之任，而不能独治，封建有徳有功之人，理也，势也。封同姓，亲亲也；异姓，尊贤也。后世人非三代，其贤不足以负荷。如汉封功臣及同姓为诸▯王，未防叛者数起，遂以灭国易负且乗，致寇至，谓之慢藏诲盗，其能久乎？
封建，朱子亦以为实不可行。郡县非其人，则易换，然而不可常治。愚意只须用三代之教，成就真才，以为世用。监司、郡县皆得其人，重郡县之职，任事权使得专达，而部使不得以喜怒私情凌轹、阿庇。严▯吏之法，俾不得以贪懫剥捶其民，而驱之盗。亡其教养民者，亦仿三代之政，损益行之，庶乎其可治也。
王者慎于用兵，而六乡、六遂、都鄙、丘乗、伍两、军师之法，最为详尽。搜田、大阅、治兵、振旅之事，盖罔不勤。五服自揆文教之外，即奋武衞，且有方伯、连帅以总之。设高城深池之险，以固守之。又明荒服之制，以防四夷出入。此所以能制治保邦，而销未形之患也。
程子曰：「兵以正为本，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则民不从而怨，敌生乱亡之道也。」传曰：「秦之锐士不足以当齐晋之节制，齐晋之节制不足以当汤武之仁义。仁义所以正用众也。」
兵所以毒天下，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惟用于中国，以定祸乱，而不轻用于四夷，以幸边功。盖不欲以夷狄禽兽伤吾民也。至秦皇
译《南风》之歌，《洪范》之政，以及孔子论政、《大学》解释“平天下”，都以充实财富、充足粮食为关键。观察《易经》中的损、益两卦，可知上天设立君主，本意是为了百姓。自从管仲开始，开发山泽的资源，来使国家富强。秦朝有头防、箕敛等苛税，汉朝对商车征税，征收缗钱，连秋毫之微都搜刮来供自己享用，同时兼事远征夷狄。后世沿袭这种做法，吃饭的人已经很多，生产的人又很少，治理百姓的人，又在其中贪婪地剥削，因此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一旦遭遇大灾荒，百姓不是死就是流亡，或者被驱赶成为盗贼。王公贵族引导利益，并将这种意图散布于上下，防备之心就产生了。
《礼记·王制》说：“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要在年终，五谷都收获之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周礼》中仓人、廪人所掌管的各种谷物，除了用于赏赐和日常食用之外，必须存有剩余，以应对年成的丰歉。遗人掌管乡里的储备，以救济百姓的困难；县都的储备，以应对凶荒。至于道路、庐舍、馆舍，都有储备，所以遇到年成歉收时百姓不会挨饿。后世赋税沉重而土地没有固定的分配，即使是丰收年也有饥荒，所以救荒没有比储备粮食更重要的了，参用常平仓和社仓的方法，又选择廉洁公正的官吏，坚守并大力推行，大概就能稍微救济百姓了。
山杨氏说：古代制定国家用度的人，量入为出，所以用九赋来征收，然后用九式来均衡调节，使使用财物没有偏重和不足，这就是所谓的均衡调节。查考《天官·太宰》九赋说：“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这就是九赋。九式说：“祭祀、宾客、凶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赐予、好用，”这就是九式。征收与均衡并提，大概是量入为出的意思。文王治理岐地，关市不征税，泽梁不禁止，现在有关市山泽的赋税，难道是周朝得到天下后就废除了吗？还是天子国家用度中匪颁赐予厚往薄来，本来就不是诸侯那种简略节约的做法呢？只是九赋中既有币余、山泽，而九贡中又有币器、财物，大概是各举一端而互相参见罢了。查考《禹贡》，五百里甸服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四方各五百里纳总、纳铚以及粟米成为赋税，属于九赋之类，而九贡则是诸侯所共同进贡的。
太公望创立九府圜法，用于周官太宰及大司徒。大概大府掌管九贡、九赋、九功的副本，以接受货贿（金玉叫货，布帛叫贿）的收入，将货颁给内府收藏，将贿颁给外府使用。官府、都鄙的官吏以及执事人员，都接受财用货贿，那么九府之间相互均衡流通，所以称为圜。其中泉府专门掌管市场的征收，那些不卖给百姓而滞留在民间的货物，买下来挂起来并记录，等待不时之需的人来买，使其流通无滞，所以称为泉。又《汉书·食货志》说：“钱外圆内方，轻重以铢衡量。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货宝在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捆于帛。大概是用字来取义。后世流通的意思少了，而增加上级政令的多，所谓鹿台、大盈库的积蓄，终究不能为我们所守。这又是为什么呢？
柳宗元认为封建制是形势所迫，他的话也接近正确。但说不是圣人的本意，那就是圣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物，因为诸侯合力共同夺取，不得已才分封他们，这难道是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的意思吗？大概圣人的心至公无私，上天既然赋予他代天治理万物的责任，而不能独自治理，分封有德有功的人，是理，也是势。分封同姓，是亲近亲人；分封异姓，是尊重贤人。后世的人不是三代那样，他们的贤能不足以承担重任。如汉朝分封功臣及同姓为诸侯王，不久叛乱者多次兴起，于是用灭国来替代负且乘（指地位与德行不匹配），导致寇盗到来，这叫隐藏财物教导盗贼，它能长久吗？
封建制，朱熹也认为实际上不可行。郡县制如果用人不当，就容易更换，然而不能经常治理好。我的意思只是须要用三代的教化，成就真正的人才，以供世用。监司、郡县都得到合适的人，重视郡县的职责，让事权得以专断直达，而部使者不能凭喜怒私情凌辱、包庇。严格官吏的法律，使他们不能贪婪地剥削捶打百姓，从而驱使他们成为盗贼。丧失教养百姓的人，也仿效三代的政治，损益施行，大概就能治理好了。
王者谨慎用兵，而六乡、六遂、都鄙、邱乘、伍两、军师之法，最为详尽。搜索田猎、大阅兵、治军、振旅之事，大概没有不勤勉的。五服自我衡量文教之外，就奋起武备护卫，而且有方伯、连帅来统领。设置高城深池的险阻，以巩固防守。又明确荒服的制度，以防备四夷出入。这就是能够治理国家、保卫邦国，而消除未形成之祸患的原因。
程子说：“兵以正为本，动用民众以毒害天下，如果不以正，那么百姓不听从而怨恨，敌人产生乱亡之道。”传曰：“秦的锐士不足以抵挡齐晋的节制，齐晋的节制不足以抵挡汤武的仁义。仁义是用来正当地动用民众的。”
兵是用来毒害天下的，帝王不得已才使用它。只用于中国，以平定祸乱，而不轻易用于四夷，以侥幸获取边功。大概是不想用夷狄禽兽伤害我们的百姓。到了秦始皇
为将用兵之书虽多，然太公六守、孙子五事之经，自是为将纲领。而儒者则务耕练以固根本，开公诚以安反侧，明赏罚以激人心。而又审时识势，达权制变，任用得人，无不可济。如赵充国、诸葛武侯、羊叔子、杜元凯、韩忠献、范文正诸公，未尝跨马而指挥运动，咸合机宜，边人畏服而不居其功，此可为法。
▯山杨氏曰：边事之兴，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黩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计为念，视生灵荼毒，若非己事。夫蛮獠缓之，则豺噬豨勇，干纪而不受命；急之，则鸟惊鱼散，依险以自匿，盖其常态也。不务抚驯之，使恩威两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狝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则败衂不支，上贻朝廷忧，此边吏之大弊也。
又曰：「御夷狄，力可以战，则战；势利于守，则守；来则拒之，去则勿追，则边鄙自然无事。盖夷狄之战与中原之战异，难与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兽待之可也。」
朱子曰：「昔帝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命皋陶作士，以弼五教。王者之制，凡聴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之。然刑一人而天下耸然，不敢肆意于为恶，所以正直辅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后世论刑，陷于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至于鄙儒姑息、异端报应、俗吏便文自营之计，一切以轻刑为事，反以长其悖逆作乱，而使狱讼愈繁，则不讲乎先王之法之过也。」
为政者不先以教化隄防人情，至其犯罪，一切操绳以法，俾欲改过，其道无繇，直是俗吏。若教而不改，则当诛矣。惟杀人之盗暋不畏死，孟子所谓不待教而诛者也。若经界正，赋役平，纲纪立，善恶明，则讼狱自当衰息，奸宄不敢纵恣。今不此之务，而类以多成大狱，流徙重刑，丽法积案下位，以此沽能，监司以此殿最。宜其理道之日离，而民风习俗之日坏也。
读书劄记卷六
<子部,儒家类,读书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劄记巻七
明 徐问 撰
礼经解言六经之教，石梁王氏以为孔子时《春秋》笔削未出，又曰「加我数年，卒以学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以此知决非孔子之言，其论甚是。纵使言及《易》与《春秋》，亦不必槩及他经，而悉数其学之得失，文辞烦促如此也。然其「洁静精防」等语，亦得《易》之本防，宜不可废。
伊川先生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説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盖造化道理无穷，须如此説。大抵伊川《易传》説尽物理，《易》之本也。晦翁本义则兼卜筮言之，《易》之用也。要之，非卜筮无以观玩而知占，非物理无以致用而成务。二先生之言，实相表里，学者宜并观之。」
伊川曰：「看易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贤、众人、学者、君臣，无所不通。此正谓『易者，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又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无不合。大抵理无大小，其本一也。」邵子皇极以易，大义在意、言、象、数。《左传》所谓「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人物之象滋多】滋而后有数」，亦此意也。
易》坤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防朋。安贞吉。盖西南隂方，柔得从以类行，然独隂不能成也。东北阳方，柔失类而从之，然后可以利万物，故曰「乃有庆也」。然以正合，如震一索得男，而坤以安正待求，乃为得吉。若姤之取女，则非安贞矣。观彖「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一节正意，若与本义不同，惟程传与彖义合，当以传为定。
遯，小利贞。本义以为小人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浸迫于阳。遯义本为君子谋，小人非能正者，其浸长于下，势犹未甚，君子尚可小贞其道，以维持之。大象不恶而严之谓也。若否之不利君子贞，正利贞之义，质之程传较顺。
明夷以明见伤，利于正固。圣人虽为垂世明道而作，然其实岂非文王羑里之时乎？周公诸爻之辞，曲尽其义，岂非克商之事乎？用拯马壮，赦西伯也；得其大首，商倒戈也；获明夷心，崇侯譛也。箕子明
译关于为将用兵的书籍虽然很多，然而太公的“六守”、孙子的“五事”这些经典，自然是为将的纲领。而儒者则致力于耕战训练以巩固根本，发扬公正诚信以安抚反叛者，严明赏罚以激励人心。并且又能审时度势，通达权变，任用得人，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像赵充国、诸葛武侯、羊叔子、杜元恺、韩忠献、范文正等各位公卿，未曾跨马亲自指挥调度，却都符合机宜，边疆之人畏惧信服却不居功自傲，这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〇山杨氏说：边疆战事的兴起，多出于贪图功劳、侥幸获利之人，滥用武力、玩忽敌寇，不把朝廷的大计放在心上，视百姓遭受荼毒如同与自己无关。那些蛮夷如果对他们宽松，他们就像豺狼吞噬猪狗一样勇猛，违犯法纪而不接受命令；如果对他们紧迫，他们就像受惊的鸟、散开的鱼一样，依托险要之地自我隐藏，这大概是他们的常态。不致力于安抚驯服他们，使恩威并行，反而想侥幸让他们有事端，像除草打猎一样屠杀他们，以求取功劳。一旦有失律之处，就会败退不堪，给朝廷带来忧虑，这是边疆官吏的大弊病。
又说：“抵御夷狄，力量足以作战，就作战；形势利于防守，就防守；他们来犯就抵抗，他们离去就不追击，那么边疆自然无事。因为夷狄的作战与中原的作战不同，难以与他们计较曲直是非，只依靠力量罢了。只要像对待禽兽一样对待他们就可以了。”
朱子说：“从前帝舜任命契做司徒，用人类伦理进行教化；任命皋陶做士，以辅助五种教化。王者的制度，凡是审理五种刑罚的诉讼，必定推究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来权衡。然而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震惊，不敢肆意作恶，所以正直的人辅助，而像那恒常的本性一样。后世论及刑罚，陷入申不害、商鞅刻薄的人，已经不值得议论；至于鄙陋儒生的姑息养奸、异端邪说的报应论、俗吏为了私利而迎合文辞的计谋，一切以轻刑为事，反而助长了悖逆作乱，使得诉讼更加繁多，这是不讲究先王法度的过错。”
执政者不先以教化来防范人情，等到他们犯罪，一切都用法度来约束，使他们想要改过，却没有途径，这简直是俗吏。如果教化而不改，就应当诛杀了。只有杀人的强盗和不怕死的狂徒，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教化就应当诛杀的。如果田界划定，赋役公平，纲纪建立，善恶分明，那么诉讼自然会减少，奸邪之人不敢放纵。现在不致力于这些，却大多以制造大案、流放重刑、使法律积压在下级官吏手中，以此来沽名钓誉，监司以此来考核优劣。难怪治理之道日益背离，而民风习俗日益败坏。
读书劄记卷六
<子部,儒家类,读书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劄记卷七
明 徐问 撰
《礼经解》讲述六经的教化，石梁王氏认为孔子时代《春秋》的笔削尚未出现，又说“加我数年，卒以学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由此知道这绝对不是孔子的话，他的论述很正确。即使谈到《易》与《春秋》，也不必一概涉及其他经典，而详尽列举其学问的得失，文辞如此繁琐急促。然而其中“洁静精防”等语，也符合《易》的根本宗旨，适宜不可废弃。
伊川先生把《易传》给门人看说：“只说得了七分，后人更须自己体究。因为造化的道理无穷，必须这样说。大体上伊川《易传》说尽了物理，是《易》的根本。晦翁《本义》则兼及卜筮而言，是《易》的应用。总之，没有卜筮就无法观玩而知占，没有物理就无法致用而成务。两位先生的言论，实在相互表里，学者应当一并观看。”
伊川说：“看《易》要知道时。凡是六爻，人人都有用处；圣贤、众人、学者、君臣，没有不通达的。这正是所谓‘易者，易也’，随时变易，以顺从道。”
又说：“作《易》自天地幽明直到昆虫草木微物，没有不合的。大体上理无大小，其本源是一致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以《易》为大义，在意、言、象、数。《左传》所说的“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也是这个意思。
《易》坤卦先迷后得，利于西南，得朋；东北，失朋。安贞吉。因为西南是阴方，柔顺得以同类而行，然而独阴不能成事。东北是阳方，柔顺失去同类而跟随它，然后可以利于万物，所以说“乃有庆也”。然而以正道相合，如震卦一索得男，而坤卦以安正等待求取，才为得吉。如果像姤卦那样取女，就不是安贞了。看彖传“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一节正意，若与本义不同，只有程传与彖义相合，应当以传为定。
遯卦，小利贞。本义认为小人利于守正，不可以逐渐增长的原因，而逐渐逼迫阳刚。遯义本是为君子谋划，小人不是能守正的人，他们在下逐渐增长，势力还不甚强，君子还可以稍微坚守正道，以维持局面。大象传所说的不厌恶而严厉就是此意。如果否卦的不利君子贞，正利贞的意义，对照程传较为顺当。
明夷卦以明见伤，利于正固。圣人虽然为垂世明道而作，然而其实岂非文王在羑里之时吗？周公诸爻之辞，曲尽其义，岂非得商之事吗？用拯马壮，是赦免西伯；得其大首，是商军倒戈；获明夷心，是崇侯进谗言。箕子明
涣九二，阳居隂位，宜有悔者。然当涣二，乃得中之位。九来居二而得其中，是阳奔就机，慿以为安，不穷于上也，故亡悔。程传以初为机，二为马。二与初虽非正应，而当涣时，皆无应与，但以隂阳亲比相求。二急就于初以为安，与本义不同。然据彖之刚来而不穷，则此爻之义从本义为是。
六三传以为质，隂柔才不中正，虽有上九为应，居无位之地，岂能极时之涣？止于其身，可以出险而无悔耳，不能及人者也。愚以大凡有所树功立事，非阳刚之才德弗克，如建侯之利，于屯，利渉大川于頥，栋隆于大过，朋来于蹇，俱阳刚之爻。本义以六三居得阳位，志在济时，能散其私而无悔，然散财恐非隂柔不中之人所可能也。又当以程传为定。
夬以五阳去一隂，上六居穷极之时，为国家菑害，去之不可以不决。九四以阳居隂而不中正，欲止则众阳并进于下而势不安，欲进则居柔失刚而志不决。本义谓若不与众阳竞进而安出其后，则悔亡，以释牵羊之防。传以羊者，群行之物，牵者，挽拽之义，言能自强而牵挽以从羣行，可以亡其悔。然既处柔，必不能也，虽使闻是言，亦不能信用矣。以戒不决之人，为得去邪勿疑之义，今当从之。
易简之善，配至徳。本义兼以为人事言之。但此章本賛易之广大，天地四时，日月对待交举，如云与天地合其徳，日新之谓盛徳，天地之大徳曰生之类，皆至徳意，与易易简同参诸本文颇顺。
吉凶贞胜，盖刚柔变通之间，则为人事之吉凶。惟贞固常久之理，则可胜。理胜则凶变为吉矣。与下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天下之动贞，夫一理皆以明贞胜。所谓君子修之吉，是也。
六位成章，卦之六爻：初刚，二柔，为地道；三仁，四义，为人道；五阳，上隂，为天道。天地人之道既立，迭相为用，则天地人文灿然备矣。
本义发挥，卦体、卦徳、卦象、卦爻、隂阳之位、吉凶之占，而系以人事之得失，言约而义精矣。稍可疑者，存之以俟知者辩焉。
尧典》钦明文思，允防克让。是钦明在内，而允防在外也。文思，只如文理宻察之谓。《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与賛尧义同。通明为圣，濬哲非圣之事乎？言外温恭，则内钦明可知矣。圣人纯敬之徳，与传心之要，万古如新，要无有二义也。近世学者忽于用敬之説，可以自悟矣。
朱子曰：「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愚谓五帝以前，人主无甚失徳，故史臣大槩纪其一代事业与三王以下授受、治水、革命大事，书而藏之，如周之藏册、金縢是也。至春秋时，王者迹息，诸侯横恣，孔子欲存天纲人纪，乃具得失于各国各君之下，以诏后世，故不得不为《书》、王及编年耳。抑史官至《周礼》始备，天官之属，太史、御史以下，多数十百人，故列国诸侯皆有史官，以掌记君臣政治得失。如《春秋》传：晋董狐书赵盾，齐太史氏书崔杼弑君，至兄弟争死，以守其职，可见。」
按孔子孙腾见始皇防先代典籍，始壁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济南伏生为秦博士，亦壁藏《尚书》。汉定天下，伏生求《尚书》，止得二十九篇。孝文求能治《尚书》者，伏生时年九十余，老不能行，诏太常掌故鼂错徃受之。伏生使女传言齐人语，多与頴川异，错畧以意熟读而已。孔頴达以《泰誓》非伏生所传，武帝时始出，故云二十九篇也。又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壁，其藏始出，止得《尚书》至《説命》诸篇。今书注称古文为孔氏所藏，其字古▯，今文无▯，盖以《汉书》为今文也。
凡读史，先须看其道徳而后及其功业。如《尧典》首曰：“钦明文思，克明峻徳而后光被昭格。”以至睦族平章，皆自内及外也。其治则天时为始，人事继之，故命羲和厯象授时，以允厘百工，熈庶绩，皆功用也。《舜典》自濬哲文明温防
译涣卦九二，阳爻居于阴位，按理应当有悔恨。然而处于涣卦九二的位置，却得到了中位。九二阳爻来到二位而获得中道，这是阳刚奔赴依托之处，凭借它获得安定，不至于困穷于上位，所以没有悔恨。程颐的《易传》认为初爻是机枢，二爻是马匹。二爻与初爻虽然并非正应，但在涣卦之时，都没有相应的爻位，只是凭借阴阳亲近相比而相互寻求。九二急于靠近初爻以求安定，这与朱熹《本义》的解释不同。然而根据彖辞所说“刚来而不穷”，那么这一爻的含义以《本义》为正确。
六三，《易传》认为它是质朴的，阴柔之才不中不正，虽然有上九作为应爻，但居于无位之地，怎能彻底化解时世的涣散？仅限于自身，可以走出险境而没有悔恨罢了，是不能惠及他人的。我认为大凡有所建树功业，如果不是阳刚之才德就不能成功，比如屯卦中利于建侯，颐卦中利于涉越大川，大过卦中栋梁隆起，蹇卦中朋友来聚，都是阳刚之爻。《本义》认为六三居于阳位，志向在于济世，能够散去私欲而没有悔恨，然而散去私财恐怕不是阴柔不中的人所能做到的。又应当以程颐的《易传》为定论。
夬卦以五个阳爻去除一个阴爻，上六居于穷极之时，成为国家的灾祸，去除它不能不果断。九四以阳爻居于阴位而不中不正，想要停止则众阳爻在下并进而形势不安，想要前进则居于柔位失去刚强而意志不坚定。《本义》说如果不与众阳爻竞相前进而安于退后，那么悔恨就消失了，以此来解释“牵羊”的防范。《易传》认为羊是群行的动物，牵是挽拽的意思，说能够自强并挽拽以跟随群行，可以消除悔恨。然而既然处于柔位，必然不能做到，即使听到这话，也不能相信采纳。用来告诫犹豫不决的人，符合去除邪佞不要怀疑的含义，现在应当采纳这一说法。
《易经》简易的善美，配得上至高的德行。《本义》兼从人事方面来说。但这一章本意是赞美《易经》的广大，天地四时，日月对应并举，如同“与天地合其德”、“日新之谓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类，都是至德的意蕴，与“易简”一同参看本文颇为顺当。
吉凶贞胜，大概是在刚柔变通之间，就构成了人事的吉凶。只有贞固常久的道理，才能取胜。道理取胜那么凶就变为吉了。与下文“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天下之动贞”，夫一理皆以阐明“贞胜”。所谓君子修养德行则吉，就是这个意思。
六位成章，卦的六爻：初爻刚，二爻柔，是地道；三爻仁，四爻义，是人道；五爻阳，上爻阴，是天道。天地人之道既已确立，交替相互为用，那么天地人文就灿烂完备了。
《本义》发挥阐述了卦体、卦德、卦象、卦爻、阴阳之位、吉凶之占，并联系人事的得失，言辞简约而义理精微。稍有疑问的地方，留存下来等待有见识的人辩明。
《尧典》中“钦明文思，允恭克让”，是钦明在内，而允恭在外。文思，只是如文理细密考察的意思。《舜典》中“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与赞美尧的含义相同。通达明理为圣，浚哲难道不是圣人的事吗？说外表温恭，那么内心钦明就可以知道了。圣人纯敬的德行，与传授心法的要领，万古如新，要旨没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近世学者忽视了用敬的说法，可以自我觉悟了。
朱熹说：“古史的体例，可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而已。《春秋》按年编排，通篇记载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录，以具备事情的始末。推测当时史官，既然按年记载事情，至于大事，就又采集合并而分别记录。我认为五帝以前，君主没有很大的失德，所以史臣大概记载了一代事业与三王以下授受、治水、革命的大事，书写并收藏起来，如同周朝的藏册、金縢一样。到了春秋时期，王者的踪迹消失，诸侯横行恣意，孔子想要保存天纲人纪，于是将得失详细记载于各国各君之下，以告诫后世，所以不得不采用《尚书》的体例以及编年体。况且史官到《周礼》才完备，天官的属员，太史、御史以下，有几十上百人，所以列国诸侯都有史官，以掌管记录君臣政治的得失。如《春秋》传所说：晋国董狐记载赵盾，齐国太史氏记载崔杼弑君，甚至兄弟争死，以坚守职责，可见一斑。”
查考孔子孙子孔腾见到秦始皇焚烧前代典籍，开始在夫子旧堂墙壁中藏匿《尚书》《孝经》《论语》。济南伏生是秦朝博士，也在墙壁中藏匿《尚书》。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寻求《尚书》，只得到二十九篇。汉文帝寻求能治理《尚书》的人，伏生当时年纪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下诏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受教。伏生让女儿传言齐地口音，大多与颍川不同，晁错大致凭心意熟读罢了。孔颖达认为《泰誓》不是伏生所传，汉武帝时才出现，所以说二十九篇。又鲁恭王喜好修治宫室，毁坏孔子旧壁，其中的藏书才出现，只得到《尚书》至《说命》等篇。现在书注称古文为孔氏所藏，其字体古奥〇，今文没有〇，大概是以《汉书》为今文。
凡是读史，必须先看清其道德而后涉及其功业。如《尧典》开头说：“钦明文思，克明峻德而后光被昭格。”以至于和睦宗族、平定四方，都是从内到外。其治理以顺应天时为开始，人事继之，所以任命羲和观测天象授定时令，以允厘百工，兴盛庶绩，都是功用。《舜典》从浚哲文明温恭
允塞，至于愼徽五典，咨四岳，命九官惟亮天工，以至眀目达聪，皆事业也。盖其充积之久，感通召验，治臻于变，时雍四方，风动，就是《中庸》言“至诚无息，久征悠逺博厚高明，分明画出唐虞体信达顺，笃恭而天下平”之象。及至《禹谟》，世承极治，水土平后，专以民生食用为急，故以徳以政归于养民，而修水火金木土谷为六府，惇教以正徳器物以利用，衣食以厚生，为三事，合而为九功，使皆得理而不乱，故曰“惟叙”，而九功之徳皆可歌也。然其治则比唐虞固有间矣。至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治定之初，立中建极，以王天下。《汤誓》惟有惭徳曰：“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泰誓》《牧誓》《武成》尤为费辞，商奄啓衅，非有周公以圣匡救，周鼎防摇，盖遭其时之所难，非二君得已也。后世非无古建官立政，纲纪规模，只无本源流出，如翦彩为花，画工绘像，虽若可观，而终不如他天然精采血脉观之。诸史君臣言行治功可见。
译充实德行，以至于谨慎地彰显五常之道，咨询四岳，任命九官，只因为他们能彰显上天的功业，以至于明察秋毫、耳聪目明，这些都是治国理政的事业。大概是因为他们长期积累，感应相通并得到验证，治理达到了变革的境界，天下和谐，四方顺服，风气感化，这正是《中庸》所说“至诚无息，长久则征验悠远，广博深厚，高明通达”，分明描绘出唐尧虞舜体信达顺，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景象。等到《禹谟》时期，世代继承极致的治世，水土平定之后，专门以民众的生计和用度为急务，所以以德政归于养育百姓，而修治水、火、金、木、土、谷为六府，敦厚教化以端正德行，制作器物以利民用，提供衣食以丰厚民生，作为三事，合起来成为九功，使它们都各得其所而不混乱，所以说“惟叙”，而九功的德行都值得歌颂。然而，其治理程度比起唐尧虞舜确实有所差距了。至于商汤和周武王革命，顺应天道而回应人心，在治理初定之时，确立中道，建立极则，以统治天下。《汤誓》中只有惭愧之德，说：“恐怕后世以我为话柄。”《泰誓》《牧誓》《武成篇》更是言辞恳切，商朝和奄国挑起争端，如果没有周公以圣德匡正挽救，周朝的统治就会动摇，大概是遭遇了时势的艰难，并非两位君主所愿。后世并非没有古代设立官职、建立政令的纲纪规模，只是没有本源流出，如同剪彩为花，画工绘像，虽然看似可观，但终究不如天然精采、血脉贯通的样子。从各史书中君臣的言行和治绩可以看出。
武王《泰誓》数纣罪恶，辞意谆复，若非圣人之言，恐孔壁所亡之文，而汉杂之也。《武成》篇，孟子时已有「血流漂杵」之语，实为古文，盖记事之过，所不尽信者也。至谓「文王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则是武王伐纣为利天下，实非奉天讨罪，以吊其民，而文王之至徳荒矣，兹又可尽信乎？
箕子《洪范》以人君主天地民物，而天时人事，其理实相表里，故先言五行，而即继以君徳五事。其施莫先乎民，故八政次之。政以授时为要，故五纪次之。君道以正身为则，故建极次之。然用人行政，须刚柔得中，斯无折废，故三徳次之。事必通于幽明，合于▯神，而后可行，故稽疑次之。其得失感通，效验各以类至，故庶徴次之。五福六极，又指其徴验之实，若有劝惩于其间。感应几防，如响斯答，虽未必一一尽然，要其理之所有，不可诬也。人君致治注措之详，莫切于此。然皇极则曰「敛福锡民，无作好恶」，三徳则曰「臣无作福作威」，休咎徴则曰「卿士惟月家用平康不宁」，又君臣民庶之所同也，可不慎哉。
书《周官》先儒疑《周礼》六官无三公、三孤，意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责。今按《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公，论道明曰官不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化，而后及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明曰六卿分职，是三公无定位，而六卿有定职也。惟冢宰，如曰冢子，曰统百官，盖为六官之长，纲纪百司，自当推重也。又疑司空为周公未成之书，今既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固当一时并建，岂得先立此空名，独于官属未置，乃遽适当周公之没哉？恐无是也。是知司空一册，亦经秦火亡失无疑，汉儒补以《考工记》，惟以工人造作为言，殊非设官之意，又谓法制有未施用，恐或然耳。朱子曰：汉自古文《尚书》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九篇，无《周官》，故汉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无周之三公、三少，本以师道辅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职也，其説为得之。愚又按汉初置左右丞相，亦三公之任，太尉为秦官，当时所重，汉兴因而袭之，又以司徒、司空参用杂置，已非其法。惟唐《六典》亦得周六官之遗，而知政事、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同平章事，并宰相之任，已变公孤之制矣。赵宋因用翰林承防陶谷，谓唐有参知政事之説，乃以直学士薛居正、侍郎吕余庆参知政事，遂使一代官方变易名义，疑舛。元有中书令，国初因之，寻复厘革，专重六部，而省其属之多员。内阁如中书省，多以卿衔而兼学士，久则以公孤为加官，乃得周制云。
按苏氏以书顾命康王冕服事为非礼，朱子但引太甲元祀以见康王当然，亦不言苏之非是。愚以天子传受天位，上承宗庙百神之主，兼以顾命而系天下臣民之望，中杜睥睨非常之隙，所以代统向离，以新庶聴君臣之分，定于厥初数言，非以为一身之图而已。故太保承介圭，太史秉书，俱由阼阶隮，御王册命，王三祭三咤，上宗曰飨，以告神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曰王义嗣徳，答拜，盖以防礼见成为后者，以着代也。既而羣公聴命趋出，王反防服于天子，变礼未为失也。胡氏春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臣民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改元以着新君即位之始，故曰大居正。若授册受戒俱于防次，则何以承天受代，正统定分，以一众庶之耳目哉？况召毕诸公，皆当时贤辅，必能审酌先王礼义之中，而察于社稷相传之重，决不以草率而废礼也。又周制期防达乎大夫，则诸侯亦在所略，安得引庶人将冠子齐衰大功之防而例之天子乎？非谓天子之尊不行，势有不可耳。惟三年之防达乎天子，此古今贵贱不易常经，而汉文乃有以日易月之制，后世踵而行之，则可憾已。
按穆王《吕刑》之可取者，折狱则曰：“两造具备，师聴五辞，简孚有众，惟貌有稽。”用法则
译武王在《泰誓》中列举纣王的罪恶，言辞和意思反复详尽，如果不是圣人的言论，恐怕是孔子壁中散失的文字，而被汉代杂糅进去了。《武成》篇，孟子时代已有“血流漂杵”的说法，确实是古文，大概是记载史事时的夸张，不能全部相信。至于说“文王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意”，这是说武王伐纣是为了谋取天下利益，实际上并非奉行天命讨伐罪人，以慰问百姓，而文王的至高德行就被荒废了，这又能全部相信吗？
箕子的《洪范》以人君主宰天地民物，而天时与人事，其道理实际上互为表里，所以先讲五行，紧接着就讲君主的五事。施行政令没有比百姓更优先的，所以八政排在其次。政令以顺应时节为关键，所以五纪排在其次。君主的正道以端正自身为准则，所以建极排在其次。然而用人行政，必须刚柔适中，这样才不会折损废弛，所以三德排在其次。事情必须通达于幽明，符合鬼神，然后才能施行，所以稽疑排在其次。其得失感应相通，效验各自按类别到来，所以庶征排在其次。五福六极，又指明了征验的实际，似乎其中有劝善惩恶的作用。感应细微防范，如回声般应答，虽然未必一一完全如此，但其中的道理是存在的，不可诬蔑。人君治理国家、安排措施的详细情况，没有比这更切要的。然而皇极说“收敛福气赐给百姓，不要有喜好和厌恶”，三德说“臣下不要作福作威”，休咎征说“卿士只有月家用平康不宁”，这又是君臣民庶所共同的，能不慎重吗？
《周官》篇，先儒怀疑《周礼》六官中没有三公、三孤，意思是当时正列举处理事务的官员，而未涉及师保的责任。现在考察《周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论述道明说官职不全，只有其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公教化，然后才涉及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明确说六卿分职，这是三公没有固定职位，而六卿有固定职务。只有冢宰，如说冢子，统领百官，大概是六官之长，纲纪百司，自然应当推崇重视。又怀疑司空是周公未完成的著作，现在既然说司空掌管邦土，使四民按时利用地利，固然应当一时并建，怎能先设立这个空名，唯独对官属未置，就恰好适合周公去世呢？恐怕没有这样的事。由此可知司空这一册，也经过秦火亡失无疑，汉儒用《考工记》补入，只以工人造作为言，完全不是设官的本意，又说法制有未施用的，恐怕或许如此。朱子说：自从古文《尚书》出现，才有《周官》篇，伏生口授的二十九篇，没有《周官》，所以汉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没有周代的三公、三少，本以师道辅佐天子，不过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任冢宰，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是以加官而兼任宰相之职，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我又考察汉初设置左右丞相，也是三公的职责，太尉是秦朝的官职，当时所重视，汉朝兴起因而沿袭，又用司徒、司空参用杂置，已经不是原来的制度。只有唐代《六典》也得到周六官的遗意，而知政事、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同平章，都是宰相的职责，已经改变了公孤的制度。赵宋沿用它，翰林承防陶谷，说唐代有参知政事的说法，于是让直学士薛居正、侍郎吕余庆参知政，于是使一代官方变易名义，疑惑错乱。元朝有中书令，国初沿袭它，不久又厘革，专重六部，而减少其属官的多员。内阁如中书省，多以卿衔兼任学士，久则以公孤为加官，这才得到周制。
考察苏氏认为《顾命》中康王冕服之事为非礼，朱子只引太甲元祀以见康王应当如此，也不说苏氏的不是。我认为天子传承天位，上承宗庙百神之主，又因顾命而系天下臣民的期望，中间杜绝窥伺非常之隙，所以代统向离，以更新庶聴，君臣之分，定于厥初数言，不是为了自身的图谋而已。所以太保承介圭，太史秉书，都由阼阶登，御王册命，王三祭三咤，宗伯说飨，以告神。王出在应门之内，说王义嗣德，答拜，大概以防礼见成为后者，以彰显代立。然后群公听命趋出，王反防服于天子，变礼并未失当。胡氏春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须改元，臣民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改元年以彰显新君即位之始，所以说大居正。如果授册受戒都在防次，那么如何承天受代，正统定分，以统一众庶的耳目呢？况且召毕诸公，都是当时的贤辅，必定能审酌先王礼义之中，而察知社稷相传之重，决不会因草率而废礼。又周制期防达乎大夫，那么诸侯也在所略，怎能引庶人将冠子齐衰大功之防来类比天子呢？不是说天子的尊贵不行，而是势有不可。只有三年之防达乎天子，这是古今贵贱不易常经，而汉文帝却有以日易月之制，后世沿袭而行，则可憾已。
考察穆王《吕刑》的可取之处，断狱则说：“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简孚有众，惟貌有稽。”
曰：“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如《大禹谟》所谓“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周官》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是也。至于赎刑，则本《虞书》“金作赎刑”之説，不谅其系于鞭朴之下，情轻而为之。若墨劓剕宫大辟，有疑自当末减，岂有罚自百锾【六两曰锾】以至千锾，是使杀人大憝皆可不死，货利充盈而人命如草菅【音奸】矣？况“疑”之一字，又足以啓汚吏高下出入之门，作法于贪，而欲救末流之弊，其将能乎？此周室所以遂不竞也。
译说：“重刑若适用得轻了，下等人就会服从；轻刑若适用得重了，上等人就会服从。各种刑罚的轻重，都要有变通。”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轻重不同，就像《大禹谟》所说的“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以及《周官》所说的“治理新建的国家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用中典”一样。至于赎刑，原本依据的是《虞书》中“用金属作为赎罪之刑”的说法，却不考虑它只适用于鞭打、杖责等较轻的刑罚，是因为罪行轻微才这样做的。如果墨刑、劓刑、剕刑、宫刑、死刑这些重罪，只要有疑点就应当减等，难道会有从一百锾到一千锾的罚金，使得杀人的大恶之徒都可以不死，导致财货充盈而人命如同草芥吗？况且“疑”这个字，又足以开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的门户，立法之初就埋下贪婪的祸根，却想要挽救后来的弊端，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周朝王室最终走向衰败的原因。
汉毛享作毛诗训诂以授毛苌，故史记谓之大小毛诗。然多随文训解，或断章取义，不能攷究时代，推明大意，以得诗人之心得。朱子解而始着。
孔子尝谓伯鱼：“学诗，其教门人，亦以兴诗为始。”盖不知兴诗意思，终不和畅。古诗温淡和平，庄重典则，虽感时托物，不失性情，善恶可感可创。讽咏之久，自有以潜消湮郁渣滓，归于动荡性情和平之真，畅于道徳之意。程子云：“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可谓善得诗人之防味者。
朱子云：「先儒所谓删后无诗，非谓不复作也，但谓夫子不取耳。」康节云：「自从删后更无诗，」亦此意。苏氏云：「陈灵以后未尝无诗之说，似可取。」失之大快，无先儒敦厚气象，不奈咀嚼。愚谓周盛时采録及制作，皆列之乐官，或用于郊庙朝廷，或用于房中闾巷邦国，以达天下，所以风化天下者也。王迹熄，则化不行，而诗响絶矣。《春秋传》：「燕享间歌多古诗，」知后虽有作，盖亦不复采矣。
又曰：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先儒谓东迁后，《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矣。要识此诗，便知《周南》《召南》当在丰镐之时，其诗为二南；后来在洛邑之时，其诗为《黍离》。只是自二南进而为二雅，自二雅退而为《王风》是也。
夫子删诗，以二南正家化国之始，故列之于首。程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山以为一体而成是也。与邶、鄘、卫十三国并存，以寓感发监戒之意。抑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以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美恶，而知政治为得之。
左传》吴季子札聘鲁，见叔孙穆子，请观周乐。十五国风咸有讥评。二南曰：“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邶鄘卫曰：“忧而不困。”王曰：“思而不惧。”豳曰：“乐而不淫。”齐秦称其大，魏唐称其逺，郑陈知其亡。自郐以下无讥焉。愚按：朱子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季子犹未慊于二南之化，至于邶鄘卫、齐秦以下，有处变怨思之懐，有惰曼淫靡之习，有超轶悍强之气，有鄙啬急蹙之情。若此者，顾犹亟称之，何哉？盖以文王之化止于江汉南国，其幽冀济兖青梁之间，皆为纣地，犹未洽也。下比列国，季世虽多失徳，而姜姬内媛变而知常情以止义，其臣尚思西周宗社播迁，其民犹知兴复桑田。大夫感懐离黍，则以先王敎化礼义之泽，宛然如存。齐秦本无可称，而推表太公，原其功也，曰周之旧；原其地也，魏唐俭啬忧思，原其遗也。豳风虽在君臣疑惧之时，而俗本先公辞出圣理，其美信矣。郑陈靡曼荡蔑礼法，国歩斯蹙，理固宜然。情之邪正，道之污隆，俗之美恶，皆于是乎见之，可以兴矣。至于二雅小大，本出于朝廷贤臣硕辅礼乐之懿，冠冕之词，而燕飨防朝，或通于下，或专于上，时代升降，正变因之。孔子删而兼取焉，可以观治也。然小雅则曰：“周徳之衰。”岂以其制作皆出于代商之后？大雅则美文王之徳，岂因其诗多追述文王者乎？孔子尝谓武未尽善，而称文为至徳。季子或得诸此矣。三颂歌辞特称曰“至”，自直而不倨，至于五声和，八风平，以为盛徳之所同也。今观商周之颂辞，庄义邃音律和平，鲁祀后帝，已非其礼，而夸艳太过，古风寖防，意者归重商周，兹可略已。
伊川先生序《春秋传》，以为抑▯予夺，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盖三代盛时，天经人纪既明，夷夏大防复正，班爵等威皆有定制而不可易。其有陵犯僣叛，则王者诛讨之而已。《春秋》之时，诸侯虽知有周，而王政不纲，贸乱滋甚。其间得失小大，又自有不相掩者。故《春秋》因鲁史之旧，各防辞以书之。其抑扬予夺，防阐寓于一字之间，如持权衡以定轻重，而所存以不坠者，实天地之常经，百王之大法。故曰“揆道之模范”也。
伊川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盖药方是人无病时，但知有此可治病；用药盖因人病危急而治之，所以保全命脉也。」此喻极切。
又曰：
译汉代毛亨作《毛诗训诂》传授给毛苌，所以《史记》称他们为大小毛诗。然而他们大多随文解释，有时断章取义，不能考究时代背景，推明诗歌的大意，从而获得诗人的真实心意。直到朱熹注解后才得以彰显。
孔子曾对伯鱼说：“学习《诗经》，我教导门人，也是从‘兴于诗’开始。”大概是不明白“兴于诗”的意思，终究不能和畅。古诗温和淡远、平和庄重、典雅合乎法度，虽然感时伤事、寄托物象，却不失性情，善恶可以感动人、使人警醒。长久地讽咏，自然能够潜移默化地消除内心的郁结和杂质，回归性情平和的本真，畅达道德的意义。程子说：“兴于诗，是兴起人的善意，汪洋浩大。”可以说很好地领悟了诗人含蓄深远的意味。
朱熹说：“前代儒者所谓‘删诗之后没有诗’，不是说不再创作诗歌，只是说孔子没有选取罢了。”邵雍说：“自从删诗之后更没有诗了”，也是这个意思。苏轼说：“陈灵公以后并非没有诗的说法，似乎可以采纳。”这种观点失之偏颇，缺乏前代儒者敦厚的气象，经不起推敲。我认为周朝兴盛时，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都列在乐官之中，有的用于郊庙朝廷，有的用于房中闾巷邦国，以此通达天下，所以用来教化天下。王道衰微，教化不行，诗歌也就绝响了。《春秋左传》说：“宴饮时歌唱的多是古诗”，可知后来虽然还有创作，大概也不再被采录了。
又说：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前代儒者说东迁之后，《黍离》降为《国风》，而《大雅》《小雅》就亡失了。要认识这首诗，便知道《周南》《召南》应当在丰镐之时，其诗为二南；后来在洛阳之时，其诗为《黍离》。这只是从二南进而为二雅，从二雅退而为《王风》罢了。
孔子删诗，因为二南是端正家庭、教化国家的开始，所以列在首位。程子说二南如同《易经》中的乾坤，〇山认为它们是一体而成的。与邶、鄘、卫等十三国并存，以寄托感发和鉴戒之意。或许是诸侯采集这些诗歌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后列在乐官之中，以此来考察风俗的善恶美丑，从而知道政治是否得当。
《左传》记载，吴国季札出使鲁国，见到叔孙穆子，请求观赏周乐。对十五国风都有讥评。对二南说：“奠定了基业，但还不够。”然而勤勉而不怨恨。对邶、鄘、卫说：“忧愁而不困顿。”对《王风》说：“思念而不恐惧。”对《豳风》说：“快乐而不淫乱。”称赞齐、秦的大气，称赞魏、唐的深远，知道郑、陈的灭亡。从郐国以下就没有讥评了。我认为：朱熹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季札对二南的教化尚不满意，至于邶、鄘、卫、齐、秦以下，有的怀着处变怨思的情怀，有的有惰怠淫靡的习气，有的有超轶强悍的气息，有的有鄙吝急促的情态。像这样，却还极力称赞，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文王的教化只限于江汉以南，幽、冀、济、兖、青、梁之间，都是纣王的土地，教化尚未普及。相比之下，列国虽然多失德，但姜姬等内宫女子变通而知道常情以止于义，他们的臣子尚且思念西周宗社的流离，百姓尚且知道复兴桑田。大夫感怀离黍，那么先王教化礼义的恩泽，宛然如同存在。齐、秦本来无可称道，而推崇太公，推究其功劳，说是周的旧臣；推究其土地，说是周的旧地。魏、唐俭啬忧思，推究其遗风。《豳风》虽然在君臣疑惧之时，但风俗本于先公，言辞出于圣理，其美确实可信。郑、陈靡曼荡佚，蔑视礼法，国家步调蹙迫，按理本来就是这样。情感的邪正，道义的污隆，风俗的美恶，都从这里可以看出，可以兴起教化。至于二雅的小雅和大雅，本出于朝廷贤臣硕辅礼乐的懿德，冠冕堂皇的言辞，在宴享防朝时，有的通达于下，有的专用于上，时代的升降，正变随之。孔子删诗而兼取，可以观察治乱。然而小雅说：“周德之衰。”难道是因为其制作都出于代商之后？大雅则赞美文王的德行，难道是因为其诗多追述文王吗？孔子曾说武王未尽善，而称文王为至德。季札或许得于此。三颂的歌词特别称为“至”，从正直而不傲慢，到五声和谐，八风平和，认为是盛德所共同具备的。现在看商、周的颂辞，庄重义理深远，音律平和，鲁国祭祀后帝，已非其礼，而夸耀艳丽太过，古风渐渐消亡，大概是因为重视商、周，这里可以略去。
伊川先生序《春秋传》，认为抑制和给予、剥夺，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道义的模范。大概在三代兴盛时，天经地义已经明了，夷夏大防再次端正，分封爵位、等级威严都有定制而不可改变。如果有凌犯僭越叛乱，那么王者诛讨他们罢了。《春秋》之时，诸侯虽然知道有周天子，但王政不纲纪，混乱更加严重。其中的得失小大，又有各自不相掩盖的地方。所以《春秋》依据鲁史的旧例，各用不同的言辞来记载。其抑扬予夺，微言大义寓于一字之间，如同手持权衡以定轻重，而所保存不坠落的，实在是天地的常经，百王的大法。所以说“衡量道义的模范”。
伊川说：“《诗》《书》是载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应用。《诗》《书》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大概药方是人无病时，只知道有这药可以治病；用药是因为人病危急而治疗，所以保全命脉。”这个比喻极其贴切。
又说：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答黄声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眞伪。
译五经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之中有判例一样。《春秋》的传文相当于案件记录，经文相当于判决。又回答黄声说：用传文来考证经文中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文的真伪。
延平云：「春秋且将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为凖。玩味当必自有防心处。」又曰：「春秋一事，各自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歩，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邪？」
读书劄记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劄记卷八
明 徐问 撰
或问《春秋》鲁隠公元年书“春王正月”，孔子无位而改正朔，非尊周以大一统之义？曰：“胡传已言之矣。周天子政令不行，徒有空名，防于列国诸侯，史官之职尽废。孔子非史官也，因鲁史旧文而断以己意，自成一家之言，以系斯文纲常命脉于一线将絶之际，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亦自知后世当有罪之者。罪之，非知其心也。盖书元正始，莫重于天时，莫尊于王，莫过于夏时之正，举《春秋》所以正时也。一言而众理具，法亦寓焉。所谓如造化简易而防妙无穷者也。然三正通于民俗，而四时之序则断不可易。或谓周建子，以仲冬为春，孔子以为正月，其説误矣。”
胡传以为《春秋》王朝公卿书官，王大夫列国命大夫，诸侯之兄弟，中国之附庸，例称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其常也。凡王大夫诸侯，或黜而书名、书人，如隠元年书“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桓七年书“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大夫或进而书字，闵元年“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以寓襃贬，其变也。亦有不尽然者，或沿旧史，或先儒承阙而不敢増。而圣人用意深防，有非后儒所能窥测而尽得之者，要在发明大义。若其疑，则不必强为之説，可也。
传曰：「国之将兴，聴于人；将亡，聴于神。」《春秋》之盟，非搆私雠以讲解，则合党与而连争。且防血要神，皆舍正道而废王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胡氏所谓「凡书盟者，皆恶之」，良得圣人之心矣。惟成公七年，楚伐郑，晋合八国盟于马陵，以救郑而外楚。襄公二十年，晋合十一国盟于澶渊，闻齐侯卒而不伐其防。故皆无讥焉。
春秋示后世，以遇天变而谨惧者：如隐三年书「日有食之」，桓三年书「日有食之既」，共凡三十六。庄七年恒星【经星】不见，夜中星陨如▯。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星孛于东方，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大火心星】僖十六年陨石【星陨为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风逆而飞】桓十四年无氷，成三年新宫灾【天火为灾】定二年两观灾，哀三年桓宫僖宫灾。僖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文九年地震，僖十四年沙鹿【山名在晋地】崩，成五年梁山崩，文三年▯螽于宋之类是也。有遇灾而警备者：书夏螟，书螽，书蝝【螽子】生，书大水，大饥，大▯雹，大雩【雩祭旱，诸侯雩，天子大雩】是也有因物变而纪异者：庄十八年秋有▯【江水怪，含沙射人致病，鲁无】昭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鸜鹆不逾济，鲁在汶南旧无】是也有重民力而书不时者：如书隠夏城中丘，城郎，僖春新作南门，桓秋大阅【阅车徒备齐，周礼中冬大阅】哀夏筑蛇渊囿【纵般乐】等是也。圣人为时君修政恤民之虑逺矣。
春秋之防，有直书而义自见者。桓十八年曰：“公防齐侯于泺【在今歴城县】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音逊】于齐。所以着夫人以乱而与弑且奔也。有曲其辞而意尽者。成公十四年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大夫使尊君，故称族；尊夫人，故又称氏；姑在，故又称妇。大夫不以夫人传。曰：“春秋之称，防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汚，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礼，凡诸侯之适子誓于天子，继立以士服入见而受命。薨，则赴于君曰：“君之臣某死。”天子之哭诸侯，则大宗伯为上相，司服为王制服，爵弁经防【音缁】衣，或使有司哭之。殡，又使人隧葬，必赗之，示恩义也。诸侯之夫人
译延平说：“《春秋》应当先熟读各家注解，以胡文定的解释为标准。玩味其中，必定会有自己领悟的地方。”又说：“《春秋》中的每一件事，各自阐发一个义例。就像观赏山水，随着步移景换，形势各不相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用常人的心思去推测圣人未曾到达的境界，圣人洒脱超然之处，怎能没有失误呢？”
《读书劄记》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劄记》卷八
明代 徐问 撰
有人问：《春秋》在鲁隐公元年记载“春王正月”，孔子没有权位却改正历法，这不是尊崇周朝以统一天下的意义吗？回答说：“胡氏的传注已经说过了。周天子的政令无法推行，徒有空名，受制于列国诸侯，史官的职责完全废弃。孔子不是史官，他依据鲁国史书的旧文，用自己的意志进行裁断，自成一家之言，在儒家道统命脉即将断绝之际维系住它，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的’，他也自知后世会有人谴责他。谴责他，并不是了解他的本心。大概是因为书写元年正月，没有比天时更重要的，没有比君王更尊贵的，没有比夏历的正月更恰当的，这是《春秋》用来端正时间的依据。一句话而众理具备，法则也蕴含其中。这就是所说的像造化一样简易而精妙无穷。然而三种正朔通用于民俗，而四季的顺序则绝对不可改变。有人说周朝建子，以仲冬为春季，孔子认为正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胡氏传注认为，《春秋》中王朝的公卿记载官职，王室大夫和列国的大夫、诸侯的兄弟、中原的附庸，惯例称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人”，这是常规。凡是王室大夫、诸侯，或者被贬黜而记载名字、记载“人”，如隐元年记载“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桓七年记载“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见”，十五年记载“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大夫有时晋升而称字，如闵元年“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季子回国”，以此寄托褒贬，这是变例。也有不完全这样的，有的沿袭旧史，有的先儒因缺漏而不敢增补。而圣人用意深远，有不是后世儒者所能窥测并完全理解的，关键在于阐发大义。如果有疑问，就不必强行解释，是可以的。
传注说：“国家将要兴盛，听从人的意见；将要灭亡，听从神灵的指示。”《春秋》中的盟誓，如果不是为了化解私仇，就是为了结党营私而连年争战。而且歃血盟誓，都是舍弃正道而废弃王法。《诗经》说：“君子屡次盟誓，祸乱因此滋长。”胡氏所说的“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厌恶它”，确实符合圣人的心意。只有成公七年，楚国攻打郑国，晋国联合八国在马陵结盟，为了救郑而排斥楚国。襄公二十年，晋国联合十一国在澶渊结盟，听说齐侯去世而不攻打他的丧期。所以都没有讥讽。
《春秋》向后世展示，遇到天象变异而谨慎恐惧的例子：如隐三年记载“日食”，桓三年记载“日全食”，总共三十六次。庄七年恒星（经星）看不见，半夜星星陨落如雨。文十四年有彗星进入北斗，哀十三年有彗星出现在东方，昭十七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大火心星），僖十六年陨石（星星陨落成为石头）落在宋国五次，这个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越宋都（风逆而飞），桓十四年没有冰，成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天火为灾），定二年两观台火灾，哀三年桓宫、僖宫火灾。僖三十三年降霜不杀草，李梅结果。文九年地震，僖十四年沙鹿（山名，在晋地）崩塌，成五年梁山崩塌，文三年宋国发生蝗灾之类。有遇到灾害而警戒防备的：记载夏螟，记载蝗虫，记载蝝（蝗虫幼虫）出生，记载大水，大饥荒，大冰雹，大雩祭（雩祭求雨，诸侯称雩，天子称大雩）等。有因为物象变化而记录异常的：庄十八年秋季有蜮（江水中的怪物，含沙射人致病，鲁国没有），昭二十五年有鸜鹆来筑巢（鸜鹆不越过济水，鲁国在汶水以南，以前没有）等。有重视民力而记载不合时宜的：如记载隐公夏季修筑城中丘，修筑郎城，僖公春季新建南门，桓公秋季大阅兵（检阅车马步兵，周礼规定仲冬大阅兵），哀公夏季修筑蛇渊苑囿（纵情享乐）等。圣人为当时的君主考虑修明政治、体恤百姓，思虑深远啊。
《春秋》的笔法，有直接记载而义理自然显现的。桓十八年说：“公在泺（在今历城县）会见齐侯，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夏四月丙子，公死在齐国。”庄公元年三月，夫人逃到齐国。这是为了彰显夫人因作乱而参与弑君并且逃亡。有委婉措辞而意思尽致的。成公十四年说：“秋，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大夫出使是为了尊崇君主，所以称族；尊崇夫人，所以又称氏；婆婆还在，所以又称妇。大夫不替夫人传话。说：“《春秋》的称谓，含蓄而显明，记述而隐晦，委婉而成章，详尽而不污秽，惩戒邪恶而劝勉善良。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
礼制规定，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宣誓，继位后穿着士的服装入见并接受任命。去世，则向君主报丧说：“君王的臣子某死了。”天子哭诸侯，则由大宗伯作为上相，司服为王制定丧服，爵弁、经带、缁衣，或者派有司哭丧。安葬，又派人监督下葬，必定赠送助丧财物，以示恩义。诸侯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