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艺文第十（上）

译殷梦高说：艺属于形而下者，文章用来承载道理。只有文章而讲艺，似乎是雕虫小技，不值得推崇；但有艺而有文，对于治理天下、经纬天地的作用，难道不正要借助它吗？所以说，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久远。保德处在边地，是一个山岩险峻的城邑；在这里出生、做官、往来的人，大多没有空闲谈论文章。何况这里屡经兵火，残缺的书简篇章，又多被抛弃在荒烟蔓草之间。即使有意搜集，广泛收罗，仍然担心文献不足，无法为地方志增光。难道反而要把它们视如覆瓶之物，视为糟粕而弃置吗？所以，只要其中的言论足以补充记志，文章足以承载言论；凡是涉及郡中典故和百姓利弊的，只要是道理上所见的端绪，即使是最典雅的文章也不会弃置。保存残缺、守护遗存，哪怕一字片言，也应当珍视如合抱的璧玉。又何必一定要让文章胜过屈原、宋玉，役使邹阳、枚乘那样的文士，像张衡写《二京赋》用了十年、左思写《三都赋》用了一纪，才足以写入篇章、载入记载呢？编作《艺文志》。奏疏十之一，公移十之二，传十之三。赞十之四，说十之五。○奏疏 《请求将起运粮储分留本地以体恤民情疏》（正德九年）。张绶（见“岁贡”）。臣原籍是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臣恭敬地看到弘治十八年诏书中有一条说：天下军民的利弊、时政的缺失，以及有可以兴办或革除的事情，准许各人直言，不得隐瞒。臣谨此敬奉遵行。臣私下看到，本州和河曲县地处边境极端，山岭陡峻，沟壑坡渠很多，十地之中只有不到二地适合种植庄稼。年年因大旱歉收，本州和河曲县每年办理额定的夏秋税粮，不下四千多石，谷草五千多束，由山西布政司征发，在宣府沿边仓场缴纳。臣的本州设有保德守御千户所，官军每年支取俸饷和军需；一旦有军情，动辄调来客兵，而所有钱粮却要转由平阳府所属州县缴纳。臣私下以为，本州道路崎岖，车辆难以通行，只能靠驴驮、肩挑，运输无法前进；有时典卖儿子、卖掉女儿，才能缴足税粮，艰难困苦无以复加。又因为宣德年间奉例增添御冬守河人马五百名。本州连接河曲县边界，都有黄河渡口，东面连接大同、雁门等关，西面通往陕西榆林、延绥等地，是最为紧急重要的冲要之地，人民更加疲惫困乏。如果蒙受圣恩怜悯，臣请求敕令户部转发公文给山西布政司，将臣本州与河曲县额定的税粮、草束，每年留存在本地仓场缴纳，以备官军每年的俸饷和军需。这样对上不辜负国家的税收，对下也不使百姓困苦，大概可以避免留下祸患，实在是有无数好处。臣对圣恩感激不尽。奉圣旨：依照所议施行。《奉使出使危急边疆直陈所见所闻疏》（崇祯九年）。王邵（见“进士”）。臣奉命前往代藩祭告，去年二月十八日辞别皇帝，启程上路。当时战乱之后，驿舍大多成为废墟。臣和两三个仆人，每到一处只能投宿残破村落，靠磷火照明，乞求饭食。宣府城中地广人少，人心离散，粮饷微薄，马匹稀少；桑乾一带土木残破，处处令人忧虑。到了臣的家乡大同府，米价每斗五钱，宗室呼喊、士兵喧哗，卖女儿、换儿子的百姓交错满地，惨状不忍直视。人心惶惶，确实有朝夕不能保全的恐惧。蒙皇上不断发放饷银，军心欢欣振奋；但有银子没有米，有马匹没有干粮。过去大同歉收，就由太原输送粮食；如今太原遭受八年战火，河曲、保德又是大盗王嘉胤首先起事的地方，百姓迁徙逃亡十之七八，加上七、八两年蹂躏最为惨重，军队搜括殆尽，道路上没有行人，城邑像荒野一样。就是臣的家乡保德，一个小小州城，编户只有五里，与陕西府谷县只隔着一条河，长期遭受盗寇祸害。如今仅有现存丁口二千多人，却要追征逃亡和死亡人口所欠的八千份徭役租税，百姓怎么能不被榨干？由此类推，皇上的明察如同镜子，因而颁下恩诏特予蠲免，又多次下旨令灾民务必实际得到恩惠，这确实是巩固根本、消除祸患的上策。抚按诸臣也频繁发檄文催促核查，可是郡县奸猾胥吏故意拖延不报，追征仍和从前一样。堵塞皇上的仁德恩意，殴打善良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担忧，臣家乡雁门、河保一带，已经岌岌可危，几乎要成为瓯脱之地。臣的差役办完后，顺道巡视坟墓，正好遇到敌军逼近城池，只得早晚和父老子弟一起扛着武器登上城头，倡导义举共同守城。不久河冰已经封冻，陕西盗寇气焰嚣张，正式官员长期空缺，残存百姓没有主宰。臣又请求派兵防守围剿，劝百姓输送军饷，想尽办法才保住这一小块土地。几个月以来，没有一天不登城防守，没有一刻不艰难窘迫。箭和粮食两样东西，【原文“胆薪恒矢”疑有讹误】始终缺乏，直到现在才可以稍稍休息；希望能按期带病赶赴任所供职，但臣因此得病，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至今没有好转。实在担心稍微超过限期，罪责就会更加重大，谨据实哀求，并陈述亲眼所见的情形，恭请圣明垂察，严令主管诸臣确实遵行恩诏，切实谋求蠲免和抚恤，以救济灾民，安定危急边疆。臣和臣乡幸存的百姓，都将共同承受尧帝般的仁恩而获得再生。臣怀着急切盼望、等待命令的心情，奉旨：奏疏中所说的钱粮蠲免事项，官府故意拖延不报，仍旧追征，显然是官吏相互勾结徇私作弊，应由抚按严加查究，据实具奏。《弹劾当事官员疏》。陈奇瑜（见“进士”）。

译为了顾全朝廷上下的公论，不能不把事情说明白；为了使皇权独断，也不能不作出决断。恭请圣明的皇上俯察，赐予转圜，以平息议论、安定社稷：臣曾读《春秋》说，人臣不得有将要犯上作乱的意图，有这种意图就一定要诛杀。凡是触犯“无将”禁戒的人，即使是疏远偏僻的臣子，尚且在不赦之列，何况处在君主身旁、心腹要地的人呢？天下的治乱兴衰，全系于此；君臣的精神命脉，也都集中在这里。假如罪状清清楚楚、可以逐一查考的人盘踞在君主身边，那么就会出现丰年却见蝗虫、正午却见鬼火的反常现象，最终如同给小牛套上木枷、给猪养出獠牙，终于溃败决裂，国运也随之倾覆。这正是自古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每每变色相戒、一定要消灭的祸患。左副都御史杨琏在直指大宦官魏忠贤的奏疏中，慷慨陈述，洋洋数千言；一时之间，群臣接连上疏，每天有两三份被登记在白简上。皇上却一概置之不问，还下严厉诏旨切责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人闭口结舌，堵住后来的一番议论。却不知道祖宗二百五十余年忠孝节义的教训，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忠肝义胆的血脉，难道会到今天就消灭殆尽吗？难道他们甘心把上面没有圣母、下面没有辅弼护卫的圣上，轻易托付给那些把弓蛇石虎之徒吗？臣恐怕皇上压制得越急，臣子们争辩得越坚定。想要减少议论，却不除去成为议论对象的人，就像扬汤止沸，不如抽薪止沸。愿陛下反复深思。凡是小人的奸邪尚未被揭露时，虽然已有桀骜不肯屈服之意，但有时对外还顾忌清议，对内还受富贵牵制，仍想像蠖虫一样蜷伏隐藏，姑且作保全性命的打算。一旦被揭发，便如已经破裂的蒸锅，再没有什么顾忌；像马偷脱了缰辔而无法驾驭，像河水冲破堤坝，四处奔涌溃散而不可救治，这是人情势必发展到的地步。陛下以为魏忠贤今天还希求什么呢？万箭攒射其身，身体已经没有一处完好。处境危急便会困窘，困窘便会变故；他不会不借朋党之名，排斥清正之士，使善类空虚；还会借题发挥，陷害忠良，使正人处境危险。他不会不多方罗织，借诋毁来打击正气；还会百般锻炼，压制言官的言论，使言路危险。他不会不进献阿谀奉承的颂词来蒙蔽耳目；还必然依仗张牙露齿的威势，窃取宠信，使皇上和臣下都处于危险之中。不要说往古，即使正德年间，内监刘瑾专权误国，朝政混乱，纲纪大坏；今年流贼兴起，明年宸濠反叛，等到羽翼已经形成，几乎倾覆帝位，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正所谓偷脱缰辔的马、冲破堤坝的水。愿陛下反复深思。皇上是国家的元首，以阁臣为心腹，以部臣为股肱，以科道官为耳目；朝廷上整齐济济的官员班列，就是臂膀和手指相互役使的气脉。可是圣旨动不动就说：“使我孤立于上。”那些如行尸走肉般的人，哪里足以充当顾问？他们口蜜腹剑的毒害，只会用来蒙蔽君主的聪明耳目。臣不知道圣意深远微妙，究竟看中了什么，竟把他们相互依靠视为性命。即使说要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不能没有人，那么宫禁内近侍熟习之人，前后左右聚集如林，难道没有公正忠诚、正直明敏、可以供驱使的人吗？难道没有谨慎小心、足以代替魏忠贤的人吗？皇上或许因为他们有些小忠小信，不忍心立即割舍，却不知道历来的小人，都先制造一副似忠似信的样子来欺骗君主，然后施展如鬼如蜮般的机诈来祸害天下。内廷中与他们并肩共事的人，一定有人窥知其中隐情，只是胆怯于威势凌压，不敢明白告诉皇上罢了。皇上不妨在日理万机、夙夜勤劳的间隙，收敛天威，召唤询问；那么身边一定有人会据实回答。臣再次愿陛下反复深思。况且陛下还记得杨琏当日移宫的事情吗？那时国势沸腾，人情汹涌，阁臣、部臣、台省诸臣一齐来到宫门，奸党李进忠等人阻拦，不让他们进去；这是天地间何等危急的时刻啊。杨琏厉声斥责说：“君主在宫中却不容臣子相见，究竟想干什么？我的头可以被砍下，但这道宫门不能不进去。”等到进入宫中并得以面见皇上，跪下高呼万岁，君臣名分由此确定；这样，杨琏没有辜负先帝，也没有辜负陛下。他这一片热诚，可以对天地、使鬼神落泪，难道偏偏不能感动陛下吗？即使明发诏旨也说：“提拔他担任现在的官职，是任用杨琏这个人，却不采纳杨琏的话。”这不是对待直臣的办法，也不是保全社稷的办法，臣私下实在不能理解陛下。俗话说：“毒瘤积毒，最终一定会溃裂。”又说：“任用贤人要像转动石头一样果断，除去奸人要像拔山一样坚决。”又说：“应当决断而不决断，反而会受到它的祸乱。”所以臣敢以“断”这一个字进献给皇上。朝廷用来治理天下的，不过是亲近贤人、远离奸人这两件事罢了。近来外廷诸臣猜疑嫌隙纷纷而起，意见互相夹杂，黑黄相杂的局势已经形成，水火对立的形势已经判然；以致正直忠良之士动了思念莼羹鲈鱼的退隐之念，产生喜爱松菊的隐逸之情，像宪臣左光斗，就是和杨琏并称的忠直之臣。他闭门不出已经很久，风宪官署黯淡无光。臣恐怕忠臣离去，不忠之人就会蒙面而来；正直之士离去，不正直之人就会乘机进入。这难道是一个应当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的朝廷所应有的情形吗？臣承蒙钦命出使册封藩府，如今等候册封车驾于京城之下，本来完全可以不说这些话，只求保住眼前的温饱、保全日后的性命。然而事情关系到巨奸大恶，臣不敢坐视沉默，因此把自己倾心向日葵般忠于君上的诚意这样表达出来。恭请皇上采纳满朝公论，整顿乾纲，果断独断，迅速赐魏忠贤处分；如果不能这样，也请将他放归田里，令他叩头谢罪、等待处分。至于忠直之臣，请颁下一道严厉诏旨，限定他们恢复任事的日期，不要因为那些搬弄是非、罗织罪名之人的言论，而忘记圣明的君主和君父。这样或许可以使舆情平息、朝野称快；即使停止车驾接受劝谏的风气，又哪里能超过此举呢？臣惶恐屏息，恭候命令。再次请求抚恤的奏疏 姜宗吕（见《进士》）

译臣的父亲战死得最为惨烈，所蒙恩典却特别不同，谨按事例哭泣陈述，恭请敕令有关部门查明，予以同等荫恤，并仍发给应得的祭祀典礼，以弘扬圣恩，彰明公道，抒发地下亡魂的悲愤。臣父于去年五月阵亡，臣于九月具疏请求抚恤，已经奉旨交部查核。由于臣奔赴河南，扶送父亲灵柩回乡，从河南到山西，艰苦万状；又遇盗寇变乱、道路阻塞，盘缠缺乏，直到今年八月才匍匐到达京城。等到查阅有关部门的奏疏，已于六月间复核完毕，奉圣旨说：“姜名武准许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荫一子为外卫总旗，世袭。钦此。”臣拜读皇帝诏令，不胜悲哀感激，即使头顶到脚跟都捐弃，也难以报答皇恩深厚。但总旗距离小旗没有多少提升，而外卫与禁卫相差甚远。臣家原来只是小旗，如今仅仅加为总旗，而且对于应当得到的谕祭，尚未明确回复。这又怎么能够慰藉惨死的父亲亡魂，激励那些苟且偷生的积习呢？臣查得家父的同僚、保督标下团练右前营副将甄奇杰，也因在河南征讨寇贼时阵亡；他的儿子洪猷限期请求有关部门复核，奉有诏旨：甄奇杰褒奖三等，仍荫一子为锦衣卫百户，世袭。臣见到这件事，悲哀愤懑，几乎气绝。臣深切思量，竭尽心力、捐躯赴死，是人臣的大义；明白劝勉、昭示赏赐，是朝廷的大恩。臣哪里敢存私心有所觊觎？只是想到父亲在朱仙镇阵亡，死得惨烈，更有超过甄奇杰之处。他身经百战，劳苦不堪，却奋不顾身，冲在士卒之前，竭力战于沙场，最终箭尽力竭，和亲侄姜业隆等一起被刀箭砍成齑粉。何况臣父与甄奇杰都是督标的官员，都挂副总兵职衔；臣父还领取都督府俸禄。同样奉旨南征、遇寇战死，甄奇杰得到锦衣卫的荫职，荣耀地世袭金吾；臣父却只荫外卫总旗，持戈戍守远方。父亲生前节操超过他，死时功劳也超过他，偏偏死后的褒奖抚恤却反而排在后面。这就是臣痛哭呼天、眼泪流尽，几乎想以死相继的原因。臣俯伏思量，皇上的仁德浩荡，天下普遍蒙受，想来不会忍心因为同事同死便分出不同等级。如今同僚已经承受空前的恩典，臣父却独自悲伤、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同样遇难而恩典不同，怎能不在九泉之下抱痛？臣查得副总兵王来聘、孙应元抗拒贼寇而死，都蒙赐祭、追赠，并荫袭锦衣卫。如今甄奇杰已经按照这两位大臣的事例得到荫恤。荫恤的典章，旧有事例和惯例尚且都可以援例办理，何况陈请同属一类、同样战死，更不是越分妄求。若臣不肖，假如甘心闭口不言，不能为死去的父亲争取荣誉，活着无颜面对世人，死后又愧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那还凭什么去见父亲于地下？恭伏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明，准许按照王来聘、孙应元、甄奇杰三位大臣抗击寇贼战死的近例，一体施恩褒恤；仍准按照《会典》，发给应得的谕祭。这样不但臣父可以瞑目，即使臣死也能瞑目。这样一来，边地将士听闻此事，知道皇上的恩光如日月照临，不会因为出身寒微而被遗弃，就会更加努力守卫疆土，不惜性命；俘获曹贼、割取闯贼首级，关键就在于此。否则，使臣生前成为罪人，死后成为怨鬼，恐怕也是圣明的皇上最急于怜悯的事情。特为参劾仓米亏空、捐纳欺骗蒙蔽等事上的奏疏 姜肃（见《进士》） 臣是无用的庸材，在外任官三年，在部曹任职两年，承蒙皇上不弃如蔓菁之类的微贱人才，把臣提拔安置到谏官之列，臣感激圣恩，却找不到报答的地方。臣在办事衙门中，只见陕西巡抚巴锡清查捐纳米石的一份奏疏，其中说：长安县知县谢嵩龄，经手收取米三十四万九千石有余。册上登记，现存该县十七万三千六百石有余，寄存在永丰仓等处十七万六千石有余。永寿县知县万廷诏，经手收取米十万五千石有余。册上登记，现存该县七万八千六百石有余，寄存在永丰仓二万七千一百石有余。及至查验两县仓库，里面并没有现存的米，都说有银子，准备陆续购买。再查验这些银子，长安县只有六万三千两，永寿县只有三万九千两。存在省城的尚且如此，那么寄存在各州县的更不足凭据，等等。皇上已下旨令有关部门知悉。奏疏又说，华阴县知县董盛祚据实查造，十天便可完成；可是多次催办，他却置若罔闻，显然是亏空无法补足，故意拖延。皇上下旨，董盛祚着令议处具奏。这样，三县的亏空，已经尽在皇上的明察之中。有关部门复议长安、永寿二县，命该巡抚会同总督，把所有十万六千九百余两银子折算成米若干，并将各仓收贮米石是否存在、实际存放地点查明后具题保证，待到报告送达再议。对于华阴县，命该巡抚会同总督，将捐纳册文书一到便火速派官送交有关部门。这样，三县的亏空，有关部门的议论也已经深入了解了。但其中亏空的原因，有的是知县侵吞而造成缺额；有的是包揽捐纳的人欺骗而造成缺额；有的是捐纳者实际上没有银钱，彼此串通隐瞒，等到出仕以后才补足款项。种种弊端，不胜枚举。所以这些问题沿袭至今却没有立即被发现，总是由于三县知县尚未被革职离任，因此任凭他们巧妙地肆意拖延，不能彻底查清弊端。我皇上至圣至仁，怜念秦地军民的疾苦，暂时开放捐纳，本来是为了积存粮食、准备赈济；可是停止这一捐纳事例已经五年多了，这三县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辗转搪塞，完全没有偿还补入。公家的钱粮有限，充满他们私人钱袋的却无穷。皇上屡次从宽处理，而这些人毫无畏惧之心。将来掩饰不住，势必横征私派，把它作为抵还的办法；百姓受到的荼毒，更有说不尽的地方。请敕令有关部门，将三县知县谢嵩龄等解任，交厅审查。凡是在三县捐纳的人员，暂时停止选用；等清查明白，如果确实是官府亏空、与本人无关，须由督抚保题送达有关部门后，才准选用。至于捐监、捐级等项目，也要等督抚保题送达之日，才准更换凭照、登记注册。这样，朝廷慎重对待的名位器物，就不至于被小人冒充利用。还请敕令该督抚限期严查，彻底追究到底。亏空在知县的，要注明某县欠米若干；亏空在捐纳者以及包揽捐纳者的，要注明某人欠米若干。详细开列清册，据实奏报。不得只用“亏空”二字草率题覆。这样或许可以使奸邪行迹全部暴露，使他们无法施展抗拒、玩忽、拖延的手段。因这是陈述捐纳亏空的事理，文字较多，超过篇幅限制，恭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复施行。皇上下旨：有关部门确实议定后具奏。○公文

译禁止捕取鱼类的约令 （山西巡按）陈 保德、曲沃一带，河鱼很是肥美。往往文武将吏，大多向河边百姓勒索；冬天就在鱼上浇冰，夏天把鱼装入竹筒。彼此转送馈赠，实际上成为祸害的根源。甚至有时一条小鱼，花费的代价却抵得上一头牛；还有因鱼的缘故，使百姓荡尽家产、倾家破产的。谈到这些事情，这鱼难道真是地方的祸根吗？然而仅为满足口腹之欲而使百姓受累，仁人一定有所不忍。因此，会同巡抚、镇守以及各衙门，严行禁止约束。先把捕捞鱼的户役全部裁撤，让他们省心安家。不许沿边将领以及司道等官故意违反禁令重新索取，务必永远遵守，以解除百姓的困苦。十条教条 （巡按）刘 地方百姓称官员为“公祖”、为“父母”，那么我们抚养治理地方，人民就应当像自己的子孙一样。别人家的子孙和财物，祖父、父亲肯白白浪费吗？我们的百姓眼巴巴地盼望着。终年辛勤劳作，所得能有多少？办理缴纳粮税和差役，常常苦于不够；而我们每天还接受他们服役和供奉，怎么能丝毫不加以补助呢？只有自我节损这一条办法。我们少损一分，百姓就多得到一分恩惠。衙门里的饮食用度清淡节俭，爱惜福分就是造福百姓。官署中的用具、铺陈保持平常，爱民就是爱护君上。各级官员应当体会这个意思。（右列“崇俭约”）官员以了解民情为职责，就是说要洞察下情，使百姓各得其所。乡村小民无处申诉、匍匐来陈情的很多。士大夫受体面拘束，很少能够把话全部说尽；彼此转告而左右遮掩，反而有利于上下阻隔。有人私自玩弄威福，因此怨声载道，官员却充耳不闻；差错层出不穷，自己还洋洋自得，这是有原因的。想要不草率粗疏，首先必须平易近民。在路上停下车舆，接受申诉；在公堂上听取陈说，和颜悦色。对于孤寡、孤苦无依之人的控告，尤其应当从容细问，不要因为厌烦疲倦便呵斥侮辱。这样百姓的隐情就能及时被听见，官员的过失也能得到举发，草野百姓能够迅速得到救助，真是他们有幸见到天日了。从前程明道回答询问治理百姓的人时说：“要使百姓各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意。”这句话应当反复思考。（右列“通民情”）像狼一样贪婪、依仗利爪，专门攫取财物而使人昏愦，听任狐鼠之徒横行的人，看到这条教训就应当自愧不如了。即使强行加以督责，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源头的谋划，他们反而会借此在市井民间施行，危害也不会小。我曾说，一颗心清正，衙门自然清正。衙门中的差役，专门靠窥探、逢迎来谋生；先用甜言蜜语投合你，再卖弄一点小聪明，一旦不加察觉，便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只有庄重地治理他们，凡是谈到谋取私利门路的人，就立即追查革除；对于一时被牵连误犯的过失，有时可以姑且宽恕；但对于欺骗玩弄的情形，绝不宽贷。这样，犯罪者自然会从内心服罪。惩罚一个人又足以警戒百人，不动声色，而衙门内部自然有凛然如秋霜的威严。从前程明道说，端正自己来匡正万物。想要整肃衙门，不能离开这个道理。（右列“肃衙门”）人情各有所嗜好，不免有所偏好；但官场很容易因此互相攻击，力量应当设法消融。钱财、货物、美色、声色享乐，本来就应像沾染污秽一样远离。至于增加功绩、成就事业，是分内之事；一旦产生特别的好胜之心，全部精神就已经受到搅乱，必不能件件把握时机，反而产生弊病。何如遵守恬淡的训诫，自然就够了，顺着道理便能顺理成章。老子说：“我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受到教化；我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归于正道；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这已经把其中深意说尽了。要使人的性情归于正道，就必须以百姓所厌恶的为自己所厌恶，以百姓所喜爱的为自己所喜爱。（右列“端好尚”）环绕站立的人都想着欺骗我以求侥幸；一旦遇到琐碎纷乱的事情，常常违背心意而发怒，不知不觉就容易激动，任性发作，谁能忍受？所以必须再三警戒自己，才能减少几分。审问定罪时，常担心对方承受不住；施刑时，常担心对方难以禁受。猎马要及早收住缰绳，凉风可以解除炎热之毒；对症的药，仍须顺势服用。要警戒，要警戒。（右列“戒忿怒”）坏的地方也一定有几个好人、几种好风俗；好的地方也一定有几个坏人、几种坏风俗。《礼记》说：“有善行却不奖赏，有恶行却不惩罚，即使是尧舜，也无法治理天下。”所以教化并不是一味宽纵姑息。对于善人，应当奖赏，并进一步表彰他们，使人们以善为善，增长行善的趋向；对于恶行明显的人，应当告诫，并进一步张榜示众；对于小小的过犯，要教诲引导、勉励改过；厌恶恶行但不要堵死改过的机会，以开启他们自新的道路。这样人人都知道行善最为快乐的道理，彼此告诫而不去触犯了。移风易俗，关键就在这里。（右列“务教化”）四民之中，耕种是谋生的根本，读书是兴办教化的源头，这两件事最为重要。然而张挂劝耕告示、仿效巡视春耕的举动，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实行得不好，反而会增加骚扰。只有驱除盗贼、平息诉讼、减少徭役、酌情征收，不耽误百姓的时节和劳力，使他们能够一心从事田亩，又没有因犬吠而受惊，才是真正重视耕作。读书人时常来到公堂，用小恩小惠笼络才俊，不过是市井交际；任其发展而不回头，还会互相轻侮。只有秉持公道考察、按德行登记，尊敬并爱护他们，使教育人才如培育菁莪般自然而然，激发他们求取上进的愿望，才是真正重视读书。至于敦厚节俭、遵守礼法，以及奢侈放纵、僭越礼制的人，也应分别加以劝勉和告诫，以挽救末流风气。妇女勤于纺织的，可以择一二人奖赏，以示倡导衣食生产。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不时时留心呢？（右列“重耕读”）朝廷只怕下民不平，所以设置官员来治理；官府如果又不公平，百姓将向谁申诉？以致覆盆之下的冤屈无人昭雪，不但上负国家，也会在下方祸及子孙。因此审理案件时，只应战战兢兢面对天地、质问鬼神，务必使原被双方都心服口服、无可申辩，绝不能因势力大小而偏袒。只要存有人心，就自然不会生事，也自然不会喜欢枉曲；世间遇到不合良心的人，就应当教化他；他不服从，就依法绳治罢了，岂能反而丧失良心去迁就他呢？不要说豪强势家，即使是上司的批驳，也不过是根据一时意见互相质正，以求得真实正确。承办审问的官员只应根据确凿情状和实证，明白回复，绝不能妄自揣度迎合，故意出入人罪。总之，法律始终不能受到扰乱，百姓才能都称说没有冤屈。这样或许可以免留遗恨。（右列“平听断”）俗话说：“一字写进公门，全家不得安宁。”因此早一天发落，百姓就少受一天的祸害；迟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祸害，判决案件的道理就可明白了。曾见有一类庸人，完全没有决断，案件迟速全凭吏书掌握；又有一类乖巧之人，见事情重大难办，便含糊躲闪、拖延日子，或者双方托请都已送到，却一味搁置，致使小民为奔走而荒废家业、耗尽钱财，衙门里的事情却始终没有结局，痛苦也无法申诉，这是谁的责任？所以应当案件一到就审，问明之后就结。小事一概从轻处理，谁会不心服？大事则据实详细申报，上司自然会作出主张。为什么要拖延经年累月，耗尽民间的财力，来纵容衙役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案卷沉埋不办，却想使讼词清理、诉讼减少，使百姓安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应当赶快设法处理。（右列“早发落”）四民的疾苦没有尽头，一个官员的耳目能接触到多少？那些亲眼看见却不动心，听过便忘记的人，只是因为还没有真正体恤百姓罢了。宋太祖曾说自己“每天要在天下事务上运筹衡量好几次”。那么主管郡县的官员，也应当一天反复筹量几次。务必设身处地，体会百姓必然会有的情状，怜恤他们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贫困百姓饥寒交迫、辗转困顿，就想想自己在冻饿时能不能忍受；大户人家因差徭和赔累而困苦，就想想自家能不能承受；有人蒙受冤屈而未能昭雪，就想想自己若有不能申白的事情，能否甘心而没有怨恨。在清晨和深夜，正是体察天理人情的时候；如果把白天轻易荒废过去，许多差错和痛苦就不能切身感受几分。必须推己及人，然后做到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要加给别人。内心真诚恳切，行善的机缘自然汇聚，古人所谓有美好心意就一定能有良好办法，确实如此。（右列“勤体恤”）评论官员，要看才干和操守，又有所谓品格，为什么呢？就是才干、操守真实可靠罢了。世间有多少官员，外表装点得如画，众人都称赞，上司也喜欢，可小民却极为怨恨。又见有些人善于模棱两可，长于迁就，随风婉转，以逃避上司的责难和下属的讥评，求得升迁一步，实际上百姓却看不到他的恩德。前一种是罪孽障碍，后一种是宠幸累赘，都不是大丈夫。比如上司想要兴革某事，官员本应以真心协助，或者认真写一篇公文申报；但有些人对前面的事情丝毫不放在心上。又或者不衡量事情是否适合地方，只是一味强迫百姓，务求取悦上司。这些人的心肠几乎已经被蒙蔽湮没了，看到这种情状，怎能不鄙视痛恨？必须由自己发端，根本上先立好基础，以宽厚培养善行，却不放纵奸邪来求取声誉；以严厉惩治恶行，却不因恐惧而屏息，也不靠张扬威势。让众人都能看见、听见自己的作为，同时又能在独自知觉之中运用判断。做每件事都从中产生恻隐之心，处处为百姓用心。毁誉不能动摇，利害不能夺志。这样才称得上伟丈夫、奇男子，才有能力保全我们的子孙和百姓，使天下都从中受益。臣曾说，做官不同于演戏，不是让人看一场好戏便散场；就像耕种插秧，禾苗长出后还要抽穗，抽穗后还要结实。培育者年年生长、养护、收藏，生机不能中断。这就必须有真正的种子、真正的根本，也必须亲自下真正的功夫，不是几句告诫所能说尽的。要勉励，要勉励。（右列“养真品”） 以上十条，于万历三十七年颁行。甲寅年，知州胡楠书写于堂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三十七年〕 训诫廉洁、谨慎用刑的约言 （巡按）李 如今朝廷对官府加以约束，禁止有关官员贪婪残酷，这些都载在总的约文中，字字如斧，官员应当人人洗涤心志、警惕后果。如今各州县掌印官中，志向趋于清正荣耀、心地慈祥的人固然有；但也有剥削百姓膏血、把百姓性命视同草芥，以贿赂办成政事、靠贪婪残酷来济其私欲的人，往往屈指可数。哪里知道百姓的一丝一缕，都是百姓的性命啊！作为百姓父母官，怎么能接受暗中的钱财，加重科罚的条文；既滥准诉状来公开攫取，又批发衙门差官来暗中掠夺？百般巧取，一味搜刮，使孤苦小民家破室碎。暂且不说污蔑名节、玷辱官场纲常，夜深扪心自问，内心忍得下去吗？暂且不说机关败露、身败名裂，被捆绑押送而归，难道还能长久享受吗？恐怕鬼神忌惮其贪得无厌，也在暗中窥伺他的家室了。想到这里，热心肠也会冷却，贪欲全应消失。凡是巡察所属官员，都应当猛然警醒、深切悔悟。刑罚，是不得已才加于百姓身上的，是用来彰明国法的。杀一个人，正是为了使千万人畏惧；杀人其实是为了保全更多人的生命。况且还应体察天地好生之德，发扬皇上谨慎怜恤的仁心，不忍把法律用尽而掩盖恩德。何况若用刑来逞威搜刮，追索到骨头、榨取到骨髓，总是出于私意。上则破坏天地和气，下则给子孙造成罪孽，根源全在这里。难道就不想想，死者不能复生，断绝的血脉不能续接？人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谁又不爱惜自己的肢体和皮肤毛发？我既是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滥施刑罚来逞威呢？今后各有司，除非是人命、盗案等重大情节，经过刑讯仍不吐露实情，不得一概滥用夹棍、拶指等刑具，以致伤害百姓性命；违者一定按酷刑酷吏论处。各级佐贰官、首领官，尤其不许轻易使用夹拶；重大案件确实应当夹拶的，要呈报堂官亲自审问。如果有私自设置、擅自使用刑具的情形，可见掌印官不能约束佐贰、首领官，定按软弱失职论处。以上所说贪婪和残酷，都是通常的议论；本院反复思考，天理良心总不外乎此。愿各有司深思。请求设立贡生坐班银的议案 胡楠（见《名宦》） 岁贡生坐班银两，废止已经很久了，虽然有意恢复，却没有人敢倡议。只是这些贡生在京城取得名籍，在贤关肄业，所需时间很长，前途又很遥远，难免有以玉为炊的叹息、弹剑求仕的悲歌。若不是本地有司为他们体恤，寒士客居数千里之外就会归去，甚至没有什么希望，只能发愤图强，以求将来得到任用。况且对待士人应当优厚，事情贵在合乎义理而主动兴办；那么本州岁贡生坐班银似乎不必拘泥于旧规，也不必追问明文规定是否存在。因此议定，在本州自行处理的纸赎款中，拨设坐班银五两，作为坐班的资助。虽然不足一十二两的数目，但像升斗这样的补给，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请求免除社仓利谷的议案 胡楠

译万历三十七年四月间，申报蒙本院详细审议批准，将原来储存在社仓中的谷本一千七百二十二石有余，借给五都贫民作为种子，已经领取完毕。原先议定本年加二还仓。由于连年灾荒，本金和利息一粒也没有追缴。到三十九年冬，才追完谷本并归还仓库。利谷有三百四十四石四斗有余，臣哪里敢以施恩为名而不追缴？只是本州土地都是沙梁，人口不足五里，三四年来旱灾和瘟疫接连不断，逃亡过半；从今年麦谷收成颇多起，百姓才逐渐恢复产业。然而追征的项目太多，民力已经不只是枯竭了。三十九年，均徭的麦、米、豆一并起征、存留和折色，仍说是当年的钱粮；到三十七年的秋粮，本色、折色也在今年缴完；三十八年的均徭夏秋本色、折色也在今年缴完；往年兑换的麦一千余石也在今年缴完；三年拖欠的官柴马银三百余两，加上两年的盐税银九十余两，也都在今年缴完。这真是一棵树剥下好几层皮，一个瓜采摘三四次了。若已经缴完谷本，再连利谷也取足，那么百姓一年所产，全部归了官府；终年辛劳，剩下的还能有多少？臣私下恐怕百姓将无法生活。这是因为留下的人要替逃亡的人缴完，存活的人要替死亡的人缴完。刚刚得到一点缓解的百姓，不应再受困；刚刚归来的人众，也不能再让他们逃走。这样，来年的钱粮也更容易催征，那么保全的就多了。又 据臣私下了解，本州征收谷物时有这样一些人：有的人虽然还在，却转过脸来形容憔悴，难以追究比征；有的人已经死亡，却追究到他的妻子、弟弟、侄子；有的一家人或死亡、或逃亡，却追究到同户的人；有的一户全部死亡、逃亡，却追究到姻亲、邻居以及排年。有人名列领取凭状之中，却连一升一合的谷子也没有见到；有人领谷后寄放在别人处，却被对方花费一空；有人领取谷物后转借出去，对方有的还在、有的已死，无法当面对质。这些情况纷繁混乱，实在难以下手处理。况且边储积欠了三四年还没有完，盐税欠款、官柴欠款以及兑换仓麦也积了二三年没有完。一时一并追征，各种艰难同时聚集；官府纵然把百姓视若秦越，动不动就用法律绳治，可百姓的膏血已经耗尽，只剩皮骨，除了死亡或逃亡还能怎样？朝廷治理百姓的本意，难道就是坐看他们困苦而不替他们设法吗？况且转眼就是新春，义兵银、修边银又急如星火，不能再以青黄不接为借口了。因此臣和百姓约定说：“社仓谷暂且允许先缴完谷本，利谷等谷本缴清之日，再请示上级决定。”因此百姓都欣然听命，即使有不足的，也都借贷办理缴纳，幸而已经说是缴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此时即使想再征收利谷，先前的话还在耳边，也难以马上自食其言。因此，谷本已经设法征收完毕，利谷则冒着获罪的风险请求宽免。诚然，设置社仓本来就是为了百姓；一年之内追缴谷物容易，拖到三年以后追缴就困难；在无事之日加收利息容易，在多事之日加收利息就困难。把百姓的谷物积存于官府，本来足以等待百姓不时之需；把百姓应缴的利谷免除，也足以救济百姓一时的急难，这未尝不是设立官仓的本意。何况谷本没有亏损，利息以后还可以再作打算；如今百姓的病困刚稍有好转，形势却将更加危险。到那时，官府即使有粮食，又和谁一起吃呢？况且每年利谷不过二升，对于贫民来说，得到二升谷子便会感恩不尽，所积阴德也无穷无尽。又何况把以前的欠项全部勾销，那么以后的钱粮就不用担心难以办理。这也是官民两便的办法。又 本州于三十八年十一月到任时，看到三十七年以后各项钱粮都没有缴完，其中不能拖欠的，都已经多方催征。只是三十七年借给贫民的社仓本利谷，因为年成荒歉、瘟疫严重，死亡过半，加上中间情况错杂万端，茫然无从下手，不得已同百姓约定：“缴完谷本，准许将利谷替你们向上请命。”到三十九年，各项钱粮幸而勉强缴完，社仓谷本也勉强追足，这说明百姓没有对官府失信。没想到向上请命没有得到准许，官府于是对百姓失信，也已经难以在百姓面前抬头。然而还想着，倘若遇到丰年，缴清这些也很容易。又没想到四十年夏季独遭旱灾，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到秋季又有地方遭受雨雹，寸草不留。本州曲意加以存恤，幸而避免了逃亡迁徙。即使正常项目的边粮至今还难以完结，又怎敢谈及社仓利谷，来加速百姓死亡呢？如今承蒙上司催征这些谷物，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前次追缴谷本时，已经追究亲邻、族属、排年和户头；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再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不得已焚香呼天，再次为百姓向上请命，或者仍准免除，或者等到明年再行追征。这样或许灾民不至于再次陷入困境，官员也能稍稍安稳地保住职位。臣私下查照本州 关于这一利谷议案，已经说得十分详尽了，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准许明年追征，那么有本道的成命在，百姓承蒙缓征，谷物也不会损失子母之息；小吏感激宽限，官员也不涉及姑息的嫌疑，不必再议。只是小民难以缴完的苦处始终存在，有司难以缴完的苦处也始终存在。如果准许全部免除，那么有三州三次申文作为依据，也不能另行改变说法。冯暖替他的君主买义，几乎把本金和利息都用尽了，而这里免除的只是利息；汲黯冒罪打开仓库，是以给予来给予，而这里不过是以不取利谷来给予。况且钱粮拖欠各处都有，却要一年缴完三四年的钱粮，这是本州独有的情形。请求免除人人都在说，而各项钱粮完全没有拖欠，连社仓谷本也都足额缴完，这也是本州独有的情形。追征困难，各处都以此为苦；本州八年没有一位正式长官，今年又旱灾、冰雹相继发生，这还是本州独有的情形。其他地方哪里能够仿效？遇到灾荒便免除利谷，如果没有灾荒，又怎么能够产生借机牟利的心思？况且设置社仓本来就是为了赈济；在遭受这场重灾之后，正好把借谷的利息作为赈济，这正是不费官府钱财的恩惠，似乎是可以施行的。关于入卫兵马渡船的议案

译本州需要使用渡船三只，由岢岚、静乐、兴县三处分别负责补造。万历二十六年，静乐县申请把该县应造船只的银两解送本州，代为营造。本州知州高三聘认为不合旧例，详细申报府衙，未获批准。到三十五年，静乐再次申请，前任抚院批允该县把银两送到州里；本州知州赵继清却把银两退回并发文说明。本府西路同知议定增银二十两，呈报各宪院批允施行，赵知州因此被斥责。前任官员甘愿以去留来争执此事，不只是考虑费用，也不完全是被左右之人蒙蔽。实在是担心，停泊在保德的三只船分别属于岢岚、静乐、兴县；如果改由静乐县的船由本州代造，那么岢岚、兴县也将依例要求本州代造。这样，本州既要供应粮、草、夫、马、廪给等各项，又要一时同时建造三只船；国家的大事全归保德办理，而三个州县却安然无事。谁不是臣子，谁不是赤子？为什么甘苦竟然如此悬殊？恐怕不是四里半百姓所能承受的。因此不得已作出触犯上意的举动，甘愿以此获罪离任。哪里料到五六年以后，兴县果然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前任官员的话不幸被说中了。公文发到州里，士绅百姓都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本州担心成为前任官员留下的后续麻烦，便告知大家：五年后补修，事情并不十分劳累；十年后打造，期限还远，姑且等到那时再说，不敢擅自议定。等到岢岚、兴县都愿意自行补修，才知道岢岚出产木材，原本没有让别人代造的意思；兴县额定的银两也足够使用，同样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想法，这不过是县官一时推诿的计策罢了。不然，为什么详细文书已经批准，事情已经定下，而兴县和岢岚又各自愿意自行补修，竟像符契两半完全相合呢？况且一万多兵马经过这个小州，又在本州停住三天，姑且不论供应粮草，他们百般刁难，势力大而人数多，州官往往要看将官的脸色行事，也只是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即使官宦人家和读书人的居所，也不敢关门拒绝他们；年轻妇女和孤儿，也都成群逃避以等待事态过去。在这种情形下，苦心经营几乎令人呕血，难道还要让本州替别处打造船只吗？难道还要替三个州县打造船只吗？那么，岢岚、兴县自行补造船只，大概也是知道此事势必难以实行，只是徒然烦扰告知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下令让兴县征收银两，按照静乐县的事例造船，按照岢岚州的事例五年补修一次呢？既然这些都没有改变旧规，十年打造一次，何必再创立新的办法？至于静乐县解送银两代为打造，是因为相距很远，前车之覆十分惨痛，再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名誉去尝试了。抚恤荒远边地的议案 一是粮食损耗使百姓受累，请求恩准免将耗粮列作正粮事：查粮食的鼠耗，是古今通行的惯例。变粮、麦粮、豆粮尤其容易被虫蛀腐朽，并不只是老鼠能够损耗。各营堡召买的粮食，只够一年使用，多的也不过三五年，因此不计算鼠耗。本州仓粮只供保德所和入卫兵马支用，陈粮一批接一批，多半已经红腐，损耗究竟有多少，无法计算。可是耗粮仍然按正数征收，一点也不宽免；即使赎罪徒刑，也要追补耗粮，以致卖掉妻子儿女、荡尽房屋田产都无法补足。起初，已经在正粮之外加征耗粮；后来，又把耗粮赔补在正粮之中。小民缴纳正粮，恰好成为仓役加重盘剥的开端。天下这么广大，难道还要吝惜升斗剩余的粮食吗？似乎应当逐年减少，或者干脆全部免除鼠耗。恳请把本州耗粮免列为正数，凡支取、盘查时，只按正数造册。这样就不是效法聚敛小利、向上级邀功的做法，也不是把秦地、越地的百姓区别对待，而应把天下百姓视为仁人一体。姑且不说把这种损耗置于看不见、听不到而仍能洞察一切的圣哲神识之外，姑且也不论如此做会得到怎样的阴德。一是麦粮使百姓受累，请求恩准改征米粮事：查本州每年征收麦二百六十石有余，这一制度由来已久。然而米、豆都有支取之处，唯独麦没有支取，反而积存起来，甚至十多年没有出仓一次。若不是万历三十八、三十九年本州以陈粮换新粮，三十九、四十年又承蒙户部分司批准，将麦折算成银色，与本州保德所的粮额抵扣，那么麦就会化为尘土，百姓也将无休止地受罪。有用的物资，不能用来应付国家的急需，实在可惜。假如收入财物的渠道不开，而支出财物的渠道又没有完备的制度，即使准许本所折色，也只是户部分司一时权宜之计，并非朝廷百年长久的制度；恐怕不久便会停止实行，那时麦仍旧积存而无用。恳请将本州征收的本色麦改征本色米，与旧有的米粮一样发放。何况本州每年只征米五百九十石有余，而本所每年支米六百多石，入卫兵马每年支米二百多石，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一年使用。如今如果仓米不再外出支用，最多两年就会全部用尽，将又要烦劳召买。何不趁现在还有米粮的时候把麦改征为米，免得日后捉襟见肘，而且也足以防备往年米价昂贵的困难？至于仓中还存有一千三百多石麦，不是保德所一两年折色支用就能耗尽的，进一步请求立即规定期限：保德所上半年所缴的折色，等本仓旧麦支用完毕后，才准许发给折色银两。这样，在折色不足、征收解送不前的时候，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

译一是灾害减免尚未彻底，请求恩准查明豁免事：本州河边田地被万历二十六年河水冲毁六十八顷六十八亩。现今被水占去的田地，遗留下粮额八十一石有余，其中应征本色麦、米、豆五十二石一斗八升五合有余，应征折色银三十三两八分九厘有余，应征站银六两二钱一分五厘，应征折色草银十两二钱四分七厘。其本色麦、米、豆和折色银，已经蒙宪台批示，转行有关部门议定：本色免征，折色则从本州儒学仓折色支剩银中抵解。只是折色草银十两三钱四分七厘、站银六两四钱一分五厘，本州尚未办理，上司也未及免除，实在是制度上的缺漏。每年还要向被水冲毁田地的百姓追收，百姓的苦累虽有减除却没有完全消除，上级的恩施虽已降下却没有完全落实；催征时常要查对催征册籍，而册籍又多有错乱妨碍。制定一体适用的规条，也不是长久之策。况且查儒学仓的银两，因为人少而缺额多，每年支取不尽。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承蒙提学道解送孟县五十两，用来抵扣常平谷价，如今还剩一百两有余。与其解送到别处，为什么不用来豁免百姓的赔累呢？与其积存起来被腐朽虫蛀，为什么不用来充作国家储蓄呢？因此恳请将本州学仓支剩的银两，抵解尚未免除的草银、站银数额。这样百姓就不用缴纳无地可出的草银、站银，十多年未能了结的事情，也能在一天之内全部解决。这难道不是可以流传不朽的功劳吗？一是学宫长期毁坏，请求恩准查修事：查本州学宫破败到了极点。敬重孔子的父亲，子孙就会喜悦；把孔父供祀在明伦堂，右侧偏室却如此亵慢，怎么可以？尊崇圣人的教化，教化才能推行；把圣人箴言收藏在明伦堂，左侧偏室却如此怠慢，怎么可以？姑且不论房屋低洼、狭窄、简陋、倾倒、坍塌、摧残、破败等情况。生长于此地、做官于此地的人，能够在学宫门墙之内留下足迹，已经是幸运了；但学宫正面受祭、享用血食，难道可以如此吗？在这里献祭、在这里享祀的人，都在殿廊旁斋戒住宿，这是礼制；但竟然没有地方可以致斋，难道可以吗？建筑形制多沿袭前朝旧制，陋俗仍然存在，因循守旧而不明白本朝的制度，皇上的教化也未能畅行。况且万历二十九年，包城把士人聚集之处改作工厂，竟然不议论修复，反而加速了它的败坏。把文教场所看得像仇家，不但不加以重视，反而又增建了破坏它的设施。借口缺少财力，数百年来没有提前谋划；只说维持旧状，几十年间连一木一石也没有增添。青毡铺陈在民间，读书人像归隐田园，又像隐居市井；读书人相互作揖于残破之处，仿佛在街巷相遇，又仿佛登门造访。地处中原，尚且应当兴办学校来改善风俗；郡地邻近边塞，难道不应当用华夏礼教改变夷俗吗？自万历三十九年以来，虽然春秋祭祀时颇有奔走供役之处，朔望祭拜时也颇有行礼之地。然而严重毁坏的地方，仍然没有修理；极其破败的地方，仍然没有更换。工程即使不敢半途停止，实际用度也免不了苦于不足。因此恳请另建启圣祠，使我孔夫子的道统绵延不绝，使先圣的灵魂有安居依托之所而来临受祭；另建敬一亭，使大圣人光明盛大的美好训诫有所昭示张扬，并且日日更新。进而增修斋舍，使长期没有斋舍的地方不至于永远没有；改正错误和谬误，使长期的错误不至于永远延续。这些不过是在文书上写几笔、作出决定之间的事。倘蒙垂念，特意加以修建整治，那么独自创下千年罕见的奇功，楼烦怎么会不能成为邹鲁之地？一举更新百年来的旧状，功德怎么会不与河洛地区相等呢？设置四乡常平仓的议案 常平仓的制度，比社仓更好。近日承蒙布政使议定拨发籴本银三百两，在本州建立常平仓以便利百姓，这是很盛大的善政。只是查原议拟设在城中，这样只有附近居民能够享受其利益。若想施惠到五七十里以外，就会有享受不到的人；若想施惠到百十里以外，就更会有享受不到的人。因为荒僻边远的道路上高山深涧，搬运十分不易；况且孤苦贫民能带多少钱，难道为了很少几斗粮食往返百十多里吗？因此想要贯通原议的意思、扩大制度，打算在四乡人烟聚集、有铺舍或有寺院的地方，按照地势远近酌情设置四座常平仓。每座储存本州数年间召买积存的余谷九十五石，四仓共储谷三百八十石。每年选派一名有德行、有家产的人担任常平老人，共四名，免除他们本身的差徭；每年春天粮价上涨时，禀报官府，按照当时市价减一分出售，卖完后把银两交给官府；入秋粮价低时，领取银两，按照当时市价增加一分买入，买完后把数目报告官府。银两和买粮事务由新任老人负责，立案造册则由仓房书识负责。粮谷的出入稽核由掌印官负责。与布政司在城中设置的常平仓一样，向本院申报，登记在循环簿中，以防侵吞牟利；也载入考核成绩，以防荒废。虽然现在粮食不多，以后或许会陆续增加。何况积存数年，每天都有增长，那么今天的数目只是开端罢了。但每次买粮不许多到五斗、七斗，因为有财力的人在城中自行买粮并不困难；买粮价格不许增加到二分、三分，因为有粮的人已经省去了运到城中的费用。虽然如此，还有一层说法：春季出售、秋季买入固然是固定制度，但应顺应时令和百姓需要，贵在有变通办法。如果春天粮价低而没有人买粮，难道也要督促他们出售吗？如果因此使籴本亏损，便死守旧粮，岂不是又增加一番劳扰？如果秋天粮价高而没有人出售，难道就不让买入吗？即使勉强买入，出售的粮食反而减少，也必定要广泛寻求新粮，岂不是又要多费一番调度？这样一来，深山穷谷中的百姓都能享受常平仓的利益，免受饥荒之患。请求在各乡设立社仓的议案

译本州城内的社仓粮，已经申报并获准发放了。但距离城远的人都不愿领取。问他们原因，他们说：山高涧深，搬运不容易；领一次、交一次，得不偿失。各乡虽然有胡知州设置的常平仓，无奈原议只允许按一分的加价出售，贫民没有银子，从哪里来接受恩惠？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向富户借贷，即使加三成、五成利息，即使粮食斗小、品质粗劣，也甘愿接受。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社仓的制度正是这样：旧粮耗尽后，百姓可以不拿银子而得到粮食；而农民有了依靠，等新粮成熟后，百姓也可以不出本家就偿还粮食。这种就近取用余粮的办法，最方便没有银子的贫民。只是距离城远，就得不到这种恩惠。所以古人在各乡设置社仓，确实有深远的用心。如今想使各乡贫民和近城贫民一样得到救济，没有比仿照古法在四乡大村酌情设置社仓更便利的了。今年春天，便将召买积存的余谷发给铁匠铺、张家、郭家二滩，共五十三石，设置一座社仓；在花园、会里、山头等村，共五十石，设置一座社仓；在尚家、韩家、寺合等塔，共五十石，设置一座社仓。就在各村各选一名常平老人，负责发放和收取粮食，免除其现年的力差。从今年春季开始，秋收后也按例加二成归还，储存在本村老人管理的窖中，登记入城中社仓的循环簿，按同样格式更换，以防侵吞和废弛。纸张、抄写等事项，都责成户房管仓书识办理，不许累及乡民。城中的社仓，仍然允许各村每年同其他村一样平均领取，不得因为另有社仓就吝惜不给。这样，深山穷困的百姓也能享受社仓的利益，不至于受富户勒索。设置粮册的议案 本州田粮原有州总、都总、甲总、户总，不能凭意愿增加，也不能凭意愿减少；只是粮额没有固定册籍，册籍也没有固定存放之处。虽然黄册、赤历按时造送，从未缺少，但其中都是虚构冒报，只笼统写明某户粮若干，并不详细列出某项粮若干，又加上私下收取、暗中转移的情形，没有一个字报到官府。并且每年临仓收粮，都落入收粮头目的掌握，再没有一张纸、一个字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豪强恶人借此漏网，奸猾之徒凭此施展诡计，愚昧小民又怎么能够同他们争辩？自本州任职以后，我把田粮逐名详细列出，并且每名发给由贴一张，务必同临仓收粮相符合，百姓才明白地知道粮额多少。有的田地已经卖掉而粮额尚未过户，有的虽已过户却没有全部过户，有的此户粮已经收取而彼户尚未开列，有的彼户粮已经开列而此户尚未收取，有的开列已经清楚却飞洒得无影无踪，有的收取已经明白却诡寄在旁人名下；这些都逐一查出。但如果不趁此时制定定规，日后必定又重蹈覆辙。本州难道肯经营数年后不久便废弃吗？因此督令各都书手领取纸张和印册，将清理过的粮册照样造两本：架阁收存一本，堂右厨房储存一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户〕 务必使每户人的粮额同户总相合，各户粮额同甲总相合，各甲粮额同都总相合。设置架阁书办，负责开收、管理册籍和厨房；并把厨房钥匙交由官府掌握，命令下一年负责开征、收取的人都以这本册籍为依据。凡赤历、黄册，都要同这本册籍完全相同，每十年更换一次，仍储存在厨房中。这样虽然弊端未必能够完全杜绝，但大体上或许可以维持。请求免除增加盐税的议案

译大水口盐票积压已久，日久会使国课受损，一直是主管官员忧虑的事。如果把积压盐票分发到各处，众人合力便容易办理，实在可以说是通变的好办法。只是本州百姓只有五里，衙门没有一个办事吏员，两面又有盗寇窥伺，一座孤城独立，这里只是有州的名义罢了。原来设置盐票四百张，每年缴税二十四两。万历二十八年增加盐票二百张，增加税银一十二两；万历三十年又增加盐票二百张，又增加税银一十二两。黄台上的瓜，已经摘了一次又一次。若再增加盐票，就只能有人抱着瓜蔓叹息了。况且考察盐法，本州也有应该怜悯而不应该增加的地方。名义上称为盐商，必定是家中有余资的人，他们尚且常常苦于向盐场缴纳发运银，还常常劳烦上级官员抚恤；荒僻边地的穷民有什么资本，竟要让他们领票贩盐、卖盐缴税，还承担同商人缴纳场银相同的事务？本州距离山阴往返要十二三天，经过边外，必须先到大水口挂号，然后才能到州里，所承担的事务同商人发运一样。凡是商人都不能兼办的事，难道穷民反而能够从容承担吗？平潞的百姓只贩盐、缴票，并不缴一分税银；太汾的百姓只卖盐、纳税，从未远赴盐池。本州远赴山阴，正如平潞百姓一样，只缴盐票就可以了。山阴并不是没有盐票、没有税收的盐，为什么又要让本州像太汾百姓一样，按盐票缴纳税银呢？腹地百姓不能兼办的事务，难道边民反而能够从容承担吗？这还只是就西路概括而言。若同中路各处比较，也有应该怜悯而不应增加的地方。远处如忻州，姑且不论到静乐县，原来既没有设置盐票，也没有增加盐票，只在阳防等口领票贩盐、缴票纳税，不知是多么省便，也没有其他祸害。西路与之相比，简直如同天上人间，为什么不能用对待静乐的办法对待本州呢？中路营堡像棋子星星一样密布，百姓蜂聚蚁集，也不知道是否设置了盐票，也不知道盐票是否已经一增再增。比如西路各营堡，每年在场城堡厅设置收贮盐票若干，又在红门市口、关河口设置盐税若干，近来也有积压不能流通的，是否也曾请求把它们分发给中路各州县？如今只借口鲁盐，便想增加与本州无关的盐票一千五百张。法律森严，谁敢轻易逾越？试看看屡次报告的私盐贩运、频繁查究的捕役，毫不宽纵，那么鲁盐难道会公开流通而无人顾忌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再看看山阴县驮运食盐，都要在大水口挂号，往来络绎不绝，那么官盐哪里会有积压而不能流通的道理？不知道河南邻近淮盐、汉中邻近川盐、平凰邻近花马池盐，也只是严格禁止越界贩运吗？还是也因此增加盐票、增加税收？如今天下同属一家，共同遵守一套法令，似乎不应当有不同。即使大水口积压盐票关系国课，也只应分发到尚未设置盐票的营堡，不应增加到已经设置盐票的州县。因为各营堡耕地遍野，商铺遍布，难道其中的人都是军籍，竟然都可以食用无票无税的盐吗？那些被分派到天潢贵胄身边的人，尚且要请领盐票后才吃盐，为什么中路各营堡偏偏独不如此？也只应增加到百姓多而盐票少的州县，不应增加到百姓少而盐票多的州县；只应增加到从未增加盐票的州县，不应增加到已经增加过、又再次增加的州县。河曲县管辖七里，只额设盐票四百张；兴县管辖九里，只额设盐票五百五十张。拿它们同管辖五里的保德、每年领取盐票八百张相比，究竟谁多谁少，谁应该增加，谁不应该增加？至于岢岚和岚县，又比河曲、兴县更大，为什么反而不谈到它们呢？况且官员有文武之分，百姓有军民之别。过去设置盐票原有本意，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已经承担者，再嫁祸于别人。百姓有多有少，盐票有增有减，今天分发盐票应当有依据，权宜办法也不能让一处漏网、另一处层层加累。恳请垂怜这个荒远边地的小州，俯察斟酌：或者把大水口积压的盐票，按照中路各营堡大小轻重分别分配。我私下担心，积存数年的盐票还未必够用；或者按照西路五州县的大小多少分配。对于已经增加过、又再次增加的地方，适时从宽免除，这样事体公平而民心服从，盐票不积压，国课也不亏损。这样岂只是穷民世世代代感戴恩德、不至于逃亡迁徙，就连负责地方而获罪的人，也能免于罪责。若舍弃这个办法而不办理，只从那里取来交给这里，便是偏颇；一边甘甜、一边苦涩，怎么能把百姓视为仁人一体呢？至于挂号时的勒索，是西路共同的祸患；山阴县盐价上涨，是因为近年来雨水多。与在一处增加盐票一千五百张相比，这些危害还算小，姑且不敢置喙。请求免除保德所过多编派银两的议案

译保德所原额设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百户十员、镇抚二员，其舍余人数很多。原额旗军共一千一百九十一名，军余也不少；合计舍余、军余，共额定徭银二百八十五两三钱，每年办理缴纳，也不算十分劳累。后来，正千户钱浩改调老营所，副千户戴冕改调陕西镇羌，百户孙吴改调老营，万宁改调偏头，石琰、周弼则死亡绝嗣。其舍余也随之减少，但徭银定额却没有因此减少多少。布种屯军逃回原籍一百零四名，不能再行请求恢复；改拨偏头一百五十四名，改拨龙门二十六名，改拨宁武一名，死亡绝嗣五百五十五名。现在只剩在籍旗军三百一十六名。他们的军余还能有多少，怎么能够缴纳原数徭银呢？况且屯田设在忻州，往返一千多里，保德所没有一点产业，有什么生计可以维持生活？因此河西各堡、三关各城，都是他们逃生的地方；又有谁来替他们办理这种固定的徭役供纳？偶尔有一两个留在本所的人，刚长发的孩子已经全被登记入籍，头发花白的人仍不能卸下负担。即使呕心沥血地申诉斥责，又有谁相信呢？承办审查编派的人又受旧额限制，不敢稍微减免一分一毫，以免扰乱成规，这正是本所逃亡者日益增多的原因。难道可以用不需要的银两来苦害他们，用无益的定额来困扰他们吗？例如每年总府纸价银六两，遇到闰年加银五钱；副府纸价银八两七钱五分五厘二毫，遇闰年加银一两四钱二分；都司心红银一两八分八毫，遇闰年加银九分一厘二毫；本所吏目柴薪银二十四两，遇闰年加银二两，这些都是定额。然而没有闰年的时候也照样征收。以上闰年加征银共四两七钱四分八毫，究竟是为了什么？岁贡每名盘费银二十两，这是定额；但没有岁贡的年份也照样征收，这些银子又是为了什么？本所中根本没有囚犯，从来不造审录文册，却额设每年造囚册银七钱，又是为了什么？霜降祭旗，一头猪、一只羊、四支蜡烛、一份纸马，花银二两就够了，每年却额设银五两，又是为了什么？余银虽然储存在库中，当然不是可以私自侵占的东西；但像本所这样最苦最困的地方，设置这些没有根据的定额，难道合适吗？恳请把没有闰年却征收的银两，以及额外多设的数目，共计二十八两三钱二分九厘六毫，免予征收，并定为成规。这样或许可以减轻一分，本所的人便得到一分恩惠；况且这并不会使有实际用途的定额损失一分一毫，那么作出调整也不妨碍沿用旧制。请求设置囚粮的议案 强盗劫夺财物，本来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然而审理案件时从宽判处死刑，法令之中也包含着仁慈。设置囚粮，正是为从宽缓死而考虑的。有一个囚犯便给一份粮，不问他是杀人犯还是强盗，也不问他有无供给，一概不给，似乎又太刻薄了。明知他必死，却坐视他死亡，这样的心情我实在不能忍受。因此将本州申报的赎罪谷粮分别登记，按等级发给：如果是人命案件，每月给谷三斗；如果是强盗，外州县人给谷二斗；如果是本州人，给谷一斗五升。因为最终仍归于死刑，案件一经定案便不可更改；但不让他立即死亡，是法令中的仁慈，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改变判决。倘蒙俯准实行，那么罪不可赦的人就可以安心住在监狱中，坐等天命，直到自然死亡；稍有供给的人，也可以安享自己所有的衣食，不至于与邻近囚犯争抢。这样或许可以体现缓死、留存余生的本意。至于虽属山西人而有妻有子的人，以及本州有供给的囚犯，都不敢妄自请求恩泽。修缮九寨的议案 本州城紧靠黄河，河的另一边就是府谷县地；东西南三面则山高涧深，离城动辄一日、两日路程，一旦发生警报，不能指望百姓像蚂蚁附聚那样赶到城下。设置九寨，确实是保护百姓、安定边疆的最好办法。然而一百多年从未修缮，互市以后尤其没有把它放在嘴上、记在心里。如今倾塌破败，实在不足以依靠。近年来又每天事务繁忙，即使早晚忧虑，终究也无从措置。因为九寨原本是官府负责修筑的，每寨可容纳三五百人，不是一两家、一两个村庄能够独自承担的。大墙、女墙、寨门、墙基，工程很大，不是几十个人、几十天能够完成的。若要责令百姓办理，连筹办粮草都没有安宁之日，难道还要妨碍他们的农事和劳作吗？况且百姓原本没有长远考虑，贫弱之人又没有余力，一旦强令修寨，必然像鸟受惊、兽受骇一样逃散。若要责令官府办理呢？民壮已经解送去修边，所军已经承担修城和军火器械等劳役，难道能够空手督责而办成工程吗？况且州里有州里的事务，保德所也有保德所的事务，没有一件不依靠人力，确实很难调换人员另作他用。请依照明文议定，详细请示酌情施行。或者认为修堡比修边更重要，就酌量拨调修边军壮，按日限责成完工。这是一种办法；或者认为本州人应当修筑本州的寨堡，只把本州修边民壮拨回本州，领取应得的工食来服役；如果仍有不足，允许本州再行权宜请示，这又是一种办法；或者准许按工程量估算，等到来年留下所军和民壮兴修，这又是一种办法。只是听说边寇储藏豆粮、饲养马匹，似乎另有打算；倘若今冬河冰封冻后，他们入侵各乡，百姓必难免遭受刀兵惨祸。难道要放弃险要、抛弃百姓吗？我怀着对阴雨将至的忧思，切实筹划预防之计，实在不敢沿袭旧套，拖延时日，姑且慢慢议论，以求有朝一日事态自行消退，却因此坐失天时，耽误国家保护百姓、安定边疆的根本大计。增加养廉仓本谷的议案 本州生员一百一十多人，养廉仓本银只有四十一两一钱六分。每年按加二成生息，所得利息很少。遇到年成好、银价贵时，积存银两固然便利；年成荒歉、粮价昂贵时，积存粮食又便利。养廉仓现在只积存银两，在丰年固然有利；倘遇荒年，富户没有经营，读书人到哪里得到粮食来购买呢？即使分得利银，也会低价抛给富户，只为救眼前的急难。因此，计划把三年内积存的余谷五十石增添到养廉仓中，同原有银两一起发放，以今年春季为开始，等秋收后也按加二成归还。下一年春季仍然银谷兼放，秋季也银谷兼收。银两由库吏经手，粮食由仓斗经手，总的事务由礼房管理。每年年终，也奉学道公文，交由本府查明，再转报本院。遇到荒年，也等本府详细申报，由学道转报本院，批示发放给士子。这样丰年有利，荒年也有利；今天增添的制度，也不至于日后废弃。创设学田的议案

译设置学田的地方，无处没有，唯独本州处在荒远边地，从来没有学田，实在是制度上的缺漏。年成丰收时，读书人难道很少遭受饥寒吗？遇到风灾、荒年，学校里尤其多有哭号之声。周济贫困本是盛大的善举，但主管官员有时苦于频繁办理，按常情申请赈济又有困难，学校规制也难以逾越。平时坐视不理，心里已经不安；粮价昂贵时旁观，更加不忍。因此，除去随时举办的助婚、助丧、助贫之外，又创置两处学田：一处购买陈乾、陈自登、王旌的济道沟土地，共价银三十四两七钱，每年除缴纳粮税外，共得租谷九石八斗；一处购买贾名都、贾名布、贾名司、贾名正的西庄土地，共价银二十三两，每年除缴纳粮税外，共得租谷六石。又查出两块闲置官地，租给百姓王之俊、郭化民耕种，每年得租谷四斗。四处每年共得租谷一十六石二斗。现已发给帖文，召集佃户到场宣布施行。但恐怕日久湮没，恳请俯允转达，作为永久的制度；这样豪强不得兼并，不肖之徒也不得侵吞牟利。请求设置义勇官兵的议案 州城建在河边，隔河就是府谷县，奸民容易逃匿。况且东南到岢岚州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兴县一百八十里，东北到河曲县六十里；道路都在山涧之间，人烟稀少，巡逻缉捕很困难。加上灾荒接连不断，盗贼非常猖獗。远处的情况姑且不论，仅九月十八日，宋同知带着家眷行至保德、河曲交界的猪槽▯，就被二十多个贼人各持刀箭，殴打并抢掠行李；又被贼人盗出库内官银三百多两，竟无人察觉。到龚同知与宋同知交接时，才知道库银被盗。宋同知应赔银三百两九钱，库吏应赔银四十两。到十一月初九日，本州胡知州赴任，将要到达官地坪时，有人报告：榆次布客九人回家，遇见十名贼人包围射击并抢打行李。胡知州得知后，立即率领皂隶、快手赶去，到了那里只见群贼已经登上高麓，天色已晚，追赶不及，于是逃入岢岚山去了。胡知州到任后详细询问士绅百姓，大家都说盗贼横行，并不只是官地坪、猪槽▯两条路如此。城关游荡无业之徒很多，常常发生事故。本州通往兴县的一路，是商贾通行的大道，如今被盗贼阻塞，没有三五十人便不敢通行。这样看来，衙门里、城中、境内，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盗贼。除行文给保德所，挑选训练壮军听候操演外，拟在岢岚、河曲两路各设义勇官一员，每员统领勇士二十人；通往兴县的一路设义勇官三员，每员各带勇士二十人。命令他们各自备办器械，分别巡查一路；只要有盗贼，准许他们缉拿押送到官。若畏缩旁观，或者制造事端、伤害百姓，就依法处置，决不宽贷。义勇官选择有家产、有德行的人担任；仍与所选勇士一并发给帖文，免除差役；有功之日，申报授予冠带并迎接奖赏，以表示表彰。胡知州亲自到各路审查选择，人人都乐意服从。这样各有负责的地界，责任便难以推诿；而且由本路人巡查缉捕本路盗贼，不烦劳向导，也不烦劳调拨兵力。并且只免除他们本身的差役，不必另议兵员和粮饷。况且让百姓习惯作战，时间久了可以壮大国威、使敌虏胆寒，实在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请求调动兵将以救助残存百姓、保全重要地区的事 王邵 本州设置在荒远边地，土地狭小，丁口稀少。东西两面紧邻敌寇巢穴，快马很快就能到达。又同府谷、河曲接壤，惨遭七年焚烧杀戮，田野已成废墟。现有丁口二千人，全都是经历兵火后幸存的人。办理输纳、积欠的赋税，只能盼望外地贩运粮米，以勉强延续生息。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敌骑多次来到境内，城池危如累卵。如今盗寇分支占据山地、阻断道路，粮食运输断绝。城中食物将尽，人心汹涌不安。若不赶快谋划长远办法，这座孤城早晚会陷入危急。在这种四面困窘之时，实在无法筹得万全之策，只见岢岚州处在腹里，除卫所守御的额定兵员外，又新添游击一员、精兵一千人，用来资助防守作战，兵力绰绰有余。此外尚有守备一员、额兵七百名，在岢岚各处闲置无用，在保德却正可相济；只要调动一下，事情就会大有成效。他们买马、公署等项目所需的费用，仍不免另行议定筹措。至于本州每年冬天拨来防河的代州、八角两处利民七百多人，每年支用行粮七百多两，实际上徒然耗费而没有益处。既然主兵已经设置，防河军就可以裁撤；把原来支出的行粮转作公费，足以壮大骑兵。官府不增加俸禄，士兵不另议粮饷，酌情调剂以求一时之益，并可获得变通而长久的利益。两地都能安定，全省便有屏障。确实只有实行这一举措才行。我们这些人亲身遭受水深火热，性命如同蜉蝣，只能全族聚集苦思，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俯伏恳求大恩老公祖，体念一州孤悬、全晋安危关系重大的情形，特准详细查核，上奏请求改设；这样残存的百姓或可保全，险要边疆或可守住，平定乱事、安抚百姓，也都将得到极大的幸运。条陈平籴救荒的议案 （雁平道）张 切实查照，山西省大同、三关、太原以西七处州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历来即使年成丰收、粮价低廉，仍有许多到了冬月无衣可穿、早晨顾不上晚上的家庭。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因，实在是斗米只需七八十文；按市斗计算，一个人只需三四合，价钱不过二三文，便足够一个人一天的需要。如今正值夏旱秋灾，申诉告急的文书接连不断，幸而蒙宪台倡导并带头赈济，又上疏请求蠲免，使所属各地将要死亡的百姓受到恩惠，暂时有了依靠，免于流亡。然而捐资赈济的举措哪里能够长久持续？即使领到捐赈银，也很快就会用完，又哪里能够长期供给口粮呢？如今各州县市中，斗米贵到三百文，或三百二三十文不等。从四月末直到七月末，起初不过一百天，市价就突然涨到这种程度。从八月以后算起，到来年夏粮成熟时，还有十多个月；那时粮食贵如珠玉的情形，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本道在仁州一郡，六月底就实行平籴法，因此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但本道力量有限，若不奉宪台命令，只能在一个地区实行，不能推行到各属。为此冒昧地把我的见解列在下面，恳请宪台裁夺取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一、应当严禁并整顿牙行和碾米贩米。牙行、碾户、贩户所买的米，都是富户去年囤积的粮食。去年到腊月间，每石米的价格不过六七钱、八九钱不等；这些人因为偶逢夏秋两季灾荒，便故意囤积不卖，抬高时价，希望借机牟利，以满足贪心。若不大力惩处警戒，富人会越来越富，饥民也会越来越饥。因此必须严厉禁令整顿牙行、米贩，每石限价二两；按囤粮人家的原来成本计算，他们已经获得了本钱三倍的利润，似乎并没有强人所难。这样一来，市场价格不敢私自抬高，贫民就不至于更加困苦了。一、官府买米、卖米可以切实实行。州、县、卫、所等官员，应当访察有米的人家，亲自到他们家中，以大义婉言劝说，限定每石二两，买下他们十分之三的米；随即选拔公正的耆老和清廉谨慎的能员，选定一处公所，按照原价由官府出售。家中有三四口人的，每次卖给市升一升；有十几口人的，每次卖给市升二升；规定最多以三升、五升为限。不要让人多买，恐怕小贩会借机收买转卖。若富户的米难以多买，就连新谷也一并收买来接济。倘若各属都能这样办理，米就不能流往远处，价格自然会平稳。如果按照本道如今所实行的办法，是以二两收购、以一两八钱出售。州、县等官府贫困，没有力量，确实难以把这作为固定成例；但只要真心实意地实行，不过借用凑足一百金，把今天收到的米价，随即发作明天买米的本钱，如此不断周转，花费并不多。这样足以使资本耗尽的穷民有粮糊口、勉力度日，实在是不用多花钱的恩惠。应当赶快下令实行。一、仓储陈粮可以借出出售。凡各州、县、卫、所仓中，查有多余粮食的，可照市价略减一二钱，由主管官员暂时借出出售，报明卖米若干、得银若干；到来年夏秋新粮成熟时，再买粮还仓。若遇丰收之年，粮价必然低廉；用灾年卖粮所得的银两，买来年丰收时的粮食，必定会有盈余。多余的粮食到期报明数目后储入仓中，作为冬月施粥的费用，这就更为便利。即使稍有不足，料想也不会很多，到时捐补，也很容易。一、米价不必拘泥固定。将来九月间新谷上市，到时候价格稍稍平稳也未可知；倘若市价与官价相等，官价又应当照市价略减一二钱，逐步减到每石一两三四钱，那么平价收购的办法就可以停止了。此外，本道还有一件没有请求的事：施粥一事，从前虽然奉有上级檄文，但州、县、卫、所各级官员中，遵照实行的固然有人，敷衍故事的也不少。如今民命令人忧虑，应当立即严令再次整顿：凡负有地方责任的人，先带头捐资买米，再用婉转的言辞劝募。无论乡绅还是士人，凡情愿出义资相助的，都给予表彰奖励。要多方设法，真心实行。规定从九月十五日开始，在当地，或城内，或厢坊，设置粥厂。根据地方大小、人口多少，或设三处、五处，务必选派勤劳谨慎的人役管理此事。由本官或佐贰衙官不时巡视。务必让饥民都得到实际的救济，不要使任何一人因无粥可食而独自失望。直到来年三月中旬，天气转暖、农事繁忙时，才可以停止。这样持续数月，才能保全饥民，使他们都有存活的希望。若刚开始赈济就停止，终究免不了饿死沟壑，那就等于没有赈济。如果我的浅见可以采纳，恭请宪台通行各地，下令申报灾荒。州、县、卫、所眼下应立即实行平价收购，到了秋冬灾荒发生时，便及早筹办施粥。这样或许寒冷中受苦的人可以有望活下来，流离逃亡的人也可以免于流徙他处。将会看到数百万百姓，依赖台宪诸公的仁慈，使白骨重新生肉、死者得到救活。分条陈述设置塘站的建议 王克昌

译查考保德这一带，地处黄河边，额定设置渡口，是山西省最边远的地区。东面通达神京，西面紧邻秦地边界，榆林、宁夏、甘肃沿边一带的重要城镇都在其附近。查自设州以来，一向没有驿站，只额定设置里马十八匹，用来传递往来命令。到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裁减扣除，充作军饷。后来康熙三十六年，圣驾向西巡幸边地，特意设置塘马，在东关安置一个正站，拨给马三十匹；在念▯村安置一个腰站，拨给马二十匹。又调山西省南平阳、潞、太等府所属各州、县协助供应差役，半年更换一次。从各驿站到塘站计算路程，远的有七八百里，甚至一千里不等。每到六月、十二月，预先从各州、县调拨，虽然依照规定拨发两匹马和一名夫役，但路程遥远，山路崎岖，刚到塘站时，马已经受过长途奔驰的劳累，全都疲瘦，容易倒毙。这是势所必然。即使马夫带着工料银两，负责喂养照料，银钱一到手，也只想着花用，任意克扣。塘站所在地的官员虽按月查验马匹肥瘦，可以查考马匹的状况，但消耗多少，却无法考核。而且马夫一类人最为刁滑顽劣，他们认为塘站的官员终究不是自己的直属管辖者。不加约束，就容易惹事；一加以责罚，他们便暗中怀怨，任意编造诽谤之词，回去向自己的主管告状。有时主管误听，也会导致同僚之间产生嫌隙。种种弊端，无法一一说尽。至于传送本章、飞马报送紧急差事，虽然骑的是驿站马，但传送的人又由州县差役负责，并不属于马夫。稍有延误，处分自然落在设有塘站的地方官身上。再加上山路陡峻，又遇寒暑变化，骑马偶然跌倒，马夫们便纷纷借此为口推卸责任。这就造成各地驿递都归于统一管理，唯独此地的塘站没有专人专责。再说，大差突然到来时，有时骑马一百多匹，有时七八十匹，原来协济的马匹自然不够奔驰。虽然旧例可以调拨岢岚、静乐等处的马，但所调不过三四匹，而且往返数百里；马还没有调到，大差已经抵达，只得让地方官连夜奔走寻找供应。一有缺少，便加以谴责。在上级官府那里，只知道有协济站夫和马匹，却哪里会计算地方官赔累的苦楚呢？因此，协济的举措，不但拨马的州县鞭长莫及，苦处也无从申诉；而地方上设有塘站的官员，终年赔累，最终也难以支撑。克昌反复筹划，认为不如把原来拨给各驿站的夫马以及工料银两，交由塘站所在地的州县负责，就近支取和喂养。这样，负责协济的州县可以省去远途跋涉之劳，也能避免钱粮消耗的弊端。所有工料银两仍按原定数额办理，或到上级请求领取，或在本地支销；夫马原来没有增加或减少，而驿站实际上有了专门责任，不过是把责任转移一下，却可以同时办成几件好事。○传 明代高孝子传 （见举人）李晋元 孝子姓高，名［缺］，是宣化里人。他是耀州守高益的后代。父亲配阳早逝，留下孝子和弟弟高腾，二人都还年幼；母亲刘氏抚养他们成人。孝子竭力经营菜圃，供养母亲，真诚爱敬，依恋得像婴儿一样。万历十三年五月，刘氏病重，连续数日连汤药和食物都咽不下。孝子当时将近二十岁，请医生、祈祷神灵，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想到古代有割股肉治愈亲人的事，便说：“我用母亲遗传给我的身体来治疗母亲，希望她或许能够痊愈吧？如果说不敢毁伤身体，那么母亲若因我这个儿子而死，我还谈什么孝呢！”于是斋戒沐浴，仰天祷告，躲进暗室，拿刀割下左臂一片肉，刀刃未能完全割断，便用嘴咬断，才将它取下。伤口约宽三寸、厚一寸、长五寸。皮肤并不十分疼痛，流血也不多，仿佛有神灵相助。孝子亲自把肉煮熟送上，说：“刚得到一些鹿脯，母亲请尝尝。”母亲吃下后，接着喝汤吃粥，渐渐恢复健康愉快。乡人把这件事报告官府，当时太守杨公从书面材料中查明事情确实，想到他年幼便懂得孝道，而且这种孝行十分难得，于是转报台省，悬挂匾额表彰他。唉！孝是人的本心。亲人遭遇危重病情，只要他的本心没有被蒙蔽，谁不会想办法使亲人平安？从来没有求取医治办法而不得，便奋不顾身去救治亲人的人。当时，虽然母亲吃东西已不知道滋味，但上天已经察知了他的诚心。母亲痊愈，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人说：这种孝行，不可以拿来训导后人。我认为，像高孝子这样，不是不懂得行孝，只是他不知道割臂并非正确的做法。实在是因为他内心一向有深厚的真爱，其他事情根本无暇计较。因此为他作传，以彰显他的美德。明代太史王二弥先生传 （京卫武学教授）王岱（潭州人）

译太原王二弥先生，名邵，字炳藜，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汉代以后，他的族系已无法考察；到了明代，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传到学博公王奇、郡司马公王鼐，再传到耆宾公王起，当时他们侨居陕西孤山，在瓜圃中遇到一位奇异的人，那人说：“你们的后代，会有这样的瓜。”不久便不见了。有见识的人知道这是后代昌盛的征兆。后来生了瑞廷公王所用，他凭借明经科出仕，任四川仁怀县宰。瑞廷有文名，广泛涉猎群书，尤其精通心理学。背着书箱来向他求学的子弟，几千里不断，多人因此达到通达显贵的地位。瑞廷任仁怀县令时，那里偏僻险远，又遭兵乱残害。瑞廷安抚教养百姓，取得了像文翁那样的教化成效，仁怀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来时歌颂、离去时称赞，始终不绝。瑞廷生有三个儿子，二弥先生是长子。先生自幼秉有善根，承继孝友家风；家学勤奋，加上天资［疑字］更加敏捷。七岁便能作文，十三岁得到文太青的赏识，被选拔为冠童参加考试；十六岁取得廪饩，考试总是名列前茅。辛酉年考中恩选，乡试取得全省第一。先生还是诸生时，就遭逢盛孺人去世，服丧守制；考中孝廉后，又遇到瑞廷公去世，父母丧事都哀伤过度，以至形销骨立，深恨父母已逝而自己不能尽孝，便灰心于仕进，沉滞十年。直到辛未年参加礼部会试，才考中进士。他与杨机、部廷麟同出于倪文正公元璐门下，并一同选为庶［缺］。他常与黄石斋、文铁庵、王觉斯等人友善交往，每天以名节相互砥砺，同时留心古代学问。当时学者正处在州竟陵派相互争竞之际，彼此不是奉某人为主，就是奉另一人为主，声势喧嚣而失于真实。先生独自确立立场，涵养经史学问，取法古人而有所发挥；写文章如同刮去毛发、洗涤骨髓，务必去除陈旧套话，以天下为己任。先生任孝廉时，正值保德盗乱，便组织乡人团练，捍卫防御，名册通报上去。后来更加忧念宗社隐患，忧虑百姓疾苦，想寻求恰当办法来报答君父。但在熹宗、思宗时期，外有盗贼之患，发生兵戈战乱；内有门户之争，彼此如水火不容。君主忧虑，臣下不得安宁；政务繁杂，社会却不得治理。这使有识之士十分痛心。先生坚持立场，不畏惧仕途进退，以礼法为准则，尽心竭力。前后上疏数千言，长叹痛哭，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后来奉命出使代藩，途经故乡，又遇盗贼逼近，仍率领父老子弟，手执兵器，日夜坚守边境，盗贼因此不久退去。秦地警报震动邻近地区时，他请求调兵募饷，使盗贼不敢进入。又详细陈述防守、救灾、捐资抚恤等事的利弊。入朝奏报时，烈皇帝志在消灭盗贼，抚摸大腿思求贤才，只召见阁臣以下二十一人。先生任起居注、经筵展书，得以列入其中。他当面陈述任用人才的要务，说：任用人才必须先找到能够任用人才的人，这样一时的君子才能成批进用；要打破门户之见和资格限制，不要使人才受到摧残压抑；要寻求老成持重的人，也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因为小过失就弃置不用；慎重选择巡抚、按察使、监司、守令，之后才能使大法严明、小廉清正；要完全了解民困、兵乏、国库损耗的实情，之后才能外部安宁、内部治理；要革除军饷、盐政、钱法的弊端，之后国家才能富足、百姓家计才能充裕。于是他又谈到山西巡抚吴［缺］安抚百姓、抵御盗贼的方略，皇帝为之转怒为喜，随即提拔吴［缺］为枢二［疑职名］。后来先生再次出使代藩，仍然整理召对时所说的话，重申上奏了两次。等到奏疏涉及所经过的郡县，皇帝看到盗贼气焰、灾害和伤亡的情形，因而动容变色，多次赐予温言慰问，并考虑重用他。但部党之间的嫌隙兴起，正直之人一同退去，先生也以疾病为由请退。回到原籍以后，他仍时时与地方大吏商议战守之事，并为家乡救治创伤、消除灾害，成为太行、孟门的保障。到癸［缺］年，朝廷召先生任司业，但先生没有赴任。不久，终于因忧劳国事而病重去世。谁能说先生是看出形势而求退，只为保全自己呢？先生家世传承理学，对于忠孝大节，确实坚守不移，丝毫不肯违背。至于有时急难赈饥、施棺掩埋枯骨、修桥普济等事情，种种善举不能一一列举。先生分校礼闱，录取二十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知名士人。己卯年主持楚地乡试，录取中式者九十六人，其中四十八人为副榜。里面有许多重气节的人，并不只是以文章而被称为楚地人才。例如陈文节纯德、杨中丞文荐，后来都以身殉国难，由此可知先生选得人才。王岱与叔父长荫，以及兄长士乾、世显，都是己卯年被他选拔的士人。适逢甲乙之变，众人流离迁徙，最终陷入困顿，无法报答先生的知遇之恩；想到这些，至今仍感到孤独惭愧。戊午年，先生的二儿子宗本才把遗稿拿给我看。我读完后，看到那些高雅典重的文章，简直像贾谊、陆机、韩愈、苏轼再世，不觉感叹流连，甚至流下眼泪。有这样的老师，四十年来我尚且不知道他的文章如此博大深奥，哪里还能把他同普通人相比呢？他的典范近在眼前，百世之后仍可作为老师，何况亲自出自他门下的人呢！于是我为他的诗文校点订正，共得到十卷，刻印流传于世，等待后世评论他的人。明代都督姜公传 王源

译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杨，是保德州人。幼年学习儒业，父亲年老而家贫，于是改习武艺。天启壬戌年中武进士，授任大同威远城守备。升任大水峪游击将军，修筑松城、杏城，功绩在山西很有名。任都督佥事、宣府西城路参将时，擒获斩杀大盗王科。调任右卫路左参将时，有蒙古人前来请求招抚，总监想杀掉他们来邀功，都督坚持认为不可。宦官恼怒，上奏弹劾他；总制杨嗣昌为他辨明诬陷，宦官于是把他发交司礼监审问发遣，而都督晋升为通镇副总兵。不久任保定总督杨文岳的中军。都督面貌刚锐，身材魁伟，骑马射箭、臂力都超过常人。他慷慨激昂，以忠义自许。当时中原盗贼日益猖獗，他一听到警报就唏嘘叹息，愤怒得跺脚，起身指天发誓要拼死杀贼。崇祯十四年，盗贼两次进攻开封，都没有攻克。十五年春，又集合百万兵力包围开封，营寨连绵一百多里，打算长期驻扎、务必攻取，朝廷十分恐慌。左良玉一向为盗贼所忌惮，却骄横怠慢、不肯听命。尚书侯恂是左良玉过去的主帅，当时他被关在狱中，后来获释。侯恂在黄河边狱中督师，发檄文召左良玉，左良玉才到。此前保定总督杨文岳也正会合兵力援救开封，都督留下守卫。适逢宁夏主帅缺员，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派亲信对都督说：“给我五千金，就可以得到总兵的职位。”都督严词拒绝。于是他被檄令随军进剿。当时，各镇驻扎在朱仙镇的军队有十七万。左良玉的军队独强，但他心怀两端，不肯真正与盗贼决战。忽然半夜放兵大声喧闹，冲入各营；各营惊慌混乱，以为盗贼到了，彼此自相攻击。左良玉便乘机抢走马骡和器械离去。于是各营全部溃败，唯独都督坚守营垒不动。天亮时盗贼大举到来，他率部下奋力作战，与健儿姜业隆、耿道明大声呐喊、跃马冲杀，杀死数十上百人。身上受了十多处伤，到柳树坡被擒，与姜业隆等人辱骂盗贼，最后被分割肢解而死。几个月后，开封援军断绝，官军决开黄河水灌盗贼，盗贼察觉此事，便引水灌城，城池沉没。冬天，杨文岳的军队在汝宁战败，他也骂贼而死。起初，武进士按惯例不参加传胪；辛未年皇帝下令按会试办法，从中式前三十卷中选出一甲三人，其余列为二甲，并赐会武宴于中军都督府，由首辅主持。状元王来聘是京师人，他慨然流泪说：“皇上如此重视武人，是希望武臣在疆场效命。如果不发誓拼死杀贼，凭什么报答皇上的恩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后来果然战死。甄奇杰是保定督标副将，也在河南剿贼时战死。两人都受到三等褒奖，并荫授锦衣卫百户，由子孙世袭。都督死后，杨公穿着他的旧衣服，痛哭了好几天，夜里上书请求抚恤。他的儿子宗吕也援引王来聘、甄奇杰的事例上陈请求，但兵部等待贿赂而贿赂没有送到，只追赠右都督，荫授外卫部旗。等到宗吕再次上疏，按例请求上报，诏命还没有下达，国家就灭亡了。宗吕哭着说：“我的父亲捐躯殉国，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赫赫大明，最终竟因贿赂而覆亡，难道这是人的不幸吗？有什么可怪罪的？当时如果不行贿，事情就办不成，往往都是这样。”宗吕是顺治己亥年进士，初次出仕任潍县知县，还没有到任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缺］在康熙乙丑年中进士，以文学闻名于当时。王源说：都督死得壮烈啊！只是可惜周王能够得到士民拼死效力，盗贼多次被击退。假使他能与诸将一起坚守营垒，同城中守军形成犄角之势，那么开封就不可能陷入困境。盗贼士气受挫、形势屈服之后，再与孙传庭分兵东西合击，乘他们衰败之时进攻，怎么能断定中原局势最终就无可挽回呢？谁知左良玉的军队一溃，众营便瓦解，中原陆沉，宗社也随之覆亡；有的人还忌讳记载他们夜间溃逃，反而粉饰成击贼的空话。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明代中义合传 万斯同

译姜名武，字我杨，是保德州人。考中天启二年武会试，授任大同威远卫守备。崇祯初年升任大水峪游击。因修筑杏山城有功，升任宣府西城参将，攻杀大盗王科。调去守宣府右卫。适逢张家口开设互市，姜名武带兵严密巡逻缉查，直到互市结束都没有发生骚乱。蒙古部落有人请求招抚，监视的宦官想杀掉他们来邀功，姜名武坚持认为不可，宦官因此恼怒弹劾他。总督杨嗣昌极力为他申明诬陷，使他获免。不久升任通州副总兵。适逢边境报警，他带兵防护各陵有功，因此仍以原官担任保定总督杨文岳的中军，并兼管忠勇营团练事务。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紧急围攻开封，姜名武跟随杨文岳前去救援。当时驻扎在朱仙镇的各路军队有十多万。左良玉军力最强，一天夜里他的军队大声喧闹，冲入各营，各营惊慌溃散；左良玉的军队乘乱抢走各营的马骡后离去。于是各营全部逃散，只有姜名武的军队坚守营垒不动。天刚亮盗贼大举到来，他督率部下浴血奋战，杀死数百人。力竭后被擒，大骂盗贼，被分割肢解而死。他的儿子请求抚恤，枢曹等待贿赂而没有得到，于是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却吝惜不给荫职，只授予外卫世袭总旗。他的儿子援引王来聘、甄奇杰的先例，再次向朝廷请求，朝廷于是议定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世袭荫授锦衣卫百户。奏疏上呈一个多月，京城就陷落了，最终没有实行。王来聘是京师人。崇祯四年考中武会试。当时皇帝锐意重视武功，参加考试的人中，能举起百斤大刀的，只有王来聘和徐彦琦二人。但徐彦琦没有被录取，他对皇帝说考官有意压制自己，皇帝便把考官和两名监试御史一同下狱。又因为兵部复试不合皇帝旨意，兵部官员二十二人全都受到贬黜。皇帝又派词臣倪元璐等人重新阅卷，录取一百人，于是下令仿照文科榜例分为三甲，传胪并赐宴。先将前三十卷进呈，皇帝亲自确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名列第一，随即授任副部总［疑职名］。武科榜有状元，从王来聘开始。王来聘接受任命后，流着泪说：“皇上如此重视武人，是希望我们在疆场捐躯效命罢了。如果不舍身杀贼，凭什么报答皇上的恩德？”第二年，孔有德占据登州叛乱，官军进攻，久久不能攻下。又过一年二月，官军挖掘地道，在城下埋置火药轰炸，城墙被炸毁。将领们跃入城中，总被盗贼击退；王来聘又跃起率先登城，受伤而死。皇帝十分痛惜，追赠官职并加荫。甄奇杰也官至总兵，隶属于杨文岳麾下，跟随他在河南攻打盗贼时战死。有个叫邓祖禹的人，是蕲水人。他性情任侠，家产耗尽后便学习奇特的射箭技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武会试，授任沈阳守备，遇敌时中箭而死。半夜又苏醒过来，因伤势严重请求告归。崇祯初年，被起用为宣府游击，入京护卫。适逢申甫的全军溃败，邓祖禹的军队在卢沟桥与敌相遇，拼死力战，得以保全。升任涿州参将。他上疏请求召见对答，未获允许，便进京在上朝官员班列中呈上直言奏书，声音稍显激烈，被御史弹劾下狱。然而皇帝颇为采纳他的意见。过了很久才赦免出狱，任辰沅参将。他擒获苗族首领“飞天王”张五保，斩首一千五百级，摧毁其巢穴。升任副总兵，统辖德安、黄州二府。流寇蹂躏他的乡县，他率家丁和民兵，夜里到土壁山进攻，斩首一百多人，缴获马九十七匹及其辎重，全都私自占有。有人想揭发此事，邓祖禹追上并杀死了他。主管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请求让邓祖禹以剿贼赎罪。于是命他出援；他统领的城中部队只有七百人，到达后却看不见一个盗贼。刚进城，盗贼便从四面突然包围，重重围住。邓祖禹突围退守，城西外盗贼又包围了他；他奋力作战，军队战败被擒。盗贼劝他投降，他愤怒斥骂，始终不屈。盗贼再三劝说，他又骂道：“既然这样，就必须把我的心肝换掉。”盗贼笑道：“换掉它也不难。”于是他们剖取他的心肝，他因此而死。学博文宇马先生传 殷梦高 先生姓马，名志，字人杰，别号文宇，世代是山西保德州人。始祖马骧在明宣德年间出仕，官至南京南城兵马使指挥。六世祖马大吉为乡饮宾。高祖马锐任盐运司大使。曾祖马廷莹在明隆庆年间中贡，历任晋府教授。祖父马化龙有孝行，幼年便懂得早晚向父母问安，稍长后竭力在生活上奉养父母，父母去世时尽哀尽礼，世人所称的马孝子就是他。他也曾中贡，历任耀州学正。父亲马?上觐，是郡学增生。母亲姓康，生了两个儿子，先生是幼子。先生生来聪颖，八岁入学，从塾师口授便能默默记住；尤其恭谨，不喜欢嬉戏。每当塾中孩子聚在一起玩耍，先生独自庄重诵读不止。后来写制义文章，他不屑于琐碎拘泥于章句，只以阐发义理、印证深层领悟为主。二十岁入县学，考试总是名列高等。学使者常常以远大前程期望他；他多次参加乡试，却没有考中，郡中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无不因为他命运不济而替他惋惜，但先生对此处之泰然。先生最初取得廪生资格，接近三十年时，按照旧制，郡县贡士规定州学四年贡三人。国初草创，军务频繁，却未曾废止；等到先生将要出贡时，皇帝刚刚登极，执政大臣以经费不足为由停止了旧制。郡中人更加替先生叹息说：“凭先生的才学，不能考中高科、登上显达仕途，难道连区区明经科也要困顿到这种地步吗！”先生听到后认为不对，说：“士君子立身处世，自有可以不朽的事业，遇到小的得失，何必介意呢？”康熙九年，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凡国家大典都重新遵循世祖章皇帝的成法，有司才以先生的名义贡入太学。郡中人都向先生道贺，先生自己却并不因此高兴。入贡后数年，参加铨选，得到平阳府太平县训导的职位。先生不因官位低、职位冷清而懈怠，尽心教育。经他指授的学生，写文章都有法度；而且亲近熏陶之下，士人的风气尤其大为改变。弟子们从内心诚服，希望长久留先生做他们的老师。只是先生对仕进很淡泊，任职三年便告归，一时的士子攀留不舍，甚至流下眼泪。归隐林下以后，他拄杖闲游，不再把世事放在心上；言论风采卓然，足以成为乡邦的榜样。郡中有司急于用先生作为后进的楷模，于是极力请他出任宾席之职，全郡都称赞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先生一生的为人、品德、学问都高出流俗，浑厚而不显露。大概是得到了春夏之气较多，所以享年特别长，活到八十六岁。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者长寿吗？后来，他的子孙繁衍，都能凭借诗书使家业世代相传。他的曾孙云卿近来与我交往，我因而大略了解先生的生平，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他作传。

译殷梦高说：陶靖节称道，黔娄有句话：不因贫贱而忧愁，也不急切追求富贵。如今世上的读书人，一旦不得志，便怨天尤人，愁苦得一天也过不下去；一旦得到一点小功名，便沾沾自喜，唯恐失去。天下这样的人往往很多，实在都是鄙陋之夫。先生才高学博，长期困于诸生身份，却从未显露过一点忧愁怨怼的神色。等到出仕后，不久便忽然高尚退隐。懂得适可而止、满足于自身所得，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事，而先生却做到了。他那清白的品格、明亮的节操，真是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人啊！我曾听说先生的祖父马孝子，年龄和德行都很高，却不羡慕荣华利禄，有古代高士的风度。如今先生居家以及在乡里，与他的仕进、退处、出仕、退隐，大体都仿佛祖父孝子；他成为国家乡邦的典范，享年达到老耄之境，也与孝子相同。《诗经》说“继承祖先的功业”，又说“继承母祖父祖的事业”，先生都做到了。王节母传 傅眉（太原人） 节孝王母，是保德王恒的母亲。她的祖先原是颍川人，有人曾任张士诚的将领，后来迁到保德，于是便在这里定居，成为本州的大族。传了几代，到文学士王鼎，生下了节母。母亲张氏贤惠有德，教给她闺门礼法、女工以及主持家务的事情，从未让母亲稍有忧虑。太史公听说她贤德，便替自己的儿子太学公下聘礼。她十四岁嫁给太学公，侍奉公婆都遵照母亲教导的样子，亲自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从不懈怠。她性情简约稳重，少言少笑，不喜欢华丽装饰；但也不在柴米小事上过于苛细，因此得到妯娌的欢心，下至婢女仆人也没有怨言。二十六岁时，太学公因一场异梦早逝。王恒当时才六岁，母亲抱着他伏在灵柩上，号哭得几乎昏厥。她的公婆忍着悲痛，哭泣着抚慰她说：“我们的孙子还小，没有媳妇就没有孙子；没有孙子就等于失去了儿子，也使我们两位老人无所依靠。媳妇你勉强为我们饮食吧。”母亲说：“未亡人不敢轻易寻死，不敢把幼孙留给公婆忧虑，也不敢让遗孤使地下的丈夫担心；我实在不敢死。”于是她强撑着起身，按照公婆的话去做。不久，太史公因忧虑国事憔悴而死，节母在仓促之间竭力辅助婆婆为他安葬、祭祀。闯贼下伪令要求捐献军饷，节母把所有簪子、耳饰都收集起来交出。云中发生变乱，城中也下令捐饷，节母又把多年经营积蓄的财物交了出去。她的婆婆去世时，节母督促王恒为祖母安葬、祭祀，一切都按照太史公的礼仪办理。她忧劳忍让，历经四十三年，王恒终于长大成人；她六十九岁时去世。临终时对王恒说：“我现在没有辜负你的祖父母和你的父亲了。” 野史氏傅眉说：王恒曾说，戊申年诏令表彰天下贞节妇女时，他想把母亲也列入其中，母亲责问他，他便据实回答。母亲说：“受到表彰的人未必真正守节，真正守节的人也不求表彰。你千万不要妄想，反而增加我的一番不快。”王恒又说，当初分家另立门户时，家中只有小米二石、黑豆三斗、菽四升。山西人把菽麦一类的粮食称为［缺字］。实在太艰难了！他又说，家中连瓶罐都不齐全，生活非常窘迫；没有汲水的器具，只好向过去的仆人借，仅借到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瓢。那时王恒哭泣，母亲却不哭，还说：“好孩子不吃分家时分来的饭。”王恒说起这些事，直到今天仍然哭泣。实在太艰难了！身居官宦之家却能够安于贫困，贫困而又谦让；身居官宦之家却能够甘受困苦，困苦而又［缺字］。默默守节而不求表彰，表彰也没有轮到她。远近相传说：守节的妇人是有的，却没有见过像王母这样守节的；孝顺的人是有的，却没有见过像王母这样既守节又孝顺的。人们私下给她谥称为“节孝王母”。外祖母杨氏苦节传 白君琳 杨氏，是我的外祖母。她生于明万历辛卯年，卒于康熙甲寅年。出生若干年后出嫁，出嫁若干年后丈夫去世。丈夫去世后守节五十多年才去世，死后葬在康家塔老坟的墓道旁，享年八十六岁。距今甲申年又过了三十年。我这个外孙白君琳，才开始在她墓前立石来表彰她，并为她作传。外祖母没有儿子，所收养的嗣子又遭逢兵祸。她由我们家奉养，也葬在我们家。像外祖母这样苦守节操的人如果不为她作传，谁还算守节呢？为她作传，虽是私人的事情，也就是公义。外祖母姓杨，嫁给外祖父康公，名尔知。康家是宣化里的大族。她生有三个舅舅、两个姨母，其中一人是我的母亲。外祖父去世时，外祖母哭得哀伤憔悴，不想活下去。此前外祖母一向以德行声望著称，连皱眉和微笑都不轻率，乡里人很少能看见她的面容；她熟悉事务、精明能干，很会持家。她守寡以后，乡里的望族争相想娶这位贤能的妇人，媒人来往如织。媒人第一次来时，外祖母的嫂子拒绝了；第二次来时，便严厉斥骂。媒人又来，她说：“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死去，只是因为我的孩子还小罢了。假如扰乱我的心意，一碗杏仁汤就足以结束我的生命。”从此以后媒人不再来了。然而外祖母在丈夫尚未去世时，看到别人改嫁，便常常说：“龌龊！龌龊！”她的贞烈，大概是天性如此。她性情严厉刚正，教育几个舅舅从不放纵；舅舅们长大后都娶妻成家，媳妇们也都战战兢兢地敬畏她。她把姨母嫁给高家；我的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非常贫穷，曾经在酒店当垆卖酒，同时夜里偷偷读书。外祖母说：“秀才肯读书，还忧愁什么贫穷呢？”适逢国变，几个舅舅先后死于战乱。外祖母悲痛地说：“上天夺走了我的嗣子，却不能夺走我的志向。”守节更加坚定。然而家族已经覆巢毁卵，连一根可以栖身的枝条也没有了。她只好依靠姨母和我们家，而我们两家本来都贫穷，只能计算米粮过日子，靠洗衣缝纫来穿衣。即使挨饿的哭声、受寒的哀号不断，她也不后悔。她疼爱外孙男女以及白君琳的子女，都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庚子、辛丑年间，父亲在梁溪县任佐官、在邺地任佐郡官，外祖母这才渐渐有饭吃得饱、有衣服蔽体。又过了几年，她去世，父亲为她办理安葬。下葬那天，康氏族人没有一个到场。三舅留下的遗腹子穿着丧服，舅母改嫁袁家，冒用了袁姓。那个遗腹子也没有留下后代。康氏族中有一位姓贾的女子，是先祖母的妹妹，丈夫名弘施。她在丈夫死后也守志不嫁；先外祖母去世后，她与外祖母葬在同一块墓地。她的儿子也没有后代。上天为什么不让善人得到福报呢？白君琳说：外祖母性情正直严厉、凛然不可侵犯，人们不敢用非礼之事冒犯她，所以能够守节到死。贾氏性情温柔和顺，却也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操守。然而她们都没有后代，实在令人悲叹！陈烈女传 白君琳

译陈烈女，小名敬，是经历嘉荩公的女儿、经略奇瑜公的妹妹。母亲姓孟，怀孕时不能吃米饭，吃了就呕吐。烈女天性温婉和顺，聪慧明达世事。婆母对媳妇十分严厉，嫂子依赖烈女，因此很少受到责罚。曾有人送来瓜，嫂子不能得到瓜吃，烈女便暗中把瓜送给了她。她幼年订婚于郭氏；到及笄之年，丈夫品行不好又贫穷，而经略公逐渐显贵，便以此为耻。适逢天启丁卯年，朝廷下令征募兵员，郭氏便把她的名字暗中列入名册，希望借此牵连她；同时另有一家向她下聘。烈女知道后，对母亲说：“唉，要套上马鞍了。”母亲没有听懂。她慢慢说道：“不要叫女儿，女儿太脏了，洗过澡再出去。”婢女把沸水送来，她便把房门闩上。过了很久还不出来，呼喊也没有回应，破门一看，她已经上吊了。母亲惊骇悔恨，号哭不止，把她原来穿戴的衣饰找来，全部烧掉。事情上报后，朝廷追赠她为“烈女”，为她建立牌坊并加以崇祀。御史刘公名四端，写文章祭奠她。顺治年间，徐守拆毁了她的祠堂。到了己丑年灾难将要发生时，忽然有人半夜起身呼喊烈女的名字；第二天就下令召集工匠修复祠堂，却因兵变没有完成。康熙年间，她的侄孙孝廉大谟重建祠堂，但只有一间屋。白君琳说：节操产生于真情，真情所感动之处，即使鼎镬也甘之如饴。正在订婚时谈什么真情呢？怎么会有真情？若不是受到义理激发，是做不到的。舍生取义，士人尚且觉得困难，何况女子呢！既然有人必须像长戟一样刚烈、把如斗大的印信和家产放在心上，那又究竟是为什么呢！附：经略陈公诸妾传 白君琳 经略公身份尊贵，姬妾很多。后来罢职归家，正赶上国家发生变故，伪闯王把大族迁往咸阳，公也应当迁徙。贼将郝安才占据府谷，便与公的仆人谋划，诱骗公留下。姬妾中有一人张氏，名耐，是郡中一位考生的女儿。她见公没有回来，害怕自己受辱，便饮毒而死。后来经略公指使唐通杀死郝安才，又取郝安才仆人的首级祭奠张姬，并把她的塑像立在烈女祠中。经略公死后，又有郭氏，名宗正；王氏，名缀，也都为此而死。起初，宗正性情刚烈而柔顺，善于侍奉张夫人。到这时，她的父亲想把她嫁出去，催逼她去打官司。宗正责让父亲说：“我宁可死，也不再侍奉别人。”于是她同王氏商量，到张夫人处梳妆完毕，便自行沐浴，穿戴整齐并缝好衣服；服毒后盖着被子躺下。过了很久呼唤她们没有回应，揭开被子一看，两人已经死去，像睡着了一样。张夫人非常悲痛。此后二十年，张夫人才去世。在她去世前两年，有个杨氏，是从前经略公最宠爱的妾，去世了。那个不得宠的东氏因忧郁成病，因乳房疾病而死。又有陈氏、秦氏二人相依为命，足不出户。十五年后陈氏去世。秦氏本姓张，为避张夫人的姓氏，改从外家姓，最后也去世了。她死于康熙乙亥年四月。距离经略公去世已经四十八年了。这些人都有烈女的风范。她们的葬礼没有按礼制办成，听到的人都为她们悲哀。《艰贞叟传》（会元、编修）戴名世（江南桐城人） 艰贞叟姓白，名眉，字静远，是太原保德州人。年轻时是诸生，凭着气节自负。曾经出游，在旅店捡到遗失的金子，老人把金子藏在床下，等到中午，失主回来，便把金子全部交还给他。那人想分一半给老人，老人不肯。他廉洁自守、端正立身，大多就是这样。顺治戊子年，他被举荐为贡生进京。后来一次任州幕，一次任县丞，一次任府同知，又两次代理县令；他的治理政绩都有许多值得记载的地方。他任沂州幕僚时，只带一个僮仆到任。沂州一向荒凉残破，老人到任后甚至连稀粥也供应不起，但他仍安然自得。住了三年便调任。他任无锡县丞时，无锡是大县，赋税繁多、劳役沉重，白粮都要解送京师，官吏借此营私舞弊，额外苛刻搜刮，百姓不堪忍受。老人向上级请求，将这些弊端全部革除，无锡人都感激他。有人把这件事记作《留棠集》。他任彰德府同知时，到任不久便代理武邑县令，又代理安阳县令。他代理武邑时，施行了许多惠民政令。武邑人把这些事编成歌谣，四处传唱。他代理安阳时，治理方法同在武邑一样。不久安阳的新县令到任，此人年老而昏聩。恰逢发生盗案，县令所用的胥吏怨恨老人，便借机把祸事嫁给他，于是老人被罢官离任，回家读书自娱，施恩于人而不求回报。有人蛮横无理地来冒犯他，老人承受下来而毫无怨言。乡亲们都称他为厚道的长者。六十九岁去世。晚年自号“艰贞叟”。赞语说：自从吏治衰败以后，大官直到小官，辗转相互侵吞，因此百姓越来越困苦。百姓越困苦，官吏越贪婪；大概彼此习惯了，已经很久不认为这是错误。我读白先生的事迹，这在今天并不是常见的事情。他的才能还没有完全施展便被罢官，可惜啊！先生的儿子君琳，不远数千里来请我作文，以彰显先生的德行。因此我替他记述事迹的大概如此。《琅屿姜公传》（会魁）方苞（桐城人）

译姜公名宗吕，是太原保德人。他是获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姜名武的儿子。都督凭武功在边疆显名，却让姜公学习文业。姜公聪颖过人，接受书本只看一遍，便能领会大意；为人沉着坚毅，有才干谋略。从都督、军旅同僚、乡人到宾客，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在世上必将大有作为。当时贼势日益壮大，朝廷内外的官员都用文法相互推诿；手握精兵的武臣，多数放纵骄横，心存两端。都督平日慷慨激昂，发誓以死尽礼报国。姜公常常哭着劝谏，说一个人拼死一战，不能支撑国家倾覆的形势；况且几个弟弟还年幼软弱，天下大乱后将依靠谁呢？都督说：“我的打算已经审慎考虑过了，而且有你在，我还有什么忧虑？”崇祯十五年春，保定总督杨文岳统率各将领会师援救开封。朝廷命尚书侯恂驻守河上，以致左良玉等各镇军队都驻扎在朱仙镇。左良玉半夜放纵军队大声喧闹，各营于是全都溃败。都督浴血奋战，力竭而死。当时姜公二十二岁。他听到变故后，独自赶去寻找父亲的尸体。到达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便到宫阙上书，请求抚恤。有人从贼军中来，说都督被擒后痛骂贼人，宁死不屈，最后在柳树坡被肢解而死。公听说贼军又来了。此前，贼军决开黄河，洪水灌入开封，城池全部淹没，白骨遍野，聚落中连鸡鸣声都听不到。然而公往返数次，毫无畏惧。公身材高大魁伟，臂力超过常人，又善于骑马射箭，督帅杨公认为他很奇异，想上疏请求让公承袭父亲的官职。公以母亲年老、弟弟年幼为由坚决推辞，没有就任。公从杨公那里得到都督的旧衣服，招魂后带回安葬。此前他上书请求抚恤，但所得恤典不合制度，于是又到宫阙上书申诉，却没有得到答复。听说贼军告急，他立即回去看望母亲。弟弟刚到家，太原等郡县已经陷落了。过了一个多月，国家发生变故。公居家读诵书史，督促几个弟弟学习。戊子年，他在乡试中中举；这一年冬天，姜襄在大同反叛，州守备牛化麟杀死守将，占据城池响应姜襄。双方与官兵相持了一年多。公身处危城之中，贼军认为他是全州人的希望，多次以谦卑的礼节和甜言蜜语诱请他出仕，公却不为所动。过了很久，贼军恼怒起来。一天，公坐在泽宫，贼军在台阶下陈列刀剑，逼迫公与孝廉陈大谟、诸生王宗本、张射斗一同前来，满腔怒气，准备加害他们。公上前质问，神气昂扬如同平常。贼军忽然神情沮丧，手脚发抖，口中嗫嚅，发不出声音。过了很久才说：‘没有别的事，只是军中没有粮食，想和诸位共同商议这件事罢了。’ 公立即率领众人退下。第二天，贼军单独召见张射斗，把他杀了。贼军中有个靠散布妖言来讨好贼军的人说：‘我梦见神人告诉我，城中有三位正直之臣，只要找到他们，大事就可以成功。’贼军说：‘一定就是某人。’于是到公那里强迫他接受官职。公说：‘既然神有命令，就应当向神占卜。’他让贼军把城中几十名士人的姓名全部写下，拿去告知神明，再用筮法抽取，抽中的却是平庸妄妄之人。贼军于是作罢。等到官兵渡过黄河、攻破城池并论罪时，凡是接受伪职以及乡兵中听从伪官吏命令的人，都被判处诛杀；只有公和陈、王两家的族人得以免死。陈、王两家常对人说：‘当时陷在贼军之中，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幸亏依仗姜公多智多谋，和他一起决定应当顺从还是抗拒，如今全族能够保全，都是姜公的力量。’有人问：‘你凭什么能够不害怕？’公说：‘我料想无论逃避还是投降都只有死路，义理不可蒙昧；但贼军的心意没有定准，用财物使他们高兴，以权术和数术应付他们，也许可以在死中求生。’因此，征西大帅没有不惊叹公的才干的。州中百姓和守、丞等官员都很敬重他。每逢编审户口，或州郡发生大事，必定向公咨询。公公开陈述意见，总能把事情的条理讲清楚。己亥年考中进士，丙午年适逢选官之期，却因母亲去世服丧。己酉年授任潍县令，尚未赴任，最终便去世了。公爱护几个弟弟，与他们同居共食，家中吃饭的人有几十个。幸逢卯年发生大灾荒，亲戚中贫困无所依靠的人，都要等着公家生火做饭。祖传的产业全部耗尽，此后公常常客居外地，有时还向州中百姓借钱来办理饭食。公去世时，留下数千金的债务，但他在家居住以及与弟弟们生活期间，从未让他们有一顿饭缺少。公尚未中进士时，曾到石楼教授当地子弟；经他指点讲授，学生的文章都有法度。公的几个弟弟和儿子从未另拜老师学习，却都凭文才技艺在当时闻名。公写文章淳厚古朴，具有汉人的气韵体格。他前后为请求都督恤典所上两篇奏疏，都卓然可传于后世。家中收藏有《癢癢斋文集》十卷。赞语说：百年成材的大树，必定要经过“于牺”这一处或这一阶段，才能成为有用之材。上天能够生育人才，却不能使人才得到适当任用而不被埋没，这难道不是道理中难以诘问的事情吗？看公遭受患难而坚守贞正，犹如踩着老虎尾巴却不“▯”，来面对天下国家的变故，他的功业谋略哪里说得尽呢？然而他最终未能在一个官职上施展才干便去世了，实在可惜。古人说，颜子整天不违背孔子，像个愚笨的人。他未曾把学问施用于政事，多表现在言辞上，但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难以企及。既然如此，那么公能够长久留存于后世，又何必一定要靠功名来显扬呢？《还金传》白君琳 郝生拥有一块玉，是河曲人，户籍隶属于陕府谷，曾入县学为诸生。此前，他的父亲某人与某甲合资经商，某甲病势沉重，想到自己孤单而年幼的孩子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便把若干黄金交给郝生的父亲替他收藏，并说：‘等我的儿子成人立业，才可以把这些金子交给他，不要让它们散失耗尽。’当时无人知道这件事，大概是因为某甲早已知道郝生的父亲是个重信守义的人。不久某甲去世。过了没有多久，郝生的父亲也病重将死，便叫郝生来，告诉并指示他藏金的地方。郝生连声答应。过了若干年，某甲的儿子长大了，郝生估计他已经能够立业，便说：‘现在可以把金子还给他了。’于是叫来并告诉他这件事。那人惊愕不已。郝生打开藏处，却没有找到金子；换了几个地方寻找，也没有找到。郝生因忧惧而神情憔悴，白君琳对他说：‘如果你想把金子藏起来，就不该说出来；如今既然说了，这是合乎义的事情，还有什么可疑虑的？’于是命人再次搜寻，终于找到一百金，交给了某甲的儿子。康熙年间，河曲县令田思孔为此表彰了他家的门第。白君琳说：归还金子这件事本来很容易，古人中也有这样做的，但近世已经很少了。郝生归还金子，却还有更特别之处：保全了父亲的信用，最终成全了朋友的义气，不肯苟且取用，一件事便具备了三种善行。如果不是深厚笃实地守义，哪里能够做到这样？某甲把金子托付给朋友，郝生的父亲又把这件事嘱托给郝生，这些都说明他们像古人所说的“人则哲”，教导子弟遵循正道，都是可以记载的事情，可惜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姑妇双节传》王所用

译大凡记述贞烈之事，往往要等到极其卓异、足以使人闻名的事迹，偶然遇到一件，也不容易向那些主持表彰的人说明，何况是羸弱的婆婆和年轻的媳妇相继守寡，家中穷得没有一石粮食，却都坚持特殊的操守，实在太难了，太难了！我乡里有杨氏，年轻时嫁给宣化张公茂德。张公去世时，杨氏二十六岁，当时遗孤才刚刚能够靠乞食为生。杨氏多次哭得昏厥，但因为还有孩子，始终没有死去。她把孩子抚养到稍稍长大，取名应?。后来孩子入学，天性聪颖，擅长写文章，补为庠生、增广生。杨氏为他娶了翟耆宾科的女儿，不久儿子也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了。留下翟氏，年纪和婆婆当年相仿，两个孩子都还在襁褓之中。媳妇和婆婆哭得昏死过去又苏醒，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媳妇想到，婆婆年老，自己负有为媳妇的道义；孩子年幼，自己负有做母亲的责任。倘若自己为了守节而死，使婆婆无法安度余年，孩子无法承继宗族祭祀，又凭什么在地下向亡夫交代呢？因此她也继承婆婆的美德和声誉，恭敬地奉养已经白发的婆婆，抚养尚未换牙的两个孩子，备尝艰难困苦，简直使天地都为之知悉，鬼神都为之哭泣。读到《柏舟》所说守信至死、没有二心的诗句，我未尝不感叹：这正是天地间的正气，哪里想到竟有婆媳二人在同一门中铮铮守节呢？有关官府听说了这件事，台省各司已经以母子两代守寡守节的事迹题匾表彰，我也叙述事情的大概，等待负责巡察民风的人采录。《述庵刘先生传》殷梦高 先生姓刘，名祖舜，字允恭，别号述庵。他的先世，从高祖以上已经无法考察。高祖以下世代都是读书人，间或有人出仕，详情载在少宰姜公所作的墓志中。父亲赠君名三顾，是廪生；母亲李儒人。继母王氏，名子需人，实际生下了先生。先生年少时聪颖，稍稍长大便能刻苦诵读，不因寒暑而间断。未满二十岁，就补为博士弟子员。学使钱公阅览他的文章，深深赞叹其奇异，选拔为一军之冠，不久又取得廪饩。先生在乡里设馆授徒，一个郡的名士，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己酉年中孝廉，壬戌年考中进士。由于选官途径迟滞，未能及时补授官职。乙丑年至丁卯年间，他在蔚州魏庸斋先生家中任馆师。己巳年才开始参加铨选，获得广西柳州府怀远县知县之职。癸酉年告假回乡奉养父母。癸未年在家中去世。起初，庸斋魏先生凭借崇高的德行和厚重的声望，成为当时的名臣；他的文章和理学也冠绝当世。因此，年长的学者很少许可后辈，唯独对先生十分敬重，延请他担任师席。先生曾写《我说》一篇，认为求学没有比认识自我更重要的，也没有比顺从自我更坏的。认识自我，就能达到中正、保全和气，天地万物的化育也由此实现；顺从自我，就会放纵情感、任性自私，使物欲侵袭自身。他的文章精深奥妙而铺陈畅达，博大雄浑。庸斋为它作序，认为文章根本归于性命之学，贯通上下，洞察事情的本末原委，并引用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学的事来作比。因此对他的推重奖誉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先生平日所学所问的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他任怀远县令时，所治理的县原本是“夜郎”之地。夷、獠杂居其中，归顺服从并不稳定；又正值叛藩煽动作乱之后，残存的百姓正在救死扶伤，元气尚未恢复。先生刚一到任，便抚慰巡行，慰劳招徕百姓，特别用心于休养生息；又不因为地方偏远，就鄙视当地百姓。三年之间，他的善政善治大多卓异突出，值得记载。远方百姓至今仍思念他，遗憾先生没有长期任职于此。先生一生性情恬静，淡泊权势地位，荣誉利禄没有一样能够扰乱他的内心。他所沉浸玩味的，全是宋元以来各位大儒的著作；对于佛教的旨趣，也尤其有所领会。大概从他还是诸生时，见识就已经确定，操守也已经坚定；到出仕以后，年龄日渐增长，修养造诣也更加深厚。因此，他看待尘世的功名，不异于电光、石火，忽然出现，忽然消灭。唉，这确实是有根本依据才如此，哪里只是勉强装作恬淡退让罢了。先生归乡以后，闭门谢客，除奉养父母、承顺父母脸色之外，不再办理其他事务。他每天只拿平素读过的书反复研读，越发加以玩味，沉潜其中，反复体会，直到直接吸取其中的精髓，用来帮助涵养性情，不再把语言文字本身看得重要。我曾见过他所画的小像，只见他挺然枯坐，宛如一位古代老僧。我又曾见过他的《归田吟》小序，其中说：‘我如今白天洗水观鱼跃，登山听鸟鸣，闲居静坐，得意时高声歌唱，居然有春风沂水的遗意。’唉，假使庸斋先生还来得及见到这些，不知会更加怎样敬佩服膺。读书人束发开始读书，便以学者自居；到了白头，问起他所学的内容，不过是词章和记诵两端罢了。即使偶尔有超过这些的人，也只是留心世间事务，自夸有经世济民的才干。至于切实反省自身、探究性命根本的人，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先生这样，真可以说是读书的种子，不愧为真正的学者了。我又听说先生临终时，神气清明，留下偈语向朋友告别，其中有‘从今永与宾筵决，物外高翔一白鸥’的句子。既然如此，那么先生大概是来处有自、归处有依，仿佛古代乘箕星、跨仙鹤而去的那些人吧。可惜我不能跟随先生交游，只能徒然为他作传。即便如此，我与先生相隔数千里，年龄也不相同，如今能够读到先生的著作，论述编次先生的事迹，也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了。先生的堂弟祖向曾与我交游。他的人品和学问都卓然突出，足以成为后辈的榜样。乡里人都敬重推许他。见到祖向，更使人思念先生。殷梦高说：先生的著述不算丰富，但所说的都汇集了先儒精微深奥的道理，并不只是《我说》一篇。他的《心统性情图赞及说》，以及《问心录》《言行录》等书，篇卷不多，内涵却十分广博。它们的主旨，是使人认识并把握本心，扩充天理，大体上与《我说》相互发明。只是没有庸斋先生这样的人替他表彰罢了。我私下疑惑，先生的学问卓然是儒者之学，却又不免受到佛学浸润，想来他大概从陆子静、王伯安的学说中有所领会吧。然而在世俗风气像波浪一样奔流、世人沉溺于浓厚欲望的时代，能够得到先生这样的学问来作为药石和针砭，又到哪里去找呢？这难道不是炎热之中服下一剂清凉散吗？这正是我不能不仰慕先生的原因。《处士袁君宜之传》殷梦高

译袁氏的先祖，出自陈国辕涛涂之后，去掉“车”旁而成为“袁”姓。到了汉朝末年，族人更加繁盛。自袁安到袁绍，四代都凭德行声望位列三公。魏晋六朝，杰出人士代代出现，袁焕、袁淑、袁粲、袁昂，是其中最著名的。唐宋以来，尤其多有伟人，如袁利、袁贞、袁履、袁谦以及袁高枢等，都卓然值得记载。处士难道是他们的后裔吗？处士名允贞，字宜之。始祖袁宏原来登记为寿州蒙城籍，洪武年间凭军功起家；靖难之后被贬调到保德，于是寄居在这里。如今南郭外有“袁家围”，大概就是袁宏留下的坟墓。袁宏传了几代到袁焕，世代担任武官。袁焕就是处士的曾祖父。祖父名鹤寿，父亲名德，都隐居不仕。袁德娶盛氏为妻，续娶徐氏，处士就是徐氏所生。处士出生时，正值明朝末年多事之秋。各地武装作乱，九鼎沦没，巨室大家大多不能保全产业。处士的祖父、父亲原本家境富裕，到这时荡然无存。然而处士虽然年少，却喜欢读书，并不因家境困窘而停止吟诵。长大以后，更加努力钻研学问。他手拿一卷书，沉潜反复研读，常常读得面容憔悴，也一定要把心得体会记下。到了二十岁以后，多次应试却总是受挫。处士放下书卷叹息说：“从前范文正公立志想做著名宰相，否则就做著名医生。如今我既然科举沉沦废弃，不能有所建树，那么我也将汲取上池、橘井的水，来积累医术、救活天下苍生罢了。”于是兼心钻研黄帝、岐伯的医书。有人病重困苦，给他服药往往就痊愈。有人想酬谢他，他始终不接受。他一生气节高洁，甘愿贫困俭约；邻里亲戚中那些权势显赫的人，他一概避开。性情真挚超过常人。遭逢父母内外丧事时，因哀痛过度而形销骨立，尤其谨守礼制。他所居丧，正是所谓哀戚与礼制都尽到了。平时教导儿子，完全按照他早晚寒暑自我督课的方式，从不稍有间断，因此终于培养出优秀人才，成为有名的孝廉。晚年优游于田野之间，更加留意农事，每天同两三个乡野老人一起观察晴雨，有时披着星光出门，带着月色回来。有人劝止他，他总是推辞说：“我自己以此为乐，并不觉得疲劳。”唉！处士大概就是古代东皋子、桑苎翁一类的人吧。世上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奔走追逐声势，本来就不知道有处士；而处士在烟霞泉石之间俯视一切，大概也不知道天地间竟有这样的人。唉！处士的贤德，已经远远超出流俗了。殷梦高说：我生长在吴、会一带，后来出游沂水、长江、淮河之间。渡过黄河、济水，登临泰山，经过恒山，遍游齐、鲁、燕、赵之地。所到之处，喜欢同贤能豪杰和有德长者结交。起初到保德时，便认识了处士的继承人袁海。我当时就怀疑他的才气磊落，必定不是没有来由的。如今读了袁海交给我的处士传略，才知道上天本来就是要用袁海来报答处士。勤力耕田的人一定会有秋收，修养德行的人一定会得到福报。袁氏积蓄的德泽深厚，差不多有三百年；又加上处士品行醇厚、勤劳刻苦，却一直没有享受到报应。到如今，才开始在袁海身上显发出来。袁氏根基源远流长，将来的振兴又怎么能估量呢？洛阳、陈郡诸公的事业，已经将在今天重新出现。《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经》说：“君子有谷，诒孙子。”我就替处士预先拿着必胜的契券，向上天索取报偿。这样就可以了！○赞 《王瑞庭先生像赞》（明代礼部尚书，殉国难，赠太保，谥文正）倪元璐（上虞人） 腹中藏有五车书，已经考验过而出任官吏；却也不是厨师。腰间佩着五斗印，能够同百姓和睦相处；却也不是磐石。也不必靠黄绢和岘山碑来求长寿，这便是他的长寿；也不必身居显赫官位如西平侯，有子嗣便是他的尊贵。淮水清，王宁、郭璞曾誓言三槐列于庭院。我告诉王家的儿子：你父亲就是你的榜样，早晚都应当恭敬谨慎。又一篇 （明大学士）文震孟（长洲人） 面貌飘逸超然，气度凝重安定，学问深厚，治理和德行卓异，家声兴盛。白发如鹤，逍遥自在；子孙如凤毛，翩然出众。像帝王祖先一样尊贵，获得昌盛而完满的人生；在人世间似乎节俭少取，在上天那里却丰厚充足。这是瑞庭王先生的画像，我得以面对它，瞻仰行礼于贤能的后代面前，认为它值得歌颂并流传下去。《刘述庵先生像赞》袁简临（广西人） 保持朴实，守护本真，知足而知止；端坐反省存养自身，言行举止严谨；或出仕，或退处，既可隐居，也可做官；志向在于践行仁德，以敬与恕自我勉励；认识自己的本心，扩充天理。他的画像如何？如水澄澈，如山峙立。○说 《焦黄儿说》王邵

译我乡里有以卖黄饼为生的人，姓焦，年纪大约六十多岁。双眼昏蒙，只有缝隙般的光明还没有完全消失。他长期在外，后来准备返回家乡，身上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弟弟可怜他，给了几十文钱，买了二三升黄米，把米磨碎做成糁，淘洗后炒熟，于是制成黄饼。民间本来在寒食节吃这种食物，如今因为麦饼昂贵，便成为日常食品。我住在乡里时，耳中不断听到他叫卖的声音。每次挑一担黄饼，早晨出门，晚上回来，没有卖不完的。询问乡里人，他们说：“他的黄饼不失本味，而且没有机会欺骗官府和百姓。”我很羡慕他。一天，宦官来到郡中，闾巷、沟渠、道路、城郭都不得安宁，贵贱老少、贤愚之人没有一处可以安稳休息；鸡犬都不得安于窝棚，有时只听到锅中的哭泣声。但焦黄儿的叫喊声仍然和平常一样。又一天，传来寇盗警报，京师实行戒严。征调和檄文像雨点一样下达，本郡成为军队往来的必经之处。官民震惊恐惧，想不出办法。我远远想到京城人士坚壁固守该怎么办？摧毁贼军一辆车又该怎么办？京畿地区物价飞涨，百姓会怎样？百姓抛弃儿女，像逃亡一样舍弃坟墓房屋，又会怎样？即使老和尚的袈裟也不能自保，云游僧人的头颅恐怕也会被砍下，充作首级邀功。唉！太阳升起便长睡，夜凉时吟咏月色，这种生活还能再认识到吗？此时，皇帝日夜忧劳，官员们惊慌失措；我们这些人以不能像杞人那样忧虑为耻，反而百倍忧惧；那些愚昧的百姓正相对皱眉，连美味香气也咽不下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然而焦黄儿的声音仍然和平常一样。焦老头啊，你在如今这样的世道中，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真奇怪。我更加羡慕他，想为他写一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又有一天，我要把祖先的一块大石碑移到山谷中，前去监督这件事，便看见劳工中有个眼睛昏蒙、挑着一担东西的人，仍然是焦黄儿。我于是责怪他追逐蝇头小利，却又怜悯他冒险赶路，便把他的黄饼全部买下，来犒劳劳工；又请一个人带他登上道路，我心里才安定。将要睡觉时，听见他的弟弟寻找他的声音，问明原因，才知道焦黄儿还没有回来。我指明了他所在的地方，但这天晚上却因此不能入睡。早晨起来，赶紧询问他的弟弟，扶着他把焦黄儿带回来了。弟弟说：“没有事。”我非常高兴，当天的劳工没有一个不欢喜得手舞足蹈。焦老头啊，你在山谷之间又是怎么做到这样呢？唉，更奇怪了。因此我不能不写这篇文章。最上等的是无为，其次是守朴。万物厌恶雕琢，聪明人戒除穿凿；靠自己的力量谋生，以粮食换取所需，既很少有盈余装满箱子，也不把荣辱、治乱当作登高的阶梯；把耳目等同于多余之物，结伴居住而不互相猜疑，来往者也没有忧惧。况且时值严寒，为什么寒冷的山谷没有灾祸？人人关门闭户，为什么豺狼没有使人惊骇？是因为精神保全了吗？是因为天命安定吗？还是鬼神在呵护？难道是幽冥的保佑吗？他看待那些喧嚣奔竞、驱逐争夺而不辨是非、迷恋权贵而误失根本、把得失当作祸患的人，认为他们用百年甚至一生种下忧愁的根，却连一瞬间、半亩地的安宁也不能保持。何况那些相互哭诉、彼此怨恨的事又有多少呢？至于谈论剿贼、议论招抚，离开实际行动只在那里建言，几乎同在饼上画图一样；讲孝道、称忠臣，在玄虚的战争议论中，又哪里比得上黄饼带来的吉利和实惠？筹划军队、搜求军饷，就像口渴时挖泉；拿有漏洞的器皿去浇灌干枯之物，果真能做到没有米也煮饭、没有粮也吃饱吗？这难道是脱帽露顶的勇猛队伍吗？焦老头啊，你虽然痴拙却不昏昧，经商却不贪婪，身体没有牵累，几乎长久生活在华胥国、无怀氏百姓那样的境地吧。我遗憾自己不能成为焦黄儿，又悲哀全天下像焦黄儿这样的人太少，而不像焦黄儿的人太多。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记下自己把他当作心中老师。《张君佐刘字素书号赤仙说》殷梦高 夏商以前，人还没有字。周王室崇尚文治，才开始取字，用来表示德行。《礼记》说“成年以后给他取字”，说的就是这个。至于所谓号，大概是近世好事者所创设的。仰慕古代君子，本来不崇尚这些；但风气日益开放，因事增饰，已经不止一种，若一定要在称谓上恢复古制，又有什么必要呢？定羌人张君，名佐刘。有一天，他向我请教表字，又请求我给他取号。我对他说：你们张家的先哲中，辅佐汉朝的并不止一人。留侯张良辅佐高帝开创基业，诛秦灭项，奠定汉高祖四百年基业；北平侯张苍辅佐文帝守成，凭文学、律历成为汉朝名相；富平侯张安世凭定策之功，在宣帝即位继承大统之日辅佐宣帝；太子太傅张佚凭辅导之功，在明帝居东宫培养德行时辅佐明帝；至于中郎将张奂，辅佐桓帝安定边塞；桓侯张飞辅佐先主刘备，奠定三国鼎立。这几个人都是张氏宗族中的英才，对汉室有功，名声载入史册，事业显著流传。如今你名叫佐刘，意思一定是要从这些人中取法。那么你的心意究竟想归属哪一位呢？张君说：“我听说取法于最高明的人，最终只能达到中等水平。先生请替我在这几个人中衡量，选出最值得效法的告诉我，以便景仰效法他。这样或许能使我知道应该跟从谁。”我又对他说：儒者读书，最要紧的是求得实际应用；立身处世，最重要的是出仕还是退处。秦汉以来，许多隐士只是盗取虚名，等到出仕以后，却没有一点建树，只是把头浸没在富贵势利的场合中。至于患得患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一类人没有真正品格、天下没有良好治理的原因。古代宋儒曾经谈论过这些。三代以后，只有张子房、诸葛孔明具有儒者的气象。希望张子房在出仕和退处、大节操守方面成为你的准则。这几个人固然都是张氏宗族英才，但其中最杰出的，没有谁比得上张子房。如今我给你取字“素书”，并给你取号“赤仙”，是希望你隐居以求志，不要只沾沾自喜于背诵记忆，沉溺于腐儒章句之学，而一定要讲求经世济民的学问，足以在帷幄中运筹，成为帝王的老师。将来如果你匡正君主、安定百姓，功成名就，又一定不要效法世人贪恋宠爱和利禄，而应在事业顺利时及时退隐，知止知足。这样才可以追踪张子房。这样，你对于这个表字和号也就都无愧了吧！张君说：“是，是。先生的话像金石一样坚定，请把它写在白绢竹简上，作为我终身佩带的规诫。”于是我整理叙述这些话，写成文章赠给他。●卷十一　艺文第十（中） ○记 《重修城壁创开西门记》（见名宦）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