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四

译《元史》本纪关于修纂《大一统志》的事情，一共记载过两次。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丙寅日，因编纂《地里书》征召曲阜教授陈俨、京兆萧奭?斗以及蜀人虞应龙，只有虞应龙赴京师。成宗大德七年三月戊申日，卜兰禧【原作孛兰肹】、岳铉等进呈《大元大一统志》，所受赏赐各有不同。在至元二十三年倡议修书时，《大一统志》还没有确定的名称，所以只称为《地里书》。钱大昕认为《大一统志》共有两种本子，他说：考察元代的《大一统志》，共有两种本子。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剌丁说：“如今每一尺土地、每一个百姓，都已经登记入册，应当编成一部书来彰明天下一统。”世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即命札马剌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编纂成志。至元二十八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命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秘书府，这是初修本。成宗大德初年，又因集贤待制赵忭的请求，重新编纂《大一统志》。《元史》记载，大德七年三月戊申日，卜兰禧、岳铉等进呈《大一统志》，所受赏赐各有不同，这是再修本。又考察至正六年，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等上奏说，《大一统志》对于国家使用尤其重要，恐怕长久以后湮没失传，请求刻印，使它永远流传于世。许有壬奉诏撰写序文，序文大略没有提到大德重修的事情，看来当时刻印的应是至元本，而不是这个本子【《元大一统志》残本跋】。” 钱氏所撰《元史·地理志》，就是根据这一说法，把两种本子著录下来：一种是七百五十五卷，成书于至元二十八年；一种是一千卷，成书于大德七年。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吴骞认为，大德七年卜兰禧、岳铉等奏进的本子，就是札马剌丁等奉诏开始修纂的本子，并不曾有过两种本子。他的说法如下。考察《元秘书监志》：至元乙酉年【二十二年】，为了充实著作机构的职掌，于是命令汇集各地的图志而统一编纂，以彰显大元疆域无所不包的广大。诏令大臣、近侍提纲挈领，聘请博学的鸿儒硕士，设立机构、配置属官，办理这件事，共九年才成书。后来又得到云南、辽阳等地的图志，于是续加编修，又用了九年才完成。如今秘书府收藏的《大一统志》就是这部书。因此详细记载其原委和条目，作为后世办理盛大事业的准则。又大德七年五月，秘书郎呈报奉秘书府指挥：当年三月，在也可怯薛玉德殿内某时，集贤大学士岳铉等奏报，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钦奉世祖皇帝圣旨，编纂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到现在才完成。于是缮写成册，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进呈供皇帝阅览后，奉旨依照规制收藏在秘书府，并仍然赏赐编纂人员等。根据这份志书，《大一统志》从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开始修纂，前后共经历十八年，到成宗大德七年才完成。这样看来，卜兰禧、岳铉等奏进的，正是札马剌丁等奉诏开始修纂的本子，并不曾有两种本子。这部书规模宏大、事务繁多，不经过十多年编纂搜辑不能完成。宫詹又说：考察至正六年，中书右丞相别儿乞不花等上奏，《大一统志》对于国家使用尤其重要，恐怕长久湮没失传，请求刻印。许有壬奉诏撰写序文，序文大略没有提到大德重修的事情，看来当时刻印的就是至元本，而不是这个本子。吴骞怀疑所请求刻印的，应当就是卜兰禧、岳铉等进呈的本子。考察《秘书志》的记载，编修、缮写、俸食、储藏等事项无不详细，唯独没有记载刊刻。大概这部书多达一千三百卷，篇帙既然繁多，刊刻书板并不容易，直到至正六年才刊行也未可知。《秘书志》成书于至正二年，所以始终没有涉及刻印之事；而许序没有提到大德重修，更加可以证明并不存在两种本子【《元大一统志》残本跋】。”},{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现世还留有传抄本【见《广仓学窘丛书》】，其中第四卷完整叙述了编纂《大一统志》的经过。此书大约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六月开始编纂，至三十一年十月成书。元贞二年三月得到《云南图志》，大德二年二月又得到《甘肃图志》，大德三年七月又得到《辽阳图志》，于是继续修纂，至大德七年成书。《秘书监志》的记载十分详尽，吴氏的论述确实比钱氏清楚。不过，钱氏说最初修成的本子只有一种，这话也不完全正确。《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秘书监接到中书省兵部发来的通知，收到《至元大一统志》四百五十册，呈送中书省签发的文书，并下发右司收管。据此，这就是钱氏所说的初修本。大德四年四月，秘书郎又呈上《至元一统志》四百八十三册，共七百八十七卷，缴回交由库房收藏。这比至元三十一年进呈的本子多三十三册，卷数也比钱氏所说的初修本多三十二卷，应当是大德初年增修的本子，也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到大德七年五月初二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上奏，称修撰《大一统志》已经成书，共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进呈朝廷，奉旨按规定收藏于秘府。据此，这就是钱氏所说的再修本。钱氏说初修本于至元二十八年成书，共七百五十卷，虽然不知道依据的是哪部书，但钱氏曾有意重修《元史》，他所撰《元史艺文志》序中说“从前在馆阁任职时留心旧典”，那么他的说法或许就是出自《永乐大典》。只是他说至元二十八年成书，恐怕是把三十一年误作二十八年。《秘书监志》所记至元三十一年收管的四百五十册，应当就是七百五十五卷本。钱氏说再修本是一千卷，是依据焦竑《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也记作一千卷】；但实际上是 一千三百卷，也就是《秘书监志》所记大德七年进呈的六百册。这部书前后共进呈两次：一次是初修本，一次是再修本。这样看来，钱氏的考证确实有根据，不能说他错了。

译或者，钱氏说至正年间刻印的《大一统志》是至元初修本，而不是大德重修本，这种说法似乎有误，不能不加以辨析。考察昆山徐氏《传是楼书目》，其中记载《元大一统志》残本二十六卷，有大字、小字两种。按钱氏所说，他见到的是南濠朱氏的残本，字大、行距疏，很是可爱。吴氏也说他见到的残本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字体大而醒目。现在北平所藏的刊本《大一统志》确实有大小两种，加上大连图书馆及各家所藏的残叶，也都是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的本子【《宋元本行格表》所著录的也是这种本子】，与徐氏所藏完全相合。再考察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大字本，是第七百三十卷和第七百三十一卷，记载四川行省所属各州；小字本是第七百九十卷、第七百九十一卷和第七百九十二卷，记载江浙行省。并且考察现存各卷，其卷数已经超过初次修纂的七百五十五卷，所以无疑是 一千三百卷本。这两种大小残本的卷数也绝没有差别。这样看来，钱氏所见的可能有大小两本，但它们同属于重修本，也就不必再争辩了。北平图书馆所藏的还有一种抄本，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有的作二十二字】。据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传》抄录的材料，这是另一种刊本，也可能是钱氏见过的本子。不过，现存且可以考定卷次的有第五百四十四、第五百四十五、第五百四十八、第五百四十九、第五百五十卷，共五卷，记载陕西行省的鄜州、葭州。拿《元史·地理志》所记各省的次序来校对，全书写到这里还不到一半，因此也不能马上断定它是至元初修本。许有壬所撰的序文，我还没有见到；其中没有详述大德重修之事，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吴氏说，一千三百卷本直到至正六年才刻印发行，那么初修本自然没有刊刻之事。至于吴氏说没有两种本子，是说没有初修本、重修本两种刊本。至于同为一千三百卷而有大小两种本子这一点，吴氏还没有考察到【日本青山定雄氏根据刊本第六百三十四卷第八叶版心中的“三十”作“册”，与其他叶不同，因而说《大一统志》实际上有三种刊本。这不足以作为定论，因为同一刊本的版心有时作“三十”，有时作“卅”，本来就可能只是偶然现象。试着取同卷第七叶的版心来看，“三十”并没有写作“卅”，由此可以证明这种写法并不固定。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撰于正统六年】著录《大元大一统志》有两种：一种是一百八十二册，另一种是六百册，但都没有说明卷数。后一种与大德七年进呈的册数相同，必定是完整本；前一种则有所缺失。叶盛《菉竹堂书目》【撰于成化年间】著录的《大一统志》也是一百八十二册，有人说这是抄自阁目，未必确实藏有此书。看他所著录的《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也与阁目相同，就不奇怪会这样了。至于阎氏《潜邱札记》说《大一统志》共有九百八十多本，曾见叶文庄家的书目，这大概是把“一百八十多册”误作“九百八十多本”，这种说法更不足以讨论。三　名称及体例

译《大一统志》开始编纂时还没有确定的名称，只称为《地里书》，这一点已经见于《元史·本纪》的记载。《秘书监志》曾经叙述过给它命名的用意。至元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接到湖广行省的咨文：虞应龙负责整理地理，将古今书籍、史书、传记中记载的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流、山川、人物以及圣贤吟咏等内容，分类编纂，另成一部书。取《汉书》中王吉所说“《春秋》之所以推重大一统，是因为天下同风”的意思，把这部书命名为《统同志》。这样可以彰显圣朝统一天下的盛大功业；这部书眼看就要编纂成稿，计划沿途共同加紧抄写，进呈朝廷。仔细推究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大一统志》是在虞应龙所编《统同志》稿本的基础上改编修成的。后来命名为《大一统志》，就是取《春秋》“大一统”的意义。这部书最初名为《至元大一统志》，《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八月才开始见到这个名称。当时世祖已经去世，成宗已经即位。到大德七年重修成书时，只称《大一统志》，去掉了“至元”二字。至于在《大一统志》上面又加冠“大元”二字，似乎是至正年间付梓时添加的。现在考察《宋元书影》所载刊本，其中第七百九十二卷第一叶题作《大元大一统志》，可以作为证明。《秘书监志》对修志的体例叙述得相当详细，原文说：元贞二年十一月初二日，著作郎呈上粘连编排的《大一统志》凡例。一、某路。所辖若干州　另列。本路直接管辖若干县　另列。一、建置沿革。《禹贡》所载的州域。天象分野。历代的废置变迁。周、秦、汉、后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大元。一、各州县的建置沿革【依照上文所列项目编排】。一、本路直接管辖的坊、郭、乡、镇【依照上文所列项目编排】。一、本路到上都、大都以及各里程。一、各县到上都、大都以及各里程。一、名山大川。一、土产。一、风俗、形胜 一、古迹 一、寺观、祠庙 一、宦迹 一、人物 又说 大德五年八月，四至八到，以及坊郭的体式。某路某县，州同。里程至。某方向到上都，几里。某方向到大都。某方向到本路。某方向到本州岛【都依照上面列出的里数；如果是直接隶属于本路的，就删去这一行】。向东到某处，几里【到此处为各处的界限】。向西到。向南到。北至 东到【“到”就是到达各处城邑】西到 南到 北到 东南到 西南到 东北到 西北到【里数均依照上面的格式书写】坊郭乡镇 统辖多少乡，另列。现在就现存残本考察，其中所分的类别共有十类。一、建置沿革；二、坊郭乡镇；三、里至；四、山川；五、土产；六、风俗形势；七、古迹；八、宦迹；九、人物；十、仙释。这同《秘书监志》有一点异同：第一，志书列出某路的残本内容，残本沿用其体例却不标出条目名称；第二，建置沿革和里至分别列为两项，而残本则都归在同一项之下；第三，寺观祠庙一项，在残本中并入了古迹。这些看起来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秘书监志》只举出人物一例，而残本中另有仙释一项【又有贞女一项】。想来，列女、流寓等内容也都各自列为一项。只是残本中没有见到这些条目，所以无法考实。它们也就是人物一项下面的分支和类别。“四至八到”的体例，并不是从这部书开始的。《元和郡县志》每州都有“八到”一项，《太平寰宇记》更明确称为“四至八到”【《元丰九域志》也详细记载里至，只是文字十分简略】。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三】解释“四至八到”的含义，说：清代修纂《大清一统志》时，局中的诸位先生曾问我什么叫“四至”、什么叫“八到”，他们大多笑而不答，反过来诘问我。我说：“向东到某地若干里，向南到某地若干里，向西到某地若干里，向北到某地若干里，叫作四至。向东南到某地若干里，向西南到某地若干里，向西北到某地若干里，向东北到某地若干里，这叫作八到。”只有杜氏《通典》是刻本，内容清楚可考。至于《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的抄本，多有讹误，也可能原书本来就有缺失。我考察《通典》发现，在各郡下面，四个正方位称“至”，四个隅角方位称“到”，但从来没有标出“四至八到”这一条目。《元和郡县志》和《寰宇记》则只说八个方向所到之处，没有“至”和“到”的区别。《大一统志》把“至”和“到”分开来说，大体同《通典》；“至”有四个，即东、西、南、北；“到”有八个，是在四个正方位之外再加上四个隅角方位，也就是所谓八方。不过，“至”和“到”中都包含四个方位，所以又解释它的体例说：“至”是到达各处的界限，“到”是到达各处的城邑。这样一来，“到”的四方就同“至”的四方不同了。而且，在四至之外为什么又有八到？到这里它的含义才明白。阎氏的解释没有达到这一层，仍嫌疏漏。只是《元和郡县志》和《寰宇记》都详细记载州境四方广狭的里数，而《大一统志》却没有。可是这些可以从四至八到中考察出来，所以不必详细列举。后来明代修纂《一统志》，虽然详略不一，但它的体例大致出自《元志》；清代修纂《一统志》也是如此。详细说明见后文，可以据此得到证明。●四　资料 《大一统志》所使用的资料，大体不超出下列各书。一、《元和郡县志》二、《太平寰宇记》三、《元丰九域志》四、《舆地纪胜》五、宋、元两代修纂的地方志书 六、图册 现在就现存残本考察，引用《元和郡县志》《寰宇记》《九域志》的地方到处可见，其中没有明文标出出处而实际出自这三部书的，也不在少数。起初以为一定是直接引用原书，详细考察后，发现多是从《舆地纪胜》转引而来。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译《舆地纪胜》卷八十六　房州沿革 房陵郡保康军节度【《九域志》】是《禹贡》所说的梁州地域【《元和郡县志》】，楚地翼、轸的分野【《前汉地理志》】，在鹑尾之次，按十二辰位于巳【《后汉地理志》】。舜把丹朱封在房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房氏》说舜把尧的儿子丹朱封在房地】。这里是古代麇、庸二国的土地【《寰宇记》】。庸国曾出兵帮助周武王【《尚书·牧誓》注说庸在江汉以南】。春秋时是房子国【《元和郡县志》说《左传》文公十一年楚子攻伐麇国，成大心在防渚击败麇军；阚骃认为防陵就是春秋时的防渚，防渚这一名称大概从此开始】。战国时属楚【《元和郡县志》】。秦代属汉中郡【《寰宇记》说秦惠文王十二年攻打楚国，夺取汉中地区，设置汉中郡】。秦始皇把赵王迁迁徙到房陵【考察《元和郡县志》，汉代设置房陵县，属汉中郡；但是赵王迁在秦代已经被迁到房陵，不应到汉代才设置房陵县】。吕不韦的家属也被迁徙到这里【《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的舍人因获罪而被迁往蜀地房陵，志书所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西汉、东汉沿袭这一建置，房陵县和上庸县都属汉中郡【东西汉《地理志》在汉中郡下都列有房陵、上庸二县；又《东汉地理志》在房陵县下引《巴汉志》说，建安十三年改属新城郡】。东汉末年，献帝把“防”改为“房”，设置房陵郡【《元和郡县志》说东汉把防改为房；《水经注》说房陵郡是在汉末设置的，又说汉末分置上庸郡；其城三面临水；《晋志》注文说魏代设置新城郡和上庸郡，记载各不相同】。又设置上庸郡【《水经注》说汉末设置上庸郡】。蜀汉刘备派孟达攻打房陵、上庸二郡【事见《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因蜀将孟达来降，于是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任命孟达为太守【《资治通鉴》记在魏文帝黄初元年】，郡治设在上庸【此据《华阳国志》；又《水经注》说魏文帝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设置新城郡，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郡治在原房陵县】。后来孟达背叛魏国投降蜀汉，司马宣王讨伐并平定了他，把郡治迁到房陵【《寰宇记》】。从新城郡分出土地设置上庸郡【《三国志》记在太和二年】晋、宋、齐三代一直是新城、上庸二郡【据《寰宇记》及《晋志》《齐志》，其中房陵郡和上庸、新城郡各领县六，郡治在房陵县；上庸郡领县七，郡治在上庸县】。梁代设置岐州，郡、州同治于房陵【《寰宇记》说梁天监末年设置岐州，《隋志》也说梁末设置岐州】。侯景之乱时，这一地区归入西魏【《元和郡县志》】。西魏改新城郡为光迁国【《寰宇记》记在魏废帝二年】。后来北周武帝废除光迁国，改设迁州【此据《元和郡县志》和《通典》，没有记载年份；《寰宇记》说在武帝元年】。隋炀帝废州改置房陵郡【统辖光迁、竹山、房陵、上庸四县，《通典》记在炀帝时期】。唐代改为迁州【《唐会要》说武德元年改为仙州，又在竹山设置房州；贞观八年废房州并入仙州，后来又设置房州】。又在竹山县设置房州【《旧唐志》记在武德元年，统辖竹山、上庸二县，又设置武陵县，共统辖三县】。隶属山南道【贞观初年】。不久废除迁州，从竹山把房州州治迁到废迁州城【《旧唐志》记在贞观十年，把光迁改为房陵县，《寰宇记》说这一年省并武陵县】。隶属山南东道【《唐会要》记在贞元五年】。武后时期，中宗居住在房州【《舆地广记》，又《唐鉴》说皇帝在房陵】。改为房陵郡【《旧唐志》记在天宝元年】。又恢复为房州【《旧唐志》记在干元元年】。五代后梁太祖时期，房州刺史杨虔叛变归附蜀国【《资治通鉴》记在开平元年】。宋代隶属京西路，太宗时期升为保康军，任命刘继元为节度使【《续资治通鉴长编》说雍熙三年十二月癸丑日，在房州设置保康军，任命右卫上将军刘继元为节度使】。中兴以来，设置金、房、开、达四州安抚使，房州隶属金州【建炎初年】。后来专门隶属京西【隆兴元年】。如今统辖二县，州治在房陵。《大一统志》残本第二卷。房州建置沿革。是《禹贡》所说的梁州地域，楚地翼、轸的分野，位于鹑尾之次，按十二辰在巳。舜把尧的儿子丹朱封在房地，这里是古代麇、庸二国的土地。庸国曾出兵帮助周武王。《春秋左传》说：文公十一年，楚子攻伐麇国，成大心在防渚击败麇军。阚骃认为防陵就是春秋时的防渚，防渚这一名称从此开始。战国时属楚。秦惠文王十三年，攻打楚国，夺取汉中地区，设置汉中郡。秦始皇把赵王迁迁徙到房陵，吕不韦的家属也迁徙到这里【赵王迁、吕不韦迁徙之事，都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西汉、东汉沿袭这一建置，房陵县和上庸县都属汉中郡。东汉末年，献帝把“防”改为“房”，设置房陵郡，又设置上庸郡。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刘备派孟达攻打房陵、上庸二郡。魏文帝黄初元年，因蜀将孟达来降，于是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任命孟达为太守，郡治设在上庸。后来孟达背叛魏国投降蜀汉，司马宣王讨伐并平定他，把郡治迁到房陵。太和二年，从新城郡分出土地设置上庸郡。晋、宋、齐三代一直是新城、上庸二郡【新城郡统辖六县，郡治在房陵；

译上庸郡统辖七县，郡治在上庸县】。梁天监末年设置岐州，州与郡同治于房陵。侯景之乱时，这一地区归入西魏，改新城郡为光迁国【魏废帝二年】。后来北周武帝废除光迁国，改设迁州【此据《元和郡县志》和《通典》】。隋炀帝废州改置房陵郡，统辖四县，即光迁、竹山、房陵、上庸。唐武德元年改为迁州，又在竹山县设置房州，统辖竹山、上庸、武陵三县。贞观元年隶属山南道，不久废除迁州，把房州迁到废迁州城【《旧唐志》记载，贞观十年把光迁改为房陵县】。贞观十年省并武陵县，隶属山南东道【《唐会要》记在贞元五年】。武后时期，中宗居住在房州。天宝元年改为房陵郡。干元元年恢复为房州。梁开平元年，房州刺史杨虔叛变归附蜀国。宋代隶属京西路。太祖因周郑王出居房州，认为辛文悦是长者，命他主持房州事务，当时是开宝二年。太宗雍熙三年十二月癸丑日，在房州设置保康军，任命刘继元为节度使。高宗建炎初年，设置金、房、开、逵四州安抚使，房州隶属金州。建炎二年，金人入侵，公私房屋全部被焚毁成为灰烬，于是把州治迁到竹山。绍兴三年，又迁到房陵的张罗平。六月，便把州治迁到南山以南。隆兴元年，专门隶属京西路。绍定四年，遭遇兵乱而焚毁。第二年重新建立州治，迁到城南五里处。德祐元年夏，知州黄思贤听说江陵府归附，于是前往江陵。中书行省自行纳土投降，国朝派遣千户镇守，仍命黄思贤主持州事。又把州治迁回原来的治所。至元十九年九月，隶属襄阳路，遥领二县。仔细比较两部书，不过是后者把前者的文字略作改动，有时把分注写入正文，又补叙元初的建置，以便把前后的叙述接续完整罢了；其他各州大多也是这样。但也有因转抄而产生错误的。例如均州古迹中关于旧丰利县的记载，《寰宇记》说干德六年并入郧乡县，《九域志》也说干德六年废丰利县并入郧乡县。而今存残本却引用《九域志》说干德二年废除丰利县并入郧乡县。起初以为《大一统志》把“六”误作“二”，后来查检《舆地纪胜》【卷八十五】，才知道这是由于转抄原文造成的错误，原文一字未改便抄错了。这就是修书者没有核对原书的过失。《大一统志》所说的图经、古记以及晏殊《类要》，都没有亲自见过原书，全部是由《舆地纪胜》转抄而来【《舆地纪胜》所说的图经，也抄自《寰宇记》，并没有见到原书】；有的标作引用《九域志》，实际出自《寰宇记》；有的沿袭《舆地纪胜》的错误，不能加以校正。考察《四库全书》著录的元代各地方志，共有六种：一是《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二是《昌国州图志》七卷，三是《延祐四明志》二十卷，四是《齐乘》六卷，五是《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六是《无锡县志》四卷。其中只有《嘉禾志》《昌国州图志》两部志书成书于大德七年以前。如今根据现存残本卷十三、十四《嘉兴路海盐、崇德二州考》考察，它所取的资料大多出自《嘉禾志》【宋代为嘉禾郡，元代改为嘉兴路】。《至元嘉禾志》卷四 海盐县　山阜 秦住山在县城南面一十八里，高一百六十丈，周围二十里。考证《舆地志》：秦始皇巡游时登上这座山，因此以此命名。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说：“县城南面有秦望山，是秦始皇登临以眺望东海的地方，所以得名。”晋代乐资《九州岛志》说：“县中有秦径山，秦始皇经过这里，有一位美人死去，葬在山下，并有美人庙。”考察旧图经，则名称是秦住；如今的会稽是秦始皇刻石记功的地方。长墙山在县城南面三十五里，高八十丈，周围一十九里。考证：据旧图经说，秦始皇东游时登山观海，因为山势孤高耸立，远望如同墙壁，所以命名为长墙山。《大一统志》残本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