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增卷之十终附录：

译、陈迪光、吴天然、阙仰西、林振梁分任纂修。全书37卷，其中志23卷、传11卷，文征、杂录、尚义、题名各1卷。1984年由永定县志办公室进行标点、分段，本县保存有原本。旧志校点选载

译《永定县志》序 明·谢弼（教谕） 我承蒙任领永定县的教化事务，县城新建之后编写县志，是为了记载一县的事情。这件事大概起因于钦差提调学校佥宪任公的檄令，完成于县令王侯环的规划经营。全书共4卷，首先记载县治的建置，其次记载县城居民居所的营造——这是诸位君子的功劳：如都宪高公明，最初谋划建立县城；方伯陈公渤、宪长刘公与他共同谋划营建；县令王侯环到任治理，最终完成建置。他们的功劳关系百姓生计，人人都有目共睹。至于记载山川、古迹，可以看见一县的优美景观；记载土贡、财赋，可以看见一县的物产；至于学校、科举、贡举和文章诗翰，把这些记载下来，又可以看见一县的文献。唉！永定本来只是溪南荒草丛生的集圩，是险要偏僻的地方，不过是福建的极远之地罢了。如今县治一经建立，居民如此众多富足，宫室如此庄严，物产如此繁盛，衣冠礼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五六年来王化渐渐传播，整个地方欣然与各大县同受教化。这固然是我大明治理教化一统天下的盛况，但诸位君子谋划治理、保境安民的功劳，也自有不可磨灭之处。所以辑录并记载这些事情，使它们与本县一同长久流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卷〕 （摘自民国版《永定县志》） 重修《永定县志》序 明代许文献（知县）。凡是各县，历来都有县志。永定县志创修于成化年间，是因为永定县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设置。创修此志的是知县王公，教谕谢公实际负责编写。关于永定县开始设置的始末，县志记载已经很详细了；没有记载的，是因为时代推移、事物变化，不能全部记下罢了。此后八十多年间，多次有人想修志，却都没有成功。我在嘉靖乙卯年任职本县，便不顾自己学识浅陋，依据旧志加以增补编纂，这些都承继了前人的遗意。唉！我在几十年之后对旧志加以增补，至于在我之后几十年再来增补的人，我已经无法知道了；何况在我之后几百年再来增补，并把它流传到无穷后世的人，又哪里能够知道呢？因此不能不有所感慨。（摘自民国版《永定县志》）

译修纂县志的名流姓氏考 凡是修纂县志，执笔的人大多摘取前志的缺点，以显示新修县志的长处。然而前志未必果真有缺点，只是叙事有增有减，文字有繁有简，都是时代造成的罢了。杞、宋两国的史事没有可靠的征考，实在可惜！假如有可靠的征考，那么杞国的典籍必定比宋国的典籍简朴疏略，宋国的典籍又必定比周代的典籍简朴疏略。究竟哪一种才是忠厚质朴的文风呢？文章风格逐步崇尚华饰，是因为时代不同吗？周代文章文采盛美，孔子亲自执笔，难道他竟会沿袭旧路、墨守成规，在其中完全不加以斟酌创议吗？看看孔子告诉颜子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永定志》创修于成化二十年甲辰，知县王环主持，执笔者是教谕谢弼。全书共四卷。县刚开始设置时便首先勤于记载，可见他知道什么是应当重视的。如今虽然已经无法看到原书，但读谢公所作的序，大致规模还是可以想见的。又过了七十六年，到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知县许文献重新修纂，并亲自作序。又有本县进士张僖、举人孔庭绍各自作序，都说许公檄令县学的陈昊、张一渶负责编修；如今这部志书也已无法看到。然而从何公续修的《守成续修》来看，也可以推知许志的情况。何公续修是在万历三年乙亥，距离嘉靖己未年十七年。序中自己说：把前人的记载同新增的事迹编排在一起，使它们条理贯通，那么全书的大体本来就没有改变旧志。全书共十二卷，以地理、食货、公署、学校、兵制、秩官、选举、人物、宫室、恤典、杂录、文翰为十二纲，分列七十个目。每纲开头各写有引言，不能说没有门类繁复的嫌疑；然而文字质朴而记事完备，对人物尤其严谨，对文翰尤其广泛。共同修纂者有教谕李应选、县学诸生卢国臣、赖一相、郑仁密、卢赞、郭书，不知执笔是否另有专人负责，还是这些人各自随手记录呢？又过了九十八年，到清朝康熙十一年壬子。改朝换代以后，经历兵火，典籍散失。知县潘翊清毅然重新修志。总裁是本县前监察御史熊兴麟、举人吴祖馨；共同修纂者有进士萧熙桢、黄日焕，举人阙振、吴宾王、孔煌猷、卢化，贡士林文聚、郑士鸿、江奋龙、王日中、赖进箴、阮光周、陈上箴、吴祖芳、熊有翼，县学诸生赖玠、郑孙绶、沈墀、黄甲殿、卢济泓、廖起龙、吴晋、吴利见、熊卜伟、郑世英；执笔者则是岁贡陈钧奏。全书十卷，以封域、营建、学校、赋役、秩官、选举、人物、兵制、邱垅、艺文为十纲，共八十四目，比前志更加琐碎。删去了前志每纲开头的引言，而在每一目之后，有的作按语，有的作评论，各写十来句话作为缀补；又有时合并数目共同评论，渐渐显露出铺陈修饰的意味。因此，记述道路里程时一味想写得广阔，却难免彼此抵牾；记述山川时一味想夸耀其灵异奇特，却难免牵强附会；记述人物时一味想囊括各个流品，却难免滥竽充数；记述文艺时一味想使体制完备，却难免有假冒之处；至于赋役，只列举大致数额；选举则多有误记年份。只有叙事和遣词，删去枝蔓而趋于简要，把浅俗的文字改成雅正的文辞，稍稍胜过前志罢了。至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署理县事赵良生续修增补，只是把壬子年以后二十六年间的秩官、选举、人物附在各卷末尾而已。他在自序中说，旧志的赋役、艺文只有篇目，于是搜集材料加以增补，完成全书。现在考察志中所载户口、田产，仍然是万历年间的旧数；每年征收和存留的数额，仍然是清朝初年的定额。康熙壬子以后、丁丑以前，关于加征、裁解、停止、酌情恢复等条款很多，书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到，看来并没有真正进行搜集补充。艺文也只增加了赵公自己所作的文章，以及教谕李基益的几篇诗文。在此以前怎么会只有篇目呢？想来或许是本县遭遇康熙乙卯年的变乱，赋役、艺文部分的刻板脱失了吧？当时执笔者只有教谕李君开列，共同修纂者有本县进士熊兴麟、萧熙桢，举人卢化、熊昭应、吴利见、卢清、吴廷芝、詹捷、廖冀亨、赖际可、林馪春、黄策麟，贡生陈云行、阙魁、吴灵芝、吴维甸、阙月卿、孔元发，生员卢鸿声、廖枫、朱笏、阙士鹤、萧廷璠、卢彦彧、黄鼎基、吴嵩、熊孙鹤、江绚来、张月蟾、卢登莱、熊光佑、邱天桂、戴其亮、郑宜、张月鹿、卢祖熺、邱天培等人。自康熙丁丑年至乾隆十八年癸酉，又过去了五十七年。知县伍炜想到时事日积月累，典章制度长久湮没，慨然发起重修县志。聘请江西安福举人邹贻善到内署，裁定人物的取舍。当时的总纂是翰林院庶吉士王见川。共同修纂者是岁贡生卢致，以及生员胡占梅、郑模、卢欣松、吴峄上等人。从癸酉年初冬开局，到两年后的乙亥年夏天，编纂稿完成。全书共八纲，分为三十八目。记事核实，叙次详明。山川志则寻究源头，考察流向终点，分清支流派别，条理井然，远远超过前志。其他各志也仿照《班史》，使各项内容条理贯通，叙述和议论交错进行，确实不是名家不能办到。自乾隆乙亥年至道光庚寅，又经历了七十六年。署理知县方履篯发起重修的倡议，聘请在籍翰林院编修巫宜福担任总纂。本学教谕冯栻，以及举人廖審畿、马攸德、巫廷弼、沈亨、赖廷燮担任分纂。从己丑年冬月开始修纂，到第二年秋天完成。全书分为图、表、志、传四纲，共三十二目。删削旧志中星野、大吏、刑法等部分的冗长内容，使其归于简要。附载明代一朝的赋役，用来考验当时的政治。又取旧志中的人物，在新旧编中分类编载良吏、名贤、宦迹、文学、忠义、孝友、惇行、隐逸、艺术、列女等传，深合史书体例，足以证明具有长远的见识。只是艺文部分下编搜集得过于泛杂；列女、节妇收录登载近于滥收，当时不免有人加以非议。

译自道光庚寅以后，到民国三十年辛巳，又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这一百多年间，变乱频繁，国体改革，本县的文物荡然无存。即使乾隆、道光两部县志，偶尔有保存下来的，也残缺不全；如果再过几年或几十年，恐怕连这些残编也无法再找到了。民国六年，省议会议决：先修纂各县县志，限期三年完成；然后修纂本省通志，并制定修志通例，颁行各县。于是本县人士才有了修志的议论。民国十二年秋天成立修志会所，总协纂人选也已经推定。后来因为地方军事局势紧张，经费没有着落而停止。又过了十多年，匪乱粗略平定，抗日战争又爆发，修志之事更无人过问。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冬天，署理县事徐元龙君整顿政治，担心文献无从考证，便同本地士绅谋划重修县志，仍按照先前的议定办理。聘请本县进士张超南君担任总纂，任命我上楠为副纂。召集本县德高望重的陈佐廷君、郑宗海君、黄文光君、陈迪康君、吴天然君、阙仰西君、林振梁君担任分纂，并推举江新君、胡梦瀛君、张日泰君、卢葆元君、赖登甲君、郑惠卿君、苏楚材君、王道铭君、郑秉华君担任采访。始终负责主持修志的，则是廖文澜君、林鸿超君。辛巳年暮春，在城南林祠开局。原定三个月为采访期，六个月为分纂期，后来因环境关系，一再延期。到壬午年仲秋，分纂人员的各篇稿件完成，开会审查也结束，急待编辑。然而张总纂远在沪滨，道路阻隔，不能南归，只答应通过邮寄书信商议校订；到此时，编辑的责任便全部交给我一人。我自知学识浅陋，不足以符合大雅之要求，只希望做到考核严谨、取材审慎，内容详备而简要，免得留下芜杂不治的讥评罢了。至于一百多年来流传的遗闻旧事、隐逸人物的德行和不显露的光辉，采访或许有不周全之处，收录刊载也难免遗漏；今后仍有待后来的君子增补、删削和修缀。癸未年三月，全稿编成，共三十七卷。以序文、凡例、编纂者姓名、总目录分卷、图列置于卷首，最后以校勘列置于卷末。这部志书完成，前后历时两年多。全稿虽然已经杀青，只因承印人违背约定、缺乏信用，一再延误，致使不能按期出版，至今还在刻日等待完成。屡次辜负本县人士的期望，罪责实在深重。现在幸亏廖董修文澜君修志的意愿坚定，发誓一定完成此志；又得到地方贤达的赞助，刊刻经费已有着落，使我本县一百多年间营造艰难、经营惨淡的文献史，能够在最近期间呈现于世，这未尝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因此在叙述沿革源流之外，附带记下修志经过的情况。时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吉日（1945年12月）。林上楠记于县临参会。（摘自民国版《永定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