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执中成宪卷八

译躲避吗？」

又说：“事情因为急躁而失败的，十次中常有七八次。”

又说：“侍奉君主的人，知道君主不应当自认为圣明，就不说谄媚阿谀的话；知道臣子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下的交往，就不做结党营私的打算。”

译又说：臣子的道义，地位越高，思考如何报效国家的心思，应当越勤勉。张载说：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能尽到道义；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能尽到仁爱。

又说：“内心既然虚静，就能公平；公平，那么是非就明显容易看清；该做和不该做的事，自己心里清楚。”

又说：“该做而做了，即使是杀人也是合乎道义的；出于私心去做，即使是善事也是自私的。”

刘挚说：“小人的才能，并非不足以任用，只是他们心思所向，不在于道义，所以希求奖赏的志向，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存在，奉公守法的心思，常常在谋取私利之后才出现。”

范祖禹说：“自己吃饭时，就想到天下有饥饿而吃不上饭的人；自己穿衣时，就想到天下有受冻而穿不上衣的人，对于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用至诚之心去招致祥和之气，或许上天会有报应，降下丰收的祥瑞，使百姓家家衣食充足。”

又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听说有灾害，只责备臣下不直言进谏，救灾唯恐来不及。对于事情不只专门相信地方长官的奏报，担心进言的人把事态说得轻微，以缓解君主心中的忧虑。”

又说：“凡事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确实算是过错；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补救。君主宁可接受事前之言，也不要留下来不及补救的悔恨。”

彭汝砺说：“凡是国家政教刑禁的关键，应当适时颁布到州县乡里，让官吏宣读晓谕并教导百姓。如果说法如此，那么法律就如此；如果罪行如此，那么刑罚就如此。让天下的百姓知道天子这样教导爱护他们，从而知道有所避忌。刑罚就可以减少了。”

王居正说：“谈论节约减损的人，应当懂得顺应时势来减少事务，不在于顺着事务来节省费用。即使一律减半，计算其实质，未曾不造成更大的浪费。只有计算百事的实际状况来讨论决定。如果不是抵御敌寇、防备敌人、赈济百姓，都暂且搁置，那么费用节省而国家富裕了。”

吕中说：“任用大臣，必须选择德行声望与才智兼备的人。有才智而没有德行声望来镇守，就不足以使天下人心信服；有德行声望而没有才智来充实，就不足以成就天下的大事。”

李新说：“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周密更重要的；圣人的功业，没有比勤勉更容易的。崇尚周密就没有败事，重视勤勉就没有废弃的功业。”

李纲说：“臣子的言论，不激烈恳切，不足以打动君主的听闻；但激烈恳切，就有过分的祸患。君主的听闻，不广博宏大，不足以尽知臣下的言论；但广博宏大，就有纷乱扰攘的祸患。所以言辞顺理直且不加揭发攻讦的，是好的言论；广泛询问精细考察而不迷惑的，是公正的听闻。”

又说：“孝子对于父母，难道一定要等到父母爱自己才尽孝吗？忠臣对于君主，难道一定要等到君主信任自己才尽忠吗？也只是尽自己内心的诚意罢了。”

又说：凡是所施行的作为，不要过于急躁，以致造成骚扰；不要过于迟缓，以致失去时机防备。那么事情就能得到秩序，不骚扰而能办好。天下没有不可做的事，也没有不可做的时机。只是失去了时机，那么小的祸患日益变大，容易的事情日益变难。又说：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的君主，没有英明哲慧不足以担当。英明，则用心刚强，足以处理大事，而不被小事所动摇；哲慧，则见识善道分明，足以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所离间。

杨时说：“天下的重任，不是狭隘急躁的人所能胜任的。狭隘急躁，面临大事不能不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就失去事机，难以成功。”又说：“君臣相处的关系，应当以诚意为主。”

胡安国说：“圣人的心没有偏私牵挂，像镜子没有美丑之分一样。根据事物的善恶来施行褒贬赏罚，不期望公正而自然公正。”

岳飞说：“文臣不爱钱财，武臣不惜性命，天下就太平了。”范成大说：“能够明确知道透彻看见，是知人的明智。其次没有比公正更好的。公正并非就是明智但可以产生明智，大概是因为去除了胸中的私心喜怒，运用天下的公义是非，来进退天下的人才，这样十次就能得到八九次。”

罗从彦说：“在朝廷做官的人，应当爱君主像爱父亲，爱国家像爱家庭，爱百姓像爱子女。然而这三者未曾不相互关联。凡是爱君主，就必定爱国家；爱国家，就必定爱百姓。没有以君主为心而不以百姓为心的人。”又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事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良好的风俗。”

又说：“朝廷的法律，不可不严厉；官吏执行法律，不可不宽恕。不严厉，就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恶行；不宽恕，就不足以通达天下的情理。”王十朋说：“财富有限，而花费无穷。创造财富不如节约财富，节省用度就能满足用度。”

朱熹说：“上天产生一个时代的人才，自然足够一个时代的任用。只要有圣贤的君主在上，熏陶陶冶，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自然能够改变。用他们平时为自己着想的心，为公家办事，自然能够修明举善。”

又说：现在人说减轻刑罚的人，只看到犯罪的人值得怜悯，比如抢劫杀人，人多为他们求生，全然不念死者无辜，这是只替盗贼打算，而不替良民打算。

又说：“治理政事必须有规矩，使奸诈的胥吏不能行其私欲，然后刑罚可以节省，赋税可以减轻。”

又说：天下的事情，有缓急的态势；朝廷的政事，有缓急的适宜。应当

译该缓却急，就会繁琐细碎、苛求明察，无法保全大局，致使朝廷的气象因此不畅达；该急却缓，就会懈怠轻慢、废弛不振，无法顺应事机，致使天下的事务一天天陷入败坏。

译又说：“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约用度。因为国家的财用都出自百姓，如果不节约，用度出现缺口，那么横征暴敛，必定会波及到百姓。”又说：“凡是人心烦乱，就会更加昏昧；内心安定，自然就会光明。”

又说：“圣人的心，涵育万物，生生不息，真正与天地同德。而事物有时违背情理，触犯天诛。那么在轻重取舍之间，自有决然不可改变的道理。宽恕过错，不是出于私恩；惩罚故意犯罪，不是出于私怒。罪行可疑时从轻处理，不是姑息养奸；功劳可疑时从重奖赏，不是过分偏爱。就像天地四季的运行，寒凉肃杀常常占一半，但涵养生发的心意，从未不在其中流行。”又说：“修养德行的实质，在于去除人欲，保存天理。人欲不一定只是声色货利的娱乐、宫室观游的奢侈。只要心中稍有偏离正道，就是人欲。一定要保持敬畏之心，以畏惧上天；扩大宽宏的度量，以对待下属。不敢自以为是而要求别人一定与自己相同，不偏袒偏见而认为众人没有可取之处。出入起居，发号施令，念念不忘，不敢懈怠。并且选择端正正直、刚明忠直、能直言极谏的人，让他们在身边。务必使这颗心虚明广大，平正中和，表里透彻，没有一丝私意的牵累，这才算是修德。这样向上可以感通天下，可以感动人心。凡是想要做的，没有不如愿的。”

又说：“汇集众人的智慧，容易成功；专断自己的聪明，难以建功。”

又说：“圣人的心，虽然说喜好奖赏，但不能奖赏无功的人；虽然说厌恶刑罚，但不敢放纵有罪的人。如果功罪的实情清楚明白没有疑问，那么即使想减轻或加重处罚也做不到，这就是公平的原因。”又说：“担任官职不要回避事务，也不要侵扰其他事务。”

又说：“天下并非艰难多事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像毒药一样值得畏惧。即使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没有一件事可做，还应当朝夕警惕，居安思危，不可以稍有懈怠。”

又说：“朝廷设置官职是为了求取贤才，所以在上位者不应当通过请托来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者不应当自我炫耀来求取推荐。”又说：“狱讼关系到人的性命，尤其应当尽心。近世流俗被阴德的言论所迷惑，大多把纵放出罪人当作能干，而不考虑善良无辜者的无处申诉，这是最大的弊病，不可不警戒。然而哀怜矜恤而不喜形于色的心态，则是不可没有的。”张栻说：“君主侍奉上天，应当在视听言动之间寻求，一个念头正确，就是上天在鉴察；一个念头不正确，就是上天在震怒。”

又说：“胸中放一个‘宽’字，宽一定有弊端；放一个‘猛’字，猛一定有弊端。处理事情应当像持秤一样，高的压低，低的抬高，这样就常常平衡了。”又说：“蒙蔽，是天下的大患。去除它的方法，没有比虚心更重要的，没有比任用贤才更关键的。虚心则蒙蔽在内部消除，任用贤才则蒙蔽在外部撤除。内外没有蒙蔽，下面的情况就完全通达了。”

又说：审理狱讼之所以不能公平，大概是因为夸耀智巧以为聪明，秉持姑息以恩惠奸恶。在上位者看大官的趋向，轻重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下位者被胥吏的浮言所迷惑，心意反复不定。不穷尽事情的情理，却一味用威势压制；不推究事情的初衷，却一味用法律约束。像这样能求得公平的很少了。

吕祖谦说：“安逸享乐，是众恶的门户。贤能的人进入其中变得愚笨，明智的人进入其中变得昏昧，刚强的人进入其中变得懦弱，廉洁的人进入其中变得污浊，难道不是很可怕吗？”

又说：百种巧诈虚伪，不如一个诚实；反复变诈，不如谨慎开始；防备别人猜疑，不如自我谨慎；智谋周密，不如减少事端，这是不易的道理。胡寅说：难以强求的莫过于懈怠之心，难以制约的莫过于欲望之心，难以降服的莫过于骄傲之心，难以平息的莫过于愤怒之心，难以化解的莫过于猜疑之心，难以纠正的莫过于偏私之心。魏了翁说：古代的君主，把天位看作最艰难最危险的，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如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如同病痛在自己身上，所以没有一时可以放纵松懈，没有一事不警戒谨慎，没有一刻可以闲暇安逸，没有一息敢放纵欲望。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在宫内的日子常常少，在宫外的日子常常多，不仅劳于民事，这也是为了培养寿命的根本，保全自身以保全百姓。

陈傅良说：“太虚清明，是天的本体。将要滋润万物，就化为雨露；将要发动万物，就化为风雷；将要成就万物，就化为霜雪。不久天晴，天体清澈，纤尘不留，日月星辰如旧。君主高兴就奖赏，愤怒就刑罚。刑罚奖赏实行后，不再凝滞。心宇安定，就是天德。”真德秀说：“公事在官府，是非有道理，轻重有法律，不可凭私意违背公理，也不可委屈公法来顺从人情。诸葛亮有话说：‘我的心像秤，不能替人做轻重。’这是有位之士应当效法的。然而人的情感，常常以私胜公，大概是因为贪图贿赂就不能公正，任由喜怒就不能公正，偏袒亲昵，畏惧豪强，顾虑祸福，计较利害，都不能公正。全然不思考不可改变的是非，是天理；不可逾越的轻重，是国法。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违背了天理；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就违反了国法。”

又说：“作为大臣，一定要

译群臣下属进言是为了补救自己的过错，而不认为是揭露自己的短处；认为是爱护自己，而不认为是轻视自己；认为是帮助自己，而不认为是与自己作对，这样之后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

译又说：“委任臣下，是君主的大体；亲自听讼决断，是君主的大权。”这两种意义并行不悖，起初并不相冲突。

赵方说：“催征赋税而不扰民，这是在催征中施行抚恤；刑罚不出现偏差，这是在刑罚中施行教化。”

崔与之说：“上天造就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使用，只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

金朝

高琪说：“圣明的君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效法上天刚健运行的义理，忧虑勤勉于各种政务，早晚不得空闲，这是太平盛世的阶梯。”

石琚说：“天子的财富，藏于天下，正像泉水源头，希望它流通罢了。”图克坦镒说：“为政的关键，在于端正臣下的心。凡是行义而不求取私利的，抑制并贬低他们，那么趋向自然端正。如果群臣不明白礼义，难以要求小民顺从教化。”

唐括安礼说：“世上没有全才，应当广泛开辟取士的途径，而区别他们的才能来使用。”

元好问说：“人们习惯于厌恶劳苦，事情在开始时难以考虑周全，只有刚强才能树立天下的懦弱，只有坚定才能改变天下的困难。”

元朝

廉希宪说：“大丈夫见义勇为，祸福与自己无关。认为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是不可企及的，这是自我放弃。”

喀喇托克托说：敬天没有比勤政爱民更优先的，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灾祸自然消除。奕赫抵雅尔丁说：研读法律如果不能变通以适应时宜，好比医生，虽然擅长药方理论，但不能切脉用药，对疾病有什么益处？

许衡说：“治理百姓的是法律，遵守法律的是人。人与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从，那么不劳烦就能治理好。”

又说：“古人举荐贤才，不敢自专其名，希望恩泽出自君主。惩罚人也是这样，不可让人知道出自自己。就像月亮和星星，都借太阳的光，与太阳距离远则光亮盛，好比臣子远离君主，则声名大，威权重。等到近日却失去了光亮，臣道阴暗，道理应当如此。”

又说：人心就像印版一样。版本身没有差错，即使摹印千万本，都没有差错。版既然有了差错，摹印在纸上，没有不差的。

又说：“土地生长万物有定数，人力成就万物有限度。取用有节制，使用有节度，就常常充足；取用无节制，使用无节度，就常常不足。万物生长的丰歉由天决定，使用万物的多少由人决定。”

又说：推审案件，已经查明实情，恰当适用法律，不旁求深入，这就是利民。俗吏不通晓此理，专门以开脱罪名为心，称之为阴德。然而履行正道奉行公事，嫉恶扬善，是人臣的道理。违背这一点，那么恶人应当惩罚反而宽纵，善人应当宽纵反而惩罚。显明不能逃避刑责，幽暗不能欺骗神明，阴德在哪里呢？

王鹗说：“顺应天意的，只有至诚；拯救百姓的，没有比实惠更好的。”

吴澄说：“做官以廉洁为本，然而如果不明察就会被吏员蒙蔽，即使廉洁有什么补益？明察了，而内心不仁，就会深刻严酷，纵容下属渔猎践踏，毫无恻隐之心。或者内心虽然仁厚，但短于裁决，徒有仁心而百姓不能得到恩泽，是因为仁而不能的缘故。或者才能虽然出众，但意向所趋难免稍有偏颇，终究不免于瑕疵，是因为能而不公的缘故。具备这五种善德，才可以做官。”

又说：“士大夫治理官府如同治理家庭，那么什么事不能办成？”

又说：学习用来明辨义理，做官用来行政事。所明辨的是根本，所施行的是应用。根本培育得深，那么应用所达到的就优。

陈祐说：“大臣贵在和谐，不贵在同一。和谐于义，那么公道昭明；同一于利，那么私怨滋生。”

揭徯斯说：为政以储备人才为关键，在地位声望未隆之前培养他们，而在经历各种事务之后使用他们，就没有失才废事的祸患。余阙说：知道祖宗得天下的艰难，就一定能寻求他们所以得天下的道理。知道他们所以得天下的道理，就知道所以保天下的道理。孟子说：三代得天下的凭借是仁，这是祖宗得天下的道理。《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住位置？回答说：仁。这是子孙保天下的道理。富珠哩翀说：圣人治理天下，他的道，行动与天相准；他的法，灿烂如列星。使百姓畏惧罪过迁善，而官吏不敢耍弄智巧欺压百姓。大概鞭笞斧钺与礼乐教化互为表里，达到极致则百姓协调于中，刑罚搁置不用。道与法本来没有两样，所以如此。

陈天祥说：“国家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百姓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百姓的肌肤形体。血气完实，那么肌肤形体康强。没有耗损血气而能使肌肤形体丰荣的。因此，百姓富裕则国家富裕，百姓贫困则国家贫困，百姓安定则国家安定，百姓困顿则国家困顿。道理就是这样。”

明朝

刘基说：“将要凭借一身统领三军的人。三军的耳目统一于一个人，所以耳朵统一就听觉灵敏，眼睛统一就视觉明亮，心统一就专一。万人一股力量，天下无敌。”

宋濂说：“上天生育众民，没有不有所欲求的。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诡诈虚伪日益滋生，强暴放纵其侵凌，柔懦无法自立。所以圣人设立刑宪，作为防备，希望使恶人知道畏惧，而善人获得安宁。传中所说‘狱讼，是万民的性命，所依靠用来禁止暴乱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譬如禾黍，必须割除稂莠，然后禾苗才开始茂盛。”

译如果那些败坏风俗的奸邪之徒不被诛杀，即使是尧舜也无法实现治理。”

王祎说：“古今的时势不同，礼仪典章和制度不可能长久而不产生弊端。等到弊端已经出现，就必须加以增减调整，以求得当，审慎考察其适宜性之后才能施行。而其根本在于顺应天道，顺从人情。所以礼的根本在于合乎道理，不能不统一；礼的运用在于适应变化，不必完全相同。”

译又说：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法律更重要的；天道运行，没有比顺应人心更紧迫的。效法天道，顺应人心，那么内心自然会忠厚，施行的政令自然会广大。祈求上天长久赐福的方法，没有超出这一点的。

又说：“法律有固定的准则，而用兵没有固定的形态。军队的进退离合，行动都有节制；向背取舍，各自适应事态的变化。不仅别人不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就连我自己也不能预先断定这样做的原因。这就好比盘子里滚动的弹丸，弹丸在盘子里滚动，纵横圆直，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无法预先断定。可以肯定的是，弹丸不会跑出盘子之外。”

方孝孺说：“治理天下有正道，那就是仁义礼乐；治理天下有法则，那就是庆赏刑威。古代制定法则的人，把仁义礼乐当作粮食，把庆赏刑威当作盐酱。所以功业成就而百姓不受害，如果抛弃粮食而只吃盐酱，这就是动乱产生的根源。”

又说：君主的学习，没有比修养内心更重要的。建立政令而修养内心的方法有五种：保持恭敬以消除安逸放纵的弊病，减少欲望以遏制奢侈放纵的苗头，培养慈爱的萌芽以充实仁爱，铲除骄傲自满的气焰以巩固操守，选择贤士辅佐自己以防范邪念。这五点确立之后，然后才可以施政。而施政的方法有七种：明察而不苛刻，宽厚而不流于放纵，严厉而不接近刻薄，仁爱而不沉溺于优柔寡断，智慧而不陷入欺诈，虚心纳谏而能委任责成，不贪图安逸而能坚守不变。这是施政的根本。

于谦说：“用兵的方法，变化莫测如同阴阳，难以知晓如同鬼神，贵在临阵时随机应变，难以用固定的模式去追求。军队的来去之间，如同狂风骤雨；应对敌人之后，没有勇力无法挫败敌人的锋芒，没有智慧无法识破敌人的欺诈。必须谋略与勇力兼备，然后才能成功。”

又说：“华夏与蛮貊地区的人，都是朝廷的赤子。兵刑是在不得已时才使用，贵在恩威并行，然后才能使人心服。所以防止奸邪、抵御外侮的方法，固然不能只依靠招抚，也不能专靠诛杀。大概可以招抚的就招抚，可以捕杀的就捕杀，贵在观察时机行动，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薛瑄说：“施政应当以公平正大来推行，是非毁誉都不必顾虑。如果一定要曲意顺从人情，使每个人都称赞喜悦，那就失去了公正的体统，不是君子的做法。”

又说：“法律确立，贵在必须执行。确立了而不执行，只是虚文，正好足以引起下属的轻慢。”

又说：“世上有出卖法律来求取贿赂的人，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法律是用来惩治奸恶顽固之人的。奸恶顽固之人犯罪，依据法律惩治他们，那么善良的人就能得到伸张。如果收受贿赂而放纵奸恶顽固之人，那么善良人的冤屈，又从哪里得到伸张呢？如果善良人的冤屈被压抑而不能伸张，这不仅不能惩治奸恶顽固之人，反而助长了奸恶顽固之人。身居高位，享有显赫名声，手握法律的人，能忍心这样做吗？”

又说：“审理案件有四个要点：公正、慈爱、明察、刚强。公正就不偏私，慈爱就不刻薄，明察就能洞察，刚强就能决断。”

又说：不欺骗君主，从不自欺开始。

又说：以正直修养内心，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忠诚侍奉君主，以防范侍奉上级，以诚信对待他人，以宽厚对待下属，以恭敬处理事务，这是做官的七个要点。

又说：“固然不能借公法来报私仇，也不能借公法来报私恩。”

又说：世间的廉洁之人有三种：有因明白事理而不妄取的人，有因崇尚名节而不苟取的人，有因畏惧法律、保全爵禄而不敢取的人。明白事理而不妄取，是无所为而然，是上等；崇尚名节而不苟取，是狷介之士，是次一等；畏惧法律保全爵禄而不敢取，是勉强而然，这又是更次一等的。

又说：“《尧典》以‘钦’字开头，《益稷》以‘钦’字结尾，那么尧舜传心的要旨就可以知道了。”

又说：“法律，是天道的讨伐。或重或轻，完全交给无心即可。如果惩治奸恶顽固之人却务求宽纵，暴露其小恩小惠，想让人感激自己的恩惠，那怠慢天道的讨伐就太严重了。”

李时勉说：“国家所依赖的长久因素，是天命与人心。而天命常常视人心为去留。想要得到人心，必须敦厚教化，必须修明礼让，必须满足百姓的生养，必须充足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懂得父子君臣的道义，受到道德仁义的教化，在田里休养，看不到贪婪残暴的政令，那么灾害就不会发生，太平盛世就可以达到。”

吕坤说：“在朝廷之上，以培养正气为先；在天下之内，以涵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没有郁结在心里的言论，那么正气就培育了；能使百姓没有腹诽的言语，那么元气就巩固了。”

又说：人情中最容易忽视的，莫过于渐变；天下中最可畏惧的，莫过于渐变。渐变刚开始时，即使是君子也不在意，有人说要防范，即使是君子也认为迂腐，不知道其积重难返的趋势，天地圣人也无法奈何。其由来，就是渐变。

又说：四肢百骸，有一点痛痒，内心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因为血脉相通。守令是郡县的脉络；监司是一省一路的脉络；君主和宰相是天下脉络。所以内心所及之处，四海无不精神振奋；政令所加之处，万姓无不鼓舞欢欣。

又说：“善于使用威严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施恩的人，不妄加施予。”

又说：“容易偏执而难以中正的，是自己；容易懈怠而难以振作的，是众人；容易败坏而难以整顿的，是事务。所以施政要鼓舞不懈，纲常……”

译张，是常理。」

又说：「有人用纵容包庇坏人的方式，来博取宽厚仁慈的名声；有人用苛察列举细微过失的方式，来博取精明强干的名声。这都是偏颇的。圣人的宽厚，不让事物有所倚仗；圣人的精明，不让人无处容身。敦厚中正自有其明确的界限。」

译又说：“执政者贵在顺应时势，事情应当因循时势，就不给后人开启没有根据的先例；事情应当改革，就不给后人滋长无法挽救的祸患。”

又说：“自从向君主效忠之后，这身子原本就不属于我自己。朝廷的名分，是为朝廷而坚守的，丝毫不能贬损，这不是对抗；丝毫不能高傲，这不是卑微。朝廷的法纪，是为朝廷而执行的，丝毫不能徇私，这不是固执；丝毫不能随心所欲，这不是怯懦。”

又说：“事物的规律和人的情感，不过是自然而然罢了。圣人把握这种自然规律，用来观察天下，天下的人就无法逃脱圣人的洞察；掌握这种自然规律，用来治理天下，天下的人却不觉察是被圣人所操控。即使他制定法律来约束事物，看似有些矫揉造作，然而这是违背了人们私欲的偏狭，顺应了天理的公正，所以即使有倔强顽固的人，没有不警醒醒悟而驯服的。”又说：“天地的财富，要看它的来源，也要看它的归宿。来源之处要丰足要滋养，归宿之处要节约要节制。”

又说：“天下的祸患，一半是由于懈怠疏忽造成的，一半是由于激愤逼迫造成的。只有圣人能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消除它，在祸患已经显露时平息它。这就叫做知晓细微、知晓显著。知晓细微，是不动声色，关键在于能察觉苗头；知晓显著，是不激起怒涛，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

邱濬说：“圣人的内心，从未自以为神圣。世道虽然已经大治，仍然怀有希望治理得更好的心愿。言论虽然已经全部陈述，常常怀有渴望听闻更多意见的念头。”

又说：“人才是逐渐任用的，但对于出类拔萃的人才，就不按常规逐步任用；官职是按次序升迁的，但对于紧要的职位，就不按常规次序升迁。”

又说：“报效国家什么最重要？举荐贤才最重要。因为竭尽一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功效很少；竭尽众人的智力和体力，功效很多。”

又说：“天下之大，好比人的身体一样。身体之中，外部有四肢百骸，内部有五脏六腑，气息的相通，血脉的周流，没有一刻可以停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阻滞。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常常用自己的身体来比照天下，没有一寸肌肤不爱惜，也就没有一寸肌肤不供养。身处宫殿高堂之上，而心常系于郡县乡里之中。”又说：“财富产生于大地，成就于上天，使其发挥作用的是人。天地每年有所生产，人每年有所消耗，每年的消耗数量不可减少，而每年的生产物资有时却不够。如果不每年制定制度，提前计算数量，事先做好准备，等到事情临头才去安排，那就来不及了。”

又说：“圣人使用刑罚，虽然像是不得已，但实际上是不容许自己不用。在这不容许自己不用之中，存着不得已的心情。不容许自己不用，是上天讨伐罪过的义理；不得已，是圣人爱护万物的仁德。”

刘大夏说：“做官以端正自己为优先，所谓端正自己，不仅应当戒除贪利，也应当远离虚名。”

李东阳说：“节约用度就像闸门拦河一样，节约一分，上游就有一分的益处；广泛储备就像积蓄水源一样，积累一分，下游就有一分的利益。”

杨一清说：“没有事的时候，应当像有事时那样堤防戒备；有事的时候，应当像没有事时那样镇静自若。”

王守仁说：“古人能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所以能沟通天下的意志。凡是适宜做的事，一定要去做，只看到它容易并把它完成，看不到它的困难。现在做官的人大多相反，难道是他们没认识到这一点吗？也是因为缺乏忠诚悲悯之心来爱护百姓，不肯亲身承担地方的利害，做长远的打算。凡是所施行的措施，不基于精神心术，而只是从事拼凑拾遗、敷衍应付，粉饰外表，以侥幸求得自身无事，徒有虚名而没有实用。可以暂时张扬，但不能长久施行，劳逸烦简相差太远了。”

邵宝说：“不要以为一方之地很小，不要以为一个人很少，不要以为一件事很轻微，不要以为一时很短。天下是一方之地的集合，众人是一个人的聚集，万事是一件事的汇集，万世是一世的积累。能不慎重吗！”又说：“听信不迷惑于亲近的人，那么采纳就不担心不核实；喜好不迎合于同异，那么品鉴就不担心不恰当；喜怒不追随于爱憎，那么取舍就不担心不公正。”

杨继盛说：“天下的事情，往往在忧虑中成功，而在喜悦中失败。喜悦就会放纵，放纵就会觉得天下的事情都很容易，从而产生疏忽之心；忧虑就会畏惧，畏惧就会觉得天下的事情都很难，从而产生谨慎之心。谨慎与疏忽之间，系着天下的治乱。”

屠隆说：“大臣的道理，像悬挂明镜、手持秤杆，适宜于中和，而不偏颇，偏颇就会造成危害，只有虚怀明达的人能辨别。”

又说：“人臣体恤国家，大概就是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身体。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劳逸想要均衡，饥饱想要按时，起居想要谨慎，寒暑想要调适，养护血脉，爱惜精神，有什么不到的？人臣用调护身体的方法，来调护国家，就没有比关注百姓更重要的了。所以节制他们的劳逸，询问他们的饥寒，用义理教导他们，淳厚他们的风俗，去除他们的怠慢淫邪，防止他们的疾苦。对百姓有利的就兴办，就像口腹得到美食一样；对百姓有害的就去除，就像脸上去除赘疣一样。用这种态度体恤国家，才是人臣的道理。”

又说：“天地间太和元气，盎然流行，造化依靠它而长久，人物依靠它而化育。治理天下的人，自然应当敦厚醇厚。然而如果宽厚而没有节制，简省事务而流于废弛；爱护百姓而伤害

译如果一味姑息纵容，天下人就会轻慢懈怠。这时应当用严肃的态度来补救，申明法纪，彰明法度，使天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教化，然后慈爱之心才能得以宣示。人与物相互滋生、相互供养，各自得到合适的处所。大概宽厚是仁德的应用，严厉是义理的应用。义理是用来成就仁德的。

译张居正说：“上天所生的财富，无论归官府还是归百姓，总数是固定的。好比人的禀赋有强弱，自有其定数。善于养生的人，只是节约爱惜，不让嗜欲伤害身体，也都足以祛病延年。”

潘季驯说：“躲避困难追求容易，争夺一时的便利，而忽略其危害，这不是长久之计；将功劳归于自身，而把艰难留给后人，这不是纯臣的节操。”

王诲说：“一念的安逸，会导致万事的败坏；一时的安逸，会成为终身的瑕疵。效法天道刚健运行，只有每日勤勉不懈；只有圣人能克制私念，无不在于此。尧的兢业与舜的功业，都并称崇高。只有不贪图安逸，才能真正得到安逸；只有有所作为，才能达到无为的境界。”

王家屏说：“圣王治理天下，封爵使人感到荣耀，是因为任命德行公正；赏赐使人受到鼓励，是因为评定功劳恰当。官职不选拔德行，那么名器被防范而得到，就不值得荣耀；赏赐不衡量劳绩，那么恩泽泛滥而旁观者不知该受什么鼓励。”

叶向高说：“谷子因为空虚，风才能进入；沼泽因为空虚，水才能汇聚；心因为空虚，善才能归附。明君知道独自听闻容易堵塞，所以与天下人共同听闻才叫聪敏；知道独自看见容易蒙蔽，所以与天下人共同看见才叫明智。汇集万人的耳目成为一人的耳目，融合万人的心思成为一人的心思。收敛聪敏而聪敏更加透彻，隐藏明智而明智更加光辉。幽深隐蔽之处像点燃犀角一样照亮，真情假意像观察火焰一样清晰。邪正的道路黑白分明，得失的关键辨别得像眉毛一样清楚。”

顾宪成说：“在京城做官，念头不在君主和父亲；在边疆做官，念头不在百姓。即使有其他美德，君子也不屑一提。”

高攀龙说：“赈济饥荒，不难于饥饿的人一定得到赈济，而难于得到赈济的人一定是饥饿的。得到赈济的人未必饥饿，那么饥饿的人未必能活命。为什么呢？用有限的财物，抵挡无穷的冒领，必然接济不上。只有挨家挨户，十家五家互相稽查，当时发给票据，凭票给米，自然没有中间辗转舞弊的漏洞，百姓得到实惠。”

又说：“心本来明亮，又需要人自己使之明亮。所以放纵于外就不明亮，回归于内就明亮；执着于欲望就不明亮，遵循天理就明亮；被意气驱动就不明亮，安于止息就明亮；荒废于懈怠就不明亮，居于恭敬就明亮；追逐于躁动就不明亮，主于宁静就明亮。明亮与不明亮，在一念转变之间。”

又说：“朝廷的恩泽，到了州县才开始施予百姓。州县官员不贤良，百姓就不安定。贤良的官员视君主为天，不敢欺骗；视百姓为子，不忍伤害。那么奉行法律、修明职守，都出于内心不能停止，而不是有所作为。”

又说：“人心各有阴私，所以各自形成隔阂。凡是居于职位的人，必须自己心中先没有阴私，然后才能暗中消除别人的阴私；自己心中先没有隔阂，然后才能暗中沟通别人的隔阂。只有心中想着国家，不为自己家庭苟且经营，然后才能在艰难中济世。”

赵南星说：“人做善事，做奸恶，都必定凭借才能。所以爱惜人才的人，容易至于容纳奸恶；而打击奸恶的人，容易至于抛弃人才。”

又说：“天下太平久了，做官的人习惯于安逸享乐。安逸享乐久了，节操品行就不能确立。节操品行不能确立，那么纲纪废弛，名分衰落。”

周宗建说：“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大臣公正，小臣自然不敢有私心；大臣正直，小臣自然不敢有私求；大臣刚正自任，小臣自然不敢悠闲取适；大臣高尚自誓，小臣自然不敢沉溺求容。”

叶伯巨说：“天下趋向治理，就像坚冰将要融化一样。冰的坚硬，不是太阳一日的光能消融的。阳气发生，土脉微动，和气熏蒸，才能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是如此。用刑罚威慑，用礼制引导，用仁爱逐渐教化百姓，用义理潜移默化百姓，然后教化才会和乐。”

周怡说：“人臣以尽心体恤国家为忠，协力成就大事为和，舍弃自己顺从别人为虚，忘记仇恨推举贤能为公。从古至今，没有不由此而治理好的。”

刘廷兰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议，所以可否相互补充，才叫和谐。君臣尚且如此，何况共事的人，应该协调一心以成就美德。圣人没有比周、召更高的，还有不相悦的时候，怎么能舍弃社稷安危的计策，而顾及私家疑忌的嫌疑呢！”

钦定执中成宪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