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二艺文下

译白本分门别类，相比旧志确实有泾渭分明之处，但其中条理肌理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我又进一步加以分割整理。例如记载山川，就按远近各自排列次序，南北各依所属方位；记载艺文，就把记文按事类合并，诗歌按体裁分类。读者阅读时，应当会有像眉毛排列一样清楚明白的感觉。一郡之地不过像弹丸那么大，对于星辰纬度的运行轨迹来说确实微不足道；然而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各星宿也各有分野，谁说郡县在星野方面就独无关系呢？虽然旧志所载的占验图说不免有附会之处，但如果一概删去，也不是《洪范》列举各种征兆、《春秋》记载灾异的本意。因此我删去其中繁杂的部分，保存大致概要，用来表明并非散漫戏谑、轻慢天意。前朝建有两京，所以旧志记载疆域时，一定要记到北京；至于到南京的道路里程，也要详细记载，以突出留都。如今江南也已经列为一省了，但白本仍依照《胡志》记载这些内容，实在不合大一统、尊重京师的体例，所以我删去了。凡是记载舆图的书，没有不记载陵墓的。如今州志只列出漏泽园，对于先贤的坟墓却一概不另行记载，难道是认为忠臣孝子的魂魄反而比不上夏畦、马医之类人的鬼魂吗？现在增加“冢墓”一条，把漏泽园附在后面，这样似乎就合乎轻重安排了。借用异代人才的事，尚且令人齿冷发笑，何况山川呢？保德郡偏僻地处山角，所流传的八景，前后纷纷不一，大抵胡志修撰时取得了真实情况。我所见前人称赏的景物，如今有的已经不存在；他们当地所欣赏的景物，这里却是虚构的。虽然保留其名称，但一概删去没有事实根据的内容。志书所称的古迹，都是因古人的遗迹而得名。如今白本所记的“石窍凉风”以及“苍水龙池”等类，都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名胜，与古迹有什么关系？所以按照旧志，仍归入山川类。名宦一类，旧志只记载从祀的几位官员；白本则采录其中贤能的人，即使尚未获准从祀的，也都另行记载，以便区别。对于已经从祀的人，只在下方注明。这很符合阐明幽隐、彰显潜在德行的本意，现在沿用白本。旧志记载监司，不过是表达对地方官如同甘棠、阴雨般的怀念罢了。白本认为这样做属于僭越，错了；但又不敢删去，只改称为“宪泽”，这样正与旧志的本意相符。因此我仍然保留。至于教条等内容，自然应当列入艺文，使它们各归其类；担心其被埋没，实在没有必要。“流寓”一条，旧志本来没有，是白本增设的。但必须是远方羁旅之人，曾经在此购置居所、寄居生活，才可以载入。若只是过客往来、在仕途上跋涉，怎么能一概称为流寓呢？至于牵涉古今帝王的内容，更是不合体例，所以我只保留伊尹、杨业这两人中有传闻和事实可以依据的部分，其余全都删去。人物一类，只记录忠、孝、节、义方面无愧于人伦纲纪的人；其中若有某一件事或某一种技艺值得称善，也不埋没。只是乡贤必须是列入从祀的士大夫，才列在这一类中；其余人物只详细记入选举。至于前朝王二弥先生，无论居乡还是做官，都足以作为仰慕效法的榜样，而且过去已有请求从祀的先例，所以特意附录于此，读者不要怀疑这是偏袒朋党。古代志书记载列女，原本并不专门推崇节烈。如果品德像孟光，才华如班姬，难道不都是妇女中的伟丈夫吗？假如一定要割掉耳朵、砍断手臂，才配获得不朽，那就是把不祥之事当作善行了。因此我略记几位，使闺阁中的妇女懂得顺从妇道的原则，无论常态还是变故，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人物品行的好坏，从前都依据旧志旧籍；近来资料不完备的，才擅自补缀几句话。大体说来，记载善行，是希望它得到彰显；不善的事情，则希望略加隐约，但总的原则是不能埋没事实。至于旧志所记的官员，间或有一两处不合体例，评论几乎到了怒骂的地步；这不但不合忠厚之道，也很失去不非议大夫的原则。因此我只传述其事迹而删去那些文字，希望这样对己自处、对人评价都不失当。保德所、保德营都曾以守卫本州为职责，是前人创建设置的，具有深远用意；如今虽然全部废弃，营制还仅仅保存着。存废虽有不同，却不妨并列记载，以便考核，等待将来兴复。至于它们并入州制以后的一切丁徭，则列在田赋一门，以符合实际。艺文一类，只选取与典故有关的文章，上至章奏，下至歌谣。公移似乎不够文雅规范，但做官者为百姓操持的一片苦心，全都集中在这里。说到就要做到，确实也是天地间有用的文章；只是前后套话不妨删节，以去除芜杂蔓延。前人修志的序、跋，本来是置于州志前面，明确说明著作的由来，表明编修的真实事迹，也是全书的眉目。若把它们混列在艺文中，二百年来这部书的源流始末，先后次序难免被遮蔽。现在把它们一并列在卷首，以便查考。新又氏再识。○修志姓氏 明弘治十八年。知州周山——剡城人。监生张安、杜景林。廪生张共、郭玺、王章、翟璋、狄自道。万历二十九年。知州韩朝贡——肤施人。举人崔士成、李晋元。选贡王所用、马上锦、陈嘉荩。廪生康苏、贾居奇、高腾、康亶、康任。万历四十二年。知州胡楠——洵阳人。知县王所用。贡生高腾、高自知、康亶、康任、郭登瀛。举人陈奇瑜。廪生张云翼、陈时务、常道行、姜维屏、阎俊卿、陈升、马上行、王邵、李希清、陈时行。康祚昌、韩友范、韩贡琛、杨于阶、张腾高、郭本宁。国朝康熙十二年。知州张光岳——三韩人。学正张凤羽——绛州人。廪生杨永芳、王恒。康熙四十九年。知州王克昌——山东人。监贡生殷梦高——江南人。拔贡生白君琳。廪生王瑗、马云卿、刘祖向、张克谦、张佐刘。乾隆五十年。裁定知州王秉韬。参订候铨知县姜廷铭。采访贡生赵迎恩、袁学典。生员鲁腾蛟、高天纬、阎熙和。姜▯、王乙、张德成。○保德州疆域图 正东到三岔一百四十里；东北到河曲六十里；北到府谷三里，到孤山堡四十里；东北偏东到木瓜园六十里、清水营七十里、黄甫川八十里；西北到镇羌八十里、到永兴一百二十里；正西到神木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黑峪口一百六十里、到兴县也是一百六十里；正南到苍水山一百一十里；东南到牛栏山一百一十里，到岢岚州城北门一百八十里。东西宽一百一十里，南北长一百二十里。四周合计三百四十里。○序 再修志序 河东王。

译圣明的朝廷曾经命令儒臣编纂《大明一统志》，大概就是依据《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职责，考核人民的数目，以及大训、小训、小吏、外吏等制度，从而制定今日的制度。盛大啊！从藩司、郡、州以至各县，它们的地理志图都没有缺失废弃的。为什么呢？河山、城池、人物、风俗、公署、学校、坛▯、土产、贡赋、兵屯等事项，都是治理当地的官员应当加以省察的。保德知州周君对此有所见识，自从到州任职以来，就把编纂志书作为自己的责任，让监生张安、杜景林和生员张共广泛访问、旁搜资料，得到成化年间提学宪胡廷慎所撰的《山西通志》，又考察碑记，向故老询问，凡涉及州政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亲自删订为十二卷，辑成三帙，并和吏目陈直各自捐出俸禄，刻印刊行传播。训导贾允恪把副本交给我，请我作序。我曾经认识周君，他是一位儒者。如今看他处理各项事务的才能和所著的史实，其内容出入经史之间，辨析广博、条理通畅，确实不是有学问的人不能做到的；而且还必须勤于政事、懂得先后缓急，才能如此。他对于治理之道，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这件事是值得记载的。周君名山，字静之，是浙江嵊县乡贡进士，曾任知德州，因父母丧服丧，改任现在的职务。他所到之处都爱护百姓、勤敏理政，声誉显著，将来必会得到破格提升，仕途渐渐显达，值得拭目以待。三修志序 苗朝阳。过去我在礼部任职，翻阅国家的典章制度。英宗正统五年，朝廷命儒臣编纂《一统志》，收藏在秘府之中。后来各地守臣，又分别把边地以及各郡县自行编成志书，万里之内的户口烟火、远近分合，都清楚得像指着手掌一样。只是先朝吏治整饬、士风端正、民生安定；两百多年间，设置官员、选拔士人仍和过去一样。议论的人常说当今不如古昔，那么分授官职、划分星野分野等考察事实都记载在志书中，而经略治理则取决于人，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了。保德韩大夫以祁县令的身份升任本郡知州，效法古代循良之吏，把这些原则施行于政务之中。凡是疏浚水源、尊崇教化根本、清除弊端、革除烦苛等事情，使保德人翘首企盼、摩拳擦掌、希望停止或实行的事项，大多都依次见诸施政之中。全州四境之内，不知不觉间已经欣欣向荣地进入治理有序的境地，确实如此！政治能否长存，关键在于用人。于是因为郡志多年没有续修，散失破旧，已经到了无法阅读的地步，便筹划修葺。此事被兵宪赵公听到后，他说：“可以。”于是慨然亲自总管此事。他选取乡中博学高雅、淳厚有文才的人，如孝廉崔士成、李晋元，国学生马尚锦、王所用、陈嘉荩，让他们负责编纂校订。以周知州的旧志为基础，参考山西省的《通志》，再根据自己的权衡斟酌取舍；重复的删去，伪误的▯去，缺失的补上，沉没、湮没、脱漏的内容则标举出来并续补。绘制地图、分编成卷，用来提纲挈领；汇集欠缺之处并逐条列出，使全书条目一目了然。各类官员、师儒、民情物产、风俗习惯以及遗存文献，没有不记载的；所记载的也没有不详尽而确实的。从今以后，保德的典章故事便灿然齐备，文献足以凭考了吧！《州志》自浙江嵊县周守编修以来一百多年，世人所称勤勤恳恳治理地方的，并非没有其人，然而最终往往只顾办事应期，而遗弃文献；一定要等到今天韩大夫完成此志，才使人更加相信，政治成败确实取决于人。只是志书因事而成，事情又凭文字考察；前人创始，后人承续。考察历代郡中名宦和乡贤，志书中记载前代人物很多，而近代人物却寥寥无几。倘若从今以后按照名册评论人物，使人感发兴起，让功德声名在官府事业和乡邦中显赫流传，享受祭祀的人接踵而来，那么也在于后人自己树立功业罢了。这难道就是韩大夫修志的用意吗？四修《志》序 苗朝阳

译保德旧有《志》，由郡守浙嵊周公创始刊行，后来又由陕西肤施韩公续刊。只是最初草创时搜集资料，难免有所遗漏；后来续修者补遗补漏，也来不及做到精密详尽，这也是形势所限。到了如今时代和形势都已变化，人物也几经变迁，应该修补的内容更是数不胜数。万历庚戌年胡公来任此地州守，刚入境便询问《郡志》，认为这件事与治理大体关系极深，各种法令刑典也寄托于其中，于是谋划修撰。恰逢长期缺少长官，公文堆积如刺猬的毛一样繁多，其他废弛的事务，如学宫只闻歌声而官师露宿；城墙倾圮而守御缺乏资财；粮长、里甲混乱，盗贼四处充斥；以及旅馆、办公文书之舍、仓储、训练场所，甚至有一天也难以支撑的，于是竭力整顿振作。重大事项，具文上请；细小而可以专办的，便逐项兴办。艰苦经营三年，事情才治理就绪。他又想到《志》最终仍缺少典章资料，为完成当初的志愿，延请两三位熟悉掌故的乡绅，共同执笔编写；胡公则总揽大体，斟酌裁定。过了几年，才完成此事，托人向我求作序文。我想，如今天下各地，无论四通八达的大国大都，还是谦小的偏僻小邑，仍都以编修《志》来争相传扬，大概正因为记载山川人物是成就史书的阶梯。只是那些把任职之地当作传舍、只求过客般奔走的人，整日奔忙喧嚣于槐棘之间，面对堆积的公文，只求勉强度过任期，盼望有一天调任离去；偶尔有一两人稍稍关心旧日典故，也不过是避开讥议而暂时歇息，因厌倦勤劳而废弃。又有些人标榜简略地记载术艺、名物，用枝蔓的言语和支离的辞句敷衍，不到几年，便已庸庸碌碌，成为陈腐之谈。如今有博大精深的宗师出面，将其中芟除删削，这是多么幸运！韩公如此关注治理教化，终于成就一方文献，为保德树立不朽事业，岂不是十分可庆幸吗？考察这部《志》，开头记建置，结尾记艺文；中间山川、城郭、兵赋、畜产等各类事项，无不齐备。至于贤能官宦、孝子悌弟、节妇烈女，都详细叙述其事迹，足以取信于今日而流传后世。又如财用的增加与耗损、民俗的淳厚与浇薄、军国事务的利弊，尤其必须追查其起因，究明其结果，考察最终究竟如何，这样才能没有弊病；并且把已经试行有效的方法附入记载，把恩惠寄托于无穷后世。韩公的用心，实在深远而精微啊！从此有了这部《志》，治理地方的人只要展开书卷，处处都有确凿依据。难道只是在舆地形胜方面，能够得到保障疆域、守卫封土的要领？至于财用方面如何节制、爱护和养民，风俗方面如何转移、教化，军国事务方面如何变通、兴革，无不有要点可寻、有成法可守，实在是当世的典范、千年的借鉴。文献完备，而穆叔所说的不朽事业，确实就在这里了！从前《周官》的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辨明各邦国、人民、财用、粮食和牲畜的数目，总要使人全面了解它们的利弊，并不只是为了供观赏、求完备而已。如今的《志》，难道就是国史的遗留吗？追循《周官》的典制，超越史官的芳名，《保德志》大概可以接近这个标准了吧！此志始于甲寅年春，完成于己卯年夏。大体都借助乡官令尹王君家的家乘资料；他的孝廉陈生奇瑜、明经高生腾、康生亶、任高、生自知，也多有出力参与，按体例应当一并书录。五修未刻《志》序 张光岳 郡县有《志》，也就是古代一个国家的史书。我曾考察《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以及晋代《乘》《越绝》等书，汉、晋以来的地理志，都是史书的一支。外乘虽然只属于一隅之地，但山川形胜所在，以及兴革、厘剔的反复变化，不必亲自走遍广阔疆域；打开书卷，便能在掌指之间明白清楚，不能说《志》不重要。保德旧《志》成于故明万历甲寅年，至今已经过六十个春秋。先不说鲁鱼亥豕等文字讹误，即使文辞也不足以流传久远；其中风俗多次改变，建置迁移屡屡发生，若仍保残守缺，忧虑实在已经迫在眉睫。如今圣明在位，各项制度焕然更新，海内海外都仰慕风化，向往至善的治理。近来因礼臣请求，又命令编修外《志》，将要采集民间歌谣，辨别地方物产，登记到天府之中，以彰显车书一统的盛大景象，这确实是宏大的典章。我因此想到，《志》的重要性与史相当，而《志》的艰难也同于修史。从前班孟坚对司马子长说：“文章正直，事情核实，不虚夸美好，不隐瞒实情，所以称为信史。”何况编纂一乡之志，要做到文辞正直、事实核实，不虚夸、不隐瞒，还要避免因顾忌和爱惜自己而受到讥评，实在已经很难了。我又想到，三代的正直之道本在人心，假如只凭虚饰来夸耀后世的观览，怎么能保证数百年后人们翻阅时，不屈指数出弊病并斥责说：这是某氏为了牵制董狐直笔而作的文字？那岂不是更加毁坏它吗？况且看看古人吧！范晔《汉书》、陈寿《三国志》的列传颠倒次序，以私情掩盖公义，千年以后，谁不会啧啧议论他们的做法呢？于是我仰遵诏命，请学博张公总理此事；各部分汇编分纂，各有专人负责，开头为建置，结尾为艺文，补缺订讹，只求不枝蔓、不溢出本义而止。并不必拘泥于古史中拍掌谈论孙叔敖衣冠之类的旧例，只要考察疑问、显示可信即可。又听说，九州的“志”称为“九丘”，“丘”就是聚集的意思；就是说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的物产、风俗风气，都聚集在这部书中。像这些内容依次分类，按类别记事，体例清楚；打开书卷，山川形胜所在、兴废整治的反复变化，便已在掌指之间明白，不也可以追步信史，为保德人士留下长久传承吗？这次编修，虽不敢说搜集文献、考察典籍足以光耀当代典章，但搜罗遗文，使其不至湮没无传；即使只是让后来观察风俗、采集异闻的人有所浏览，也将惠及这一方残存百姓。六修未刻《志》序 白君琳

译本朝建立将近六十年，而《保德志》缺失已经近八十年。此前朝廷答应礼臣修撰《天下郡国志》，檄文下达后，郡侯张公说：“编纂修订书籍，是学校的事。”于是檄令学宫，学博张公唯唯领命。随后选取有才望的士人，由杨汗青、王艮思主持其事，并命令他们说：“宁可省略压缩，也不要连累刻工；宁可早些完成，也不要耗费岁月，只求应付宪司檄令罢了。”书稿完成后上呈，适逢朝廷会同考核功绩，按法令又要修《郡志》，州、县《志》附在其中；又裁取其篇幅收入《通志》，于是没有刊刻。王艮思便把稿本藏在匣中，至今已有二十五年。我取出阅读，见其条理分明、缕析清楚，颇有良史之才；只是可惜成书仓促，又是在奉命应付之余完成，所以仍有不完备之处。我认为郡县有《志》，如同古代列国的史书《春秋》，它所承担的作用，哪里是小事呢？不过，若想采用史传体例，表彰善行、贬斥恶行，以资借鉴和警戒，不必说会触犯忌讳、招来攻讦；而且《志》与史体裁不同、义例各异，也不能完全相同。即便如此，贵在有这种用意罢了。山川、土产存在于天地之间，记载它们并不会增多，不记载也不会减少，只是供耳目观览，对激励劝勉没有实际作用；但评判人物善恶的鉴戒，却能彰明法戒，这一典制意义尤其重大。只是为什么反而对那一方面详尽、对这一方面简略呢？我惭愧没有三长之才，居家无事，便取出旧文书加以删改润色，深知这是僭越，无法逃脱罪责。然而只要能使读者温厚和乐地生出向善之念，惶惧警醒地生出不向善的畏惧，那么对于劝善惩恶也不无一点补益。从前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说：某人是贤者，某人是奸佞，难道不可以谨慎吗？至于山川、土产的事迹，我也不怕广泛搜罗，只是不想让它们有所缺失罢了。○跋 再修《志》跋 会诚 保德守周君静之已经编修完成《保德志》。晋地河东王为它作序于卷首，周君又把末篇交给我，我推辞不得，只好勉强写文酬答。保德，就是古代的岚州，北面接近戎羌，中间隔着黄河，是我中夏的边疆之地。然而看这部志书，民情风尚、地方物产、贡赋情况，都与内地没有差异。唐、宋、元以来的人物，如狄子玉氏的父子兄弟，都做到卿相，忠孝世代相传；翰林大学士李克逊、吏部尚书王永渊的政事和文章，至今仍被人称道。到了本朝尤其兴盛，如刘宗商、高良贵、刘文振、赵世通、阎伯淳等，都因抗直敢言而任侍御，声名令人凛然。至于部郎王起东、高登云等人，也还很多。唉！王化多么宏大啊！州中人才如此兴盛，从古至今却竟然没有一部“州志”，使诸公的英名伟绩湮没而不传，难道不是典制上的缺憾吗？周君为之记载，也说明保德山川的灵秀将有所等待。再说，一部保德志，不仅可以看见周君的政绩，也可以看见周君的文章。从前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兴建学校学堂，撰写孝友传记，诸生都知道受到劝勉，李栖筠也因此以治绩著称。尹思贞任洛州刺史时，契丹震动朔方；思贞安抚当地，境内没有骚扰，因此获得褒奖慰劳。保德曾经遭受边患，听说周君到任后，五年间黄河不结冰，远远遏制了戎羌。周君在处理政务之余，又完成志书，使保德的山川灵秀、人物风化流传千古；他的贤能，难道会低于尹思贞、李栖筠吗？编修志书是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乐于这样称道它。至于周君由科举出身、成为当时伟人之事，都记在卷首，这里就不再涉及。三修《州志》跋 韩朝贡 万历辛丑年秋八月，重修《州志》完成。大京兆河曲苗公为它写了开头，我也不能没有话，在后面作跋。我私下认为，《志》是一方的实录；记载如果不真实，《志》还有什么意义？用影射的言辞，附会的说法，湮没事实，粉饰文章，这四种是《志》的弊病；只要有一种，就不真实。不断修订，直书其事并完备记载，这才可以称为真实吧？《州志》自弘治初年周君编修以来，到现在已将近几百年。天运三十年为一世，其中事迹的更改、人文的变迁、风俗的转易，往往不能完全抹去旧迹，何况一百年已经历三世，却不重新修订，怎么能算实录？于是我向道府请求修志。为修葺作准备，选得郡中以博雅熟练著称的士人六七名，交给他们编纂搜集、删去繁冗、补足缺漏、核实定评，务求文章简要明白、事实核实完备，做到可信的传信，存疑的传疑，只说我不过是直接以事实为准罢了。从前我的老师陈楚石先生曾谈论性命之旨，说天命和人心总归于一个“实”字：任官守常道，就要以实心施行实政；列身士林，就要以实际德行努力实行修养；作为治理百姓的官员，就要以真诚心意办理实际事务。如此，世道民风或许就不会日益浇薄吧？三晋是唐虞时代的旧地，向来以勤劳节俭著称，本来就多实在而少浮华；即使保德只是边远之地的一小块地方，也早就以淳厚著称。近来三关一带的风俗日渐浮靡，像保德这样淳厚的地方，也渐渐有了喧嚣虚浮的风气；幸而山地偏僻、土地贫瘠，先民遗风还没有完全消灭。如今所能依靠、急切挽救并努力维持的，只有此时了。我强调这部志书的真实用意，正在这里，正在这里啊！四修《州志》跋 唐汝渊

译保德，古代是楼烦郡，地处偏僻、四面万山，土地接近边疆；盐碱崎岖狭窄之地被开作田地，盗贼和战马经常出没于野外，只能靠干泥代替粮食，盆地小田分列其间，这不就是所谓的贫瘠穷困之地吗？仅有黄河一道水流足以阻隔敌虏，但水势冲激奔腾的祸患，几乎使三农都皱眉，动辄造成赋税拖欠，因此被选任此郡的人，往往皱着眉头接受任命，确实认为治理艰难。胡公初到任，便访问郡中的贤者，询问百姓疾苦，征询政务利弊；白天处理职务，晚上处理事务，夜间计算过失，早晚都不停歇。公务之余，他随手取出旧《志》阅读，翻阅再三，更加了解到其中尚未完备之处，补足其不足之处；支流脉络贯通，保德的情况大概已经完整地在他胸中了。于是感叹说：前事不可忘，后事应以为师。昔日的保德，旧日《志》已经具备记载；今日的保德，旧日《志》却没有记载；怎么能任凭它昏暗湮没而不传呢？于是延请耆老宿儒，采集掌故，为之修辑，并总括全书纲要。其中有旧《志》不能详尽说明的，又为之论述，以等待后人参考。经历寒暑，才得以完成。这次编纂刊刻，或许并不是治理之道中最急迫的事吧？但总要以虞、周时代的《谟训》《周官》《洛诰》和往代典册为准绳，治理难道有固定的范围吗？考察当今、传给后世，总的说来，只求有益于百姓而已。即使今天只是陈列在纸面上，假如后世有人披读文字而领会其中义理，浏览简略记载而思考详细情形，那么怎么能说编立一部志书不是恢复古道、返还淳朴的办法呢？星野一门，并不是用来循着占卜、顺应星轨的书；疆域城街，也不是用来编列道德守备纲维的谱册。可是把党庠、塾序与官员事迹、贤人祠祀并列，劝善惩恶的规范便完备了；把户口、田赋、军民、屯马交错记载，治理保卫之策便得以提出。其他如一株草木、一座关梁、一件祥瑞或灾异，没有不广泛搜求博采的，尤其足以区别善与淫、仁与暴的道路和门径，从而分别加以修明或救治。杨子云所说后世必有了解事物本始的人，那么胡公所编的保德志，实际上就是胡公治理保德的体现。高明的君子不要认为这只是雕虫篆刻的小技而轻视它，那就是州人的大幸了。我与胡公是莫逆之交，因此有幸详细阅览此书，便为它作跋。胡楠跋 我私下认为，《志》就是记载；记载一地所有的事物，是为了向后人无穷尽地展示。倘若有所遗漏而留下讥议，错误混乱而增加疑惑，或者只记粗略而遗漏精要，那么对地方没有益处；即使辞藻雄健、笔力古雅，追踪前代作者，也仍等于没有《志》。这次胡楠编写《志》，幸而承蒙两三位君子的指教：仁怀令王公把胡学宪的《通志》、周郡守的原本以及数年间官署中的笔记交给我；即使口头谋划、亲手抄写也不以为劳，稿本反复修改，奉命往来的使者多次奔走，也不认为烦渎。高太学、康太学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一部书来辅助我，即使忘记寒暑、废寝忘食也不顾惜。陈孝廉则集思广益来教诲我，敞开心胸、吐露意见来互相验证，即使触犯时忌、违逆世俗所好也不顾惜。无非是想广泛搜罗而严格核实；无非是想使从今以前的保德以及从今以后人们所见的保德，都鲜明地跃然纸上，使读者如同展开郑监门的图、阅读傅山阴的谱一样清楚，怎敢不遵从教命？譬如给人画像，眉须、容色、神情笑貌，都不敢任意增减，只怕不能像那个人；譬如为人祈祷，叮咛周详，不厌其烦琐，只怕不能为那个人求得福祉。又譬如给人治病，药方、脉象和禁忌，都不嫌全部说明，只怕不足以使那个人活下来；这就是这部志书的本意。只是我胡楠样样都不如别人，而且任期已经临近更换，仓促之间惶惧不安，文稿多有芜杂颠倒，很难完全符合两三位君子的心意。这就要靠有三长之才的人痛加删改润色，以惠及这一方百姓了。五修未刻《志》跋 张凤羽 国家定鼎三十年，车书一统，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章宏大完备，正是采集民风、询问习俗的时候吧？于是下令编修天下《通志》，汇集各郡县的记载，编成全书。我充任州学的生员，承蒙委托编修州志，删削旧文、续补新事；自念学识浅陋，恐怕不能胜任，然而职责所在不敢推辞，急忙取出原本翻阅，发现它从明代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时代和形势不同了，先不说文献无从考证，事情也有很多缺漏，而且文辞杂乱，妨碍阅读。于是选取州学中博洽贯通、心平气和的人，如杨子永芳、王子恒，共同商议斟酌。其中城郭的兴建与毁坏、祠庙的废置、风俗的转移、村寨关市的存亡、人民赋税的增减，都一一加以更正；间或附上几条议论，也是平日亲眼所见、内心有所感触的事情，没有必要缄口不言。艺文部分保留那些与地方利弊有关的内容，以等待后人参考。至于名宦、乡贤、孝子、节妇，都是移风易俗、彰显幽隐、表扬善行的重要典范，必须发誓公正谨慎，以天日为证、以鬼神为盟，依据士民公议，斟酌续补收入，使数十年来磨砺节操、勉励品行的人不至湮没无闻，让后世翻阅此书的人受到感发而兴起。我私下庆幸能够附在骥尾之后，也恭敬地为此作跋。六修未刻《志》跋 刘瀚 国史与郡志体例不同，但修志与修史并非没有共同的方法。留心掌故的人，想把修史的方法推用于修志：考古不精详，就不能通晓变化；观察时势不审慎，就不能使政策适合百姓。根据兴革来议论补救，考察善恶来懂得法戒，所费功夫少而收到的效果多，对于政治得失、风俗盛衰的补益，远非微小。只是自从人心不古，事事都从个人恩怨出发，模棱两可、唯唯诺诺，逐渐积累成风；修志尚且如此，何况还有比修志更大的事情呢？这是有志之士所惋惜的。《保德郡志》自明朝末年编修以来，经过八十年，事情多有缺略。本朝壬子年，朝廷准许阁臣请求，答应修撰《天下郡国志》。当时选用得人，整理过去、增益当今，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恰逢《州志》附入郡城总志，未能刊刻，到现在又过了二十五年，其中详细内容仍有许多不完备。蓝生白先生凭借博雅深厚的才学，怀抱经世济民的谋略，仕途不得志，慨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取旧志加以订补，条分缕析，据事直书，推行史法，毫无瞻前顾后。他的议论多有前贤未曾涉及之处，不但繁简适中，汇成一部郡志全书，而且显现了民间公论，主持公道的人并不因世俗嫌忌而被轻易湮没。它对于补救政事、作为法戒，与一代政治风俗的关系，难道不十分重大吗？六修《志》刻成序

译保德地处边塞附近，距离河套很近。城郭位于万山之中，黄河环绕城下；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这里过去是定羌军的驻地。我在癸巳年仲春承乏任职此地，下车之后便索取《州志》阅读，想借此弄清山川险要、风俗变迁、户口多寡、赋役轻重，以便因地制宜，顺应时势兴革。没想到只找到洵阳胡公的旧志几本，而且一半已经残缺破坏，文献无从考证。屈指计算，从断绝而未续修以来，自故明万历年间到现在，大概已经一百多年了。于是禁不住惆怅地说：《州志》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任凭它残缺不全而不修辑呢？不久，乡绅士人中有人来告诉我说：这部《志》，前任渤海王公已经在庚寅年承担编修，曾和锡山殷子重新加增订正，已经交给刻工，只是因为经费没有接续，书版还存放在晋阳。王公既然已经在前任时竭力承担编修，我怎么能不在后来顺承他的志业？于是第二年春天捐出俸禄赎回书稿。等到反复详细阅览，见其中因革、形胜、风土、田赋、圣泽、官师、选举、人物、附纪、艺文等，无不条理分明、缕析清楚，明白得如在掌指之间。唉！王公真是不朽了！后人阅读此书，考察鉴别政事得失，受到感发而兴起，都要依赖这部州志；它对政事的补益，难道不是很多吗？因此提笔为它作序。时康熙五十三年，岁次甲午，仲春中浣之八日。知保德州事于越冯国泰谨书于退思堂。六修《州志》前序 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用来备考察反省，并留给后人鉴戒，大概就像天子巡狩、诸侯进献诗歌的意义一样。如今的郡县，和古代列国相等。列国从未废弃史官，郡县难道独独可以没有《志》吗？不过，《志》和史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史书对天下的事情无不记载，而《志》只涉及一郡一邑；史书记载一个朝代的典章故事，而《志》从天地开辟到今天，凡是与本地相关的事迹，按例都应记载。这是两者不同的大略。相同之处在于：史书记天文、地理、平准、河渠，《志》也记建置、星野、田赋、风俗；史书记本纪、世家、列传、儒林、伎术，《志》也记官师、人物、艺文。这又是两者相同的大略。我年轻时曾浏览前代史书，见陈寿撰《三国志》、魏收撰《魏书》，都凭个人爱憎来褒贬人物，以私德恩怨来决定毁誉，心中暗自鄙视。私下仰慕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考亭夫子的《纲目》，时时把玩，曾想将来能够手执简牍、提笔入承明宫，侍奉左右天子，并仿照他们的义例，自成一家之言。可是占卜任职以后，整日忙于簿书，这个志愿没有实现。四十四年夏天，我承乏任定羌官，任职后立即索取《州志》观看，只找到万历年间洵阳胡公的旧本，此后再没有重修过。这样一州文献的缺失，已经一百多年了。我想到《志》和史相类似，虽然体例有大小尊卑，事情有大小不同，但总的说来，取信于今、流传于后，劝善惩恶，二者的道理没有不相合的。因此想振作志向编纂搜集，姑且表现平日的志趣。可是羌郡实在凋敝严重，我正忙于推行新政、整顿兴革，以及繁衍人口、教导百姓都来不及，于是这部志书又匆匆拖了五六年。去年秋天，天子修撰《一统志》，有关部门下檄征集天下郡国地图进呈；今年春天，我任期将满，又想到年轻时的愿望，既受职守限制而不能伸展，近来的心愿又因事势阻隔而没有最终实现，岂不是辜负平生志向，也无法称颂明诏、弘扬盛业吗？于是再次搜得郡贡士白君蓝生所辑的本子，托锡山殷新又先生重新增订。我在政务之余总揽纲领，与他共同商议。不久，书便告成：繁杂的删去，缺略的补足，删削增补都依据事实，是非不违背正理。这样或许可以取信于今、流传于后，劝善惩恶，对一州文献略有补益了。唉！士君子读书考古，素有著述大志，最高可以用来备顾问、侍起居、歌颂圣德、润色宏大事业；如果文章列于美玉碑铭，笔墨流传金石，当然是幸运。即使不能如此，而能以口笔褒贬，彰显事实、阐明幽隐，评论历代帝王，贯通古今，刻成一书，藏于名山，传给知己，也只是次一等的事情。至于区区百里之内的掌故、一方的记载，替它编排删改，只是让盲左、腐史之类笑说作者寂寂无闻，这哪里值得与著述者相提并论呢？然而把郡县的稗史上接南董的简策，用来备考察反省、留下鉴戒，难道能和帖括章句一类只供覆瓶使用的文字等量齐观吗？读这部书的人，千万不要只把它看作博雅的资料、帮助记忆的工具，而应以它考察鉴照得失，切身体验；这样对学问和政事都有益处，也就没有辜负编纂者的苦心了。序成。时康熙四十九年，岁次庚寅，清明后八日，赐进士第、奉直大夫、知保德州事东海王克昌瀚渑父自序。六修《州志》后序

译我任岚州知州的第二年，定羌牧东海王公因由西曹升任京职，我冒昧承接代理职务。我到任办事那天，恰逢所修《郡志》将要完成，这是极盛大的事情。按照《志》的体例，凡是在当地任官的人，按例都可以一并记载；郡中士人请求我作序，大概是想借序文来记载我，我怎能以才疏而推辞呢？朝廷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各郡县都必定署明官衔，称为“知某属事”。我虽然偶然承乏于州，凡是有关本州的事理，不可不知；但刚到任时，各项事务纷繁匆促，对于山川的流峙，还没有来得及登临，怎么知道它的形胜如何？城郭、社坛和官署，还没有来得及考察，怎么知道它的沿革如何？物产时序和民情风俗，还没有来得及省察观看，怎么知道它的盛衰如何？徭役赋税，还没有来得及查核，怎么知道它的轻重如何？遗迹轶事，还没有来得及翻阅，怎么知道它的显著或湮没如何？公务偶有空闲，便取出刻成的稿本阅读；书中所写河山形胜，仿佛遍历其境；建置沿革，仿佛恰好身处当时；看到风土的盛衰，不禁对古今生出感慨；看到徭役的轻重，也不禁感到与百姓休戚相关。名贤先哲的遗迹，忠孝廉节的轶事，有的简直像亲自与他们面对面交谈、亲身接受熏陶一样；我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感叹而受到激发，说：《志》的功用实在太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年、八年、九月、五年〕 后来又得到郡贡士白蓝生所辑的本子，与洵阳胡公的旧志互相参照。到了康熙四十九年春天，胡公任期已满，将要升调京城。当时我正在官署中，胡公便把胡志、白君的本子以及所搜集的各项材料交给我编纂，并再次对我说：“如今皇上的声威教化已经遍及四方，部里的公文下达，征求各郡的地图。作为臣子，本来就应该推广皇上的旨意，为圣明的功业略尽绵薄之力。况且我年轻时喜爱司马迁、班固的文章，长大后又十分仰慕涑水、紫阳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够执笔供职玉堂，辅佐记录皇帝的起居，共同编成昭代的信史。如今这个愿望既然不能实现，一部小小的郡志，藏在心中已经三十年，现在又有志于此却不能完成，这就会使本州百年的文献最终残缺。这样又怎能对得起天子的明命呢？先生还请帮助我完成力所不及的事，不要嫌烦琐。”我以自己不能胜任删削编订为由坚决推辞，胡公再三诚恳劝说，我最终无法推辞。于是接受命令纂修，又广泛查考资料，补充其中的缺略，订正其中的错误。胡公在饭后闲暇时，也常常同我互相考订辨正。大体上，事情务求真实，文辞务求核实，取舍以舆论为准，辨明是非以公正之心为本，希望借此考察过去、昭示后来，使当今信实、后世流传。经过两个月，编纂工作便告完成。全志共分十类、八十八条，以白君所辑的本子为蓝本，我所增补订正的内容大约占十分之三四。志书完成后，胡公为它撰写序言，我也把自己的浅陋议论附在后面。我认为，“志”就是记载，也希望人们把其中的内容记在心里，从而树立自己的志向。阅读这部《志》的人，看到沿革变化，就应当思考古今兴衰的原因，从而产生巩固国家、安定根本的志向；看到地形险要，就应当思考山河如何坚固长久，从而产生预先筹谋、防患于未然的志向；看到风土、田赋，就应当立志于教化和养育百姓，思考民众的行为如何兴盛、百姓的生活如何安定；看到圣上的恩泽，就应当立志忠贞，思考怎样报答君恩、怎样尽到臣子的职分；看到官师、选举，难道能不思考贤能与不肖、善良与邪恶以及前人的鉴戒已经明白昭著，从而立志慎重对待法度和戒惧吗？看到人物，难道能不思考忠、孝、节、廉这些美好的典范尚未充分彰显，从而立志急切加以振兴吗？至于阅读附纪而想到武备，就不能忘记在疆场上效命的志向；阅读艺文而想到文治，就不能没有辅佐经纬天地的志向。假如阅读《志》的人能够以我的志向为根本，来观察《志》所记载和寄托的志向；又能够根据《志》所记载和寄托的志向，来树立自己的志向，那么，这部《志》无论一卷还是一帙，都有助于朝廷的风俗教化。虽然它在铺陈宣扬、宏阔详备方面，或许比不上应劭的《风俗通》和颜师古的《王会图》，但用来辅助圣明君主施行功业教化，或许也并非没有涓滴般的益处吧！这正是胡公所深切期望的，也是我内心所深深盼望的。时在康熙肆拾有玖年，岁次庚寅，▯月望前一日，锡山殷梦高新又氏序。《六修州志再序》

译我治理岚州的第二年，定羌牧东海王公因从西曹升调京城，我惭愧地承接了他的职位。我到任办事那天，恰好所修的《郡志》将要完成，这真是一件盛事。按照编修《志书》的体例，凡是在该地任职的官员，通常都可以一并载入书中；郡中的人士请求我作序，大概是想借序文把我也记载进去，我又怎能以才疏学浅为由推辞呢？朝廷设置官员、划分职掌，各郡各县都一定署明他的官衔，称作“知某属事”。我虽然偶然承乏在州中任职，对州中各种事务的意义不可不有所了解，但刚一到任，各项事务纷繁忙乱；对于山川和水流山岭，还没有来得及登临考察，怎么知道它的地形形势究竟怎样呢？对于城池、社祀和官署，还没有来得及查考，怎么知道它的建置沿革究竟怎样呢？对于物候时序和民情风俗，还没有来得及省察观看，怎么知道它的兴衰盛衰究竟怎样呢？对于徭役赋税，还没有来得及查核，怎么知道它们的轻重究竟怎样呢？对于遗迹和逸闻，还没有来得及翻阅，怎么知道它们显著还是隐晦呢？公务繁忙中偶有空闲，于是拿出已经刻印的稿本阅读。书中所写的河山形胜，仿佛我已经遍历了全境；所写的建置沿革，仿佛我恰好亲身处在那个时代；看到风土的盛衰，不禁对古今变化感慨万端；看到徭役的轻重，也不禁感到与百姓的忧乐息息相关。名贤先哲留下的遗踪，忠孝廉节方面的逸事，读来简直像亲自与他们相对交谈、亲受教诲一样；我没有一次不是合上书卷，感叹着奋发说道：“《志》所发挥的功用真是太大了！” 我不过是任期很短的“五日京兆”，对于兴革损益、与州人共同开创新局，私下虽有志向却未能做到；读完一遍，觉得心中的志向与《志》所记的志向产生了共鸣。我想，后世读这部书的人，应该没有不作这样的观感：由此知道《志》不可不读，《志》也不可不修。虽然如此，编修的责任还需要前后相互接续。《州志》从宋、元以前的情况已不可考，故明成化年间才开始有志书。只是书后来逐渐散失，从弘治直到万历，前后重修、三修、四修，二百年间执笔编写的人没有几个。本朝定鼎后，曾经修辑过两次，最终却没有交付刊刻，书稿也有的没有流传。可见《志》的修废存亡取决于人；人的不可缺少，也正如志书不可等闲视之。这部书如今已经完成，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看从前；今后继续修纂，使它与天地同久、没有穷尽，就要靠后来的君子了。此书完成，提纲挈领在于王公；条分缕析，则在于锡山殷君新又氏。至于搜集遗文记载、汇辑故老传闻、确定评论，借众人剖析而最终成书，郡中荐绅和英俊士人实在都出了力。唉！编纂这部志书，就是把地方掌故提升为史书；一州的旧闻和天下一统的图籍都寄寓其中。一时的刊订，保存着千秋万代的借鉴。我实在才疏，难以把它充分表扬，只好姑且用“不作序”来作为序文罢了。时康熙四十九年，岁在庚寅，嘉平月，黔南商基镛智庵甫撰 附：马蕃庶续印《保德州志》书序 保德虽处偏僻一隅，向来称为名郡，但近年商业衰败，教育落后。我在冬天客居保德，平定匪患之余，推行政务，正疑惑当地文化缺乏，于是阅读《县志》，见其叙述精详、笔墨简洁，这才知道此地人士并不缺少博通经学的人，文章体裁与班固、司马迁相近，也不辱没于著作之林。于是遍寻存书，只找到两部，便打算续印，分别送给各学校和各机关人员，共同供阅览使用，以便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获得流传下来的帮助。于是询问士绅，众人都说书版存放在文庙，弃置不用已有三十多年，现在已经损失毁坏、不完整了，我对此非常惋惜。又想到铅印方便，比修补旧版费用节省，于是邀请士绅逐卷校正，筹集款项续印，使其免于失传。查考《保德州志》，已经修过六次；在财政困难的时期，即使不能继续编修、媲美前贤，能够续印多部，供考察古事的人参考，也比只存一两部所能给予文化的帮助大得多。于是写下几句话，以记载事情的始末。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保德县长马蕃庶序于县府观河楼。●卷一　因革第一 殷梦高说：自古以来，盛衰兴废，形势好像循环往复。开天辟地之初，循蜚、疏仡等事，所记载的已经无法知道了。至于《典坟》《丘索》《禹贡》《职方》等书，记载斑斑可考；至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等百家传记，儿童时代就学习它们。其中只有天文、地理、星纬、舆图，历经百世而不改变。其他如帝王宫室、皇帝居所、著名都城、大型城邑，虽然都是圣人创建的，也免不了引起“麦秀”“黍离”那样的兴亡感叹。大体上，沿袭旧制的十分之一，变革的十分之九，难道不是因为气运无常，而人事也有新旧交替的趋势吗？保德处在整个山西境内，不过像脸上的一颗黑痣，然而从战国直到现在，多次成为用兵之地。明朝国势中衰以后，边患极其严重，越来越没有安宁的地方。改朝换代之际，又屡遭盗寇蹂躏，理应荆棘丛生、麋鹿出没了。可是城郭宫室还能够依靠遮蔽，井邑街市也没有全都变成废墟。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前代贤者维护补救的功劳，也是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的结果。享受这些利益的人，还不要只贪图像鸟巢筑在帷幕上一样的危险安逸，而应更加忧虑火种已经埋在柴草之下的祸患。这样或许才可以编成《因革志》。建置一之一；星野一之二；疆域一之三；城垣一之四；公署一之五；学校一之六。街衢一之七；都里一之八；坊表一之九；市集一之十；津梁一之十一；冢墓一之十二。建置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