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汴京遗迹志》凡例。一、本书原本是为记载宋都旧迹而作，但所谓旧迹，也有宋代以前的，如夷门、沙海之类，不可不记；宋代以后，自金、元以来直到本朝修建的遗迹，也不能遗漏，所以间或附载于此。一、开封没有郡志，祥符没有邑志，因此汴京的遗迹全都无从考察。我不自量力，便依据平日的见闻，草创成编，加以修饰润色，以等待后世的君子订正。一、旧迹湮没废弃已经很久，只凭空名记载它们，为什么呢？回答说：记载它们，是为了使这些遗迹长久保存。如今不记录它们，将连同它们的名称一起使其消亡。后世有爱好古迹的君子，凭什么考察见到它们呢？这就是我为此急切从事的原因。一、故都名臣的仕宦事业、人才物产、民间歌谣和风俗崇尚，为什么不记录？回答说：我只记载它的遗迹罢了，其他的哪里了解呢？虽然如此，一个朝代兴衰治乱的原因，也大略寄寓在其中了。一、艺文部分所收载的作品，十分之九是为汴京旧迹而作的。但也有宋代以前的作品，如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萧颖士《蓬池禊饮序》之类，也属于大梁的事情，实在不能遗漏，所以也一并收录。一、与汴京旧迹无关的艺文作品不收录；收录的则各按文体分类，每一类仍按时代先后排列。一、朱仙镇也是汴京城南的古迹。我已经另有专集流传于世，此处不再收入。一、元代杨奂撰写的《汴故宫记》【见第一卷】，所记宫殿是金主完颜亮创建的，后来金宣宗迁都汴京，又加以修缮。杨奂还作有绝句诗，记录汴梁宫人的话，其中说：“别殿弓刀响，仓黄接郑王。”【见第二十四卷】所谓郑王，指的是崔立。这虽然不是宋代遗迹，也是前代的事迹，所以一并记录。本志中像这样收载的内容还很多，读者请详细考察。一、靖康之变后，汴京于是再也不能恢复，宋室便南渡了。这是一个朝代的大事和重大转折，所以《杂志》中对此记载得颇为详细。一、荒诞虚妄、奇异怪诞的说法，全部摒弃；偶尔有删削得不够彻底的，是因为存疑而保留。一、故都遗迹和往事的考证，采访所得很惭愧不够精确详尽；而且其中不免有差错，还要依靠博雅君子加以补充、订正。

译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第一卷，明代李濂撰：宋代京城。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东面有两座城门，北面的叫望春【最初名为和政】；南面的叫丽景。南面有三座城门，中间叫朱雀，东面叫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创建】，西面叫崇明。西面有两座城门，南面的叫宜秋，北面的叫阊阖。北面有三座城门，中间叫景龙，东面叫安远，西面叫天波【以上名称在宋初仍沿用梁、晋旧名，到太平兴国四年改为现名】。新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筑，元丰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诏令有关官署丈量国都南面，扩展修筑京城，并迁置官署和军营。旧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后周显德三年因其土质碱涩，取郑州虎牢关的土来筑城，民间俗称卧牛城】。南面有三座城门，中间叫南薰，东面叫宣化，西面叫安上。东面有两座城门，南面的叫朝阳，北面的叫含辉【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寅宾，后来恢复原名】。西面有两座城门，南面的叫顺天，北面的叫金辉。北面有四座城门，中间叫通天【天圣初年改名显德，后来恢复原名】，东面叫长景，东侧第二座叫永泰，西面叫安肃【最初称卫州门；以上名称都沿用后周旧名，到太平兴国四年改为现名】。汴河上水门，南面的叫大通【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天圣初年改名顺济，后来恢复今名】，北面的叫宣泽【旧时南、北水门都叫大通，熙宁十年改名】。汴河下水门，南面的叫上善，北面的叫通津【天圣初年改名广津，熙宁十年恢复原名】。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下水门叫广利。广济河上水门叫咸丰，下水门叫善利【旧名咸通】；上南门叫永顺【熙宁十年赐名】。后来又在金辉门南面设置开远门【旧名通远，以上名称都是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天圣初年改为今名】。城濠称为护龙河，宽十多丈。城濠内外都种植杨柳，筑有白墙、设有朱红色门户，禁止人们往来。城门全都建有三层瓮城，城门曲折开设；只有南薰、新郑、新宋、封丘四座正门是直门两重，用来通行御路。金、元以后大多淤塞。旧有十三座城门：南面有南薰、陈州、戴楼；东面有新宋、扬州、新曹；西面有新郑、万胜、固子；北面有陈桥、封丘、新酸枣、卫州。如今道路能够通行的，只有曹、郑、陈州、扬州、南薰、固子、封丘七门【“固”字有时写作“堌”，但不对】。《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自朱梁建都以来，以汴州为东京，都是沿用藩镇的旧有制度，只改换名号。到后周显德初年，才扩建新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赵德麟《侯鲭录》记载：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就是汴州城。唐建中二年，节度使李勉重新修筑。宋朝初年称为阙城，也称里城。新城是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下诏另行修筑的，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称为外城，又称罗城，也称新城。元丰年间，裕陵命内侍宋用臣重新修筑。宋敏求《东京记》记载：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下诏在京城四面另筑罗城。显德三年正月，征发京畿以及滑州、郑州、曹州的百姓，命薛可言等人监督工程，又命韩通总管此事。王朴负责规划测量，凡是大街小巷以及宽窄长短等，都由王朴制定规制。过了一年工程完工。宋神宗熙宁年间，才在四面设置敌楼，修筑瓮城并疏浚治理濠沟。周密《癸辛杂志》记载：汴京的外城，是后周世宗时修筑的，宋神宗又加以扩展。城墙高耸入云，坚固雄伟。南关外有宋太祖讲武池。周美成的《汴都赋》已经把这些情形描写尽了。梁王的鼓吹台、宋徽宗龙德宫的旧址，至今还在。岳珂《程史》记载：开宝戊辰年，宋太祖开始修整汴京，扩大城址，使城墙曲折蜿蜒，像蚯蚓弯曲一样。当时的老人相传，赵中令召集工匠进呈图样，最初画成方正笔直，四面都有城门，坊市纵横分布其中，整齐得像用绳墨排列。太祖看后大怒，亲自拿笔涂掉图样，命人用整幅纸画一个大圈，曲折蜿蜒，有纵有斜，并在旁边写道：“按照这个样子修筑旧城。”这就是当时的遗迹。时人都无法测知其中的用意，多认为这种形制不适宜观赏美观。熙宁乙卯年，神宗在位，便想改建；他看到苑中牧养牲畜和内作坊等事务，最终还是不敢更改，只增加了女墙罢了。到了政和年间，蔡京专擅国政，急忙上奏扩展城郭规模，以便供奉宫室苑囿，命宦官主持工程。城墙周长数十里，一概拆除拉直，修成规整的城墙、敌楼和楼橹；虽然装饰十分华美，却已经荡然失去了从前的坚固质朴。工程一时完工后，只是赏赐丰厚地夸耀此事，甚至两次以表记为命题让词科应试者作文，其铺张夸大的情形大致可以想见。靖康年间，金人南下，尼堪、斡里雅布挥鞭来到城下，面露得意之色说：“这城容易攻下。”于是下令在四角架设炮，向各个方向轰击。城墙既已被拉直，一发炮弹所能瞄准的地方，整面墙都无法站立，汴京最终因此失守。宋太祖深谋远虑，亲自察看后才在此时验证了宫中御笔所定的图样。宋朝太平时，这图样收藏在秘阁，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和维愚在《纪忘》中说，汴京外城的城门名称各有意义。例如称郑门，是因为它通往郑州；称酸枣门，是因为它通往延津，也就是旧酸枣县；至于固子门，原来不知道它的含义。近来读《宣和遗事》，其中记载：上清宝箓宫建成后，疏浚濠水，深三丈；东面是景龙门桥，西面是天波门桥，两桥下面都垒石作为固岸，引导船只相通，而桥上人物往来却察觉不到。又据《郡城沿革》说，西面城门从南往北依次是顺天门，俗称新门；其次是利泽水门，汴河从这里流入城内；再往北是开远门，又名万胜门；再往北是金辉门，俗称固子门。欧阳公《归田录》也说曾在固子桥饮酒。既然这样，便是因为垒石作为固岸而给桥命名，后来又因此给城门命名。《周礼》所说掌固的职务，是掌管修整城郭、树立沟渠防护，使其成为可依凭阻挡之物，所以称为“固”。也有人说“固”通“顾”，意为回望。汴城形状像卧牛，牛头向北面黄河，称河为“子”，而“子”不敢来伤害它的母亲；这种说法只是主观推测，没有依据。如今的省城就是宋代旧里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洪武初年重新修筑，外面包砌砖墙，共有五座城门：东面叫丽景，南面叫南薰，西面叫大梁，北面叫安远，东北面叫仁和。

译城外又修建月城，月城上各建有城楼；西面的旧名是望京角楼。城上有四座敌台、八十四座窝铺，以及八十三处【原文如此】。东西、南面城门的瓮城内都有汉寿亭侯庙，北门瓮城内则有玄帝庙，都是近来修建的。宋代大内宫室。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太祖沿用后周旧制建都，建隆三年才扩建皇城东北角，命有关官署绘制洛阳宫殿的规制，依照图样修建，于是皇宫才开始壮丽起来。宫城周长五里。南面有三座城门，中间叫乾元【宋初沿用梁、晋旧名，叫明德；太平兴国三年改为丹凤；大中祥符八年改为正阳；明道二年改为宣德；雍熙元年改为今名】，东面叫左掖，西面叫右掖。东西两面的城门叫东华、西华【旧名宽仁、神兽，开宝三年改为今名；熙宁十年又将东华门北面的门改为謻门】。北面一座城门叫拱宸【旧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为今名；熙宁十年将门内西面的横门改为临华】。乾元门内正南面的门叫大庆，东西横门叫左右升龙；左右两侧北门内各有两座门，叫左右长庆【熙宁年间将左右长庆隔门改为左右嘉肃】。左右银台，东华门内有一座门叫左承天，因祥符【乾德六年赐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在门上，于是下诏增加“祥符”二字并加以修葺】；西华门内有一座门叫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路北面的门叫宣祐【旧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为大宁，明道元年改为今名】。正南门内的正殿叫大庆，东西两门叫左右太和【宋初名为日华、月华，大中祥符八年改为今名】。正衙殿叫文德【宋初名为文明，雍熙元年改为今名；熙宁年间将南门改为端礼】。两侧的掖门叫东西上阁，东西两门叫左右嘉福【宋初名为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为今名】。大庆殿【旧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并改名乾元，太平兴国九年改名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名天安，明道三年改为今名】北面有紫宸殿【旧名崇德，明道元年改名】，是举行日常朝会前的殿。西面有垂拱殿【旧名长春，明道元年改名】，是平日举行朝会的地方。再往西有皇仪殿【开宝四年赐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名】；再往西有集英殿【旧名广政，开宝三年改名大明，淳化年间改名含光，大中祥符八年改名庆防，明道元年十月改为今名】，是举行宴会的殿。殿后有需云殿【旧名玉华，后来改名琼华，熙宁初年改为今名】。东面有升平楼【旧名紫云，明道元年改名】，是宫中观看宴饮的地方。宫城后面有崇政殿【旧名简贤，太平兴国二年因讲武而改名；熙宁年间改为今名，北面的横门叫通极】，是检阅和处理事务的地方。殿后有景福殿，西面有一座殿向北，叫延和便坐，是便殿【大中祥符七年修建；后来苑东门以及向北的便殿建成，赐名宣和门；承明殿在明道元年改名，端明二年又改名，现名即延和便坐殿】。凡是有门的殿宇，门名都随殿名而定。宫中还有延庆殿【旧名万岁殿，大中祥符七年改名】、安福观文殿【旧名集圣殿，明道二年改名；肃仪庆历八年改名，今名】、清景殿、庆云殿、玉京殿等殿；寿宁堂【清景堂于明道元年改名】；延春阁【旧名万春阁，宝元元年改名】；福宁殿【就是延庆殿，明道元年改名】。东西两侧有门，称左右昭庆观文殿；西门称延真门。其东面的真君殿称积庆殿，殿前建有感真阁。又有龙图阁，下设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阁下有群玉、蕊珠二殿；后面有宝文阁【就是寿昌阁，庆历元年改名】。宝文阁东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辉门。后苑东门称宁阳门【就是宣和门，明道元年改名】。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太清楼西面又有宜圣殿、化成殿【就是玉宸殿，明道元年改名】、金华殿、西凉殿、清心殿等殿，以及翔鸾、仪凤二阁，华景、翠芳、瑶津三亭。延福宫有穆清殿、延庆殿，北面有柔仪殿【起初有殿而无名，章献太后命名为崇徽殿，明道元年改名宝慈殿，景祐二年改为今名】。崇徽殿北有钦明殿【旧名天和殿，明道元年改名观文殿，后来又改名清居殿，治平三年改为今名】。延福宫北有广圣宫【天圣二年修建，原名长宁宫，景祐二年改名】。宫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防祥五殿。又在后苑修建流杯殿【明道元年八月，文德殿修成；当夜宫中失火，延烧了崇德、长春、滋福、防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于是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枢密副使杨崇勋为副使，征发京东、京西、河北、淮南、江东、江西各路的工匠服役；又从宫中拿出乘舆用品，并由左藏库兑换缗钱二十万资助费用，因此改了各殿的名称】。此外还有慈德殿。

译【这是杨太后居住的宫殿，景祐元年赐名】观稼殿【在后苑观看种稻，景祐二年创建】、延羲阁【在崇政殿内】、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是侍臣讲读的地方，与延羲阁同为景祐三年赐名】、隆儒殿【在迩英阁后面，是一座小殿，皇祐三年才赐名】、慈寿殿【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治平元年赐名】、庆寿宫、保慈宫【熙宁二年修建】、玉华殿【在后苑】、基春殿【熙宁七年修建，在玉华殿后】、睿思殿【熙宁八年修建】、承极殿【元丰三年修建】、崇庆宫、隆祐宫二宫【元祐元年修建】、睿成宫【神宗居住的东宫，绍圣二年赐名】、宣和殿【在睿思殿后，绍圣二年四月建成；东侧另有小殿，称凝芳殿，西侧称琼芳殿，前面称重熙殿，后面称环碧殿。元符三年废止，崇宁初年恢复修建。大观三年徽宗撰写记文并刻石，但实际上是蔡京所作】、圣瑞宫【皇太妃居住的宫殿，因而以此命名】、显谟阁【元符元年修建，用来收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国元年改名熙明阁，不久又恢复旧名】、玉虚殿【元符初年修建】、玉华阁【大观初年修建，在宣和殿后】、亲蚕宫【政和元年修建】、燕宁殿【在延福宫北，供奉仁宗慈圣光献皇后的御容】、延福宫【政和三年春，在大内北面拱辰门外重新修建。旧宫在后苑西南面，如今那一带是百司供应物资的地方；内酒坊、裁造院、油库、醋库、柴库、炭库、鞍库、辔库等都迁往别处，又迁走两座僧寺和两座军营，修建了新宫。最初宫殿都面向南，第一座殿因宫名而称延福殿，第二座称蕊珠殿；有一座亭称碧琅玕亭。东门称晨晖门，西门称丽泽门。宫左又排列两组宫殿，其中有穆清、成平、防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等殿；东面阁中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原文“▯”字疑误】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等阁；西面阁中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阴、秋香、丛玉、扶玉、绛云等阁。防宁殿北面叠石筑山，山上有殿称翠微殿，旁边有云岿、层巘二亭。凝和殿旁的阁称明春阁，高超过一百一十尺；阁旁有玉英、玉涧二殿；其后连接城墙 筑土栽种杏树，称为杏冈。用茅草覆盖建亭，以修长的竹子作竹竿，在亭下引水流过。宫的右侧有佐二阁，称宴春阁，宽十二丈。排列着四座舞台，耸立着三座山亭。凿圆池作为大海，跨海建造两座亭子。架设石桥登上山亭，称为飞华亭。横向长四百尺有余，纵向长二百六十七尺。又疏通泉水形成湖泊，在湖中筑堤连接亭子；在堤中建桥以通达湖面，桥上又建茅亭。鹤庄、鹿砦、孔翠等围栏中的禽兽，活动时有数千只。名花嘉木按类别聚集、分区种植，幽静优美，宛如天然形成。西面抵达丽泽门，不像尘世境地。当初，蔡京命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防等人分任修建宫苑的事务。这五人各自制定规模，不致力于沿袭旧制，所以称为延福五位。东西两面与大内相配，南北两面稍为逊色。东面正对景龙门，西面抵达天波门。宫的东西两面有两座横门，都依照宫禁门的制度，所说的就是晨晖门、丽泽门；其中晨晖门出入的人最多。后来又跨越旧城修筑，称为延福第六位。越过城墙的部分，疏浚壕沟，深处的水有三尺。东面是景龙门桥，西面是天波门桥。两桥下都用叠石加固，并引舟往来相通。但桥上行人从外面自由通行，竟察觉不到这里属于宫禁。桥名为景龙江。后来又开拓景龙江，使它向东经过景龙门直到封丘门。○景龙江北面有龙德宫。起初，元符三年，因把懿亲宅作为皇帝即位前的潜邸而修建此宫。修建景龙江后，江两岸全是奇花珍木，殿宇一座接一座、相对而立。中途有壶春堂，绝岸通到龙德宫。这一带随着时节逐步扩展，后来占尽都城的一角，称为撷芳园。园中山水秀美，林木山麓繁茂，楼台亭观高低错落，仍然像艮岳、延福宫一样】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动工，九月建成，共有房屋七十五间】、玉清神霄宫【政和三年修建，旧名玉清和阳宫，在福宁殿东面；政和七年改为今名】、上清宝箓宫【政和五年，徽宗因林灵素的话，在景龙门对面的景辉门处修建上清宝箓宫。宫观与禁署秘密相连，里面排列的亭台馆舍多得数不清。命道士向百姓施舍符箓和药物。徽宗当时登上皇城向下观看，又在景龙门城墙上开门，修建复道通往宝箓宫，以便举行斋醮仪式。徽宗多次从复道往来。这年十二月，才开始在景龙门上下张挂灯彩，称为预赏元宵】《宋朝会要》说：如今的大内，就是原宣武军节度使的治所。朱梁建都后，便把军府衙署改作建昌宫。后晋天福初年，又改为大宁宫，只是更改了名称而已。周世宗虽然加以营建修缮，仍不符合古代帝王宫室的制度。建隆三年，征发开封府浚仪县百姓，扩建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关官员绘制洛阳宫殿图样，按照图样修建。从这时起，皇帝居所才开始壮丽起来。赵德麟《侯鲭录》说：‘唐代东京宫城，东西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长二里八十五步，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代东京宫城，周长五里。’邵氏《闻见录》说：‘唐代东京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军设置建昌宫。后晋改称大宁宫。周世宗虽加以营缮，仍不合帝王的制度。太祖取得天下之初，立即派使者绘制西京大内图样，依图改建。建成后，皇帝坐在万岁殿，打开各道宫门，门道端直如绳，感叹说：“这就像我的心一样；稍有一点偏私曲折，大家都看得见。”皇帝有一天登上明德门，指着门额问赵普：“明德门，为什么要用‘之’字？”赵普回答说：“这是助语词。”’

译皇帝说：‘“之乎者也”这些助语词，能帮助成什么事？’赵普无言以对。叶少蕴《石林燕语》说：‘京师大内，梁氏建立国家后，只把它作为建昌宫；那里本来是唐代宣武节度使的治所，来不及扩建。后来后唐庄宗迁都洛阳，又废弃它，改作宣武军。后晋天福年间，因高祖临幸此处，改称大宁宫。如今的新城就是这里。扩建外城罗城，大概是周世宗开始做的。太祖建隆初年，大内的制度刚刚草创，于是下诏绘制洛阳宫殿图样，扩展皇城东北角，命铁骑都尉李怀义和宦官董负责督役，按照图样营建。起初命李怀义等人，要求各门与各殿必须彼此相对，不得随意偏移，所以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位置正相重合，左右掖门以及升龙门、银台门等各门也都是这样。只有大庆殿与端门稍有偏差。宫殿建成后，太祖坐在福宁寝殿，命人打开前后宫门，召近臣入内观看，并告诫说：“我的心端正正直，就像这里一样；稍有偏斜曲折，你们一定会看出来。”群臣都拜了两拜。后来虽曾多次遭火灾而修缮，大体上仍不敢改变原来的位置【考察《石林燕语》和邵氏的记载，大略相同】。’ 又说：大庆殿起初名为乾元殿，太平兴国年间因火灾改名朝元殿，祥符年间又改名天安殿，景祐年间才改为今名。殿前有龙墀、沙墀，凡是冬至、正旦以及举行大朝会接受尊号时，皇帝都在这里临御。举行郊祀大礼时，皇帝在殿后的阁中住宿，百官在殿前两侧廊下分设住所。皇祐初年开始举行明堂礼，又把这里作为明堂；仁宗亲笔篆写“明堂”二字，每次行礼时临时揭挂，事情结束后又撤去。文德殿在大庆殿西面，稍稍偏后，旧名端明殿，后来改名文明殿，祥符年间因火灾重建，改为现在的名称。紫宸殿在大庆殿后面，稍偏西，位置又在文德殿之后，后来又称垂拱殿。自大庆殿后面起，紫宸、垂拱两殿之间有柱廊相通。每月皇帝临朝听政时，驾临文德殿，这就是所谓“过殿”。东西閤门都在文德殿后面两侧；每月初一不临文德殿“过殿”，便驾临紫宸殿，这就是所谓“入閤”。每月初一、皇帝诞节、郊庙礼成接受祝贺，以及契丹使者辞行觐见时，也都驾临紫宸殿。文德殿遇到接受册命、颁发册书、举行明堂礼、宣布赦令时，皇帝也驾临，但并不经常使用。宣布任命官员的麻制诏书时，皇帝不临殿，而由百官在庭下听宣。紫宸殿不接受朝贺；百官拜表称贺，则在东上閤门进行。逢国忌而尚未前往景灵宫时，先送上名帖表示慰问，则在西上閤门进行。随后在庭下拜见，并把名帖交给閤门使；这是因为礼仪在閤门举行，而不在殿中举行。只有垂拱殿是每天临朝的地方。集英殿旧名大明殿，明道年间改为今名。每年春秋举行大宴，都在这里进行。太祖曾在这里亲自主持考试选拔科举人，所以后来成为进士殿试的场所。殿东廊后有楼，称升平楼，旧名紫云楼；每逢大宴，宫中人便登楼观看。皇仪殿旧名滋福殿，咸平年间太宗的明德皇后居住在这里，改作万安宫；皇后去世后恢复旧名。明道年间改为今名，因此通常废置不用，作为办理皇后丧事的地方。又说：东华门正北有一座向东开的门，西面与内东门相对，俗称謻门，但没有门额。张衡《东京赋》所说的“謻门曲榭”，指的就是它。薛综注释说：“謻，是弯曲斜行，依着城池修筑道路。”《集韵》说：“謻”字有时写作“【原文‘防’字疑误】”，用来称呼彼此相连的宫室。如今沿着东华门的城墙转向东面，正对着北门，也可以说是斜行而依着城墙。凡是宫禁中的说法代代相传，必然都有来由【按：字书训释“謻”为别，《东京赋》这里只是说别门】。洪迈《容斋三笔》说：‘自汉代以来，宫室土木工程的盛大，例如汉武帝的甘泉宫、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阁、结绮阁，隋炀帝的洛阳宫、江都宫，唐明皇的华清宫、连昌宫，都已经载入史册。本朝祥符年间，奸臣引导皇帝接受谄谀，修建玉清宫、昭应宫、【原文“防”字疑误】灵宫、祥源宫等宫观，议论者本来就以奢侈铺张、劳民费财作为警戒；然而还没有像政和年间蔡京所做的这样过分。蔡京掌权后，招来宦官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防五人，分头负责此事，于是开始修建延福宫，把工艺和华丽推到了极点。’周密《癸辛杂识》说：‘汴梁宋代宫殿，凡楼台亭观、栋梁房屋、窗户，往往题写“燕用”二字。我私下以为一定是当时工匠的姓名。后来金海陵王修建燕都，选取汴京窗户中雕刻镂空最精巧的运去，这才知道兴废都有定数，而“燕用”二字原来是预兆。’ 又说：京师有八卦殿，八道门各有树木。山石没有一块彼此相同，都嵌置在石座上，并且凿通孔洞，与石头的孔窍相连。皇帝想去某处时，就和所宠幸的美人从一道门出去；宫人穿着仙衣扶着车轮，发出一声如霹雳的响声，仙乐便竞相奏响。云霄之间，石孔中升起脑麝香烟，像雾一样。

译《杨奂汴故宫记》说：己亥年春三月，我按察所属地区来到汴州，汴州长官在废宫的长生殿设宴。我担心后世无法考察，于是编录其大概情况如下：皇城南面的外门称南薰门；南薰门北面是新城门，称丰宜门；桥称龙津桥；桥北是丹凤门，丹凤门有三道门。丹凤门北面是州桥；州桥稍北是文武楼。沿御路向北，经过横街，东面是太庙，西面是郊社，正北面是承天门。承天门有五道门，双阙在前面引导。东面是登闻检院，西面是登闻鼓院；检院东面是左掖门，门南面是待漏院；鼓院西面是右掖门，门南面是都堂。承天门北面是大庆门；大庆门左面是日精门，东面是升平门；右面是月华门，西面是升平门。正殿称大庆殿，东庑是嘉福楼，西庑是嘉瑞楼。大庆殿后面是德仪殿；德仪殿东面是左升龙门，西面是右升龙门。正门称隆德门，又有萧墙、丹墀，殿称隆德殿。隆德殿左面是东上閤门，右面是西上閤门，二门都向南。东西两座楼是钟鼓所在，鼓在东面，钟在西面。隆德殿之后是仁安门，仁安殿东面是内侍局；内侍局东面是近侍局；近侍局东面是严祗门，宫中称为撒合门。门稍向南是东楼，就是授除楼；西面是西楼。仁安殿之后是纯和殿，乃正寝。纯和殿西面是雪香亭，雪香亭北面是后妃居处，那里有楼；楼西面是琼香亭，亭西面是凉位，那里有楼。楼北面稍向西是玉清殿。纯和殿之后是宁福殿，宁福殿后面是苑门。由苑门向北是仁智殿，殿前有两块大石，左边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边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称山庄，山庄西南面是翠微阁。苑门东面是仙韶院，院北面是涌翠峰，峰中洞穴称大涤。涌翠峰向东连接长生殿；长生殿东面是涌金殿，涌金殿东面是蓬莱殿；长生殿西面是浮玉殿，浮玉殿西面是瀛洲殿；长生殿南面是阅武殿，阅武殿南面是内藏库。由严祗门向东是尚食局；尚食局东面是宣徽院。宣徽院北面是御药院；御药院北面是右藏库；右藏库东面是左藏库。宣徽院东面是防检司；防检司北面是秘书监；秘书监北面是学士院；学士院北面是谏院；谏院北面是武器署。防检司南面是仪鸾局；仪鸾局南面是尚辇局；宣徽院南面是拱卫司；拱卫司南面是尚衣局；尚衣局南面是繁禧门；繁禧门南面是安泰门。安泰门西面与左升龙门正相对，东面是寿圣宫，是两宫太后的居处，本来是明俊殿、举行进士殿试的地方。宫北面是徽音殿，徽音殿北面是燕寿殿。燕寿殿墙后稍向西是震肃卫，震肃卫司东面是中卫尉司；仪鸾司东面是小东华门，更鼓漏刻设在这里。中卫尉司东面是祗肃门，祗肃门东面稍向南是将军司。徽音殿、寿圣宫东面是太居苑，苑中殿称庆春殿；庆春殿与燕寿殿相对，小东华门与正东华门相对。东华门内正北面是尚厩局，尚厩局西北面是临武殿。左掖门正北面是尚食局，尚食局南面是宫苑司；宫苑司西北面是尚醖局、汤药局；侍仪司稍向西是符宝局；器物局西面是撒合门。嘉瑞楼西面是三庙，正殿称德昌殿，东面是文昭殿，西面是光兴殿，三殿都向南。德昌殿后面是宣宗庙。宫的西门称西华门，与东华门相对；西华门北面的门称安贞门。除两块大石外，凡是花石、台榭、池亭等细节，都不予记录。看它的规制简约朴素，比起土台阶、茅草屋顶已经好多了；但与汉代所说的千门万户、珠玉璧饰的华丽相比，则完全没有可比之处。后人如果依照它的规制有所增减，使其相称合宜，也就可以了。本朝洪武十一年，就在宋代故宫的遗址上修建周王府。周王是太祖的第五个皇子，谥号为定，至此开始分封到此地建国。宗室繁衍，在各藩王府中最为兴盛。城中的井水全都苦涩含碱，难以饮用，汴州人通常到城外取水饮用。只有周王府太庙前的井水甘甜，大概是宋代大内留下的旧井。宋代宫内各司。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宫内各司都在禁中，包括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客省、东西上閤门、通进司、内弓剑枪甲军器等库、翰林司【就是茶酒局】、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内藏库、奉宸库、景福殿库、延福宫殿、中省、六尚局【尚药、尚食、尚辇、尚醖、尚舍、尚衣】、诸閤分、内香药库、后苑作、翰林书艺局、医官局、天章等阁、明堂、颁朔、布政府。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太祖刚平定各个伪国时，得到它们府库中的金帛，另设库房储藏，称为“封桩库”。本来是准备将来经营契丹的。后来三司每年年终支用后，常赋有余，也都归入其中。太祖曾告谕近臣，想等积满三百五百万缗，就拿这些钱给契丹，用来赎回幽燕旧地；如果契丹不答应，就作为用兵的费用。因为不愿在常赋之外横征百姓，所以不隶属于三司，这就是今天的内藏库。又说：“内香药库”在謻门外，共有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作为库额，诗说：“每年沉香檀香来自远方后裔，历朝珠玉珍宝充满皇宫。今天内府刚开始开放此处，充实丰足尤其应该写入史册。” 洪迈《容斋三笔》说：神宗曾因北方蛮夷崛起强盛而愤懑，慨然产生收复幽燕的志向，于内府设置库藏，亲自撰写四言诗说：“五代失掉谋略，猃狁极其炽盛；艺祖建立国家，思谋有所惩治；于是设置内府，希望用来招募士卒；后代子孙要守护它，怎敢忘记这个志向。”共有三十二库，每库用一个字悬挂牌额，储藏的物资都满了。又另设一库，作二十字诗，分句悬挂在上面，说：“每当夜晚戒惧反省，内心不敢妄想，谨遵先帝遗业；只是我并不勇武，凭借什么、何日才能成就克敌的战功？”他用心经营到这种程度，由此可知国家府库的富足。宋代宫外各司。

译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宫外各司包括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库、内酒坊、牛羊司、乳酪院、仪鸾司【就是帐设局】、车辂院、供奉库、杂物库、杂卖务、东西作坊、万全【制造军器的机构】、修内司、文思院、上下界绫锦院、文绣院、军器所、上下竹木务、箔场、车营、致远务、骡务、驼坊、象院、作坊、物料库、东西窑务、内外物库、油醋库、京城守具所、鞍辔库、养马的左右骐骥院、天驷十监、河南北十炭场、四熟药局、内外柴炭库、军头引见司、架子营、楼店务、店宅务、榷货务、都茶场、大宗正司、左藏库，以及大观、元丰、宣和等库、编修局、打套所等。各类米麦仓库，从州东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仓、富国仓、广盈仓、万盈仓、永丰仓、济远仓，到陈州门里的麦仓、子州北面的夷门山、五丈河的各仓，大约共有五十多处。每天都有支取、缴纳和卸货；一有卸货命令，就有负责卸货的指挥和兵士派遣，也有袋家，每人肩挑两石布袋。遇到支取派遣时，仓库前便像形成集市；靠近新城有二十多处草场，每到冬月，各乡运送粮秆和牧草，牛车堵满道路，车尾相接，数千万辆连续不断。沈括《梦溪笔谈》说：太祖朝常常告诫，禁兵的衣服不得长过膝盖；买鱼肉和酒带入军营大门的人都有罪。又制定轮番戍守的制度，想让士兵熟悉山川和劳苦，远离对妻子儿女、乡土的眷恋；同时使在外戍守的日子多、在营中的日子少，人人少生子女，衣食便容易满足。又规定京师卫兵领取粮食时，营地在城东的就命令到城西领取；仓库在城西的就命令到城东领取。仓库不许雇车运输，必须亲自背负。太祖曾亲自登上右掖门观看，大概是要使士兵劳作，抑制他们的骄惰，所以士卒对衣食没有额外的欲望，能够安于辛苦，也容易被驱使。宋代明堂。徽宗政和五年乙未年秋八月，开始修建明堂。起初，元丰年间礼官认为可以把大庆殿作为明堂，另行请求修建，以充分体现恭敬奉祀之意，但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办理。到这时，皇帝下诏从宫中拿出图样，在崇政殿宣布给群臣看。又认为明堂应该正面朝向丙方，靠近东面以占据福德之地，于是把秘书省迁到宣德门东面，利用秘书省原有的地基修建明堂。命蔡京担任明堂使，设立机构并开工，每天役使一万人。据《宋史》记载，这年夏六月修建三山河桥，役使民夫数十万人，百姓无法生活。秋八月，又修建明堂。然而六月、八月正是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却这样大规模征发民夫，耽误百姓的农时，损伤百姓的力量，作为君主竟一点也不加防范，可以说是极其错误的谋划了。还没有来得及防范，祸乱变故就发生了；也没有听说明堂建成后产生过一项善政，怎能不令人感慨啊！《汴京遗迹志》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二，明代李濂撰，官署一。宋代沿袭五代旧制，定都于汴京；朝廷内外的官署虽然多有改革，但因循旧制、仍然沿用的确实很多。如今遗址已经湮没，无法考察。我偶尔向年长的贤者和父老询问，他们都以不知道来推辞。唉！宋代距今并不遥远，而我李濂又是汴州人，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资料到这种程度；如果现在还不记录，那么后来就更加无从考察了。有空时姑且根据所见所闻，记载宋代的官署，但也只是略举一二罢了，可惜不能全部知道。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在左掖门东面，是宰相办公的地方，称为东府。它掌管进呈拟定各项政务，宣布奉行皇帝的命令，处理台谏官的章疏、群臣的奏请，以及创办、兴革之事；凡朝廷内外无法式可循而应当请示处理的事务，也由它掌管。凡是任命省、台、寺、监的长官和副长官以下官员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的监司、节镇、知州、知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的除授，也都由中书省掌管。李心传《朝野杂记》说：丞相是秦代的官职，自汉代末年改称大司徒，历代一直不能恢复原称。本朝初年沿用唐制，以三公至各部侍郎中带“同平章事”者为宰相。首相兼任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任监修国史，末相兼任集贤殿大学士。神宗实行新的官制，在三省设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二令，这些职位空置不授，以尚书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作为两位宰相。然而中书省负责裁定和议论，门下省负责审核驳正，尚书省负责承接执行，这样首相就不再参与朝廷的议论了。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于是请求三省联合上奏政事，并分掌各省事务。绍圣以后都沿用这一做法。当时议论者认为，门下省的宰相凡事既然共同进呈，就不应当自行驳回已经施行的命令，那么门下省审核的职责便可以废除。政和年间，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称公相，于是废除尚书令，把侍中、中书令改为左辅、右弼，仍然空置不授；又把左右仆射改为太宰、少宰，仍兼任两省侍郎。靖康年间，何文缜将要拜相，夜里梦见有人拿弓箭射中他的仆人，于是先请求把太宰、少宰恢复为仆射。吴正仲在起草诏令时，请求重新使用“丞相”的名称，未获批准。建炎三年，吕元直初次任宰相，议论者请求把三省合并为一省，于是吕元直解除中书侍郎职，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考察古制，把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去掉侍中和两令的名称，从此成为固定制度。又说：本朝宰相从建隆到嘉泰，共有一百零二人。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共一百三十年，有五十人；元祐五年至绍兴六年，共四十六年，有二十八人，是前一时期的两倍。绍兴七年至今天嘉泰二年，共六十六年，其中有些宰相的职位还没有坐暖便离任，却只有二十四人，大概是因为秦桧独任宰相十八年的缘故。陈后山《谈丛》说：本朝宰相赵普、吕端正、张士逊、吕夷简都曾三次入相。王旦任宰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赵普、沈伦、韩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卢多逊、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本朝宰相中，赵令、卢相、文潞公四十三岁时被任用，寇莱公四十四岁，王沂公四十五岁，贾魏公四十八岁；参知政事苏侍郎易简三十六岁，王沂公三十九岁。又说：本朝初年，范鲁公、王祁公、魏仆射三位宰相罢免后，由赵令独任宰相，才开始设置参知政事。此后有时一位宰相，有时两位宰相。到咸平年间，才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位宰相。到了至和年间，又有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位宰相。洪迈《容斋三笔》说：太祖即位后，仍任用周朝的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四年后都罢免。赵普独任宰相，过了三个月，才创设参知政事的名号，任命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后来又增加刘熙古，成为一相三参。赵普罢职后，由薛居正、沈义伦任宰相，卢多逊任参知政事。太宗即位后，卢多逊也拜为宰相，共六年，三位宰相而没有三位参知政事。此后大多以两相两参为常例。至和二年，文彦博任昭文馆大学士兼宰相，刘沆任史馆大学士兼宰相，富弼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宰相，只任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只有至道二年，吕端以右仆射独任宰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户部侍郎李沆四人为参知政事，这是前所未有的。杨万里《挥麈录》说：本朝宰相中兼任三公、三师者，有范晋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公、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其余都是在罢去宰相职务后才拜任三公、三师。近来只有张魏公从外任以少傅身份再次拜为右丞相。本朝三次入相的人，有赵韩王、吕文穆、吕文靖、张邓公、文潞公、蔡元长；蔡元长虽曾四次入相，却未能善终。本朝从外任职位直接拜为宰相的人，有文潞公、韩康公、章子厚；近年陈鲁公也属于罕见的典例。枢密院。宋代枢密院在阙门西南面，与中书省相对，掌握文武两方面的权柄，号称二府。东府中书省掌管文事，由参知政事辅佐；西府枢密院掌管武事，由枢密副使辅佐。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任枢密使。建隆三年，以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赵普为检校太保，充任枢密使，不带正式官职，从赵普开始。太平兴国四年，任命石熙载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签书”这一名称由此开始。淳化三年，任命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枢密院事，“同知院”这一名称由此开始。治平年间，任命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这一名称由此开始；当时陈升之三次任枢密院长官。神宗想稍微区别礼制，于是让他担任知枢密院事。元丰改行官制时，议论者想废除枢密院，把职权归入兵部。神宗说：“祖宗不把兵权交给有关部门，所以专门任命官员统领它，使各方面相互制约。”没有听从这个建议。然而由于枢密院与宰相共同承担辅弼政务，并不是出使的名义，于是确定设置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二人，专门以兵机、军政为职责。

译洪迈《容斋三笔》说：枢密使这一名称起于唐代，原本由宦官担任，大概只是内廷各司中地位尊贵的官员。五代时才开始由士大夫担任这一职务，于是地位与宰相相等。此后沿袭到本朝，又有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区别。虽然品级俸禄有高低，但都称为枢密。明道年间，王沂公由已任宰相被召回，担任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当时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宰相，写信到国都门口迎接他，称他为“枢密太师相公”。我家收藏着这封帖子。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到平江，经过秀州，随行的执政官有四人。走在前面的传呼：“宰相赵忠简到了”；接着传呼：“枢密张魏公到了”，当时张魏公任知枢密院事；再传呼：“参政沈必先到了”；最后又传呼：“枢密到了”，指的是签书枢密院事权朝美。我任检校官时，叶审言、黄继道任枢密院长官和副长官，也同样只称枢密。但二三十年以来，逐渐出现“知院”“同知”的称呼，起初是典谒和街卒口中说的，后来朝廷士大夫也这样称呼。名称不古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唐书》《五代史》都没有记载枢密使这一职务创设的原因。大概在唐代，它本来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唐代中期以后，宦官以这种名义任职的很多，几乎数不胜数。它本来并不与官职的轻重相关，但五代因袭唐代旧名，又把它的地位扩大了。因此史官都来不及详细考察其依据。《续事始》说：“唐代宗永泰年间，任用宦官董秀掌管枢密事务，于是设置内枢密使。”《续事始》是伪蜀冯鉴所作。’ 又说：枢密院既然专门总领兵权，宰相如果不兼任枢密院职务，几乎就不能再参与军政事务。庆历初年，元昊发动战争，富弼任谏官，于是请求宰相像旧例一样兼管枢密院事务。当时吕文靖任宰相，不愿兼任，富弼极力争取，终于使吕文靖兼任枢密使。从此以后，继任宰相的人，最初授官时都兼任枢密使。庆历八年，文潞公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开始不再兼任枢密使。于是皇祐初年，宋莒公、庞颍公任宰相，都不兼任，大概是因为元昊已经接受投降款约的缘故。又说：本朝枢密院官员本来兼有学士的职能，后来逐渐废弛，但仍领取俸禄。枢密使的官衔，凡在文德殿临朝时，便登殿侍立，也不经常授人。官制施行后，枢密使与学士都成为职名，枢密使是枢密直学士中最高的称号，不隶属于枢密院；登殿侍立则成为枢密都承旨的职责。每当吏部尚书出任外官时，授予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的长官则授枢密直学士，彼此称作“密学”。林駉论两府说：本朝两府的职掌，究竟相当于周代的冢宰、司马，还是汉代的丞相、太尉呢？然而周代由冢宰统领司马，所以兵事和民事有相互沟通的意义；汉代太尉的地位重于丞相，武职往往因此偏失。由此看来，本朝两府有时分立、有时合并，其得失并不难知道。况且冢宰、司马都是周代六卿，职权本来大体相等；但调发兵力的权力不归司马，而归天官，难道是既把职务交给司马，又把权力夺走吗？这是因为兵事是国家大事，身为大臣却彼此隔绝、不相沟通，国家事务就会彼此背离。所以吕伋掌管军队时，表面上似乎与太保无关，实际上是太保使他掌管；程伯出兵时，表面上似乎与尹氏无关，实际上是尹氏命令他。把掌兵、出师的事务归于一位大臣，脉络便能贯通，又怎么会有相互猜疑、意见不一的情况呢？丞相、太尉是汉代的三公，职权也只是相互维系而已；然而汉代承袭秦代旧制，官制更加紊乱，文官的权力不足以驾驭武官，军权与政事分离，权力偏重，却没有统御、防范的办法，这类事情多得无法尽数哀叹。所以诸吕作乱的祸兆出现时，形势也已经十分危急。丞相陈平甚至用五百金与太尉周勃交结示好，而周勃拥护汉文帝、拥立汉宣帝的功劳才得以成功；拥立昭帝、建立宣帝的事情，也同样关系重大。丞相张敞到了也不敢说一句话，而大将军却把国家的权力全都担当起来。以丞相这样重要的地位，尚且要低头听命于掌握兵权的将领，何况还能指望他振作起来履行职责吗？我曾经考察过中书、枢密两府分合的情况。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两者事务相当；中书省发布诏令称“降麻”，枢密院发布宣命称“降宣”，两者权力相等。究竟应该分别承担各自的事务吗？如果这样，军国大事就不应专门交给一方，终究免不了像富郑公所议那样；还是应当把两府职务合并归于中书省吗？这样兵权彼此牵制，关系国家大局，又不是理解祖宗设置枢密院本意的办法。唉！把事务分开固然不对，把职务合并更不对。必须在分掌之中有相合的道理，在表面上截然不相谋划的时候，实际上又有彼此贯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谈论设置官职的深远防范。自从范质、王溥被罢免宰相以后，两府的事务和权力就分裂了。讨论继迁母亲归降的问题，并非小事，枢密院知道了，中书省起初却不知道；发动蓟门战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枢密院谋划了，中书省却没有参与听闻。这就是田公锡所抗言的：“枢密院的公事，宰相不得参与听闻；中书省的政事，枢密不得预先议论。”在咸平时期，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到了景德年间，宋真宗每次得到边境奏报，必定送交中书省，于是有了共同参议利害的意图。澶渊之战，百万军队出征，寇公亲自扶持皇帝的车驾，手执短杖鞭打指挥；北方军队因此防止了车轮和匹马逃回，这难道不是景德年间两府相通的证明吗？自从寇公被罢免宰相以后，两府的事务和权力又分裂了。戎族首领投降，并非小事，中书省起初却不知道；元昊叛乱，也不是小规模的警报，而边境奏报全都不经过中书省。这就是丁度竭力所说的，两府分掌政务，如果处置不一致，天下就无所适从；在康定初年，不能不对此感到激愤。到了庆历年间，宋仁宗因张方平的建议，于是让宰相兼任枢密院职务。西部横行的贼寇，吕、章二位公分别任命名将，合力平定了他们，最终使敌人流传着骨寒胆破的谣言；这难道不是庆历年间兼领两职的功效吗？自从贾昌朝、陈执中被罢免宰相以后，两府的事务和权力就更加分裂了。赵明与西夏人交战，枢密院奖赏战功，中书省却下达约束命令；郭逵修筑堡垒栅栏，枢密院正在责问，中书省已经下达褒奖诏书。这就是滕达道深深叹息熙宁年间战守意见不一致的错误。到了元丰年间的诏令，军国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共同议论；元祐年间的诏令规定，任命谏官时，三省、枢密院共同进呈。

译然而在这个时期，边境事务的利害关系仍然没有充分相通。到了建炎年间，宋高宗才让宰臣张浚兼任枢密院职务，赵鼎也以左仆射兼任此职。当时国势仍然艰难，敌人的势力正盛；清除混乱、恢复治理，扶持危局使之安定，再次建立起高耸入云、光耀天下的事业，都是左右辅佐、共同扶持的力量所成。这难道不是建炎年间兼领两职的功劳吗？唉！从建国初期直到中兴，两府或分或合，其防范意义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合并时文武相通，分掌时兵政各有不同。咸平、景德、康定、庆历、熙宁、建炎年间的得失由此可以知道，难道不应当仔细审察吗？即使如此，主管民政而又了解军事，这本来就是关系天下的大计；枢密院如果不参与中书省的事务，也不符合大臣彼此牵制的本意。因此，枢密使兼同平章事，君子认为是庆历年间的善谋；枢密机构不参与三省官员的差除任命，议论者认为元符年间对此很可惜。沈括《梦溪笔谈》说：“旧制度中，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官印都用金铸造；近来的制度中，三省和枢密院的官印用银铸成，再涂金；其余都铸成铜印而已。” 御史台 宋代御史台在京城内东澄清街北面，宋朝初年改称察院。察院分为三区：一处在东面，由巡按御史居住并处理政务；正统年间改作巡抚都御史的治所。如今巡抚都御史迁居别处，新建的院舍于是成为公使的寓所。一处在西面，由清军刷卷御史轮流居住并处理政务；正统年间改作巡按御史的治所。一处在中部，成化元年建为清军刷卷御史的治所，也用来安置公使。叶少蕴《石林燕语》说：京城中各省、寺的官署都朝向南面，只有御史台朝向北面，大概自唐代以来就是如此。有人说，隋朝修建御史台时，是因为它与尚书省之间有便道相通、距离较近，所以唐朝沿用了这一格局。也有人说，御史负责弹劾、治理违法之事，朝北是取肃杀之意，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然而如今御史台门上唯独设置鸱吻，这也是其他官署所没有的。《宋朝燕翼诒谋录》说：宋仁宗重视御史、谏官的选拔。景祐元年四月癸丑，下诏御史台设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下诏，让曾任三丞以上并且曾经担任知县的人充任御史里行；第二年任御史；再过两年任三司判官或开封判官。从清要之职逐步历任繁难事务的官职，选拔任用既然受到重视，一时都称说选得了合适的人才。曾肇重修御史台记。元祐三年，新建的御史台落成，诏令我曾肇为它撰记。我曾肇恭敬地反省自己，幸而得以充任从官，以撰写文字为职责；这篇大手笔虽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恭敬地拜手叩首记述如下：御史见于周代，掌管赞助书写、接受法令而已；到战国时才发展为执掌法律，同时也是记事的官职。到秦汉时期，开始设置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副职称中丞，负责督察各部刺史，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并审核奏章；其属官有侍御史，出外讨伐奸猾，审理重大案件，于是专门承担纠察弹劾的职责。后来政事归于尚书，御史与尚书、谒者并称三台；御史大夫改任三公，中丞成为御史台长官，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一同专席而坐，称为三独坐。隋唐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天下有冤屈而无处申诉的人，可以同中书门下省共同审问，称为三司。从此御史更加威严显赫，其属官有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和侍御史，分为三院；侍御史一人主管杂事，横放床榻而坐，称为南床。他们都专门负责弹劾，不负责论说政事。宋朝沿袭这一制度，到宋真宗时增置负责论事的御史，此后御史都可以论事。大的事情，御史们相继在朝廷上争辩；小的事情，个人也可以自行申诉。因此他们的职责比前代更加重要，不只是谨慎监察朝廷、审理诉讼而已。历代圣明君主相继给予他们宽仁的待遇，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述意见。因此御史的声望所及，百官震动而肃敬，朝廷依靠他们而更加尊贵，奸邪之人见到他们便知道畏惧。宋朝初年虽然沿用唐代制度，但让御史大夫兼任其他官职，不处理御史台事务；以郎中、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作为中丞的副职；以太常博士以上官员充任三院御史，未达到这一资格的则任御史里行。按照监察御史旧例，内则监察尚书六曹，外则巡按郡县，后来这一制度也废止了。到宋神宗大力整顿官名时，才恢复御史大夫的本职，以侍御史主管杂事，撤销御史里行，又恢复六察官分区掌管监察。制度确定后才相应安排官署。御史台原建在宣化坊，自开宝五年才设有东西两座监狱；开宝七年，雷德骧分判三院事务，请求皇帝扩大修建，但房屋还不到一百楹。天禧二年又下诏扩建，终于达到三百六十楹。到元丰年间，经过将近七十年，逐渐倾圮毁坏。宋神宗命人绘图、计算工程，把图样交给有关部门。旧制没有御史大夫厅事，沿用邺都制度，开门朝北，取阴杀之意；而且地势低下，无法显示威严。于是命令设置御史大夫厅事，开门朝东，把低矮处增高，把低洼处填高，规模和规划都更加宏大长远。哲宗即位初年，首先致力于慈俭，凡土木工程都诏令停止。只有御史台的修建确实遵循先帝遗训，但仍因御史大夫只是虚衔，姑且节省营建工程。大门仍然朝北，沿袭旧制不改，只对工程作了增减调整。工程从圣心决定，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开始，三年八月庚辰完工。使用人工十万五千，建成房屋三百五十一楹。门庭高大深邃，厅堂宽敞宏阔。长官、副长官及属官处理政务、休息宴饮，各处都谨慎整齐，适合各自的用途。吏员住所和囚室幽深清静、严密牢固。案牍簿书排列收藏，都很有秩序。这些设施用来向京城民众展示，也用来树立、端正法度。按照典章制度衡量，这样才算相称。从前周人建成宫室，见于《诗经》风雅；鲁国修建城门，记载于《春秋》。后世传诵不绝，成为典籍中的首要记载。恭敬地想，神宗皇帝受天命承继大统，在位十九年，建立常法，一切都符合古代义理。他好恶无私，赏罚不僭越，因此纲纪得以张立；不营建宫室，园囿只求勉强完备，却使官府寺署得到崇建。所以他能够重视御史台这一执掌风宪的机构，以开启后代子孙的意旨。两位圣明君主恭谨自守，开辟进言的道路，凡是声音没有听不到的，凡是事物没有照察不到的。士人因进言而获得福泽，未曾听闻有人因忠言而遭祸。御史台作为皇帝耳目所在，受到的宠遇无可匹敌。因此才能重建这座厅堂屋宇，实现前人的志愿。理应把这件事写入文字，刻在金石上，使它超过周、鲁的先例，把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只是我的愚陋，哪里足以发扬圣德，称述圣明光辉的万分之一呢！

译即使如此，我曾听说：责备别人并不难，责备自己才难。御史负责责备别人，宰相、将相和大臣任非其人，百官各部门没有履行职责，天下有败坏法令、扰乱纲纪、听信谗言、搜求邪恶的人和事，御史都可以加以责问。既然如此，难道御史自己就没有应受责备的地方吗？身居其位却有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却有不说的，说了却有不执行的，执行了却使君子忧病、小人庆幸，这就是御史的过错。御史即使不责备自己，天下人也可以责备他。只有不以责备自己为难，施行责备别人时才能胜任职责。能够胜任职责，然后戴着高高的冠帽，穿着盛大的礼服，在高墙大屋中办公、休息，才可以无愧。如果不是这样，内心难道不会感到惭愧不安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便借奉诏撰记之机，诵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告诉在位者，使他们能够仰体历代圣君褒奖、扩大并尊崇御史台的用意。谏院 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陈执中任谏官，因为谏官没有办公处所，多次请求设置院署，于是把门下省改作谏院，另在右掖门西面营建门下省。宋朝设置谏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宋名臣言行录》说：庆历年间增加谏官员额，选取敢于进言的士人。欧阳文忠公首先被选中，以太常丞兼知谏院，赐给五品官服。又说：包孝肃公包拯知谏院时，多次论奏斥责权势显赫的大臣和受宠幸之人，请求停止由内廷直接下达的曲意恩典。又列举唐代魏郑公的三篇奏疏上呈，请求立石碑作为龟鉴。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说：古代谏诤并没有专门的官职，从公卿大夫直到工商业者，没有不能进谏的人。汉朝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专门官职。天下的政事、四海的民众，以及得失利弊，都集中到一个官职上，由他负责进言，这一职责也很重大。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应当顾全大事，舍弃琐事；把紧急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缓慢的事情放在后面；专心谋求国家利益，不替自身打算。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和急切追求财利的人没有区别。这两者相距有多远呢？天禧初年，宋真宗下诏设置六名谏官，责成他们履行职责。庆历中，钱君开始把谏官姓名写在名牌上。我担心时间久了字迹会漫灭，嘉祐八年便把它刻在石上。后世的人将逐一指着这些姓名议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曲。唉，难道不令人畏惧吗！胡寅《寄政府书》说：古代臣下都可以向君主进谏，后世专门设置一个谏职，已经是违背常理的做法。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又多把标新立异作为用心，扰乱政事；君主难以全部听从，所以员额常常不齐；又难以完全废除，所以姑且设置一两个人，犹如摆设的饩羊。当祖宗时期，充任御史、谏官的人，都是天下的名士，有的在内外官职中历练已久，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因此能够有所补益。后世却让刚入仕、能言善辩的人担任，难怪他们观望形势、喋喋不休而无法遏止。然而事情会随着时代变化，官职也要根据社会而设置。汉光武、唐太宗在马上经营天下的时期，以及齐小白、秦苻坚专任一名宰相而成就霸业的时期，没有听说身边有台谏官喋喋不休，实在是因为调动三军、使用五种兵器、攻伐敌人和制胜的谋略，不能告诉别人，也不是旁人能够参与的。等到平定之后，法制已经建立，就必须设置御史、谏官，使他们纠正违法，指出缺失，这是时势所决定的。如今应当让给事中兼任谏大夫，中书舍人兼任司谏，左右史兼任正言；政事下到尚书省时就可以得到纠正。御史台只应弹劾、攻击违法邪曲的官员，整饬并肃正法度。至于四方诉讼，自有州县、监司、台省逐级处理；如果仍不得直，还有登闻鼓院、检院两院可以申诉。这样一来，治理就有体统，朝廷的威望增加，国势不会动摇，才可以说达到了善治。《汴京遗迹志》卷二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三，明代李濂撰，官署二 学士院【即翰林院】宋代学士院在枢密院、宣徽院北面，显示其深严幽密，因此又称“北扉”。它在浴堂南面，便于接受诏令。至和三年，下诏让学士院由两名从官掌管，负责勾稽、编录宋朝建立以来所撰写的诏制文书。承旨一职没有固定设置，由任职资历较久的学士担任。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学士掌管内廷的诏书，指挥边境事务，通晓机密谋略；天子机密的事务和秘密诏命都在这里，因此不应参与外部官司的公事。大概是为了防止细微之处偶然泄露宫中的言语，所以学士院在金銮殿旁，被称为深严之地。自宋太祖以来，借重学士的才能，开始让他们判理三铨并兼知太常礼院事务。开宝二年，李昉、卢多逊同时直学士院，“直院”这一名称由此开始。宋代翰林学士没有固定员额，凡其他官员进入学士院而尚未授为学士的，称为直院。学士职位空缺时，其他官员暂时办理文书，称为权直。宋代通常让从官兼任直院，像左右史、少监一类，只称“权”。天圣元年下诏，学士逢单日值班时直到晚上才出宿；按照旧例，逢双日封锁学士院，逢单日发布诏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沈括《梦溪笔谈》说：唐代翰林院在禁宫之中，是君主闲居的地方。玉堂、承明殿、金銮殿都在其中。凡供奉君主的人，从学士以下，工匠技人员、各类官员和司隶，以及被登记在其中的人，都称为翰林，如今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就是这样。只有翰林茶酒司只称“翰林司”，大概是因沿袭旧称而缺少文字。唐代制度中，从宰相以下官员初次受命，都没有宣召礼，只有学士需要宣召。因为学士院在禁宫中，若不是内臣宣召，便没有机会进入，所以院门另设便门，也因为它与禁宫相通。又称学士院为“北扉”，是因为它在浴堂南面，便于应召。如今学士初次拜授，从东华门进入，到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的吏员从左承天门两人引导到阁门，这也沿用了唐代旧例。唐代宣召学士从东门进入，是因为当时学士院在西掖，所以从翰林院东门赴召，并不是像今天从东华门进入。至于拉铃的旧例，也因为学士院在禁宫之中，即使是学士院吏员，也只能停在玉堂门外，由此可知其严密程度。如今学士院在宫外，与各官署没有区别，虽然也设置铃索，但全都是徒具形式、沿袭旧故事而已。又说：学士院的玉堂，宋太宗曾亲临，到现在只有学士值日时允许端正地坐在堂中，其他日子都不敢独自坐下。按照旧例，堂中设置视草台，每次起草诏制，都要穿戴好衣冠，凭台而坐；如今不再这样做，只留下空台而已。玉堂东面承旨阁子的窗格上有被火烧过的地方。宋太宗曾在夜里临幸玉堂，当时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下，突然起身却没有蜡烛，便穿戴好衣冠；宫嫔从窗格处引入蜡烛照明。直到今天也不愿更换这处窗格，把它当作玉堂的一件盛事。又说：旧时翰林学士所处地位清要亲近，都不兼任其他事务。文馆的职务，从校理以上都有职钱，只有内制、外制官没有。杨大年长期任学士，家境贫困，请求外任，所写奏表有一千多字，其中两联说：“徒然有愧地充任甘泉宫的从臣，最终却要成为若敖氏那样的饿鬼。”从臣的困苦，没有人能超过东方朔的饥饿，几乎要饿死在京师。百官值日时，只有翰林学士的敕设宴会使用音乐；即使是宰相，也没有这种礼遇。优伶由开封府负责召集。陈和叔被授为学士时，恰好主管开封府，于是不用女伶。学士院敕设宴会不用女伶，从陈和叔开始。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唐代翰林院在银台北面，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等人常被宣召起草诏令，其中有人因此被称为北门学士。如今学士院在枢密院后面，前后相互依靠，不能朝向南面，所以把西廊朝西的一面作为学士院正门，而后门朝北，正对集英殿，因而匾额题作“北门”。两省和枢密院都没有后门，只有学士院有后门。学士退朝后进入学士院，以及与禁宫之间往来传达宣命，都走北门；正门平时没有禁忌，不仅是为了办事方便，也是为了保存旧例。又说：学士院正厅称为玉堂，这是道家的名称。起初，李肇《翰林志》末尾说：“居于翰苑的人，都说自己凌驾玉清、上达紫霄，难道仅仅是登上瀛洲吗？”又称为登玉堂。从此便用“玉堂”作为学士院的称呼，却没有题匾。宋太宗时，苏易简任学士，皇帝曾对他说：“设置玉堂，只是空有这种传说，始终还没有正式命名。”于是用红罗飞白书写“玉堂之署”四字赐给他。苏易简立即把它锁藏在堂上，每逢学士来办公，才打开让人观看，这是翰林院最盛大的事情。绍圣年间，蔡鲁公任承旨，才上奏请求摹刻成匾，挂在杭州；为了避英宗庙讳，删去下面两个字，只称“玉堂”。政和五年，又把御书“摛文堂”的匾额赐给学士院。又说：祖宗任用人才，多把两省官职看作要职，而翰林学士尤其被称为清要亲近。因此后来登上中书、枢密两府的人，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出自这里。杜正献公以清廉节操闻名天下，但一生多次担任外职，五次出任使者，遍历并主管各个著名藩镇。在朝廷内只任过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后来才做到枢密副使。范文正公从谏官任上被贬，召回后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升任知开封府，又被贬谪。晚年才从庆州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两人都不曾历任两省官职，而范文正公的文学才华又没有担任过掌管文字的职务，世人尤其以此为遗憾。又说：俗称翰林学士为“坡”，大概是唐德宗时曾把学士院迁到金銮坡上，所以也称“銮坡”。唐代制度中，学士院没有固定所在：皇帝在大内时，设置在明福门；在兴庆宫时，设置在金明门，并不专门设在翰林院。只是明福门、金明门没有成为学士院的称呼，因为学士院并不长期住在那里。洪迈《容斋随笔》说：“翰苑的旧规如今废弃殆尽，只有学士入朝时，仍有穿朱衣的院吏两人引导到朝堂为止。到景灵宫行香时，则引导到列班处。公文送到三省，不用申状，只用一张纸直接写明事情。右边的格式语说：‘咨报尚书省，恭候裁决，某月某日押署。’这种文书称为‘咨报’。这两项旧例仅仅保存了下来。”

译又说：治平以前，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称为“两制”。翰林学士被罢免、补任外职后，可以授予端明殿学士，称为“换职”。熙宁以后，才开始授予龙图阁学士。绍兴以来，规格就更加不如从前了。修起居注的人，按次序升为知制诰；再其次，以及有资格却不愿任职的人，便任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就是这样。学士职位空缺时，按次序补任；有的人即使宰相不喜欢他，仍然可以任学士，例如侍读学士刘原甫。在职不久就外调的，称枢密直学士，例如韩魏公；也有称龙图阁直学士的，例如欧阳公。后来受到褒奖提拔而仅授待制的，是王时亨。其余能够善意离职的，最多只授集英殿修撰而已。李心传《朝野杂记》说：宋朝从建隆到熙宁年间，任职翰林院的共有一百零八人，其中进入端揆，即担任宰相的有二十一人。宋太祖时九人，其中一人任宰相；宋太宗时二十三人，其中四人任宰相；宋真宗时十五人，其中四人任宰相；宋仁宗时五十二人，其中九人任宰相；宋神宗时十人，其中三人任宰相。学士中任职时间较长的：文元迥十六年，文恭王珪十三年，文忠王尧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献得象、赵清献抃、杨内翰伟都十一年；陶尚书谷、丁文简度都十年；扈尚书防、苏参政易简、贾参政黄中、李昌武宗谔、孙文懿抃、胡文公宿都九年；徐常侍铉、杨文公亿都八年；欧阳常侍迥、宋宣献绶、欧阳公修都七年；梁给事周翰、李相州维、晏元献殊、冯章靖元都六年。熙宁以后，学士通常任职一两年便升迁，任职较久的也不过三四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崇文院【即三馆】据李文简公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梁朝迁都汴京，正明年间才在今天右长庆门东北面建造几十间房屋，称为三馆，大概就是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起初非常狭小，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周围还有军营和巡逻道路。宋太宗即位后，因亲临这里巡视，回头对左右说：“像这样简陋的地方，哪里可以收藏天下图书、招纳四方贤才呢？”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在左升龙门里原车辂院的土地上另建三馆，规模宏丽，超过宫内其他建筑。二月甲辰朔日，下诏赐名为崇文院。西面廊屋开设便门，以备皇帝临幸；又把旧馆的书全部迁来充实其中。院东廊收藏昭文馆书，南廊收藏集贤院书，西廊设四库，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藏史馆书。六库图书的正本、副本，分成八万卷，皇家藏书的文治面貌焕然一新。马端临《文献通考》说：祖宗藏书的地方称为三馆秘阁，在左升龙门北面，就是崇文院。从建隆到大中祥符年间，著录的书总计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大中祥符八年，馆阁失火，迁到右掖门外借住，称为崇文外院，借用太清楼的书本补写。天圣三年完成，共一万七千六百卷，归还太清楼。天圣九年冬，新建崇文院馆阁，恢复原处，外院废止；当时已经增加招募抄书人员，专门从事补足修缉。景祐初年，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纂四库书籍，由判馆阁官复核、审阅和校勘。景祐二年上进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次年上进子集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并分别赐给官吏器物、绢帛；又设宴招待辅臣、两制官、馆阁官和主管内侍官，按等级赐予。下诏购买搜求散佚图书，又因书籍存在错误、滥收和不完整的问题，开始命令判定哪些应保存、哪些应废弃，于是仿照开元四部书目编成《崇文总目》。庆历初年书成，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但其中有些重复，也有可以采用却误被舍弃、没有著录的书。嘉祐四年，右正言、充秘阁校理吴及说，内臣监督馆阁长期不更换，图书多有亡失，补写也不精良，请选派馆职官员分工管理吏员编写，并重新借取图书，访求遗失的书籍，同时施行相关法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图书，不兼任其他官署职务。每两年更换一次，于是用黄纸抄写并加盖印章作为正本，以防虫蛀损坏。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负责编校；两年后馆职出现空缺，便随即补任。过了一年多，诏令说：宋朝初年承接五代之后，书籍散失，三馆所聚图书仅仅足以装满少量书卷。后来平定各国，首先收集图籍；也曾多次派遣使者、下诏寻找招募异本，校定篇目，处理政务之余从未停止阅览。然而与开元年间相比，遗失的书仍然很多，应当增加收购赏赐，以扩大献书数量；内外士人百姓都可以把三馆馆阁缺少的书卷献上，每部给绢一匹，献五百卷授文资官。次年冬，上报黄纸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写白纸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祐年间。从此编写抄录不断，收得献书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并《崇文总目》，除去前志已有记载的，删去重复和讹误之处，确定著录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说，前代大力建设皇家藏书府，广泛收集典籍，是为了供君主阅览，以教化治理天下。如今三馆、秘阁各有经、史、子、集四部书，此外还收藏各类图书。这些书大多有讹误，虽然屡次加以校正，仍没有善本。大概因为逐馆花费四万卷的校勘时间时，务求迅速完成，每一帙只用原抄本一册校正而已，不再用其他版本相互核对。卷数既多，很难做到精密，所以藏书虽然丰富，仍不如前代。希望先把前汉《艺文志》所载图书广泛搜求真本，命在馆供职的官员校正完毕，然后再校订后汉时期的各类书籍。因为战国以后直到两汉，都是古书，文字义理简深，大多有脱漏错误，必须取得其他版本参校确定。请求依照近来校订十七史的先例，在京师及各路藏书人家借取书本，抄写后送交官府，等这些书已经精校，再校到魏晋，依次到宋、齐直到唐代；并分为几个等级，选取能够流传的版本进行校正，希望皇家秘府的典籍能够完整完善。这件事虽然没有实行，但补写、校定、访求缺失遗书的工作从未停止。熙宁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查阅详审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献图书，共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其中秘阁没有的有五百零三卷。诏令授郭大亨为将作监主簿。从此内外以书献上，共增加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

译元丰三年改革官制，废除馆职，以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刊刻、抄写的图书分别储藏在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交由秘书郎主管，负责编纂整理、校订核定，订正脱漏错误；校书郎、正字负责校勘。每年仲夏晒书时，供应酒食，谏官、御史以及待制以上官员全部参加。崇宁年间下诏，两浙路、成都府路民间如有雕版珍奇图书，命漕司搜取上送秘书省。大观二年，下诏由大司成分别委派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员校订本监书籍；校毕后，命礼部复核。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图书共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朝所藏达到三十七万卷，唐代开元年间有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年间曾命儒臣汇集四库图书编成目录，名为《崇文总目》，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并不久，按目录搜求，现存不过十分之六七；号称全本的不过两万多卷，而脱简、错编、亡散、缺失的情况逐渐增多。应当趁现在搜集，查看旧目录中尚未完备的部分，把书名和卷数颁示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访求《总目》以外另有的奇书，并借来传抄；或者由官府发给凭证，到藏书人家传抄，随即加以校正，送入皇家藏书府。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说：宋太宗创建崇文院，作为藏书之所。景祐年间，宋仁宗诏令儒臣依据秘书省所藏图书，编排条目，把所得书籍按类别分门，赐名为《崇文总目》。宋神宗把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厘清并改正官名，唯独四库图书仍沿用崇文旧目录。近来因臣僚建议，访求遗失图书，多年以来所得的书，除总目之外共有数百家、近万卷，请依照景祐旧例，下诏秘书省官员讨论编排这些访得的遗书，增入总目，合成一部书；并请另赐一个美名，以取代“崇文”的称号。于是命孙觌、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编次，命名为《秘书总目》。宣和初年，提举秘书省官员建议，在秘书省设置补写御前书籍所，逐渐访求天下图书，以供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其余官员任校勘官，又选几名进士以白衣身份充任检阅者。到任期届满，都授予官职。宣和四年四月，诏令说：“我想到太宗皇帝使天下安定，更新文化，多次下诏访求亡佚图书，皇家藏书府收藏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或许可以接近古代。” 年岁渐久，有关部门因循敷衍，致使图书大量散失缺漏；私人家中秘藏的书，有的也可能永远失传。可以命郡县晓谕告知，访求图书；允许士人百姓把家藏书籍在所在地自行申报，不论卷帙多少，先列出篇目，申报提举秘书省官员上奏，听任逐级递送进来，以备收录，并应优厚赏赐。若有秘藏而未曾见于官府的书籍，只要值得观览采纳，就授给献书者官职，并议定加以崇奖。书籍登记完毕后归还本人。如果有率先奉行、访求图书最多的州县，也应具名上报，希望能够符合我表彰、阐明并推行文教的意旨。”又下诏说：“三馆图书丰富，历年日久，书籍脱落，字迹讹误；校核卷帙，仍有很多散失缺漏，实在不是用来表示尊崇儒学、崇尚文治的本意。于是命令设置机构，以补足完整为事务，名为校正文籍，设置官员总管，招募工匠抄写；一处设在宣和殿，一处设在太清楼，一处设在秘阁，令提举秘书省官员兼管。凡是所需费用，都由内库支出，不耗费有关部门的钱财，希望成就一代典章。”三道诏令同日下达，各地奇书从此陆续出现。宣和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说：“曾有诏搜访士人百姓家藏书籍，全部送交官府，参校有无；招募工匠抄写，收藏到御府。近来与三馆共同校勘，荣州助教张颐献上二百二十二卷，李东献上一百六十二卷，都属于缺失的遗书，请求加以褒奖。”诏令赐张颐进士出身，补授李东为迪功郎。宣和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说：“取来王阐、张宿等家藏图书，与三馆秘阁书目相互核对，其中原书目没有的，共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并且集中秘书省官员校勘，都是善本，比前后所进的书数量稍多。”诏令补授王阐为承务郎，张宿为迪功郎。然而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图书，到宣和年间最为兴盛。到了靖康之变，图书散失情况无法考察；如今见于著录的，往往多不是当年所访求的那些书，真是可惜。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说：“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建立秘阁，选取三馆图书收藏其中，命参政李至专门掌管。一天，李昉、宋琪、徐铉三位学士叩击秘阁请求进去看书。李至性情谨慎畏惧，说：‘锁钥确实由我掌管，书签、函匣、帷幕都严密保藏，难以开启；况且诸位并非负责此职，进去窥看不便。’三人笑着说：‘请不要担心，主上文治昌明，我们如果因为看书获罪，难道不比犯其他罪过更好吗？’于是强行拿走秘钥，打开秘阁查看。李至秘密派遣阁使入宫奏报，宋太宗得知后，立即赶到秘阁，赐酒给他们，把图书和古画全部取出，赏赐李昉等人任意观看。李昉上奏请求把秘阁提升为次于三馆的机构，皇帝采纳了，并仍然用飞白书写的阁额赐给秘阁。沈括《梦溪笔谈》说：内廷各司的房舍中，只有秘阁最为宏伟壮丽。阁下穹隆高敞，相传称为“木天”。集贤院 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建造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都总称为崇文院。绍圣二年，下敕把集贤院改为直秘阁，把集贤院学士改为集贤殿修撰。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集贤院大学士一人，由宰相充任；学士由给事中、谏官、卿、监以上官员充任；直学士不常设置；修撰由朝官充任；直院、校理由京官以上充任，这些官职都没有固定员额。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由两省五品以上官员一人判掌。

译沈括《梦溪笔谈》说：集贤院的记载中有开元旧例，校书官可以称为学士；如今三馆的职事官都称为学士，也是采用开元旧例。叶少蕴《石林燕语》说：集贤院学士的旧例，起初不分高低，只把它作为名号，品秩仍随本人原任官职，所以在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都因患病改授其他职务，大概并不是要职。然而列在学士之中，比待制的地位优越，因此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宋仁宗即位后，也特意改授集贤院学士。这一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免知制诰，任知亳州，再遇赦免，便恢复这一职务。他曾请求区别品秩，没有得到答复，所以他的谢表说：“只有丽正图书府，是开元年间礼乐昌盛的机构；在外馆的地位，便显得清闲；但正学士的名号，已经很尊重了。先朝著令，有的从两府、公台职位中历任而来；近来的惯例，升官都由两省丞郎兼领。”又说：“既然恩遇待遇优厚，就应当有官员仪制上的区别。”他也曾亲自在公府中说过，哪里敢把希望寄托在众人的赞同上呢？赵与旹《宾退录》说：集贤殿修撰，旧例多由馆阁中任职较久的人担任；有些人从普通官员超越授予要职，尚未达到从官资格，也授予修撰，于是当时人便有“冷撰”“热撰”的称呼。近世士大夫把集英殿看作热门的撰述机构，把右文秘阁看作冷僻的撰述机构，这是不对的。右文秘阁就是集贤院，政和五年改名。国史院 宋代国史院在宣徽北院的东面，称为编修院。考《东京记》说：编修院俗称史院。天圣初年，修撰《真宗史》，想要加重其职任，于是下诏：宰相任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任修史官。同修史官则由殿阁学士以上的官员担任。编修官由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官员以及京官充任。史书修成后即停职。元丰改行官制后，日历隶属国史院。每当修撰前朝国史、实录时，便另设国史实录院，由首相任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任修国史，其余侍从官任同修国史，普通官员任编修官。实录院的提举官，按照国史院的规制，由从官任修撰，其余官员任检讨。元祐初年恢复设置国史院，隶属门下省。第二年又设置国史院，修撰兼任知院事。绍圣年间又把国史院归属秘书省。洪迈《容斋三笔》说：本朝国史总共有三部，太祖、太宗、真宗的史称为《三朝史》，仁宗、英宗的史称为《两朝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的史称为《四朝史》。虽然各自记载本朝史事，但至于天文、地理、五行一类的各志，不免重复烦琐。元丰年间，《三朝史》已经完成，《两朝史》也将完成，神宗专门把这件事交给曾巩，让他合并诸史。曾巩上奏说：‘五朝旧史，都是历代公卿、道德文章之士和朝廷重臣上报、审定的，既然已经编成国家大典，哪里适宜随意议论增删？’诏令不准这样做。刚开始谋划编纂订定，曾巩因忧患离职，未能完成。后来神宗、哲宗各自单独成为一史。绍兴初年，认为其中的是非褒贬都失实，便废弃不用。淳熙乙巳年，洪迈临时充任修史官；丙午年冬天，书成进呈御览，于是请求把九朝合为一史。寿皇便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他曾上奏说：‘臣之所以恳切请求，是因为二百年间典章文物的盛况，分别见于三部史书，仓促查考时彼此不能贯通。至于历代臣僚的声名相继，也应当像前代史书那样采用以子系父的体例，分类汇聚为一书。至于撰述制作的工作，已经经过前代正直大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都有依据，不容许妄自增删。’ 请把这篇奏章下达史院，使后来的史官知道编纂这部史书的本意，不要有人擅自把成书删改后自行施行。’皇帝说：‘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修改删削也没有妨害。’洪迈奉诏开设史院后，也修成了三十多卷。但适逢永思攒宫的工程，他刚回朝便离开了国都。尤袤以修撰《高宗实录》为由，请求暂时罢去史院，于是这件事就停止了。祥符年间，王旦也曾修撰《两朝史》，如今已经失传。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国史院初次开设时，史官都赐给银、绢、笔、墨、纸；已经开院后又续任的官员，则不赏赐。’ 宣徽院 宋代宣徽院在严祗门外、尚食局的东面，掌管总领宫内各司以及郊祀、朝会、宴飨、供张等礼仪；凡内外进奉之物，都核查其名称、物品和旧有制度。左、右宣徽使共同掌管院事，分设左右院而共用一个院印，只使用南院印。开宝九年，任命潘美依旧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充任宣徽北院使；节度使兼领宣徽院事务，自此开始。又任枢密副使楚昭辅暂代宣徽南院使，任右卫大将军、判三司王仁瞻暂代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赵抃说：‘近来破格授任宣徽使、节度使，颇为频繁。从今以后，文臣必须曾任两府长官且德望为众人推服，武臣必须曾经镇守边境、建立功业，才允许授任并兼任宣徽使。’皇帝听从了。马端临《文献通考》按语说：枢密院、宣徽院都起始于唐代，然而唐代《职官志》和《会要略》没有记载它们设置的始末，大概因为肃宗、代宗以后特意设置这些官职来安置宦官，起初也没有多少固定的职掌和事务，所以史书没有记载。后来宦官的势力日益强盛，这两个官职也日益尊贵。从五代直到宋代，都由大臣担任。不过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事务繁多、责任重大，所以其官职一天也不能废除，副职、属官也不能不完备。宣徽院地位尊贵而事务简少，所以常由枢密院官员兼任，或者用来安置功勋旧臣和已经罢政的大臣。等到官制施行、各项事务各有所隶属后，便越发显得多余臃肿，因此最终废止了。朝集院 朝集院在朱雀门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日创建，用来接待等待听候授官的大夫士人。

译《宋朝燕翼诒谋录》说：真宗把朝官的拟授名单交给宰堂审定，贫困的人滞留在旅舍，没有生活费用，于是便在朱雀门外设置朝集院。院舍建成后，下诏规定：升朝官以上的官员到达京城，都住在院中；由官府发给公券，出入时骑马，开封府派兵士跟随值卫，但只允许到庙堂、省部、铨曹的官署而已。即使想出入市场，也不可能。因此升朝官以上的官员入朝时，往往先藏在亲戚故旧家中，等到所求办的事情全部安排妥当后，才敢向閤门报告，请求放行入见。因为閤门当天就会关报朝集院，开封府的人马立即前来迎接他们进入院中。虽然不能自由出入，但同住院中的士大夫早晚交往，感情如同兄弟；有时商讨文章，有时互相询问各地风土，有时因此结交，互相推荐。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与在旅舍中惶惶不安地寄居者大不相同。景祐二年十月辛亥日，诏令再次增设院舍，因为来京的士大夫一天比一天多。太常寺 考《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太常寺旧在兴国坊，就是今天的三班院所在之处。景祐初年，燕肃侍郎任判太常寺，办公处悬挂着他画的寒林屏风，当时称为绝笔。后来被一位喜好古玩的判寺官偷取。嘉祐八年，太常寺迁到福善坊；这块地方原来是开封府的纳税场所。英宗还在藩邸时，任判宗正寺，曾在此营建官署。官舍建成而他已经被立为皇子，于是这处官舍便被太常寺请求使用。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朝初年以来，太常寺都由禁林长官主持判理，而礼院另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年间，祥瑞符应繁多，另行建立礼仪院，由辅臣主持判理，两制官任知院。天禧末年罢免知院，天圣年间裁撤礼仪院；太常寺与礼院的事务，旧来并不兼管。康定元年，设置判太常寺、同判太常寺，并兼管礼仪事务，近来有时达到六七人。元丰改定官名后，才专门负责这些职务。元祐初年，任命吕纯礼为太常少卿，御史认为他因门荫取得官职，不可任职奉常，于是将他外调补官。考宋代治平年间修成礼书，共一百卷，书名叫《太常因革礼》。起初欧阳修任同判太常寺，上奏说礼院文书散失，请求派官编修。嘉祐年间，张洞上奏推荐姚辟、苏洵负责编纂，到这时才成书。太学【就是国子监】建隆年间，太祖在南宫城建立太学，后来改为国子监。真宗认为书库狭窄，便换取邻近钱俶宅第中的空地十步来扩充，设置斋舍共二十所，每斋都有炉亭。仁宗庆历六年，下诏把锡庆院并入以扩充国子监。大中祥符五年，建阁收藏太宗御书。东面有礼贤宅。徽宗崇宁初年，又在城南建立辟雍，外圆内方，共有房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金贞祐年间，因其地正当改筑汴城之处，迁到东南城下，废弃残缺很多。元代改为汴梁路，太学的规制全部废除。本朝洪武三年，改为开封府儒学，后来被水冲毁。永乐五年，才把府学迁到丽景门内西北面，并把宋代太学的各类碑刻都移置其中。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周显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禅院改建国子监。宋初增修国子监的学舍，修饰先圣和十哲的画像，又在东西廊的板壁上绘制七十二贤以及先儒二十一人的画像。又说：‘庆历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说：天下的教化应当从京师开始。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多室，学生三万人；唐代学舍也有一千二百间。如今国子监才有二百楹，不足以容纳求学者。请把锡庆院作为太学。’皇帝听从了。第二年，三司说：‘重新建造锡庆院，缺乏财力且费用太多；但它又是北方使者赐宴的场所，不可缺少。’于是又把太学恢复为锡庆院。《宋朝燕翼诒谋录》说：宋朝初年百事草创，对学校的教育和供养还没有十分重视。皇祐三年七月壬子日，下诏规定：太学生按照旧制为二百人；如果达不到二百人，最低只收一百人，限制如此简单。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日，神宗才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细制定太学制度，在太学创设八十斋，每斋定额三十人，共计二千四百人。其中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建辟雍，增加学生总数至三千八百人：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在太学教育供养；外舍生三千人，在辟雍教育供养。废除太学自讼斋，把太学中不遵守教令的学生转送到辟雍，由祭酒总管两学。辟雍另设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一百斋，讲堂共四所。后来王黼反对蔡京的政策，上奏请求废除辟雍，于是辟雍的学生在太学也无处容纳了。周密《癸辛杂识》说：汴学中的文学、武学两庙，就是过去太学中武庙的旧址。文庙位于汴水南岸，城背靠河，柳树环绕堤岸；莲池还保留着古代辟雍环水的遗意。太学以及首善门上‘五大字’的石刻，都是蔡京奉诏书写的。先圣右边是孟子，左边是颜子，合为一字的形式，具体位置无法考知。北方各地学校都是这样。先圣、先师各有一块石碑，刻着宋初臣僚所作的赞文，只有先圣赞是太祖亲自撰制的。讲堂名为明善，藏书阁名为稽古。这里有几种古碑，例如宋初翰苑题名、开封教授题名；九经石版堆积如山，一行篆书，一行楷书。又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字形类似汉人文字，却无法识读。又说：汴京天津桥上有一大片奇石，上面天然形成华夷图，山色青、水色绿，河流黄色、道路白色，鲜明得如同图画，真是奇异之物。近来听说已移置到汴京文庙中，作为拜石了【如今不知道所在之处】。开封府治 开封府在宋代称为京兆，旧治所在京城内浚仪街西北面，就是唐代旧汴州。五代梁定都汴京，称为东京，设置开封府。后唐又恢复为汴州；晋、汉、周都称为东京开封府。宋代沿用这一建置，元代改府为路，称汴梁路，并将治所迁到行省东面，把府治改作河南道肃政廉访司。本朝洪武初年，撤销该司，改路仍为开封府。

译马端临《文献通考》说：五代定都汴京，长官称开封尹。宋朝牧、尹并不经常设置，太宗、真宗都曾任京尹。后来没有继承人的亲王，便暂时设置知府一人，由待制以上官员充任，掌管京畿地区的事务。京城中的诉讼案件，都由他受理审听；小事裁决，大事禀报。凡承受诏令、已经处理的事务，刑部、御史台不得擅自纠察。主管京城事务，自建隆以来就是重要而繁重的职位。崇宁三年，蔡京请求罢除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人，专门总管府事。牧由皇子兼领，尹由文臣充任。《宋四朝志》说：尹由亲王担任，称为判南衙。凡任命知府，官名一定带‘权’字；由翰林官担任时，若是翰林学士、杂学士或待制，则只称权发遣而已。岳珂《愧郯录》说。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七年正月辛卯日，礼部侍郎范祖禹说：‘工部请求把开封府迁到旧南省。土木工程，即使让工匠估算，也没有不说费用节省、容易完工的；等到真正施工，便会发现费用很大。大臣恐怕白白耗费人力，虚耗国用。’岳珂认为，这本来是私人家中常见的弊病，但官府的制度却正好相反。读这篇奏章的话，就知道当时雇工的工价优厚，没有削减工钱后再使工匠高兴服役的事情，工匠尚且忙于隐瞒欺骗以求多取费用，哪里还来得及借口拖延推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前朝官吏遵守法律而廉洁、立论宽厚，也在这里显现出来。因此不能因为事情细小，就把它略去。又说：‘岳珂考察本朝亲王任南衙长官的旧例，共有四件。建隆二年七月壬申日，太宗以晋王身份任开封尹，并任同平章事。开宝九年十月庚申日，魏悼王廷美以齐王身份任开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日，昭成太子元僖以陈王身份任开封尹，兼任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日，真宗以寿王身份任开封尹。东宫任南衙长官的旧例有两件：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日，真宗让皇太子判开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日，钦宗以皇太子身份任开封牧。综合考察这两类事例，亲王任尹，东宫任判官、任牧，都有明确证据。那么周必大所撰制词中所说‘详考南衙旧例，使大尹的礼仪焕然一新’，以及把名称说得不正确的地方，都是错误的。’ 周密《癸辛杂识》说：开封府有府尹题名碑，起于建隆元年；居润以及后来的晋王、荆王等人，都列在其中。唯独包孝肃公的姓名被人用手指指点，指痕非常深。后衙有一株蜡梅，人们认为奇异，于是建造梅花堂。北方人说，河北只有怀州、孟州号称小江南；太行山挡在它们北面，地气稍暖，所以有梅花，而且山水清幽深邃，像江南。如今开封府仍然称作古南衙，后堂称为梅花堂，都是沿袭宋代的旧称。祥符县治 祥符县在唐代是浚仪县，旧治在京城内宣化坊。晋高祖天福元年，迁到崇仁坊。周世宗显德六年，又迁到城北封丘门外道路东面。宋太祖乾德六年，再迁到安远门外旌孝坊街西面。真宗景德五年正月，承天门出现天书，上面有‘大中祥符’三篇，于是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并把浚仪县改为祥符县。金朝末年被焚毁，元代至治年间，迁治到云老寺西面；至正年间，又被战火焚毁。本朝洪武元年，迁置到按察司东南面，在元代稻田提举司的旧址上改建。洪武三十二年，县治陷入水中，于是迁到今天州桥北面的县治。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建隆元年，下诏规定天下各县，除赤县、畿县外，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等。四千户为望县，三千户以上为紧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一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一千户为中下县，五百户以下为下县。县令总管民政，劝导督促农桑；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收纳等事务，都由县掌管。乡里有孝悌行为、义行著名的人，要报请州里予以激励奖劝，以端正风俗。有戍守士兵的县，则兼置兵马都监或监押。建隆三年才开始任用朝臣为知县，其间又参用京官或幕职官担任。元代至元年间，把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每县各设达鲁花赤，掌管县印，以知县为县尹，掌管判署事务。又有赤县达鲁花赤、赤县尹。《宋朝燕翼诒谋录》说：如今各县城邑的门楼都称为勑书楼。淳化二年，下诏说：‘近来颁下的制书诏令，有的厘正改革刑名，有的申明制度，但散失的很多，以致无法考究、议论和回复，超过期限便会损伤和气。从今以后，各州县凡是接收到的诏令，都应收藏在勑书楼中，并全部登记入册。’如今各州县已经听不到有勑书楼了。《汴京遗迹志》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第四卷，明代李濂撰写：山岳 夷山 夷山在里城内，安远门的东面，因为山势平坦而得名。又称夷门山，古代有夷门，是侯嬴监守的地方。《史记》说：‘夷门，是汴城的东门。’可是安远门是汴城的北门，如今北门以内地势较高，似乎就是夷山，而司马迁却说是东门。或许古今城墙迁改不止一次，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艮岳寿山 艮岳寿山在汴京旧城东北角。起初，徽宗没有子嗣，道士刘混康凭借法箓、符水出入宫禁，说京城西北角的地势符合堪舆之说，如果把地势稍微加高一些，就会有多生男孩的祥兆。于是开始下令筑起几仞高的土冈，不久后宫中生的孩子逐渐增多，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命户部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箓宫东面筑山，仿照余杭的凤凰山，称为万岁山。建成后，改名为艮岳，周长十多里。最高的一座山峰高九十步，峰上有介亭；山峰分为东西两岭，直接连接南山。山的东面有蕚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览秀轩、龙吟堂。山的南面有寿山，两峰并立；有雁池、噰噰亭。山的西面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往西有万松岭，岭旁有倚翠楼；山岭上下设置两道关口，关口下面有一片平地，凿成大方池，池中修建两座洲岛：东面是芦渚浮阳亭，西面是梅渚雪浪亭。池水向西流成为凤池，向东流出成为雁池；池水中间分设两馆，东面叫流碧，西面叫环山；又有巢凤阁、三秀堂。东池后面有挥雪亭。后来沿着石阶道路登上介亭，亭子左面有极目亭、萧森亭，右面有丽雪亭。半山处向北俯视景龙江，向江中引入上游之水，注入山涧。向西走是漱琼轩，再沿石间道路前行是炼丹凝真观、圜山亭；向下俯视江边，可以看见高阳酒肆和清斯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消闲馆、飞岑亭。支流分出后形成山庄、回溪；又在南山之外建造小山，横贯二里，称为芙蓉城，极尽巧妙。景龙江以外，各处馆舍尤其精美。它的北面又因瑶华宫失火，取其地筑成大池，名为曲江池，池中有堂，叫蓬壶；东面到封丘门为止。它的西面则从天波门桥引水直向西流，约半里后江道转向南，又转向北；向南的一支经过阊阖门，修成复道，通往茂德帝姬宅；向北的一支流经四五里，连接龙德宫。建成后，皇帝亲自撰写《艮岳记》，因为山在国都艮位，所以得名。艮岳的正门叫阳华门，因此又称阳华宫。起初，朱勔在太湖采集巨石，高、宽都有几丈，用大船装载，动用一千人牵挽；为运石凿断城墙、截断桥梁、毁坏堤堰、拆除水闸，过了几个月才运到。正好得到燕地，于是赐给它‘昭功敷庆神运石’的称号，立在万岁山上。石旁种着两株桧树：一株姿态矫健，名叫朝日升龙之桧；一株姿态曲折低伏，名叫卧云伏龙之桧。都用玉牌填刻金字来书写名称。岩石有玉京、独秀、太平岩，山峰有庆云、万态、奇峰；又建造绛霄楼，形势极其高峻，极尽工艺技巧。后来群宦官不断兴建，于是山林岩谷一天比一天高深，亭台楼阁宫观多得无法记数。四方的花卉、竹木、奇石全都聚集在这里，珍禽异兽也无不具备。宣和六年，艮岳万寿峰上长出灵芝，便改名为寿岳，又称寿山。当时蔡京的儿子蔡攸受到皇帝宠信，随时可以进见，曾对皇帝说：‘君主应当把天下四海看作自己的家，以太平为娱乐，哪里只是自己劳苦呢？’皇帝于是多次微服出行，并因此命令苑囿中多建村居野店。每到秋风平静的夜晚，禽兽的叫声四面传来，宛如山林、湖泽之间。明白事理的人知道这是不祥的征兆。皇帝晚年苦于苑囿太多，国力无法支撑，几次说出厌恶之语，因此工程才稍稍停止。等到金人再次南下，围城日久，钦宗命令把山禽水鸟十多万只全部投入汴河，任凭它们流散到哪里。拆毁房屋作为柴薪，凿取石头制作炮石，砍伐竹子编作篦篱。又捕取大鹿几千头，全部杀掉，据说是为了防卫士卒。徽宗御制《艮岳记》略说：于是按照图样测量土地，准备役夫、安排工匠，堆积泥土、垒叠山石，设置洞庭湖口、丝溪、仇池那样的深渊，以及泗滨、林虑、灵壁、芙蓉等山中最为瑰奇特异的景物。瑶琨之石，取自姑苏、武林、明越等地；又把荆楚、江湘、南粤各地的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等树木，以及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等花草移来，不因土地不同、风气有异，全都栽种培育在雕花栏杆、曲折栏槛之间。又穿凿石头使其从石缝中露出，土冈相连、山阜相接，东西彼此相望，前后接连不断；左边是山，右边是水，沿着溪流、依傍山陇，连绵遍布，仿佛吞含山岭、包藏山谷。东面高峰耸立，峰下种梅树数以万计，绿色花萼承托花座，芬芳浓郁，山根处建有建筑，称为蕚绿华堂。旁边又有承岚亭、昆云亭；有一座房屋内方外圆，形如半月，名叫书馆。又有八仙馆，屋顶圆如圆规；又有紫石岩、祈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南面寿山高耸险峻，两峰并立，层层山嶂如屏风；瀑布流入雁池，池水清澈，水面涟漪荡漾，野鸭、大雁浮游其中，在水面栖息，石头之间的景物数不胜数。

译山上有座亭子叫噰噰亭，向北正对绛霄楼；山峰突起，层层重叠，不知道绵延有几十里，方圆也有数十里。西面山中长满人参、苍术、枸杞、菊花、黄精、川芎、藁本等药材，遍布山岭和沟坞，中间称为药寮。又种植禾、麻、豆、麦、黍、菽、粳、糯，建造房屋，像农家庄院，所以称为西庄。上面有巢云亭，高出峰峦，向下看群山仿佛在手掌之中。从南向北，沿山脊两块石头之间行走，绵延数里，与东山相望；水从石口喷涌飞流而下，如同兽面，给这些景物命名为由龙渊、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在西面半山间建楼，叫倚翠楼；青松茂密地遮蔽在前后，称为万松岭。山岭上下设置两道关口，出关后下面是平地，有一座大方池；池中有两洲，东面是芦渚，亭子叫浮阳亭；西面是梅渚，亭子叫雪浪亭。池水向西流成为凤池，向东流出成为雁池，中间分为两馆，东面叫流碧，西面叫环山；馆中有阁叫巢凤，堂叫三秀，用来供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东池后面在山下建造房屋，叫挥云亭；又沿石阶盘旋曲折地行走，摸着石头向上攀登。后来山路断绝，便接以木栈道，靠着山石凌空架设，周围曲折环绕，有蜀道艰难之势。攀登到介亭，这是群山中最高的地方；前面排列着巨石，大约三丈高，称为排衙，形状奇巧怪异、山石高峻，藤萝蔓延，像龙像凤，奇态无法穷尽。山麓的云半山居右，有极目亭、萧森亭；云半山居左面，向北俯视景龙江，只见长长的水波和遥远的河岸，绵延十多里。上游的水流入山涧，向西潺潺流淌，名为漱玉轩；又流经石间，那里有炼丹亭、凝真观、圜山亭。向下看水边，可以看见高阳酒肆、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茂盛浓郁，抬头看不见天空。那里有胜筠庵、蹑云台、消闲馆、飞岑亭。这里没有杂花异木，四面全是竹子。又有支流形成山庄、回溪。从山间小路和石缝中攀折枝条走下平地，站在中央环顾四周，只见岩峡洞穴、亭阁楼观、高大树木和茂盛花草，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远，有的近；一处显现，一处隐没；一处繁茂，一处凋零。四面环绕，徘徊仰望，仿佛身处重重山岭、大沟壑、深谷幽岩的底部，竟不知道京城本来空旷平坦；也不知道城郭四面环合，人口房屋聚集拥挤。实在是天然生成、巧夺天工，非人力所能造就的景观。这里只举出大概情形而已。僧人祖秀《阳华宫记》说：政和初年，天子命令在禁城东南角修建寿山艮岳，下诏让宦官主管工程。用船装运山石，用车舆运输泥土，驱使散军一万人，筑起山冈土阜，高十多仞；又增加太湖、灵壁的石头，山势雄伟挺拔、陡峭耸立，工程巧夺天工。石头都像激怒后彼此冲撞，有的像踢踏，有的像啃咬，牙、角、口、鼻、头、尾、爪、距千姿百态，奇异怪诞无不具备。又以磻木、瘿藤作为辅助，杂植黄杨、对青竹，布置在山上。再顺着石头回旋的形势，凿石开路；遇到险处就设置石阶，凌空处便架设栈道楼阁。又在绝顶增高山势，树立建筑作为山冠。搜集远方珍贵材料，召集天下技艺高超的工匠，于是开始营建。山上下聚集四方珍禽奇兽，动辄以亿计。仍认为不够，又凿池成溪涧，叠石筑堤防；任凭石头保持怪异形状，不再用斧凿加工，借着剩余泥土堆成山。山石裸露，峰棱像削成的一样，飘然呈现云的姿态、鹤的形状，称为飞来峰；高出城墙的雉堞，翻转着又像长鲸，腰部直径一百尺。种梅树一万株，称为梅岭。连接其余山冈，种植丹杏、鸭脚，称为杏岫。又加土叠石，中间留出孔穴，用来栽植黄杨，称为黄杨巘。修筑高大的山冈来种植丁香，在山石之间堆积石块，依势设置险要，称为丁香嶂。又得到红色石头，任其自然形态，加土筑成山，在山下杂植椒、兰，称为椒崖。接近水流尽头的地方，加土筑成大水陂；从东南面取来柏树，枝干柔韧繁密，揉折不断，叶叶像旌幢华盖，形状如鸾、鹤、蛟、龙，动辄数以万计，称为龙柏坡。沿寿山向西，移竹成林，又开出小路，长达一百多步；竹子有同根而枝干不同的，无法一一记数，都是四方进贡的珍品，又杂种对青竹，十株中有八九株是它，称为斑竹麓。又得到紫色石头，光滑洁净如削成的一样，石面直径有几仞，便依此筑成山，紧贴山体高高耸立；山北面设置木柜，山顶凿开深池。皇帝车驾临幸时，便驱使水工登上山顶，打开水闸引水形成瀑布，称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从艮岳山麓开始，凿石做成台阶，石头都温润、洁净、光滑，称为朝真磴。又在洲上种植芳香树木，以海棠为冠，称为海棠川。寿山西面另建园囿，称为药寮；其中宫室亭台中，特别著名的有琼津殿、绛霄楼、蕚绿华堂。筑起高达千仞的台榭，环视都城，近得仿佛举手指点就能看见。建造碧虚洞天，四周环绕着万山，开设三个洞门，排列成品字形，用来贯通前苑、后苑。在中央建八角亭，椽、檐、窗、楹都间杂镶嵌玛瑙石。又把地面凿成龙形石础，引景龙江的水向东流出安远门，以备龙舟出行游幸。东西两面设置撷景二园。向西则逆水乘舟到景龙门，供皇帝游幸曲江池的亭台。又从潇湘江亭打开水闸，通向金波门，向北游幸撷芳苑。堤外在水边筑起层层护堤，种植绛桃、海棠、芙蓉、垂杨，几乎没有空地。又在旧址建造野店，在山麓整治农圃；开设东西两道关口，两侧是悬岩，石阶道路狭窄逼仄，石头多有尖峻峰棱，经过的人都胆战股栗。凡是从苑中登上群峰，出入都只能经过这两道关口。又修建了六七处可供游览的景点，如跃龙涧、漾春陂、桃花闸、雁池、迷真洞，其余胜迹无法全部记载。工程完成后，皇帝命名为阳华宫。不过阳华宫大体上是群山环列在中间，留出几十顷平地来整治园圃；宫门开在西面，入宫道路比驰道还宽，左右大石林立，仅有一百多株。因神运昭功敷庆万寿峰而命名；其中神运峰宽一百围，高六仞，赐爵为盘固侯，位居道路中央，用石头围成亭子来遮护它，高五十尺；御制记文亲自书写，并在石头东南角附立三丈高的碑。

译其余石头有的像群臣入宫侍奉、面对帷幄，容貌端正严肃，凛然不可侵犯；有的像因敬畏天威而战栗；有的奋然前行；又有的像弯腰恭敬趋前。那些形状奇怪、姿态多变而能使人娱乐的景象很多。皇帝既然喜欢它们，便全都赐予名号，守吏把御书所题的字画列在石头的向阳面。其他轩榭、庭院、道路，也都排列散布着巨石，并一同赐名。只有神运峰前的巨石用金色装饰所题文字，其余都只是青黑色。为了排列甲乙等级，便给各峰命名，大略有：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蹲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鳌玉龟、叠翠独秀、栖烟軃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窦、锐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聚集在洲渚上的叫翔鳞，立在水边的叫舞仙，独自蹲踞洲中的叫玉麒麟，位于寿山之巅的叫南屏小峰，附着在池上的叫伏犀、怒猊、仪凤、乌龙，立在沃泉上的叫留云宿雾；又建有藏烟谷、滴翠岩、擢云屏、积雪岭。其中有黄色石头倒伏在亭子之间，名叫抱犊、天门。又有两块大石，配列在神运峰旁，以不同的位置压住众石，并建亭遮护；放在寰春堂的，叫玉京独秀、太平岩；放在蕚绿华堂的，叫庆云万态。奇峰概括了天下的美景，收藏了古今的胜迹，在这里全都具备了。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城中避难的人们一起推倒围墙，在寿山艮岳的山顶躲避敌人。当时大雪刚刚放晴，丘壑、林木、池塘如同画本；天下的美景、古今的胜迹，都集中在这里。祖秀环游观看了好几天，赞叹、惊异不已，确实是天下最杰出的景观，只是天然造化仍有未能完全达到之处。第二年春天，他再次游览阳华宫，而百姓已经把它毁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张漫《艮岳记略》说：徽宗即位初年，皇嗣还不多，有方士说京城东北角的地势符合堪舆之说，只是地势稍低；如果稍微加高一些，皇嗣就会繁衍。皇帝于是命令加土培筑山冈，使它比旧地稍高，果然有多生男孩的应验。从此天下安定，朝廷无事，皇帝很留意苑囿。政和年间，便在此地大兴土木，筑山称为寿山艮岳，命宦官梁师成专门主管这件事。当时有个朱勔，从浙中搜取珍奇花木、竹子、山石进献，称为花石纲；专门在平江设置应奉局，费用动辄以亿万计算。调发百姓搜寻山岩、剔除草木，幽僻隐秘之处也不放过；一花一木，只要曾经有黄封标记、宫中察看，稍不谨慎便加以罪罚。砍山运石，即使是江湖中深不可测、凭人力无法运到的地方，也千方百计把它取出。至于名为神运的船只，接连不断，日夜不停。广济四指挥的士卒全部充作牵挽夫，仍然不够。当时东南各路的监司、郡守以及两广市舶司，大多都有应奉之事；又有不等诏旨，直接把物品运到京城，再联络宦官进献的。他们所进献的大多是灵壁、太湖的山石，二浙的奇竹异花，登莱的纹理石，湖湘的斑竹，四川的佳果异木等，全都越过海、渡过江，凿穿城郭运到京城。后来皇帝也知道这件事扰民，稍稍加以禁止约束，只允许朱勔和蔡攸进贡；他们耗尽府库积蓄，聚集天下技艺，经过六年才建成，也称为万岁山。奇花、美木、珍禽、异兽无不聚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达到了极点。过了十年，金人侵犯京城，大雪积了一尺，皇帝下诏允许百姓任意砍伐树木作为柴薪。这天百姓奔往山中，约有十万人；亭台、宫室全都被拆毁，官府也无法禁止。我近来读国史和各类传记，了解到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只是常常遗憾其余情况无法详细知道。后来得到徽宗御制的记文以及蜀地僧人祖秀所作的《阳华宫记》，读到其中所说的寿山艮岳，仿佛森然呈现在眼前。于是各自摘取其中的大略，作为防止遗忘的记录。《宋史笔断》论述花石纲的危害。宋徽宗走向败亡的道路，固然始于蔡京提出的“丰亨豫大”之说。然而，导致天下骚动、敌兵侵凌，自己又不能守住宗庙社稷的，都是由于朱勔运输花石纲，从而加速了灭亡。起初，朱勔通过蔡京进献花石，皇上很留意花石。朱勔最初送来三四株黄杨，皇上已经高兴了。后来年年增加，终于达到船只接连不断的程度，号称“花石纲”。朝廷专门在平江设置应奉局，每次发送花石，动辄耗费数百万钱。因此，运到京师的一株花，花费数千缗；一块石头，花费数万缗。这就是花石纲的开始。后来修筑万岁山，运输四方的花木奇石，积累了二十多年，山林高深，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宫殿，多得无法计数。这就是花石纲的中期。又修建苑囿，白色房屋不施五彩，大多造成村居野店的景象。又把野兽禽鸟聚集在苑囿中，每逢秋风夜静，禽兽的叫声四面传来，宛如川泽坡野之间。见识深远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这就是花石纲的末期。宋徽宗于是完全抛弃国政，竟同蔡京等人纵情歌唱直至天明，以宴饮游乐为终身之乐。因此，太学生邓肃上呈十首诗讽谏，皇帝立即下诏让他回乡务农。至于运送花石的船夫和士兵不堪其苦，聚集起来做盗贼；方腊起兵作乱，浙江一带骚动不安，这以后才停止花石纲，改用船只运输粮食。此时虽然有停止花石纲的名义，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断绝的意思，大概只是希望盗乱平息后立即恢复。因此，陈过庭请求裁撤冗官，便被贬到黄州；张汝霖请求停止进献花果，便被贬到均州；而蔡京等人仍照旧游乐。没有几年，尼堪、斡里雅布便率兵大举入侵，许多城邑失守。皇帝内心才开始害怕，于是想要停止这些事。等到停止非泛上供，以及延福宫、西城租课和内外制造局的事务，唉！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朝的祸患。如今盗寇已经到来，祸乱已经形成，才开始害怕并整顿政务，不是太晚了吗？假使宋徽宗早听邓肃的话，杀蔡京，诛朱勔，流放童贯，诛灭王黼全族，断绝那些悦人耳目的奇珍玩物，拯救劳苦的百姓，那么尼堪、斡里雅布即使凶猛如狼虎，难道又敢肆意骄横，践踏我中国吗？可惜宋徽宗悔悟得太晚，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即使有改弦更张的心意，也没有办法谋划挽救了。可悲啊！《洪迈容斋续笔》记载：宣和年间，朱勔借艮岳花石的名义来巩固恩宠、谋取东南利益，部使者和郡守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之流，都共同……

译助长他的恶行，强行掠夺、搜刮士民之家。凡是一块稍可玩赏的石头、一株稍可玩赏的树木，他就带领健壮士卒直接闯入人家，用黄封作标记。有的还没有立即取走，如果防守看护不严谨，便加以“大不恭”的罪名。等到启运时，一定要拆屋破墙把它搬出去。有人家有一件稍微奇异的物品，众人便都指称为不祥之物，只怕不能迅速铲除。杨戬、李彦创建汝州西城，所任用的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流，也帮助他们搜罗物品进奉。大体上与朱勔相似，而且还有过之。宋徽宗担心他们扰民，多次加以禁止，但他们又出来作恶，始终不能彻底断绝。我偶然读到白居易《紫阁山北村》诗，才知道唐代本来就有这种事，姑且抄录在这里：“早晨游览紫阁峰，傍晚住宿山下村。村中老人见到我很高兴，为我开一樽酒。举杯还没有来得及饮，暴卒便闯入门来。穿紫衣、带刀斧，匆匆来了十多个人。抢走我席上的酒，夺走我盘中的饭食。主人退后站立，拱手束立，反而像宾客一样。庭院中有一株奇树，栽种已经三十年。主人爱惜它却无可奈何，持斧砍断它的根。口中说是采造家的人，身属神策军。主人千万不要说话，中尉正在承受皇恩。”这大概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事。周密《癸辛杂识》说：前代把石头累积起来筑山，还没有见到特别显著的规模。到了宣和年间，艮岳工程兴起，连续不断地用车船搬运，毫不遗余力。其中高大而峰峦特别秀美的，不仅可以获得侯爵封号，有的还赐给金带，并且各自绘图编成图谱。但工匠都出自吴兴，称作“山匠”。吴兴北面连接洞庭，盛产花石，而卞山出产的尤其秀美奇异，所以四方修筑假山的人，大多从这里取材。我曾听汴京父老说：艮岳取石时，那些大而有孔洞的石头，长途运输必定担心损坏折断，于是先用胶泥把许多孔窍填实，外面再用麻筋和泥混合加固，晒到极其坚实以后，才用大木制成车辆运到船中，直到抵达京城，然后浸入水中，随即除去泥土，这样可以节省人力，又没有其他忧虑。这种方法十分奇特，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他们又说：万岁山有几十个大洞，洞中都用雄黄和炉甘石筑填。雄黄可以驱避蛇蝎，炉甘石则在天气阴沉时能够招致云雾浓密，造成如深山穷谷的景象。后来因经过官府拆卖，有个回回人知道此事，便请求购买，总共得到雄黄数千斤、炉甘石数万斤。和维愚所见到的记载忘了。艮岳旧址早已不存在很久了，询问此事的人都说是三山儿坡，这个说法错误得很厉害。考察《宋史》，宋徽宗在宫城东北修建景龙门复道，宫禁中每年放灯，从东华门往北都不实行夜禁。又在景龙门以东修建宝箓宫，后来累石筑山，因为它位于艮方，号称艮岳，又称寿岳。《梦华录》说：京城北墙有三座门，东边的叫旧封丘门，中间的叫景龙门，就是大内城东角宝箓宫前面的门。再往西叫金水门。近来看到一部关于汴京城池沿革的书，说：北面有三门，中间叫景龙门，太平兴国年间改为今名，俗称酸枣门；东边叫安远门，俗称旧封丘门；西边叫天波门，又称太安门。至正年间，汴人来不及拒守，于是筑墙堵塞各门，只留下五门。然而宋徽宗命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箓宫东面筑山，仿效余杭的凤凰山，周围十多里，最高的一座山峰高九十步，上面有介亭。艮岳确实在宫城东北、景龙门以内以东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后来金宣宗命尚书珠格高琪扩建汴城，就取艮岳的土搬运来筑成北面的城墙，把景龙江改成护城濠沟，各处池沼全都填平了，只有龙德宫前的土岭还在，俗名三山儿坡。如果把它认为是艮岳遗址，实在是大错特错。龙德宫是宋徽宗做亲王时的府邸，在景龙门西面，距离宝箓宫很远。岳珂《桯史》说：艮岳开始修建时，诸位大宦官争相提出新奇的主意，土木工程已经宏伟华丽，唯独想到四方进贡的珍禽养在苑囿中，不能全部驯服。有个市民薛老翁，平素以饲养驯扰禽兽为专长，便向童贯请求参加此事，童贯答应了。于是他每天召集车舆仪卫，鸣跸、张设黄屋来游览；到达后，就用大盘盛放烤肉和粱米，薛翁模仿禽鸟叫声以招来同类。禽鸟吃饱后飞翔游水，任凭它们来去。一个多月后，苑囿中的禽鸟都聚集到一起，不用再鸣叫也能招来，越来越亲近嬉玩，即使站在马鞭、扇子之间也不再害怕。于是他自行命名机构为“来仪所”，招募四方装笼饲养禽鸟的人，设置官署来总管此事。一天宋徽宗驾临，远远听到清道的声音，望见成群飞翔的禽鸟有数万只，薛翁便先拿着牙牌在道路左边奏报，称作“万岁山瑞禽迎驾”。皇帝大为高兴，下令授予官职并加倍厚赏。靖康年间城池被围时，有诏令允许捕捉苑囿中已经驯服的禽鸟，结果它们一只也没有逃脱，百姓徒手就能捉到，用来充作食物。《汴京遗迹志》卷四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五，明代李濂撰

译河渠一 黄河 据《宋史·河渠志》：黄河流入中原后，沿太行山西面而行，在山间曲折流淌，不能造成大的祸患。出了大伾山后，向东奔向大海，经过二千多里平地。大禹治水的遗迹已经湮没，黄河汇合为一条河流，只能依靠堤防加以约束。夏秋淫雨，百川奔涌，难免有决口泛滥的忧患。不过，主管官府用来防备黄河的办法，也日益完善。后周显德初年，黄河在东平的杨刘决口，宰相李谷监督修治堤防，水患稍稍平息，但决口后的河流不再恢复旧道，分流成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派使者巡视，准备修治古堤，议论者认为旧河道不可能很快恢复，而且劳役太大，于是停止了此事，只下诏让百姓修筑遥堤，以防御水流冲击灌注之患。乾德五年正月，皇帝因为河堤屡次决口，派使者巡视，征发京畿各县丁夫修缮。从此每年成为常规，都在正月开始动工，到暮春结束。这月，诏令开封府、大名府、郓州、澶州、滑州、孟州、濮州、齐州、淄州、沧州、棣州、滨州、德州、▯州、怀州、卫州、郑州等州的长吏，同时兼任本州河堤使，大概是为了慎重对待劳役并重视水患。开宝四年十一月，黄河在澶渊决口，淹没数州，主管官员没有及时上报，通判司封郎中姚恕被弃市，知州杜审肇因罪免职。乾德五年正月，诏书说：“凡是沿黄河、汴河、清河、御河等河流的州县，除了按照旧制种植桑树、枣树外，交给长吏督促百姓另外种植榆树、柳树以及土地适宜种植的树木，并且按照户籍高低定为五等。第一等每年种五十株，第二等以下依次减少十株。百姓想多种的听凭其意；孤寡、穷困、独居的人免除。”这月，澶州修河的士卒赐给钱和鞋，服役的民夫供应茶。三月，诏书说：“我每每想到河渠决溃，给百姓造成很大祸患，所以设置使职来总领此事。应当委派官员协助办理。从今以后，开封等十七州府各设置河堤判官一名，由本州通判充任；如果通判缺员，就由本州官员充任。”五月，黄河在濮阳大决，又在阳武决口，诏令征发各州士兵和丁夫，共五万人，派颍州团练使曹翰监督这项工程。曹翰辞谢，宋太祖对他说：“淫雨不停，又听说黄河决口，我两夜以来焚香向天祈祷。假如天灾流行，希望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延及百姓。”曹翰叩头回答说：“从前宋景公不过是诸侯，一句善言就使灾星退避三舍。如今陛下忧虑百姓，像这样恳切祈祷，当然应当感动上天，必定不会形成灾祸。” 六月，诏书说：“近来澶州、濮州等数州连续降下淫雨，黄河泛滥成灾。我因为屡次遭遇决口泛滥，使百姓更加困苦，每次阅读前代典籍，都详细考察治水失败的原因。至于夏后氏所记载的，只说疏导黄河直到入海，顺着山势疏浚河川，没有听说过用力控制湍流、广泛修筑高岸。自战国时期专门谋取私利、堵塞河道以来，旧河道变小而妨碍大河，损公肥私，九河的制度于是毁坏，历代水患再也没有平息。凡是士大夫和有才学的人，以及民间人士，如果一向熟悉河渠典籍，深知疏导水流的策略，认为可以长久实行、能够避免反复劳苦的，都允许到宫阙上书，附在驿站文书中分条奏报。我将亲自阅览，采用他们的长处，努力满足寻求治水良策的意愿，并予以甄别奖赏。”当时东鲁隐士田告编纂《禹元经》十二篇，皇帝听说后召他到宫阙，询问治水之道，认为他说得好，将要授给他官职；他以父母年老为由坚决辞谢，回乡奉养，皇帝答应了。曹翰到达河边，亲自督促工徒施工，不久决口的河道都堵塞了。此后黄河又决口，朝廷多次命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翰林学士宋白乘驿车到白马津祭祀，沉下太牢，加璧于河中。然而黄河水患直到宋代结束，始终没有一年安宁。沿河州县的百姓，田地房屋荒废坍塌，劳役征调极其急迫，可以说困苦到了极点。” 完 据记载，黄河过去在汴城北面四十里处，从西北方的汜水县进入境内，向东到虞城县，下游抵达山东济宁州边界。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黑洋山下决口，向东南流经汴城东北五里处，遂成为大河，下游流入淮河。洪武三十二年，又决口冲塌土城，河水从封丘门流入里城，官署和民房都被淹没倾塌，城内积水长久不干。永乐九年，才在城西北三十里处，从大河北岸重新开凿新河，把河水引向中滦，向东流入黄河故道。正统十三年，黄河泛滥，仍沿阳武旧道直达张秋入海。经过多年时间，如今这些河道都淤积成平地了。天顺五年，黄河又决口冲入汴城内，宗室藩王都到邻近州县避水，官民也全部迁到城墙上居住，等待水退。从此以后，堤防有了办法，黄河将近一百年没有进入汴城。修筑堤坝、防御水患的方法，确实不可不加以讲求，主管此事的人应该留意。《治河通考》论述黄河故道：古代黄河从阳武北面、新乡西南进入境内，向东北经过延津、汲县、胙城，到北直隶濬县大伾山北面入海，这就是《禹贡》所说疏导黄河向东经过洛汭直到大伾的地方。《地志》说魏郡邺县东北有旧黄河，直通大海，怀疑就是大禹时代的旧河道。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所以这不是大禹所开凿的河道。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南流经封丘，进入北直隶长垣县境，到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到宋代，黄河两次在郑州和原武决口，向东南流，经阳武以南、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口、陈桥，又向北经兰阳、仪封进入山东曹县境，分成两支：一支向东南流到徐州汇入泗水，另一支向东北流，与会通河会合。自本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一带共四次淹没冲毁防城堤，又在阳武西南决口，向东南流经封丘陡门、祥符东南的草店村，经过府城北五里，向东越过焦桥，向南经过苏村到通许西南，分为九道，称作九龙口；又向南流到扶沟、太康、陈州、项城等州县境内，进入南直隶太和县，与淮河汇合。

译正统十三年，黄河泛滥，仍沿阳武旧道直达张秋入海，如今都淤积成平地。荥阳县从筑堤处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称为金堤；从河内向北到黎阳是石堤，堤坝把水冲激向东抵达东郡，形成平冈；西北抵达黎阳观下，东北抵达东郡津北，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从汲县筑堤，向东连接胙城，抵达直隶滑县边界；向西连接新乡、获嘉县界；东南连接延津县界，称为防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中牟县东北境内的地方叫官渡，就是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的地方。筑城、修筑防御工事都称作官渡；在汲县东南境内的地方叫延津，设置关隘也称延津；又设置关隘名为金堤。在新乡南境有八柳渡，都因黄河改道而废弃。到本朝，在祥符设置河清巡检司，有清河、大梁、陈桥三处驿站及陈桥递运所；封丘县设置中滦巡检司，有中滦、新庄二驿；仪封县设置大冈驿及大冈递运所；通许县设置双沟驿；太康县设置义安驿及长岭递运所；扶沟县设置崔桥驿；陈州设置宛丘驿及淮阳递运所。项城县设置武丘驿，这些驿站都因黄河改道而革除。王回《水议》说：古人治理金、木、水、火、土五行，必定设置掌管五行的官职。五行中与百姓日常使用最接近的，若违背其规律，就会产生败坏祸害的根源，没有比水更严重的了。因此，官员任用得当，就不用担心水造成祸害，这确实是由水势决定的。舜命益担任虞官，掌管山泽；周代设有川泽禁令，后世沿袭修订，从未废止。自秦汉以来，派人主管此事，担任水官的职务没有比都水更合适的。都水官主管灌溉陂池、保护河渠，从太常到三辅都设置有这种官职。到汉武帝时，尤其加以重视，于是又设置左右使者，使他们统辖此职。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无不明白《禹贡》的学问，熟悉水的性质。所以刘向凭借研究经书的才能担任三辅都水都尉，平当因为通晓《禹贡》而掌管防河堤。可见任职的人从未不修治其所主管的事务，同时又有水工一类的人帮助了解水利的利害。因此，秦汉时期关于水利事务的论述在典籍中尤其显著；魏晋直到隋唐，这种官职也从未废除。魏代有都尉、水衡之类的称号，晋、宋、齐都称都水防，或称水衡令。梁武帝天监年间，开始改称太舟卿，主管舟航和河堤的治理。隋唐时期，又都设置都水使者，有时改称监，并把舟楫、河渠两个署隶属于它；然而对于水利事务，有时统领，有时又不统领。因此，天下人不明白水的规律，失去了对水性的认识，便使以水患忧害中原的事情发生了。近年以来，水所造成的灾害也很严重。即使在京城之中，百姓也受到水患的苦难，有时水势暴涨泛溢，历经数月仍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排泄。如今国家吸取前日的教训，寻求秦汉旧制，设置都水之职，交给专门的官司办理，希望能够认识水的性质，这是考虑水患根本的办法。如果根据水患设置官职，要求取得成效，使这个职位不成为虚设，那么天下就应当有通晓水性的官员，像秦汉时期所说的水工那样出现。假如能够得到优秀的水工，又让懂得水性的人担任其职，使他们专一负责并在天下推行，亲自察看水利的利害，按照原有规律加以治理，不让他们频繁调换职务，以考核成绩来决定升降，官职得到合适的人而职责分工确定，事务就会更加整治。所以，今天考虑治理水患，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朱光庭论述治理黄河应当专门责成水官。臣私下认为，君主任用一位宰相，宰相选择百官，各自承担职务，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如今朝廷内外没有别的大事，只有治理黄河是重大工程。臣私下考虑，黄河能否治理，朝廷难以在远处估量，责任只在水官是否尽职而已。工程所需的物料和所役使的士兵民夫，水官既然承担责任，朝廷自然应当供应。将来工程成功，就应当不吝重赏；如果工程失败，也一定要实行严厉惩罚。这样，上面有所凭信，不会轻率举事；下面不敢欺骗隐瞒，而会按实际情况办事。臣今天听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朝廷只知道应当竭尽财力来供应，而水官不承担责任。侥幸成功，便自称是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重赏；一旦事情失败，就把过错推给朝廷，苟且逃避重罚。这是最不可行的做法。臣看这次工程不是小工程，所需物料和役使的兵夫，数目都不少。如果水官自己不承担责任，朝廷凭什么取得信任而兴起这样的大工程？伏望朝廷下令给修河司，责成水官，确实能够使黄河恢复旧道；若不能做到，就拟定罪状，使其真正承担责任、按实际办事，不至于使朝廷作出错误举措。这件事关系重大，伏望圣上早日下达指示。王岩叟请求诏令大臣早日决定治理黄河的议案。臣以为，朝廷知道黄河横流日益成为北方道路的祸患，所以派专使命水官共同商议有利的办法，想要顺应水势疏导它，以拯救一路百姓免于淹没，这是极大的恩惠。臣私下以为，朝廷心中大概已经有了定论，一定想解除水患。然而从前专使尚未回来，不知因为什么疑虑，便先停止了议论；等到专使回朝复命，又不知依据什么而重新兴起议论。既然已经命都水使者总管防河工程，调集兵力、开工施工，也确定了日期，后来却又停止。几十天之间，改变议论接连再三，这要怎样向四方显示朝廷的信用？以后即使有命令，真正不可更改，谁还会相信呢？利害关系之中，自古以来不能没有两三种意见；但朝廷之上必须有力地主持一种意见，作出决定并坚决实行，才可能有所成效，不能因为一个人说了就兴起，又因为另一个人说了就废止。大事大议却轻易兴废，臣担心天下会因此窥探朝廷的虚实。如今有七项大害，不可不早作谋划。北方边塞所凭借的险要，在于塘泊。如果黄河淤塞，即使水势退去，也不能骤然疏浚，北塞险固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这是第一项。使百万百姓无屋可居、无田可耕，流散而不能复业，这是第二项。

译乾宁这个孤立的堡垒，危急隔绝，不值得多说；而大名、深州、冀州这些腹心郡县，都有终究不能自行保全的形势，这是第三项。沧州扼守北方敌人的海道，如果黄河不向东流，沧州就在黄河以南，敌军直达京师，中间没有任何阻隔，这是第四项。并且会吞没御河沿岸的城池，使转运物资的便利丧失，这是第五项。河北转运司每年耗费财物，陷没的租赋以百万计，这是第六项。六七月间，河水交相上涨，淹没西路，阻断北方使者的进退，使两朝都为此忧虑，这是第七项。如果没有这七项危害，那么把它暂时放置不管、缓办治理也可以。况且去年的灾患已经比前一年严重，今年的灾患又比去年严重，将怎么办呢？伏望陛下深居九重，此事可不可行，一定要仰赖大臣裁决。大臣本应替陛下周详考虑，谨慎发动又谨慎坚持，以挽救大患，不能坐视而不采取措施。伏望圣上赶快诏令执政大臣早日决定治河议案，并责成他们完成，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臣不胜愚忠。范纯仁论述黄河恢复旧道的困难。臣昨天恭敬地看到宫中降下的指示，说黄河如果不恢复旧道，终将成为河北的祸患。王孝先提出的方案，已经开始兴工，不可中途停止，应当接续供应工程物料。至于将来一定要使决口的河流恢复旧道，臣听说圣人有三件宝物，即慈爱、节俭、不敢居天下人之先。说的是这三种道理，是君主应当保护并持守而不失的。又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所以尧舜垂衣拱手便使天下大治，正是采用了这个道理。况且君心如同盘中之水，应当经常使它平正，不让它有所趋向，这样就可以避免偏斜倾覆的祸患。天下的大势，只有君主所趋向的方向，群臣百姓就会争相趋从，如同河水流动、山体崩摧一般。如果不遵循正道，就不是一人之力能够挽回的。因此，居于上位的人不可不慎重。臣如今仔细看所下的指示，说一定要使黄河恢复旧道，似乎圣意已经有所趋向，并且要为天下先行了。臣听说，先朝因为有人建议，说夏国防备薄弱，如果不早日攻取，必定会被北方敌人兼并。先帝偶然没有说出提出建议者的姓名，只是用御批命令边臣筹度；而迎合圣意、借机生事的人，便认为此举万无一失、必定获胜，限定日期就可以攻取，于是发动灵武之战，后来留下永乐之患，使先帝独自承担忧患，群臣却没有一人承担责任。直到今天，疲敝耗损仍未恢复，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不可不深刻引以为鉴。请求陛下面谕执政大臣：前日下发的文书，你们已经看过，只需一面商量，一面让它进入执行程序。如果另有看法，也必须各自陈述清楚。这样就可以避免迎合之臣妄自揣测圣意，轻率发动大工程，向上误导朝廷。关于黄河的利弊，乞请交给群臣和有关官司仔细商议，以求决策确当。这样圣心不劳，就可以达到尧舜那样的治理。苏辙论述开河分水的错误。臣任户部右曹，又兼领金部、仓部二部，所掌管的职务关系到天下一半的财赋，正处在朝廷内外财用匮乏、无法接续的时候，日夜忧惧，常常担心事情失败。臣私下看到左藏库每月现钱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大体都是五十多万，完全没有盈余。其他金帛等物，虽然略有剩余，也不足以依靠。臣愚钝怯弱，常常担心天灾流行，水旱成灾，西羌侵犯边鄙，治河议论失当，赋役横行而起，这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国家的大计就无法支撑。即使桑弘羊、刘晏再生，也无计可施，何况臣这样才能低下的人呢？如今幸而依靠两位圣上慈仁恭俭，天地降下恩赐，各道秋收稍稍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旱灾接连不断，但一方的祸患还没有成为深重忧患。羌人困穷，随即又听说他们前来归顺。只有黄河向西流，朝廷商议恢复旧道，争论已经持续一年，役使士兵二万人，蓄积聚集稍桩等物三十多万。正值河朔遭受灾伤、困顿疲敝之后，却兴起一个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劳苦已经十分严重，而更大的工程还在来年。上天启发圣上的心意，使您明白民心，特意召见河北转运司的官吏，询问事情的得失。近来听说恢复黄河旧道的大议已经停止不行，臣平日过度的忧虑顿时消除了。然而还听说主张此事的人仍固执地坚持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权宜停止了大工程，小规模的兵夫工程却始终不肯停止。这样，河北明年的忧患与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如今小吴决口的水已经深入地下，而孙村所开河道的宽度和深度有限，不仅不能使黄河回归旧道，也一定不能分流。何况黄河的性质是水势急便通畅流动，水势缓便淤积沉淀；既然没有东西两道都水势湍急的条件，怎么会有两条河并行的道理呢？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修筑堤防，这样的耗费又要比今天加倍了。臣听说自古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有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了。所以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改正之后，人人都会仰望他。朝廷的举动，理应如此。如今治河议论不当，已经知道它会害民，中途改正，本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即使让天下知道，也足以说明两位圣上深切忧民，能够不吝改过。如今却顾惜前面的议论，不肯豁然改变，果然坚持错误，难以迁就善道，臣实在替朝廷惋惜。然而臣听说，最初提出开河分水策略的人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御河淤塞，失去供应运输的利益。第二种说法是恩州、冀州以北水涨为害，造成公私损耗；第三种说法是黄河迁徙没有常规，万一从敌境入海，边防就会失去防备。凡是他们用来迷惑圣上听闻、阻挠公议的理由，都借口于这三种说法。黄河决口向西流，势头像从高处倒水一样；引导它重新向东，势头像登上屋顶一样困难。即使三种说法可信，也没有办法做到，何况这三种说法未必正确，臣请求详细说明。过去大河在东面，御河从环卫经过北京，逐渐经过边郡，馈运便利，商贾通行。如今黄河已经向西流，御河淤塞，失去这项大利，谁会不知道？这是天意造成的，人力怎么能够改变？如果主张此事的人能够恢复澶渊旧道，那么御河也有恢复的可能。如今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压了御河旧址；即使按照主张者的意思，从北京以南分流向东，御河也已经淤塞一二百里，同样没有办法恢复。这种关于御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一点。黄河所流经的地方，利害各占一半。夏季雨水涨溢，淹坏秋田，沿河几十里因此破坏赋税，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以后，淤泥厚达数尺，种粟种麦的收益比其他田地高出十倍；百姓寄居在丘墓上以躲避大水，已经习惯这样做，也不觉得特别劳苦，这是它的利处。

译如今黄河水在西面流行，情势也是这样。只在远处修筑堤防，不与水势正面争抗，正合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主张。与旧河道相比，每年可以节省兵夫，略微减少其数量；而旧河道已经退水的地方，千里之内桑麻繁茂，赋役全部恢复，所得利益不可估量。何必违逆天地的性质，把向西流的忧患转移成向东流的祸患呢？所以，恩州、冀州以北水涨为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二点。黄河过去在东面，黄河以西的郡县与敌境接壤，没有山河作为限制，边臣修建塘泊水面，以抵挡胡骑冲击。如今黄河已经向西流，那么西山一带胡骑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它对边防的好处，不说也可以知道。然而主张此事的人还担心黄河再次向北迁徙，海口进入敌境之中，敌人造船搭桥，便于向南侵牧。臣听说敌境中的河流都由北向南注入大海，大概是因为地势北高，黄河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而且海口深而疏浚，水势也没有迁移的条件。臣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熟悉北方事务的人这样告诉臣，大致就是如此，可以派使者巡视并绘图，就能知道。关于黄河流入敌境、边防失备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三点。臣希望拿这三种说法去询问主张此事的人，那么开河分水的策略确实不值得再实行了。臣又访察得知，今年四五月间，河上服役的士兵劳苦不堪，没人申诉，曾有几百人拿着筑堤的木板和器械，去寻找都水使者，意图非常不善，幸亏巡防的士卒拥堵拒止，他们才散去。盛夏苦役，病死的人接连不断，使者害怕朝廷知道，往往在士兵将死时把他们放回原籍，死在道路上的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冬严寒，来年春暖，又重新调集他们从事便利条件下的工程，那么意外的祸患又会像以前一样发生。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苦坚持而不停止这项工程。如今提出建议的臣子，以建议没有成效为耻，在皇上面前坚持；小臣急于求取利禄，不顾可不可行，便在下面附和。上下相互胶着，欺骗蒙蔽朝廷。其中敢于不避权贵直言的人，只有一两个。然而事情不属于他们本职，他们也不敢尽情进言。臣从户部利害得失考虑，关键就在这条河上。如果再缄默不言，谁还敢说话？只希望由圣上亲自决断，把这项议论全部停止，那么天下将无比庆幸。【元祐三年十一月，苏辙上疏，当时任户部右侍郎】范祖禹论述使黄河回归旧道并取得成功的困难。臣听说周灵王时，谷水、洛水相互冲撞，将要冲毁王宫，周灵王想要堵塞它，太子晋劝谏，认为不可。谷水、洛水不过是小河，王宫又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小河相冲而妨害王宫，太子晋尚且深切陈述祸福的警戒，说河流不能堵塞，堵塞必有祸患，因为这样违背天地的本性。如今大河难道能同谷水、洛水相比吗？又没有王宫受到它的危害，凭什么道理想要堵塞它呢？战国时期，邻国敌对、相互倾轧时，就用鼓动多征民众、兴发劳役的办法来劝说人。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兴办事端，想使秦国疲敝，不让它向东攻伐，于是让水工郑国作为间谍，游说秦国开凿泾水为渠，灌溉田地。一条渠道尚且能够使秦国疲惫，不能向东攻伐；如今恢复黄河旧道的工程，不知道要开多少条渠道，便使民力困乏、国用耗尽，又会杀害许多人的性命，其不可胜言的危害，是西北两个敌国所希望看到的。因此臣和傅尧俞极力陈述议论，实在是因为河北数路百姓的休戚以及国家安危轻重都系于此。天地的血脉已经向北流了九年，必定不是人力所能阻挡断绝的。如今河流正稍稍恢复大禹时代的旧迹，进入界河而奔向大海，起初没有壅塞河底、汇聚于万壑的情形；它来势久远而宏大，必定没有可以使它回转的道理。自古以来，也没有轻易堵塞黄河的事情。希望陛下与执政大臣考察臣等所说的是非。如果认为臣等所说正确，就请以数路百姓为念，以国家安危、朝廷轻重为紧要，降下指示停止修河。如今将进入隆冬严寒，应当早日降下恩德，免得百姓饥寒死亡，也正好治罪李伟等人的欺骗蒙蔽。如果认为臣等所说不对，认为典籍中的话都不可信，认为黄河一定能够回归旧道，不会在别处决口泛滥、成为州郡大患，不会使数路的士兵百姓因苦于劳役而逃亡、聚为盗贼，也不会紧急收买数千万的物料，导致不合时令地砍伐林木，残害天地所生的万物，不会向州县乡村坊邑的百姓横征骚扰，鞭打、枷锁、囚禁，像星火一样急迫督责，使百姓惊扰流离，也不会白白耗费国家不可估量的财力，以致公私困乏、仓库空竭，内则奸猾之徒窥伺而另生事端，外则四方夷狄听闻后萌生作乱之心；只要大臣能够保证绝不会发生上述各种事情，并且黄河回归旧道必定成功，那么臣等所说就明显是荒谬妄言，岂能只默默忍受而已？必须治臣等所言不当之罪，贬黜责罚，以警戒后来的人，这样才可以显示朝廷的法度。如今不检验臣等所说是否正确，以挽救朝廷的过错；臣等上奏章刚刚递下，不到几天，反而有人获得优厚待遇和升迁。臣不知道大臣这样谋划，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如果是为了国家，就应当把天下人的意见公开出来，穷尽讨论黄河的利害，不应当用官职姑息迁就，使人不敢说话。如果是为了自身，就是只希望别人同意自己，不希望别人不同意自己。哪里只是国事不应如此？就是替大臣自身谋划，也不是正确的做法。臣下的官位越进用，就应当越深切地忧虑国事；恩宠越增加，就应当越急切地爱戴君主。臣听到这样的命令后，便缄默不再说话。不仅臣心中实在惭愧，有识之士也一定会指责臣是贪图利益、无耻、忘国不忠的人。伏望圣上宣召询问大臣：臣等所说黄河回归旧道的事情，是否确如上面所陈述的几项道理？请分明是非，明确辨析可不可行。这样百姓幸甚，宗庙社稷幸甚。元祐四年，朝廷采用李伟的建议，再次兴起恢复黄河旧道的工程，并重新设置修河司。范祖禹当时任谏议大夫，与傅尧俞分别上疏陈述论列。不久，授傅尧俞为吏部尚书，授范祖禹为给事中。范祖禹于是接连上了两道奏疏，这是第二道。当时舆论认为他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汴京遗迹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