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谕，恭敬抄录 圣祖谕旨：“将此谕一道载入《古今储贰金鉴》。钦此。”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日 谕告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赵申乔上奏说，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当举行册立。朕自幼读书，凡事都留心，细微之处无不注意，何况建立储君这样的重大事情，朕难道会忘记吗？只是此事关系重大，有不能轻率册立的理由。从前册立允礽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有私心而倡议，皇太子的服饰、御用物品全都使用黄色，所规定的一切仪注，几乎同朕相似，骄纵的逐渐形成，实在就是由此而来。索额图确实是本朝第一罪人。宋仁宗在位三十年没有册立太子，我 太祖皇帝也没有预先册立太子 太宗皇帝也没有预先册立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年幼时，尚且能够保全无事；如果太子年长，他身边的一群小人结党营私，很少有能够不出事的。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哪里能有像武王那样完全尽到子道的人呢？如今众皇子的学问和见识并不落后于人，只是年纪都已长成，并且已经分封，他们所属的人员没有不各自庇护、防卫自己主子的。即使册立了他，能保证将来平安无事吗？况且做君主困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自古以来，君主中有穷兵黩武的，有崇尚佛教、道教的，有任用申不害、韩非一类名法之学的。朕登极五十多年，早晚勤勉警惕，上念 祖宗遗留下来的事业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依赖之殷切；朝廷纲纪由朕独断，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体恤臣民，丝毫没有私心。当吴三桂叛乱时，已经失去八省，形势几乎危急。朕明白洞察满、汉、蒙古人的心意，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励精图治，转危为安，因此数十年来四海安宁。如今想要册立皇太子，必须是能够把朕的心意当作自己心意的人，才可以册立，岂能轻率行事？即使臣僚为国为民，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做到先忧后乐的人，也实在不容易得到。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朕难道不知道吗？册立的人不合适，关系并非轻微。朕从小就教训允礽，等到他长大成人，却变得暴虐，无所不为，不知道忠孝，也不懂廉耻，行事乖戾，有些情况实在难以言说。推究其中的原因，都是由于疯狂成疾、受到迷惑所致。这种疾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普通人酒醉后伤人，清醒时还知道悔恨；他却像长期醉酒而不醒，所犯的过错和恶行，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仪表以及学问、才艺，都有可取之处，如今竟到了这种地步，不是疯狂又是什么？自从废黜后又复立以来，朕更加用心教训他。朕为此耗尽心血，但因为他的狂疾始终不能痊愈，所以又实行废黜。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要以善相责求；以善相责求就会离心，离心就是最大的不祥。”《大学》说：“人没有不知道自己儿子恶行的；大概父亲对于儿子，严格不能宽纵，也不能实在做到完全适宜，这确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朕这样才能处置得当。”你们各位大臣，都各自有儿子。人年幼时还可以教训，等到长大成人，一旦被党羽同类诱导，便各自有所作为，不再能够约束控制了。册立皇太子的事情，不能轻易决定；特意召集你们众位大臣，明确说明朕的意思。赵申乔所上的奏折，发还给他。钦此。

译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奉 上谕：朕阅看馆臣进呈的《职官表志》，其中“詹事府”一门的按语称，詹事是东宫的属官。我国家万年传承，家法相沿，不实行建立储君、举行册立；詹事府各员留存，是作为文学之臣升迁转任的阶梯，等等。这部书的馆臣因为朕先前降谕说明建立储君一事不可行，所以在按语中特意揭示出来。其实这不过是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哪里能够深谋远虑到这些？况且假使这部书流传后世，怎么知道后人不会又讥议馆臣是无奈迎合谕旨，并非出于本心呢？因此不得不再次明白宣谕。尧把天下授给舜，舜把天下授给禹，唐虞本来就是把天下公之于天下；即使禹传位给启，也并没有在位时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后，人心不如古代，秦、汉预先册立太子，此后争夺、废立接连发生，祸乱相继，无法一一列举。远的如唐高祖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竟至兄弟相残，李建成被杀；近的如明神宗朝，群臣奏请预先确立国本，纷纷扰乱，大体都成了后来之人希求荣宠、巩固恩宠的机会。甚至有宵小之徒乘机窥伺、寻找事端，酿成祸乱的阶梯，如梃击等案件。神宗召见太子，哭泣着加以慰藉，父子之间竟到了这种地步，读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由此可知，建立储君、举行册立，并不是国家的福分；召来祸乱、引起事端，多半是由于此事。即使以我朝来说，皇祖在位时，理密亲王也曾被立为皇太子，并且特意选用汤斌这样公正的大臣来辅导他。然而册立以后，他的性情乖张，即使汤斌也不能对他有所匡正救助。群小之人又跟着从中蛊惑，于是屡屡发生事端，使皇祖为之烦忧，皇祖的圣心，最终导致废黜。即使理密亲王侥幸没有过错，终于继承大统，也不过享有国运二年；他的长子弘晳纵情欲、败坏法度，不能成为父亲的辅佐，寿命也不长。假使父子相继承袭帝位，不出几年，连续遭遇变故，难道是我大清宗庙社稷和臣民的福分吗？因此 皇祖鉴于这些情况，自理密亲王被废以后，不再建立储君。等到我皇祖驾龙升天、宾于上界时，传位。皇考继承帝位，十三年励精图治，朝廷内外清肃安定。皇考敬慎地遵循 前代的美好法则，虽然没有预先册立储位，但对于宗庙社稷的大计，实际上早已筹划确定。雍正元 年即 亲自写下朕的名字，密封收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又另写一份，密封在匣中。平常总是随身携带，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当时的大臣等恭敬谨慎地打开查看，发现传位给朕的亲笔文书；又取出内府密封盒中的密记，核对完全相合，人心都欣然服从，这就是天下。臣民共同知道的事情。朕登极之初，恭谨遵循 家法，因为皇次子是 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为人端庄稳重、淳厚善良，依照 皇考的先例，曾经写下他的名字，收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他承受的命数不能长久，不久便去世了，于是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将他的名字撤出，追谥为端慧皇太子。这并不是从未册立嫡子，只是不公开告诉众人罢了。后来皇七子也是 孝贤皇后所生，天资纯粹，深深合乎朕的心意。可惜不久也夭折了。当时朕看皇五子在诸子中，觉得他尊贵重要，而且汉文、满洲语、蒙古语、马步射以及算法等方面，也都熟练，颇为属意于他，但没有明说；然而他又因病很快去世了。假如按照书生的见解，仿照古代制度，接着建立太子，那么朕在三十多年之内，国家储君就要三次更换，成什么体统？因此此前在癸巳年，又把所立皇子的名字写好，收藏在匣中，平常随身携带。这一年 南郊大祀时，命令各位皇子在 祭坛上协助办事，曾经把所确定的皇子默默祷告于 上帝：如果所确定的这个儿子能够继承祖业，就祈求 苍天眷顾保佑，使他能够延年益寿；倘若并非 天意所归属，便赶快夺去他的寿命，朕也可以另行选择，不要耽误我国国家宗 社和百姓所承担的重大托付。本年恭敬前往 盛京恭敬拜谒 祖陵，也像向上天报告 的那些话一样，在 太祖 太宗面前默默祷告，仰望祈求 祖先的神灵凭依在此，永远明察鉴照。朕并不是不爱儿子，实在是把宗庙社稷看得更重。如果朕的子孙都把朕的这份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实在是大清国亿万年长久的福分。今天召见并询问各位皇子和军机大臣，亲自降下这道谕旨，就是朕先前默默告知 上帝 和祖宗的话，难道容许有丝毫虚饰吗？朕对于天下一切政务，没有不早晚勤勉求治、尽心筹划的，难道反而会在继承帝位、托付国家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不预先谋定吗？秋天，朕在避暑山庄河岸用御枪打猎时，因失足落水而弄湿了衣服；当时不仅御前王公大臣等听说后立即赶来问安，就是汉军机大臣也接连赶到那里。朕仍然带着他们谈笑而行，并没有因为那里是内廷禁地，就有太监等人敢于阻止。假如朕的起居偶尔有些不适，大臣们都可以直接到寝所来。这些都是由于朕平日里君臣一体，没有一天不接见群臣并承受谕旨；怎么会像前代那样，出现半夜在宫禁中传出一张纸片的说法，成为杞人之忧呢？总之，建立储君这件事，就像井田、封建制度一样，必然不可行。朕虽然没有明发诏书册立储君，但已经在 上 天和祖宗面前先行斋戒静心、默默祷告，实际上与册立储君没有差别，只是不像历代那样徒务虚名而招受实际祸患罢了。因此如今詹事府的官属虽然沿袭旧有 制度，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职掌，只是充作额员，作为翰林升迁转任的资历罢了。因而再次明白切实地宣谕：我的子孙各自敬慎承受，不要废弃，或许亿万年无穷的福庆就在于此吧？总之，这件事朕也不敢断定一定正确。有人想遵循古礼举行建立储君的事情，朕也不禁止。等到父子兄弟之间逐渐产生猜疑，酿成大祸时，应当想起朕今天的话。并谕令馆臣，将这道谕旨置于本编开头，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朕的意思。钦此。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谕：“朕遍阅前代建立储君的各种弊端，以及我朝 家法相承，关于册立储君一事不可行，已经明确降旨，向朝廷内外宣布。至于史册所记载的因建立储君而酿成事端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应当编成一部书，以彰明前代的深刻教训。着令各位皇子会同军机大臣以及上书房总师傅等，把历代册立太子的事迹中有关鉴戒的内容辑录成书，陆续进呈。即令皇孙等人的师傅负责誊写记录，书成后命名为《古今储贰金鉴》。钦此。”

译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谕：朕恭敬阅看康熙三十三年 圣祖实录中礼部奏报祭祀 奉先殿的仪注：将皇太子跪拜用的拜褥设置在门槛以内。上谕对尚书沙穆哈说：“皇太子跪拜用的拜褥应当设置在门槛外。”沙穆哈立即照办。上奏请求 把谕旨记录在档案中，经过 圣祖降旨，交给礼部严加议处。礼部议定革职，理由是礼臣安设拜褥 不合适；既经 圣祖当面谕示：“已经遵奉命令移到外面设置了。”于是沙穆哈心中预先存有畏惧和顾忌，便以皇 太子的意见上奏请求 把谕旨记录入档，作为日后推卸责任的借口，我 皇祖洞察了他的隐情，将他革职 皇祖仁慈宽厚，皇太子当时年幼，尚无放纵恣肆的事迹；礼臣因为这关系到储位，便心中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后来太子的德行日渐败坏，以至遭到废黜。唉，仁慈如 圣祖册立储君，尚且发生了理密亲王的事情。假使后世的君主不能 像 圣祖那样慈爱明智，而做太子的又不能小心谨慎、谦逊自持，必然会逐渐产生嫌隙，很少有能够始终得到保全、万无一失的道理。由此可见，建储册立是绝对不可实行的。拘泥于书生空疏见解的人，必定会暗中议论此事不对；而后世的人若不深思远虑，仍然沿袭旧的做法，或许就会引发事端。到那时，应当更加相信朕的话早已明察灼见了。过去朕已经屡次颁谕加以防范，明确切实地晓谕，并命皇子以及总师傅、军机大臣等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流传给后世。朕因恭敬查阅 皇祖《实录》，看到礼臣安设拜褥，请 防记档这一件事，更能看出朕的忧虑并没有错，并命令把它编入《古今储贰金鉴》。《储贰金鉴》卷首。钦此。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谕：皇长孙绵徳，先前因为同革职礼部郎中秦雄褒往来馈赠书画，革去了他承袭定郡王嗣的资格，后来又加恩封为公爵。绵徳是皇长子、定安亲王的嫡长子，是朕的长孙。假如按照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就像明洪武年间，懿文太子去世后，刘三吾建议说皇孙是世嫡，按礼应当承继帝位；洪武帝拘泥于古法，于是册立建文帝为皇太孙。后来酿成永乐靖难之变，祸乱接连发生，臣民遭受荼毒，这些都是刘三吾一句话导致国家受害。朕只是深切鉴戒历代建储的过失，所以再三宣谕，并命人编纂《储贰金鉴》一书，作为万世的法则和戒鉴。假如像洪武帝那样拘泥古法，把祖宗神器的轻重关系到托付，难道会是我大清宗社万年之福吗？如今想到绵徳的儿子奕纯新年可以得子，朕将庆祝抱得元孙，五世同堂，实在是古来少有的盛事。自然应当特别广施恩泽，以延续奕禩及其后代的庆福。绵徳着加恩晋封为固山贝子，今后应当更加谨慎整饬，常存敬畏之心，以期永远承受恩泽，符合朕恳切训诫勉励的深意。此谕也一并载入《储贰金鉴》。钦此。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上召见诸皇子、大学士、军机大臣，谕道：“昨天和珅、福长安、伊龄阿复审内务府郎中海绍妄断地亩、酿成人命的一案，审问出海绍曾在上年十月拟写文稿呈堂，内务府大臣都已经阅看签押；但原来的参奏折中没有说明曾经签押文稿的情况，实在属于回护。应将内务府大臣交给部议严加处分。朕认为内务府大臣取巧回护，本应严加议处，但他们在述明处分时只写了‘余依议’几个字样，竟没有声明并写入，还是朕用朱笔补写出来的。这大概是因为六阿哥兼管内务府，想替他隐讳。如今纲纪肃清，诸皇子都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诸

译臣也绝不会有畏惧顾忌、逢迎附和的人；但因为有皇子在其中，遇到事情仍不免稍有瞻顾，这实在不对。即使朕有错误，难道不容大臣和御史等直言吗？就如前代建储册立，其流弊数也数不清，朕近来查阅 皇祖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六年八月的记载。上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徳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十分悖乱。着将花喇、徳住、雅头处死，额楚交给他的父亲英赫，戴紫圈禁闭在家中。这件事发生时，理密亲王还年幼 皇祖何等英明，而膳房人花喇等竟敢心存彼此，依附并觊 觎 皇祖洞察先机，将花喇等正法，以示惩戒。后来群小又相继跟从 并加以蛊惑，于是导致事端屡次发生，使 皇祖为之忧虑，最终到了废黜的地步。自从理密亲王被废以后，便不再册立储君。等到我皇祖传位 皇考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朝廷内外肃清。等到朕继承大业，五十年间，每天处理万机，早晚勤勉戒惧，福祉相继、天下和治。假使让理密亲王和弘晳父子相继登上尊位，不出几年便屡遭事故，难道会是大清宗社和臣民的福气吗？以我 皇祖的慈爱明智，尚且发生了理密亲王的事情。假使后世君主不能 像 皇祖那样仁慈英明果断，而做太子的又不能小心谨慎、谦逊自持，必然会逐渐产生嫌隙，很少有始终获得完全保全的道理。由此可见，建储册立确实不可实行。朕又偶然查阅《续通志》，其中记载李林甫构陷太子瑛一事，记载并不清楚。于是查检《通鉴辑览》，书中说唐明皇受武惠妃的谗言迷惑，想废掉太子瑛，张九龄冒犯圣颜极力进谏。武惠妃秘密派宫奴对九龄说：‘有废黜就必然有兴立，如果你出面援助此事，宰相就可以长久居任。’九龄斥责他，立即把这话奏报上去。明皇因此有所触动。九龄确实是贤臣；如果明皇能够果断行事，就应当立即治武惠妃的罪，却反而使九龄遭到罢斥。李林甫专擅国政，阿附宫闱，构陷太子，最终同鄂王、光王在被废黜的当天一起赐死。因为储位的缘故，构陷煽动相互交织，导致明皇一天之内杀死三个儿子，天下人都为之含冤。这足以说明，一旦建立储位，就会到处引起各种事端。兄弟既然众多，奸邪小人便会跟着揣测嫌疑。懦弱的人献媚逢迎，使人陷于罪过；强横的人设下机关、制造事端，来诬陷他的过失。往往酿成祸变，最终使父子之间慈爱和孝道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臣僚也必然因此自身遭受刑法惩处。平心而论，这件事究竟有益，还是无益？朕即位之初，就默默祷告 上天，若蒙 苍天眷顾保佑，愿能像 皇祖在位六十年那么长久，便不敢再有奢望。当时朕年仅二十五岁，并没有想到六十年后会达到八十五岁。过了五旬万寿之后，才开始想起这件事。因有闲暇侍奉 圣母时，朕当面奏及此事，曾蒙 慈谕说：皇帝这样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天下臣民也一定不肯听任皇帝归政。朕于是默默想到，若能得到 上天嘉佑，圣母长寿超过百岁，那么朕即使到八十五岁，又怎么敢立即说归政？如今既然最初的愿望没有实现，回想起这句话，实在悲痛哽咽。朕今年七十四岁，距离归政还有十一年，自然应当仰体 上天爱护养育亿万百姓、总理治理百官的心意，仍然每天勤勉不懈，不敢自行闲逸。倘若将来承蒙嘉佑，能够归政休养，亲自完成授受，岂不是古今少有的盛事？而朕的心意也可以昭明于天下后世。朕办理天下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不早起晚睡、勤勉

译求治、尽心筹划的；即使安置一件物品，也一定期望它稳妥。难道反而对于继承皇位、托付大业这样重大的事情，不预先详细谨慎地定下计划吗？这就是朕并非不立储，只是不肯效法立储的虚名，使众人有所窥伺，导致父子之间因彼此责善而疏离的不祥情形罢了。这正是朕维持调和安定的苦心。天地 祖宗实在鉴察朕的心意；如果子子孙孙都能把朕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那么我大 清亿万年都可以永远承受

译无穷的鸿福。总之，立储这件事，正如井田、封建制度一样，是绝对不可实行的，而且危害还超过它们。将来拘泥于书生空疏见解的人，必定会暗中议论，并且说今天的诸臣有意逢迎附和。他们不知道，这种人表面上是在谈国家根本的大道理，暗中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钻营结交的私欲。即使过了亿万年，朕的子孙中有人拘泥古制、贪慕虚名，重新要做立储之事，朕也不加禁止。但人心不如古时，势头又如江河日下，父子之间必定会有人被小人构陷而形成嫌隙，重新引发事端。到那时才会相信朕的话没有错，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关于此事，朕以前曾屡次颁发训谕，并命皇子以及总师傅、军机大臣等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流传给后世。现在朕恭敬查阅 皇祖《实录》中处治膳房人花喇等人的事情，因此再次明确切实地申明谕旨，并 着令补充载入《古今储贰金鉴》。钦此。御制《读韩愈对禹问》【乙巳】韩愈在《对禹问》中说：‘尧舜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大禹给百姓带来的利益，更为深厚。’既然道理通畅、言辞明白，足以成为千古定论了。他评论孟子所说的‘传位给贤者还是传给儿子’，却说‘寻求其中的说法而没有得到，于是就跟着替它作解释’。我认为韩愈在这里也不免有‘寻求其中的说法而没有得到，于是就跟着替它作解释’的情况。唉，上天哪里说过话？传给贤者还是传给儿子，又怎么能说是上天的命令呢？这应当看《泰誓》中所说的：‘上天所见，就是从我的百姓那里所见。’ 上天所听，就是从我的百姓那里所听；百姓所拥护的，就是 上天所拥护的。因此人君祈求 上天延长国命，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得到民心，就成为贤者而传位给他；失去民心，就成为不肖者而被夺去帝位。能不谨慎吗？能不恐惧吗？有人说：‘三代以后，大多传给儿子而不传给贤者，这确实是’ 上天的意思吗？都是因为得到了民心、所以应当传给他们的吗？’我说：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广大而深厚，韩愈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不再赘述。三代以后，朝代更替并不都出自同一姓氏，这难道不就是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贤者吗？其中虽然也有曹操、司马懿这一类奸雄篡夺者，不能说他们是贤者，但一定是因为前代世袭的儿子不配承继。假如世袭的儿子，对上能够继承祖先的德业，对下能够获得百姓的拥护，上天一定不会把天下交给别人。这种话，有人或许不敢说，而朕因读《韩文》而阐明其意义、为之作说。它的主旨正是着重在这里。肩负守护国家大器责任的人，难道可以不熟读这篇文章，懂得谨慎、懂得畏惧吗？《储贰金鉴》一书已经编成，因此命令把这篇文章续录在书中。先前所作《读公羊传》等六篇，都与 天命、人心以及嫡庶、贤否的关键有关，也一并命令续录其中。御制《读公羊》【庚寅】《公羊传》说，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呢？回答说：这是为了成全成公的心意。接着又申明其义说：册立嫡子要取年长的，不取贤能的；册立庶子要取身份尊贵的，不取年长的。说成全成公的心意还可以，但以年长而不以贤能、以尊贵而不以年长的说法，实在非常荒谬。以尊贵而不以年长，或许是为了消除各个庶子觊觎的心思，还可以说是让各安其分。至于以年长而不以贤能，既然身份同样尊贵，身份同样尊贵就应当选择贤能、舍弃不肖，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还一定要防微杜渐，说要取年长而不取贤能呢？况且启贤能而辛低贱，辛尊贵却不肖，册立辛而使商朝灭亡，这难道不是万世昭然可鉴的教训吗？我认为舍弃尊贵的辛而册立低贱的启，还不至于使商朝宗庙覆亡。商朝的宗祀并未断绝；舍弃尊贵而立低贱，其中的是非轻重，一定有能够辨别的人。明白这一点，那么《公羊传》的说法荒谬，不是已经非常明显了吗？而刘颂引用它的话，认为这是事情不可改变的原则；这种见识庸俗愚昧，实在不值得再加以驳斥。况且把天下交给一个人很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却很难。尧、舜、禹传贤、传子的事情，韩愈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传给贤者的说法，后世固然不能实行，难道在诸子之中就唯独不能选择贤者传给他吗？一定要拘泥于年长、尊贵这些小节，而不替天下万民选择贤明的君主来册立，这简直是把祖宗社稷看轻，却把自己的妻妾看重。千金之家尚且有所不可，何况天下万民这样重大的事情呢？有人说：后世宠爱的幸妾生的幼子被册立，以致败国亡家的，也有这种情况。不如遵守《公羊传》的话，就没有祸患。即使如此，因宠幸而册立幼子的情况，十件中未必有一两件；不选择贤者而拘守名分，却十件中必有十件。仔细考察这话，那么《公羊传》的说法究竟应该遵从，还是不应该遵从呢？御制《论汉光武废郭后事》【癸巳】朕从前读《公羊传》‘立长、立贵’的话，斥责它不正确，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因汉光武帝废郭皇后的事情，再进一步阐明这一说法。光武帝认为刘阳贤能而刘彊不及，于是废刘彊而立刘阳；这不是拘泥于年长、尊贵，而是传位给贤者，可以说懂得轻重、以社稷利益为重。不是卓越见识、英明果断的君主，必然有做不到的地方；但既然有所顾惜，为什么不迟疑少待，偏要先立刘彊，后来又废掉他呢？至于牵连他的母亲，把郭皇后也一并废掉，那就是失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郭皇后，史书只说她宠爱衰退、心怀怨恨，并没有可以废后的重大过错。宠爱衰退、心怀怨恨，是妇人的常情；如今因为将要废掉她的儿子，便连她的母亲身份也一并废掉，只听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没有听说‘母亲因儿子而卑贱’。那么光武帝喜新厌旧，即使百般辩解，难道能够推辞罪责吗？胡寅评论《纲目》在这一节说：‘《春秋》只听说立年长的、立有德的，没有听说立尊贵的。’如果说要立尊贵的，那么刘彊的母亲难道没有曾经做过皇后吗？刘彊可以废掉，郭皇后却不该废；如果是因为刘彊而废郭皇后，那么她原本居中宫正位，谁不是她的儿子呢？胡寅的意思，大概是认为不应废郭皇后和刘彊，却没有察觉自己的说法已经自相矛盾，而且对《公羊传》的话也有些歧误，所以一并记在这里。

译御制《书明列代玉册事》【壬寅】朕在戊午年把历代帝后像奉藏于南薰殿，又把前朝明代诸帝玉册中原先收藏在工部的，收藏到殿的西室。当时朕还很年轻，没有追问为什么有册而没有宝。这次因而一律重新制造。太庙的册宝告成后，朕于是取来明十三帝的玉册观看，并思考它们有册而没有宝的缘故。大概这些玉册多用条玉制成【四条拼成一板，用绳子穿连起来】，这就是‘玉检金绳’遗留下来的意义吗？于是猛然醒悟道：‘这就是册能够保存而宝会失去的原因。每一板由四条玉组成，又要穿绳，制造时难道不费工费力吗？然而把玉条拆开，就成了没有用的东西。至于玉宝，本来就是完整的一件物品，磨去上面的字，仍然是一件宝物；改制成其他器物，随意都可以完成。况且宋、元这些近代王朝，它们的册宝都不再见于世，也可以作为证明。明末经历流贼之乱，遭受兵火蹂躏，迁移那些重器；宝失而册存，原本就是这个道理，有什么可疑的呢？’大概 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规；能常守其德，才能保有其位。历观各朝史书，开创基业的人大多贤明；有的传一二世，有的传二三世。即使有人不能恒久守德，以至失去祖宗的基业，这也不是 上天使他灭亡，而是他自己招致灭亡。宗庙重器固然重要，但九州万民的重要性，比宗庙重器何止超过一倍。没有失去民心却仍能保有宗庙重器的。唯独只计算宗庙重器历久不失，这也太微小了。为什么不敬畏？为什么不谨慎？因此朕把所收藏的册宝，取出。册宝，送到 陪京的 太庙中，其中难道也有深意吗？朕的子孙，直到百世后裔，也要以朕为戒。把战栗畏惧的心作为内心，并加以敬慎。上天爱护百姓，却又怎么能不令人凛然畏惧、难以测度呢？大概如此就差不多了吧？如此就差不多了吧？御制《濮议辩》【癸卯】。关于濮议，司马光等认为濮安懿王应当称为皇伯；欧阳修引用《礼》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样看来，即使出继为后，本生父母仍然应当称为父母。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号称正人君子，但两人的主张各不相让，始终不能折中确定一个正确结论。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本生父母，是出于天性的亲情。儿子即使出继为别人的后嗣，圣人在《礼经》中明文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自己的父母服丧。”所谓服丧，是降服齐衰一年。服制可以降低，但父母的称谓不能更改，这是为了向天下明确昭示，作为万世的法则。况且人臣出继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世上曾有过这种情况，他们都可以推恩封赠本生父母，却不改称伯、叔，这是合乎礼的。天子用孝道教化天下，如果因为出继就把本生父亲称为伯、叔，便是把帝王看得重，把父母看得轻，这可以吗？舜背负着父亲而逃走，虽然孟子勉强替他作了辩解，但这确实可以看出父母比帝王更为重要。明代兴献王的议论中，张璁、桂萼等人阿谀逢迎，极力请求去掉本生父亲的称号，甚至称其为皇考，追上帝号，列入宗庙，只是为了窃取一时的利禄，却不顾使君主遗留给天下万世讥议，这也可以说是最为肆无忌惮的小人了。我认为，作为帝王，如果不违背君主之道而招致被上天抛弃，上天自然不会出现没有后嗣、由旁支入继的事情；如果确实有这种事情，那么一定是其本人或其祖先 考有得罪于 上天的事情，也就是所谓“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妖孽出现”罢了。但假如万一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不称本生父亲为皇帝呢？本生父亲去世后，就称为本生考，在其所封的国家建立宗庙；没有封国，就在其宅第中建造永不迁毁的宗庙，用天子的礼仪祭祀。这也符合父亲为士、儿子为大夫，父亲按士的礼制安葬、按大夫的礼制祭祀的道理；这样，尊敬亲人的情谊和公义私恩就都尽到了，两方面都没有遗憾。为什么过去议论礼制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却纷纷聚集争论呢？我因此感慨司马光、欧阳修议论濮王一事，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局中之事，为此权衡斟酌，希望符合天理人情的正道，于是写成《濮议辩》，使万世以后由旁支承继统绪的人有所折中，不至于像贤能如司马光、欧阳修者彼此水火不容，也不至于像邪曲如张璁、桂萼者把钻营作为捷径，而最终总归于告诫做君主的人平日要敬慎。上天爱护百姓，不使其招致被上天抛弃，上天啊，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御制《读召诰》【乙巳】。《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我读《召诰》这一篇，要用一句话概括它，没有比“为什么能不敬慎呢”更合适的了。召公趁成王开始执政，恳切而反复地加以告诫。蔡传所说的“推究它的归宿，是把使百姓和谐作为祈求上天的根本，又把敬德作为使百姓和谐的根本”，在全篇中反复三次表达这个意思。那么，所谓“怎么能不敬慎”，不正是提挈全篇纲领要旨的话吗？“奈何”是反复咏叹的意思，言语虽有尽头，意义却无穷。“奈何”还包含不忍伤害他人的仁心；用这种不忍伤害他人的仁心施行政事，就是敬慎施于外在的表现。敬慎胜过怠惰就吉祥，义理胜过欲望就能顺从正道。但一定要先做到敬慎胜过怠惰，然后才能做到义理胜过欲望，这又是敬慎存于内心的表现。内外相互培养，诚实而没有虚妄，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难道不是以此为根基吗？如今因拜谒明陵而想到承受天命、保全国命的关键，必定应当把“怎么能不敬慎”作为最急切的戒惧，而且君主 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是君主的父亲。父亲对于儿子，没有不急切爱护的；儿子对于父亲，也应当没有不急切敬爱的。然而到了失去父亲爱护的时候，如果一再失去敬意，父亲仍会以警告来指示他、教诲他。至于已经教诲却仍不改正，那么父亲也就不再爱他了。唉，难道可以 不感到畏惧吗？难道可以不敬慎吗？历代的事情已经相隔遥远，不能屈指计算。明代的事情，则近在眼前，可以作为验证。像永乐夺取帝位，大肆诛杀，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没有使它灭亡；正统年间皇帝北巡被俘，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也没有使它灭亡；正德年间荒淫失德，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还没有使它灭亡。这难道不是慈父宽免了他的罪过，同时仍有所顾惜吗？一定要到万历怠于政事、天启年幼昏昧、崇祯有猜忌的过失而又没有恢复国势的能力之后，上天才使其灭亡。读史而承担承受天命、保全国命责任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畏惧、懂得敬慎吗？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知道滋味；人没有不读《召诰》的，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要旨。如今举出其中一句话来概括它，在拜谒明陵之日以后阅读此文的人，也可以用推己及人的准则来体会我的意思了。

译御制祭 《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乙巳】。我这个晚辈既已恭敬遵循 皇祖的圣训，增加祭祀 历代帝王，并于今年二月春祭的吉日恭奉 神主入庙，礼仪得以完成。祭祀不宜频繁，于是退下后恭敬记述道：“皇祖的圣明，确实符合我 皇考所尊崇的称号，其成就大体可以与 先师孔子相比，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正是据此增加入祀。” 防止这种情况，实在出于极其公正、极其明察的考虑，才称作讨论历代的名义，并不是有意偏袒其中任何一方。所谓历代，是自开辟以来对历代君王的通称，并不像配享 先师孔子那样，在其中有所褒贬彰显。既然在其中有所褒贬彰显，就必然会有进退取舍，于是是非好恶纷纷产生。列入的就奉为主，排除的就视为奴，将没有止境。况且如果以褒贬彰显来说，商汤、周武王尚且有惭愧之处，那么历代开创帝业的君主，连汤、武都还不如；如果确实如此，三皇五帝以外，应该入庙的能有几个？这就是祭祀 历代帝王的意义。所以我 皇祖说，除了无道、亡国、被弑的君主以外，都应该入庙崇祀，意义就在这里；只是已经提出而没有充分说明，我这个后辈难道敢不敬重地申明其中的意义吗？自洪武在南京建立历代帝王庙以来，北京所祭祀的对象很少【明洪武六年开始在南京建立历代帝王庙，崇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隋高祖、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共十九位帝王；后来停止祭祀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嘉靖九年停止南京庙祀，在北京建立历代帝王庙；到嘉靖二十四年又停止祭祀元世祖】以及我 世祖在燕京定鼎 年幼即位，各项政务都得到施行。当时议礼的大臣，在议论 历代帝王庙的神位次序方面，也颇有出入【我世祖在燕京定鼎，因循明代祭祀典制，顺治二年增加祭祀 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五位帝王】而我 皇祖的谕旨也因为临近 大事之际，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群臣没能仰体遵循圣意，其中的取舍也很不合适【《会典》记载，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谕旨说：凡在位的帝王，除了无道、被弑、亡国的君主以外，都应该入庙崇祀。当时廷臣不能仰体圣意，详细讨论，而且上疏奏报是在十一月大事前数日。所议增加祭祀夏、商以来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把汉桓帝、汉灵帝也列入，实在不合适】我这个后辈直到去年阅读《大清通礼》，才知道这件事，于是命大学士、九卿重新议定增加祭祀的对象，并在仲春亲自祭祀新增加的 神主入庙【去年因阅读《大清通礼》，看到所崇祀历代帝王的位次中有不合心意的地方，例如汉代擅自列入桓帝、灵帝，而前后五代却完全没有议及，于是下令大学士、九卿等重新议定增加祭祀晋元帝以来的二十五位帝王，同时将桓帝、灵帝彻底移出，以彰明公论。今年仲春将神主迎入庙中，亲自举行礼仪致祭，详情见《礼成述事诗》及其序】我曾经评论说，洪武年间除去辽、金而 祭祀元世祖，还保有一统帝系的公正立场；到嘉靖年间除去元世祖，则是拘泥于中外之别，而不顾一统帝系了。如果 顺治初年列入辽、金而去掉前五代，那么当时议礼的大臣也未免有 偏袒一方的意思。哪里比得上我 皇祖极其公正、极其明察，昭示千古，成为确定不移的善举呢？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南北、中外任何一方可以私有的。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难道可以用东西方来区别他们吗？正统必定有所归属，所以我编纂《通鉴辑览》时，大书特书，完全遵循《春秋》的笔法，不敢在其中有所轩轾【我所编《历代通鉴辑览》，从上古直到本朝，四千五百多年间，对于南北朝以及宋、元、辽、金正统与偏安、天命人心所归属和存亡的关键，一概大书特书，务求公正平允。例如南宋在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以凭借；直到临安被攻破、帝昺被俘，宋的统绪才断绝。因此自丙子三月以前仍记作宋，帝昺德祐二年三月以后记作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于元顺帝北迁沙漠、放弃中原，则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后，正统才归于明，记作洪武元年，直到本朝。世祖在甲申五月定鼎京师，当时明福王还在南京监国，所以《通鉴辑览》仍记作明，以示区别。直到乙酉五月，大清兵攻下江南、福王被擒，才记作明亡。折中确定义例，只求严明谨慎，完全遵循《春秋》的法则，不夹杂私心而偏袒其中任何一方】把它看作一时的议论；即使权衡万古，也不能欺骗后世。那么 历代帝王的祭祀，果真就不像配享 先师孔子那样，完全没有在其中褒贬彰显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历代帝王都在景德殿受到祭祀；他们有德还是无德，是南方还是北方，是中原还是外部，是同属一家还是不属一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谁可以作为法则，谁可以作为戒鉴，万世以后入 庙受祭的人，谁不会猛然醒悟而思考、警惕而恐惧呢？这就是没有明白显示褒贬彰显，却把褒贬彰显寄托在无穷后世之中。那些不能猛然醒悟、警惕恐惧的人，正是无道之类，必定不能进入这里。庙中啊！唉，难道可以不畏惧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即便如此，我还有后面的话要说。应当入庙还是不应当入庙，确实明白地告诉人们应当知道畏惧。而我大清国的子子孙孙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要使万世无疆的福荫延续，更应当把“不进入这座庙”作为最急切的戒惧。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太平时不要忘记动乱，以此谨慎保持国家根基的牢固。想到这里，有不忍说出口的，也有不忍不说的。世世代代的子孙，难道还不应该凛然记住上天难以测度的戒训吗？

译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凡例。一、本书辑录自周代直到元、明，凡是册立储贰而具有鉴戒意义的，都完整罗列事实，并恭敬地在后面列出按语。一、本书的采集辑录，专门依据正史，核实事实、征求可信材料，谨慎遵循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御批《通鉴辑览》，据此确定折中结论。一、自《春秋》以后，诸侯王建立世子的事情，事迹虽然有许多可以采录，但因为是诸侯的世子，不能同储贰相比，按语中只略加叙述，一概不另列专条。一、历代割据一方、僭越窃取尊号的，如《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所载，与获得正统、承继帝统的不同，也从略不载。一、正史中，如宋代的太弟、明代的太孙，都关系到明显的鉴戒意义，谨慎地一并附录。一、辽、金、元三史中的人名、地名，都经过奉 诏改译，谨慎地按照改译后的写法书写，仍在每卷人名、地名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加注。原作中的某字，以便翻阅查看。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五。钦定《古今储贰金鉴》目录，史评类。卷一。周 平王 王子带 汉 惠帝 太子荣【附列梁王】戾太子据 东汉 东海王彊 三国吴 被废的太子和 卷二 晋 惠帝 愍怀太子遹 宋 元凶劭【附列濬】南齐 武帝 梁 昭明太子统 卷三 北魏 太子晃 被废的太子恂 北齐 废帝 北周 宣帝 隋 被废的太子【附列蜀王秀、勇】卷四 唐 隐太子建成【附列齐王元吉】太子承干【附列魏王泰】懿德太子重润 节愍太子重俊 太子瑛 庄恪太子永 卷五 宋 太宗 元 裕宗 阿裕实哩达喇 卷六 明 惠帝 仁宗 光宗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储贰金鉴》提要 臣等恭谨地考察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成于乾隆四十八年。特命 诸皇子与军机大臣以及 上书房总师傅等人，选取历代册立太子的事迹中有关于借鉴和警戒意义的，按朝代编纂，从周朝到前明，共得三十三件；又附带列出五件。至于春秋以后诸侯王立世子的事情，不能与储贰相比，便偶尔在按语中概述其大意，而不列入正文。其他凭借偏支身份窃取帝位、与正统继承无关的，一概略去不论。像宋朝的太弟、明朝的太孙，尤其足以成为万世明显的鉴戒，因而全部加以论述。记事取自正史，论断以《资治通鉴纲目》为准。皇帝批示以及《通鉴辑览》皇帝批示，卷首恭敬地载录；节奉…… 这道谕旨好比群书中的纲要。臣下恭敬地看到，我 国家万年传承大统，皇上的深谋远虑，家法一脉相承，并不办理建储册立之事。皇上参酌古今，详细鉴察前代覆亡的教训，明白知道建储这件事断然 不可实行，曾多次颁发 皇上的谕旨，阐述得深切而明白。臣恭敬诵读 御制《职官表》联句诗的注释，在詹事府条下说：“自古以来，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动不动就把建储说成国家的根本；其实都是替自己日后的身家性命打算，对国家大事没有帮助。实在是因为立储以后，小人乘机窥伺、寻找事端，酿成祸乱的阶梯，其中的弊端多得说不尽。”朕对此反复熟思筹划，知道得非常审慎，我的子孙应当敬畏谨守这条训诫，把它奉为万年不变的法则。圣明的训诫光明显赫，如日月星辰昭然高悬；用本书所记载的前代往事来验证，也已经清楚明白了。由此对于前代事情中应当引以为戒的地方，更加明白 圣朝留下的深远谋略，宏大而久远，实在是延续福禄、奠定万年基业的根本之道。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