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大租权处分
大租制度沿袭已久，今则为社会制度之一、人民财产之权。虽有极大流弊，而其权利则国家不可不承认之。明治三十六年，大租归户册已逐渐告成，乃于土地调查委员会外更设大租权调查委员会以查定之，明认大租为人民正当之权利。惟归户册之所调查者以义务者（即小租户）之申报为其依据，其中必有隐匿不报者、或以多报少者。若执此以为确定大租权之标准，则大租权者必群起而反对之；处分之计划，终必不行。如欲澈底清查，则非取申报主义不可；即使大租户一一申报、国家一一调查是也。然此举既费金钱、又需时日，乃舍申报主义而采公示主义；即将各厅之大租归户册各于其地公示之，使众阅览。如有认为遗误者，得于九十日内禀请更正；逾期而不请求者，即按册查定之。不意公示之后，阅览者甚少，而请求更正者则尤加少焉。若政府亦以放任因循为主义，一俟期限已过、裁决已定，则不平者必多；多则法令虽严，亦必不能行也。日人乃大加干涉，编制阅览名簿，规定阅览时日；凡名簿所载，届时不至者，即命保正、甲长一一传唤，使之携带证据来厅查阅。认为是者，则记其是；认为非者，则记其非；认为遗而未载者，则记其遗漏之事实。总计阅览人数三十三万九千余人，其已阅者三十二万九千余人、其未阅者仅九千九百余人；其提出异议之数共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五件。公示已毕，复行调查。共计八阅月（自三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七年七月止），全部告竣。即召集大租权调查委员会，于三日之中将四万余件尽数查定之；使大租权独立于业主权之外，一扫从前「一地二主」之积弊，非如刘氏清丈之时承认大、小租户均为业主也。大租户与业主之名义既正，遂更进而为根本之改革；其改革之法，另款以说明之。
第二款大租权消灭
大租之制虽为社会之恶习，然既为人民之权利，即非国家之权力所能禁止。闽省田皮、田骨、田根、田面之弊，前清雍、干年间亦有通革之案（见「省例」）；而其弊自若者，盖徒恃国家之权力、不顾人民之权利，故其禁令虽严、终无效也。日人处分大租，知非国家之强权所能禁革；乃认之为人民之权利，而以金钱买收之。但大租价格因人、因物而不同，同一大租而有榖、麦、金银、番薯、麻、豆之别；国家给价买收，必先查其价格、定其偿金，方无流弊。于是以榖为标准，分台北、台中、台南三部而调查之。盖台湾经济状态，新竹以北为一段、自苗栗至南投为一段、自斗六以南又为一段；三段米价各不相同，故其调查亦因之而分为三部：此调查榖价之方法也。一方则以大租买卖之价格、小租之半价及派出所估定之价格三者为标准平均计算，以定大租之价格。盖派出所估定之价格，恐不足以为据，复参酌大租买卖之价格以定之；而大租之买卖，其数较少，仍恐不足以为据，又参酌小租买卖之价格以定之。台湾习惯，大租之买卖价格概为小租之半价；故其调查之方法，合大租买卖价格、小租买卖之半价及派出所估定之价格三者而平均之，以算定大租之价格也。其调查结果，大租之价格每银一元，在北部得买大租（榖）七升合日币十三圆十四钱三厘，买大租一石；中部一斗一升合日币八圆三十六钱四厘，买大租一石；南部一斗七升合日币五圆四十一钱一厘，买大租一石（参考附表四）。又当时之榖价，其在北部每石约值二圆四十五钱六厘、中部每石二圆二十钱二厘、南部每石一圆七十六钱六厘，以三部榖价与三部大租之价格相较，大租之价高于榖价者北部则为五倍三分五厘一毫、中部三倍七分九厘八毫、南部三倍六厘四毫：此榖与大租之比例价格也（参考附表五）。比例之价格已定，于是以市价之数与大租之石数相因，即得榖价；大租价格倍于榖价，复与其倍数相因，即得大租之价，以定其偿金之数。至以番薯、麻、豆等物完纳大租者，则以榖价为标准而计算之；惟以金银纳租者，概加二成计算。盖农产物之价格有长、有跌，而金银之价格变动较少，故加二计算以保其平均也。总计应领偿金之大租权者共三万六千余人，其偿金总额计三百七十八万二千九百余圆；按率分配，尽数买收。他日厘定赋率，即将买收之额（约百余万）并入地赋之内；台湾每年收入，因之增加一百余万。即向纳之于民者，今则纳之于官也。
附表四（纳榖大租权补偿金额算定率查定表）
附表五（合榖价算定纳榖大租补偿金额比率表）
译大租制度沿袭已久，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制度之一，也是人民财产的一种权利。它虽然弊端极大，但这种权利国家不能不予以承认。明治三十六年，大租归户册逐渐编成，于是在土地调查委员会之外另设大租权调查委员会进行审定，明确承认大租是人民的正当权利。然而，归户册所调查的是以义务人（即小租户）的申报为依据，其中必然有隐瞒不报的，或者多报少报的。如果把这作为确定大租权的标准，大租权人必然群起反对，处理计划最终一定无法实行。如果想彻底清查，就不能不采取申报主义，即由大租户逐一申报，国家逐一调查。但这样做既耗费金钱，又需要时间，于是放弃申报主义而采用公示主义；也就是把各厅的大租归户册分别在当地公示，供众人阅览。如果有人认为有错误遗漏，可以在九十日内申请更正；逾期不提出请求的，就按照册籍审定。没想到公示后，前来阅览的人很少，而申请更正的人尤其少。如果政府也采取放任拖延的态度，等期限届满、裁决确定后，不平的人必然很多；不平的人一多，即使法令严厉，也必然无法实行。日本人于是大力干预，编制阅览名簿，规定阅览日期；凡名簿上登记的人到时不来，就命保正、甲长逐一传唤，要求他们携带证据到厅查阅。认为正确的，就记为正确；认为不正确的，就记为不正确；认为有遗漏、尚未记载的，就记下遗漏的事实。阅览人数总计三十三万九千余人，其中已经阅览的三十二万九千余人，未阅览的仅九千九百余人；提出异议的共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五件。公示结束后，又重新进行调查。共计八个月（自三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七年七月止），全部完成。随即召集大租权调查委员会，在三天之内把四万多件全部审定，使大租权独立于业主权之外，一举扫除过去“一地二主”的积弊，不像刘氏清丈时那样承认大租户、小租户都为业主。大租户与业主的名义既然得到厘正，于是进一步实行根本改革；改革的方法，另列一款说明。第二款 大租权的消灭 大租制度虽然是社会上的恶习，但既然已经成为人民的权利，就不是国家权力所能禁止的。闽省田皮、田骨、田根、田面等弊端，前清雍正、乾隆年间也曾有过全部革除的案件（见《省例》）；但弊端依旧存在，大概是因为只凭国家权力、不顾人民权利，所以禁令虽严，最终仍然无效。日本人处理大租时，知道不是靠国家强权就能禁绝革除的，于是承认它是人民的权利，用金钱买收。但大租价格因人、因物而不同，同一大租又有谷、麦、金银、番薯、麻、豆等区别；国家出价买收，必须先查明价格、确定补偿金额，才不会产生弊端。于是以谷物为标准，分台北、台中、台南三部进行调查。因为台湾的经济状态是：新竹以北为一段，自苗栗至南投为一段，自斗六以南又为一段；三段米价各不相同，所以调查也相应分为三部。这就是调查谷价的方法。一方面，以大租买卖价格、小租的半价和派出所估定的价格三者为标准，取平均数计算，确定大租价格。因为派出所估定的价格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所以又参酌大租买卖价格来确定；但大租买卖的数量较少，仍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于是又参酌小租买卖价格来确定。按照台湾习惯，大租的买卖价格大体是小租的一半；所以调查的方法是，把大租买卖价格、小租买卖价格的一半以及派出所估定的价格三者合在一起取平均数，以计算确定大租价格。调查结果是：大租价格每银一元，在北部可以买大租（谷）七升，合日币十三圆十四钱三厘，即可以买大租一石；中部一斗一升，合日币八圆三十六钱四厘，即可以买大租一石；南部一斗七升，合日币五圆四十一钱一厘，即可以买大租一石（参见附表四）。当时谷价在北部每石约值二圆四十五钱六厘，中部每石二圆二十钱二厘，南部每石一圆七十六钱六厘。以三部谷价与三部大租价格相比，大租价格高于谷价的倍数，北部为五倍三分五厘一毫，中部为三倍七分九厘八毫，南部为三倍六厘四毫。这就是谷价与大租之间的比例价格（参见附表五）。比例价格确定后，就把市价的数额与大租的石数相乘，得到谷价；大租价格是谷价的若干倍，再与相应倍数相乘，得到大租价格，据此确定补偿金数额。至于用番薯、麻、豆等物缴纳大租的，就以谷价为标准计算；用金银纳租的，一律加两成计算。因为农产品价格有涨有跌，而金银价格变动较少，所以加两成计算，以保持平均水平。应领取补偿金的大租权人总计三万六千余人，补偿金总额为三百七十八万二千九百余圆；按照比例分配，全部买收。日后厘定赋率时，就把买收的金额（约一百余万）并入地赋之内；台湾每年收入因此增加一百余万。也就是说，过去向民间征收的，如今改为向官府缴纳。附表四（纳谷大租权补偿金额计算确定率查定表） 附表五（合并谷价计算纳谷大租补偿金额比率表）
备考：台湾大租，有确的大租、抽的大租之别。确的大租，即确定每年租额，不因丰歉而有增减者是；抽的大租，即不定租额，而以每年收获多寡计其完纳成数者是。且同一大租，有由大租户自运者、有由小租户包送者。又有纳于汉人之大租，其品质常优；而纳于番人之大租，其品质常恶。故其大租之价格，各不相同。日人之计算，系取平均价为标准，非一一取其不同之价格而合算之也。就理论而言，大租之贵贱，必以土地之肥瘠定之；然台湾习惯，大租与土地久已不相附丽，其买卖价格仅以榖若干卖银若干计之。故日人定大租价格，亦不以土地为标准。又本编所谓榖者，系专指稻谷而言；以下仿此。
第七节改革地赋
凡定地赋，必先定其应科赋之地。至于何地应科、何地不应科之标准，必因地因时、因人民之习惯、经济之状态而定之，不可以一概论也。明治三十一年所发布之「地籍规则」，以水田、旱田、房屋基地、盐田、矿泉地、养鱼池等为第一种，山林、原野、池沼、牧场为第二种；其它如祠庙基地、道路、河川等又分之为若干种。观其立法之意，似欲以第一种与第二种为应科之地。及至调查之后，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约占地积十分之八，基地、盐田、山林、原野、池沼等类仅占地积十分之二。而此十〔分之〕二之中，盐田因盐归专卖，不应科赋；山林、原野等类因其荒芜闲旷，无利可取，不应科赋；池沼仅供灌溉之用，无直接生产之利，亦不应科赋。至于基地，其在日本国内虽有宅地之赋，然此乃本于日人特别之习惯而来，不可施之台湾。盖日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为二物；故其制度，家屋税与宅地税同时并行。而台湾人之观念，视房屋与基地二者为一体；若于房屋之外并科地赋（台湾现制，仅有家屋税而无基地税），是无异无物而取赋也。故其「地籍规则」虽以房屋基地与水田、旱田并列，而其调查方针则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应科之地；其它各种土地，尽归之于不应科之列：此其改革赋税之入手办法也。办法已定，乃决定四大方针，以为调查标准。其方针如左：
一、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为科赋之地。
二、依地势之优劣而逐类分等，按甲科赋。
三、土地之优劣等级，以其地之收获为本；并参酌地力之良否、水利运输之便否、灾害之有无、劳力之过不及以及耕种之难易、小租之多寡而定之。
四、赋率按土地之等级，以收益为根据，而参酌借贷利息、买卖价格以定之。
译备考：台湾大租有确定的大租和抽成的大租之别。确定的大租，是确定每年租额，不因丰歉而增减；抽成的大租，是不确定租额，而按照每年收获的多少计算应缴纳的成数。同一大租中，又有由大租户自行运送的，有由小租户包办运送的。还有，缴纳给汉人的大租，其品质通常较好；缴纳给番人的大租，其品质通常较差。因此，大租价格各不相同。日本人的计算以平均价格为标准，并不是把各项不同价格逐一合并计算。就理论而言，大租的贵贱必定由土地肥沃或贫瘠决定；但台湾习惯中，大租与土地早已不相联系，买卖价格只按若干谷物折合若干银两计算。因此，日本人确定大租价格，也不以土地为标准。另外，本书所说的“谷”，专指稻谷；以下同此。第七节 改革地赋 凡是确定地赋，必须先确定哪些土地应当征赋。至于什么土地应征、什么土地不应征的标准，必须根据土地、时代、人民习惯和经济状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明治三十一年发布的《地籍规则》，把水田、旱田、房屋基地、盐田、矿泉地、养鱼池等列为第一种，把山林、原野、池沼、牧场列为第二种；其他如祠庙基地、道路、河川等又分为若干种。从其立法意图看，似乎是想把第一种和第二种作为应征赋的土地。调查之后，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约占地积的十分之八，基地、盐田、山林、原野、池沼等类仅占地积的十分之二。在这十分之二中，盐田由于食盐实行专卖，不应征赋；山林、原野等由于荒芜空旷，没有收益可取，也不应征赋；池沼只用于灌溉，没有直接生产收益，同样不应征赋。至于基地，在日本国内虽然有宅地赋，但那是基于日本人特殊的习惯形成的，不能施行于台湾。因为日本人的观念把房屋和基地看作两种东西，所以其制度是家屋税和宅地税同时并行。而台湾人的观念把房屋和基地视为一体；如果在房屋之外再征地赋（台湾现行制度只有家屋税，没有基地税），就无异于对本来没有单独物件的土地另行征赋。因此，《地籍规则》虽然把房屋基地与水田、旱田并列，但调查方针却把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作为应征赋的土地；其他各种土地全部列入不应征赋之列。这就是改革赋税的着手办法。办法确定后，又确定四项大方针，作为调查标准。方针如下：一、以水田、旱田、养鱼池三者作为征赋的土地。二、按照地势的优劣逐类分等，按甲征赋。三、土地的优劣等级以土地的收获为根本，并参考地力的好坏、水利和运输是否便利、是否有灾害、劳力是否充足以及耕种难易、小租多少来确定。四、赋率按照土地等级，以收益为依据，并参考借贷利息和买卖价格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