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志卷第十歙罗愿撰

译人事 山阴人朱育任郡府门下书佐时，太守濮阳兴向他询问当地人物。朱育说：“近来的太守、上虞人陈业，洁身自守，品行清正，志节和胸怀如霜雪般高洁，正直明亮而诚信，操守与柳下惠相同。他遭逢汉朝中衰，便弃官舍禄，自黟、歙一带隐遁以来，志向高远，奇妙的踪迹为天下所闻，所以〔避讳，原文缺名〕文帝派遣他，写了一封书信给他。这就是所谓的‘三高’。”【《会稽典录》】桓温（宣武）被废黜以后，太宰司马晞父子仍然上表说：“应当割舍眼前的亲情，以保存长远的谋划。如果除掉太宰父子，就可以没有后患。”简文帝答复说：“这是我所不忍说出口的话，何况事情已经超过言语所能表达的程度。”桓温又再次上表辞让，语气转为更加迫切。简文帝再次答复说：“如果晋室的国运还长久，明公就应当奉行这道诏令；如果大运已经离去，请避让贤者之路。”司马晞读诏书时，手发抖、流汗，到此才停止抗争。太宰司马晞父子被远迁到新安。司马晞字道升，是元帝第四子，起初封为武陵王，授太宰。他尚未败亡的前四五年间，喜欢作挽歌，亲自摇响大铃，让左右的人练习应和；又设宴会召伎作乐，创作新安人歌舞离别的歌词，声音十分悲哀。后来果然被迁往新安。【出《世说》及注文。按：《晋书》把倡歌之事写作庾唏，并不对。】崔日知任京兆尹时，处置长安、万年以及各县被降职、流放、迁徙的人，不许他们停留；如果违误片刻，就由主管人员杖责。后来他被贬为歙县县丞，县中人催逼他办事；他请求与妻子儿女告别，也未能得到允许，人们认为这是报应。【《朝野佥载》】李涵任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德宗即位后，认为李涵性情平和，缺少果断裁决的才能，于是授李涵太子少傅，充任山陵副使。李涵的判官、殿中侍御史吕渭上奏说：“李涵的父亲名少康，如今官名触犯了父亲的名讳，恐怕不合礼典。”宰相崔佑甫奏说：“如果朝廷事务有不合适的地方，群臣都能像这样上奏，实在是太平之道。”于是授吕渭司门员外郎。不久有人说：“李涵过去任中正少卿，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却认为少傅是闲慢之官，所以妄自上奏。”诏书说：“吕渭越职上奏章疏，替本使属下控诉官名。朕想到宋代有司城氏避讳之嫌，晋代有词曹避讳之事，感叹他忠于职守，也认为他的确把此事上报了，因此加给他特别恩典，使他得到厚重赏赐。近来听说他所陈说的是‘少’字；他往年已经任少卿，过去可以、现在却说不可以，岂不是对朕太过欺罔？怎能荒谬地与朝廷典制相当，又列入朝班？应当辅佐远方藩镇，以警戒浅薄的风俗。可任歙州司马同正。”因此改授李涵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仍充任山陵副使。【《旧唐书》】元和三年秋，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卢坦到任时，正遇旱灾和饥荒，粮价日益上涨，有人请求压低粮价。卢坦说：“宣歙土地狭小，粮食很少，所依靠的是四方运来的粮食；如果粮价太低，商船就不再前来，百姓会更加困苦。”后来米价涨到每斗二百钱，商旅纷纷聚集，百姓赖此得以生存。【《资治通鉴》】江南伪政权的中书舍人徐善，幼年丧父，独自居住在豫章。杨吴攻克豫章时，徐善的妹妹被一名军校掳走。局势平定后，那名军校找到徐善，请求按礼聘娶他的妹妹。徐善自认为出身旧族，不应与军士通婚，因此没有答应；军校便强行送来聘礼，徐善把聘礼全都扔掉。军校拿刀逼迫，他也不害怕，但最终还是把他妹妹掳走了。徐善随即到扬都，请求见吴王杨渥，向他申诉此事。当时杨渥刚继承藩镇，府廷戒备森严，僭然仿效王者仪制，平民和游士十年也未必能见他一次；徐善刚到白沙时，杨渥夜里梦见有人来告诉他说：“江西有个秀才徐善将要来见您，如今正在白沙旅舍。他是贤良之士，而且有事情要申诉，您应当厚待他。”天亮后，杨渥立即派骑兵迎接徐善。徐善到后，杨渥以十分优厚的礼节接待他，并询问他想说什么。徐善详细说明妹妹的遭遇，杨渥当即下令赎回她，送归徐氏。当时歙州刺史陶雅听说此事，认为徐善非同寻常，于是征召他担任从事。庆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阁待制林瑀被罢免原职，出任歙州通判。当时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奏说：“林瑀所进呈的《会元纪》完全涉及图纬之学。林瑀身为儒官，却专门用阴阳方术和小说来迷惑君主的听闻，不适合处在劝讲经学的位置上，所以罢职外任。”【《会要》】从睦州青溪县界到歙州，道路全是曲折盘绕的鸟道，两旁都是陡峭的石壁，仅能通行一辆单车。方腊作乱时，曾待制出任当地守臣，只在两岸山上驻兵防守拦截，从上面俯视来路，即使是微小如蚍蜉的东西也都能数清，贼兵也不敢侵犯边境。适逢宋江在京东骚扰，曾公调任青社，掌兵的人以山谷有雾毒为借口，把军队移驻山谷，闲州于是陷落。【《方勺泊宅编》】方腊之乱已经摧残了睦、歙二州，而监司仍不把实情报告朝廷，只有镇江府毛友接连快马奏报。当时宰相正主张办理应奉之事，而本路使者都是朱勔的门客，反而恼怒毛友夸大事态，于是罢免毛友，让他主管宫观，改由虞奕代替。毛友的谢表中有这样的话：“两郡的百姓已经遭受了横死，一路的使者却还说那里没有别的事情。”【《严州图经》】

译诗话 谢举字言扬，年幼时喜爱学习，与哥哥谢览齐名。他任太子家令，掌管文书记录，深受昭明太子赏识和礼遇。秘书监任昉出任新安太守时，作诗赠别谢举说：“难道还要感叹年老吗？人正处在深深的老境中……”任昉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这番话中。【《谢览传》】唐代李尚书任满离开歙州时，与吴圆交接职务。吴圆手下有一名佐酒录事，名叫媚川，聪明机敏，李尚书很留意她。李尚书因纳营伎韶光为妾，托付给接任者吴圆，请他加以照顾。临行时两人一起饮酒，离情难以排遣，李尚书作诗说：“多年治理郡务，很少有欢乐，只因习惯了战争，闲时才以饮酒为乐。今天临行还要交割职务，明明白白把媚川这颗珍珠留下。”吴圆答诗说：“拖着鞋子从容自在，天天都很欢乐；一想到违背道德，眼泪便纵横流淌。韶光如今已经先交给了我，领受这颗珍珠，放在掌中细看。”【《南部新书》】赵嘏很有诗名，却不拘小节。他在饮酒时赠给歌者一首诗：“倚着风声无处躲避梁尘，典雅的歌唱日日翻新。来到溪亭时花将要凋尽，一声歌唱却能为万家留下春意。”后来因酒后失态而后悔，便作诗向歙州太守谢罪：“树叶覆盖着晴日下的溪流，鲜红明艳；道路横贯秋色，马在风中嘶鸣。还带着一榼郡斋的酒，面对青山倾饮，追忆谢公。”【《卢瑰抒情录》】姚岩杰是梁公元崇的后代子孙。他曾凭借诗酒放浪游历江东，凌驾轻视一切显达之人，旁若无人。卢肇任歙州牧时，姚岩杰在婺州，先把自己的著述寄给卢肇。卢肇知道他嗜酒，便亲笔写信称许赞美，并赠给他一束帛；信中推辞说：“战乱之后，郡中凋敝，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迎接大贤。”姚岩杰又写长信激怒他。卢肇不得已，停下自己的坐骑，迎接姚岩杰到郡中，按公卿的礼节供应斋馆和粮食。后来姚岩杰日益放肆傲慢，卢肇曾作诗责备他说：“明月照耀巴山。”姚岩杰大笑说：“明月照耀整个天空，为什么偏偏说照耀巴山呢？”卢肇渐渐感到不快。不久两人在江亭会面，当时蒯希逸也在席上。卢肇请姚岩杰各取一件事作酒令，末尾要有一种乐器的名称。卢肇的酒令是：“远望涣舟，不阔尺八。”姚岩杰立即喝下一器酒，扶着栏杆呕吐出来。随即当席还酒令说：“扶栏一吐，已经觉得喉咙空了。”他就是这样傲慢。【《唐摭言》】杨行敏出使时，驿站的骑兵到了歙州，郡守轻慢地接待他，他十分怨恨，便在冬青馆题诗说：“劣马嘶鸣，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归宿；骏马低头下垂，自有自己的心意。山上的高松、溪边的翠竹，清风刚一吹动，便遇到了知音。”又说：“杜鹃花中杜鹃啼叫，浅紫深红的花朵又靠近溪水。迟来的阳光雨后放晴，撩动旅客的愁思；清晨走在山路上，只恨道路迷离如同迷失。”【《南部新书》】李义山诗中有“用小鼎煮茶，面对曲池；白须道士在竹林间下棋。是谁把蒲葵扇题破了？”的句子，记述的是在南窗安稳熟睡之时；蒲葵扇见于《谢安传》。但人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只称为蒲葵。苏子容说，它其实是木槿榈。此说出自《广雅》；如今衢、信、宣、歙之间所用的扇子就是这种东西，只是因为形状像蒲葵，所以称作蒲葵扇。【《蔡宽夫诗史》】中都有一位士大夫收藏的江南李后主书写的一首诗：“铜壶的漏滴刚刚停止，高阁上传来鸡鸣，半空中催人起身。五门的金锁还垂挂着，三殿的珠帘笼罩着台阶，〔疑误〕御驾。柳枝摇曳碧绿，仪仗之下宫花散落，红鸳成行。瓦上数行晨光，鸾旗在百尺春风中飘扬，侍臣们踏舞再拜，祝颂圣寿长久。南山永同。下面有冯延己三字。”【《阳春录后》】南唐元宗优待藩王府邸的旧属官，冯延己从元帅府书记升到中书侍郎，终于拜相。当时舆论认为他没有这样的才干，江文蔚便借其弟冯延鲁败于福州之事，请求将他一并罢退削职，于是冯延己被调出任抚州。任期届满回朝后，适逢参加内廷宴会，便进诗说：“青楼中的女官应当会笑我吧，书记登上将坛，结果又退了回来。”【《诗史》】冯延鲁出兵讨伐闽中时，催促督运军粮，急迫得如同星火。李建勋作诗寄给他说：“粮食多未必就是完全的谋略，军队疲老，还须防备有伏兵。”后来福州的军队果然被越人打败。【《南唐近事》】歙州问政山，是聂师道居住的地方。曾有人冒险攀援藤萝来到绝壁，在岩石下凹陷的空处看见一首诗；虽然苔藓使字迹昏暗剥蚀，但文字还可以辨认。题名写作“黄台词”。不知道这个“台”是谁。〔按：此“台”是国初时的屯田员外郎，诗共二十韵，诗文多未收入。〕【《诗史》】伍乔、张泊年轻时彼此友善。张泊任翰林学士，受到的宠信尤其优厚。伍乔任歙州通判，作诗寄给张泊，并告诫仆人等张泊游宴时投送。一日，张泊与同僚在近郊宴饮，十分欢乐，仆人便投诗给他。诗说：“不知道什么地方最适合消解忧愁，公务办完便携壶登楼。长期在侯伯幕府中任职，梦魂总是萦绕着帝王之州。黄山向晚，满窗都是翠色；黟水含着春意，环绕郡城流淌。遥想玉堂有许多闲暇日子，花开时谁陪您出城游赏？”张泊得到诗后，神色为之动容，良久不语；他替伍乔向上奏请召回，伍乔后来任考功员外郎，掌判吏部流内铨。【《诗史》】苏寿是苏易简的长子。他出知泗州时，公用经费不足，往来办事的人都为此抱怨。苏寿作诗说：“戴斗笠披蓑衣的军队有十万，饥饿时嗔怒、饱足时欢喜的宾客有三千。”后来他调任越州，和通判贾赞善一同〔疑误〕调往歙州，作诗说：“却因为贾赞善来到这里，才作了歙州知州。”【《胡纳见闻录》】景祐五年廷试进士，以“鲲化为鹏”为诗题。吕济叔作诗说：“离开海上高山千寻，一息之间飞过天池。”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单凭这首诗的意境，本来就应当列为第一名。【《云斋广录》】丘浚十岁时拜见陈州太守，说：“〔疑误〕日里在寺中听到射箭声，于是作诗说：‘殿宇间时时听见燕雀鸣叫，空旷的庭院整日少有人行。独自吟咏、独自坐着，情怀多么无限；不时欣喜有风把射中靶心的声音传来。’太守很喜欢，让他对句：‘柔弱的柳丝丝缕缕，搓成绿色的线；春云片片，揭起新织的绵。’”【《古今诗话》】丘浚任寺丞时仕途失意，遍游各郡。到了山阳，郡守多次召请他。夜间饮酒，第二天他作诗说：“丑陋却胜过天下美人的面容，正好迎合世间男子的心意。”郡守后来又设文字宴饮，借此向他致谢。丘浚又到了仪真，太守请他观赏牡丹，他作诗说：“为什么造化的情意更加深厚，偏偏让这种花开得极其妖艳？王孙想种却没有多余的土地，颜回居巷安贫又缺少买花的钱。清晨栏槛竞相开放，香气形成一个世界；夜间栏边谁来结下醉酒的因缘？须知在村落种桑种麻的地方，田间老翁饥饿仍要耕作，妇女彻夜不能安眠。”又到了五羊，赠诗给太守说：“碧眼的蛮族婢女头上蒙着布，黑脸的胡人小儿耳上戴着环。几处楼台都枕着水，四周城郭一半环绕着山。”又说：“蛮族集市风中带着腥气，太阳升起，瘴气形成的云霞一片红。”太守看了很不高兴。【《翰府名谈》】

译朱吏部乔年凭儒学科考试中进士，刻苦作诗。绍兴初年，綦处厚任翰林学士，常常吟诵他的诗，最喜爱其中一首绝句：“春风吹起笋龙般的嫩笋，密密层层长满山野，人们还不知道。赶快叫苍头冒着烟雨去挖，到了明天，它们就会长成青翠参差的竹子。”大概是因为前人有咏笋诗说：“赶紧吃它，不可迟缓，一夜南风便会变成竹子。”乔年加以点化，所以才这样精巧。綦处厚极力向朝廷推荐他，后来乔年任尚书郎。【曾端伯《皇宋百家诗选》】程进道在绍兴初年任福建方面的统帅，消灭了各路盗寇，把武库改作止戈堂。一时诸公题咏很多，汪彦章的两首诗最为杰出。诗说：“这位老将胸中有百万雄兵，暂且劳烦试手于犬羊般的群寇。不必再在山头遥望廷尉，也无需在柱下使用惠文冠。解下衣带把城池当作游戏，卖刀买牛犊便去耕田。三山的胜景处建起华屋，千年之后人们还会传说这位旧日史君。千里闽山之间驿骑飞驰，天子的诏书催促解除海边的包围。别支军队正追逐从民间兴起的敌军，元帅从容挥动白羽扇。翻奏铙歌，春日举杯斟满；收起烽火，夜间打开城门。过去万事都与兵事之气相关，如今全化作座上归来的风光。”【《桐江诗话》】石敏若学士的《橘林文》和汪彦章内翰的《龙溪集》合刊流传于世。两集中的诗有许多相互重复，例如“鸟声应因故人而显得美好，梨花如雪，仿佛要使春事归于空寂；山色总与溪色相映而美，松涛长久如雨声般寒凉；靠近城郭的生计是千亩竹林，长年的心事如四愁诗；千里江山中笛声在暮色里传来，十年灯火下客居毡帐而感到寒冷；天边人去，雁阵断绝，江上秋高，枫叶寒冷；天空辽阔，双鸟飞下，山色寒冷，人独自归去；以及《阻风余干渡》《咏水晶数珠，次苏养直韵寄黄元功》《阻风雨辟邪渡》《寄王仲诚》《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诗”，全篇都见于两集，不知道究竟是谁所作。假如全是内翰所作，那么《橘林》中的诗本来就不多，删去这些以后就空了，简直成了冀北的群马都被挑尽一样。【出《渔隐丛话》。《渔隐》是绩溪胡待制的长子，名仔，寓居吴兴，自号“苕溪渔隐”。】杂艺 钱邓州若水曾说：古代善于书法的人，很少有真正得到用笔方法的。唐代陆希声得到这种方法，共有五字：擫、押、钩、格、抵。又用双钩法运笔，于是点画遒劲，妙处完全显现，称为“拨镫法”。陆希声说：从这位老人以及二王，直到李阳冰，都传授这种方法。陆希声把它传给僧人辩光，辩光进入长安，任翰林供奉。刁衍说：江南后主得到这种方法，书法极其遒劲，又增加两个字，叫作导、送。如今待诏尹熙古也得到此法，他所写的字是当时的绝品。查道起初学习篆书，苦于字体形势柔弱，尹熙古便用这种方法教他，仍然采用双钩运笔。练习半年才开始熟练，而篆书字体刚劲挺直，十分美好。【《杨文公谈苑》】薛稷在武后朝官至少保，文章学术在当时名列第一。他学习书法以褚遂良为师，当时有“买褚得薛”的说法。他画画不受时俗拘束，画迹可与阎立本相匹敌；秘书省有他画的鹤，当时称为“二绝”。他曾游历新安，遇到李白，因而在那里逗留，为永安寺题写匾额，又在一面墙上画西方佛像，笔力潇洒，风姿超逸，属于曹不兴、张僧繇一流。他们两人的绝妙遗迹，李翰林曾题写赞语，如今还存在。【出《唐画断》。按：薛稷曾任黟县令，李白也曾到过新安，但两人的时间有先后。】薛稷曾任黟县尉，擅长画鹤。如今县中人时常还有画鹤的，大概是薛公遗留下来的风气。【出《太平寰宇记》。书中说任县尉也是错误的。】裴休任新安太守时，归依希运禅师。希运起初在黄檗山舍弃众人，进入大安精舍，混迹于劳作的僧侣中，负责洒扫殿堂。裴休入寺烧香，因观看壁画，问道：“画的是什么图？”主管僧事的人回答：“是高僧的画像。”裴休说：“画像固然可以观看，高僧在哪里？”众僧都无言以对。裴休又问：“这里有没有禅师？”回答说：“近来有一个僧人投奔本寺服役，很像禅者。”裴休说：“可以请他来。”于是请来希运，问道：“高声说出‘裴休’二字。”裴休答应了。禅师问：“裴休在什么地方？”裴休当下领会了禅师的旨意，如同获得了髻中明珠，说：“真是善知识啊！如此明确地开示别人，为什么还埋没在这里呢？”寺中众人都十分惊讶。从此，裴休把禅师请入州府，留在那里供养；禅师多次推辞不肯接受。裴休又坚决请求他住在黄檗山，兴盛祖师的教法。有空便亲自到山顶拜见禅师；有时渴望听闻高妙的教诲，便请禅师到州府来。裴休既已通达祖师的心法，又广泛融会佛教教义，各地参禅学道的人都说，裴公不是徒然出入黄檗门下的。后来裴休调任宣城，也创建精舍，迎请禅师居住。圭峰大师虽通晓禅法和讲经，也很受裴休敬重，但还不如裴休归心于黄檗、竭尽全力奉行其教。裴休编集《黄檗语要》，把序言置于编首，使其留传于黄檗山门之中。【出自《景德传灯录》。如今歙县有黄檗山，但这座山是否就是禅师居住的地方，还不能确定；《传灯录》又说禅师是闽地人，在本州的黄檗山出家，后来住在洪州大安寺，这与上述记载不同。

译砚。龙尾黼砚，是章圣皇帝平时使用的砚台。章圣皇帝升遐后，把它赐给外戚刘氏；刘永年又把它送给自己的舅舅王齐愈。我得到此砚后，又把它送给宗孟，并且为它题铭说：“黟、歙的珍宝，并不只是这块石头。它形如黼纹，纹理像縠纱；敲击声如金，色泽似玉。云气蒸腾，露水清润，这是祥符年间的恩泽。两位大臣相继把它当作珍宝，见到它的人一定会奋发有为。”【《苏文忠公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升〕 我家有一方歙砚，砚底刻有款识：“吴顺义元年，处士汪少微铭。”铭文说：“松树的操守凝结成烟，楮树的精华铺展如雪，笔锋挥写如飞。人间所谓五绝，其中所称颂的就是这三种东西。”大概是说，这方砚和汪少微合起来算作“五绝”吧。【《苏公说》】如今歙州山中出产一种石头，民间称为龙尾石，也仅次于端石。如果取得石头的中心部分，请巧匠雕琢，储水处圆转如旋涡，旋涡形状十分可爱。【苏易简《文房四谱》】端石产于端溪，色泽和纹理晶莹温润，原来以子石为上品。所谓子石，是在大石中生成的，大概是石中的精华。但世俗流传的说法发生讹误，于是把紫石当作上品，又认为储水不耗、水中有鸲鹆眼的最好。所谓“眼石”其实是石病，但只有北岩石才有这种纹理。端石不只是受到世俗重视，官府每年还把它作为贡品，地位也在其他砚石之上。然而端石中十块里未必有一两块能发墨，多半只能供人玩赏而已。歙石出自龙尾溪，石质坚硬有力，大多能发墨，所以世间使用它的人很多。歙石以带金星的为贵；石理略粗，用手摩擦时有沙沙声、像有锋芒的，尤其好。我年轻时还得到过金坑矿石，更加坚硬而且发墨，但世上也很少见。端溪石以北岩为上品，龙尾石以深溪为上品。比较两者优劣，龙尾石远胜端溪石，只是端溪石后来才出名而受到珍视罢了。【《欧阳公研谱》】君谟说：“端石晶莹温润，只有带锋芒的尤其能发墨。歙石大多带锋芒，只有纹理细腻的特别好。大概凡是奇异的东西，必定与同类有所不同。”这番话与我的看法特别不同，所以一并记下。端溪砚中没有星纹的石头，龙尾石中的水心石、绿绀如玉的石头，这两种石头制成砚台后才有实用价值，其余的都不值得谈论。【《蔡君谟文房四说》】青州石砚，研墨到最后会吸收墨汁而损耗笔锋；龙尾石研墨较慢，但墨汁很久不会干；罗文石发墨胜过龙尾石；端溪石、龙窟石、岩紫石又次于它们；古瓦一类的砚石又次于上述各类，超过这些的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了四十多种砚石，把青州红丝石列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列为第二，龙尾石列为第三，其余都在中下等。虽然铜雀台古瓦砚列在下品，但只是因为它属于古物，才特意保存罢了。【《类说》】婺源砚在唐开元年间被发现。当时猎人叶氏追逐野兽来到长城里，看见层层堆叠的石头像城墙和营垒，晶莹洁净，十分可爱，于是带回家，粗略雕成砚台，温润程度远胜端溪石。几代以后，叶氏的孙辈拿它送给县令，县令很喜爱，寻找到工匠把它精雕成砚，从此才开始传遍天下。南唐元宗精心研习书法，歙州太守进献砚台，并推荐制砚工匠李少微，国主嘉奖他，提升为砚官。又命石工周全拜李少微为师，此后制砚工匠越来越多。如今周全的技艺最高，他每年还能讲述当年的事情；朝廷又召来李少微的孙子李明，询问伪作的情况，却没有查获。如今山下叶氏家族繁衍兴盛，已有几百户人家，都是那位猎人的后代。【唐积《婺源研图谱》】凡是开采砚石，先要准备牲畜、酒和祝文，选择日子斋戒，到山下设立十多个神位和祭坛。祭告完毕后才开采；如果稍有亵慢，必定会有蜂、蝎、毒虫、蟒蛇等伤人。大概是神物珍惜这些石头，不愿让它们广泛流传。人们能够得到的不过一百十来枚，石头很快就采尽了。以后还应当再次祭告。后来因采石而被咬死的有十多人，如今都列入预先祭祀和享祀的对象。唐代侍读的《研谱》说：“近二十年，颇能见到有人使用龙尾石砚。”我向江南的老人询问，他们说：“从前李后主重视书法，使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和龙尾砚，三者都是天下第一，当时人们极其珍视。自从李氏灭亡后，龙尾石便不再出产，但也有少数流传到今天。景祐年间，校理钱仙芝任歙州太守，才找到李氏当年采石的旧址。那里原本是大溪，常因水深而使工匠无法进入。钱仙芝改变水流，使溪水从另一条道路流过，从此才又能采到石头。后来县里的人苦于官府索取，又把溪流恢复原状，石料于是中断。县官再次改变溪流，沿用钱公原来的道路，后来采得的全是好石，于是龙尾石便与端石齐名并行。”按照《图经》，龙尾山在婺源县长城里，如今虽然有许多旧坑，却没有石头出产。歙县四周都是山，石头虽出自别的山，实际上都是龙尾山的支脉，因此都可以称为龙尾石。【《歙研说》】唐公《研录》说：“我曾经过金陵，在翰林叶道卿那里见到一方砚，方圆四五寸，颜色淡青，像秋雨初晴，远望天空一般，表里晶莹洁净，完全没有纹理，大概是石头中的美品。”据说它得自歙州，却不知道出自哪一个矿坑，如今已经没有了。祁门县出产细罗文石，极像泥浆石，也有罗文纹，但石理稍缓，不太坚硬，颜色淡而且容易干。这种石头很容易混淆，许多人把它当作婺源泥浆石，必须仔细辨别。歙县出产刷丝砚，品质很好，但纹理过于分明，没有罗文；偶尔带有白色纹路、白色斑点的，就是这种石头。【《辨歙石说》】有一方涵星砚，是龙尾溪石，底部有风字形纹样和两只足，雕琢得很薄。先父博士从外姓侄子黄村成伯那里得到它。成伯因为酷爱砚台，求得婺源主簿的职位，专门拜访并请教一位老砚工。任期届满时，砚工送他走了百里，探入怀中拿出这方砚作为赠别礼，并说：“我在县令任上三年所收集的砚台，没有一方比得上这方。”黄成伯起初责怪他不诚实，砚工说：“凡是到县任职的人，谁不想得到好砚？如果每一方砚都必须珍贵，那么龙尾溪就会涨成大海，也供应不上。这种石头每年采得不过十几块，幸亏你好好保护它。不过，这方砚外表只像普通砚，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只是使用它直到积满灰尘污垢，几个月不清洗，研墨仍像新砚一样，这才是它最绝妙的优点。”先父性情直率，不耐烦经常清洗砚台，得到这方砚后一直使用到终身。【出自《何薳〈春渚纪闻〉》，其父为何去非，任武学博士。】

译纸。黟县、歙县之间多产好纸，有“凝霜”“澄心”等名称。还有一种很长的纸，可以五十尺长作为一幅。歙地百姓要先花几天整理楮树皮，然后把它浸在长船中。几十个人一起抄纸，旁边另有一人用鼓掌握节奏。抄成后接续放到大熏笼上，周围一圈圈烘焙，而不是贴在墙壁上晾晒。因此从纸头到纸尾，厚薄均匀如一。【《四谱》】山居之人曾经用纸做衣服，大概是遵循佛家所说的“不穿蚕口所出的衣服”，而且纸衣很暖。穿这种衣服不超过十年，人的面色就会发黄，呼吸短促，完全没有纵情欲望的念头，而且也不适合洗澡。大概是因为外面的风进不来，里面的气也出不去。又曾听说制作纸衣的方法：每一百幅纸用胡桃和乳香各一两煮制；不这样做，改用蒸制也很好。如果用蒸法，就要经常洒乳香等水，使纸蒸热蒸熟；阴干后，用箭竹竿横向卷起，再顺着纸纹压出褶皱。不过纸衣的弊病是缝补十分繁琐零碎。如今黟县、歙县一带有人把纸制成衣料，大小大约像一扇大门。近来士大夫出门远行，也有人穿这种衣服，大概是利用它在严寒时节抵御风寒。陶隐居也说：“武陵人制作谷皮衣，十分坚固美好。” 纸中，以李后主澄心堂所制的为第一。这种纸出产于江南的池州、歙州二郡，如今世上已经不再制作。上等的蜀笺也不能长久保存。除此以外，都不是什么好纸。【《文房四说》】歙州绩溪县所产的纸，是澄心堂纸的遗制。它刚制成时，鲜明程度还超过澄心堂纸。如今世上的纸大多出产于南方，如乌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等地，都很有名。拿它们与绩溪纸相比，连绩溪纸的门墙都还达不到。婺源石砚有罗文、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等种类。它的要点在于坚硬、致密、温润；天将阴雨时，砚中水脉自然生成，甚至可以直接研墨，这才是值得珍藏的砚。黄山松烟中，最精良的可以制成墨，能够与李廷珪墨相比。但制墨工匠大多贫困，人们又借此谋利，所以达不到那种水平。近来有道士能自己烧制烟煤，派人到黄山取煤，必定能得到好料。歙州这三种物产奇异绝伦，只有喜好这些事物并愿意付出厚重资财的人才能得到。若凭借官势强求，反而无法得到。

译墨。江南黟县、歙县一带，有李廷珪所制的墨，尤其好。李廷珪原本是易水人，他的父亲李超在唐末流离渡江，看到歙州适宜居住，便在那里制墨，因此出了名。如今人们所得而收藏的李氏墨，也有五六十年以上的；即使胶质已经败坏、墨色已经调和，它仍坚硬如玉，纹理如犀角，写上几十幅纸，墨条也只损耗一两分。【《四谱》】当时的常侍徐铉说：“我年轻时曾得到李超的一挺墨，长度不过一尺，粗细仅如筷子，和我心爱的弟弟徐锴共同使用。每天写字不少于五千字，整整十年才用完。研磨处的边缘像刀刃，可以裁纸。此后使用李氏墨，再没有比得上它的。”唐末陶雅任歙州刺史二十年，曾责问李超：“你近来制的墨，远不如我刚到郡时所制的，为什么？”李超回答：“您刚到郡时，每年取墨不过十挺，如今几百挺还不够供应，我哪里有空精心制作好墨呢？” 近来黟县、歙县之间有人制作白墨，颜色像银子；等到研磨完毕，便和普通墨没有区别，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是什么制作方法。奚廷珪墨有两种：一种墨面写着“远烟香墨”，墨背写着“从肯”；另一种奚廷珪墨，一面有特龙纹，墨背写着“供使”。奚廷珪祖传的墨，都狭窄、单薄、轻脆，多有断裂；比较它们的精粗，远远不如李廷珪，哪里敢和李超相比呢？【自蔡君谟以来，人们都说李廷珪就是奚廷珪；但这里却说奚墨不如李墨，又说唐代李慥是诸李的祖先，不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李超墨有两种，墨面有的作特龙纹，有的写“新安香墨”；墨背有的写“歙州李超造”，有的只写“李超”。它们名称虽然不同，精粗也各有差别。精心制作的，李廷珪墨也比不上。廷珪的大墨有两种：一种墨面写“歙州李廷珪墨”，墨背有特龙纹；另一种墨面写“歙州李廷珪造”，墨背有双脊特龙纹。小墨中有一种握子墨，正面只有一个“香”字，墨质丰厚细腻，光泽像漆。又有小饼墨，墨面有蟠龙，四角写着“供御香墨”，墨背只有一个“歙”字。这四种墨没有一种粗劣；若不是技法精妙到了极点，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李氏诸墨中，只有李超、李廷珪最突出，嘉承、晏文用次之。惟庆的小挺墨比大墨更好，可以接近廷珪墨。宣道、宣德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的墨形制都像廷珪墨，推测也是歙州人。【《李孝美墨苑》】曾君给我看一丸墨，墨面文字是“新安上色香墨”，墨背【“幕”音同“漫”】写着“歙州李廷邽墨”。墨质光亮细腻，与如今所见的李廷珪墨形制不同；“邽”和“珪”二字也不同，形制又不一样，说它是真正的廷珪墨，可以吗？不过，李超和他的儿子廷珪在唐末从易水渡江来到歙州，那里多有美好的松树，于是留居当地，最终以制墨成名。他们本姓奚，后来江南赐姓李。李超墨后来世上不再流传。襄曾在仁宗皇帝的群玉宴上任侍从，获赐一丸墨，墨面写“新安香墨”，墨背写“歙州李超造”，形制与如今所展示的相似。我认为李超与廷珪刚到新安时，各自使用自己的姓名，而且仍写作“邽”字。李超去世后，廷珪的技艺更加精湛，墨面有龙纹，但名称仍写“邽”字，因为制作有先后。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它的形制像李超的墨，而且收藏了几十年、上百年，不可能是仿造品。我辨明之后，这丸墨便归了我家。墨啊，这下可以没有遗憾了。【《蔡君谟墨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我收藏了歙州李氏父子四代五人的墨：李超的儿子廷珪，廷珪的儿子廷宽，廷宽的儿子承晏，承晏的儿子文用；文用以后，李氏墨便没有流传。李氏另有孙辈惟庆，如今任墨务官。李氏墨以李超开始出名；廷珪有时写作“邽”，他与廷宽所制的最精良。承晏以下不能继承家法，没有什么值得收藏的。世上好奇的人常借用廷珪的姓名、仿照他的形制来制墨，其中有些做得极好；如果不是一向收藏古墨的人家，就无法辨别真伪。【《四说》】墨以年代久远、胶质耗尽为贵，所以常以“古”来称誉。世人把歙州李廷珪墨列为第一，易水张遇墨列为第二。廷珪墨又有两种：龙纹、双脊的为上品，单脊的次之。张遇墨也有两种：易水贡墨为上品，供堂墨次之。近世兖州陈元制墨也很精良。廷珪的弟弟廷宽、廷宽的儿子承晏、承晏的儿子文用，都能世代继承制墨业，但稍有不及，近来已经完全没有了。廷珪列第一，廷宽、承晏次之，张遇再次之，陈元又次之。不只是制作方法有讲究，松烟本身也各不相同。近来得到歙地的松烟来制墨，便有廷珪墨的风采，不显浮光；由此可知水土不同，烟煤的性质也随之不同。我曾经写过辨析此事的文章，确实没有说假话。仁宗嘉祐年间，皇帝在群玉殿宴请近臣，曾把李超墨赐给他们，墨上题作“新安香墨”。后来翰林诸位承受赐墨的，也都是廷珪所制的双脊龙纹墨，尤其是上等佳品。【《渑水燕谈》】祥符年间，修治昭应宫时，使用廷珪墨来染饰。有位贵族曾不慎把一丸墨遗落在池中。过了一年，他到池边饮水，又有一件金器掉入水中，于是命善于潜水的人取出金器，同时也找到了那丸墨；墨的光泽和颜色都没有改变，表里都像新的一样。【《遯斋闲览》】宫中刻印古代法帖十卷，当时都使用歙州贡墨，刻成的墨本赐给群臣。如今在京城用一万二千钱，就可以招募人得到一部。元祐年间，亲贤宅从宫中借来刻板墨本一百部，分送给官僚，但只使用潘谷墨；光泽虽然有余，却不够黟黑，而且常有木板横向裂纹，士大夫不能完全辨别。这种墨本的价值，大约只相当于旧刻板价格的一半。【黄鲁直跋翟公巽所藏石刻】晁无斁有半丸李氏墨，说是裕陵旧物。他从前在秦少游家见过一块李氏墨，没有纹理，质地像金石，也是裕陵所赐。王平甫收藏的那块，潘谷见到后，拜了两拜说：“这确实是廷珪制作的。”世上只有王四学士拥有一块，和这一块正好相同。【《陈无已集》】山谷道人说：“有一天潘谷经过我这里，我拿出所收藏的墨给他看。潘谷隔着锦囊摸了摸，说：‘这是李承晏所制的软剂墨，如今不容易得到。’又摸另一块，说：‘这是我二十年前制作的墨，如今精力不如当时，已经制不出这种墨了。’拿出来查看，果然如此。【《春渚纪闻》】我小时候在彭门寇钧国家，见到他家祖先收藏的李廷珪墨，以及下至潘谷等十三家所制的墨，残断的玉圭、破损的玉璧般的墨条，满眼都是，灿然可观。其中廷珪的小挺墨，年代久远后看不出胶彩；用它在纸上书写，偶尔观察其墨色，都是我其他的墨远远比不上的。苏东坡先生任郡守时，取来试用，书写杜甫诗十三篇，并在每篇下面写上制墨工匠的姓名，于是评定了它们的品级次序。有一天，我在富春法门寺拜访章年子，他拿出半笏廷珪墨给我看。墨起初看不出胶彩，他说这是他祖父申公收藏的；装墨的匣子也做成半笏形，形制古朴，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译王景源使君珍藏着一笏古墨，大概是他先祖待制公收藏的。墨背铭文说：“唐水部员外郎李慥造。”据说李慥是李氏诸人的祖先。黎介然一见到它，便请求用自己使用的端石砚来交换。王景源过了很久才答应，后来带着这方砚到了行朝。有位贵人想用五万钱买下这方砚，王景源没有答应。沈珪是嘉禾人。起初因贩运丝织品往来于黄山，有人教他制墨；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胶，墨一出炉便有了声誉。后来他又想出办法，把古松烟与脂漆渣混合烧制，得到极其精细的烟煤，称为“漆烟”。他常说，章仲将的制墨方法只用五两胶；到李氏渡江以后，才开始使用对胶法，却秘而不传，实在令人遗憾。有一天，他和张处厚在居彦实家制墨，出灰池时不慎过早，墨都断裂了。居彦实见所用墨料精良，不忍丢弃，于是蒸煮浸泡，使旧胶流出，再用新胶调和，制成的墨坚硬如石。沈珪由此悟出对胶法：每次都要根据烟料的多少煎熬胶，胶制成后再与煤调和，不能多一滴，也不能少一滴。因此他的墨铭写道：“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这是最好的墨。有一种张孜墨，比沈珪的漆烟墨还好；沈珪说：“这不是我的对手。”于是取出中等光泽的墨，减少胶量制成一丸，与张孜墨并列比较，结果张孜墨反而差得很远。我追问其中原因，他回答：“廷珪采用对胶法的墨，要在百年以后才显出精妙。因为即使烟煤精良，胶用得太多，颜色也会被胶遮蔽。年代久远后，胶力逐渐减退，墨色才显露出来。如果张孜墨急于让人眼前看出效果并出售，所以用胶不多，烟墨不会被遮蔽。若年代久远、胶质耗尽，便会完全失去光泽，像土块和炭一样。”张孜墨适合在西北使用；如果带到两浙，一遇梅雨湿润的天气就会败坏。黄山的张处厚、高景修，都筑炉烧制烟煤、制作墨，把它作为世代相传的行业。他们使用远烟和鱼胶，制成的好墨不比沈珪的差。他们常与沈珪、汪通等人交往；有时自己不进山，便直接到这两人那里买烟煤。如今他们所用的胶，只各自使用带有印号的胶；墨工制墨时所标的名称，多有相互袭用的情况。这难道只是偶然吗？也可能是好事者希望他们技艺精湛、追踪比肩古人，所以故意给他们加上名号。南唐有李廷珪和他的儿子承晏，如今有沈珪的儿子沈晏，又有关珪。国初有张遇，后来有常遇，是和之的儿子；又有潘遇，是潘谷的儿子。黟川布衣张谷所制的墨，得到李氏制墨的方法，但世上不多见。同时还有潘谷；又有永嘉的叶谷制油烟墨，水平与潭州胡景纯相当，但制胶方法不如他。陈瞻之后，又有梅瞻。世人说歙州具备文房四宝，指的是纸、墨、笔、砚。其实只有三种，歙州本地不出笔，笔是出自宣州。砚石很久没有好的材料，所谓罗文眉子已经不再见到。只有龙尾石坚硬而能拒绝墨汁，与普通石头没有区别。欧阳文忠公撰写《研谱》，把歙石列在端石之上，世人多不认同，大概各自依据所见罢了。正值文忠公在世时，两个地方的旧石还很多，难道只是欧阳公得到的歙石好而端石不好吗？纸则近些年来采制的，大多不再是上等品。我一向不喜欢使用它，因为它不吸墨，恰好与麻纸完全相反；即使使用极浓的墨，最终也不能写出黑字。只有黄山的松树肥厚坚实、纹理细密，与其他州的松树不同；又因为多用漆，古来还没有人使用漆烟。近三十年来人们才开始制作漆烟，把松木浸漆后烧取烟煤。大观年间，命墨工高庆和到山中取煤，不再计算它的价格。又曾奉命接待三韩使者，得到他们进贡的墨，将其打碎，掺入三分之一。制成以后，潘谷、张谷、二谷以及陈瞻之流全都比不上。【叶左丞《避暑录话》】

译定数。仆射房管、相国崔涣，都曾被贬任睦州、歙州的官员。当时有个婺州人陈昭见到他们，说：“后来这两位都会做宰相。”后来崔公作为一名大使来到江南，到了至德初年，玄宗入蜀，房管、崔涣二公同时被任命为宰相。崔涣后来任选补使，巡察江东，到了苏州、杭州之间，崔公亲自讲述了这件事。【出自《定命录》】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和崔植一同奉诏入御史台。此前，御史崔元亮是察院长官，每每因为两位监察御史后来任职、又不是通过科举出身，接待时多有怠慢。段文昌和崔植对此深为怨恨。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即位，命二人入朝为相。段文昌从翰林学士、 中书舍人任上拜相，崔植从御史中丞任上拜相，两人都在中书省任职。当时崔元亮罢任密州刺史，前来拜见宰相。两位宰相相互看着，指着崔元亮的名字说：“这个人不是说自己仕途坎坷、没有出路吗？原来却一心想求官。”当时中书侍郎萧俛也在食堂，便询问两位宰相。两人把事情全部告诉他。萧相说：“既然这样，就让这个人闲居三五年。”没过几天，宣州上奏说歙州刺史职位空缺；当天任命文书已经在段相府中。于是便任命崔元亮为歙州刺史。第二天段文昌入朝，完全忘了这件事；到了中书省后大怒，责问吏房主事阳述：“既然威权都在你手里，还要宰相做什么？一定是这个贼人收受贿赂才授予官职；如果不是属吏收了钱，崔元亮怎么能得到歙州刺史？”阳述惶恐谢罪说：“文书根本没有送到本房。昨天是相公亲自拟定姓名，送进黄门；后来检查核对时，我才知道自己因迷乱而忘记了。” 崔植想改换人选，重新上奏；段文昌说：“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成全他呢？”于是便把诏令发下去了。【《续定命录》】于涛是唐代宰相于琮的侄子。于琮南迁时，经过平望驿，停船正要吃饭，有一位老人从门外进来，径直走到厅侧的小阁子里。于涛问老人是什么人，老人回答：“只是曹老。”于涛问他从哪里来，老人回答：“郎君将来一定有很好的官职，这次不用忧虑；还会叙述相国复职的事情。”于涛于是问表弟薛校书的情况，老人说：“在千里之外，遇到向西的地方就停下；官职虽然不是真正的刺史，也会做一个代理郡守。”当时于涛的表弟杜孺休任给事，掌管湖州刺史事务，寄来一壶箬下酒，约有五斗。于涛便问老人是否喜欢酒，老人高兴地请求饮用；于涛就用银盂承接，让他自己斟饮。不久酒喝完，老人已经昏睡过去，于是把银盂当作枕头放在头下睡觉。当时蚊虫极多，却没有一只靠近老人。到了早晨，老人已经不见了，只留下银盂。四处寻访，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这就是曹的休博士。曹的休是魏国宗室，入仕晋朝后任史官；齐梁之间有时位列朝廷，后来得到神仙之道，常在江湖间游历，往往装作商贩，曾经暗中积德救助他人；许多人见过他，并接受过他的遗赠。于涛后来被授为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又辅佐淮南吴王杨行密，任副使。相国不久也向北归去。薛校书任江西宾幕，掌管袁州事务。【《神仙感遇传》】广西昭州是瘴气毒害最严重的地方，但山水却相当清秀柔美。郡府园林中有一座亭子，名叫“天绘”。建炎年间，郡守李丕认为亭名与京城所用年号相同，想要改名，便向寓居当地的徐师川请求题名，但过了很久仍没有得到答复。有个姓范的人替它改名为“清辉”。牌匾已经挂上后，徐师川去拜见李丕，两人一起坐在亭中。不久，徐师川拄杖走到亭子四角，看到积土中有一块石片，斑斑点点像是有文字。于是命人取出洗涤，原来是丘浚所作的碑记，大意说：“我选择胜景得到这座亭子，命名为‘天绘’，取的是景物自然生成之意。后来某年某月某日，将有一个俗人把它改名为‘清辉’，可以作为一笑。”考察姓范的人开始改名的日期，竟然一点也没有差错。【洪舍人《夷坚志》】俞舜凯是徽州人。绍兴十八年赴省试时，梦见红、黑两架梯子，屋檐之间有使者让人登上红梯。俞舜凯看那梯级非常陡峭，便以双脚软弱、不能攀登为由推辞，于是登上黑梯，到了梯顶便醒来。这一年他考中特奏名第一人。【楚贽说。楚贽也是徽州人，字少陆，是一位老儒，最终任桃源县丞。】神异。大徽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处，有个叫汪节的人。他的母亲为躲避疟疾，在村西福田寺金刚像下暂时假寐，感应神异而生下汪节。汪节天生有神力。长安东渭桥有一尊重达千斤的石狮子，汪节指着它告诉众人：“我能提起它并把它扔出去。”众人不信，汪节便提起石狮子，扔出一丈多远；几十个人都搬不动它，于是拿钱请求，汪节又把它搬回原处。不久他进入禁军，补任神策军将，曾经当面对着皇帝，俯身背起一盘石碾，在石碾上放两丈长的方木，方木上又放一张床，床上坐着一队龟兹乐工；乐曲结束后下来，脸上一点也没有承受重物的疲态。德宗皇帝宠爱珍惜他，多次赏赐；即使有拔山曳牛的力气，也不能超过他。【《太平广记》】孚应庙在邵武军泰宁县东面二里处。五代正明年间建庙，供奉两位神灵。相传一位姓陈，是闽地人；一位姓汪，是歙地人。两人在庙东的黄溪相遇，喜爱这里的山川气象，认为可以作为墓地。陈氏说：“我先前经过这里，用钱作了记号。”汪氏说：“我也用丁作了记号。”于是挖地，果然得到钱，钱孔中穿着一枚铁钉。由此二人相互欢喜，最终都葬在这里，屡次显现神异。伪闽王氏时，封为将军。本朝将其列入祀典，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瘟疫，有所祈求必定祭祷；螟虫、蝗虫、盗贼都不能侵入其境。元丰年间，赐予“孚应庙”的庙额。元祐初年，封为灵符灵佑侯。政和年间加封为宁惠宁顺公。宣和年间进封为广惠广顺王。到绍兴二十五年，封陈氏为广惠英显王，汪氏为广顺威显王。【《武阳志·邵武图经》】唐天宝末年，歙州有牛与蛟龙搏斗。起初，水中的蛟龙杀死了许多人和牲畜；一头牛因饮水被蛟龙缠住，蛟龙径直把它拖入潭底，双方随即搏斗。几天后，牛从潭中出来，通体赤红，当时人们都说蛟龙死了。【《广异记》】婺源县有一块大黄石，从山上坠落到溪边，晶莹透亮，十分可爱。一群狗看见它后争相狂吠。几天后，村民不堪其喧闹，便一起把石头推到水中。狗又俯身对着水面狂吠，叫得更加急迫；村民把石头取出砸碎，狗才不再吠叫。新安人闵居敬所居住的地方被山水浸泡，担心房屋倒塌，便把床榻移到门外睡觉。梦见一个穿黑衣的人说：“你在这里躲水，我也到这里躲水，这对你有什么妨害，你为什么这样逼迫挤压我？我实在很不高兴！”闵居敬醒来后，不知道其中缘故。那天晚上他又连续梦见三次，于是说：“难道我不应当睡在这里吗？”便命人移床，才发现床脚斜压着一只【原文缺字】在门槛外；把它放走后，它才离去。

译记闻。州城南面几里处有一处岸边特别高的地方，名叫浣沙【原文“（上山下阜）”为字形说明】；隔着溪水与龙井山相对，远望城阳并不远。相传李太白曾访许宣平，在岸山上徘徊了很久。考察李白的诗，他曾称赞金华五百滩的胜景，又想游览新安；还曾从洄溪经过十六渡，到达黄山汤泉下方，可见新安山川的胜景，大概已经寄托在他的逸兴遐想中。他赠给许宣平的诗，是沈汾叙述并载入传记的，应当不是虚构。李白文集中还有《答山中人》，其中所谓“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诗句，又相传是进入黟县时所作；民间还把石墨岭诗和水西兴唐寺诗中的语句归于李白，但风格不像太白。苏东坡曾怀疑富阳、国清、彭泽、兴唐诗以及《姑熟十咏》不是李白所作；王平甫又怀疑《十咏》出自李赤。考察南唐本来另有一位翰林学士名叫李白，曾巩认为《十咏》是这个人所作。既然如此，这里的石墨岭诗、兴唐寺诗，难道也属于这一类吗？请阅读者详细考察。冯相国的乐府集号称《阳春录》。冯氏子孙、泗州推官冯璪曾拿给晏元献公看，晏公认为是真本，赏誉一直延续到元丰年间。高邮崔公度、字伯易作跋说：李氏既然拥有江左文物，甲于天下；冯公才华风流，又是江左第一。他家所收藏的文集，乃是光禄公亲手抄录的，最为详尽准确。然而在《尊前集》《花间集》等书中，常常把他的姓氏弄错；近来刻印的欧阳永叔词集，也有许多这种情况，都是流传过程中失去了真本的缘故。这是崔公说的。刘辉是信州铅山县人，没有考中科举时，客居新安，靠替人抄书来供养自己。他住在歙县郑氏家和绩溪汪氏家，时间尤其长。汪氏子弟曾经学习《尧舜急亲贤赋》，刘辉暗中代他们写作。老师看出这篇文章的语言与他平时不同，便追问他；刘辉如实告知。老师于是打开刘辉的床铺和箱笼，发现里面堆满了枫叶，叶子上都密密写满文章，这才感到惊异。第二年他回到家乡，便被贡举到京师，不久考中进士第一名。如今民间仍有人收藏他所书写的《礼部韵》。王提刑任南剑州知州时，写信给陈谏议，信中有请求指教增益的话。陈公回信说：“瓘承蒙来信，殷勤体恤，累累数纸的感激之情难以言尽。另纸所说的话尤其谦厚。瓘孤苦无依，只能等待生命终结，世事已经荒废；只是听说您治理政事宽厚仁慈，百姓受到您的恩惠，这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承蒙您的庇护深厚，我还能拿什么来告知您呢？不过，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敢自外于您。境内有两位贤士，叫吴熙、吴仪。吴仪住在水东，吴熙住在橘溪，是兄弟二人。他们喜好学习、有操守，耿介而又通达，在士人中实在难得；选拔遗逸之士，应当就在这两人之中。只是他们善于自我隐藏，所以没有人知道。阁下喜欢贤才、礼敬士人，假如能使他们的名声从此显扬，不仅可以鼓励敦厚义行，也足以帮助朝廷求取人才。治理政事的大事，大概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冒昧借此机会向您询问，陈述自己想说的话，只怕举止冒昧失礼。由此可见，我们这一类人相互交往，大概就是如此。”王公曾为剑州学校拨置田产，直到今天还称为“王公庄”。当地祠堂中的塑像年久日益昏暗。绍兴年间，曾派人寻访王公的后代，又请求绘制画像带走。后来王筠文刚任通判，便为他重新修葺祠堂。王筠与王公有宗族关系，曾奉檄前往建宁府审决案件；建宁也是王公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听说王筠到来，众人都焚香迎接，把他当作王公的孙子。王公离开那两个郡，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三十年。曾公谔任知州时，一向敬重郡人俞平叔。平叔是老儒生，凭多次贡举的资格得到官职，曾任彭泽县尉。他查核旱灾情况时，住在山寺里，有位老妇人夜里来到寺中，把一包白金放在门边便离开。俞平叔叫来随从、属吏和寺僧，封存作记后送到县里。等他回来，县令想依法把行贿者全家登记没收，再让俞平叔得到赏赐。俞平叔笑着说：“廉洁正直，难道是为了得到这种赏赐吗？”于是只按县法判罪，把赃物没收入官府就够了。他历任三职，因为母亲年老便不再做官。俞氏主持祖坟墓地的人，有祭祀田二十亩，缴纳赋税后靠其收入生活，其余从未向别人诉说贫困。当时卢君知原任歙县县令，周殿撰因官阶较重，实际被贬为主管城下酒税的官员。曾公听说平叔病了，便让两位先生去探望他。平叔家四壁空荡，十分萧条，两人便问他身后之事。平叔说：“棺材已经准备好了，寿衣也已经洗好了，正嘱咐妻子儿女把我附葬到祖坟，不需要准备斋祭之物，此外没有什么需要的了。”两人退下后把这些话告诉曾公，都感叹不已。卢君于是写了一封便条，派属吏带五万钱给他作汤药费用。平叔把属吏叫到卧室，问：“这是县令的俸禄吗？”回答：“不是。”“还是从官府库藏中拿出来的？”回答：“不是。”“那是县吏、里正或上户摊派征收来的？” 属吏说：“不是。”平叔说：“钱财不会从天上降下、从地下涌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辞谢，不接受。”属吏再次前来，他不再看钱，只说：“我一生贫穷，不只是今天才贫穷，难道会因为五万钱就改变我的志向吗？”这天晚上他去世了，享年八十九岁。曾公贤能而有治理声誉，性情冲淡，像修道之人。他任郡守时已经七十多岁，精神和骨骼仍清健，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卢君是平江人，资质廉洁明敏；积压十多年的诉讼，他都亲自审理结案。郡县中有事要到朝廷、尚书省或外台办理的，多请求由他送往歙县。后来他任礼部侍郎。周公以名臣身份被贬为主管库藏的官员，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只是他的遗风余韵仍然泽被此邦而已。乡里的老儒生中，年过九十的有一位叫崔君虞卿，字显仲，他能够按照世代次序历数我们县的人。自古以来做儒生的，县北的郑钧子平以及我的祖父，后来的人都在一二人之数。那时我还年幼，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说法。在此以前，本朝显达的人已有舒、谢、俞、吕等姓。此后几十年，求学的人没有接续。我的祖父生于嘉祐年间，幼年独自知道爱读书，听说有书便买来，私下学习诵读。曾祖父没有别的儿子，正仰赖他来经营生计，见他读书还曾发怒。后来察知他的诚心，才不再阻止。元丰年间，他到郡学游学，当时求学的人还很少。祖父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件事，众人起初并不认为正确。到绍圣年间，罢除顾募行差役的制度，大户也没有可以免除的。知县王君推荐祖父，说他专心勤学；凡是家中有一人接受教育的，便为其家全部免除差役。当时富家的子弟都在庭院下服役，见祖父独自在庭上同县令抗礼，因此羡慕起来，开始彼此劝勉求学。然而祖父深藏不露，不求显扬；即使年过九十，仍耳聪目明，得到奇异的书还勤勉阅读。他因封赠官至朝请大夫，讳名举，字子直。郑氏则经过数代，到绍兴年间有两人登第。其中有先于同年胡铨仲平者，精通声律，曾参加广文馆考试；《惟德动天赋》在用典处说：“光明如虞帝，降雨时没有迷失在纳麓之处；威令如成王，出郊时没有反复失误。”

译他被考官黜落。另一位考官经过他的试卷，拿来阅读，称赞写得好，便询问先前黜落他的原因。考官认为其中触犯了忌讳，于是把试卷藏在袖中带走，凭自己的名义取录，最终评定为第一名。后来到了政和年间，他才登第。当时王氏经学已经废止，诗赋也不再采用，但每当看见同辈喜欢谈论旧日的学习，直到今天，胡氏一族写赋仍有典范法度。屯田员外郎汪廷直地位卑微时，曾同乡里女子约定婚姻。政和年间，各州举行类试，他取得省元，已经登第；这时所约的女子失明了，她的家人派人来谢绝婚事，廷直不肯，最终还是成就了这门婚姻。后来他赴吏部调选，住在京师，十分贫困，寄居在符宝郎舍中。汪公正逢敌军围城，朝廷责令筹集金银，期限将满却无从应付，偶然独自走到汴水边，徘徊不安，似有投沙自尽之意。邻舍有人出来阻止他，问他需要多少，帘子里送出白银二十两；他把银子藏在袖中带回去。符宝郎惊怪，询问银子的来处，他把实情全部说出，二人一起去寻找那个地方，却没有住人。人们认为这是阴德得到的报应。鲁直在洛阳时，歙州人祝硕，字有道，因为知晓天命的年纪而结识鲁直。鲁直被贬谪到黔中后，有道前去探访。鲁直写信说：“凡是士大夫胸中不能时时用古今的学问来浇灌，那么世俗尘垢就会在其中滋生；照镜子会觉得面目可憎，面对别人说话也会觉得语言无味。”又赠给他一首词，就是所谓“长杨风挑青骢尾”的那首。鲁直在八月十七日夜里，于张宽夫园中等待月亮，作词说：“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蜀人称笛声如同‘牍’声，所以这样用字。鲁直曾抄写一部赠给祝硕，现在的俗本把“笛”改成“曲”，是不对的。祝硕收藏鲁直的文稿三幅，大多用连纸百幅制成，涂改增删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枚〕 尚书洪公任许州知州时，曾建造园林，搜访境内所有的花木，把江南的草木集中起来栽种，甚至红踯躅一类也都在其中，取名为“故里园”。他常常同宾客僚佐在园中游赏宴饮。大概洪公长期处于富贵之中，但大多在外地任职，所以对故乡如此深深眷恋。晚年终于回到故乡。在艰难时期，孙公佑镇守这个州，对人极其严明。当时统制国信臣驻扎在这里，郡南大姓招募的弓手中，有一个合门祇候宋与统。宋舍人接待国信臣，尤其桀骜不驯，甚至坐到太守的衙署里，孙佑命人把他牵出去斩首。又有张宪的军队长期滞留，有一名钱粮官认为本郡不能按时发放军粮，便捉住手分，与录参的衣服相连，拥到庭下。孙佑出来向录参作揖，代国信臣问道：“那边来的人是什么人？见到节制兵马的长官却不出声应诺，这是为什么？”于是喝令斩首。通判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了，苦苦请求了好几次才作罢。他叫来守门人说：“你为什么放他们进来？以后不许再这样，拿军令状来。”守门人退下后说：“今后凡有擅自闯入的人，我只管把他杀掉。”事情办完后，孙佑派人把钱粮官送到张宪军中，张宪不得已杖责了他。孙佑约定给张宪军粮，并催促他们出发，张宪托词说三天后才走。他的政令虽然严厉，却从不轻易把徒刑加给别人。公府宴饮的食物以及园圃所供应的蔬菜，都从供给钱中扣除归还。当初方腊来侵犯时，歙县人程叔清一家在城南避难。他有个女儿十七岁，父母商量说：“我们留在这里，遇到不幸就只有死路一条；唯独这个女儿正值青春，万一被贼人侮辱，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族人乡党？”于是叫来女儿说：“我们州的风俗，尤其忌讳淫乱；你是良家女子，双脚从未走出闺门，贼人如果用武力逼迫你，你该怎么办？”女儿说：“女儿难道会跟从贼人吗？绝对不能，必定以死抗拒。”亲族又在旁边仔细追问她的话，女儿于是拿起随身携带的衣囊背在身上快步走去，并且作出被贼人捉住后辱骂贼人的样子。父母高兴地说：“果真如此，才是我的女儿。我们听说道家有为死于兵乱的人设醮祭告九幽的说法，这样就能超升救济魂魄，你不要忧虑。”女儿笑着说：“好。”第二天，众人分散躲藏在东塘山中，女儿恰好被贼人遇到。贼人讨好她说：“我把你送给圣公，不用担心不能得到富贵。”女儿说：“你们欺天害人，连猪狗都不如，还说什么圣公？”贼人用刀威胁说：“不听我的话，一定杀了你。”女儿说：“我只知道有官府，不知道有贼人。”贼人先割断她的发髻，又用好话诱骗她；女儿一边吐唾沫一边辱骂。贼人知道无法使她屈服，便乱刀砍下，砍碎她的尸体才离去。有两个男孩躲在旁边的大石头下面，□窥见了事情的始末，把经过告诉了她的家人，家人都悲喜交集，于是把她葬在东塘山中。愿兄颂端规为她写了这篇传记。内翰汪公年轻时住在郡斋，常常独自到炉亭中躲避旁人，写文章时被同舍的人逼着拿出来看，原来是在拟写草制词。众人都笑他。中兴以后，他终于任职翰苑，成为代皇帝起草诏令的人中的佼佼者。他被任命为本州知州时所写的谢表说：“唯有今天作为股肱的州郡，实在是我平生父母所在的故乡；行路之人都为之叹息，全家人感动得流泪。”又说：“属县愿意驱使民力，起初不必劳烦起草檄文；行朝就在眼前，又何必等待移文关说。”留给执政大臣的启文说：“城郭重新回来，仿佛千百年离家而去的仙鹤；交游中一半还在，或许像一时同队的鱼。”当时汪丞相也持节经过家乡，在宴席中作诗说：“两两泰阶星，一色亭亭华表鹤双归。”汪公与他唱和，乡里流传此事。他在郡中大力兴办庙学；此前，他曾为镇江写过学记。府中送来白金作为赆仪，恰好送到，他立即拿来补助经费。歙县有许多贤能的县令，旧时有董君、王君；景丞则是黎君确，但年代久远，许多事情已经散佚。近年百姓间传诵的，有郑君锐夫、钱君瑰。郑君才能很高，办事周详熟练，属吏不能欺骗他。在此以前，郡里把各县的赋税分派下来，每年数额不同，掌管财计的人往往借机增加，几乎没有减少。县里一向缺少粳米，当时秋税以十分为标准，其中四分二厘征收粳米，其余则征绢、米、钱、米、糯米、豆等物。

译第二年，郡府的案牍又改动赋税分派，下达到县。郑君向太守请求，说：“我刚到任时，曾从下吏那里接受过这个数目。在我任内，愿意按照它办理，不愿意多次更改。”于是依照旧数登记成册，带到太守那里，请求太守允许刊印，由此直到任满，赋额没有增加，郡里也没有发生粮赋不足的事情。县里的赋税既重，役钱也多，于是每年拿出盈余替邻县雇用役夫。郑君认为各县应该使用本县的人，如今却驱使本县百姓出钱雇人，供其他县令佐使用，并非政务中的当务之急。于是他估量官府所需，根据赋税征收；对最贫穷、无力缴纳的人，多加宽免，到任期结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办理完毕的。钱君廉洁爱民，常说：“我没有别的长处，只是能够忍饥三天罢了。”他的政务在于抑制豪强、扶助弱小，对于死刑案件尤其慎重，属吏不能任意加重或减轻。其间差派里长，只使用税钱，不按照人口多少办理。他分派赋税，也三年不变。自从这两位离任以后，如今征收的粳米已达到八分有余。近来有位邵君岩，他的操守品行如同钱君，资质颇为安静沉着，但谋略不如钱君。这三位都已经盖棺定论，所以我私下为他们写下这些文字。又听绩溪县百姓说：孙君懋任县令时，不让里长催督赋税，只按照省定期限办理；里长不敢无故到百姓家门，百姓也乐于缴纳。最后期限结束后，才把欠款抄录出来交给负责督促的人。在此以前，里长收取百姓的钱代为输纳，帛一尺作为〔缺文〕；钱一百五十数寸的，收取到一百钱。孙君于是为第三等以下的户设置零残簿，并把簿和匮放在听事厅旁边，让百姓可以按尺寸自行写钞，拿钱投入匮中；少的只交十几文钱，也都当面发给钞据，并在当天注销账簿。官府追捕百姓缴纳赋税时，如果赋税已经交到官府而属吏不为其销账，就让属吏代为偿还。如今任某官的宣和年间，兵火之后，开掘土地得到一块旧碑，原来是景德年间太守昭文馆学士赵昂为母亲所立。起初赵昂的父亲金吾大将军赵延进，娶晋州节度使张温的女儿。广顺年间，赵昂的祖父中令赵晖镇守岐州，母亲张氏十七岁时生下赵昂，数月后便死在岐州。赵昂刚到换牙年龄便知道此事，成年登第入朝后，三十年间一直希望找到母亲的遗像。每当朝廷官员奉命出使或请假经过岐州，都必定哭泣着托他们寻找，但都因年代久远而无从访求。淳化年间，赵昂以右史身份任吏部南曹判官，请求亲自去寻找。皇帝下诏准他休假而不解除职务，又命驿站供给所需；过了十多天仍没有消息，他日夜悲哭。等他返回朝廷，有人在一座僧寺中发现了母亲的画像，把它送到京师。赵昂悲喜交集，作诗一首；从前的宰相宋琪、吕蒙正以及台阁名贤共十九人为此作诗，翰林苏承旨易简作赞说：“英俊的赵君，终身怀有对母亲的孺慕之情。” 孝心发自本性，本性通达于神明。神明启示机会，使遗像重新归真。高堂上清晨悬挂着画像，和悦的面容如春天一般，仿佛在用慈爱的教诲教导他怎样做人臣。孝心深厚的赵君，仿佛还能听到母亲的声音。按时供奉祭品，悲声号哭感动邻里。赵君为人，如天马、石麒麟般杰出；赵君作文，如红药、白苹般清丽。出仕侍奉圣主，归家奉养慈亲；忠孝方面的言语行为，无愧于士大夫。赵昂在景德初年出任歙州知州，第二年举行郊祀礼，于是上表请求追封母亲，文辞旨意悲切，诏令追赠她为清河县太君。又过一年五月，诏告送到，赵昂率领官吏从歙安门起，结彩张灯、奏乐引导；又把诏告以及所得诗、赞刻下，写成《纪美追荣记》，立在西溪太平寺，如今在学校左边的塾舍。提刑王公辞去官职回家后，县令敬重他的声望品德。他担心邻里来托请事情，便在柱子上张贴大榜说：“从前做官时，我厌恶别人请托；如今闲退在家，来访者不得有所请托。”适逢郡守与王公交情深厚，王公前往拜访；有亲旧在五岭之间追上王公，自称案件正在郡府，希望借助王公的话增加分量。王公说：“我不愿出面，正是因为这种缘故。即使你不因我的话而得到公正，人们难道还能家家户户都知道吗？”于是立即命人驾车回去。有令佐来访，询问王公治理政事的方法，王公便劝他们减轻赋税徭役，为国家体恤百姓。王公同刘丞相交情深厚，刘丞相的儿子刘蹈任婺源县丞时，曾以父亲的行事来请教王公。王公每次见他，只问“令尊安好吗”，不谈其他。丞相罢官并因牵连获罪时，许多人都受到猜疑，唯独刘蹈明白无过，免于嫌疑。王公曾对人说：“乡里同党之间，关键在于和睦；恩惠多而怨恨少，胸中就常常宽舒，财物也不会耗散。”听到的人辗转相告，诉讼因此减少。实行经界法时，绩溪县按乡均分税额，无法归属的税钱有一百多缗，于是强行摊派到上等田地二百多处，甚至有摊到三百五十处的，申诉的人一直不断。太守赵监丞子游刚到任，便拿此事询问孔目官章愈。章愈请求核查沙地涨出的田亩；应当暂缓征收的税钱有一百多缗，其余按次序均匀减免，然后确定税额。又有各县输纳赋税时，或强迫百姓按整额缴纳，例如遇到一寸便缴一尺，遇到钱便缴两，遇到合便缴一斗之类。当时歙县贫民有以坟地税缴纳正绵四分的，负责承揽赋税的人却说要按整额缴纳，于是改作绵二两，收取钱八百，百姓便向州府申诉。赵太守又拿此事询问章愈，章愈回答说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于是请求下达所属各县，只按原数输纳；过去收钱八百的，只须缴纳绵二钱，折钱八十罢了。章愈一生多施惠利，审理案件务求保全活命。他的儿子章元崇两次获得乡里荐举，终于登第，如今任夷陵县令，贤能而且有文才。新安有许多秀美的山水，又有肯世、许聂的遗风，因此这里的人大多喜好神仙之道。当初谢谏议地位卑微时，在乌聊山读书。市中有个叫汪四的人，心里爱戴敬仰谢公，每天早晨到市场上得到钱□，总是带来资助他。他曾几天没有来，谢公下山询问，别人说他已经偷了驴逃走了。等谢公登第，任蜀中县令。有一天有道人来访，原来就是汪四。他同谢公坐在书房，汪四起身在墙上画出岩洞，洞中有朱门金锁；他解下腰间的钥匙，打开门，拉着谢公一同进去。谢公请求回去告诉嫂嫂，汪四便先进去。等谢公出来，墙壁仍然高耸如故，汪四也再看不见了。崇宁、观年间有个叫吕望天的人，走路时喜欢仰头看天，替人占瓦卦，言语和沉默没有常态。周殿撰作诗戏赠他说：“新安吕望天，一旦弃家缘，早晨到市廛吃□，回去空屋睡。替你打瓦卦，请给我一文钱。天天只是这样，已经三十年。”方腊作乱以前，肯〔缺文〕所在。近来有个金野仙，名叫梁之，是两浙提刑金〔缺文〕的儿子，因恩荫任奉新县尉。有一天突然狂放不羁，因病离职，妻子也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他。从此饮食不能接续，但面貌常常充润喜悦，还时时躺在冰雪中，身体也不发抖。

译晚年常在郡城集市中，喜欢替人作诗以及同人谈话，往往含有警醒告诫，得到诗文或听到谈话的人都认为他能知道自己心中的事情。他每逢三年贡举，便预先写下将被选中者的姓名，曾说：“假如让我成为世外神仙，那很难；如果做尘世中的仙人，拔救生者、超度死者，或许还可以做到。”他常说：“我将在来年八月死去，希望不要焚烧我的尸体。”到淳熙初年八月十三日半夜，他起身坐在一张榻上，神态自若地摇扇子，等人看他时已经化去。郡人共同在紫阳山为他建坛祭祀。又有黄冠曹元育，是休宁县人，寄居在歙县长春里吃饭，几十年来从未向人求取什么。窗户破旧、床榻积尘，他凝坐到天亮，有时一躺就是六七天。有一天，他把衣物和道具全部分散给邻里，随后便去世了。新安所产的墨因黄山而著名，但几十年来，制墨的人却在婺源、黄冈山。戴彦衡、吴滋最为出色。彦衡自绍兴八年因荐举而制作复古殿等墨，最初制作的是双角龙样式，图样由米待制元晖所画。后来又制作圭璧及戏虎样式。当时有人议论想在禁苑中建窑，稍稍取用九里松的古松来制墨。彦衡认为松树生长在道路???方?平地，不能使用；后来衢州、池州的工匠装载其他山上的松木前往制作，也终究没有成功。彦衡不久去世，曾拿出贡墨剩余的一块圭墨给米公看，米公认为极其罕见。他的同辈诗人吴可赠诗说：“病来谩喜折钗股，老去尚怀双脊龙。他日扁舟会乘兴，摩挲圭璧小从容。”吴滋家收藏有内相汪公的帖子说：“吴滋制墨近来颇有能声，绍兴庚申年在新安郡斋传授给他对胶法，这块墨就是按照此法制成的。试用它，应当能见到它的优点。”吴滋又请求参政李汉老题评，李公说：“已经有人评过你了。”舍人吕居仁也曾赠诗给他。当今皇帝在东宫时，认为吴滋所制的墨非常好，破例发给犒设钱二万。歙州军事牒文：摄同十将兼衙前虞候、充衙佐郑稹牒，奉行处分。县件官推诚奉上，竭尽力量从军，登上城墙防守将近一个星辰灰尽的时间，抵御侮敌，早晚都很劳苦。既然已经极尽勤劳困苦，就应当议定甄别奖赏，以勉励这位干城之臣，更期待他升至显要等级。此事须改补为正同十将兼衙前虞候，依照县旧有职务办理。牒文把举荐者的淮状帖交给有关人员，并另行牒报知悉。此牒。光启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牒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吴圆。此牒收藏在歙县士人汪德符的儿子汪子充家中。汪子充从琶村郑氏处得到它，纸张很低小，但极其紧密厚实。从“十将”到姓名有三枚印，年月日有四枚印。印文是“歙州之印”。印文虽有刻缺，但朱印和墨色都像新的一样。附录 《汪王庙考实》王的讳名 《行状》说：“王的讳名是世华，为避唐太宗的讳而去掉上面的字。”考察最初封赠的诰告在武德年间，并没有所谓“世”字。虽然秦王一向威望崇高，但王在自称孤立无援之后，正要为国家屈身效力，不应在这个时候避讳诸王的两个字名，更不可能预先为此避讳。考察当时归附唐朝的人，如王世充、李世绩，都没有省去名字中的字；李世绩在贞观年间仍然照旧使用。到高宗刚即位时，有关部门请求改定官制，其中有带“治”字的官名，认为应避讳皇帝名讳。高宗说贞观时并不避讳先帝名字，于是下诏说明。有司上奏说：“先帝有两个字的名字，礼制上不必逐字避讳；皇上既然是单名，臣子不应直呼触犯。”由此可知，当时并没有偏讳。后来把民部改称户部，以及改“昏”“叶”等字，还有把世绩改为世绩之“绩”，都是高宗时期避讳皇帝亲名的制度。怎么会在贞观时作为皇帝尚且不避讳，而在武德时只是藩王，反而要避讳呢？然而如今相传说：“王有两个弟弟，叫世英、世荣。”又有人说：“起初确实有两个字的名字，后来显贵了，自己想省去一个字，总之不是为了避唐朝的讳。” 姓氏 各类氏族书都认为汪姓出自汪罔氏，汪罔氏也称汪芒氏。孔子所说守护封嵎山的漆姓之人，在虞、夏、商三代称汪罔氏，周代称长狄，春秋时称大人。又《海外西山经》中有汪野，李善认为汪氏之国在西海外。这样看来，汪罔是其氏族，汪野是其国家。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遥远，而鲁哀公时鲁国却有汪锜，因战死于齐国之难而受到圣人褒扬。所以内翰汪公为同族人司城写墓志时，推究姓氏的起源，先追溯到汪罔氏，又采录另一种说法：“汪姓出自姬姓，鲁成公的支子在汪地食采，于是以汪为氏。”汪罔之汪见于传记，姬姓之汪则只是今乡里流传的说法，所以内翰两说并存。我私下曾认为，汪罔之人世代都长得高大，被称为身材是僬侥氏的十倍；他们在春秋时期大概已经到达中原。四兄弟分别前往四个国家并死在那里，其中前往鲁国的叫侨如，是鲁国的亚卿，并以自己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太史又记载了他的埋葬，把这件事当作奇异之事。既然如此，所谓汪罔的后代，怎么能容身于鲁国呢？即使他们已经在鲁国传了几代，形貌也应当仍与常人不同。孔子回答吴国来客时，为什么要舍弃距离较近的本国汪氏，反而远引封嵎山的长狄、大人来作证明呢？《春秋正义》也引用苏氏的话说：“《国语》所称的大人，屏居在夸狄，不在中原。”由此看来，说汪氏是诸侯的后裔，似乎更合乎人情。至于民间流传的谱牒，从成公以下说某一世某人、第二世某人，仍只是沿袭旧说而已。州望 《行状》称，汉建安三年，龙骧将军文和任会稽令，因天下动乱而避居，定居在新安。文和这个名字，其他书中没有见到。沈约《宋书》说：“龙骧将军这一官职，晋武帝才开始让王浚担任。”既然如此，在王浚以前怎么会有这个官职呢？近代临川人邓名世作《姓氏辨证》，说王氏开始居住新安，所以郡望出自新安。如今黟县、歙县的人十家有九家姓汪，都说是王的后代。又说：“陈朝的益州刺史汪纲，陈朝灭亡后，从歙州迁到河间，所以又有河间汪氏。”考察汪纲从新安迁出，既然是在陈朝时，那么汪氏居住在这里的历史已经很早，怎么能说是从王才开始呢？太平兴国年间，有人为汪王庙作记，说王是隋将宝欢的族子。难道有人认为陈、隋以前才开始居住在这里吗？追溯龙骧将军的说法，太荒远；只按王氏来解释，又过于简略。两者都不恰当，所以内翰写到这里时略去不谈。如果说新安的汪氏以王为始而显著为郡望，这样说倒还可以。

译境土 《行状》所记载的王氏事迹，出自故老相传；凡是讲到起初时借助奇异故事来感动人的内容，没有来得及加以辨别取舍，但事情的始末仍大致可以看见。承议郎汪公所作的传记，特别整洁明晰。至于王师正删削得过分厉害；师正是其他郡的人，没有深入考察，只想把每件事都贬低。例如说到兵力，只说得到几千人；说到占地，只说占据一郡来防守。凭几千人守住一个完整的州郡，便贸然建立名号，即使是荒谬无能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隋朝灭亡时，各地蜂拥而起的将领多得数不清；姓名被载入《旧唐书》《新唐书》本纪开头的有四十八人，王的名字在十几人之中，这并不是弱小势单。能够使六州百姓获得安定，又能心知天命所在，难道可以忽视吗？史书虽然记载简略，但《资治通鉴》记载王占据黟、歙等五州，拥有军众一万人，这同《行状》和汪氏传记所写大致相同。唐朝把六州交给王，大概是根据他已经拥有的地方，就地授予节制权；不然王只是以一个州归附唐朝，唐朝有什么好处，竟还要割取其他郡来增加给他呢？但是说有五州，仍有不相合的地方。大概《通鉴》特意记载的是归附当天的情况，难道疆界的设置此一彼一，当时实际保存的只有五州吗？还是想说在黟、歙之外另有五州，所以把原文略写了呢？若比较实际情况，所谓六州，大概都曾经拥有过，不能掩盖。至于兵力多少，则是根据某一时刻登记上报的数目，容许有遣散归家的士卒。《通鉴》和《新唐书》又说王的铠甲兵器十分精锐；凭精锐之兵而人数达到一万，那么其余士卒当然不止这些，哪里像师正所说的那样呢？治所 新安郡的治所自古多次迁移，如今治所在歙县乌聊山以西，实际上是从王开始的。乌聊山是本郡形势险要、景物优胜之处。自汉建安年间发生战乱，县人毛甘曾凭一万户百姓守卫此山。到王起兵时，又在山上驻军。后来便因而把治所迁到山旁。《行状》和传记却说，王起兵初期，根据箭射落的地方筑城，并指绩溪县东边的祠庙为旧址。考察如今绩溪虽然有旧城，但图经记载，隋开皇十一年州治在黟县，大业年间改为郡治休宁，义宁年间治所在歙县乌聊山。义宁年间的治所，除了王还有谁是最初建立的呢？绩溪的城，应当只是草创的营垒，后来终于迁到今天的治所罢了。这是王所规划的，所以特别记载出来。纳款 我曾经因为王氏庙享有本州祭祀，五百多年过去，百姓仍然爱戴敬仰他，时间越久反而越显得新鲜。这不只是因为他能兴云降雨、抵御灾害疫病，也是因为他起兵没有失去正道，始终出于安定百姓的本意。所以天下正处于动乱时，他便以自身遮护六州百姓；等局势大致平定，听说有真正的王者，便归附了唐朝。事情合乎天心，得到上天扶助，因此活着享有福禄，死后享有这片土地的祭祀，能够流传长久。既然如此，他没有与任何百姓交战，也没有烦劳一支军队，辗转设法向唐朝自托归附，这正是王归附的大节和本意，不能不说明白。如今武德年间的诰命完整保存，其中褒扬表彰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旧史本纪没有记载归唐的月份日期，新史虽然在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日记载王投降，却又在列传中说杜伏威派王雄诞前来进攻，并没有写明王已经接受唐朝命令，反而追记王当时的事情，于是使读者只看到本纪、列传所记都在武德四年，便把它们指为同一件事，认为王固守多年，伏威、雄诞奉天子之命前来讨伐，直到这时王兵力耗尽、形势窘迫才投降。这样岂不是同诰命所说王从远方送来归附诚意相矛盾吗？大概王雄诞来进攻虽然也是在这一年，但王送来归附唐朝的文书实际上在此以前；所谓九月甲子，指的是九月九日。诰命在该月二十二日下达，因此王的归附文书到达唐朝以及接受封拜，都不会超出九月；王雄诞的到来则是在这年冬天。谨慎考察《资治通鉴》，王派使者归唐记在九月，王雄诞来进攻另记在十一月；由此可知，王归唐以后已经接受封拜，是伏威、雄诞出于私意来进攻他。当时杜伏威对唐朝还不是完全的臣属，王归唐时一定想以忠诚自我表明，又耻于因这件事制造事故，于是登记土地、军队、百姓，派使者从小路越过伏威的辖境归附唐朝。天子料想伏威一党私下议论，嫉恨王归唐之事没有出自自己，便趁机袭击王，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这就像淮阴侯韩信攻打已经投降的人一样，并不能损害王先见之明。至于王向伏威屈服，虽然出于不得已，但伏威当时自称行台，王雄诞实际在他左右；我只是向唐朝的行台屈服罢了，难道肯贸然处在他的下位吗？有人又因为王雄诞交战以后，唐朝根据他前后的功劳，也授予他歙州总管，统辖歙、睦、衢三州，便怀疑唐朝好像偏袒王雄诞；却不知道唐朝当时也还不能完全控制东南，归附者来投便接受。王既然带着六州归附，唐朝于是也把六州的土地授给王；等到伏威自称行台，袭击王并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唐朝也无法拒绝既成事实。这正是淮阴侯韩信的事情，难道天子也想见到这种情况，特意派人替王处理吗？所以不久王便入朝京师。试着考察王刚归附时，高祖以大国之礼重用使者接见他，并给予一时之间的褒扬尊崇。到贞观年间，他掌管宿卫达二十年。太宗远征时，把守卫宫门、掌管钥匙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不是早已嘉许他的节操并且深信他的内心，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诰命中所表彰的内容，即使同汉代甲令所称的忠臣相比，也几乎没有这样明白的。不了解这些却妄加议论，难道不是错误吗？官阀 王归入唐朝后，授任左卫白渠府统军，兼忠武将军，代理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并任九宫留守。考察《六典》，左右卫有诸曹以及亲、勋、翊三府，另有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谓白渠、积福，大概属于这五十府之列。武德初年，依照开皇旧名设置骠骑将军，掌管府兵卫士；武德七年改为统军。后来又采用隋朝折冲的名称，把统军改为折冲都尉。这样看来，统军和折冲都尉其实是同一个官职。忠武将军同冠军将军、云麾将军等共十种将军，称为散号将军，用作加官。若另有实际职务，品级高的称守，品级低的称行。这份官职带有“行”字，是因为忠武将军为正四品上，折冲都尉是由统军改来，而统军为正四品下。可是王起初受封为国公，就已经属于一品官了。九宫留守也是环卫官。

译夫人 《行状》和传记都说夫人姓钱，是唐朝功臣九陇的女儿。考察九陇的家世，虽然本来是东南人，但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考证，他的父亲在陈朝时被隋朝俘获，没入官府成为奴隶；所以九陇侍奉唐高祖，因擅长骑射而常被安排在身边。这样钱氏在隋朝初年就应当已经在太原，两家当时都还卑微，不应跋涉千里来聘娶。若说王归唐以后才结婚，那么王生于隋开皇六年，到武德五年已经三十七岁了；中间又称王十多岁时便已有事迹，也不应当还没有配偶。又据丞相汪公说，王凭六州起兵，带着八个儿子归附朝廷，天子嘉奖他的忠诚，封为越国公，命他的儿子们分别任职环卫；如此看来，王入朝以前已经有八个儿子了。推算钱夫人以前，或许还有一位夫人，只是姓氏失传；根据当时情况，应当如此，但不敢妄断。既然诸子名位大多出于入朝时皇帝的一次恩命，他们后来所任的官职不应只有这些，而王的后代也将不止八人。如今从歙州到杭州、睦州之间，常常有人祭祀所谓汪九郎，说是王的小儿子，难道是钱氏所生吗？还是他本来就在八个儿子之中，只因同族兄弟相互按次序排列，所以称为第九呢？应当留待了解此事的人考定。庙貌 《汪台符庙记》称：贞观二十三年，父老请求在厅事西边建立祠堂。大历十年，刺史薛邕把它迁到乌聊山东峰。元和三年，刺史范传正又把它迁到南阜，就是今天的庙。中和四年，刺史吴圆承受神灵暗中的帮助，重新修建栋宇。考察如今乌聊山上的祠庙，民间相传说：薛邕曾把王的功德上奏朝廷，奉诏建立庙宇。但一定要建在山上，是因为王起初曾在山上驻兵。乌聊山从州城东北方向起，绵延到南面。所谓东峰，今人另称东山；所谓南阜，就是此山最高的地方，今人称为庙山。薛邕是蒲州汾阴人，高宗宰相薛元超的曾孙，有望成为宰相。他任吏部侍郎，掌管选官。大历九年五月乙酉日，因事获罪，被贬为歙州刺史。范传正是邓州顺阳人，由比部员外郎出任刺史，不久历任苏州、湖州刺史，都因政事治理有方而闻名，旧史把他列在良吏传中。吴圆的名字史书没有记载。如今歙县士人汪德符收藏着他补给十将郑稹的两份牒文，是光启元年、三年所发。吴圆在中和四年任本郡长官，第二年改年号为光启。其中褒奖郑稹的话大致说：“登上城墙防守将近一个星辰灰尽的时间，抵御侮敌，早晚都很劳苦。”当时秦彦驱逐宣歙观察使窦潏，陈晟驱逐睦州刺史韦诸，四境正处于扰乱之中，防守抵御的事情大概没有一年停止过。所谓神灵暗中帮助，一定是曾经向王求助，从而感受到王在暗中的扶助。吴圆任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碑记 汪台符所作的庙记，是唐朝末年写成的。当时杨行密占有江淮地区，他的部将陶雅正镇守此郡。记文所说僖宗皇帝某年庚子，曹南盗贼兴起，指的是黄巢。所谓淮王宏农公，王指杨行密；宏农公指他的儿子杨渥。所谓司空浔阳公，指陶雅。杨行密在景福二年八月夺取歙州，驱逐唐朝刺史裴枢；他从池州召来陶雅，陶雅到后修缮庙宇，又曾增修王墓并修筑围墙，还立了石人、石兽之类。陶雅在本郡共二十多年。所谓龙集壬戌，是昭宗天复二年。从陶雅开始到此时，大概已经十年了。台符是本郡人，爱好学习，努力耕作，号称有霸才。宋齐丘嫉妒他而把他杀死。《江南野史》中有他的传记。从祀 如今各地的王庙中都有两名武士，披甲持兵站在门前，当地人称他们为毛甘将军、汪节将军。毛甘是歙县人，汉建安年间发生战乱时，率领众人保卫乌聊山，被吴将贺齐攻破，因此设置新都郡，事情见于《吴志》。汪节是绩溪人，任唐朝神策将军，家在大徽村。他的母亲曾在村西福田寺外躲避疟疾，感应金刚神，不久生下汪节。成年后，他有神力；长安东渭桥的石兽重千斤，汪节独自把它搬到别处，又能背负石碾，在石碾上用木架搭床，设置?兹乐一部，乐曲终了仍然毫无难色，德宗非常宠爱并认为奇异，事情见于《太平广记》。记文所引用的《歙州图经》，如今已经不再记载。两人与王虽然不在同一时代，但民间因为他们有功劳且勇武有才，所以把他们类同祭祀。庙中又有画像题为宣城长史、淮安长史，有人说这就是王的两名辅佐，天瑶、铁佛，入唐后所得的官职。以上是考证事实的文字。在此以前，郡太守郏公专心于百姓，向王祈祷必有应验；政事成功后想把此事流传下去，扩大王的威灵，于是从官府得到诰命，从金石碑刻中得到诗文，又访求遗闻。于是州中的士人以及老年人王实等人，各自提供所听闻的事情。材料编次完毕后，我因为同郏公有辱礼闱知己的情分，私下请求借来观看，也想提出一点意见。但卷帙已经定稿，正急着付之刻版，不敢有所改动。唯独想到王归唐的大节，从我的先侯到丞相、内翰两位汪公，以及如今致仕的尚书金公，都曾以文章大力阐明此事；于是又考察归附的具体年月以及同王雄诞交战的先后，希望用来进一步证实以前的说法。这个说法刚刚形成，又从旁考订有关王氏的各种记载十一件，借以采择、考实、辨疑。先侯的诗句是这样说的，所以全文依据乾道五年九月初一日，由州民罗愿撰述。

译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传 曹泾撰 距离故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去世已有一百三十五年，这一年是至大戊申年。他的曾孙女婿、胥黄仲宣山长，拿着罗公曾侄孙、前任容州文学洪所撰写的生年、仕历、去世和安葬大略来给我看，请我润色成篇，准备附在家传之后。我出生得晚，没能亲自认识罗公；但我跟随乡里的先生和四方名流交游，大体上也知道他的为人了。宋室南渡以后，文章具有先秦、西汉风格的，只有罗公一人。干道、淳熙年间，朱文公、周益公都把他看作值得敬畏的朋友。《淳安县社坛记》一文，朱文公自己说不如罗公，还说罗公文章有经纬，又说罗公的文章仅有这些，实在可惜。近年汤东涧公、汉宝藏公有了小集，每次作文一定要把罗公文集读上几十遍、上百遍才动笔。客人突然来访时，还总是把文集严密地锁在箱子里。马碧梧公马廷鸾，长期任职翰苑，后来做到宰辅；他居住乡里时，曾讲习、请教罗公的小集，想见一见却始终不能得到，甚至还托人辗转求取。这样看来，存斋之所以能够不朽，确实是有原因的。罗氏的祖先，在春秋时是一个小国，隶属于襄地的宜城；后来迁到荆地的枝江，便以此为氏。罗公的祖先在五代时从豫章避乱来到歙地，于是成为徽州歙县人。传到第七代尚书公时，已成为名门大族。尚书公就是罗公的父亲。他十六岁时，入学辟雍。宋政和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大谏、中丞，升任吏部尚书，死后追赠少师。他有六个儿子，罗公排行第五，名愿，字端良，“存斋”是他的自号。他幼年时性情凝重，少言寡语，资质特别聪颖。刚七岁，就能写《青草赋》为父亲祝寿。稍稍长大后，落笔便能写成万言文章。成年以后，反而常常数月不轻易写下一句话。绍兴二十五年，因祖荫补授承务郎，任临安府新城县监税。他接连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任饶州景德镇监税，以有才干闻名。干道元年，任南岳庙监，随即继承家族科举传统，才华和声望大为显著。授任饶州鄱阳县知县，他不愿前往，便主管台州崇道观。干道八年，任赣州通判，很快代理州事。盗寇之乱刚刚平定，他一心把政治清明、诉讼简少、教化良善、改善风俗作为职责。教官刘靖之、子和在处理公务之余，常到学宫来，不以疲倦和烦劳为意；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培养，他们的功劳居多。详刑使者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说罗公应当列入清要官职的选拔之中。任期届满，调任南剑州知州。他在殿廷回答皇帝策问时列为第一，奏札专门以使百姓富足为主，不写浮泛文章，切实击中了长期积累的弊病。孝宗大为赏识，惊异地说：“你的议论光明磊落，很有采纳价值，一定符合朕对你的委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侍从大臣们也异口同声地推荐他。于是改任鄂州知州。到任后，他上奏五件事：第一，鄂州自古以来就是用兵之地，城墙还没有修筑，下游的阳罗正是险要之处，过去曾经筑城，近来只剩下土堆，应当一并议定修筑，不能因为怕费钱而停止。第二，百姓饥荒时，以田地抵押借粮，后来才按标准折算；如果不合法竟至于夺走田地、归还原主，应当制定适中的制度。第三，所收容的各州配隶来的强盗中被宽免死罪之人，长期不加审问、核实，冒名顶替的情况不断滋长奸邪，恳请下令有关部门告诫各郡，暂缓押送，同时等候审问核实后再上报人数。第四，大片湖区有荒地，过去的佃户常常圈占，官府又另招新佃户，却缺少存恤照料；应当命令树立标志、划明界限，由官府发给文书，明确指定归属，这样才可以使双方都得到便利。第五，民间雇用奴婢，只凭客商贩运而来，其中一半是诱骗、劫掠来的；应当命令那些遭受诱拐劫掠的人自行向官府申诉，由官府设赏追捕。所有这些议论，都是诊断病情、辨明病源，切合实际地对症下药，以儒术为根本，如同古代的良吏；他所废止和施行的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类推。副职刘公清之子刘澄，学问和品行端正严谨，和罗公一起大力劝学、鼓励农耕，正所谓只在庭院门户之间修明政教，百姓却能在千里湖山之外得到实惠。考核政绩的期限刚到，罗公却没有再延续任期。这一天是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罗公生于绍兴丙辰年三月，享年只有四十九岁。《新安续志》说，他当时遇上旱灾，站在烈日下虔诚祈祷，以致得病。这部志书是罗公的侄子任臣、毅臣共同订正的。鄂州人把他的画像绘在灵竹寺孟宗哭竹的地方。刘副职为他在郡中刊刻《小集》；送丧归来后，夫人吴氏去世，第二年罗公的兄长端规从镇江请求官府文书，回乡察看墓穴。阴阳家把西峰祖坟旁边的一处地方拟作墓址，族人和乡党一致同意，说罗公生前孝顺、侍奉祖先；让他在那里安息，一定会感到安乐，于是便葬在那里，吴夫人也附葬。这是四月六日。罗公所著有《新安志》《尔雅翼》《鄂州小集》，都已流传于世；与《小集》同类的著作，已经抄成但尚未刊刻的，还有十分之八九。年代久远，事情也发生了变化，我只能为这些著作的亡佚一并长叹而止。虽然如此，正如从豹纹的一斑、鼎中肉的一片便可窥知全豹、知其全味，也不必一定要全部求得；姑且从《尔雅翼》中随意读一篇《社坛记》，读上百遍，罗公胸中所积蓄的学问，哪里能够估量！至于他笔下的文章，又岂是可以单凭人的力量努力追赶得上的呢？罗公的曾祖名承吉，追赠承事郎；祖父名举，追赠朝请大夫；父亲名汝楫，任通奉大夫、龙图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奉敕封为新安开国侯，累次追赠少师。母亲吕氏，封魏国夫人；王氏，封楚国夫人；余氏，封鲁国夫人。兄长颢，任朝散郎；吁，任承议郎，两人都任福州通判；颉，任奉议郎、夔州通判；颂就是端规，任朝奉大夫、郢州知州，有《狷庵集》刊行流布。郢州、鄂州这两位公的声名相当。曾听说他们居家讲学时，东西两边各有一窗，钻研的方向各不相同；吃饭以后、饮酒间隙，天已很晚还没有点灯，两人讲说经书、互相辩论，喧闹得像在争讼；争论确定之后，仍然和悦如初。这种情形，不可以拿来同那些“上车不落”的人同日而语。弟弟颀，任朝散大夫、蕲州通判，追赠中散大夫。儿子四人：缙、臣、孝、臣、钦，其中臣都早年去世。睦臣，任承直郎、南康军录事参军。女儿三人，其中一人嫁给吴文肃公的儿子垧；文肃公就是竹洲先生。孙子一人，名朴。以上是根据文学公所撰写的材料，再从旁搜集补足的。文学公把材料拿来给我看时，其中罗公历任和最终所任的官阶、吴夫人的封秩，以及孙子、曾孙实际共有多少人，都没有记载；我不敢凭空推测。想到从前昌黎伯为樊宗师撰写墓志铭，尚且能够写得像樊宗师的文章。陈师锡为《五代史》作序，王荆公还公开讥刺他。我是什么人，竟敢执笔做这样的事？没有韩愈那样的相似之处，却难免陷入陈师锡那样的平庸，手指沾血、满面羞惭，众人都看得出来。仲宣幸请加以订正。仲宣名宣子，自号中山，擅长作诗，受到虚谷方公的称许。他多次代理紫阳书院山长，侍奉两位大丈夫的儿子，使他们的家学世代相传；他是罗氏的外甥。我既然已经冒昧自称为罗公作传，也一并仿效前人写下赞语说：有人贵至一品，有人或能活到百岁；即使侥幸逃过“负且乘”的讥讽，夸耀也抵不过众人的嘲笑。罗公做官只做到分符一方，寿命又仅五十岁而未满，却仍使自己的名声不至消亡。众人当时不认识他，流传得越久，声誉反而越芬芳。其伟大无边无际；存斋之所以能够长存，恐怕就在于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