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执中成宪卷七
周礼》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障防虽在官，实为民守之耳。
译《周礼》中有对河流湖泊的禁令，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过度捕捞而枯竭，必定要求人们在规定的时节进行采集。堤坝等防护设施虽然由官府管理，实际上是为了替百姓守护这些资源罢了。
韩麒麟曰：「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借千畆以励百姓，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弟均赏，实为治之先务也。」
髙允曰：「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畆，百里则为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畆益三升，不勤则畆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
李彪曰：「尚俭者，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
周书》黎景熙曰：「天地极其髙厚，故万物仰容养焉；四时着其寒暑，故庶类资忠信焉。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
苏绰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则质直；化于浇伪，则浮薄。凡诸牧守令长，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徳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
又曰：「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每至歳首，戒勅部人，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隂雨之暇，又令种桑、植果、艺其蔬菜、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人烦；劝课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
又曰：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理人也。有材艺而本于正直，必循分以効绩；若有材艺而习于奸伪，必蠧法以行私。故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志行善则举之，志行不善则去之。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充则事无不理。
又曰：察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听【周官小司寇职：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参之以证验，慎测情状，穷鉴隠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舍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而逺眀大教，此善之上也。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听察以理，必穷所见，考讯以法，不苛不暴，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也。
又曰：征税之法，宜令平均。平均者，不舎豪强而徴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也。然财货之生，其均不易，必湏劝课，使预营理，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人无困。
又曰：「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慈师。」
隋
隋书房彦谦曰：「赏以劝善，刑以惩恶。故疎贱之人有善必赏，尊贵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逺者也。」
文中子王通曰：「无赦之国，其政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民贫则赋少】
又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
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由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又曰：「帝者之制，恢恢乎无所不容。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
唐
唐文张蕴古《大寳箴》曰：今来古徃，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寮和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于所忽，祸生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已，因心于民。大眀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髙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傲贤慢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已。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
译韩麒麟说：“英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储备九年的粮食，才称为太平盛世。所以君王亲自耕种千亩田地以激励百姓，捐纳粮食的人与斩杀敌人者享有同样的爵位，努力耕作的人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者获得同等的奖赏，这确实是治国首要的任务。”
髙允说：“古人说：方圆一里的地方，可以耕种三顷七十亩田地；方圆百里的地方，可以耕种三万七千顷田地。如果勤于耕作，每亩地可增产三升；如果不勤，每亩地则减产三升。方圆百里之地，增减的比率相当于粟二百二十万斛，何况天下如此广阔呢？”
李彪说：“崇尚节俭，是开启福气的源头；喜好奢侈，是产生贫困的征兆。”
《周书》黎景熙说：“天地极其高厚，所以万物仰赖它生存养育；四季显现出寒暑变化，所以众物凭借它保持忠信。帝王应当宽厚大度，效法天地；保持忠信，顺应四季。”
苏绰说：“天地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然而人的本性没有恒常的操守，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教化趋向敦厚朴实，人性就质朴正直；教化趋向浮薄虚伪，人性就轻浮浅薄。凡是各地的州牧、郡守、县令等长官，贵在能以淳厚的风气引导百姓，用太和之气浸润百姓，用道德覆盖百姓，用朴素示范百姓，使百姓勤勉不懈地一天天向善，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教化。”
又说：“衣食之所以充足，是因为利用了地利。地利之所以能充分利用，是因为劝导督促得法。主持这种教化的，在于州牧、郡守、县令等长官罢了。每到年初，告诫训诫部下百姓，都让他们去田间开垦耕种，按时节不违农时。那些贫弱户以及没有牛的家庭，劝导他们互通有无，使得大家都能得到救济。在农闲时节以及阴雨天空闲时，又让他们种桑、栽果、种植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猪，以准备生活所需的物资，供给养老之用。治理政事不想要过于琐碎，琐碎则百姓烦扰；劝导督促也不容太简略，简略则百姓懈怠。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斟酌时势适宜，而达到烦琐与简略之间的适中状态。”
又说：“凡是寻求有才能技艺的人，是因为他们可以用来治理百姓。有才能技艺而以正直为本，必定会恪守本分来建立功绩；如果有才能技艺却习惯于奸诈虚伪，必定会破坏法纪来谋取私利。所以寻求有才能技艺的人，必须先选择其志向品行。志向品行善良的就举荐他，志向品行不善的就罢免他。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须先精简官职。官职精简则贤良的人容易充实，贤良的人充实则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
又说：“审理案件的官员，要精心尽意，推究根源，先运用‘五听’【《周礼》小司寇的职责：一是听言辞，二是看神色，三是察气息，四是听声音，五是观眼神】，再参以证据验证，谨慎推测情状，彻底洞察隐藏的事实，使奸邪无处容身，罪犯必定抓获，然后根据事情施加刑罚，轻重都恰当，宽恕过错，怜悯愚昧，查清实情不要高兴，又能斟酌情理，权衡礼法，无不曲尽人心，从而弘扬远大的教化，这是上等的善政。秉持公正之心，去除偏私枉法之志，依理听察，必定穷尽所见，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虐，随事断案，案件没有停滞，这也是次一等的善政。”
又说：“征税的法令，应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就是不放过豪强而只征收贫弱者的税，不纵容奸巧之人而困害愚拙之人。然而财货的产生，其均衡并不容易，必须劝导督促，使百姓预先经营打理，提前准备，到时应缴时缴纳，所以王室的赋税得以供给，百姓不至于困苦。”
又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应当爱百姓像慈父一样，训导百姓像慈师一样。”
隋朝
隋朝书房彦谦说：“奖赏用来鼓励善行，刑罚用来惩戒恶行。所以疏远卑贱的人有善行必定奖赏，尊贵亲近的人犯恶行必定刑罚。从来没有因为处罚就回避亲人，因为奖赏就遗漏疏远者的。”
文中子王通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其政事必定公平；多征收赋税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百姓贫穷则赋税减少】。”
又说：“以诚心推待人，则不用说话就能取信；以宁静镇服人，则不用行动就能使人谨慎。只有有道的人能做到。”
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是谗言产生的缘由；看到赞誉就高兴，是谄媚产生的媒介。”又说：“帝王的制度，宽广宏大无所不容。上面深沉宁静，下面安闲恬淡。天下的危难，与天下人共同安定；天下的过失，与天下人共同匡正。千变万化，我常坚守中道。那卓然不可动摇吗？那感应而没有不通达吗？”
唐朝
唐朝张文公张蕴古《大宝箴》说：从古至今，俯察仰观，只有君主能造福，做君主实在艰难。主宰普天之下，处于王公之上，各地进贡其所有，百官和合其所倡导。因此恐惧之心日渐松弛，邪僻之情转而放纵。哪里知道事情起于疏忽，祸患生于无端。所以圣人接受天命，拯救溺亡，解除困顿，归罪于自己，用心于百姓。大明没有偏私的照耀，至公没有私心。亲近故旧以一人治理天下，不以天下奉养一人。用礼制禁止奢侈，用音乐防止逸乐。左边记录言语，右边记录事务，出则警戒，入则肃静。四季调节其冷暖，日月星辰同其得失。所以身体作为法度，声音作为音律。不要说无知，居居高位听低位；不要说有什么害处，积小成大。快乐不可到了极点，极乐产生悲哀；欲望不可放纵，纵欲造成灾难。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居之处不过容下膝盖。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用美玉装饰台阁，用琼玉装饰居室；罗列八种珍馐在前，所吃的不过适口。只有狂人没有念头，把酒糟堆成山丘，把酒池挖成池塘。不要在内荒淫于女色，不要在外荒淫于狩猎；不要珍视难得的货物，不要听亡国的音乐。内荒损害人性，外荒荡涤人心。难得的货物奢侈，亡国的音乐淫邪。不要说我尊贵而傲视贤人轻慢士人，不要说我智慧而拒绝劝谏自夸自己。听说夏后据馈频起，也有魏帝牵〇
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髙大度，抚兹庻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诗曰：「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眀。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纎而效响；酌之者随，深浅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寜，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懐其徳。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懐其始，未保其终。爰述金镜，穷理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治体，抑▯词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诤臣司直，敢告前疑。
译不止息。安抚那些心怀不安的人，如同春日的阳光和秋日的露水。崇高而广阔，效法汉高祖的宏大胸襟，处理这些众多事务，如同踩着薄冰、面临深渊，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的谨慎小心，《诗经》说：“不刻意去认识，不刻意去知晓”；《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将彼此的区别消融于胸中，将好恶的情感舍弃于心思。众人反对之后才施加刑罚，众人喜悦之后才颁布赏赐。削弱强暴而治理混乱，伸张委屈而纠正枉曲。所以说：“如同秤杆和秤砣，不规定物品的数量，悬挂上去，轻重自然显现；如同水和镜子，不展示物品的形状，映照出来，美丑自然产生。”不要浑浊而混同，不要洁白而过分清明；不要昏暗而愚昧，不要明察而苛细。虽然冠冕的垂旒遮蔽了眼睛，却能看见未成形的事物；虽然黄绵塞住了耳朵，却能听见无声的声音。放纵心神于深沉宁静的境界，遨游精神于大道的精微。敲击它便回应，无论宏大细微都发出回响；舀取它便跟随，无论深浅都充满。所以说：“天的清明，地的安宁，王的贞正。”四季不说话而更替有序，万物无为而自然成就。哪里知道帝王拥有力量而天下和平？我们的君王凭借智力和勇力平定混乱，百姓畏惧他的威严，尚未感怀他的德行。我们的皇帝顺应时运，弘扬淳厚的风气，百姓感怀他的开端，尚未能保全他的始终。于是记述金镜，穷尽事理，尽人性，使人以心回应言语，以行为涵盖治国的大体，抑制浮华的辞令，天下因此得以治理。君主一人有喜庆，打开罗网，起用祝融，弹奏琴瑟，吟咏诗歌。第一天，第二天，念念不忘于此。只取决于人的感召，自然上天会保佑他。正直的谏臣，敢于陈述先前的疑虑。
旧唐书魏徴曰：「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逺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徳义。源不浚而望流之逺，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徳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眀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葢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葢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茍免而不懐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为，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髙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兹九徳。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又曰：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逺便佞，杜悦耳之邪説，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已，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徳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于慎守而已。又曰：君能尽礼，臣能纳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岑文本曰：「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眀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崇俭，省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随天地长乆。」
又曰：「创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
刘仁轨曰：「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计，择之者圣人。是以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于版筑，故得享国长乆，传祚无疆。功宣清庙，庆流后叶。」
姚班曰：「忠臣事君，有犯而无隠；眀主驭下，纳谏以进徳。故书云：『有言逆于志，必求诸道；有言顺于志，必求诸非道。』」
卢藏用曰：「刑狱不滥，则人夀；赋敛蠲省，则人富；法令有常，则国静；赏罚得中，则兵强。」
马周曰：「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必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
资治通鉴》陈子昻曰：「尚徳行者，必无凶险之类；务公正者，必无邪佞之朋；保廉节者，必憎贪冒之党；有信义者，必訾茍且之徒。此天地之性，物类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
吴兢曰：「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难烛，智有所难周。上心未喻于下，下情未逹于上。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隠，逺者不塞。所谓明四目，逹四聪也。」
李绛曰：「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存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逹者止十之二耳。虽开纳奨励，尚恐不至。若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唐文陆贽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为心，则我之好恶乃天下之好恶也。是以恶者无谬，好者不邪。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则天下之聪明皆我之聪眀也。是以眀无不鉴，聪无不闻。」
又曰：「
译《旧唐书》魏徵说：“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泉源；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道德仁义。泉源不疏通却希望水流长远，根基不稳固却希望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着国家的重权，处于天地间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考虑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崇尚节俭，这也如同砍断树根却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水流长远一样。大凡过去的君主，承受上天重大的使命，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夺取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难吗？大概在于处在深重忧患中时，一定竭尽诚心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而傲视他人。竭尽诚心，那么胡越也能结为一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视同路人。虽然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他们，用威严的怒气震慑他们，最终也只是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畏的在于人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应当深深谨慎的。如果真能看到可欲之物，就想到知足来警戒自己；将要有所作为，就想到适可而止来安定百姓；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想到谦虚谨慎来修养自己；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居于百川之下；喜欢游乐，就想到以三次围猎为限度；担忧懈怠，就想到慎始敬终；担心耳目闭塞，就想到虚心采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言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来斥退恶人；施加恩惠时，就想到不因高兴而错误奖赏；施加刑罚时，就想到不因愤怒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种思考，充实这九种德行。选拔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并听从他们，那么智者就会竭尽他们的谋略，勇者就会竭尽他们的力气，仁者就会传播他们的恩惠，信者就会效忠他们的忠诚，文武并用，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何必劳神苦思，代替百官的职事呢？”
又说：“减少田猎游乐的享乐，停止靡丽奢华的工程，废止不急之务，谨慎对待偏听带来的怒气，亲近忠厚之人，疏远谄媚之徒，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苦口的忠言，疏远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得的货物，采纳尧舜那样的诽谤之言，效仿禹汤那样的罪己之过，珍惜百姓的财产，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做起，用恕道对待他人，思考勤劳谦逊以受益，不自满以招致损失，有所行动则各类事物和谐，说出言语则千里之外响应，超越前代的崇高德行，为后代树立风范，这是圣哲的宏大规划，帝王的兴盛事业，能做到的事都在这里了，在于谨慎坚守罢了。”又说：“君主能尽到礼节，臣子能进献忠诚，必定在于内外没有私心，上下相互信任。上面不信任就无法驱使下面，下面不信任就无法侍奉上面，信任的意义，真是重大啊！所以上天会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
岑文本说：“阅览古今之事，观察安危的契机，上以国家为重，下以亿万百姓为念。明察选举，慎重赏罚，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之人。听到过错就改正，听从劝谏像流水一样顺畅。行善在于不犹豫，发布命令期望必定守信。保养精神性情，减少田猎游乐的享乐；去除奢侈崇尚节俭，节省工程劳役的费用。致力于安定境内而不追求开拓土地，收藏弓矢而不忘记武备。这几件事，思考而不厌倦，实行而不懈怠，那么至高之道的完美就能与三皇五帝相比，亿万年的国祚就能与天地一样长久。”
又说：“开创拨乱反正的事业，其功劳既艰难；守住已经成功的基业，其道也不容易。所以居安思危，是用来安定其事业的；有始有终，是用来巩固其基业的。”
刘仁轨说：“屋顶漏雨在上面，知道的人却在下面。愚夫的计划，选择它的是圣人。因此周王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殷王向筑墙的工匠谋划，所以能够享受国家长久，传承国祚没有穷尽。功德显扬于宗庙，福庆流传于后代。”
姚班说：“忠臣侍奉君主，有冒犯而没有隐瞒；明君驾驭下属，采纳谏言来增进德行。所以《尚书》说：‘有言语违背心意的，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有言语顺从心意的，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非道理。’”
卢藏用说：“刑罚不滥用，那么百姓长寿；赋税减免，那么百姓富裕；法令有常规，那么国家安宁；赏罚得当，那么军队强大。”
马周说：“统治天下的人，以百姓为根本。想要让百姓安乐，只在于刺史和县令。县令既然众多，不一定都是贤能的。如果每个州能得到好的刺史，那么全境就能复苏休息。”
《资治通鉴》陈子昂说：“崇尚德行的人，一定没有凶险之类；致力于公正的人，一定没有邪佞之朋；保持廉洁节操的人，一定憎恨贪婪之党；有信义的人，一定指责苟且之徒。这是天地的本性，事物的情理，其道理自然如此，不可改变。”
吴兢说：“凭一人的意志，综理万方的政务，明智有所难以烛照，智慧有所难以周全。上面的心意下面不明白，下面的情况上面不知道。只有以虚心接受他人，博览兼听，使深处的人不隐瞒，远处的人不阻塞。这就是所说的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听闻。”
李绛说：“臣子向君主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有雷霆般的威严，他们白天思考晚上忧虑，刚开始想保留十件事，不久就去掉五六件。等到将要上报时，又害怕而删去一半，所以上达的只有十分之二罢了。即使开纳奖励，还恐怕不能到达。如果谴责呵斥，使直士闭口，这不是国家的利益。”
《唐文》陆贽说：“统治天下的人，必定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而不私存自己的心；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存自己的耳目。所以能通达天下的志向，尽知天下的实情。以天下人的心为心，那么我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好恶。因此厌恶的没有错误，喜爱的没有邪僻。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那么天下人的聪明就是我的聪明。因此明察没有不鉴别的，听闻没有不听到的。”
又说：
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虽深居九重，而虑周四表；虽恒处安乐，而忧及困穷。近取诸身，如一体之于四支，其疾病无不恤也；逺取诸物，如两曜之于万类，其鉴照无不均也。故时有丰凶，而人无流亡，恃天听之必闻，知上泽之将至也。」
译统治者的道理，应以慈爱养育百姓为心。虽然深居在九重宫阙之中，但思虑却遍及四方；虽然常处于安乐之中，但忧患却及于困穷之人。就近从自身取比，就像身体对于四肢，其疾病没有不体恤的；就远从万物取比，就像日月对于万物，其照耀没有不均匀的。所以时运有丰收与荒歉，而百姓没有流离失所，是依靠上天必定能听到下情，知道君主的恩泽必将到来。
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逺迩归心，无思不服。」
又曰：「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于中，然后俾众无惑。存信于已，可以教人不欺。」
又曰：「天之视听，皆因乎人。天降菑祥，皆考其徳。非于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人事着于下，而天命降于上。天人之间，影响相凖。」
又曰：圣人制事，必度物宜。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进不失伦，选不失类。以类，则详知实行；有伦，则杜絶徼求。是故选自卑逺始，升于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乃使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徳兼茂，歴试不渝者，然后人主倚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
又曰：覈才驭吏有三术焉。一曰防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如此则髙课者骤升，无庸者亟退。其余绩非出类，守不败官，则循以常资，约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滞庻品，有伦。又曰：君人者，以众智为智，以众心为心。恒恐一夫不尽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访纳，惟善是求。
又曰：「仲尼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道理所由生也，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圣人；尽圣人之心者，莫深于易。象干下坤上，则曰泰；坤下干上，则曰否；损上益下，则曰益；损下益上，则曰损。葢气不交，则庻物不育；情不交，则万邦不和。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歳功成；君泽下流，臣诚上逹，然后理道立。损益之义，亦由是焉。」
又曰：「圣人之于爱才，不惟侧席求思而已，乃复引进以崇其术业，歴试以发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优禄以全其操。歳月积乆，声实并丰。列之于朝，则王室尊；分之于土，则藩镇重。葢人皆含灵，惟所诱致。如玉之在璞，抵掷则瓦石，追琢则圭璋；如水之发源，壅阏则汚泥，疏濬则川沼。」
又曰：「求善若不及，用之惧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当分；如沧海之归水，洪涓必容。不抉瑕，不求备；不以人废举，不以已格人。闻其才，必试以事；能其事，乃进以班。自无不用之材，亦无不实之举。」
又曰：「接下之道，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形好恶以招謟，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权衡之悬，不作其轻重，故轻重自辨，无从而诈也。如水镜之设，无意于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又曰：「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于各举所知；贵精，在于按名责实。」
又曰：推诚之道，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在于尽言，贵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贵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责人以成功。
又曰：「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眀。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狂，诬眀我之能恕；谏者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徳。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
又曰：「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茍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
又曰：「王者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言与众共之。奨而不言其善，斯谓曲贷；罚而不书其恶，斯谓中伤。曲贷则授受不眀，而私幸之门启；中伤则枉直无辨，而谗间之道行。可不慎哉！」
白居易曰：「圣人之为治，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将在乎秉其枢，操其要，刬邪为正，变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谓恶之尽无。成此功者，非他，惩劝之所致也。」刘蕡曰：「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宼，政可以移风俗。茍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
李徳裕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合。正人指邪
译又说：“汇聚天下的智慧，来辅助君主的聪明；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颁布政令。这样君臣志向相同，哪有不服从的？远近的人归附于心，没有不想顺服的。”
又说：“人们所帮助的，在于信用。信用的建立，源于真诚。内心坚守真诚，然后才能让众人没有疑惑。自身保持信用，就可以教导别人不欺骗。”
又说：“上天的视听，都通过人来体现。上天降下灾祸或吉祥，都是考察人的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天命。人事在下显现，天命在上降下。天与人之间，像回声和影子一样相互对应。”
又说：“圣人制定事务，必定衡量事物的适宜性。地位尊贵的人把握纲要，地位卑微的人负责细节。因此君主选择辅佐的大臣，大臣选择众官之长，众官之长选择佐助的僚属。职位越高，所以选择的人越少。晋升不违背伦次，选拔不脱离类别。按类别选拔，就能详细知晓实际才能；有伦次，就能杜绝钻营求取。所以选拔从地位低微、偏远的人开始，升任到朝廷的，各自委托长官推荐，这样下面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了。安置在朝廷行列，已经担任事务的，就让宰相依次晋升，这样朝廷就没有空缺的职位了。才能和品德都优秀，经过多次考验而不改变的人，然后君主倚重信任他们，这样天下就没有被遗漏的人才了。”
又说：“考核才能、驾驭官吏有三种方法：一是破格提拔，以表彰他们的特殊才能；二是罢免降职，以纠正他们的失职；三是按序晋升，以谨慎地保持他们的常规职责。这样就能让成绩优异者迅速升迁，无能者迅速退下。其余业绩不出众，但守职不失误的，就按常规资历晋升，限定在固定的限度内。所以得到特殊人才不会滞留在普通品级中，而有伦次。又说：“君主，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为心意。常常担心一个人不能尽情表达，一件事不能得到合理的处理，勤勉地访求采纳，只追求善政。”
又说：“孔子说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意思是道理由此产生，万物变化由此关联。必须顺应人情，人情有通达和阻塞，所以产生否泰；人情有厚薄，所以产生损益。通达天下人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智慧的；穷尽圣人心意的，没有比《易经》更深刻的。卦象乾在下坤在上，就称为泰；坤在下乾在上，就称为否；减损上面增益下面，就称为益；减损下面增益上面，就称为损。大概气不交流，万物就不能生长；情不交流，各国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年成的功绩才能成就；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下的忠诚向上通达，然后治理的道理才能确立。损益的意义，也是由此而来的。”
又说：“圣人对爱惜人才，不只是空自思慕而已，还进一步引进他们以推崇他们的学业，经过考验以发挥他们的才能，表彰善行以加重他们的言论分量，优厚的俸禄以保全他们的节操。岁月长久积累，名声和实际都丰硕。列位在朝廷，王室就尊贵；分封在地方，藩镇就重要。大概人都含有灵性，只在于如何诱导。就像玉在璞石中，随意丢弃就是瓦石，精心雕琢就是圭璋；就像水发源于源头，堵塞就是污泥，疏通就是河流沼泽。”
又说：“追求善才唯恐不及，使用他们担心不周全。就像木匠使用木材，弯曲和笔直应当区分；就像大海汇聚水流，洪水和细流必定容纳。不挑剔瑕疵，不要求完美；不因个人好恶废弃举荐，不因自己成见排斥别人。听说他有才能，必定用事务来考验；能胜任事务，就按等级晋升。这样就没有不被使用的材料，也没有不真实的举荐。”
又说：“对待下属的方法，用礼节对待他们，用温和安抚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言论，端正心意详细探究其中的道理，不显露好恶来招致谄媚，不夸大声色来显示威严。就像悬挂的权衡，不人为改变轻重，所以轻重自然分明，没有欺诈的可能。就像设置的水镜，没有对美丑的意图，而美丑自然显现，没有人可以抱怨。”又说：“求才贵在广泛，考核贵在精细。求广泛，在于各自举荐所知；贵精细，在于按名目责求实际。”
又说：“推行诚信的方法，在于彰显信用，在于任用人才。彰显信用不在于把话说尽，贵在说出的话可以兑现；任用人才不可以没有选择，贵在已经选择就不再怀疑。说话必定真诚，然后可以要求别人听从命令；任用而不二心，然后可以要求别人取得成功。”
又说：“把能改正过错当作善，把能听到过错当作明。所以进谏的人多，表明我的能力；喜欢进谏的人正直，显示我的能力；贤良进谏的人狂放，诬蔑表明我的宽恕；进谏的人泄露，彰显我的顺从。具备其中一条，都是盛德。这就是君主与进谏者相互受益的方法。”
又说：“言论有时不合宜，可以引咎改过以纠正言论，但不能苟且任用；有时不合当，可以寻求贤人来替代他的职务，但不能怀疑。”
又说：“君主封爵一定在朝廷，刑罚一定在市集，意思是与众人共同知晓。奖赏却不宣扬他的善行，这就叫偏私；惩罚却不记录他的恶行，这就叫中伤。偏私就会使授受不明，而私幸的门路开启；中伤就会使冤枉和正直无法分辨，而谗言离间的手段得逞。能不谨慎吗！”
白居易说：“圣人治理天下，难道能全部得到贤才而使用他们吗？难道能全部知道不贤的人而罢免他们吗？关键在于掌握枢纽，操持要领，铲除邪恶树立正义，改变方正为圆融，能使善人必定迁升，不认为善人已经全部得到；能使恶人必定改正，不认为恶人已经全部清除。成就这种功业的，不是别的，是惩罚和劝勉所导致的。”刘蕡说：“刺史的职务，治乱的根本系于它，朝廷的法制在于它。权力可以抵御豪强，恩惠可以施予孤寡，强力可以抵御奸盗，政令可以改变风俗。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方法的人，不应当担任这个官职。”
李德裕说：“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邪正两者，势不两立。正人指责邪人
又曰：「人君拒谏有二：一曰生于爱名，二曰不能去欲。唯英主能从谏，何者？自知功徳及人逺矣，虽有小过，不讳人言也。」
宋
王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飬身莫若寡欲。」
钱若水曰：「髙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逹易志操。其以爵禄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田锡曰：「谋虑者，断之始；勇敢者，断之用。若谋虑未精，成败未尽见，情伪未洞知，而不忍小忿小耻，卒然奋发，自谓决断，斯乃刚愎而趋败也，安得谓之断哉？葢谋熟而后断，则大功随之而兴；智浅而言断，则大患亦随之而起。故智与断，在乎兼备也。」
张咏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王曽曰：「人臣章奏不可择利近名，湏纯意于国事。」又曰：「用贤，人主之事；荐人而使之知，是徇私市恩也。」杜衍曰：「歳有丰凶，谷有贵贱，豪商大贾乘时收贱，水旱之歳则闭籴髙价以图厚利。故常平之法，必量户口众寡，出纳无壅，増损有宜，且严赏罚，课官吏，禁借以规利者，然后民受其益。」
范仲淹曰：「朝廷清要之位，觊觎者众，必审贤以与之。贤杰之材，谗疾者众，必先时以辨之。圣主眀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聪眀自广；劳心临事，则丛脞自困。精而求之，熟而观之，然后寘之要地，使竭力殚心，则政成于下而柄归于上，始可以言无为矣。」
又曰：歳饥，修城郭、仓廒、吏舍、祠寺，兼倡富民兴筑塘堰，可发有余之财，以惠贫民。工技食力之人，食于官府私家者，日数千百人，并以赡其老弱。救荒之政，莫大于此。
又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曰：「善养身者，在康寜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畧之备焉。
又曰：帝王爵以尚徳，禄以报功，未有赏其空言者。又曰：凡密陈得失，未可尽以为实，当深究其宜。韩琦曰：凡进言于君，事不眀辨，则忽而不听；论或过当，则激而不信，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
又曰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扰
富弼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防。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皆得其实矣。」
包拯曰：「帝王行事，但顾理道如何，固不计其言之先入后陈也。必若主先入者以为是，则奸罔之人逞其敏防，或巧中人，或隂图事，惟恐居其后矣。」
又曰：凡臣僚上言利害，如可为经乆之制，方许颁行；或小有异同，非蠧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更易。如此，则法存画一，民有定志。
张方平曰：「古者合兵农而议政，通文武以命官。故苟有制胜之术，何必击刺之利乃为武；茍有经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学乃为文。」
蔡襄曰：箴阙失，献眀谟，擿回邪，击权幸，谏官之职也。邪人恶之，必曰好名以彰君过。夫忠臣务尽其心，事有必需切直者，则极论之。人主从而行之，适以见从谏之美。所谓好名以彰君过，则巧佞者所为耳。于事之难言者，喑而不言；择其所无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复再议，退而曰：「其事我尝言之矣。」此之谓好名也。且事有缺失，谏官最为近密，如不尽言，人主何从知而改之？传之天下后世，终以为过，此正所谓彰君过也。惟眀君能察忠臣巧佞之分，则聪眀广而利害悉矣。
苏舜钦曰：「四海至逺，民有隠情，不可以徧照，故博采愚贱之言而择用之。万几至烦，事有习弊，不可以独览，故详察众多之议以更张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
又曰：「惟诚可以应上天，惟实可以安下民。」
滕甫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无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难之。」
程子曰欲当大任湏是笃实
又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材为急务。人材不足，虽有良法，孰与行之？」
译又说：“君主拒绝劝谏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爱惜名声，二是不能去除私欲。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听从劝谏，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功德惠及的人很多，即使有小过错，也不忌讳别人的议论。”
宋
王昭素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修养身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重要的。”
钱若水说：“高尚的士人，不把名声地位当作荣耀；忠正的人，不因境遇的困顿或显达而改变志向操守。那些因为爵位俸禄才效忠君主的人，是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
田锡说：“谋略思虑，是决断的开始；勇敢，是决断的运用。如果谋略思虑不精当，成败没有完全看清，真假没有彻底了解，却因为不忍受小的愤怒和耻辱，突然奋发，自以为这是决断，这其实是刚愎自用而趋向失败，怎么能称之为决断呢？大概谋略成熟之后才决断，大功就会随之兴起；智慧浅薄却妄言决断，大患也会随之而起。所以智慧与决断，必须兼备。”
张咏说：“侍奉君主的人，廉洁就不说贫穷，勤勉就不说辛苦，忠诚就不说自己，建立功业就不夸耀自己的才能，这样就可以侍奉君主了。”
王曾說：“臣子的奏章不可选择对自己有利、能博取名声的内容，必须纯粹出于对国家事务的诚意。”又说：“任用贤才，是君主的事；推荐人却让他知道是自己推荐的，这是徇私情、买恩惠的做法。”杜衍说：“年成有丰收和歉收，谷物有贵贱，豪商大贾趁时收购低价谷物，在水旱灾年则囤积居奇、抬高价格以谋取厚利。所以常平仓的法令，必须衡量人口多少，收支畅通无阻，增减适宜，并且严明赏罚，考核官吏，禁止借机谋利的人，这样百姓才能受益。”
范仲淹说：“朝廷清贵重要的职位，觊觎的人很多，必须审慎考察贤能的人再授予。贤杰的人才，嫉妒诽谤的人很多，必须事先加以辨别。圣明的君主，常常专心致力于求贤，不劳心于处理具体事务。专心求贤，那么聪明智慧自然广博；劳心处理事务，那么琐碎繁杂自然会使人困顿。精心地寻求，仔细地观察，然后安置在重要职位上，让他们竭尽全力、尽心竭力，那么政事在下面成就而权柄归于上面，这才可以说实行无为而治了。”
又说：年成饥荒时，修缮城墙、仓库、官舍、祠庙寺庙，同时鼓励富人兴修池塘堤堰，可以动用富人的多余钱财，来恩惠贫民。依靠技艺和力气吃饭的人，在官府和私家受雇的，每天有数千百人，都可以借此赡养他们的老弱。救济荒年的政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又说：“善于修养身心的人，在安康宁静的时期，不认为最终没有疾病，因此有节制宣导和药方的准备。”善于安定国家的人，在太平时期，不认为最终没有危险动乱，因此有教化和经略的准备。
又说：“帝王用爵位崇尚德行，用俸禄报答功劳，没有奖赏空谈的人。”又说：“凡是秘密陈述得失，不能完全当作事实，应当深入探究其是否适宜。”韩琦说：“凡是向君主进言，事情如果不明白清晰，就会被忽视而不听；议论如果过分恰当，就会激起反感而不信任，应当顾全大体、斟酌适宜，以道理取胜，并且用至诚来奉行。”
又说：处理事情不可有心机，有心机就会扰乱。
富弼说：“君主的喜好厌恶，不可以让人窥测。可以窥测，那么奸邪的人就能附会迎合。应当像上天鉴察人一样，善恶都是人自己招致的，然后诛罚奖赏随之而来，那么功过都能得到真实的结果了。”
包拯说：“帝王行事，只考虑道理道义如何，本来不计较言论是先入为主还是后陈述。如果一定以先入为主的言论为正确，那么奸诈欺瞒的人就会施展他们的敏捷巧诈，或者巧妙地中伤他人，或者暗中图谋事情，只怕落在后面了。”
又说：“凡是臣僚上言利害，如果是可以作为长久制度的，才允许颁布施行；如果只是小有不同，不是损害政治、危害百姓的，不可以频繁更改。这样，法律才能统一，百姓才能有稳定的志向。”
张方平说：“古代合并兵农来议论政事，贯通文武来任命官员。所以如果有制胜的策略，何必一定要擅长击刺才算是武；如果有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必一定要精通章句之学才算是文。”
蔡襄说：“规劝缺失，献出明智的谋略，揭发奸邪，打击权幸，是谏官的职责。奸邪的人厌恶他们，必定说他们是为了博取名声而彰显君主的过错。忠臣致力于竭尽忠心，事情有必须急切直谏的，就极力议论。君主听从并实行，正好显示听从劝谏的美德。所谓为了博取名声而彰显君主过错，那是巧言令色的人所做的。对于难以言说的事，沉默不说；选择没有抵触的事来说，即使不被采纳，也不再议论，退下后说：‘这件事我曾经说过。’这就叫做博取名声。况且事情有缺失，谏官最为亲近机密，如果不尽情言说，君主从哪里知道并改正呢？传扬到天下后世，终究被认为是过错，这正是所谓彰显君主过错。只有英明的君主能辨别忠臣和巧佞者的区别，那么聪明智慧广博而利害就都清楚了。”
苏舜钦说：“四海非常遥远，百姓有隐情，不可能全部照见，所以广泛采集愚昧卑贱者的言论并选择使用。万事非常烦杂，事情有习以为常的弊端，不可能独自阅览，所以详细考察众人的议论来改革。这样朝廷就没有遗漏的政事，万物就没有隐藏的情状。”
又说：“只有真诚可以回应上天，只有务实可以安定百姓。”
滕甫说：“君子没有私党，好比草木缠绕依附的，一定是蔓草而不是松柏。朝廷没有私党，即使是中等君主也可以成功；不然，即使是上等的圣人也会感到困难。”
程子说：想要担当大任，必须是笃实。
又说：“善于谈论治国的人，一定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即使有好的法令，谁去执行呢？”
司马光曰：“人君之大徳有三，曰仁，曰眀，曰武。仁非姑息之谓，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眀非伺察之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眀也。武非彊亢之谓，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又曰：「水未至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故君子贵于思患而豫防之也。」
又曰：「王者以天下为家，无有逺迩，当视之如一，不可使恻隐之心止于目前而已。」
又曰：「人君不行无功之赏，则羣下劝；人臣不受非分之赐，则廉耻立。」
又曰：国家必先实而后文，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逺迩，乐之实也；决是非眀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鬭，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故必拨去浮文，悉敦本实，选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谋逺虑，以保安宗庙；张布纲纪，使下无觎心；和厚风俗，使人无离怨；别白是非，使万事得正；诛锄奸恶，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罢无用，使野无遗贤；进有功，退不职，使朝无旷官；察谠言，考得失，使谋无不尽；择智将，练勇士，使征无不服。则国家安若泰山，又何贵文采之饰哉？
又曰：「人之材性，各有短长。人君当量能授官，人臣当陈力就列。如此则事无旷废，上下得宜。」
又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逺哉？」又曰：「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必与士共之；刑人，必与众弃之。眀不敢以已之私心，葢天下之公议也。」
又曰：「圣帝眀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眀；取是而舍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
又曰：「右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又曰：『驭下之道，恩过则骄，骄则不可不戢之以威；威过则怨，怨则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圣人所以制世御俗，犹天地之有隂阳，损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万物者也。』恩虽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众人之所与也。罚虽至重，而人无所怨者，何也？众人之所恶也。」
又曰：「王者抚有四海，君临亿兆。若事无巨细，皆以身亲之，则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语有之曰：「察目▯者不能见百歩，察百歩者亦不能见目▯。非不欲兼之，势不可也。」是以眀王总其大体，执其枢要，精选贤能，任以百职。有功者赏，有罪者诛。故处躬不劳，而收功甚大。
又曰：「人臣之进言者，舍其急而议其缓，则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纳听者，忽其大而谨其细，则心益劳而功益浅矣。」
又曰：「采名而不责实，则天下饰名以希功；按法而不求情，则天下巧文以避罪。」
又曰：为人君者，洒濯其心，至公至正，审察善恶，眀辨是非。忠信者虽有怨雠而必用，奸回者虽有私恩而必诛。是以羣臣晓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徳，以事其上。又曰：为政有体，治事有要。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众务，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给矣。是故尊者治众，卑者治寡。治众者事不得不约，治寡者事不得不详。约则举其大，详则尽其细，此自然之势也。
又曰：眀主之不妄赏赐，非吝之也。诚以赐一无功，则天下无功之人皆有邀觊
译司马光说：“君主的大德有三项，叫做仁、明、武。仁不是姑息养奸的意思，修明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得利，这才是君主的仁。明不是窥探察知的意思，通晓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分辨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武不是强横傲慢的意思，只要符合道义，就果断决断毫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才是君主的武。”
又说：“洪水未到就预先修筑堤防，即使洪水不来，也没有害处。如果认为洪水不值得担忧，而不修筑堤防，一旦洪水到来，就来不及防备了。所以君子贵在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
又说：“君王以天下为家，没有远近之分，应当视同一体，不能让恻隐之心只停留在眼前罢了。”
又说：“君主不施行无功的奖赏，那么群臣就会勤勉；臣子不接受非分的赏赐，那么廉耻之心就会确立。”
又说：“国家必须先在实质上下功夫，然后才讲究文饰。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是仁的实质；保卫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质；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质；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的实质；决断是非、明确好恶，是政的实质；查究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质；考察言行、试用政事，是求贤的实质；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质；询问安危、访求治乱之道，是纳谏的实质；选拔勇敢果断、熟悉战斗的人，是治兵的实质。如果实质不存在，即使文饰再盛大美好，也没有益处。所以必须摒弃浮华的文饰，全面敦厚根本的实质，选拔任用良吏，以恩惠百姓；深谋远虑，以保卫宗庙；张设纲纪，使下属没有非分之想；敦厚风俗，使人们没有离叛怨恨；明辨是非，使万事得以端正；诛锄奸恶，使威令必然施行；选取有益的人，罢免无用的人，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进用有功的人，退黜不尽职的人，使朝廷没有闲置的官员；考察正直的言论，考核得失，使谋略没有不尽之处；选择智勇的将领，训练勇士，使征伐没有不服从的。这样国家就安稳如泰山，又何必看重文采的装饰呢？”
又说：“人的才能禀性，各有长短。君主应当根据能力授予官职，臣子应当竭尽力量担任职位。这样事情就不会荒废，上下都能适宜。”
又说：“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从公卿大夫一直到工商百姓，没有谁不能进谏的。汉朝兴起以来，才开始设置谏官。凭借天下之大，四海之众，得失利弊，都汇聚在一个官职上，让他进言，他的责任也很重了。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应当志在重大方面，舍弃细微之处，先处理紧急的，后处理缓急的，专利于国家而不为自己谋划。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就像急切追求利益一样，这两者之间相差多远呢？”又说：“爵位俸禄，是天下人的爵位俸禄，不是用来厚待自己喜欢的人的；刑罚，是天下人的刑罚，不是用来发泄自己愤怒的。所以古代授予爵位，一定与士人共同决定；惩罚人，一定与众人共同抛弃他。这是明智地不敢用自己的私心，来掩盖天下人的公议。”
又说：“圣明的帝王，听到别人的言论，就能识别其中的是非，所以叫做聪；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察知其邪正，所以叫做明；采纳正确的而舍弃错误的，诛杀邪恶的而任用正直的，坚定无疑，所以叫做断；诛杀一个不善的人，天下的不善者都感到恐惧，所以叫做威；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天下的有功者都感到喜悦，所以叫做福。”
又说：“右边的人说：‘谋划在于人多，决断在于独断。谋划的人多，所以可以观察利害的极致；决断在于独断，所以可以确定天下的是非。’又说：‘驾驭下属的方法，恩惠过度就会骄纵，骄纵就不能不用威严来约束；威严过度就会怨恨，怨恨就不能不施加恩惠。恩威之道，是圣人用来治理世道、驾驭世俗的，就像天地有阴阳一样，减损与增益，不失中和，以此来生成万物。’恩惠虽然极厚，而人们不敢嫉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给予的。惩罚虽然极重，而人们没有怨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厌恶的。”
又说：“君王拥有四海，统治亿万民众。如果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去做，那么得到的极少，失去的极多。”古语说：“观察细微之处的人不能看到百步之外，观察百步之外的人也不能看到细微之处。不是不想兼顾，形势不允许啊。”因此圣明的君王总揽大体，掌握关键，精心选拔贤能，委任各种职务。有功的奖赏，有罪的惩罚。所以自身不劳累，而收效很大。
又说：“进言的臣子，舍弃紧急的事而议论迟缓的事，那么言论越多而用处越少。听取意见的君主，忽视重大的而谨慎细微的，那么心思越劳累而功效越浅薄。”
又说：“只采录名声而不责求实际，那么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来希求功绩；只依据法律而不探求实情，那么天下人就会玩弄文字来逃避罪责。”
又说：“作为君主，洗涤内心，至公至正，审察善恶，明辨是非。忠信的人即使有仇怨也一定任用，奸邪的人即使有私恩也一定诛杀。因此群臣清楚明白，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侍奉君主。”又说：“为政有体制，治事有关键。凭一个人的智力，兼顾天下的众多事务，想要每件事都了解，一天也不够用。所以地位尊贵的治理众人，地位卑下的治理少数人。治理众人的人，事情不得不简约；治理少数人的人，事情不得不详细。简约就举其大端，详细就尽其细微，这是自然的趋势。”
又说：“圣明的君主不随意赏赐，不是吝啬。确实是因为赏赐一个无功的人，那么天下无功的人都会觊觎
又曰：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灭；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于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则用力多而功寡。圣帝眀王皆销恶于未▯弭祸于未形，是以天下隂被其泽，而莫知所以然也。顾未然之言，尝见弃忽；及其已然，又无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发奢侈之端；甘言卑词，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偪之源；假借威福，授凌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尝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又曰：眀君之于听纳，无彼无我，无亲无疎，无先无后，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轻彼所陈，信其所亲而疑其所贱，主先入之言而拒后来之议，则虽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见矣。
范镇曰：“人臣言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吕公着曰：“人主延见羣臣，论及人物之臧否，尤宜谨宻。茍有未至，则人臣悼后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尽其所言矣。”
苏洵曰：「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故先王本之以至诚，使天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
苏轼曰：「事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
又曰：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不过寛减上供，粜卖常平，官无大失，而人人受赐。若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微，虽大发仓库，亏损课利，官为之困，而已饥之民，终多死亡。
又曰：「以寛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寛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
苏辙曰：「薄赋敛，散蓄聚，若以致贫，而民安其生，盗贼不作，县官食租衣税，廪有余粟，帑有余帛，乆而不胜其富也。厚赋敛，夺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无穷，乆而不胜其贫也。」
又曰：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既败，中人以下皆自弃而为恶。中人自勉于善，则人主耳目众多，易与为治；中人自弃于恶，则臣下朋党比附，易以为非。
又曰：「天下之患，常伏于其所偏重。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
钦定执中成宪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执中成宪卷八
宋
范纯仁曰：「博览羣防，通逹下情，使四方利病必闻，羣下之能否皆见，然后可以布顺民之政，恢太平之风。」又曰：「道逺者理当驯，政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积弊不可以顿革。道不驯致，则有揠苖之患；事欲速成，则有不逹之忧；人急求，则才佞进而巧伪生；弊顿革，则人情扰而怨愤作。」
程子曰：「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民力足，则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是故，善为政者，必重民力。又曰：「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乆。至于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又曰：「王者奉若天道，动无非天者。命则天命也，讨则天讨也。尽天道者，王道也。」
又曰：「任人之道，以慎择为本。择之慎，故信之笃；信之
笃，故任之专，择之慎，则必得其贤；信之笃，则人致其诚；任之专，则得尽其才。
又曰：「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
又曰：「天地之生万物，之成合而后遂。天下国家，至于事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间也。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圣王之必去也。」
又曰：「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又曰：「朝廷之上，推贤援能者登进之，蔽贤自任者疎逺之。」自然天下向风，以荐逹为急务。搜拔既广，则士益贵而守益坚，亷耻格而风俗厚矣。
又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
又曰：「凡避嫌者，皆内有不足处，所为诚公矣，何嫌之足
译又说：水势微弱时，捧一把土就能堵塞；等到它盛大时，能漂起木头石头，淹没山丘。火势微弱时，一勺水就能扑灭；等到它盛大时，能烧焦城邑，焚烧山林。所以在事情细微时治理，花费的力气少而功效大；在事情盛大时治理，花费的力气多而功效小。圣明的帝王都在恶行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平息它，因此天下暗中蒙受恩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预见未然的话，常常被抛弃忽视；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补救了。宴饮安逸、怠惰懒惰，是荒淫无度的开端；奇巧珍玩，是奢侈浪费的源头；甜言蜜语、卑辞奉承，开启了侥幸获利的道路；附耳低语、屏退旁人说话，打开了谗言贼害的大门；不珍惜名位礼器，引导了僭越逼迫的根源；假借威势福泽，授予了凌驾掠夺的权柄。这六种情况，起初都很细微，朝夕玩弄习以为常，不曾造成严重危害；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滋长，就变得深固难拔。等到知道而想要革除，就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
又说：明君在听取采纳意见时，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先后，只以正确为标准罢了。如果看重自己已有的看法而轻视别人陈述的意见，相信亲近的人而怀疑地位低贱的人，坚持先入为主的言论而拒绝后来提出的建议，那么即使有正确的人或事，也无法得以看见了。
范镇说：“臣子议论政事，应当论断其是非，不应当询问其难易。”吕公著说：“君主召见群臣，论及人物的善恶优劣，尤其应当谨慎严密。如果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臣子就会担忧后患波及自身，念及身败名裂的警戒，而不敢把话说尽。”
苏洵说：“法律不足以制约天下，用法律来制约天下，法律所达不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君主。所以先王以极致的真诚为根本，使天下人不欺骗我们，未必都是我们的法律所能禁止的，也是他们内心有所不忍罢了。”
苏轼说：“做事慎重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发动就容易失败。慎重的人，开始时好像怯懦，最终一定勇敢；轻率的人，开始时好像勇敢，最终一定怯懦。”
又说：救灾恤患，尤其应当尽早。如果受灾的百姓，在尚未饥饿时就进行救济，那么使用的物资少而惠及的人多，不过是宽减上缴的赋税，出售常平仓的粮食，官府没有大的损失，而人人都受到恩赐。如果在已经饥饿时才进行救济，那么使用的物资多而惠及的人少，即使大量发放仓库物资，亏损税收利益，官府因此陷入困境，而已经饥饿的百姓，最终大多死亡。
又说：“用宽厚获得爱戴，爱戴只限于一时；用严厉获得畏惧，畏惧只限于力量所及的范围。所以宽厚而被人畏惧，严厉而被人爱戴，都是圣贤难以做到的事。”
苏辙说：“减轻赋税，分散积蓄，看似会导致贫困，但百姓安居乐业，盗贼不作，官府收取租税，粮仓有余粮，国库有余布，久而久之就承受不了它的富足了。加重赋税，剥夺百姓利益，看似会导致富裕，但百姓的收入有限，受到的危害无穷，久而久之就承受不了它的贫困了。”
又说：帝王的治理，必须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了，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会自我勉励去做善事；风俗败坏了，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会自暴自弃去做恶事。中等才能的人自我勉励向善，那么君主的耳目众多，容易共同治理；中等才能的人自暴自弃向恶，那么臣下结党营私、相互依附，容易做坏事。
又说：“天下的祸患，常常潜伏在它偏重的一方。所以内部权重，就会产生内部的忧患；外部权重，就会产生外部的祸患。”
钦定执中成宪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执中成宪卷八
宋
范纯仁说：“广泛阅览各种防弊措施，通晓下情，使四方的利弊必然听闻，群臣的才能与否都能看见，然后才可以推行顺乎民心的政令，弘扬太平的风气。”又说：“道路遥远的，道理上应当循序渐进；政事重大的，不可急于求成；人才不可以急切寻求；积弊不可以突然革除。道路不循序渐进，就有拔苗助长的祸患；事情急于求成，就有不能通达的忧虑；人才急切寻求，那么奸佞之徒就会进用，巧诈虚伪就会产生；积弊突然革除，那么人情就会扰乱，怨恨愤怒就会兴起。”
程颐说：“养育百姓，以爱惜他们的劳力为根本。民力充足，那么生养就能顺利，然后教化才能推行，风俗才能美好。”因此，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一定重视民力。又说：“圣人提出警戒，一定在事物正兴盛的时候。在兴盛时考虑衰败，就可以防止其达到极盛，而谋求长久。等到已经衰败后才警戒，就来不及了。”又说：“君王奉行天道，行动没有不符合天道的。任命就是天命，征讨就是天讨。尽全天道的，就是王道。”
又说：“任用人的道理，以谨慎选择为根本。选择谨慎，所以信任深厚；信任深厚，所以任用专一。选择谨慎，就一定能得到贤才；信任深厚，那么人就献出真诚；任用专一，那么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又说：“虽然是处理天下的公事，如果用私意去做，就是私事。”
又说：“天地生成万物，经过配合然后才能成功。天下国家，到了事务的末节，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不配合。之所以不配合，是因为有隔阂。所以隔阂，是天下的最大祸害，圣王一定要去除的。”
又说：“以包容的度量，施行刚毅果断的措施，这才是圣贤的做法。”又说：“在朝廷之上，推荐贤才、援引能者的人，就提拔他们；遮蔽贤才、自专自用的人，就疏远他们。”这样自然天下人心向风，以推荐人才为急务。搜罗选拔既广泛，那么士人就更尊贵而操守更坚定，廉洁知耻的风气确立，风俗就淳厚了。
又说：“王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根本在于人情，出于礼义，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回旋。”
又说：“凡是避嫌的人，都是内心有不足之处，所做的如果确实公正，有什么嫌隙值得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