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卷六

译十五年三月，汉王髙煦获罪，将要废为庶人，皇太子极力营救，才得以免罪，改封到乐安。皇帝北巡，又命皇太子监国。十六年秋，宦官黄俨等人结党依附赵王髙燧，暗中谋划夺取太子之位，诬陷太子擅自赦免罪人。皇帝大怒，把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下狱，杀死了他们。二十年春，皇帝亲自率军征讨额鲁特，命皇太子监国。九月，皇帝回到京师。太子屡次遭到谗毁构陷，皇帝认为杨士竒辅导太子没有成效，把他下到锦衣卫狱中。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张鹏朝防失仪，太子宽宥了他，皇帝大怒，命吕震与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一同下狱，认为蹇义没有匡正太子，不久两人都获释。二十二年春正月，皇帝再次下诏北征，大学士杨荣、金防孜随行，杨士竒等人留在京城辅佐太子。秋七月，皇帝患病，到了榆木川去世。八月，太子髙炽即位，是为仁宗，在位一年后去世。太子瞻基即位，是为宣宗。宣德元年，汉王髙煦反叛，皇帝亲自征讨。髙煦自从迁居乐安后，越来越怨恨不满；皇帝即位后，他便与党羽日夜制造兵器，登记壮丁作为士兵，破狱放出死囚，优厚供养他们，并聚集身边的无赖之徒。他还招纳子弟和逃亡者，赏赐金帛，编组队伍，铠甲，夺取府、州、县官民的牲畜和马匹，建立五军、四哨。他擅自任命尚书、都督、侍郎等官职，派人联络山东都督蔪荣作为援助，约定先攻取济南，然后进犯京城。御史李濬居家时改名换姓，前往京城报告此事。髙煦派亲信进入京城，约英国公张辅作为内应，张辅立即将其拘捕并报告皇帝。皇帝派宦官赐给髙煦诏书，髙煦带着军队出来接见使者。皇帝又派百户陈刚携带奏章前往，髙煦要求诛杀奸臣，并大肆指斥朝臣。皇帝与夏原吉、张辅商定亲自征讨。皇帝到达乐安，髙煦投降。皇帝把廷臣弹劾他的奏章给他看，命他写信召集几个儿子一同回京。皇帝在西安门内为他修建房屋，称为“逍遥城”，并把他和他的儿子们一同禁锢在那里。参与谋反而被处死的有六百四十多人，被发配戍边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过了几年，宁王朱权上书请求赦免髙煦，皇帝没有答应。有一天，皇帝前去看他，髙煦伸脚把皇帝绊倒在地。皇帝大怒，命人抬来铜缸将他罩住，铜缸重三百觔。髙煦用头顶着铜缸，竟然能使它移动，于是皇帝又命人在铜缸上堆炭点燃。过了一会儿火势炽烈，铜缸熔化，髙煦被烧死，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死了。臣等谨按：成祖凭借英武锐利的资质继承帝位，起兵之初，十分器重髙煦，认为他很像自己，这本来就是没有识人先见。等到即位并确定储君时，他没有在内心独自决断，反而同朝廷大臣反复商议确定办法。虽然太子仁慈孝顺，以及喜爱圣孙的意见，都是出于公论，但储君之位关系重大，本来就不可以公开宣言立谁为太子，再集合众人的意见来决定。成祖每逢出巡，就命太子监国，掌握着相关事权，怎么能避免被怀疑擅自专权呢？髙煦在前面进谗言，髙燧在后面进谗诬陷，屡次触怒皇帝，祸及宫廷属官。成祖在父子之间，几乎不能体察太子的心迹。幸好太子贤明孝顺，又有贤能之人辅佐，才得以在接近危难时转危为安；否则只要行为稍有涉嫌可疑，就没有不遭到诬陷构害的。谨拜读 《御批通鉴辑览》说：立储已经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监国尤其容易招来猜疑和祸端。即使皇帝率军出征，大事固然可以由随行的行在亲自裁决，日常事务也可以交给重臣分别处理，何必让一个潜居而未被任用的人总摄朝政，使造谣构陷者借此找到说辞？这确实是古今最值得鉴戒的事情。至于髙煦，生性凶恶顽劣，在仁宗监国时，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依靠太子营救才得以免死，却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夺取储位的念头。到了洪熙年号短暂结束、宣德改元之时，他便公然谋反，可以说是罪恶深重而不知悔改。御批说：太子不计较髙煦进谗陷害的罪恶，委曲地表示宽容，虽然可以称为宽宏大量，但既然有国家法典，怎么能掺杂私人感情？结果使髙煦养成了凶残悖逆的本性，后来被禁锢在逍遥城，最终死于铜缸之下，这正是先朝姑息纵容所造成的祸害。因此，对太子加以严厉责备，是完全恰当而不可改变的。再说，成祖从开始确立储君时，机密之事就没有保守严密，髙煦早已暗中窥伺，所以暗中蓄谋叛乱，历经数十年，竟一刻也没有停止。成祖既然明确立了太子，又预先立了太孙，自以为留下的谋划十分妥善，却不知道两朝的祸乱，正是由此埋下根基。御批说：太孙这个名号，只有唐高宗立李重照时曾经使用过一次。当时武氏专权，事情发生在宫廷内部，怎么能把它作为常规制度？况且建文之鉴并不遥远，成祖尤其不应沿袭革除建文帝的旧事。如果预先料定髙煦日后必定会作乱，那么预先正定名分以杜绝祸患也就罢了；既然轻视成祖的诏命而萌生叛逆之志，又怎么能禁止他的儿子不仿效他呢？圣人的论断精辟，垂示的教诫深切，确实是万世都应当效法遵守的。光宗 光宗名常洛，是神宗的长子，母亲为王皇后，起初封为防妃。在此以前，神宗没有嫡子，郑妃受到特别宠爱，生下常洵，晋封为皇贵妃；而王防妃生的皇长子已经五岁，却没有得到晋封，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皇帝将要立自己宠爱的儿子为太子。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疏抗议，请求立嫡长子为东宫太子，被贬为广昌典史。大学士申时行率领同僚再次请求建立储位，皇帝不听。当时皇帝因旱灾和雾霾下诏征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人公开指斥贵妃，皇帝下诏禁止各部门官员议论政事，而朝廷大臣因请求建储而上奏的却越来越多。十八年正月，皇帝宣布皇长子出来相见，申时行请求尽早确定储君大计，皇帝犹豫了很久，才说：“朕不喜欢激烈喧扰。近来阅看诸臣的奏章，厌恶其中离间父子之情，所以一概搁置不理。如果诸臣不再上奏烦扰，朕将在后年册立太子；否则就等皇长子十五岁时举行册立。”申时行于是告诫朝廷大臣不要屡次冒犯烦扰。二十年春，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请求预先教育太子，被降级调往外地。于是六科给事中分别上疏论救，孟养浩说得尤其激烈，皇帝下诏削去他的官籍，降为平民。二十一年春，王锡爵入阁，秘密请求确定储君，以兑现皇帝已经作出的承诺。

译皇帝亲自下诏说想等嫡子出生，命令长子和另外两个儿子暂且一同封王，并命有关部门准备仪式。进谏的人很多，皇帝迫于公众舆论，撤回了先前的命令，改命过两三年再举行册立。那年冬天，王锡爵又竭力请求确定国本。皇帝说：“中宫如果生了儿子怎么办？”王锡爵回答：“这种说法在十年前还可以，如今长子已经十三岁了，还要等什么？况且从古至今，哪里有子弟十三岁还不读书的？”皇帝颇受触动，王锡爵于是又说，外廷认为皇帝为了巩固宠爱而暗中把册立之事归给皇贵妃，恐怕郑氏一族不得安宁，只有陛下应当深思。皇帝更加动摇，第二年便命皇长子出阁讲学，辅臣陪侍，词臣六人侍奉讲读，一切都依照东宫的仪制。二十八年冬，给事中王德完再次上疏请求立太子，皇帝震怒，命廷杖并削去他的官籍。许多朝廷大臣上疏论救，皇帝告谕廷臣谨慎，不要屡次烦扰；如果一定要替王德完说话，就再推迟一年册立。廷臣于是再也不敢说话。二十九年冬，才立常洛为皇太子，当时太子二十岁。群臣多次请求册立、加冠和成婚一并举行，沈一贯起草诏书，请求下令礼部准备仪式，但朝廷议论中有人想先加冠成婚，后册立太子。沈一贯不同意，说：“不先正定名分而苟且办成此事，这是把储君降为国王。”皇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命令立即举行册立。同一天，封常洵为福王，并为诸王营建府第。福王府第花费二十八万，路费三十万，是通常制度的十倍。朝廷大臣请求福王前往封国的奏章有数十上百份，皇帝置之不理。三十一年，发现了妖书。起初，刑部侍郎吕坤曾经撰写《闺范图说》，太监陈矩买入宫中，皇帝将它赐给郑贵妃。贵妃重新刊刻此书，有人替它作序，名为《忧危竑议》。书中说，吕坤的书开头记载汉明德马皇后由宫人晋升为中宫，寓意是在颂扬贵妃；而贵妃刊刻此书，实际上是借此为夺取储位制造根据。贵妃的哥哥郑国泰因为给事中戴士衡曾经弹劾吕坤、全椒知县樊玉衡也曾经弹劾贵妃，怀疑这件事出自两人之手，便将此事告诉皇帝。皇帝重重贬谪二人，此事便搁置了。到这时，《忧危竑议》的续篇又出现，朱赓在住宅门外捡到它。书中假托郑福成问答。郑福成这个名字，意在说郑氏的儿子福王必定成功。大意是说，皇帝立东宫出于不得已，日后必定会改立他人。书中任用朱赓为内阁大学士，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寓意更换储君。书中文字极其诡诈荒诞，当时人都称它为妖书。皇帝大怒，下令有关部门大肆搜捕奸人。沈一贯一向对郭正域怀恨，又厌恶沈鲤，便借此事逼迫他们，想趁机倾陷二人。给事中钱梦臯直接指称妖书是郭正域、沈鲤所写，先后将有关人员逮捕，交给有关部门会审，最终却什么也没有查到。最后，锦衣卫捕获了顺天府生员皦生光。皦生光性情险恶凶暴，经常胁迫他人索取财物，又曾经写过妖诗，陷害外戚，因此怀疑妖书出自他手，便将他下狱拷问。钱梦臯、康丕扬命令他攀引郭正域，皦生光仰面大骂说：“死就死罢了，为什么教我去迎合相公，胡乱指认郭侍郎呢！”过了很久，案件仍无法形成完整的供词。皇太子在东宫，几次对近侍说：“为什么想要杀我？”喜欢讲学的官员们听说后都感到恐惧。此时陈矩提督东厂，多次上疏请求法司拷问，心里想到案件没有明确主犯，皇帝一定会非常震怒，恐怕牵连不断，于是便和法司共同审结此案。皦生光被磔刑处死。四十一年春，朝廷大臣接连上疏竭力请求福王前往封国，皇帝以第二年春天为期限。锦衣卫百户王曰干上疏告发，说郑贵妃的内侍与奸人使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亡，想拥立福王。皇帝震怒，叶向高请求皇帝采取冷静的处理方式，并说：“王曰干的奏疏不应发下审理；应另令法司治那些告发者的罪，并且尽快确定福王第二年春天前往封国，以平息群臣的议论。” 皇帝不得已，才命令福王前往封国。历年矿税使进献的珍奇物品和盈余钱财，全都用来资助福王。赐给他庄田二万顷，中州肥沃的土地不够取，又增加山东、湖广的田地。福王又上奏请求获得淮盐数千引，并在洛阳开设市场。四十三年夏，太子居住在慈庆宫，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拿着棍棒闯入宫门，打伤内侍，到达殿前台阶下时被捕。皇太子上奏报告此事，皇帝命法司审查讯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后上奏，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人。考察他的行迹，似乎涉及风癫，请求交给法司严加审讯。当时东宫虽然早已确定，但皇帝对太子待遇刻薄，朝廷内外正怀疑郑贵妃与其兄郑国泰谋害太子。等到张差被捕，满朝都惊骇不已。刘廷元既已奏报张差患风癫，刑部▯中胡士相等人复审，结果完全如刘廷元所说，按律应当斩首，并加等立即处决，奏章已经拟定但尚未上报。提牢主事王之宷在狱中送饭时，私下询问张差，得到的供词十分详细。王之寀准备揭帖记录这些话，通过侍郎张问达上报，并且说张差并不癫狂，请求敕令九卿、科道和三法司会同审问。奏疏送入后尚未下达，廷臣接连上章催促。可是▯中陆大受的奏疏中有“奸戚”二字，皇帝为此震怒，他与王之宷的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御史▯庭训说，福王身边的亲近势力应当立即剪除，也没有得到答复。庭训于是发文到蓟州追查张差的踪迹，知县戚延龄详细说明了张差发疯的始末。于是，原先审问此案的诸臣便以此为口实，最终把风癫作为定案结论。过了几天，张问达命员外郎陆梦龙和十三司共同审问，众人都支支吾吾，只有陆梦龙详细讯问，完整查出了内监庞保、刘成指使张差的情况。于是刑部转发蓟州道的奏报，请求法司提审庞保、刘成，与张差当面对质。庞保、刘成都是贵妃的内侍，常常侵扰郑国泰，郑国泰害怕事情因揭发而暴露，便出面自白。给事中何士晋直接指责郑国泰，并且指斥贵妃。皇帝内心动摇，告谕贵妃好好想办法。贵妃窘迫地请求哀怜，皇太子声明自己并没有别的意思。皇帝命太子向廷臣说明，太子也因事情牵涉贵妃而非常害怕，请求皇帝赶快审结案件，不要株连无辜。皇帝于是来到慈宁宫，太子侍立在御座右边，三个皇孙像雁行一样排列在左边台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入内，责备他们离间父子，并拉着太子的手对诸臣说：“这个孩子非常孝顺，朕极其爱惜他。假如朕另有打算，为什么不早就更换太子？”接着命内侍把三个皇孙带到石阶上，让诸臣仔细看，说：“朕的几个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还说什么呢？”

译皇帝又问太子有什么意见，太子把一切都告诉诸臣，没有隐瞒。他明确说，患风癫的人应当迅速处决，又责备诸臣议论纷纷，说：“你们是目无君上的臣子，使我成为不孝的儿子。”皇帝又对诸臣说：“你们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并且连续多次重申太子的意思。诸臣叩头退出，于是张差在市集被磔刑处死，庞保、刘成被禁锢在宫中，马三道等人都议处流放，此事于是平息。四十八年秋七月，皇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年号为泰昌，在位一个月后去世。臣等谨按：神宗因为郑妃的缘故宠爱福王。光宗身为皇位继承人，到十三岁还不让他出阁讲学。当时朝廷中的诸臣纷纷提出建议，请求立太子；他们因争论国本而获罪、流放、贬谪的人接连不断。神宗在皇太子尚未确定时，本来就应当在几个儿子中慎重选择辅佐之人，让他们在深宫中修养德行，然后观察他们的才干和资质，逐渐选择贤能者立为太子。即使果真属意福王，也尤其应当用正道教育他，使他谨慎收敛，不致骄傲自满。即使不明确立太子，朝廷内外又有谁能够猜测皇帝的心意呢？可是神宗却徇私溺爱福王，对长子待遇特别刻薄，于是使朝廷大臣无端产生猜疑，把册封储君视为当时的紧急事务。等到储位已经确定，神宗仍然以保护东宫为名，动辄制造大狱。究其结果，朝廷上的争论喧嚣不止，不过是随声附和，没有人能够深思远虑，妥善谋划国家和宗室。《御批通鉴辑览》说：“当时全国仿佛陷入狂热，只有李献可请求预先教育太子，他的话还近于合理。神宗被内宠迷惑，对于培养正道、养育德行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光宗身处危险疑惧之中，毫无主见和忍耐，难怪一旦即位便不能自主。福王出发前往封国，待遇奢侈超过常制，肥沃田地和盐利，恰好足以开启他骄奢贪婪的趋势。后来群盗因此萌生野心，他最终又因象牙而自焚，可以说是留下的谋划不善。意义重大啊！” 圣人的话对明代君臣失衡的判断，确实准确无误。至于妖书诅咒之事，涉及隐晦不明的情况。而梃击一案，更是没有必要发生的事情。御批说：福王前往封国的日期屡次更改，朝廷大臣怀疑他故意拖延，意图夺取储位，因而接连上疏敦促，这已经属于过分。于是奸人又跟着仿效，肆意鼓动煽惑，实在是由于法令松弛。至于那个狂妄男子擅自闯入宫门，依法本来就罪有应得。无论是否风癫，本来都没有必要深究。当时那些喜好名声的人想把安定储位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遇到事情便制造风波，凭空设置障碍，非要等到皇帝亲临殿堂剖析明白。东宫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间用虚文来调停，建储造成的弊病，没有一样不达到极点。所以 对后世的垂示和警诫，实在深切了。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