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疫病方论 软脚瘟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肿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坑。身半以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坑。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弱。命罗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蓄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艾炷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 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遂处一方。名既济解毒汤。论曰。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黄芩、黄连。苦寒酒炒。泻其上热以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佐诸苦药以始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发散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利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其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
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秋官陈同野。元气素弱。脉细微而伏。用参、术、芎、归、陈皮、柴胡、升麻、炙甘草以升举阳气。用牛蒡、玄参、连翘、桔梗以解热毒。二剂肿顿消。而脉亦复矣。设以脉微细为纯阴。以肿为纯阳。药之鲜有不误者。
江篁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风证。始自颈肿。时师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势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耳叶发水泡数个。
余肿渐消。独耳后及左颊久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为主。加散毒之药。延及二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颊余肿未消。有时头痛。大便稀溏。
时二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驶。右脉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证。
当从火治。以生黄 八分。白术、薏苡各一钱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
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犹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加作一钱二分。薏苡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 二钱。更饮绿豆汤、童溲。五剂而愈。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方用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水二盏。煎半。时时呷之。
崇祯壬午癸未。时疫盛行。道 相藉。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
卷四·疫病方论
疫病论
周禹载曰。疫之行于天地间久矣。而人之治之者。未之知也。治之而适奏其效者。
亦未知之也。观周礼方相氏所掌。难以逐疫。则疫者气为之也。惟气故为害。从口鼻入。虽然。六淫之气皆气也。而风寒暑湿燥火之病。不闻有沿门阖境相染。触发者何也。六淫之气。日留于天地之间。偏胜则病。且人之病之者。每因于己之所不胜。以淫于所胜。而不独天地之气。足以害之也。若疫则古今来虽有是证。而天地间实无是气。或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浊蒸动。又因 骼掩埋不浓。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飘泊远近。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于是更增一种病气尸气。流行其间。复相渐染。至久弥甚矣。故从来疫疠行于兵荒之后居多。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乃数千年来。说鬼说梦。赖嘉言先生。援经据古。特标蕴义。我北海林夫子。引伸触类。指点治法。岂非功在万世者乎。但嘉言自诩于平脉篇中。已见一斑。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云云。以为此即是仲景论疫。予未之信也。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直行中道。然究竟古今恒变。未有定情。而中上中下之说。仲景实论湿气之脉如是。而后入腑入脏。游行经络。便有种种危证。只因三焦相混。内外不通等语。有似乎疫。而实无涉也。此嘉言善读书处。能开发人之聪明。譬之茫无畔岸。借为指南。则可。谓竟为疫之脉证。则甚谬矣。然则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下非不病也。特甚于上耳。所称疙瘩瘟者。内非不病也。特现于外耳。所称虾蟆瘟者。腹非不病也。特痹于喉耳。其他证显多端。要以寒凉解毒则一。施治之法。先上先下。从内从外。可以因证起悟。予惟奉吴又可先生书为主治。余采集诸方。以相裨佐。俾后之学人。豁然心目云。
卷四·疫病方论 疫病论
附北海林先生题喻嘉言疫论序
译罗谦甫治疗中书右丞姚公茂。他六十七岁。素来有时毒之患。至元戊辰年春天。因为饮酒，病情再次发作。头面部肿胀疼痛。耳朵前后肿胀尤其严重。胸中烦闷。咽喉不通利。身体中部以下都感到寒冷。脚和小腿尤其寒冷。于是把床相互连接起来，做成一个坑。身体中部以上躺在床上。身体中部以下躺在坑里。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身体虚弱。命令罗谦甫为他治疗。诊得脉象浮而快。按下去则弦而细。这是上部有热、下部有寒，已经很明显了。《内经》说。热势胜盛就会发生肿胀。又说。春天的气候致病，病位在头部。《难经》说。邪气蓄积，就会肿胀发热。所以用砭石刺破放出它。这是因为其中的邪气容易消散。于是就在肿胀的部位。刺了五十多针。流出的血呈紫黑色。像露珠的形状。不一会儿，肿胀和疼痛就消散了。又在气海穴。用大艾炷灸一百壮。这是为了帮助下焦的阳气恢复。驱退其中的阴寒。随后在足三里两个穴位。各灸三七壮。用来治疗足部【原文缺字】寒冷。也是为了引导热气向下运行。于是开出一个方剂。名叫既济解毒汤。评论说。有热证，就用寒凉的方法治疗。然而，疾病有上下之分。治疗也有远近之别。不可超越它应有的法度。黄芩、黄连。性味苦寒，用酒炒制。用来清泻上部的热邪，作为君药。桔梗、甘草。性味辛甘温，药性向上升。辅佐各种苦味药，以【原文“始”字疑误】清解其热。柴胡、升麻性苦而平。属于味薄之药。是阴中之阳。用来发散上部的热邪，作为臣药。连翘性苦、辛而平。用来散结消肿。当归性辛温。用来疏利血脉、止痛。酒煨制的大黄性苦寒。引导药力向上运行，直达头顶。驱使热邪向下，作为使药。服药之后。肿胀消退，疼痛减轻。大便通畅。再次服药时减去大黄。谨慎少说话。节制饮食。不到十天就痊愈了。秋官陈同野。元气一向虚弱。脉细微而沉伏。使用人参、白术、川芎、当归、陈皮、柴胡、升麻、炙甘草，以升举阳气。使用牛蒡、玄参、连翘、桔梗，以解除热毒。服二剂后，肿胀立即消退。脉象也恢复正常了。假如只因为脉微细，就认为是纯阴证。又因为肿胀，就认为是纯阳证。那么用药很少有不误治的。江篁南治疗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年正月。忽然患了大头风证。起初从颈部肿胀开始。当时的医生认为是外感。错误地用发汗解表法治疗。后来又认为是内伤。又错误地使用补益法治疗。面部发红。三阳经都肿胀。头顶像要裂开一样疼痛。全身多汗。睡着时胡言乱语。这样持续了三天。喘息咳嗽，势头急迫。他的亲属汪子际给他服竹茹橘皮汤。随后又服川芎茶调散。并合用白虎汤。去掉人参，服一剂后病情减轻。第二天使用前面的方剂，去掉寒凉峻烈的药物。到晚上病情逐渐平定。耳垂上生出几个水疱。其余的肿胀逐渐消退。只有耳后和左颊的肿胀长久不消。第二天又以当归六黄汤为主方。加入散解毒邪的药物。病情延续到二十天。头顶上有一个肿块。大小像鸡蛋。突起而没有平复。面颊上残留的肿胀也没有消退。有时头痛。大便稀溏。当时是二月中旬。江篁南来到。诊得左脉浮而细小、快速。右脉浮大而接近快脉。有旺盛有力、勃勃欲动的气势。江篁南根据脉象和证候判断。应当从火热方面论治。用生黄【原文缺字】八分。白术、薏苡仁各一钱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煮时加入童便服用。第二天脉象稍微平和了。但两颊仍然发红。早晨有时还会感到头痛。这是因为残余的火热还没有完全清除。将黄【原文缺字】增加到一钱二分。将薏苡仁增加到二钱。头顶的肿块逐渐消退。后来加入生【原文缺字】二钱。又饮用绿豆汤和童溲。服五剂而痊愈。靖康二年春天。京城发生大规模疫病。有一位异人写下一个方剂。凡是因疫病而发肿的人。服用它没有不见效的。方中用黑豆二合。炒到香熟。甘草二寸。炙至黄色。用水二盏。煎到剩一半。不时地小口啜饮。崇祯壬午、癸未年。当时疫病盛行。道路上人们相互拥挤【原文缺字】。发汗、调和中焦的药物之中。只有使用人参的。大多能够救活人。卷四·疫病方论。疫病论。周禹载说。疫病在天地之间流行，已经很久了。但人们治疗疫病。却还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即使治疗后恰好取得了疗效的人。也同样不了解其中的道理。看看《周礼》中方相氏所掌管的事务。很难用来驱逐疫病。那么疫病就是由某种气造成的。正是这种气造成了危害。它从口鼻进入人体。虽然如此。六淫之气也都是气。但风、寒、暑、湿、燥、火所导致的疾病。却没有听说会沿着一户又一户、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相互传染。为什么会触发传染呢？六淫之气。长期停留在天地之间。某一种气偏盛，就会致病。而且人之所以被它们致病。往往是因为自身所不能胜任的方面。反而使邪气侵入自己所能胜过的方面。并不只是天地间的气。就足以造成伤害。至于疫病，古往今来虽然有这种证候。但天地之间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气。有时是因为天时的风雨失常，以及地上的湿浊之气蒸腾鼓动。又因为尸骸掩埋得不深【原文“因”后缺字，且“浓”字疑误】。于是使大墓中积聚的尸气。随着天地之气的升降。在远近各处飘荡。人处在各种气交汇的环境之中。没有办法逃避。受到它的感染，就会生病甚至死亡。于是又增加了一种病气和尸气。在其间流行。又相互逐渐传染。时间越久，病势就越严重。所以历来疫病多发生在战争和灾荒之后。不只是因为人的中气先已虚弱。实在也是因为所积聚的污秽之气特别严重。可是数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它说成鬼神、梦兆之事。赖嘉言先生。援引经典，考据古代医理。特意阐明其中深藏的义理。我的北海林老师。由此推演引申，触类旁通。指示治疗的方法。这难道不是功德惠及万世吗？只是嘉言在《平脉篇》中自我夸耀。已经可以看出其中的一斑。说清邪侵入上焦。浊邪侵入下焦，等等。认为这就是张仲景所论述的疫病。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天下的污秽邪恶之气。到了疫病的程度，就是毒邪到了极点。人一旦接触到它。三焦的界限就混乱不清。内外之间没有间隔。不分表证和里证。直接侵入中焦。然而究竟说来，古今情况总在变化。并没有固定的情形。至于所谓中上、中下的说法。张仲景实际上是在论述湿气之邪的脉象。之后才会进入腑、进入脏。并在经络之间游走。于是便会出现种种危重证候。只是因为三焦相互混杂。内外不通之类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疫病。实际上却与疫病无关。这正是嘉言善于读书的地方。能够启发人的聪明才智。譬如面对茫茫无边、没有界限的事物。借此作为指引方向的准则。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这竟然就是疫病的脉象和证候。那就太荒谬了。那么，像世俗所称的大头瘟。下部并不是没有病。只是上部的病势尤其严重罢了。至于所谓的疙瘩瘟。内部也并不是没有病。只是特别表现在体外罢了。至于所谓的虾蟆瘟。腹部并不是没有病。只是特别痹阻在咽喉罢了。其他证候的表现有很多种。但总要用寒凉药物解毒，这一点是相同的。施治的方法。有的先治上部，有的先治下部。有的从内部治疗，有的从外部治疗。可以根据证候来启发领悟治疗方法。我只奉吴又可先生的著作为主要治疗依据。其余又采集各种方剂。用来相互补充辅助。使后来的学医之人。能够豁然开朗，心明眼亮，等等。卷四·疫病方论 疫病论。附录北海林先生为喻嘉言《疫论》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