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五莫友芝】

译元代《大一统志》由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肹、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人编纂进呈，关于古今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古迹、形势、人物、风俗、土产等，搜罗极其详备，确实可以说是天地间的宏大景观、地理学上的伟大著作。可惜明初修《元史》的人编纂草率，而地理一门尤其疏略；假如以此志作为基础，再加以检核，也许可以超过宋、辽、金诸史，然而他们竟不知道采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到了永乐年间奉诏修纂《一统志》，直到天顺五年才完成，大体上不过抄取《元一统志》的十分之一，其中遗漏和错误又多得数不清。比如各府、州、县废置沿革一门，《元一统志》正文已经记载详细，又采用古今地理各书相互参证，在正文下面作细注；《明一统志》却把正文全改成小注，只摘取几句话，其余一概删去，连沿革也都不完备【例如犍为县条下，《明一统志》记载宋代将玉津县并入犍为县，县治迁到惩非镇，元代仍旧。考察《元一统志》说：宋干德四年将玉津县省并入犍为县，大中祥符四年迁治惩非镇。又考察县治在府城大江下游，临近江岸，距府城一百二十里；县治荒凉简陋，没有居民。归附以后迁到玉津镇，玉津镇在县界上，也临近大江，距府城不远二十里，距犍为一百里。因此，犍为县在元初已经从惩非镇迁治玉津镇了。所谓‘归附以后’，是因为前面的总序已经有‘归附本朝’的话，所以这里仅说‘归附’。它的序述如此详细明白，可是《明一统志》仍然糊涂，几乎使读者直到今天还怀疑犍为县在惩非镇，难道不值得讥笑吗？又如彭州名宦中的刘易从，《明一统志》写作陈易从。考察易从是唐工部尚书刘审礼的次子，他的事迹详见《通鉴》；《元一统志》偶然误刻作陈易从。然而古迹‘九女冢’条下本来写作刘易从，明明是同一个人，《明一统志》却也不能改正。其他错误还很多，姑且举一两例】这哪里还知道有所谓考证呢？这部书前代偶有著录，也多有错误【《国史经籍志》没有著录撰写者姓名，《居易录》写作岳璘而遗漏孛兰肹】考察其始末，只有元代王士点、商企翁所辑的《秘书监志》记载得最为详细。关于修纂年月、校写人员、装潢书画工匠的俸禄和食钱、缮写所用纸札以及收掌储藏等，没有一项不周详完备，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此事的慎重。过去嘉定的钱晓征宫詹曾借抄南濠朱氏残本《元大一统志》四百四十三番，每册都有处州路儒学教授官印，所记疆域是河南、陕西、江浙、江西等省。现在这个本子只有四百三番，比朱本又少四十番；所记疆域则只有四川一省的彭州、威州、茂州、简州、嘉定路、眉州、沔州、蓬州、重庆路、夔路、达州等，而且全都缺佚不完整。不过纸张墨迹精良，没有官印，自然是民间流传的本子。地理类书籍，如宋刻《乾道咸淳两临安志》《嘉泰四明志》《会稽志》《嘉定赤城志》等，至今传本还很多。何况元代刊刻的各部地理书流传到民间，又怎么数得清呢？偶然从卖旧书的人那里见到这个本子，随意追忆这些事情并记下。乾隆甲辰年秋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二十里、二十里、一百里、一人〕 考察钱宫詹所作《元大一统志》跋文，说原来有两个本子。至元二十三年，世祖命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剌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修辑。至元二十八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秘府，这是初修本。成宗大德初年，又因集贤待制赵忭的请求，编作《大一统志》。《元史》记载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卜兰禧、岳铉等进呈《大一统志》，所受赏赐各有等级，这是再修本。钱宫詹所说的两个本子，不知道依据的是哪部书。吴骞考察《元秘书监志》：至元乙酉年【至元二十二年】，为了充实著作之职，于是命令集中天下各地的图志而统一编纂，以显示大元疆域无边的宏大。诏令大臣、近侍主持纲领，聘请博学鸿儒设置编纂机构、安排属员，办理此事，历时九年才完成。后来又得到云南、辽阳等地的书籍，再纂修九年才最终完成；如今秘府收藏的《大一统志》就是这部书。于是详细说明它的源流和篇目，作为后世办理盛大事业的准则。又在大德七年五月，秘书郎呈报奉秘府指挥：当年三月，也可怯薛期间在玉德殿内某时，集贤大学士岳铉等奏报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朝恭敬奉行世祖皇帝圣旨编纂此书，始于至元二十三年，到现在才刚刚成书；因此进行缮写，共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进呈皇帝。皇帝阅览后，奉旨将书依法收藏在秘府，并仍然赏赐编纂人员等。根据这部志书来看，《大一统志》应当在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开始修纂，前后共历时十八年，到成宗大德七年才完成；卜兰禧、岳铉等进呈的，应当就是札马剌丁等奉诏开始修纂的那个本子，并没有两个本子。这部书规模宏大、事务繁多，不经过十几年编纂不可能完成。钱宫詹又说，考察至正六年，中书右丞相别儿乞不花等奏称，《大一统志》对国家政务尤其重要，恐怕长久湮没失传，请求刊印。许有壬奉诏撰写序文，序文大略没有提到大德重修之事，因此似乎当时刊刻的是至元本，不是这个本子。吴骞怀疑所请求刊刻的，正是卜兰禧、岳铉等进呈的本子。考察《秘书志》所记，关于纂修、缮写、俸禄、食钱、储藏等无不详细，唯独没有记载刊刻之事。大概是因为此书多达一千三百卷，卷帙既多，刊刻书板并不容易；直到至正六年才开始刊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年、七百五十五卷、三月、九年、五月〕 《秘书志》成书于至正二年，所以始终没有记载后来刊印的事情；而许有壬的序文没有提到大德重修，更加可以证明并不存在两个本子。可惜这部残书已经没有可以考查的年代。至于卷数，《国史·经籍志》和《千顷堂书目》等都认为是一千卷，大概也是没有考察《秘书监志》就这样说的吧【《愚谷文存》卷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三年、一千三百卷、元二十二年、一十八年、七年、正六年〕 ●《元大一统志》【吴寿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年、一千卷〕 元代刻本《大一统志》残本六大册，内容自第六百十五卷至第七百五十一卷，其中少了九十七卷，仅存三十九卷；完整卷二十八卷，不完整卷十一卷，共四百三番，每番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字体大而醒目。其所记地域为四川的彭州【崇宁、蒙阳】、威州【通化】、茂州、简州【新津】、嘉定府路、眉州、沔州、蓬州、重庆路、夔路【永康】、达州【彭水】、绍庆路等。先父的跋文见《愚谷文存》。此书有跋语说：‘竹汀的文集跋见南濠朱氏本。’共四百四十三番，每册卷首都有处州路儒学教授印。其所记地域是河南、湖广、陕西、浙江等省。元代修纂《一统志》共有两个本子：一部在至元二十三年由札马剌丁、虞应龙等修纂，至元二十八年完成【七百五十五卷】；大德初年又因赵忭请求，命卜兰禧、岳铉重修。考察宫詹所见的，大概就是这个本子【吴寿旸谨按：宫詹文集跋又说，史书把孛兰肹看作卜兰禧的译音转写】第六百十八卷中写作刘易从，引用处写作陈易从。

译《彭州古今录》记载唐高宗仪凤三年等事。先父在书中条记说：‘考察《新唐书·吐蕃传》【卷二百十六】：上元三年，吐蕃进攻鄯、廓、河、芳四州，诏令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位总管讨伐吐蕃。李敬元率刘审礼在青海之上攻击吐蕃，刘审礼战败身亡。没有仪凤三年的事情。怀疑工部尚书就是刘易从的父亲，《一统志》只是可惜没有详细记载他的姓名。’《陈易从》一书在前面的古迹门‘九女冢’条写作刘易从，这大概是误写成陈。可是明代《一统志》的名宦条也误写作陈，留待进一步考察【‘敬元’这里误作‘敬立’】《通鉴纪事本末》记载刘审礼父子的事情很详细。又记载后来刘易从因李敬业之事获罪等，下方按语说：‘考察刘易从的事，《旧唐书》说李敬贞诬陷构罪而死，《新唐书》说是酷吏周兴诬陷构罪而死，起初都没有说与李敬业有关。况且李敬业在嗣圣元年至永昌年间败亡，到这时已经过了五六年。元代《一统志》恐怕有错误。’【《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七卷、三十九卷、元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七百五十五卷、六百十八卷〕 以上为清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二百十六卷、元三年、元年〕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万里】《大元一统志》一千卷【元代孛兰肹、岳铉纂修的元刻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存五卷【第七百三十至七百三十一卷，第七百九十至七百九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卷〕 另有【抄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卷〕 存十一卷【□□□□□至□□□□□，第五百四十四至第五百五十卷】以上为民国时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 ●《大元大一统志》考察《元史·艺文志》记载，本书的编纂共分两次，第一次在至元二十八年【西历一二九一】。由集贤大学士札马剌丁和秘书少监虞应龙等编纂，共七百五十五卷。第二次在大德七年【西历一三〇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八年〕 由集贤大学士孛兰肹和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编纂，共一千卷。此书完整本现已失传，姑且根据所见所闻，除岩崎男爵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几卷刊本外，只有文学士藤田丰八收藏有抄本两册，都似乎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抄写的，怀疑或许与乾隆朝浙江汪氏进献的书出自同一底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五十五卷、七年〕 至于本书的内容，因为没有看到全貌，当然难以下定论。不过从大德本残卷的体制来看，与宋代《太平寰宇记》极为相似。《四库全书总目》在《明一统志》条下叙述本书体制说：‘由此可知，明代修纂此书时，其义例仍然沿袭元志旧例，所以书名也沿用了元志。’这句话是说《明一统志》和《元一统志》体例相同，但是否完全如此，也不能没有疑问。《钦定热河志》和《满洲源流考》引用本志的记载，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不过《四库全书总目》在《明一统志》条下又说：‘考察地理志书，出自官府编撰的，除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元丰九域志》以外，只有元代岳璘等修纂的《大元一统志》最为繁富广博。’《国史·经籍志》记载其目录共一千卷，现在已经散失无传。虽然《永乐大典》各韵中还能见到一些文字，但已被割裂得零散，且多有遗漏脱落，无法重新排比成完整书帙。只有浙江汪氏进献的书中还保存着原刊本；这样看来，《钦定》诸书所引用的文字，也不是依据原本，毫无疑问是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抄出的。《蒙古游牧记》所引用的佚文也是如此。《总目》记载《大一统志》的编者为岳璘，这是把岳铉弄错了。考察《宋元本行格表》所说，除浙江汪氏进献本之外，还有元本《大一统志》残本，六大册，每行十字，收藏于静嘉堂。如果这就是陆心源的藏书，那么是否与此本相同，也无法确定【《满洲历史地理引用书目解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卷〕 ●《大元大一统志》【日本青山定雄】收藏中国地理志书，应当以北平图书馆为第一。该馆收藏的地理志书，不仅部数较多，而且有许多秘籍和珍本。即使拿日本以收藏地理志书著名的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尊经阁、东洋文库等处相比，也比不上它。

译该馆所藏地理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元大一统志》。此书有大小两种刊本，还有一种抄本。元代编纂《一统志》，前后总共两次。第一次在元世祖至元年间，第二次在元成宗大德年间。钱大昕的跋文说：本馆所收藏的地理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有大小两种刊本，还有一种抄本。元代编纂一统志，前后一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元世祖至元年间，第二次在元成宗大德年间。钱大昕在跋文中说：考察元代，《大一统志》一共有两种版本。至元二十三年，集贤殿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剌丁说：“如今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已经登记入册，应当编写一部书来彰明天下一统。”世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即命札马剌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人搜集编纂为志。至元二十八年成书，共七百五十五卷，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宫廷秘府中，这就是第一次修撰的版本。成宗大德初年，又因集贤待制赵忭的请求，编修《大一统志》。《元史》记载，大德七年三月戊申日，卜兰禧、岳铉等进呈《大一统志》，朝廷分别给予赏赐，这就是第二次修撰的版本。但至元本早已散佚。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编纂的《永乐大典》引用书目【按：这部引用书目是根据刘承干先生收藏的《永乐大典》编纂的，专门作为编纂《续四库全书提要》的参考】中，多次见到《元一统志》的名称。这部《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元一统志》究竟是哪一种版本，实在难以凭空推断。现在考定它是大德本，理由如下。按：大德本在明朝初年还保存着完整本，后来逐渐散佚。明代的藏书家，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的书目，乃至明代内阁藏书目录《百川书志》等书，都没有著录。只有叶文庄的《菉竹堂书目》卷六《古今通志》一条，著录《大元一统志》一百八十二册，却没有注明卷数。虽然难以断定它是否为完整本，但从册数很多这一点看，可以知道所缺的已经不多了。到了清代，此书已经亡佚；根据钱大昕等人的跋文可知，当时只剩下二三卷残本而已。钱大昕的跋文又说：戊子年春天，我从南濠朱氏那里借来元代《大一统志》的残本，只有四百四十三页。字体大，行距疏，十分可爱。每册都盖有官印，查验其中的文字，原来是处州路儒学教授官的公书。元代疆域最为广阔，这里保存下来的只有中书省的孟州，河南行省的郑州、襄阳路、均州、房州、南阳路、嵩州、裕州，江陵路、峡州路，陕西行省的延安路、洋州、金州、鄜州、葭州、成州、兰州、会州、西和州，江浙行省的平江路，江西行省的瑞州路、抚州路，而且都已经散佚而不完整。按全书计算，这不过是千分之一百，即十分之一罢了【中略】此本卷首题写：“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进呈。”这正是大德年间所修的本子；史书把孛兰肹记作卜兰禧，是译音的转写【中略】听说康熙年间，刑部尚书、昆山人徐干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在吴地洞庭山开设修志局，曾向内府借得元代《大一统志》残本二十多册。徐干学的志稿现在还在史局，所借的书估计已经归还宫廷秘府了，但没有听说有人见到过它。现在我读到朱氏收藏的本子，于是抄录了一份副本，并在书后写下这些话。据此可以知道，这份副本是根据南濠【濠州在今安徽省凤阳县南】朱氏收藏的本子抄成的。又可以知道，康熙年间徐干学曾经从内府借出过《大元一统志》残本。另外，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三说：元代刻印的《大一统志》残本六大册，保存从第六百十五卷到第七百五十一卷，其中缺少九十七卷，只保存三十九卷；完整的卷有二十八卷，不完整的卷有十一卷，共四百四十三页，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字体大而醒目。所记的区域有四川彭州【崇宁、蒙阳】、威州【通化】、茂州、简州【新建】、嘉定府路、眉州、沔州、蓬州、重庆路、夔州【永康】、达州【彭水】、绍庆路等【下略】另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十一说：《元一统志》七卷【旧抄残本】题名为“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臣孛兰肹、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臣岳铉等进呈”【中略】这里保存蜀省均州一卷、房州一卷、通安州一卷、鄜州二卷、葭州三卷。由此可以知道，各家所收藏的都只是残本的一部分。拜经楼本虽然没有注明属于哪一个版本，但推究其全文，可以知道它是大德本。在以上三种残本中，铁琴铜剑楼本大部分与朱氏本相同，但通安州、巨津州两部分是朱氏本没有的；它或许是抄写朱氏本后，又从其他本子抄补了通安州、巨津州两部分吧？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推求《大元大一统志》流传的经过。再考察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元一统志》，其内容大致如下。大本保存卷七百三十第六叶至第十二叶【从山川部分的后半至土产、风俗、形势、古迹】，以及卷七百三十一第一叶至第十二叶【合州的古迹、宦迹、人物】，共十九叶。卷七百三十一题作“重庆路所属合州”，卷七百三十则缺少题写州名的首叶。不过，古迹条中有“清水穴在重庆路西三十步，白土平在铜梁县东北六十里”等话。按：元代重庆路是以巴县为中心的行政区；铜梁县又是重庆路合州所属的县，因此卷七百三十无疑是合州的前半部分【建置沿革、山川等】。小本保存卷七百九十第三叶至第八叶【从山川部分的后半至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卷七百九十一第二页至第五叶【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人物】，卷七百九十二第二叶至第四叶【建置沿革、坊郭、乡镇的一部分】，合计十三叶。这三卷都缺少题名。

译虽然缺少州名的首叶，但卷七百九十中有“泊橹山，在海盐南三十五里”，卷七百九十一中有“北至湖州路乌程县三十里，东南到杭州路盐官州一十里”等话。卷七百九十二中又有“常州及常州路”的名称，因此可以知道，这些内容是浙江嘉兴府路所属的海盐、崇德二州以及常州路的一部分。这两本中，大本卷七百三十一卷首有“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臣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臣岳铉等进呈”等字样，所以可以断定它是大德本。小本缺少这些职名，但卷七百九十一中有元贞以后设置的盐官州。另外，《元大一统志》的零散残叶中有与大本相同的撰者职名，因此它也无疑是大德本。按：《宋元书影》所载的残叶，开头有“《大元大一统志》第七百九十二卷，奏进，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臣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臣岳铉等进呈”等字样，接着记载常州路及其所属州县的名称，然后是建置沿革，止于“晋平吴分天下”一句。现在拿它同前面所说小本卷七百九十二的常州路部分对照，小本该卷第二叶首行有“十九州岛此属扬州太康二年”等话，正好与残叶末句相衔接，可以用这片残叶补足小本所缺的常州路部分，确实值得注意。最近得到长泽规矩也先生的指点，才知道《宋元书影》所录本子是根据南方传本影印的，只是不知道这片残叶现在归谁所有，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抄本共保存九卷，其中四卷没有注明卷数，即均州【湖北省均县】的古迹、宦迹、人物、僊释，房州【湖北省房县】全部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丽江路军民宣抚司【云南省丽江县一带】全部的建置沿革，以及其所属巨津、通安二州的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和通安州的古迹、人物等。注明卷数的有五卷，其中第五百四十四、第五百四十五两卷是鄜州【陕西省鄜县】的全部内容，第五百四十八、第五百四十九、第五百五十这三卷是葭州【陕西省葭县】的内容。就这些注明卷数的鄜州、葭州部分来说，这些抄本都是辑录残篇编成的，因此前后文意未必连贯。考察这三种本子的流传情况，在大小两本中，朱氏本、拜经楼本没有记载的内容，大概一定属于其他本子。现在考察所收藏的抄本，不仅记载的地域与《铁琴铜剑楼书目》所著录的残卷相同，而且书缝上还印有“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影钞本”等字样，因此毫无疑问，这部书出自《铁琴铜剑楼》本。据我所知，除了北平图书馆收藏的三种本子之外，还有东洋文库的抄本残卷，以及大连图书馆的一片残叶。东洋文库本不知道源自何处，但内容与北平图书馆的抄本完全一致，或许也是抄自铁琴铜剑楼本，与北平图书馆抄本出于同一来源。大连图书馆的残叶【卷六百三十四第八叶】内容是勾符台、杜光庭、费孝先三人的传记。按：费孝先是成都路安仁县人；文中又记载青城山是成都路灌州西南的名山，因此知道它一定是成都路部分的残叶。这片残叶的行数和每行字数，与北平图书馆的大小两本相同，但书缝所记卷数为六百卅四，而北平图书馆本写作七百三十一；一处作“卅一”，一处作“三十”，形式并不相同。它的字体也很不一样，因此应当是另一种刻版。由此可见，这部书究竟共有几种刻本，如今已经无法断定；只是我亲眼见到的有三种罢了。根据以上情况，各种残卷的内容是：先把全国划分为各路，首先叙述一整路的建置沿革，接着记载所属州的建置沿革，以及坊郭、城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如果有仙释中值得传述的人物，就附带记载。里至部分记有四至八到；土产部分除贡物外，还多记当地的特产；古迹部分则有坡、窑、院、池、石、坑、穴、碛、瑞木等，记述相当详细。所谓地方总志【一统志】的体例，各个朝代都有变化，内容也有不同。六朝以前编纂的地志暂且不论。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除舆图外，还记载郡县的沿革、四至八到、山川、户口、乡数、古迹，乃至贡赋、著名垦田的数目、殿庙、关津【今本除润州外，都缺舆图和田数】等事项，接着记述山川的形势以及攻守方面的利害。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则把沿革、府州境界、四至八到、户口、风俗、姓氏、人物、土产分别列目叙述；又分别记载各县的坊乡沿革、山川、古迹、殿庙、寺观、陵墓、关津、桥梁、仓库、碑记、诗词等事项。按：把人物、诗词载入地方总志，大概始于乐史。到了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体例就与前面所说的各书大不相同。《舆地纪胜》分为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用四六文记述各地的事情】等类，详细记录；诗文全部收录，碑记则对名胜、古迹、人物记得详细，而对四至八到、户口等记得简略。《方舆胜览》与此大体相同，但也有小的差异。元代的《混一方舆胜览》、明代曹学佺的《大明一统名胜志》等书，都受到南宋人的影响，继承了他们的编纂方法。至于《大元大一统志》，则依据《太平寰宇记》的内容，同时兼采南宋时代的特点，只是略加取舍罢了。后来又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书，都仿照《大元大一统志》而编得更加详细严密。因此，《大元大一统志》在地方总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因为《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很简略，所以它的内容也很重要。只是可惜现在没有完整本，只剩下上述这些残卷。

译上述《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内容，虽然不能看出原书的全貌，但可以知道其中富含元代历史资料，必定有助于研究。因此希望辑本能够早日问世，供学者考察阅览【以上是《东方学报》东京第五期续篇《古地志地图之调查》一文中的一节】。以上为日本方面的内容。《大元大一统志》附录【乙亥年三月刊印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