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十四明李濓撰艺文一

译《汴京遗迹志》卷十四，明代李濂撰，艺文一 奏议 上奏仁宗论述修缮加固京城　　宋代范仲淹 臣下言辞直率而孤立，长久以来承蒙圣上的知遇；如今正处在君主为政事忧劳的时刻，难道可以因循沉默、自守缄默吗？即使因进言获罪，也要尽到臣子的心意。臣在景祐三年五月初，曾在开封府进呈札子，说西洛是帝王的居所，却完全没有储备，请圣上慈悲，以将要举行朝陵为名义，使东道有余粮就运往西边，西道有余粮就运往东边，经过几年，希望可以有所储备。太平时就居住在东京，因为那里是舟车汇集的地方，便于应付天下的紧急事务；有紧急情况就守卫西洛山河险固的居所，以保全中原。当时臣说西洛可以营建，是为了防备急难。如今北方战事已经发生，再营建洛阳已经晚了。臣现在另有愚见，请逐一陈述。臣听说正在修建北京，用来抵御大敌；依臣推测，这可以用来张扬声势，却不能作为依靠。为什么呢？河朔地势平坦，距离边境千里；敌人的战马强健，昼夜奔驰，不到十几天就能到达澶渊。陛下车驾一旦出动，千乘万骑，不是几天之内可以筹办的。仓促之间，敌骑已经逼近，想前往北京，来得及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况且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人们不知道作战；听说敌军大举到来，众人都会忧惧恐慌。陛下带领一支忧惧的军队，进入危险地区，若发生惊慌溃散，作为左右辅弼之臣，谁能控制他们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况且北京四面都是平地，完全没有险要阻隔。假如皇帝车驾安然到达那里，而敌骑从旁经过，直奔河南，在澶渊四面趁河水结冰渡河，京师没有防备，将靠什么支撑？宗庙社稷、宫禁府库、皇族亲戚、百官显贵之家，以及六军、百姓和亲属，全都在京师；没有金城汤池可以依靠，没有坚固铠甲和锋利兵器可以抵御。陛下身在河朔，心中挂念京师，难道没有回头顾虑的巨大忧患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假如黄河没有结冰，敌人不能渡过，却直接包围并守住澶渊，声称要进攻宫阙，请求割地、订立盟约。在这种时候，京师没有防备，边境战尘逼近，陛下能够坚定不动而拒绝他们的请求吗？唐明皇时，安禄山发动叛乱，旧将哥舒翰率四十万军驻守潼关，请求不要出战，暂且困住贼军；杨国忠催促他进军讨伐，一战大败，于是长安陷落。如今京师没有防备，敌人或许南下放牧，朝廷一定会催促河朔各将出兵截击；万一不能取胜，就会有天宝年间的祸患，朝廷将往哪里去呢？从前隋炀帝巡游淮甸，远离关中，唐高祖占据那里，隋朝于是倾覆。唐明皇出幸西蜀，若不是肃宗在朔方即位，天下就不会再属于唐朝了。唐德宗想幸临益郡，李晟多次上奏，请求暂且幸临山南，以维系人心；由此可知，朝廷是天下万国的根本。如今陕西、河北聚集着天下最重要的重兵，如果京师动摇而远离这些军队，奸雄就会奋起，祸患从四面发生。臣听说天有九重天门，帝王居住在九重深宫，所以王公效法上天设置险阻，以安定天下。《易经》说：“天险不可攀登，地险在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正适合今日的情形。臣请求陛下赶快修缮东京的高城深濠。军民有百万人，足以作为九重宫禁的防备。皇帝车驾不出，就能由圣人坐镇四海，不必劳烦出动；皇帝车驾如果出行，就由大臣留守九重，也没有回头顾虑的忧患。敌人或许会谋划说：“边城坚固，不能仓促攻下；京师地势平坦，可以深入进犯。”我们若修固京师，使它不可侵犯，就能破坏并挫败他们南下放牧的意图。敌人入侵较浅，边塞营垒已经坚固；敌人深入较远，都城已经牢固。他们请求割地，我们可以不答应；他们请求决战，我们可以不出战。他们前进不能造成祸患，后退又不能安心归去，然后乘机扰乱他们，敌人返回时就追击他们。即使他们有所抢掠，也可以拦截夺回。敌人衰弱而我们振作起来，未必不能大获全胜，这难道不是陛下保全社稷、安定四海的万全策略吗？有人说：“京师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修筑高城深濠，恐怕有失体统。”臣听说后唐末年，契丹率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帝于是灭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军侵犯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主于是被杀。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能说修城会有失体统呢？臣只忧虑国家的祸患，顾不上所谓有失体统。如果认为修筑城墙、护城河有失体统，难道不仍然胜过迁徙流离的祸患吗？朝廷大臣和百官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害怕议论者说有失体统，所以不敢发言。臣的职责在西部边疆，本不应请求面见而谈论此事，实在是有罪。然而臣子的心，哪里敢忘记君主和父母的忧患？况且臣一向愚笨，只知道报效国家，不知道躲避诽谤。从前奉春君只是一个背货贩卖的人，却劝高祖定都关中，张良也赞成，第二天高祖便命驾前往。臣有幸列于近臣，却贸然提出建议，比起奉春君的僭越，并没有严重多少。至于西洛，是帝王的居所，宋太祖营建修治它，是为子孙考虑；那里表里有山河之险，与东京相互接应，地势又同关陕的形胜相连。此外，河阳凭借大河的险要，处在河东的防守要地，是西洛的北门。长安又是自古以来兴王的都城，是天下的胜地；都希望朝廷留意，并常常委任有才干、有谋略的重臣守治，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庆历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陕西四路安抚沿边招讨使】上奏仁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余靖 臣私下听说大臣提出建议，朝廷内部有修筑京城、设置府兵两件事。臣认为，朝廷的谋议，天下人都在注目；帝王的言语行动，万世都奉为法则，国家安危系于其中，举措并非小事，事机的得失不可不谨慎。开始谋划时难以同人商量，是人的常情。臣希望陛下深思远虑，以安定百姓为根本。臣请求详细陈述这两件事，恭请陛下选择是否可行。臣听说西部敌人僭越称号之初，宋庠请求修筑函谷关；当时关中动摇，人们认为朝廷放弃关西而自行防守。如今无缘无故修筑京城，竟是舍弃天下大局而采取闭城自守的计策。四方听说后，难道不会动摇吗？强弱的形势，正在于此。没有战争却修筑城池，是《春秋》所讥刺的；防守应当依靠四方夷狄，义理并不是这样。前几年因为边境有警，河北各路挑选、训练乡兵；其利尚未形成，却先造成了危害。何况现在北方敌人的财货已经很丰厚，西部戎人也已经讲和；即使知道盟誓不能立即保证长久，百姓都希望安定，而都城脚下却先自行扰乱，根本不安，四方还希望什么呢？从前魏侯倚仗险要，吴起认为这是失言；周宣王清查民户，尹吉甫谈论其扰乱政事的危害。只有这两件事，都是古今所重视、也是安危由此产生的事情。

译请求陛下放弃这两项防务，另行商议长远谋划的办法。【庆历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范祖禹 臣听说开挖、修治汴京的城墙和城濠，每天役使三四千人。虽然是和雇民夫，不是征调百姓，费用也不归户部管理，但钱财出自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怎么可以不核算、不爱惜，白白浪费呢？臣听说开挖城濠，深一丈五尺，宽二百五十一步，比汴河宽三倍，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这样的城池。新城是周世宗修筑的，太祖沿用它，在这里建都；一百二十年来，没有山川险阻可以依靠，所依靠的是修养德行、任用人才、获得民心。这三点，是历代圣主留给后代子孙的。神宗时，宋用臣提举修筑京城，大兴土木，版筑工程超过实际需要。小人的心思，只想大量使用民力，多耗费国家财物；上等可以侥幸求取爵位赏赐，次等可以暗中盗取官物，所以役使没有不大肆浪费的，工程没有不无限扩大的。这是奸臣从中获利，并不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刚开始亲理政事时，遣散修城的役夫，百姓都欢呼鼓舞；如今想完成以前的工程，只需把它修整完备就可以了，何必扩大兴建无益的工程，反而损害有益的事业呢？而且京城外门中，正门就是方城，偏门就是瓮城；外门全都用纯铁包裹，这是祖宗时期没有的制度。瓮城是边城的制度，不是用来施行于京师的。如今东西南三面的偏门，也想修成瓮城，臣不知道大臣有什么见解，竟提出这种谋划？如果一定认为这样可以威慑北方敌人，那么假使北敌果真背弃盟约向南进攻，大臣难道要坐守这里接受敌人攻击吗？春秋时期，囊瓦担任令尹，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戍说：“子常一定会使郢都灭亡；如果不能保卫城池，修城也没有用。”古代天子以四方夷狄为屏障；天子地位低下时，以诸侯为屏障；诸侯地位低下时，以四邻为屏障；四邻地位低下时，以四境为屏障。巩固四境，结交四方援助，使百姓熟悉并安居于田野，三项农事都能成功，百姓没有内部忧患，外来者也没有外部畏惧，国家哪里还需要修城？如今使百姓感到恐惧，却只在郢都修城，守备的格局已经很小了；这样降低防御层次而又不能获胜，能够不灭亡吗？从前梁伯挖沟环绕自己的宫室，结果百姓溃散；百姓抛弃君上，不灭亡还等什么？如今大臣不修养德政，却急着修筑城池，这正是囊瓦修筑郢都的计策。唐神龙年间，张仁愿任朔方总管，修筑三座受降城，却不设置瓮城门。有人说：“边城没有守备，可以吗？”张仁愿说：“用兵贵在进攻夺取，最忌讳退守防御；到了应当合力出兵拒敌的时候，谁敢回头看城，便斩首。”为什么要讲求守备，退缩而挫伤军心呢？后来常元楷接任总管，才开始修筑瓮门。议论者更加看重张仁愿而轻视常元楷。如今京城是为了防备承受箭石攻击，这样做还不如张仁愿守边城。自从修城、疏浚护城河以来，议论者都认为这样做没有防御作用；没有戎兵而修城设防，却挖沟来围护宫殿，这种说法不能不令人警惕。京城北门的瓮城已经建成，若改建将再次造成劳费。臣想请降下指挥，东西南三面偏门只修成方城。护城河过于宽阔，可以削减三分之二，使王城的形制稍微端正，也可爱惜民力、节省国用。【元祐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按：范文正公的奏议，切合实际，对当时国家社稷的考虑十分周全，可以说是有独到见识。余靖、范仲淹二人的意见也是一种说法；但从靖康之祸来看，范文正的话仿佛经过占筮和龟卜一样准确。王曾向宋真宗上奏，请求停止营建玉清昭应宫。臣听说，朝廷设置谏诤之官，是为了防止政治上的缺失；不是谏官却进言的人，大概正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何况身处一个不忌讳直言的朝廷，又蒙受非同寻常的知遇，如果进言考虑得不周全、不能有所补益，臣担心白拿俸禄而遭人讥议。臣恭敬地看到，国家大大接受了特殊的祥瑞，屡次承受秘箓所示的天命，使洪大的国运延续万代，功业超过历代君王。陛下敬畏宝符，登临并封禅名山，功业可传不朽，恩泽浸润无边；奉行天意的心意，已经达到极致。如今又从内心深处发出旨意，迅速施行成命，在严城北隅营建宫殿，开启陈列真仙的秘宇，用来彰显盛大的祥瑞，特意建立美好的宫名。工程开始以来，征集的工役十分广泛，搬运他山之石，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砍伐豫章木材，远远遍布山林；堆土烧砖，挥锤运斤，工程极其浩大，历时将近多年，费用将达数万万，掩盖了旧日祈年宫的制度，超过前代文献所记的规模；还停止让贵近之臣负责其他事务，借用权力来统领防护。这样一来，国家尊奉灵文的心意，不能说不厚重；崇饰台观的规模，也不能说不宏壮。然而臣愚昧而诚恳的意见，或许与此不同，既然有所见闻，怎敢缄默不言？臣认为如今兴建工程有五件不便之事。虽然工程已经聚集人力并开始施工，不能全部停止，但如果万一采纳臣这样的浅陋意见，减少其功用，压缩其制度，也就是对百姓的大恩惠，是为国家作长远打算。所谓五件事的具体条目，请允许臣为陛下陈述。如今新近创建的宫殿，规制宏大，所用木材无不是楩木、楠木。臣私下听说，天下各地出产这些木材的地方，收购运输的数量极多，装运送往宫殿，尤其损伤民力。虽说只役使军中工匠，难道能免除对平民的烦扰吗？况且军人也是百姓，这是不便之事第一。近来才完成封禅崇奉之事，已经颇为耗费经费；如今又兴建宫殿，更加消耗资财。即使府库中财宝堆积如山，工地上工徒纷纷而来，但内库的积蓄是历代积存的，各种物资都是百姓的膏血，散发极其容易，收敛却十分困难；即使极其充盈，也更应当慎重爱惜，这是不便之事第二。圣人重视谋划事情的开始，智者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察觉；祸患从隐微的防范失误中兴起，危险在安逸中滋生。如今双阙之下，万人齐集，暑气正盛，劳作十分繁重；所役使的各种杂兵，多是不得志而不守规矩的小人，其中若有人逃窜到郊外，或在都市中偷盗，只要发生一件，就足以给圣上留下忧患，这是不便之事第三。君王治理天下，顺承天地，举动必定遵循时令，裁度安排不能违背万物的宜适；不助长崇尚奢侈的风气，也不违背阴阳运行的次序。臣谨按《月令》所说，初夏不可征发大众，不可兴起土木工程，不可砍伐大树。

译如今开始奠基占卜、筑建宫殿，冒犯暑热蒸腾的时令，扰动深厚的大地，违背古代训诫；何况又遇到旱灾突然肆虐，雷电迅疾、风势猛烈，防止树木被吹倒、瓦片被卷飞，温热的灾气流行，家家户户都遭受灾祸，难道不是因为失去了顺承天地的明证吗？这是不便之事第四。臣私下听闻，其中有符命文字，包含清净养育百姓的戒旨；如今所修建的宫阁，本来以灵篇为依据，却反而过度兴起挖掘之功，大规模追求雕刻镂饰的技巧，虽然屡屡耗尽物力，恐怕仍不合乎上天的心意，这是不便之事第五。臣恭请陛下遵循祖宗的大道，体察圣贤深切的戒诫，改变思虑、回转心意，以往事为戒、考虑将来；诏令将作监的官员停止工程，使辛劳的众人得到休息，安定万民，以此报答上天。这样，远近之人都会安心，神灵和百姓也都会欣喜仰望。倘若确实要昭示盛大的祥瑞，必须营建灵宫，等将相和众官都劳作完毕并取得成效，那么臣才敢献上愚见，也可以确定实行；但只要缩小那里的规模，减少用度，只崇尚朴素，不取奇珍异物，以至诚至明来主持，仍以严密防护加以重视，在名分、等第方面适当提高等级，实际费用则以节俭为要，使四海之内都知道陛下爱惜民力的心意，岂不是美事吗？过去太宗皇帝建造太一宫、上清宫等宫观，也没有使它们穷极壮丽。臣请陛下应当遵循这一做法，把它作为制度，表示不敢逾越，这样谦逊的盛德就会光耀千古。为什么偏偏还要超过先帝的建制呢？臣又看到西京建造太祖影殿、东岳设置防真宫，计算它们所用的工役和费用，也都不下于中等人家百家的财产；然而这些工程对于尊奉祖先、礼敬神灵来说虽然盛大，对于国家的大计，却还不足以成为当时的急务。臣料想陛下必定认为天下太平，边境安宁，百姓健康、风俗富足，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即使修建宫殿，也不会妨害政事。臣又认为并非如此：如今战事刚刚平定，敌方朝廷有姑息养患的忧虑；民间风俗苟且求安，仓库中没有粮食陈腐积存；何况关辅地区向来流亡人口很多，京城近郊的百姓对农桑收成已经失望。即使命令有关官员加以安慰，也恐怕还没有恢复田地和房屋，秋冬之间还要担心饥荒，却急忙经营神馆，恐怕会使舆论更加郁结。况且古往今来兴废的源由、前代君王得失的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中，足以作为借鉴，陛下已经看得很详细了。试看自古以来的君王，崇尚土木工程的，哪一个比得上清静无为者安全呢？愿陛下留心听取，不要忽视臣的话，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如今虽然上下之人都知道事情的道理如此，但人人爱惜自己，不敢轻易冒犯皇帝；至于左右大臣，则担心意见不被采纳而招致疏远的后悔；朝廷内外百官，则担心进言难以传达而招来妄动的罪责，因此忠直的谋议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实在就是这个缘故。臣出身于幽居隐处，幸逢圣明时代，特别受到圣上的知遇，超越同辈，官居侍从，身穿簪裳，粗略懂得安危的关键，却还没有施展补报国家的成效；如今正是捐躯奋发的时候，又怎敢因循沉默、苟且容忍，不替陛下把道理分别明白地说出来呢？因此臣贸然率直地发表平庸妄见，轻率冒犯皇上的威严，是内心感发而出，没有什么顾忌和回避。希望陛下宽恕臣本当受鼎镬之刑的罪过，怜悯臣如蝼蚁般微小而真诚的心意，深切鉴察古人的道理，试着垂意采纳。不要认为增建灵宫只是一件小事而不加体恤。臣认为兴役动众，尤其关系到时局，不能不察看。应当使乡校之中那些豪横奸邪的党徒没有机会开启窃窃议论的口，这就是微臣的愿望，也是天下的幸运。【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苏舜钦向宋仁宗上奏，论述玉清宫火灾。臣听说，刚烈之士不躲避斧钺刑罚而进谏，英明的君主不忌讳自己的过失而接纳忠言。因此，心中有疑虑的人一定会向上陈说，先前积蓄的冤屈不会发展成腹中诽谤；这样上下之间的情感就不会郁结，教令发出后也会被欣然遵从。不过，能够进言并不如能够容纳进言困难；能够容纳进言，又不如能够实行进言困难。若有人能够进言就一定容纳，容纳后就一定实行，这样的君主，就是想治理好国家的君主，足以比得上三代的遗风。愿陛下对此留意。臣恭敬地看到，今年从春天到夏天，淫雨阴晦从未稍有停止，农田受灾的几乎十处有九处，百姓哀号不已，如同陷入昏暗的水灾之中。臣认为，这是近臣失职、政令多有偏邪、赏罚不公所招致的。上天降下灾害，是想使陛下醒悟；陛下反而认为这是刑狱滥刑冤屈造成的，于是大赦天下来救治，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滥刑冤屈反而更加严重。古代通过审决久留的案件、裁断积滞的诉讼来调和平息水旱灾害，从没有听说使用赦免的。所以下诏大赦以后，阴霾直到现在仍未消散。前代记载说：冤屈积聚会产生阴气，阴气积聚会产生阳气，阳气产生就会出现火灾。乖戾之气在玉清宫发泄出来，雷雨交杂而下，猛烈的火焰四面燃起，重重楼阁宫观几刻之间便全部烧尽。这确实不是轻慢防备的过失，而是上天在显示警戒。陛下应当降服、减少膳食，避居正寝，责备自己、承认罪过，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不合时宜的工程，救助失职而受害的百姓。对于辅弼大臣中不能补益国家体制的人，应当罢免；居于左右、暗中玩弄威权的人，也应当罢免。应当专心思考政令刑法的过失，虚心采纳平民的意见，这样或许可以改变灾祸来回应天意。过了几个月，却没有听到这样的告谕。臣私下得知陛下将要计算工程功劳，再次谋划在都城兴修；都城百姓听到后惊骇疑惑，往往聚在一起横加议论，都说不合适，并且说：章圣皇帝辛勤节俭十多年，天下富足，府库钱财流动充盈，没有可以再储藏的地方，于是修建了这座宫殿；等到工程完成，天下却因此而空虚枯竭。陛下即位还不到十年，却连续几年遭遇水灾和涝灾，虽然征收的赋税都入库，百姓却已经困乏。如果大规模兴起土木工程，费用将不知达到何种限度；财赋在内里耗费，征发劳役使下面劳苦，内里耗费、下面劳苦，靠什么来救济呢？何况面对天灾却违背天意，这是想与上天争胜而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违逆上天而不祥，连自身安定都难以维持，还想祈求上天厚重的赐予，怎么可能得到呢？难道是上天谴责告诫而陛下没有醒悟吗？难道明知如此却故意去做吗？难道还想重新建造宫殿来祈求上天保佑吗？

译臣不能不反复思量。如今替陛下筹划，没有比招来吉士、斥退佞人，暂且致力于修养德行、勤勉达到至治，使百姓富足，并宽减他们的赋税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就可以向上天谢罪，民心也会安定。贤明的君主看到灾变，能够修明治道来消除凶乱；君主若不效法上天，上天就会降灾谴告。如今幸而上天显现灾变，这正是陛下修明治道的时候，怎么可以忽视呢？过去汉宣帝在位第三年，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宣帝下诏说：‘近来火灾降临到孝武皇帝的园馆，朕战栗恐惧，不能明察这种变异，罪过在朕自身。群臣百官又不肯竭尽言辞说明我的过错，以至于此，我还要怎样才能醒悟呢？’茂陵尚且比不上上都，白鹤馆尚且比不上这座宫殿；汉宣帝还下诏告示四方，寻求自己的过错，由此可知古代帝王急于治理国家到了这样的程度。火势不能向上燃烧所表示的惩罚，正是这个道理。臣谨按前汉《五行志》说：‘贤人与奸佞能够分别，任用官员有次序，完全遵循旧有章法，重视礼制和功勋，这样火就保持它的本性。若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进谗之人得势、邪恶胜过正直，火就失去它的本性。’火从上面降下，滥烈的火焰无端升起，焚烧宗庙，烧毁宫室，即使出动军队也不能救灭。所以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成公听信三桓子孙的谗言、驱逐父亲的臣子的应验。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宋公听信谗言、驱逐大夫华弱使他逃奔鲁国的应验。如今宫殿发生火灾，难道也有这样的原因吗？愿陛下恭敬沉默地从内心反省，反省后既然已经知道原因，就希望陛下悔过并追究改正，停止重新建造的劳役，施行古代圣王的典法。不仅能大大光大国家基业，也是天下的大幸。臣愚昧妄言，不足以对国家体制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陛下如果姑且容纳并实行它，三代和两汉的风气，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达到。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苏舜钦字子美，是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子，性情慷慨而有大志，擅长写古文，声名与欧阳公相当。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子美以太庙斋郎的身份到登闻院上书进谏，认为这是上天借此垂示警戒，希望陛下恭敬沉默、自我反省，言辞十分恳切正直，当时年纪才二十岁。景祐元年考中进士。不久有诏令告诫越过职权进言政事的人，子美又上书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当时舆论认为他是正确的。按《宋史》记载：天圣七年六月丁未日，雷雨大作，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第二天，太后面对辅臣哭着说：‘先帝竭尽力量建成这座宫殿，一场火几乎烧得精光，只是幸好还剩下一两座小殿罢了。’枢密副使范雍猜度太后有重新修葺的意图，于是直言说：‘不如让它烧得一干二净。’太后追问原因，范雍回答：‘先朝因为这座宫殿耗尽天下的力量，突然化为灰烬，实在不是人力所能预料的。如果因为还有残存部分，就又重新修葺，那么百姓将无法承受，这不是用来敬重上天警戒的办法。’宰相王曾、吕夷简也赞同范雍的意见，援引《洪范》关于灾异的说法进谏。太后默然。当时苏舜钦年纪很小，任太庙斋郎，却上了这道奏章，真是伟大而壮烈。欧阳修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停止京师土木工程的劳费。臣近来因为京师兴建土木工程的地方太多，请求实行削减和停止。不久奉到诏令，派臣与三司共同审度，削减并确定数目，随后备具奏章上报。现在又听说圣旨下达三司，要重修庆基殿以及奉先寺的屋宇。臣恭敬地看到，近些年来政令乖错，纲纪毁坏，上下因循苟且，未能整顿修治，却只务求崇修祠庙、广泛兴建土木，百般工程兴起，没有一天暂时停止。如今民力困乏贫穷，国用窘迫紧急，小人不懂国家大计，不思考爱护君主，只想大量耗费国财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任意侵吞欺骗官物，图谋以此获得奖赏功劳，假托祖宗名义，夸大事情规模。何况各处神御殿在开始建造时，都力求极其崇奉，栋梁屋宇坚固，没有不精致严整的，即使数百年也未必会损坏。近年以来却不停修换，前些日子开先殿只因一根柱子损坏，便换掉十三根柱子；前后派官员检查核算，朝廷全不采信，只凭最后一次报告，终于大肆增加物料。大概因为夸大物料数量，就能多得到酬劳奖赏。臣私下认为，崇奉祖宗，礼制贵在清净；如今却频繁迁移，轻慢亵渎祖宗威灵。究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小人图谋私利。臣看到自古以来喜好兴建土木工程的君主，从《春秋》《史记》到历代史书，都把这记作过失，用来昭示万世。如今小人图谋一时之利，亵渎祖宗威灵，使君主处在有过失的境地，谁忍心这样做？臣实在痛惜。臣因奉诏在三司削减核定工程，略微看到了大概情形。开先殿起初只是因为两根柱子损坏，如今所用木材和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多。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有八十四万七千，醴泉、福胜等处所用物料更无法全部计算。此外，军营和库务中应当修造的地方又有一百多处；即使肥沃的大地不生长别的东西、只生产木材，也不能供应这样广泛的耗费。自古帝王尊奉祖宗、侍奉神灵，都各有典礼，不必广泛兴建土木才算有能力。臣深切看到，多年来发生火灾，从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防灵七宫，到开宝、兴国两寺的塔殿，全都焚烧殆尽，足以看出上天厌恶土木建筑的华丽奢侈，是替陛下爱惜国家力量和百姓财物，反复严明地降下警戒，并非一次两次。陛下与其广泛兴建土木来侍奉神灵，不如畏惧上天警戒而修养反省。已经兴建的工程既然来不及挽回，那么尚未修建的就应当赶快停止。何况睦亲宅神御殿按礼制不适合营建，这件事非常明白，也没有别的典礼需要讨论，请求不要再下达太常寺，立即停止。庆基殿如果确实有损坏漏雨，只命令三司派官员整修补葺，不得把它算作功劳。奉先寺，请命令寺院自行修理。如今垂拱殿是陛下平常临朝所坐的殿，近来听说因为没有梁木，暂且停止修建。各位皇亲自从住宅被火烧毁以后，直到现在还寄居在别处。原本可以把优良木材用于急需之处，却低头顺从小人的请求，把它们一并浪费在不急需的地方，终于导致真正应该修造的地方反而缺乏材料。伏望陛下追想历次大火，往往发生在土木工程最兴盛的地方；凡是国家竭力兴修的建筑，火灾必定将其焚烧殆尽。上天厌恶土木而把它焚毁，人却还想兴盛土木来奉承上天，正因为这样，福应没有到来，而灾祸谴责屡次降临。伏请陛下向上思考上天的警戒，向下察看人们的言论。人言虽然有狂妄之处，却确实出于忠心；上天的警戒十分明显，也并不遥远。臣恭惟陛下圣明而恭敬节俭，不喜欢游猎；凡是兴修工程，都不是出于个人嗜好，只是难以违背小人一时的请求，因而自取青史万世的讥讽，实在替陛下感到惋惜。伏望圣慈广加裁量选择。【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包拯向宋仁宗上奏，请求不要修建上清宫。

译臣恭敬地看到，十一月初二日夜间上清宫发生火灾。谨按《春秋传》的惯例说：‘人为之火叫作火，天降之火叫作灾。’《汉书·五行志》说：‘人火、天火同样都属于灾异，都要结合朝廷政令来考察其得失，以起到劝戒作用。’解释者说：‘贤人和奸佞能够分别，任用官员有次序，火就保持它的本性；如果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火就失去它的本性。’火焰从上面降下，滥烈地无端燃起，这就是火不能向上燃烧。上清宫是祖宗修建的，用来崇尚清静无为的德行。如今火把它焚毁，难道是负责焚修事务的人没有致力于严密防护，不能符合陛下严肃奉祀的要求吗？如果不是，难道是上天在向陛下垂示警戒吗？本来就应当振作精神修治政道，谨慎修明人事，以回应天变。听说道路间传言，陛下想留存道士众人，似乎有修缮的意图，虚实尚未辨明，众人都怀有危惧。何况天下多事，调发征用接连不断，府库尚未充实，边境尚未安宁，怎么可以先办不急的事务，兴起没有名义的劳役呢？况且宫观兴起于唐朝，并非古代制度。如果说先圣的真容理当恭敬奉祀，那么景灵宫、防灵观的殿宇宏壮，已经可以安置供奉。陛下推行仁慈的德行，顾念疲敝的百姓，暂且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的办法，难道忍心再使他们困苦吗？然而外面的议论纷纷，很容易迷惑众人，臣请求特意降下诏书晓谕，以安定众人的心。韩琦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停止在宝相禅院创建殿宇。臣私下听说，右街宝相禅院现在正在迁拆法堂，创建并修盖大悲殿宇，特意命令宦官监督掌管此事，役使数百上千名兵士和工匠，借用舟船车辆资助搬运，所有各种用度全部由官府供给，规模盛大，工程极其宏伟。臣推测这项工程兴建的原因，恐怕并不是陛下的本意。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兴国寺的双阁发生火灾，延烧到大殿和长廊，都化为灰烬。该寺原来安置祖殿，俯临逼近都市，众人担心再次修葺，而陛下立即降下诏命，全部令其停止，任凭寺院随缘化募，自行营造；这正是重视上天警戒、爱惜民力的做法。考察各种典籍，事实清楚而难以改变，凡是戴冠着履的百姓，谁不欣幸？为什么竟然突然损伤治国体统，损耗国家财用，兴起没有名义的劳役，办理不急的事务呢？所谓恐怕不是陛下本意，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了。又先前陛下推崇重视农业根本的仁德，考虑宗室藩屏的重要，正是在昭应宫遗址上建造睦亲宅的大宅院，各王府合计三千多间，常规经费不够，侵用南郊的木材和材料，又达到数万计，还命令产木的州郡补充其缺额；物资和劳役的规模，由此可以知道。如今工程已经完成，显然成为盛大的美事，为什么呢？因为厚待宗室枝叶、崇隆孝治，难道不是有益的举措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当时进言论事的人仍接连上封章，希望停止这项计划，大概也是因为重视改建工程并节省浮滥费用。臣认为这项工程既然已经结束，那么凡是不急需的土木工程，都应当一律停止，以缓解财力。崇尚三等简陋椽材制度，是唐尧仁德教化的表现；汉文帝爱惜修筑露台百金的费用，是汉文帝节俭德行的表现。这些事都光明地记载在典籍中，应当作为规范。伏望陛下俯从臣的愚见，远远继承前代美德，醒悟外在色相并非根本，寻求慈仁这一真正值得崇尚的根本，使百姓进入长寿安乐的境域，永远达到太平；这才是奉顺祖宗、爱养百姓的根本。宝相院创建殿宇等工程，臣请求下诏有关部门全部停止，使它通过募化施舍所得自行修建。因为这座殿宇如果建成，法堂还没有修立，连同廊宇的制度又必须彼此相称，必然会在工程间隙逐步提出新的请求；事情既然已经完成，按理就必须批准。这样一来，工程费用的广大将加倍超过最初。以工程完成为利、谋求赏赐典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况且停止兴国寺的工程而营建宝相院，就是停止那边的劳役，却使这边劳作；虽然废止和兴建不同，耗损财物难道有差别吗？臣又担心这会违背陛下重视天戒、爱惜民力的本意，所以冒死陈述，希望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景祐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余靖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停止迎取开宝寺塔舍利。臣恭敬地看到，开宝寺塔被天火烧毁。按五行占验，这本来就是灾变，朝廷应当戒惧，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不久听说派人在塔基挖掘，挖到过去埋葬的舍利；内庭供奉完毕，又送回本寺，允许士人百姓烧香瞻礼。道路上传言，舍利在内庭时颇有发光显怪的现象。臣担心巧佞之人因此把它推说成灵异，惑乱视听，先从内庭向外，继而遍及四方，搜括钱财物品，再谋划营造工程。臣忝居谏官职任，看到这种事体，不能不说。臣听说帝王行事，只要能够勤俭修德，感动人心，那么即使有急难，后来也必定能够安定渡过。臣观察如今的天下，自从西部边陲用兵以来，国家府库空虚，民间十室九空。陛下如果勤劳自责，忧虑百姓的忧虑，那么四方百姓都会仰赖陛下的福泽。如果不顾恤百姓的病苦，广泛办理浮华浪费的事，奉事佛教来求福，并不是臣对当今的期望。况且佛教是世俗之外的教法，治理天下的人不应取法。拿不足的黎民财物，供养有余的平庸僧人，又以奢侈华丽加以崇饰，实在不是帝王应做的事。有人劝告臣说：‘如果要营造工程，必定不从府库支出，只取内庭无用之物，按其价值折算给付，也不向百姓苛求，任凭僧徒募化愿意施舍的人，积年累月建成，又有什么伤害呢？’ 臣回答说：‘天下百姓都厌烦赋税劳役的烦扰，不能安度生活，以至于有父子、夫妻携手投井而死的人，他们的困穷已经达到极点。陛下如果体恤百姓的疾苦，拿后宫无用的物品和内库有余的钱财出来，帮助边境军费，不收取中等人家一年的田租，明白地下达指挥，向朝廷内外公布，这样才是陛下结聚天下人心、感召和气的办法，即使建造一百座塔也比不上它。如果做无用而浮华奢侈的事情，百姓只会更加怨恨。’又过了两年，削减后宫供给，人人都说宫中困迫，不像从前；如今却突然施舍，财物支出没有限度，凭什么取信于四方呢？切因市井中明白事理的人很少，一看见内庭崇奉舍利，就立即互相煽动，倾空箱笼、耗尽钱袋，这样造成的危害会更加深重。如果因为舍利经过火烧而没有损坏就认为是神异，那么它本来在土中，火势根本烧不到。如果说舍利能够发出光怪，必定有神灵凭附其上，这些都是妄言。况且一座塔连自身都不能保全，被火焚毁，又有什么福力可以庇护百姓呢？如今朽木腐草都有发光现象，水晶以及圆形的珠子夜里也会发光，何况舍利本来就是西方奇异之物，即使有光，也不算今天的祥瑞。过去梁武帝建造高塔，舍利也常常发光；等到台城失败，又怎能带来福佑呢？’

译由此看来，就可以作为鉴戒了。开宝寺舍利塔，伏请下达指挥，不再营造。对上可以显示陛下不受迷惑的明察，对下可以彰显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仍请不要再把舍利迎入宫中供养。况且僧人、军校都呼喊迎舍利入宫，这是不祥的话，尤其应当谨慎。对于燃烧头顶、烧烂手臂的人，也请予以禁止。【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蔡襄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开宝寺塔。臣这几天听说迎取舍利送回开宝寺，起初对此怀疑，认为一定没有这件事，曾多次以愚见请求赐令停止，却没有得到听取采纳。如今又听说民间传言，都说陛下想重新修建开宝寺塔。臣想到陛下必定忧虑边事、把百姓放在心上，怎么会把财物枉费在无用之处？但臣担心僧徒妄自援引灵怪来迷惑圣听，所以请求把自己的想法全部推演出来尽数进言：有人因为舍利有光，就把它说成灵验；臣认为佛塔舍利所处的塔不能防护、珍惜它，连天火也抵挡不住，一夜之间全部烧毁，怎么可以说它是神灵呢？枯朽之物、灰烬残余偶尔出现光怪，也只是妖僧所造成的。有人认为这座塔是太宗皇帝建造的，按理应当修复；臣认为昭应宫、上清宫都是先朝设置的，天火一把烧空，后来也没有再修，谁有异议呢？有人认为即使从宫禁中共同出资，也不耗费官府、不扰害百姓；臣认为一座塔的费用要百万缗，每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膏血。在国家多事、财力匮乏的时候，怎么可以白白浪费？如果把这些钱用于土木，果真能带来福利，那么拿来帮助军需、宽解民力，难道不正是福利吗？何况天火焚毁它，是很大的警戒；陛下应当修治人事来报答天意，如今却大兴工役，这是用人的力量抗拒天意。臣恭惟陛下圣明睿智，必定没有这种意图；但流言不断，臣实在忧虑疑惧。关于有人请求修复开宝寺塔一事，伏望陛下特别加重罪罚，以断绝欺骗妄言。【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何郯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宝相寺。臣恭敬地听说，朝廷近来有指挥，因为宝相寺前些日子遭到焚毁，允许寺僧通过募化来修葺。大概是朝廷重视不糜费府库钱财，又不想让寺院彻底废弃，所以作出这样的处理。臣以愚见思考，其中还有利害关系，不能不加以论说。臣访察得知，寺中主持事务的人一向豪横狡猾，善于结交攀附；如今既然开了这个头，又允许他们募化，他们将借朝廷命令来威逼诱导百姓，大量索取财货，使京师骚动。侵吞损害财物只是他们的表面意图，不仅要以修寺为事，还将图谋钱财供自己享用，作为肆意放纵的资本。或者民力不足，他们就会借助权贵宠幸，再请求朝廷从府库出钱来完成工程，这一定会发生。即使民力能够办成，对国家没有耗费，也不应当允许。如今公私财力都极其困窘，凡是兴起一件事情、发动一次劳役，没有不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外地百姓已经因多次征敛而困苦，只有京师百姓幸而还没有遭到横征；一旦有紧急事务，也将不能避免，所以本来就不能让他们轻易耗费家产来供奉土木这种不急的事务。朝廷近年修建寺舍佛阁，已经耗费了数万万钱，一旦就化为灰烬。何况外间传言说，寺僧常把妇女安置在佛阁中，昨天火灾发生时，烧死了好几个人。如果传言确实可信，那么朝廷广泛耗费财物来崇奉佛事，正好成为众僧淫乱嬉戏的场所。近来主持者因遗火之罪获罪，只被夺去师号和紫衣，宽免得已经太过，不能再给他们开启奸弊之门，进一步严重耗费民财。臣按《春秋》记载，有时称作灾，有时称作火，名称虽然不同，但作为变异的征兆，实际都归于同一回事。鲁定公、哀公年间，两座观和桓公、僖公宫发生灾祸，汉代儒者都认为是上天焚烧了本来不应当建立的建筑。如今寺舍发生火灾，难道不是因为雕饰奢靡过度，本来不该建立却建立了，上天将其焚毁，也像两观等灾祸一样，用来表示劝戒吗？如果还要重新议论修建，就不是敬畏上天谴告的办法。伏望陛下追察前事的鉴戒，深究灾异祥变的由来，不要兴起工程来回应上天的警戒。寺舍佛阁，请求一律停止修建，用来显示圣上抑制欲望、敬畏天意的美德。臣以朴拙愚笨之资，错误地受到提拔，如果有所听闻见识，不敢不陈述。惟愿圣明不因臣狂妄而废弃这些话，那么臣即使死也感到万幸。【皇祐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司马光请求停止修建寿星观。臣等先前恭敬地看到陛下临幸寿星观，奉安真宗皇帝的御容；当时臣等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敢进言。后来才知道，本观过去只有先帝时所绘的寿星像，近来因为本观管干内臣吴知章妄自上奏，声称那就是先帝御容，想要夸大事情，广泛兴修工程，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另行图谋恩赏。陛下天性仁慈孝顺，认为这是崇奉祖宗，难以重重违背他的请求，于是重新绘制先帝御容来替换寿星像，改名为崇先观。吴知章既然得到御容，便倚仗这个名义，奸诈的心思没有限度，又请求扩展观地，另建更衣殿及各类屋宇，将近一百间，制度奢侈宏大，计算所费超过数千万，今后继续增加也没有尽头。臣等私下认为，祖宗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只在太庙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中以孝著称的，没有谁能超过虞舜、商高宗、周文王和武王；从未听说在宗庙之外还要广泛设置像设，这样才算尽到至诚。只有商高宗祭祀亲庙时过于丰厚，所以傅说说：‘在祭祀上过分，就是不敬；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祖己说：‘祭祀亲近之祖，不要过于丰厚。’这都是在规劝他。后来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原庙，当时纯正博达、通晓礼制的儒者没有不讥刺它的。何况把御容绘制在道宫、佛寺中，又给它穿寿星的服饰，这种亵渎就更严重了。而且太祖、太宗的御容在京师只有供奉于兴国寺、启圣院，真宗的御容已经有好几处，如今又增加崇先观，这也是对亲近祖先过于丰厚，岂不是失去了尊重应当尊重者的道理吗？追究事情的源头，不过是吴知章妄想求取恩泽，竟敢任意捏造欺骗，兴起事端，使朝廷陷入不合礼制的境地。如今既已奉安御容，难以变更；如果只使用本观原来已经修好的屋宇，本来足以崇奉，所有新增加的屋宇，伏请一律停止，只令有关官员按时侍奉。至于吴知章欺骗圣听，借托御容，妄自请求，广泛兴起劳役，请下交有关部门审查追究其奸诈情状，明确判正其罪，听候裁决。【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日上奏】司马光请求停止修建感慈塔。

译臣恭敬地听说，感慈塔已经有圣旨拆除修建中的五层。臣私下认为，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西川等路，自去年冬天少雪以来，今年春天又少雨，麦田已经没有收成。昨天得到五月十三日的雨水，才播种秋田；从此以后又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刚生出的萌芽随即又焦枯。农民哀号，大多没有粮食，离开乡里，流离道路，雇妻卖子来接续糇粮。县官的仓廪一向没有储积，供养救济军队还担心不足，本来就没有多余物资可以赈济借贷。陛下在这个时候，应当侧身忧劳、专心考虑，降服减膳来救济他们的灾患，却反而修建这座佛塔来耗费国家财物。臣私下认为，这是颠倒了缓急先后的事务。况且这座塔倾斜已很久，即使再过几年不修，对僧徒有什么大害？如果百姓饥饿困穷，早晨还顾不到晚上，而国家又不能收容抚恤，那么老弱就会辗转死在沟壑，壮年人就会散为盗贼。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有一千座塔，又有什么用呢？府库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耗费？如今有关官员既谄媚苟且，也曾不替陛下爱惜；陛下又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一概听从他们，天下四海的百姓将要依靠仰望什么呢？臣愚昧，希望陛下亲自发布施德的诏令，晓谕有关官员，因为今年发生旱灾，暂且停止修建这座塔以及其他不急需的费用。凡有类似这样的工程，都命令有关官员分条奏报，全部停止，等到别的年份丰收、府库有余之后，再慢慢商议此事。在圣政开始之初，这也足以彰显爱护百姓的心意，成为一件盛美之事。听候裁决。【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奏】司马光请求停止京城不急需的修造工程。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修造工程渐渐增多，仅大内中就达到九百多间，以至皇城各门、四边行廊以及南薰门之类，都不是早晚急需的地方，却无不重新修建；役使的人极多，耗费的财物也不少。这大概是陛下即位之初，禁庭中确有破漏、不能居住的地方，陛下略命整修，按理也是应当的。然而左右近臣便说陛下喜欢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广泛规划经营；即使没有损坏的地方，也拆毁重修，务求壮丽，彼此夸耀争胜，对外借此希望得到知遇，对内借此营求私利。万一陛下又因此奖赏他们，那么营造的端绪突然就没有尽头，国家财物必定耗尽，民力也必定疲竭。臣私下想到，陛下新近君临天下，恩惠还没有让百姓充分感受到，却因喜好修治宫室而传闻四方，这不是用来增益圣德的办法。修造工程的劳费，数也数不清。臣请只说各州购买木材这一件事：扰害百姓非常多，衙前都是拥有丰厚产业的人，每逢押运竹木的纲运散失，需要赔偿填补，没有不因此破家的。先帝亲自实行节俭，宫室苑囿没有增加修饰，所以各场的木材都有剩余；又屡次借赦令免除购买木材，以宽解民力。近来修造的工程加倍增多，各处场所积存的木材逐渐耗尽，有关部门只好到外州征买，千方百计运输供应，还担心不够，而工匠使用这些材料却轻贱得如同粪土。过去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因而停止建造露台；如今各场所前后积存的竹木，岂止十户人家的财产。陛下仁德深厚，如果察知这些物资的来源，难道不应为之爱惜吗？何况如今京城仓库大多疏漏损坏，都是因为上述几处兴工，占用了人力物料，工匠和材料无暇修葺，以致粟帛之类大量损毁。古人将要营建宫室时，以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宫室为后；如今修造工程的缓急先后，恐怕没有安排得当吧？又皇子一出生便享有富贵，年纪还未到加冠之时，正应当让他们崇尚朴素，端正所受的习染；如今听说所修三位皇子宫室的规模奢侈宏大，又超过祖宗时代。皇子居所，汉明帝曾说：‘我的儿子怎能同先帝的儿子相比？’如今这样恐怕不是使他们接受正确教导的方法。臣愚昧地伏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旨：凡大内里外的房屋，眼下没有严重损坏、也并非紧要之处的，如南薰门一类，一律停止兴修。皇子宫室只依照旧屋加以隔截修整，赶快命令完工，不得过分营建宏壮；并且把节省下来的工匠和材料，转用于修缮损坏的仓库。主管各处监修的官员，今后只按本职任用，不再另外给予减年磨勘、升迁官职和酬劳赏赐，以堵塞崇尚奢侈的根源，使天下都知道陛下摒弃奢侈、崇尚节俭，爱护百姓和万物，这不也是美事吗？请陛下裁决取舍。【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太乙宫　　　　　　文彦博 臣伏见修建太乙宫，是为了替百姓祈求福祉。臣听说太乙是天神中尊贵的神祇，而天道以质朴为贵。凡是营建修缮，都应当简朴质实，不追求雕刻镂饰的技巧，不讲求金碧辉煌的华丽，不要耗费过重、劳民过甚，也不要急于一日建成。这样神明得以安宁，防防之诚【原文疑误】充满内心，天人与人之间相互感应、神灵降福，道理必然如此。臣又见多年以来宫禁中的营造没有停止，搬运木石，聚集壮丁和工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既有专门提举修缮内宫的机构，又设置都大提举内中修造司。实在担心各主管部门都以宏伟华丽来取悦皇上，一项工程尚未完毕，另一项工程又兴起；新旧工程互相比较，若不达到极致便不停止，国家财力和百姓劳力，岂是容易供给的？臣伏见陛下督责水官，以利于农田，必然会想到夏禹住卑陋宫室、竭力治理沟洫；励精图治、勤于体恤民间疾苦，必然会想到汉文帝停止修建露台、顾惜百姓的财产。臣伏愿陛下赶快命令朝廷内外，凡不急需的营造一概暂时停止，如此国用便不会穷竭，民力也能稍稍宽缓。臣又见继圣堂是祖宗举行燕射礼的地方，如今却用来制造弩桩，搬运斧斤并设置炉灶锻炼，喧闹烦扰、亵渎场所，按理恐怕不合适。《诗经》说：‘桑树和梓树，必定恭敬对待。’ 何况是祖宗留下的旧迹呢？请求把制造弩桩的工程迁到别处，或者交还有关部门办理；这样就能使重明、丽正之廷更加光明庄严，增设严密防护，使奉先和表达孝思的心意更加显著。臣任职枢筦，主管调发兵匠，按义理本应进言献策，区区诚意，伏望陛下采纳察看。【熙宁四年上奏】上奏徽宗，请求停止修建火星观，以禳解赤气异象。任伯雨。

译臣听说天人之间的感应，不只是像声响和影子那样迅速；灾祸和祥瑞的到来，也必定有相应的征象。所以，规范君主应先端正自己的政事，而圣人只是能够敬畏上天。臣曾听说修养德行可以消除灾祸，却从未听说依靠祈禳能够消除变异。六经所记载的道理，足以使后世百代知晓。臣听到传闻，近日内臣测量太乙宫旁的土地，想要修建火星观来禳解赤气的异常。臣最初听说时，心中不相信；但过了几天，传闻的人越来越多。臣身为谏官，应当挽救祸患的根源，事情即使尚未完全弄清，也怎敢不预先进言？臣对国家的忠心，实在不能停止。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屡次降临，大概上天对于君主，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样，爱得深便教诲得周至。灾异多次出现，或许是想让陛下戒惧谨慎、端正即位初年的政事吧？陛下本应更加小心地修养德行，克制自己、端正政事，谨慎按照《洪范》所说，以五种行为对应五种福。解说者认为，观察事物不能明察，叫作不明智，于是便有赤色的祥异。陛下应当更加广泛地增长聪明才智，辨别贤能与奸佞，掌握权柄纲纪，明确赏罚，专一掌握威福，考察功过，使皇上的圣明光辉赫赫，事情一到便能决断，那么乖异的征象就会转化为吉祥。过去太戊时有桑树、楮树生妖，高宗时有鼎中出现雉鸟的异象，他们都能敬畏上天、克制自己、端正政事，成就中兴功业，延长历代国祚。从未听说要劳烦百姓、耗费财物、留心土木营造。假如修德的功效比不上祈禳，那么圣人的六经为什么偏偏没有记载？又或者祈禳能够感应，而修德却没有效验，那么无私的上天难道可以接受私人的祷告吗？陛下如果一定要建造此观，臣私下估计费用不会少于万金。是要从有关部门取用吗？那就会使府库空虚；是要从内庭取用吗？那就会使搜括征取更加急迫。河北一路物价昂贵、百姓饥饿，从前年到现在，流离迁徙的人遍满道路。与其拿救急的财物去办理无用之事，哪里比得上暂缓所要办的工程，用来救济急迫的灾情？这样，所花费用有正当名目，所施恩惠足以成就德政，人人欢欣鼓舞，天下共同庆贺，都会说陛下损己利民，德行光照前代；人心喜悦，上天的意旨也得以顺遂。赤气的异常，难道不能转变为祥瑞吗？臣伏愿陛下远考古代端正君主的事迹，仰察天意，在内心敬畏上天，在政事上谨慎行事，不拘泥于世俗之说，停止祈禳的劳役，那么人情自然信服，上天也会明白回应。【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上奏】《汴京遗迹志》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十五　明代李濂撰　艺文二

译记 《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　唐韩愈 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下令修建东西水门。过了三个月，到辛巳朔日，水门建成。三日癸未，大规模奏乐，设置水上游乐活动。监军、防监军【原文疑误】、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罴之士，以及恭敬迎接四方宾客的人，一同为水门落成举行庆祝。士人和女子和悦相处，城内外人群拥挤充满。事情办完后，他的属官昌黎韩愈请求记录工程成绩。文辞如下：汴州的河水从城中流过。起初修筑城墙时，城墙与河道相距较远；不能相接的地方，便仓促地在河中设置联锁的设施，夜间漂浮，白天沉没，使船只不能潜行通过。然而这样使城池的形势有所亏缺，风气宣泄【原文疑误】，城中居民不得安宁，谣言屡屡传播。历年以来，有谁深入研究、认真思考过呢？皇帝统治天下十八年时，这个地方的百姓遭受疾苦和威暴，愚顽的儿童喧叫，劫掠民众、阻断道路、聚兵作乱，人心战战兢兢，仿佛将要坠落或倾覆。此时陇西公奉命出任藩镇长官，从洛京乘单车前来，于是拯救这里的危难，除去这里的弊病；不靠严肃威厉，便使这里熏染成大和之气，神灵也应验而降下祥福，五谷丰收。人口增多而物产丰足，人力有余，于是征询监军的意见，听取军司马的谋划，便修建水门作为州城的外郭，以稳固风气，防止盗窃。黄色河水浑浊奔流，高大的楼阁曲折壮丽；依势修饰它们，并不是为了观赏游乐。天子的武功，由陇西公来布施；天子的文德，由陇西公来宣扬。河水浩荡流动，源自昆仑。愿天子万年享祀，陇西公多受福祉。于是砍伐山石，把这些文字刻在上面，使日月长久存在，也让后来的 人知道工程从何处开始。《汴水新渠记》　　　　　　宋陈师道 汴水在萧地曲折流过，水道的缺口像玉玦。按《水经》所说，黄河流到荥阳，莨荡渠从那里分出；渠水流到阳武，下游就是沙蔡水，说的正是此事。莨荡渠分流后成为阴沟，阴沟流到浚仪，下游成为涡水，又分为汴水；汴水流到防地，又分为获水。余波曲折流到淮阳，向东经过萧、彭城，注入泗水。注文说鸿沟、官渡、淄水、获水、丹水、浚水与此渠是同一水道。大禹堵塞荥泽后，在甫田开通水渠，后来黄河曲折流入其中，这就是索水。《汉书·地理志》说，荥阳既有汴水，又有莨荡水，并承受泲水；防地有获水，源头承接淄水和获水，流到彭城注入泗水。根据我的考察，《河渠书》说：‘自大禹以后，荥阳引黄河成为鸿沟，用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以及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直到楚地。’《竹书纪年》又说：‘梁惠成王把黄河引入甫田，又引水向东。’这清楚说明它不是大禹留下的旧渠。《尚书》说：‘济水流入黄河，向东流出于陶丘北面’，这是指水流入后又流出。水溢出成为荥水，是济水的支流。荥泽蓄水以后，又筑堤把水引向东。《周官》又说，豫州的河流是荥水、洛水，幽州和兖州的河流是黄河、泲水；这样看来，河南就没有济水了。那些说莨荡水承受济水、说大禹堵塞荥泽而利用黄河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汉书·地理志》对莨荡水没有记载源流，对淄水、获水也没有记载源头，大概只是简略记述罢了。我认为，这些情况与经典相合；但有关荥水的各部书都不记载，又怀疑渠水和汴水是两条水道，而荥水另有一条。杜佑认为《水经》成书于顺帝以后，荒诞无据；但注文叙述水渠源流，有时说源自黄河，有时说源自泲水，有时说是黄河、泲水合流，说法并不一致。把它所引用的经文依次排列起来，错乱抵牾；《地理志》的记载也简略不全，不能辨明源流始末，大概都无法考证了。自汉末黄河流入汴水，灌注兖州、豫州。永平年间，引导汴水从荥阳分流，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而黄河又在此处汇入。因此旧河道在新渠南面，注文所说‘截断黄河而承受索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隋开皇年间沿用汉代旧道，引黄河流入汴水。大业初年把黄河、索水合并为通济渠，分流向东南注入淮水，旧河道于是干涸。如今从东都开始承接退水，称为臭河；在畿内称白沟，在宋地称长沙，在单地称石梁，在徐地称汴水，最后流入南清。南清就是旧日的泗水。大概从三都向东，畿、宋、亳、宿、单、济之间，绵延千里，水道四处汇来；但旧河道浅窄，春夏不能承载船只，秋季大水到来时，也不能容纳。萧地原是附庸国，城小，容纳不了居民；又在河外排列店铺。每逢洪水到来，南里的百姓都迁徙躲避，房屋也被淹没，大约每隔几年就遇到一次，百姓以此为患。绍圣三年，县令朝奉郎张惇才从河西沿着旧渠开凿新的支渠，使它成为大渠，并与东河相合，用来疏导积水、救援溺水者。于是富人出钱，壮年出力，每天劝勉，十天劳作；一个月后工程完成。城中人相互说道：‘开渠的建议早已有了，换了几任县令都没有决定，最终却在我们县侯任内完成。谁有受到恩惠而不报答的呢？’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希望把这件事刻在石上，来嘱托我撰文。我认为，张侯居官善于守职，操守严峻而言语正直，因此成就了他的名声；他任职时以义为先，不怕困难，也不欺凌百姓，因此达到治理的成效。然而他值得记载的事很多，父老兄长们却唯独看中了这一件，为什么呢？善于治理的人，百姓只知道他治理得好罢了；至于他所做的善政，大概没有谁能够一一说出来。开渠修建有形迹可见，成效又在当下显现，这正是本地人想要记述的。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记。《新修东府记》　　　　　　　　陈绎 中书所掌的政事，是根本；宰相、三公，是官职。官职不一定要人员齐备，只看是否有合适的人；不是合适的人，便不让他居此位。而且，对待大臣应当体貌尊重，礼节隆重而庄严；仪物、服饰应当显明功勋，完备而相称，难道是为了偏爱某个人吗？大概能够同他们坐下讨论治理之道，不离座便能取得天下太平功业的，只有二三位执政大臣罢了。本朝以来，还沿袭唐代旧制，大臣多数来不及修建宅第，只能租住民间房屋，甚至相距城池数里之外，东西南北分散，彼此相隔遥远。四方奏书有缓有急，负责报知的吏卒要带着文书奔走，遍历各位大臣的宅第，其中有泄露、延误、违失、丢失等情况，怎么能追究清楚呢？又遇暑寒风雨，早晨赶来，晚上回去；车舆、卫士、骑卒呵喝，前后导从；缙绅士大夫前来拜访请见，只能在里巷坊曲狭窄处纷纷驰走，实在有损于大臣尊严体貌的观感。如今禁卫三帅大多有公廨，庶官和省寺官员也有的有官舍，唯独大臣没有府舍。每天上朝，便在宫门旁等待报时；入内就在议政殿上讨论政事；退朝后立即到各有司办公，公开会见来请示、陈述可否的人员。稍有休息，吏史便抱着文书，围绕几案左右，争先恐后地进呈，直到日已西斜、白昼只剩几刻，才回去。偌大的王城和京师，制度上的缺失竟然如此。

译于是皇上提出圣意，创设东西二府，亲自派宦官到宫阙西南测量土地，确定周长、宽广和方形制度，四旁曲折如钩，绘成图样上报，随即在禁中刊定；又命三司督促吏员和各有关机构，核算工程、材料和劳役，使之不妨碍时令费用，也不损害官府。从熙宁三年秋七月开始兴建，东西二府共八座宅院，总计一千二百楹。第二年秋八月，东府四座宅院建成，皇帝下诏命知制诰臣陈绎为此撰记。臣拜手稽首写下此文。十月工程实际完成之际，我谨考察三代盛王，他们依循礼义施政，到周代才最为完备；文章、典章、法度、仪物、官位次序，灿然显现在朝廷之外表。公卿无论内外，都有房舍宅第居住；上层不至于过分奢侈，下层也不至于苟且简陋。出门便有华美的旌旗、龙纹章饰和钩膺马车以示宠荣；入内便有列鼎供食、蒲席、粉饰和镶边的居室。抬头看宫室，有密集相承的椽头屋檐；低头提起衣裳，有庄严华丽的衮服和鞋履。并且认为，不这样不足以礼待相应身份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不足以辅佐天下政事。因此，他们在任用、赏赐、进退、厚薄、等级上的差等，全都称为上天所定的秩序。先王的恩泽已经衰竭以后，能讲述古人言论的人兴起，却用私人的学说蒙蔽世人，使世俗陷于迷误；即使有志向的君主，也默然不振，所仰慕的不过是耳目所习见的事物，反而使对下属的期望越来越低。西汉距离太平盛世还不远，丞相府开设四面大门，没有哪一面不设置防卫，铃声不用于报警，鼓声也不用于警戒，府第深广宏大而遥远，没有限制节度。郡国的太守和长吏可以每年上报计簿和政事；国家有重大议论时，皇帝的车驾也亲自前往听取。然而当时所议论的不过是军功、武职爵位、期会防守和督责等事。到了东汉，仍然建立公府，位于苍龙阙东侧；制度虽然还存在，但名号已不像当时那样相称。大概用人授官往往出于权宜，繁琐的文饰和空虚的器物，制度的隆盛、衰减、保存、废亡，也没有什么足以直接关系到政事的轻重。宋朝建立初期，平定四方，武功显赫，统一天下，较多任用有战功门第的人；将帅们渐渐安定下来，百姓安乐嬉游。百年之间，制度轨迹持续运行，将领和宰臣早起晚睡，不敢有丝毫懈怠。皇帝即位后，亲自掌握权柄纲纪，彰明训诫义理，谋求先王治理的实际，设置府署和属官，大体恢复古代制度；文武职位有张有弛，名位和器用各有等级，大小尊卑无不遵守秩序。名号，是礼制区别的体现；职位，是承载名号的器物。名号端正以后，任职和担责的道理才能确立，各种事务才能修治清明；名号不端正，任职和担责的道理就会废弛，各种事务也会败坏。一定要使人看见这个职位和仪制，便能够知道他的职责，也能够知道任职的是怎样的人。

译《尚书》说：‘股肱之臣喜悦啊，君主振作起来啊，百官兴盛啊。’ 这是因为天子按照正道任用大臣，并率领他们兴办事业，所以没有不欢喜的，继而歌咏也终于随着治理功业的盛大而兴起。这大概就是君臣相遇相知、千载难逢的盛德。至于圣人兴作、万物显现，宣扬照耀典章训诰，垂示万世的大法，考定不可磨灭的文章，这些难道不在于二府的制度，而在于其中所体现的道德用意吗？《新修西府记》　　　　　　　　陈绎 唐朝初年，军队由宫禁内掌管，决策出自帷幄之中，所以以机密作为官署名称。开元年间设置堂后五房，机密另自成为一个机构；其职务秘密，只有宰相能够知晓，舍人和属官都不得参与。贞元以后，藩镇互相抗拒，又加上兵权掌握在人手中，于是宦官分掌左右神策军，而枢密职务归于北司；不过它曾寄治于尚书省、寺监廊下。皇帝在延英殿召见群臣议事时，枢密官只得站在殿西屏风旁，势力仍然微弱，只负责传达宫省中的话语罢了。到它最盛时，地位最高的称中尉，其次称枢密使，都可以用贴黄文书任命官吏。唐朝末年，北司合并南北军权于枢密使，于是总领天下军队。五代以来，多由武人担任枢密使，而宰相兼知枢密院事。本朝又设置副贰，采用签书、直学士等名号，大体上文武兼用，间或由宰相兼任，因此能够进退大臣，参与听闻机密政务，其职任确实很重要。古代公卿，入朝便共同在朝廷谋划，退朝又在家中共同商议；冢宰、膳夫等具体政务不必都传到耳目，却常常能在闲居之时获知天下四方的事情，所以办事不劳苦而时间充裕，常常显得从容有余。如今天未明便入朝，在皇帝座前进见请示决断；退朝后百官又到阁门叩见禀报，吏员拿着文书四处奔走，整天都不能像古人那样从容有余地同二三位大臣谋划，形势本来就无法做到。熙宁三年，诏令在掖城南面营建东西二府，担任枢密使的人居于西府。于是有关部门知道皇上优待尊崇大臣，是要让他们在朝堂和宫阙之下修明天下政事，无不尽守职责、取得功效；士人献出才智，工匠施展技艺，不到一年便告竣工。臣谨按枢密司马的职掌：按周代制度，它隶属于夏官；秦汉时称太尉，也加冠将军的名号，俸禄与丞相相等，设置属官掌管军事。任用善于用兵的武夫，直到没有战事；任用善于治理军队的人治理军队，直到天下无事，然后天子的威势刑法震耀四方，安然使万里之外畏服折服。唉！这难道不是依靠二三位大臣才能做到的吗？至于仰头登阶，便可在椽檩上看见皇上的恩宠；俯身入宴，便可在阶陛间看见礼遇。来回行走、举手顾盼之间，无不是皇上对自己隆重礼遇的体现；那么，他们享受宠荣、居住在这里，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责任吗？《待漏院记》　　　　　　　　王禹偁 天道不说话，万物却得以亨通，年成也得以完成，这是什么原因呢？四时运行的官吏、辅佐五行的神灵，宣发了天地之气。圣人不说话，百姓却亲近，万国得以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三公讨论治道，六卿分掌职务，推行了圣人的教化。由此可知，君主在上面安逸，臣子在下面劳苦，这是取法于天道。古代善于辅佐天下的宰相，从皋陶、夔、契，到房玄龄、魏征，可以数得出来。他们不只是有德，也都致力于勤勉。何况早起晚睡来侍奉君主，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朝廷自开国以来沿袭旧制，在丹凤门右边设置宰臣待漏院，用来表示勤于政事。每当北阙将要天明、东方尚未明亮时，宰相便启程出发，火把照耀如城。宰相来到这里，銮铃之声清越。金门尚未开启，玉漏仍在滴水；宰相撤下车盖、下车，就在这里休息。等待报时之际，宰相难道没有思考吗？或许百姓还没有安定，就应思考如何防止祸患；四方夷族还没有归附，就应思考如何招徕；战争还没有停止，应当用什么来平息？田地荒芜很多，应当用什么来开垦？贤能的人在民间，我将如何荐举他们？奸佞之臣立于朝廷，我将如何斥退他们？六气不调，灾害接连而来，愿意辞去相位来禳除灾祸；五刑尚未停止使用，欺诈日益滋生，请求修养德行来治理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忧思深重，直到天亮才入朝。九门已经开启，四方聪明的耳目都近在君侧；宰相进言，皇帝采纳，于是皇上的德化清平，百姓因此富足繁盛。这样看来，总领百官、享受万钱俸禄，并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可是，如果心中想的是私仇还没有报，要考虑如何驱逐仇人；旧日恩情还没有报答，要考虑如何使恩人荣显；子女、玉帛，要用什么手段取得？车马、器物、玩好，要用什么方法弄来？奸人依附权势，我将提拔他；正直之士直言抗争，我将贬黜他。三时屡屡报告灾害，上面露出忧色，便编造巧言来取悦皇帝；群吏玩弄法令，君主听到怨言，便进献谄媚的表情来讨好。私心滚滚不止，假装睡觉却坐着。九门已经开启，皇帝的重瞳多次回顾；宰相进言，皇帝却受到迷惑，政权的柄权因此败坏，帝位也因此危险。这样看来，被下狱处死、流放远方，并不是不幸，而是理所应当。由此可知，一国的政务、万人的性命都悬系于宰相之身，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还有一种人，没有诋毁也没有声誉，随众进退，占据职位而苟且求取俸禄，充数保全自身，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棘寺的小吏王禹偁撰写这篇文章，请把它记在待漏院墙壁上，用来规诫执政者。《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　元许有壬 世祖皇帝统一天下，河南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于是在汴地设置宣慰司。至元壬辰年，改为行中书省。国家制度中，中书省总理各种政务，这就是都省。疆域广阔直达天边，机要事务每天繁多；因为天下重地难以由中央直接治理，所以设置行省分区治理。考察古代制度，魏晋有行台，齐、隋在外州设置管辖机构，称为行台。尚书省在唐代因各道事务繁多，仿照齐制分置机构；如今的行省就是这一制度的遗存。官职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丞相则设置并不固定。辅助机构有左右司，都省分为两司，行省则合为一司。设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二员，一省的谋划和办事都依赖他们。左右司这一名称起于隋唐，后来把郎中改称左右承务。赵宋尤其重视这一机构，主持整顿六曹，统理省署事务，维系百司纲纪，举发并纠正文书的积压和差错；如果不是过去熟悉台阁故事的人，不能入选此职。本朝选择人才更加严格，内外没有区别，因此由此升至执政大臣的人，个个都值得记载。河南的辅助官员，过去的不能全部考知；如今有刑部郎中观音努，员外郎托音，陕西省郎中赵中任郎中，宣文阁鉴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和琳，都汴梁路治中拜特穆尔，南台监察御史范勿任员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图们哈雅，检校官罗吉董守成任都事。

译朝廷议论认为，由于用兵所需的供给事务增加了人员编制。这个厅堂过去没有匾额，都事田腹入后来任礼部郎中，请承旨欧阳公题写‘赞治’二字；罗吉写信请求我撰记，却没有完成。等到我来这里暂代职务时，事务繁忙匆促，也没有空闲撰写。一天，我到汴梁府署拜访诏使，那里紧邻省治，本来有一条近路可以不必绕行，恰好经过所谓赞治堂，便在那里休息。罗吉等人请求说：‘这篇记已经很久没有写成，如今您亲自走到这里，难道不是有机会了吗？’于是我为此说道：‘字书解释“赞”就是辅佐、帮助。平时的治理尚且要依靠辅佐帮助，今天应当怎样呢？文书簿册的核查，是你们的常职，并不就是“赞”。“赞”还有别的含义吗？上级官员行事偏曲，你们应当使它归于正直；民情有隐情，你们应当使它显豁；刑狱有滥用，你们应当使它公平；财粮有支出，你们应当节制；逃亡百姓尚未复业，即使回来也不能务农；疆域驻兵很多，驻兵却不懂军事；迁徙、疾病和流弊集中于省署，如果治理不得力，便会逐渐危急倾覆，你们应当扶持挽救，竭尽诚意和智慧，治理成效难道会没有显现吗？况且称赞别人的美德也叫赞美。世上本来有喜好恭维、乐于受欺骗的人，如果只赞美他的好处而不纠正他的过错，还能指望什么治理成效呢？或者古人有句话说：‘防备上级不如自治。’这句话虽然原本是针对别的事情说的，我冒昧断章取义，把它献给诸位，希望你们先自治。’ 这样以后，才有人能够赞助我的治理，才不辜负这座堂的匾额。《汴梁泮宫修复石经记》　　　　李师圣 宇宙之所以成为宇宙，造化之所以成为造化，都是由一个真实的道理主宰的。道理所寄托的，不过是文章罢了；文章所传播的，不过是六经罢了。凡是上天用来命令圣人的道理，以及圣人代替上天所说的话，都完整地具备在六经之中。等到我们的夫子孔子出现，便对六经加以删削、订正、赞述和修治，汇集众圣人的大成，从此万世的标准便确定了。那些能够见到并理解六经的人，如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阐述夫子的微言大义，于是六经的深奥义理也由此得到说明。所谓胜过尧舜而不在禹之下，大概正是说孔子垂范后世、建立教化，在文章典籍上立有功劳吧？文章有六经，历史已经很久了。有人把它算作五经，大概是把《礼经》和《乐经》合为一部，因而少算一部；有人把它算作九经，大概是把《周礼》《论语》《孝经》也算进去，因而多算三部。唯独《大学》《中庸》混在《礼记》的各篇之中，《孟子》一书则同荀卿等诸子之书杂列在一起。这样内外表里、经纬条理不能相互贯通，最终使求学者找不到门径进入圣贤的境域，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有汴梁旧有六经、《论语》《孝经》的石刻本，是近代辟雍所树立的。山谷变迁，石经修了又毁，残缺剥蚀的部分不下十之五六。此前历任执政大臣中有贤能而且有文才的人，也来不及过问此事，算起来已经七十多年了。如今参政公额森特穆尔一见便为此忧虑，慨然把完整修复石经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正义声望的激励下，响应附和的人很多，不到几个月便恢复了旧日的面貌。只是《孟子》七篇仍然有所缺失，怎么办呢？参政公熟读四书而明白大义，急切想要增置石刻，恰逢时限紧迫，有关部门请求留待以后办理。参政公默然不语，大概是准备等待下一次举措。只是四书作为一个名称流行于世，在程子、朱子以前从未有过，这岂不是会引起异议吗？唉，这正是圣人文章的传统所以断绝而又续接的原因。为什么呢？六经成于孔子之手，四书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它们同出于自然，几乎就是所谓极其精妙的道理吧？我世祖皇帝聪明睿智，远胜前代，素来知道崇尚四书，因为圣学的精要就在其中。他曾对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后生说：‘你读过四书吗？’又曾对侍臣说：‘孔子的道，就是三纲，就是五常。那些缀辑诗赋的人，所写的都只是浮华的言辞罢了。’这话意义多么伟大啊，真是与二帝三王虽处不同时代，却在六经的大法上同心；可以说是一句话概括了全部道理。可惜没有刊刻流传的经典，却被从事雕虫小技的人割裂、损坏而腐烂了。宰相、大儒许衡也说：‘《小学》、四书，我像敬信神明一样敬重信奉。’他推尊四书到了这样的程度，也正如孔子所说的取法周礼，并不是排斥夏、商二代的制度而不予取用。石经完成后，又有学士大夫都说，这项工程关系重大，实在不能没有记载；并且借此阐发诸经的大义，也不是没有益处。于是把撰写记文的任务交给我这个不才之人。我私下认为，六经和四书所施行的教化，不过是去除人的私欲，以恢复天理罢了。天地之间一气运行，清气居上，浊气居下，明亮居内，昏暗居外，芳香居前，臭秽居后；一类主宰生，一类主宰杀。天理和人欲各有归属，这就是阴阳、善恶的大分别。上天以生养之道使百姓获得福祉，人也以生养之道使自身获得福祉；凡有生命的族类，哪一个不是由此道而行呢？姑且从人的日常生活来看，例如梳理头发、洗脸、整理帽子、抖动衣服、洒扫房屋厅堂、洗涤器皿，都是为了去除污秽、使之清新，归附于阳明的清正之气，并以此养生得福。物品有污垢，尚且必定要除去，何况人的精神居所，怎能容纳私欲的虚伪，让它在内心造成祸害呢？如果确实要把它除去，而且最终把它彻底除尽，那么天命所赋予的本性、顺应本性而行的道路，就会不远而复归，并且真正存在于自身之中。《中庸》的一篇序文已经完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圣人文章的正统传承，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这是我所听闻并理解的，大致如此。我反复深思多日，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熙春阁遗制记》　　　　　　　王恽

译木匠钮氏曾向我谈说熙春故阁，认为它的形制和气势很有层次。后来又用界画的方法说明：‘这是此阁的大概形制。楼阁高二百二十二尺，宽四十六步有余，纵深也同样如此。虽然四角缺去角部，但它的方形尺度在中部和下部还多有曲折余量。把断鳌作为柱子的共有五十二根；中间阁位与东西两翼相连，共九楹。中间的楹柱有五根，每楹高二十四尺；两翼各有楹柱二根，共长七丈二尺。上下建成五重檐，层层覆盖；每重檐长二丈五尺，用来遮蔽日月、挡住风雨。阁位和平台叠成四层，每层借用古座计算，实际作为阁位的有三层。穿过明处进入暗处向上，楼梯通道总共转折五次。世代传说，此阁开始营建时，有两个孩子扶着醉翁从前面经过，将要营建的人说：‘这就是楼阁的制度。’于是取来器具，形成完整的形体。因此两翼旁边的构架向下俯伏在上层栏构之下，只占一层而已。它有高有低、有隆有杀，是取其缥缈飞动和上下尊卑的次序。这座阁的形势之所以有瑰奇特绝的称誉，原因就在这里。’我因此想到，汴地自壬辰兵乱以后，旧日苑囿荒芜淹没，只有熙春一阁巍然独存。过去我曾与客人三次登上阁顶，徘徊四望；虽然惆怅而生出麦秀黍离的感慨，又惊叹它高峻壮丽，仿佛神灵营造、鬼神构筑，震撼心魄、惊动眼目，实在无法测度。它甚至不用井干式的高台，也没有陡峻的台基，却飞翔般突起，直冲青霄而高耸向上，又像巨鳌翻身、凤凰展翅。我遍考秦汉以来宫殿的制度，汉代已不能恢复秦代的规模，唐代又赶不上汉代。像未央宫、长乐宫，哪里能有阿房宫万分之一？含元殿、华清宫，又哪里敢比拟两汉都城的规制？大概是天地元气衰微，国家资财、民众力量以及众多人才，不能满足这样的营造规模，尺寸也达不到原有数目，所以如此。然而熙春阁的遗构，也可以称作近代杰出的景观。那些文人词客即使加以称述、作赋吟咏，极尽华丽，也如同凭空议论庭院章法，只能徒然想象它千门万户的形态，终究不是木匠就不能知道它规模和胜概的所以然。楼阁废弃拆除已经很久，等听到钮氏的讲说，仿佛屋角和金雀飞入云雨、舞动在空中的景象，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然而不善作文的言语不足以传达深远之意，因此写下此记留给他。钮氏，是当世工匠中优秀的人。至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记。《汴梁路城隍庙记》　　　　　　王恽 汴梁的城隍庙，祭祀城隍神，历史由来已久。壬辰兵乱以后，庙宇废毁不存。河南路兵马都总管刘侯福非常忧惧，认为没有办法安顿神灵、揭示祈福之意，便说：‘祭祀神灵、治理百姓，是守吏的职责，怎么可以偏废一项呢？’于是相看新昌里地势爽朗高燥的土地，以西、南两面临通衢为界。刘侯的私宅在庙的东北面，东北又抵着居民万氏的住宅；土地广阔，共有七亩有余。四周环绕高墙，中间建起正殿，神像庄严；前面敞开台门，门扉关闭严密而肃穆。左右环绕着斋房和屋舍，恭敬邀请女冠孟景礼、向妙顺、朱妙明等人共同住持，虔诚奉行香火。景礼是四元宗献的女儿，童年入道，凭借女道士中美好的资质，得到道门中的优选，享年八十五岁，无疾而终。妙顺也出身名门，探究玄理，擅长文章，与孟景礼同年成仙离世。景礼临终时嘱咐妙明说：‘你们只管严肃修行，善于守护庙宇，不要辜负刘侯的托付。’妙明只回答说：‘怎敢不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甲辰年，刘侯命侍人周氏、韩氏披衣戴冠，拜栖云王真人为师接受训导。周氏道号妙元，韩氏道号妙温，二人与妙明结为师姐妹；所需衣服粮食，都由刘侯出资供给。妙温、妙明都活到期颐之年，相继羽化而去。后来刘侯的第四子、保定路总尹某去世，其夫人徒单氏悲痛夫妻中途离别，又感叹荣华容易消歇，于是来到这里隐居，法号妙真。道士和俗人都感叹赞叹，庙宇因此更加受到尊重。妙元和妙真倾尽妆奁，刻苦节省，终于重新修缮正殿、台门，创建献殿廊庑、子孙司，以及道众宿舍、斋房厨房，建筑焕然一新。洞明真人称赞她们，并加赐妙元‘纯贞素德散人’的称号。妙元今年登七十岁，每天诵读五千句玄言作为功课，早晚焚香诵经，为圣人祝寿，祈愿天下安宁；虽已鹤发，却童颜鹤发，精神强健，丝毫没有衰退。她又担心兴建庙宇的始末不能清楚地留传给后世，便写信带着礼物到京师，请秋涧翁撰记。我曾多次在大梁任官游历，也曾遍览故国遗迹；如今虽已衰老，难道忍心不写一句话，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其中吗？我谨按祭祀典制考察：阳气上升，天神下降；地道肃静，人鬼出现。从邦国直到臣民，祭祀等级中关系最切近的只有社稷和五祀，城隍神起初并未载入典籍。世间传说，秦代功臣冯尚曾托梦给汉高帝说：‘我奉天帝之命，和大王共同掌管城隍的阴间事务。’这件事恍惚无凭，无法追问考核；然而自汉代直到今天，城隍祭祀终于成为天下通行的祭祀。社神和五祀虽然有固定的尊崇地位，但当时实际主持事务的神灵，没有比城隍更重要的。何况汴梁是六代都城，四方百姓聚集于此，城池广大雄厚，街道纵横相通，人物众多，精英汇集；城门昼夜开闭，生死变化，幽明两界之间，确实有神灵在主管这些事务。城隍属于地道。古人求神，各按同类相求；如今让女冠主持城隍祭祀，事情是合宜的。经传说：‘西施若不漂亮，人人都会捂着鼻子从她身边走过。即使是恶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用来祭祀上帝。’这是说只要真诚清洁，就能感通神明。像景礼、妙明、妙元、妙真等人，都出自诗礼名门和熏香鼎食之家，清心修道，敬奉神祇，使庙宇面貌完整坚固，全郡都来瞻仰。虽然这是她们诚信笃实所致，大概也因为神明有所扶持吧。追溯事情的根源，当然不能忘记刘侯当初创始营建的辛劳，这件事值得记载。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记。《三皇庙记》　　　　　　　　　　吴炳

译元朝制定制度：凡是古代帝王中明智圣贤、功德载入祀典的，遇有重大诏令，便由主管其祭祀的官署择日举行仪式。祝文、玉帛和牲牢的数量，随时增减。祭祀完毕即撤去。至于三皇，则沿用旧制，在郡县建立庙宇，规定固定的祭祀处所，定于暮春初期的固定日期举行。祝文、玉帛和牲牢的数量，由有关官员谨慎遵守，不敢擅自增减。既然有固定的礼制，难道不是因为功勋惠泽遍及天下的一时之恩，与开创天地、为万世树立准则的圣德相比，范围有广狭不同，国家尊崇德行、报答功勋的方式也因此有厚薄之别吗？汴梁路距离京师一千五百里，且靠近开封尹旧治之地，总辖数十州县，是大府、省、宪等机构的所在地。土地人民广阔，承担养蚕缫丝和保障地方的责任，并不亚于其他州郡。当地各种神祠，楼阁高耸、殿宇幽深，台基高峻、屋宇凌空，远近相望，多由私人兴建；那些独自有力量乘用坚固良车、拥有巨大家产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奔走。三皇祭祀的宫殿却不超过一亩，建在艮岳废弃基址的顶端，仿佛无处寄托，只得暂且栖身在那里；主祠、配享诸神合在一堂，前后尊卑混乱而没有秩序，祭祀用的几筵、俎豆也不合礼制，行拜伏、进献、灌鬯之礼时，登高下陟十分困难。像这样已经有很多年了。主管官署把它视为惯常之事，毫不放在心上，却把邮传不整治当作大事；这并不是奉行圣明制度、尊崇圣人祭祀的做法。然而兴修土木，百姓也会劳苦；只要逐渐进行，使人们不感到困苦，功效反而可以加倍。材料的积聚，一块砖的使用，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日后兴建作准备。若连一点点积累也没有，只是在这里徒然叹息，便无计可施；这就像病了七年才想寻找三年份的艾草，如果平时不储藏，终身也来不及得到。像李侯这样的人，难道对这个道理有所了解吗？李侯到任后，能够奉行皇上的命令，以仁爱施政，首先修治儒学；回头看到这座庙，便感叹说：“这是地方长官的责任，我怎么敢落后呢？”于是买田扩展旧址。用土制作器物，虽然会被讥笑为简陋，但施用于古代礼制，似乎也没有大的过失。于是命制陶工烧制登、豆、簠、簋、爵、坫、罍、牺、象等尊彝器皿，祭奠用的池、香、鼎也无不齐备。拨出白银五锭作为制作器物的费用，又命官吏登记，将官田二千五百余亩分给有关方面，以便医学议定代祀日期等事。后来担心朝廷下令停止劳役，工程最终没有完成。于是派属官王国辅请求我写文记述此事。李侯若是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他的用心也算勤勉了。君子对于义理上应当做的事，只看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事情成败、迟早，几乎不由自己决定。李侯修建这座庙，事先储备材料、扩大根本，又岂只是准备一块材料、一块砖而已呢？后来的任职者，才干品行都应当经过选拔考核；他们担任本地长官，将奉行国家尊崇德行、报答功勋的心意。那些茂盛生长、群聚居住，住在房屋中生火做饭，养生送死的人，与主持这座庙的人一起，抬头仰望祭祀的几筵，低头享用田地的收入，哪一个不是承受三皇恩泽的人呢？他们都将挽起袖子争先恐后，奔走完成此事，谁不会说：“这座庙的修建，是从李侯开始的。”又何必忧虑功业不是出自自己呢？李侯名信，字可复，是上党人，先前任京尹，治理有能干的声誉，现在以正议大夫任总管。辅佐他的有朝散大夫同知崔阿沙、奉议大夫治中刘巨源、承务郎推官张君谦；赞助此事的是承务郎经历李献；负责督办这项工程的，也就是王国辅。《开封府重修庙学记》　明·于谦 孔子的道，就是天的道。天道经历万古而不停息，孔子之道经历万世而没有弊病。删定、阐述六经，如同昭示、悬挂在宇宙中的日月光明。教化的恩泽浸润人心，如同雨露滋润万物。所谓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的圣人，三代以后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我国历代圣君相继，都采用这种道理。内至京畿，外至郡邑，无不建立庙学，用来祭祀孔子、培育才俊，这是为了资助教化的源头、尊崇教育的根本。开封是中州第一等的郡，过去本来就有庙学。年代久远，倾圮毁坏，规模仪容已经不相称。前任郡守黄公瑾有意重新修建，工程只完成一两成，便因退休离任。现任郡守舒侯刚到任，便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竭力兴修；各位地方长官也都捐出俸禄资助经费。于是扩充库房使之高大，拓宽狭窄处使之广大，修饰简陋处使之华美。从礼殿、讲堂，到诸生学习、会食的地方，无不完备。规制宏大华丽，比过去更加完善。郡博士黄宗认为此事不能没有记文，便率领诸生来请我撰文。孔子之道如同天道，朝廷培育人才的教化也如同天道。各位士子生逢盛世，沐浴清明教化，又有贤能的方伯、郡守来振兴他们。庙学的更新，就是文化的更新；仪观的盛大，就是士风的盛大。这其中的关系难道是偶然的吗？做老师和弟子的，在这里早晚学习，在这里诵读，在这里休息，难道也知道根本所在吗？如果知道根本，就应当涵养本源、砥砺平日的操行，求学一定要达到根柢，而不要只在语言文字的末节上用功。将来出仕施展才用，得志便把自己的道理推行于天下；事情与志向不合，也要做到无愧于名节、无愧于天地鬼神才罢休。这样就不会辜负圣人在天之灵，不会辜负朝廷培养人才的教化，也不会辜负上天。对于郡守振兴文教的心意，难道不是大有光彩吗？舒侯名曈，字仲曦，是浙东姚江人，以进士成名入仕，授任黄门郎，受到推荐后出任本州郡守。这一举措足以看出他的良好政绩了。《祥符县重修儒学记》　刘昌

译祥符就是古代的浚仪县，本朝将开封县裁撤并入其中。它的学宫始建于何时，无从考证。河南左布政使庐陵人李昌祺说：“宋朝在这里建都，既然设置了国子监，县里就没有理由再另设学校。现在的学校就是云老寺和祥符县旧址。”本朝洪武五年，知县胡聂创建学宫，规制大致完备，却被水冲毁。永乐四年，知县王春才将它修复。宣德十年，教谕沈辚得到钟楼剩余材料三百件，便大加修整，又开辟道路两旁的空地，立表题为‘文林’，高大焕然，士民争相观看。到天顺五年，已有二十六年，腐朽虫蛀接连发生。等到黄河决口冲毁郡城，学宫便荡然分散，全部毁灭。第二年，我以按察副使兼提学到任；到达后，有关官署已经修建礼殿、讲堂，廊庑、斋舍也逐渐完工，但规模还不宏伟。我于是与几位同僚谋划，恭敬协力，众议一致。如今按察副使安成人王公齐首先为它修建馔堂，于是厨房、浴室、库房等都恢复旧貌。左布政使四明人章公绘又依照左右旧有道路重修，立表题为‘兴贤育才’。教谕陈祯又率领士民中好义之人修建两座门：礼殿前的叫‘櫺星’，讲堂旁的叫‘礼门’，又在出入必经之处立表题为‘义路’。‘櫺星’门以南，地面宽二百弓，过去汴渠曾从这里经过；渠道虽然淤塞，积水却仍和从前一样，人们很为涉水往来而苦恼。按察使建安人刘公福、按察副使泰和人欧阳公熙便在上面修建石桥。再向南就是通衢，王公又修建飞楼，恰逢奉命巡视兵务于商洛，未能完成。如今按察使关中人宋公钦甫到任，立即到学校巡视，并说：‘我不能不承担完成这项工程的责任。’没有过多久，工程终于完工。所谓‘高大焕然，士民争相观看’，比过去更加壮盛。诸生共同请求我写记。求道必须依靠学习，学习必须有老师。孔子是万世的老师。人们既然要虔诚承受、仰慕向往孔子，就应当无不尽心，何况是学宫？何况浚仪是中州首邑？我希望诸生勤于诵读经籍，致力于端正根本，像诸位官员那样虔诚仰慕孔子并坚定地坚持下去；这样距离圣道不就不远了吗？众人都回答说：‘好。’于是我写成文章交给他们，请他们刻石作为记文。《扬州门新造石闸记》　吕原 汴梁是元代河南行省的治所，而这里正是所谓天下的枢纽。明太祖初年，曾经在这里建为北京；后来又把周王分封于此，同时设置河南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并附设府、县、卫、所。城墙周长二十里，外面环绕着堤防。宋代时，靠近城池的只有汴水、蔡水等河流，黄河从城东北流过，通向大海。元代时，黄河开始向南迁徙，逼近城池流过，与汴水、泗水汇合后流入淮河。明正统戊辰年，也曾从张秋口分流决口，向东北入海；后来又照旧向东南流入淮河，于是修筑堤防保护城池，这件事大概已经很久了。土堤本来容易迁移，河流又夹带泥沙，容易淤积；因此河床越抬越高，堤防日益加高，而城池反而越来越低。天顺五年秋七月四日，外来洪水暴涨，黄河水漫过堤防，土城于是决口。过了六天，风激浪涌，洪水冲破北门灌入，平地积水深达一丈多。王府以及官署、卫所、学校、民居、井、市等，估计数万处，全都被水浸没冲毁；有力气扎筏的人，仅能靠此保全性命，老弱者往往溺死。事情上报后，皇上特意命工部右侍郎琼台人薛公远赴当地救济治理，并赐玺书授予相应的处置权。薛公快马赶到汴梁，宣扬皇帝的恩德，安抚受灾的百姓；立即调运粮食救济饥民，亲自率领三司官员察看地形，商量估计工程和费用，并向当地老人询问事情的缓急，于是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征集丁夫，预先在所属地区调集堵塞、治理所需的物资，又委托开封府知府鱼侃、通判蔡保等管理应役人员。先命右布政使丰庆、按察副使项璁在决口上游督率民夫打桩、卷埽，修筑长二百四十余丈的截水堤；十天左右堤坝完工，决口断流，洪水回到原来的河道。又命按察副使张谏、参议王▯从土城东面的独峦冈起，直到猫儿冈，督率民夫开挖二千二百七十八丈的渠道，引水向东流去，城中积水便逐日减少。又命参议史敏、佥事高逵在土城东南的扬州门，疏浚淤塞的旧渠，从太平冈一直到陈留渠，长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丈，用来排泄城中积水，使下游通达黄河。从此地势稍高的地方都能修葺，王府等官署房舍也逐渐可以居住；军民中流离失所者接连恢复产业，能够耕种的荒田都播下了越冬小麦。但城中地势最低洼，积水无法全部排出，于是命参议萧俨、李浩、佥事王绍督率民夫用水车和戽斗排水，参议何陞又加以引导分流，过了一个月水才排尽。洪水初退时，环城五门都有积水；黄河决口以后，水势更加漫延，往来没有渡口和岸边可走，只能借助船只，一遇风浪，谁也不敢渡过，因此米和柴的价格上涨到原来的数倍。于是又命项璁等在大梁门、仁和门等三门修筑道路，以便车马通行，城内城外都感到便利。又命李浩修补城墙缺口，并在各门创筑月堤；军民中贫困饥饿、缺少种子的，发给粟麦，共八千余石；房屋漂流冲毁、没有住处的，发给椽檩，共一万三千余根。工程将要完毕时，又想到积水全靠开渠疏导，于是议定在扬州门设置闸门，用来限制内外水流：如果以后城内积水，就开闸排出；如果外水想要流入，就关闭闸门堵住，这或许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恰逢巡按御史梁公觐、董公廷圭到来，商议后意见一致，于是委托布政司照磨金景辉等到郑州贾峪山采石烧灰，并劝令客舟按期运到；又命金景辉和开封推官刘锜督办工程。不久石闸建成，工程开始于这一年九月十二日，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停工。共役使丁夫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一人，用桩木三万一百七十四根，按捆计的芟稍十二万七千四百捆，按件计的犍囤三千二百件，麻九千七百八十六斤；石闸用石八百余片、砖二万余块、灰三万余斤。

译这项工程中，诸位官员开诚布公地劝导晓谕，众人都心悦诚服，所以劳作虽然长久却没有怨言，费用虽然巨大却容易筹完。薛公回去以后，全城士人百姓都说，他体察朝廷的心意，既把百姓从洪水灾难中救出，又在灾患尚未发生前加以防备；他的恩德宏大，谋虑深远，应该有所记述来告知后人。崇明县训导、祥符人艾俊写信请求我作记。唉！中原水灾以黄河最为严重，大禹治理黄河，致力于增加分流的河道以分散水势，所以在大伾山以下分成两条河道，在大陆泽以下分成九条河。如今黄河失去了禹时的河道，治理本来就困难；如果能在事情发生前预先防备，访求旧有河渠作为分流去处，也就不至于临事时措手不及。开渠设置闸门，大概是懂得从分流去处着手；但分流河道不多，也应当防备泛滥。因此记下工程施工的次序，并附带写下这番话。序 《送权秀才到汴州序》　唐·韩愈 伯乐的马厩里良马很多，卞和的玉匣中美玉很多，那么卓异奇特的士人，当然应当游历于大人君子的门下。相国陇西公平定汴州以后，天子命御史大夫、吴县男担任军司马，门下士人权生确实跟随他来到这里。权生的相貌本来和普通人一样，但他的文章能够援引事物、联贯同类，穷尽情态、写尽变化，音律相互协调，如金石之声和谐；短章幽深寂静，大篇从容充沛。这样的文章，读上好几天也不会感到穷尽。我曾在京城观察，每年贡士有一千多人，有的与他们交游，有的得到他们的文章，像权生这样的人，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如今他将进身于贤明的主管官员，又得到吴县男的知遇，他果真会有所成就吧？因此大家都作诗赠送给他。《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陇西公董晋任宣武军节度使，治所设在汴州；俱文珍任监军，韩愈任观察推官。文珍将要赴京，韩愈作序和诗送他。当时是贞元十三年。】如今天下的藩镇，以陈留最为强大；这里驻兵十万，辖地连接四州，左有淮河、右有黄河，控制着齐、楚之地。浑浊的河流浩浩荡荡，舟船车马都通行于此。所以自天宝以来，担任藩篱屏障之职、掌握弓箭和斧钺权力的人，都是国家重臣，是天子所倚重的。监统他们的宦官，必须才干雄杰、德行深厚，能够俯察民情、仰体天意，然后才可担任。我们的监军俱公，停止侍从近臣的荣耀，接受心腹重任，奋发施展武勇，张扬我皇帝的威严。遇到变故便出奇谋，事先独自筹划，谈笑安坐之间便使危急疑难得以平定。天子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方伯也有和睦相处的美誉。贞元十三年春，他将要到京师去，相国陇西公在青门外设宴饯行，认为他的功德都值得歌咏，便命属官们都作诗来铺陈赞颂。诗说：奉命出使羌池，安静地镇守戎地汴州；水势安稳而冲向长天，鹏鸟的翅膀宽阔；报效国家，剑锋森寒。清晨驱赶征途上的骑马，春风中吟咏采兰之歌。谁说做臣子的道理中，忠孝两全必然困难？《送杨凝郎中出使归还汴州》诗后序，柳宗元。议论此事的人说，大梁有许多强悍的将领和精锐士卒，动不动就接近狡黠作乱，却从未彻底安宁；控制驾驭他们的方法很难掌握适当的分寸。因为将领骄横、士卒暴戾，眼前的忧患就会到来，这不是用来团结众人、治理百姓的办法；如果诛杀将领、削弱士卒，外部的忧患就会实际发生，这也不是用来守护城池、巩固边境的办法。因此应当加以慰问、荐举、温和晓谕，把他们收纳为心腹，然后恩威并施的办法才算完备。圣上于是用表臣来抚慰他们，用艺人来辅助他们，使刚柔两种办法并用，使叛逆和顺从归于同一道路。既除掉最大的祸患，便使众人各有居室。杨公因此凭借谋议的机会，面见王庭，不到一时便承受诏命返回复命，向外部诸侯显示信用。当时朝廷中有声望地位的人，以及所有同僚属官都来饯行。

译许公容纳我这个童年后学，让我位列末席；礼部郎中许公，凭借宏大的才华、深奥的学问，已经担任掌管文书的职务，又回顾并倡导席间之事，大家便各自截取篇章作赋。众人认为工部郎中崔公的文章是当时最雄健的，应当由他首先作序；又认为我这个小子分得了离筵余下的一点酒，便让我撰写后序，编在后面接续。大体说来，军队的制度和辅佐人员的重要性，崔公的序文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承受命令、接受简册，本想默然不言，却不敢如此，所以记录议论者的话，拜手献上，用来充作末篇。《蓬池禊饮序》　萧颖士 禊，是古代失传的礼制。《郑风》中有相关记载，大概取春草萌芽生长、阳光普照温暖之意；手持芳兰，面对清川，乘着和气洗除不祥，以求福祉，其中的意义就在于此。晋代中期才开始加入宴饮游乐，江东的宋、齐时期又间或以诗文歌咏，于是风流流传久远，汇聚成盛大的集会。至于华林园曲水，是天子亲临的盛会；兰亭曲水，是一郡长官主持的雅集；可是方伯的欢乐，却从未有前人记载，直到今日才有。天宝乙未年暮春三月，河南连帅兼陈留太守李公，因为政务已经办成、事务简少，封国之内多有闲暇，便率领府郡属官和两三位宾客，在蓬池畅饮，完备祓除不祥的礼仪。梁代已有蓬池，历史很久了。它向前延伸到溵水、颍水，右边汇合城郭附近的水流，浩渺绵延、波光荡漾，日光澄澈、天空明净；舟船停泊在这里，随着波浪泛游，景色也随之展开。池的左边，遥远的原野曲折相连，高冈挺拔耸立，美好的花草散发异香，杂树连成一片青翠；台亭就建在那里，可以登临眺望。于是郡府官署拨发钱财供应费用，县吏率领役徒修整场地；前一天晚上议定安排，第二天早晨便集合办事。这天方伯拥着车马、拖曳旌旗，卯时从北门出发，辰时渡过南川，不快不慢，仪仗整齐、行列盛大，在东边停下车驾。然后下到春水之中，扬起小舟；饮羽觞、吃芳美菜肴，缓缓起舞，清声歌唱；采摘青苹，惊起紫色鳞鱼，往来环绕池中小洲，远望南边渡口。自己已经吃饱，还要喝到尽兴；吟唱《乐只》之类的赋诗，醉后坐在池边仍不懈怠；直到太阳落山仍未结束。大家陶然自得，充分显示了胜境佳辰的美好，也体现了名公喜好雅事的深厚情意。我这个末座之客才疏不敏，听前代记载说：德行融洽、礼仪完成之后，就应当以诗歌咏唱。梁地本来是古魏地，请大家都作诗来记述此事。《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　宋·曾巩 古代学者学习六艺，学习射，不仅要会弯弓发箭，还应当熟悉作揖礼让的节度；学习御，不仅要会驾车走马，还应当熟悉驱驰的节度；学习书，不仅要能挥笔书写，还应当辨明字体体例、通晓文字意义；学习数，不仅要能排列计算，还应当懂得它的用途并各自掌握相应的方法。五礼的威仪多达三千条，六乐的节文也可以说繁复而众多。唉，烦琐劳苦到这种程度，然而古代学者必须做到这些，也可说很难了。不过，以礼来学习射御，以乐来学习干戈，年轻时学习，年长后入朝为官，他们的武备本领自然修养完备。他们在家有塾，在党有庠，在乡有序，在国有学；教育有老师，视听言动都有相应的仪容，衣冠饮食都有一定的规范；几杖上有铭文，盘盂上有警戒之辞，乘车时有和鸾之声，行走时有佩玉之声，宴居时有雅颂之乐；只要不是正常场合，琴瑟也从未离开眼前。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的一切，都接触于耳目、活动于四肢、通达到内心；用来培养人的方法，竟然详细严密到这样的程度。即便如此，这还只是有待于外在环境的教养罢了。至于天地万物的道理、人的性命之际，还要努力学习去探求，深思熟虑去寻索，使自己知道其中的要领、认识其中的纲纪，并以斋戒自守，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与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应当从内心获得，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

译唉！古代学者在内外两方面所受的训练，以及守持心志、涵养本性的功夫，竟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时日、自强不息、努力求至于极境的原因。然而他们平日的学习有基础，防闲约束也有各种设施，如此完备，那么寻回放纵的心、铲除邪僻的气质、成就文武才干、取得道德实质，就可以说容易了。孔子说：‘人的兴起在于诗，立身在于礼，成就在于乐。’乐能够感动人的内心，使人受到教化，所以说成就在于乐。从前舜命夔掌管典乐，教育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乐不只是去除邪僻，也是用来纠正性情偏失、使它归于中正的。所以和鸾之声、佩玉之声以及雅颂琴瑟之音，不是正常场合便不离眼前，难道是虚说吗？如今学士大夫在守持心志、涵养本性方面，凡是需要外在条件的，都不能具备；内心可以获得的，又都忽略了实际功夫，真可以说是简略而容易了。然而要寻回放纵的心、铲除邪气、成就文武才干、取得道德实质，难道反而不困难吗？这正是我害怕自己不能成为君子、反而陷入小人境地的原因。至于那些需要外在条件的功夫，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但对于琴，我私下里早就有志于学习了。只是担心没有人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遇到洪君，才和同舍诸人一起到相国寺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仅能掌握琴声，也能领会琴意。我将要拜他为师学习，所以讲述我所仰慕的古人之道，希望能够有所自我启发。同舍诸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我是曾巩，字子固。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和吏事才能闻名于世。《吹台春游序》　明·刘醇 汴京过去是帝王车驾所在的地方，名园胜境在天下各地中首屈一指。每逢良辰佳节，往往成为士大夫游览观赏的地方。自从中原发生战争，战火之后所存无几，又被河水淹没。像金明池、蔡太师湖一类地方，也都湮灭得没有一点痕迹可见。只有城东南距离城池三里左右，有一座荒台旧基巍然独存，高高突出于风烟之外，高宽数丈，可以登临眺望，就是古代的吹台。台的西面有寺院和民居相接，竹木疏落，风景可爱。再向东走六七里，临水有村庄，渔舟、牧笛相伴，野趣超凡。与台西相比，景物顿时不同。此时正是春日，春光荡漾，草木争相荣茂，鸟儿鸣唱，鱼儿游动，令人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璲邀请我和子山、艾公体方、黄公等一同前往游览。我们准备酒菜，摆设几案坐席，列坐在芳树之间；大杯酒交替传进，清歌间或响起，宾客们欢乐饮酒，我也喝得酣畅，恍惚如同身处桃源深处，不知不觉把尘世忧虑全都忘了。大概景色与时令相合，事情与谋划协调；主人风流雅致，宾客也温文含蓄。古人所谓‘四美齐备，二难并集’，这里实在兼而有之。何况年年多次丰收，人们大多有闲暇；没有辜负过去的约定，能够和众人同游，接续前贤的旧事，这是多么幸运啊！后来天色已晚，将要回去，我们倚着吟诗的马鞍，斜戴着醉后的帽子，有的说话，有的谈笑，前后相继。当地老人指着我们感叹说：‘过去太平时代的气象，今天又看见了！’于是王庭璲便把这次游览画成图，依次列出众宾客的姓名，请我叙述这件事，使它流传到将来。我认为时光飞逝，如同小马跃过门缝；人生能有多久，却终日埋没在尘世之中而不知道止步。所谓‘及时行乐，手持蜡烛夜游’，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诗经》说：‘如今我若不欢乐，日月就将消逝。’这句话，观看此图的人或许可以有所取法。《吹台驻节诗序》　刘昌 开封是古代蓬池、忌泽等水泽汇聚之地，梁惠王开辟它来赐给百姓，因此称为开封。《文献通考》说：‘如今郡城西面的古城，就是惠王所筑。’城南有吹台，世人却说是梁孝王的吹台，这是为什么呢？顾谨中等人甚至直接把开封称作梁园，又是为什么呢？孝王封国在梁，当时梁郡正在今天归德州、睢阳、宋城之间，李白所作《梁园吟》正是指那里。开封在汉代属于陈留郡，不在孝王封国内，那么吹台怎么会是孝王的吹台呢？我编纂《中州胜览》时，才依据梅圣俞的诗加以订正。梅圣俞的诗说：‘从前梁惠王筑台，聚集歌吹；如今笙箫之声再也听不到，黄土化为珠翠，这些情形已经清楚足以作为证据。’唐代杜甫跟随李白登临吹台，慷慨悲歌，一时受到仰慕，所以后世诗人骚客认为不能到开封登吹台吟咏歌唱，是一件遗憾的事。何况正逢大明盛世，怀有善于作赋的才华，如同我们进士陆君建节经过这里，登台凭吊古迹，在中州之地抒发胸中千年的幽思，扬眉吐气，尽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呢？这正应当受到开封士大夫的重视，也是《吹台驻节诗》所以写成的缘由。《周礼》说：‘凡是通行于天下的使者，必须凭节；没有节就不能通达。’所以当时有玉节、角节、虎节、龙节，分别用于适宜的场合。汉代使用竹节，如今使用符节，凭印章相合来办理事务，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玺节。然而节不在器物，而在人的内心；一个人如果有坚定不屈的气节，这样以后才能办事通达而没有阻滞。所以《周易》说：‘安于节制，亨通。’陆君出使开封，温和而恭敬，举止有条理而合乎法度，凛然自持。他的内心大概想与杜甫、李白争个高下，那么岂只是登高作赋而已？他的志向远大，确实有能辨识的人。既然一时受到仰慕，也一定会由今传到后世。于是祥符学谕陈君搜集当时大夫士人所作的诗，准备送给陆君，以保存这段旧事，并交给我观看。我追溯本源，写下这篇叙文。钦谟这篇序文认为，梁园应当在睢阳、宋城之间，只把吹台说成梁惠王所筑，并以梅圣俞的诗作为证据。考察《汉书》，梁孝王修筑东苑三百余里，推测从开封到睢阳都在他的封国内。杜甫诗中说‘从前我游历宋中，只有梁孝王的都城，兴致酣畅登上吹台’等语，而他的本传却说杜甫曾跟随李白和高适经过汴州登吹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州览胜序》　唐寅

译我的同乡袁臣器，少年时意气洒脱，温润如玉光映照，实在是十家之中出类拔萃的才俊。弘治丙辰年五月，他忽然乘船整理篙桨，向北渡过扬子江，经过彭城，逐渐到达淮海，抵达大梁的城门。九月回来后，便把所经过的山川、丘陵平地以及险要关隘、名胜之处画出来，早晚展开观赏，仿佛亲眼看见其中景物。我有幸与他同乡，得以借此询问道路里程，所有情况都清楚地从他的指下显现出来，大概是因为他本来就熟悉这些地方，又能详细说明。我听说大丈夫出生在世上，削蒿草作箭杆，揉治柘木作弓干，装饰在不同的房屋中，本来就希望他能远行登高、到远方建功，不要局促在窗下。而有些甘愿隐逸的人，心怀田园乡里，终身不窥城门，说世道与我不合，甘愿和灾木一起化为灰烬，即使有一点才分，也没有人知道；后世也因此没有人替他们陈述、荐举。所以我本来想施展自己，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但身穿青袍，奔走在士人行列中，身体和才用还没有获得施展。即便如此，我也不能长久地冷落失意于此。臣器刚从魏地回来，如今不知道广陵还有没有中散大夫的遗音？彭城是项羽所建都的地方，如今还有几头麋鹿？黄河旧日宣房宫堤的遗址还在不在？大梁城中，还有没有人手持盂饭祭祀信陵君？臣器，请你再为我详细说说这些情况。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验证他说的话。《汴京遗迹志》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十六，明代李濂撰，艺文三 碑 《上清储祥宫碑》　宋·苏轼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皇帝下诏说上清储祥宫落成，应当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臣苏轼拜手稽首说：‘臣以掌书之职待罪北门，记载事情的完成本来就是职责。然而臣愚昧，不知道宫殿为什么废弃又兴复，也不知道各种材料费用从哪里出，冒死请求说明。’于是皇帝命有关官署把事情经过详细备具，下诏告诉臣苏轼。起初太宗皇帝凭借圣明的文治和神武的武功，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把太祖赏赐的金帛全部用来修建上清宫，宫址在朝阳门内，以彰显太祖兴王建国的功勋，同时为五代兵乱之后的遗民百姓向上帝祈请。至道元年正月宫殿建成，百姓不知道劳苦，天下人都称颂它。到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关官署没有防备火灾，一夜之间宫殿化为灰烬，从此成为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场所，共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才命道士王太初居住在宫殿旧址，用法箓符水为百姓禳灾祈福，百姓纷纷归依他，渐渐凭借自己的力量修复祠宇。皇帝采纳术士的说法，认为宫址所在关系到国家子孙，于是赐名为上清储祥宫；又赐给度牒以及佛寺神祠的遗余收入，折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并以官田十四顷供给它。又刻制玉印，仿照汉代张道陵所用的印章，并把他所戴的冠、佩带的剑和穿的鞋赐给王太初，对他的宠遇十分完备。宫殿尚有十分之八没有建成，王太初便去世了。太皇太后听说后，叹息说：‘不能劳累百姓，不能役使军队，也不能动用大司徒的钱财；但先帝的心愿又不能不完成。’于是下令宫中供奉的物品务必一概从简减省，斥卖珠玉，数以万计；凡是所谓用天下供养的财物，全都归入储祥宫积蓄。所赐钱财共一亿七千六百二十八万，宫殿于是建成。宫中又拿出白金六千三百余两，作为香火、瓜果和花卉的费用。召道士刘应真继承施行王太初的道法，命入内供奉官陈衍主管其事；工程始于元丰四年春，终于元祐六年秋。建有三座门、两列廊庑、中间大殿三座、旁边小殿九座、钟楼和经楼各两座、石坛一座；又在东面修建斋殿，以备皇帝临幸；在西面修筑道馆，供道士居住，共七百余间。宫观雄伟华丽、幽深明净，成为天下壮观，而百姓没有因此受劳，有关官署也没有参与其中。唉，这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臣谨按：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虚静明察、顺应万物为作用，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符合《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也就是这样而已。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说法，于是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等名号，延寿赤明、龙汉开皇等纪年，天皇太乙、紫微北极等祭祀，下至炼丹药物、奇异技法、符箓小术，全都归入道家。学道的人不能确切断定这些说法是真是假，但臣曾私下评论过：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说法是末流。修养

译根本，末流自然会相应。所以不施行仁义，韶乐和濩乐就不能使天神降临；忠信没有建立，射礼和乡饮酒礼就不能招致刑罚废止。汉朝兴起时，盖公研究黄老之术，曹参向他学习，认为治国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曹参以此施政，天下歌颂说：‘萧何制定法令，严整得像一幅图；曹参接替他，谨守成法不丢失。’记载了他们清静无为的治理，百姓因此安宁统一。后来文帝、景帝的治世，大体也依照黄老之道，清静内心、减少事务，减轻赋税、放宽刑狱，不谈战争而天下富足。臣看皇上和太皇太后治理天下的方式，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约束自身来规范万物，所以不发怒也有威严；舍弃私利来给予百姓，所以不积藏财物却能富足；委屈自己来消除战争，所以不交战也能取胜；虚心观察世情，所以不苛察而明察。即便黄帝、老子再世，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根本既已确立，于是又穿粗衣、吃简食，住低矮宫室，使用简陋器物，斥退多余财物，以完成这座宫殿。对上完成先帝未竟的志愿，对下成为子孙无穷的福祉。宫殿落成那天，百姓大为和乐，击鼓起舞、歌唱欢呼，声音传到了上天。天地欣然响应，神灵降临，祝史没有祈求，福禄自然到来。千秋万代，永远奉神为主。所以说：“修治根本，枝末自然会得到响应”，难道不是这样吗？臣既已记述这件事，皇帝便说：“太祖的功业伟大，太宗的德行深厚，神宗的志向远大，而圣母使它得以成就。你作铭诗，朕来书写篇首。”于是题作：“上清储祥宫碑。”臣苏轼拜手叩首，献铭如下：苍苍的天，正是它本来的颜色，还是别的颜色呢？它俯视大地，大概也是这样吧。我建造上清储祥宫，并不是为了招致什么。它难道肯顺从我元祐年间的政事，使上下都感到喜悦吗？修治什么？营建什么？答案是：这四件事，使百姓感念他的仁爱，使官吏服从他的廉洁，使鬼神畏惧他的正直，使神灵赞许他的谦逊。皇帝既然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就应当像爱护子女一样看待他们。怎么能侍奉皇帝，却使他的子民瘦弱困苦呢？贤明的文母，以公心消除私心，建成千柱宫殿。百姓起初并不知道。伟大的列祖列宗在皇帝身边，驾着风马云车，随皇帝来巡视，察看新宫，听取百姓的言论，保佑我们的文母以及她的孝顺孙子。孝顺的孙子前来享祭，左右的老人们都来陪同；没有比人更多的竞争，以此宴享我后世众多的贤士，作为祥瑞。文母所培育的福泽，我承受了它。愿它厚实地成就人才，千石重的钟、万石重的簴，相互配合，以铭诗歌咏，使声名震动四海。汴梁庙学碑　　元代姚燧 从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去世，到六国、秦、汉，至汉孝武帝即位的辛丑年，共三百四十年。对孔子有所闻知的人，只有司马迁一人而已。他既编写孔子的年代以及言行、出仕和退处的大概，写入《世家》，又为弟子作传，记载他们的居住乡里、问答，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侍奉过哪些君主；又考察得知他们比孔子小多少岁。这些都是孔门弟子和孟氏没有记载过的。他对圣门的功劳，确实非同小可。然而其中仍有一两处值得怀疑。他在《世家·弟子》中说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但《弟子传》却说：“孔子说，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的有七十七人，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既然说亲身通晓六艺，即使不完全符合圣人施教的根本，也总该有所指名。他说“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却始终没有说明通晓的是什么学业；又说都是特殊才能的人，圣人施教是用来修明人伦秩序的，难道会把特殊才能的人容纳在其中吗？孔子亲自说有七十七人，那么七十二人之外的五人究竟是谁呢？他的传记把颜回、曾参列在前面，后来却没有列无繇、蒧，这本来就违背了彰明人伦的原则。其错误更严重之处，甚至把阚止、子我写成了宰予。

译他又说，孔子严肃侍奉的人，在周朝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齐国是晏平仲，在鲁国是孟公绰。孔子对孟公绰只称许他不愿与优伶交往；至于赵魏老、子产，则说他们各有君子之道四项，其他方面不足之处也很多。老莱子的书现在还保存着，其中所讲的道术推崇黄帝、老子；至于他被圣人称许的事，却没有经典记载。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何况老子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孔子向他询问礼制是有根据的。假如孔子见过老子的书，书中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仁、义、礼根植于人心固有的本性，却把它们看作世道衰降后才出现的不同层次，未必不被孔子斥退，何况是奉行这种道术呢？只有蘧伯玉少有过错，这还不违背圣学，所以孔子与他特别亲近。到汉代文翁绘制石室图，把蘧伯玉列入七十二人之中，也足以明显看出他不是孔子的老师而确实是弟子。至于晏平仲，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足以暴露自己伤害圣贤的罪过，为什么呢？一个人既然严肃侍奉孔子，如果在学术偏邪、归宿错误方面有所不同，为什么不能明白地告诉他呢？当时孔子想要封给孔子尼谿的田地，晏子却劝他的君主景公说：“儒者善于诙谐，不可用法度约束；傲慢自得，不可让他们作臣下；推重丧事而过度哀痛，倾家荡产厚葬，不可用来教化风俗；游说求贷，不可作为规范。” 国家盛大铺张服饰仪容，繁复上下朝拜的礼节，历代都不能穷尽其学问，一生也不能探究完它的礼制，这不是用来改变齐国风俗、以身先导小民的办法。报答那些严肃侍奉孔子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前代儒者曾怀疑晏子崇尚节俭，墨子想抬高自己的学说，便一定要取证于晏子的话；否则，为什么还要见到墨子的书才作这样的判断呢？司马迁对此辨析得并不清楚。他又在自序中说：儒者不能通晓自己的学说，一生不能穷究其中的道理，学问博杂而缺少要领，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由此可知，那两句话未必都出自晏子，而是司马迁早已在心中轻视儒学的说法。杜预《春秋传》序说：子路想让孔门弟子做臣，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又说仲尼是无冕之王，丘明是无冕之臣，这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论说。把这些人享祀、配享在各个位置上，妥当吗？柳宗元在《道州庙碑》序中说：他们跟随孔子周游陈、蔡时，也各自有称号，这些称呼出于一时，并不都是他的弟子。后来失去了这些称号的本义，妄自按科等排列，竟把十人列入祭祀并称为贤哲，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何况祭祀无繇、蒧、鲤于庭院，错误竟发展到尊崇儿子而压抑父亲，这也不是司马迁作传的本意。建造这座学宫，本来是要向天下彰明人伦，却在几席祭祀的位置上颠倒施行、错乱安置，这样还拿什么作为教训呢？又有各处的孔庙，都在里面塑造泥像。《北史》记载，敢于制造泥人、铜人的人要灭门诛杀；那么泥人本来就不是居中作为主位来祭祀圣人的法式。后世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反而沿袭这种做法，郡县各不相同，形状也不一致；高矮、肥瘦、老少、美丑，全随工匠技艺的高低而定。即使做得尽善尽美，哪里像孔子生前盛大德行的容貌？这尤其不是那种神明而无声无臭的道理。有人说：这是长期沉溺形成的既成习惯，怎么改变呢？回答说：臣下如果见到皇帝，可以把这点小事上奏；至于礼仪、制度、考订文字，则由天子掌管。只要天子有一天能够抽暇考察古制，学习礼制的大臣必定有人能防止其中一两项错误，提出应当讨论的事项。元至元庚寅年，汴梁新庙落成，学录刘元佐写成文状，按照本府诸公的意思，请我记述建庙的缘由，所以姚燧先写了这些。河南省城修缮五门碑　　明代李梦阳 河南省城，是宋代的内京城。这座城始建于五代，到宋代更加修整。神宗时，又在外面改筑新城，就是今天所说的土城。宋朝灭亡后归入金朝，历经元代，外城毁坏而内城保存下来。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后，驻跸汴州并驻军于此，只派遣将领北伐；于是提升汴州为京城，设置十六卫，充实兵力，驻守此地。因此这座城修缮得比其他城坚固，城砖全都用砖砌成；又在城根外重砌砖层，砖厚如石，并深入地下数尺。天顺辛巳年，黄河灌入城中，唯独北门能够防御。后来这座城由京城降为省城，设置王府和三司，又调走十五卫，于是四角空虚，成为盐碱水乡。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所以城墙和城门虽然大体仍然高大雄壮，但内部损坏腐蚀的地方已经不少。嘉靖元年，太监吕公来到这里镇守，登城踏楼，俯仰观望了很久，于是感慨叹息说：“俗话说：‘小处不修补，最终会坏到一尺五寸。’这座城如果趁现在修缮，费用还少。”城门，是城的咽喉；城楼，是城门的冠冕。修城应当从城门开始。于是召集三司长官以及各位府尹、属官和众吏商议城防事务，又同巡抚、巡按等大臣谋划，众人却都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吕公毅然承担下来，说：“天子命令宪臣来这里，大意是说：‘城池和军马，你要整饬、核查。’如今这项举措本来是花费少而功效大，但众人却都不同意。众人说：‘发动大众，要占卜人事；举行大事，要审察时机。没有比修城更大的事了，修城若不大规模发动民众就不能完成。如今兵乱、饥荒、疫病接连发生，百姓还没有和睦安定。《记》中说：‘顺应天时来事奉上天，顺应地势来治理土地；考察时机不如占察人事是否和谐。既然人事不和，还修什么城？’”吕公说：“唉！天下难道没有惠民而不耗费、劳作而不招怨的办法吗？这座城先修五座城门以及西关土城的城门，估计只需一万金。如今国库中有现成的若干斤金帛，再略微增加一些，就足够了。汴州是旧京城，游食之人很多，遇到饥荒便会归来；盗贼和军队修城的劳役，确实可以按日雇佣，既能使面带菜色的饥民活下来，也能收容无处逃命的人。这样就不用大规模发动民众，而大事也能完成。”众人说：“我们又听说，事情无论大小，都要有人主持才能施行。这座城以前多次修缮，但往往上面侵吞、下面盘剥，费用加倍而成效很少。而且土木工程容易破坏，查核监察却很困难。”吕公说：“唉！利弊都是由人造成的。”

译“如果你们不想做，即使给你们赏赐，你们也不会偷窃。我曾奉命修缮京城东门，当时人人没有玩忽之心，工程也没有耗费财物。这座城如果规划估算不合适，过错只在我。”于是巡抚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军御史喻公以及三司长官，熟知吕公贤能，又估算国库已有十分之六七的经费；加上又有东部敌寇的威胁，城门关闭时门轴腐朽、铁叶破烂脱落，于是众人的意见才一致，修城工程便开始了。这项工程从东门开始，安排工期、按日计算，节约经费和劳力，奖励勤劳、黜退怠惰，核查都有账簿；大的工程统摄小的工程，小的工程维系大的工程；工钱与工程相称，依诚信行义，听取各方原来的意见。凡是筑城所需的材料，如磨砺锻造的砖瓦、木石和烧砖的炭、胶、角、颜料，都由官府公平采购，官府没有因费用而告困，百姓也不知道劳苦。一座城门完工，接着修另一座；五座城门完成，又依次修土城城门，有条不紊，不急不缓，旧制该革除的革除、该沿用的沿用，各自适合其中。于是拆除朽坏处，挖去腐蚀处，扶正倾斜，填筑空虚；修整凸凹，补全缺口，疏浚浅处，堵塞漏洞。远远望去，楼橹高耸鲜明，粉饰的城垛光彩夺目；坚固处巍然挺立，深厚处幽深凝重，直立处高峻，横列处如鸟翼伸展。近前察看，石制门楣、铁制门轴，虹形大梁横卧，护城河和壕堑环绕相通，确实是一人把守关口、万人也不能前进的形势。” 登上城楼远望，嵩山一带的险势都显得不足，大河也失去了光彩；俯视城内，官府事务堆积有序，仓库充实，旌旗、仪仗、铠甲和兵器齐备，营舍排列严整，足以划定疆域、控制百姓，威慑暴徒、壮大气势，辅助武备。然而计算起来费用很少，概括说来功效加倍，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所谓事情无论大小，有人主持才能办成。巡抚王公、巡按俞公、清军戴公到任后，对这座城也颇有不同意见；等到见到吕公贤能，便都来协助他完成工程。吕公于是更加专心于城防事务，时时出来督察并慰劳工役，说：“唉，你们这些官员、工匠和雇工，不要欺骗，不要玩忽，不要自己给自己挖陷阱。”所以一座城门建成后，就把其余材料全部搬到别的城门；即使拳头大的石块、碎砖瓦，寸长的铁片、一尺长的木料，破杵、坏畚箕，也没有胡乱丢弃的。汴州的水，流出城外就变甜。吕公于是巡视四周，叹息说：“唉！假如突然有敌寇来到，小门上锁，大门加锁，登障台的士卒、守城垛的士兵、掌守令旗的官吏，都口渴了，拿什么来救他们呢？”于是默默向卜门祈祷，凿了一口井，五口井的水都很甘甜。当时布政左使刘公、右使宋公实际主持经费，按察使张公、都指挥徐公也出力筹划。于是众人商议凿石立碑，把碑立在南薰门月城亭，以记载实情、传达诏令，并彰明修缮城池的根本。城门过去各自都有庙宇，这次工程也分别翻新，并使祭祀更加严肃。有人问李先生：“先王建立国都，一定修筑城墙；但孟子却说‘巩固国家不能只依靠山川险阻’，这是什么意思？”李先生说：“这是反对专门依靠地势的人。没有天就不能生长万物，没有地就不能形成万物，没有人就不能成就事业。所以先王治理国家，内外都整饬，根本和枝末都修治，顺应时令、预先防备，设置险阻以求巩固，即使人心和谐安定，也仍然要这样。守城和作战是需要忧虑的事，所以说：‘设置重重城门，敲击梆子巡夜，以防备暴徒来犯。’因此，城墙是百姓的屏障，是保护内部、严防外部的设施。虽然如此，《诗经》也说：‘勇武的将士，是公侯的盾牌和城墙。’又说：‘宗族子弟，是国家的城墙。’所以没有天时便会违背规律，没有地利便会受到妨害，没有人力便会空虚无用。因此人是根本，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使根本与枝末、内与外交相整饬并一同修治。” 禹庙碑　　李梦阳 李先生游览禹庙的高台，看到长河的堤防、孤城和古宫，平坦的沙地向四面铺展；远望旧日河道，北面直到碣石，九条河流淤塞湮没，云气和野草浩浩无边。于是悲怆地叹息说：“唉，我从这里知道了王道和霸道功业的区别。霸道的功业，欢乐兴盛的时间短；王道的功业，似乎遗忘得久，却使人长久思念。从前大禹治理洪水，疏导河流使水道成为陆地，使低洼之地变得安宁；大地因此平坦，上天因此成全，人们离开巢穴住进房屋，取得粮食并耕作，世世代代繁衍至今，这本来就是他的功劳，是所谓万世永远依赖的功业。然而问耕种的人，他们不知道；吃粮食的人不知道；住屋的人不知道；享受安宁的人不知道；陆地为何形成的人不知道。所以说王道的功劳容易被遗忘。譬如上天生育万物，万物却忘了它；游泳的人忘了河流，栖息的人忘了树枝，百姓忘了圣人。并不是有意忘记，而是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自己便忘记了。等到发生灾害，他们才呼号祈求救济。于是有智慧的人指出灾害所由来的根源，庙宇便兴建起来了。黄河在盟津以东，河道狭窄而水势横行凶猛，形势像从高处倒水一样；堤坝一旦决口，几个郡县就会成为鱼鳖之国。于是受水患困苦的百姓匍匐来到庙中，叩首哭喊：‘大王在这里，我怎么会被淹死？’而守堤的丁夫、筑堰的民夫，打桩、编户、用草堵门，承担输土筑堤的困苦，又各自来到庙中叩首哭喊：‘大王在这里，我怎么还会服劳役？’” 这就是所谓的思念，因此不遗忘就不会广大，不思考就不会深厚。深没有比大地更深的，大没有比上天更大的，这就是王道。霸者并非没有功劳，但不能使百姓不遗忘，也不能使百姓不怀疑。为什么呢？不遗忘的功劳往往细小，细小便接近，接近便浅薄，浅薄便容易使人怀疑。秦穆公赐给臣下食物、良马、肉和酒，就是这样。天下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祭祀齐桓公、晋文公的庙。因此说：我观看禹庙，便知道了王道与霸道功业的区别。”有人问：“商汤、周文王为什么没有庙？”李先生说：“圣人各有各自达到极致的方面：尧以仁著称，舜以孝著称，禹以功业著称，汤以义著称，文王以忠著称，周公以才能著称，孔子以学问著称。功业，是与灾害最切近的事。大梁遭受水灾，所以这里只祭祀大禹。”当时监察御史、澶州人王子防巡按河南，登台四望，也悲怆地说：“唉，我由此知道功业之说确实有征验。我年轻时读书，曾登上州城眺望沧海渤海，向南看大梁的废墟；如今又经过三河，观览淮水、泗水，直到洪流尽头，水势浩浩滔滔。假使没有神灵主持，这里早已桑田变成大海了，哪里还能有粮食、有耕地、有房屋？能耕作的地方还能安宁吗？河流还能变成陆地吗？”唉，我由此知道功业之说确实有征验。这就是所谓“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成了鱼”的意思吧！” 这就是所谓“功劳美好而勤勉，却不以功自居”的意思吧！于是整治主管官署，修葺禹庙，并嘱托李先生撰写碑文。王子名溱，于嘉靖元年春天巡按河南，第二年秋天任满离去。李先生于是作迎神、降神、送神辞各三章，让祭祀的人歌唱，用来佐助神灵。歌词如下：“天门啊显然开辟，红光赫赫啊从云中吐出；幽深的黄屋啊光彩错落，神灵纷纷啊上下往来。神灵仿佛来了啊忽然又不见，不见了啊怎么办？遥望美人啊徒然怨恨悲苦，横贯四海啊怒涛翻涌。【右为迎神】”

译弦索拉响啊鼓声铿锵，神灵不来啊向谁发怒？把河伯拘来公开处死，命令阳侯整肃道路。神灵蒙蒙而来，风声清冷啊吹入殿堂门户。为我起舞啊我献上美酒，尸既已饱食啊面色酡红。赐福给我的百姓啊使他们拥有土地，拥有粮食；天色将晚啊尸又该怎么办？【右为降神】九河之风啊暮色中的波涛，云气阴沉啊昏暗的雨。大王驾着凤凰啊以文鱼为骖，龙旗整齐啊两面旌旗相随。惆怅美好的相会啊难以多次实现，心中有爱啊却容易离别。爱戴大王啊思念大王，祭品芳香啊美酒芬芳。大王归来啊庇护我们，庇护百姓啊！【右为送神】少保、兵部尚书于公祠碑　李梦阳 开封城马军衙桥西边，过去有于少保祠。听说当初于公凭借挽救倾覆、保全国家的功劳，过了不久便去世了。于是天下人听到于公死讯，都惊愕疑惑，流泪哭泣着说：“鹭鸶在冰上行走，到哪里去寻找鱼和食物呢？”于公此前巡抚河南时，确实曾驻在马军衙桥西。梁地父老听到他去世，便都流泪哭泣，每天相互带领，偷偷拜谒于公旧居，设位哭奠。宪宗皇帝即位后，下诏说：“少保于谦含冤，应宽赦他的家属，并派人祭祀他的墓。”于是梁地父老又都流泪哭泣，相互带领，在于公旧居旁私自建起祠堂，于伏日、腊日和忌日祭祀于公。梁地父老拿着香、拖着竹杖，穿着趿拉的鞋，像年轻人一样，纷纷整齐地不约而同来到祠下，叩首哭泣，哭声充满门庭。孝宗皇帝即位后又下诏说：“少保于谦追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建立祠堂，每年春秋祭祀，称为旌功祠。”于是梁地父老又都流泪哭泣，相互带领数百上千人到宫阙门前伏地申诉，请求说：“少保于谦任兵部侍郎时巡抚河南的功劳，希望梁地也像杭州那样建立祠堂。”但没有得到答复。梁地父老回来后，仍在伏日、腊日、忌日聚集到私祠哭祭于公，这样已经三十多年了。正德十年，监察御史巡按张君、清军许君一同拜谒于公祠，见祠门的三间门屋仅存，正堂倾斜漏雨，几乎坍塌；鸽雀纷乱，斗拱梁栋已经腐朽，猫头鹰在四周残破的围墙上鸣叫，羊猪从外面进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他们于是默然低头，心中悲伤；不久抬头抽泣说：“唉，这不是梁地吗？宋朝不是曾在这里建都吗！靖康之变的耻辱，千载以来仍令人衔恨；宋钦宗、宋徽宗二帝也没有南渡。”挽救倾覆的人能够使世道安定，保全大业的人能够使百姓得到食粮，恩泽流传的人会被后人思念，所以祠堂所表达的就是思念，也是用祭祀使这种纪念世代延续。于是下令说：“少保祠拆除旧的、替换腐朽的，扶正倾斜的，支撑倾颓的；残毁处重建，重新粉刷；台阶、墙角、屋檐、廊序等都要齐备。”又说：“拜谒者哪里只是到门前就止步呢？”于是增建正堂，置备祭器；又修建两翼廊道，由道士玄林守护。西北角是他的房舍，望去令人战栗而险峻，栋栋排列，庄严肃穆；这就是使纪念功臣世代延续的办法。李梦阳说：“我看今天的人谈论肃愍公的事，没有不鼻酸流泪的，大概是感伤做臣子实在不容易吧。事情没有比君主更重要的：出敌入排、迁主战四种选择，是旦夕之间的形势，也是国家存亡的判定。可是如今人们议论，却与此不同；有人一见到鲍庄的事情，便说：‘葵菜尚且能够保护自己的根。’但唯独不想想，勇士难道会忘记丧失头颅吗？孟子说：‘人所欲求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即使活着，也有可以舍弃的。’然而范蠡、留侯张良功成身退，天下人都把他们看得很高，这又该怎么说呢？” 唉，真是难以言说啊！难以言说啊！难道所谓谋划求免不是忠诚，贪恋盛名就是违背智慧吗？当时也先拥立太上皇来到大同城下，逼迫守城投降。大同人登城答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到了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答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到了京城城下，京城人又答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于是于公公开说道：“难道没有听说过社稷最重要、君主次之吗？这句话，是因它而使事情成功，还是因它而产生疑惑呢？况且太子更换、南宫禁锢这两件事，有谁能够替于公宽恕吗？”于公稍有不如意，便拍胸愤恨地说：“我这一腔热血究竟要洒在什么地方！”听到这话，谁能不鼻酸流泪，难道反而只有责怪我的人吗？唉，令人悲伤啊！悲伤啊！即使如此，宗泽、岳飞也并不比别人差，他们艰难苦战百余场，最终仍因受挫而死。像于公这样的人，死也就可以了，死也就可以了。于公巡抚各地所做的事情，已经记载在传记和行状中，如今不再重复，只叙述他的始末到这里，也算记述大事了。祠堂在这一年春天修缮，到了夏天完成。张君名淮，南皮人；许君名完，丹徒人；主持祠堂事务的是开封知府贺君锐。最后附诗如下：于公功业光明，时运循环，哪里有平坦而没有倾斜？使困厄得到安康，使倾覆得到挽救，贤明之人因此得利。多么贤明啊，英锐的鉴识精纯而含有正气。若非合于时势，凭什么能够验证？若非有谋略，凭什么能够兴起？没有疑惑，没有惊惧，他的征伐因此成功，而他的教养之功却被轻视。把自身托付给诚信，蛇为何盘绕社坛？龙又为何在野外？天干地支的枢纽倾危。日月更替运行，愚蠢的你们于是成为贼寇、成为暴徒，使国家和城邑陷入混乱纷争。陵墓宗庙危急不安，于公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发誓以身殉国。山岳般挺立，排除众议，不畏惧，不震惊。众人说应当讲和，于公说应当作战。四方事务，在他手中好像丝线遇到锋刃，皇帝交付给他而毫不怀疑。于公含泪巡视军队，以大义激励六军，勇猛如虎如熊。唯有正直才能壮盛，人心就是干城。我们的营垒肃穆整齐，我们的旌旗悠扬。羯奴的锋芒突出，疆场已经清平，既清平又安宁。皇帝回到京城。古人说承担危难，今人却说是痴愚。古代赞美忠诚，如今为什么嫉妒并诽谤？不是名声，凭什么毁谤？不是功劳，谁会进谗？没有和议，谁又能毁谤？我不与那些巧诈之人同流；他们外表柔弱，内心却凶厉。古人称为正直，今人却自行说成邪曲。唉，少保啊，时而隐晦，时而显明。古来谁能不死？死后也有荣耀褒扬。高高的庙祠，栋梁隆起，基址崇高。神灵在其中游息，旗帜飘扬。白马朱衣，风声凄清，忽来忽去。有光芒仿佛往来，却靠近也看不见。踮脚远望，眼泪涟涟；这个地方安乐可居，百姓实在思念您。玄帝庙碑　　李濓 汴城南面三十八里有陶村，据说那里是陶令公的墓地。元至正年间，这里名为大张村，属仁寿乡；现在称为木鱼寺，是因为寺庙建成后用寺名作为地名。寺后过去有玄帝庙，当地人称这一带为庙儿冈；山冈还在，庙却已经废毁。正德辛巳年六月，乡民张鹏募捐集资，王守定倡议率领众人重新修建，于是筑起高大的台基，建成三间神殿，四周围以墙垣，栽种嘉木；左边立碑，右边置钟，两座亭子像鸟翼一样分列，规模制度比过去更加宏大。过了一年工程告成，于是请李濓记述此事，刻在碑石上，使之流传永久。玄帝，是北方之神。

译传说说：“北宫的黑帝，他的精气就是玄武。” 因此，他在天上对应虚宿、危宿，在地上寄托于龟蛇之灵，在五行中属水，在五色中属玄黑，他的数则为一。神灵的道理虽然不说话，却会以同类的形象相应；所以看见相应的形象，就可以验证神灵的存在。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风吹入山谷，所接触的地方都能贯通；又像水在大地上流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榔梅的遗迹、五龙的奇异，不都是明显显著的灵验吗？我李濓是汴州人，曾听长老说：宋天禧初年，有龟蛇出现在繁台东南，于是便在那个地方建造真武堂。不久，堂旁泉水涌出，汲取不尽；患疾疫的人喝了泉水往往就痊愈，于是皇帝下诏建祥源观，共有六百一十多区，用来祭祀神灵。这块地方的这座庙，难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的吗？祭祀制度说：“圣王制定祭祀礼制，凡是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的，都祭祀它。”自唐贞观以来，神灵抵御灾害、捍卫祸患的事迹，图册记载不胜枚举。像及时降雨应验姚简的祈祷、降雪后天晴使戴防的军队得以行进，这类灵验在本朝尤其显著。既然如此，建庙祭祀，是礼；虔诚地祭祀，是诚。礼用来通达诚意，诚用来感动神灵。全境百姓将承受神灵的福佑，使雨水和阳光按时调和，百谷年年丰收，永远进入仁寿之域；这样神灵对百姓有功，而百姓也不是谄媚神灵了。至于出资修庙者的姓名，全都刻在碑的背面。河南省城重修鼓楼碑　　李濓 楼为什么以鼓命名呢？因为楼中贮藏漏壶，用来警戒昏晓，严明时刻，敬重人的作息，这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古代圣人配合天道制定法则，仰观七曜运行，俯察五辰变化，于是设置日官，让他掌管漏壶；计时的筹刻不停，鼓槌有序敲击，昼夜明确分开，节令次序不出差错。因此尧帝敬慎地考察历法天象，舜帝掌管璇玑玉衡，周朝专门掌管漏壶，道理是相同的。难道能说更鼓不是王政首先要办的事务吗？河南省城是宋代京都，过去有鼓楼，倾塌毁坏而无人修治。景泰庚午年曾经修缮，恰逢连绵大雨而停止；天顺辛巳年再次修缮，又恰逢黄河决口而停止。人们都说：“不修鼓楼还罢了，一修就必然有水灾。”所以鼓楼日益坍塌荒废，长久没有人议论修缮。嘉靖元年，内官监太监、阳信人吕公宪来到这里镇守，看到鼓楼破败，忧闷叹息说：“楼用来收藏鼓，鼓用来传递更漏；凡是我们这里出作入息的百姓，都听着鼓声来做事，怎么能任它倾塌成这样呢？”于是向巡抚、巡按台臣以及藩司、臬司、郡府和各位官员咨询，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有人以阴雨水涝、河水上涨为由阻止，吕公便向众人公开说道：“连绵大雨，是阴阳失常；河流决口，是地道发生变故。” “这与鼓楼有什么关系呢？我如果按时役使百姓，依照道理发动百姓，不挥霍财物，不妨碍农事，那么阴阳就会调和，地道就会顺畅，又何必担忧下雨和河水呢？”于是选派官吏主管工程，召集工匠出力，规定工艺、考核劳绩，奖勤罚懒。吕公每天到台基前亲临督察，勉励并协助工程。因此财物没有被耗损盗窃，工程没有粗疏简略，不到一年便告成，最终也没有发生雨灾和河患。这项工程在丁亥年春天开始筹办，夏天筑好地基，秋天台基完工，冬天楼阁建成；更鼓和漏刻清楚分明，四方远近都能听到，形势高峻，成为一方壮观。百余年来因循不办的工程，竟然一旦完成；如果不是吕公懂得治国体要，重视民众的农时，得到人心、服从众议，哪里能做到这样？汴州居住在乡里的卿大夫说，吕公排除浮泛议论，修复废弃坠坏的设施，我们百姓应当世世代代思念他。于是购买石料树立碑刻，请我作文记述此事。我很赞赏他的功业得以成就，便敢于推原王政的道理，作这样的说明。唉！登上这座楼的人，难道不应该知道它建成的由来吗？” 《汴京遗迹志》卷十六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钦定《四库全书》

译《汴京遗迹志》卷十七，明代李濓撰，艺文四 墓碑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　　唐代韩愈 公讳燕奇，字燕奇，是弘农华阴人。祖父知古，任祁州司仓。父亲文诲，天宝年间任平卢衙前兵马使，官位至特进、检校太子宾客，封弘农郡开国伯；世代掌管各蕃互市，恩德信用显著，夷人都仰慕他。安禄山之乱时，公将近二十岁，进言父亲说：“大人守官，应当不能离开；王室正处危难，我要出发了。”父亲替他向戎帅请求，于是公率领各位将校的子弟各一人，取小路奔赴宫阙，改换服装，秘密赶路，每天奔驰二百里。天子嘉奖他，特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赐勋上柱国。宝应二年春，奉诏跟随仆射田公平定刘展，又跟随军队攻下河北。大历八年，率军在滑州迎接戎帅勉。九年，跟随朝见京师。建中二年，修筑汴州城，功劳最多。三年，跟随军队攻打李希烈，率先登城。贞元二年，跟随司徒刘公收复汴州。十二年，与诸将擒获以城叛乱的人，将他们押送回京师。事情平定后，授御史大夫，享有实封食邑一百户，另赐缯帛等物。十四年，公六十一岁，于五月某日死于家中。从最初授任左金吾大将军起，共经历十五次升迁，做到御史大夫；职务是节度押衙、右厢兵马使兼马军先锋兵马使，品阶为特进，勋位为上柱国，爵位为清边郡王；虚封食邑从三百户增加到三千户，实际食邑五百户，直到终身。公束发从军四十多年，敌人进攻时没有攻不下的坚城，他防守时城池必然完固；身临危急、踏入险难，便感慨激发，乘机应变，胜利来得如同神怪；不畏惧为义而死，不以侥幸生存为荣耀。因此，他侍奉君主没有疑虑，执行君命也没有非议。当初仆射田公的母亲被隔在冀州，公独自请求前往迎接；他周旋于贼军城池之间，出入死地，最终把田公的母亲送回来。田公感念他的恩德，与他约为父子，所以公起初姓田。田公死后，他才恢复杨氏宗族。嗣子通王属良祯，于当年十月庚寅将公葬在开封县鲁陵冈，陇西郡夫人李氏附葬。夫人是清夷郡太守祐之的孙女、渔阳郡长史献之的女儿，性情柔顺美善、贤淑聪明，先于公去世。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后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是某官的孙女、某官的女儿；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具有至孝的性情和纯正的品行。雍夫人一视同仁地抚养亲族，使他们不知道彼此有区别。君子由此知道杨公的德行，也同样施行于家庭之中。铭文说：光明刚烈的大夫，遭逢时世的忧患，感动哭泣而辞别父母，跟随国家赴难。正是从此开始，终于勤勉地从事其职；四十多年间，时而辅佐，时而专任，攻取坚固之地，保卫危急之城。爵位已经升高，既明察又谨慎，终老一生没有败坏。鲁陵冈上，蔡河在旁。孝子情意深厚，想要显扬父亲的功勋，于此雕刻石碑，用来传给后代子孙。

译墓志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　韩愈 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陇西人李翱将他的皇祖考、贝州司法参军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合葬于汴州开封县某里。昌黎韩愈记述他的世系，表彰他的德行，用来记明这次安葬。他的世系是：从梁武昭王传六世到司空，司空之后两代有人任刺史，封清渊侯。从清渊侯传到贝州，共五代。他的德行是：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自己的行为不敢超出礼法；他的夫人侍奉嫂嫂如同侍奉婆母，在家中不敢擅自作主。他在贝州任职时，刺史不得民心，将要离任，百姓相互带领，喧哗着拿瓦石等候他出来并攻击他。刺史躲藏起来不敢出来，州县官吏从别驾以下也不敢禁止。司法君奋然说道：“怎么敢这样！”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小吏，拿着兵器出门，竖起木牌题写道：“刺史出来时，百姓有敢于观看的，杀无赦。”木牌下的百姓听见后都惊恐，相互告知而散去。后来刺史得以到任，并且被提升为贝州长官；因此司法君的葬礼得到厚重办理。记载说：李翱迁任贝州以后，司法君的灵柩在贝州停殡而葬于开封，于是又把夫人的灵柩迁往楚州。八月辛亥到达开封，丁巳日挖墓穴，九月辛酉日筑坟，丁卯日下葬。有人说李氏是世代显贵的家族。清渊侯之后五代仕途不顺，所蕴积的德行必将发扬；它兴起以后会壮大吗？四十年后，他兄长的儿子李衡才做到户部侍郎，而君的四个儿子官位又很低。李翱是他的孙子，有道德而且很有文才，家族的兴盛大概就在这里了。徐文质墓志铭　　宋代穆修 进士徐孝山的父亲去世了，他守丧三天，拿着他的朋友张生道卿所记录的父亲事迹，拜谢并哭泣；随后又把材料交给张生，并附带言辞，请他来请求我说：“孝山还没有立即死去，仍然想着丧事不能拖延，将要选择某日安葬，日期已经迫近，冒昧如实叙述事迹，托请先生撰写墓志铭，刻好后放入墓中，以光耀长久幽暗的墓穴。”我接受材料并读完他父亲从生到死的事迹后，便对他说：“这次安葬大概合乎礼制了。近来如今的显贵之家、富有宗族将要安葬祖先，必定被葬师的说法迷惑，又受年月禁忌拘束，忌讳极多，违背礼制而错过时日，拖延很久不能安葬的人很多。你能按照正道安葬，正合士人礼制中逾月安葬的规定，这一点尤其值得称许；我又怎么能拒绝你的请求而不为他撰铭呢？”考察得知，君名文质，字处中。他的祖父曾经寄籍于并州的文水；到了君的父亲这一代，朝廷出兵攻取太原，太原平定后，把并州百姓大规模迁入京畿，父亲当时与族人一同来到京师，于是便在此安家。从此得以进入太学，成为学生，研习《春秋》经传；前后四次参加有司举行的考试，最终没有取得禄位，直到父亲去世。起初娶颍川陈氏之女，陈氏去世；又娶清河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次子文蔚年少早逝，只剩下君，以及前妻陈氏所生的两个女儿；如今两个女儿都已嫁给京师的良好家族。从君的父亲往下，才算是京城的里人。凡是并州人，习俗刚强厚道而又勤俭，能够节省开支来维持衣食。那些迁来这里的住户，起初即使贫困到了极点，居住久了也都成为富裕人家，更何况原本就带有资财的人，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先父也正是依靠这个道理而使家业兴旺。先父去世时，把他的规矩和办法留给了君，君在这方面更加善于守成。君曾想到陈氏早逝，又为父亲未能长寿而悲伤，所以侍奉后母时更加竭尽全力。没过几年，母亲张氏又去世了。起初，君也曾跟随儒官马龟符学习经书，怀有求取仕进的愿望；到了接连遭逢亲人丧事之时，回头看到家中一时没有强健有才的子弟可以承担家业，又害怕败坏先人留下的产业，成为不肖子孙，于是便在家中刻苦经营，除非遇到时节庆贺、吊丧等大事，平时不出家门，这样大概有好几年。天圣八年，正好五十岁，忽然患病，医生治疗了几个月也没有痊愈，于是于这一年七月十七日在家中去世。君一共娶过四位妻子，每次娶妻都遇到丧事，共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原配李氏没有儿子，长子孝山是她所生；继室李氏所生的景山、德山都还没有娶妻，五个女儿也都年幼，仍在家中。孝山同弟弟妹妹和合族商议安葬，选定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将君安葬在东京祥符县开封乡西韩村先祖墓旁，并与继室李氏合葬。最初是李氏，继室是苗氏。李氏三位妻室都同穴而葬，却使用不同的棺木，这才合乎礼制。铭文说：古代的葬礼，依身份等级而有不同的礼制，日期也有一定限度，举行葬礼从没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后世却不是这样，受葬师迷惑，拘泥于阴阳禁忌，往往拖延时日，有谁能以此警戒世人呢？徐氏之子，按照时日下葬，遵循礼制的轨道；既合葬又祔葬，有铭文也有记述。像君这样安葬的人，百姓中也很少见了。张子野墓志铭　　　　　　欧阳修 我的朋友张子野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张充写信来请我说：“我兄长的灵柩，将在今年三月某日安葬于开封，不能没有墓志铭。写墓志铭，没有谁比您更合适。”唉！我虽然不能写墓志铭，却乐于称道天下的善人善事，使它们流传下去；何况像我的子野这样的朋友，不仅他的善行值得铭刻，还有我们平生的交谊、朋友之间的恩情，以及那些令人悲哀的事情，都应该在我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他来请我写，也是理所当然的。起初，天圣九年，我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陈郡谢希深、南阳张尧夫和我的子野都还健在。那时一府之中的士人全都是杰出的贤士豪杰，每天互相往来，饮酒高歌，彼此上下较量，争着分先后，以此作为欢笑娱乐；可是尧夫和子野安静退让地处在其中，不显露声色，众人都指称他们为长者。我当时还年轻，意气豪迈、志得意满，以为洛阳是东西交通的要冲，贤士豪杰聚集得多，不过是偶然罢了。后来我离开洛阳来到京师，又向南走到夷陵，沿着江、汉而行，走了万三四千里，经过山石险阻、水岸险峻，居处偏僻而独自游历，想要追随从前那些人，却遥远得无法寻见。然而即使洛阳人直到今天都说没有比当时更盛的景象，我这才知道，世间的贤士豪杰并不会常常聚在一起，而朋友交游难以遇到，实在值得惋惜。

译我初在洛阳时，已经为尧夫哭泣并写了墓志铭；后来又过了六年，为希深哭泣并写了墓志铭；如今又为我的子野哭泣并写铭文。由此又知道，不只是知己相遇困难，善人君子希望幸运地长久活在世上，也同样无法实现。唉，真是可悲啊！子野的世系是：赠太子太师、名某者，是曾祖；宣徽北院使、枢密副使，累赠尚书令、名逊者，是祖父；尚书比部郎中、名敏中者，是父亲。曾祖母李氏，封陇西郡夫人；祖母宋氏，封昭应郡夫人，是孝章皇后的妹妹；母亲李氏，封永安县太君。子野家族世代通过姻亲与皇后家相连，历代长期显贵做官，但他的衣着和操行却比寒门儒生还要朴素；他勤奋好学，靠自己努力，擅长书法。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汉阳军司理参军、开封府咸平县主簿、河南法曹参军。王文康公、钱思公、谢希深以及现任参知政事宋公都推荐他的才干，于是改任著作佐郎，监理郑州酒税；又任阆州阆中县知县，随后授任秘书丞，任期届满后任亳州鹿邑县知县。宝元二年二月丁未，因病死于任上，享年四十八岁。儿子有伸、郊、社、掌、坐、次、从、次防，后几人尚未命名；女儿五人，已有一人出嫁。妻子刘氏，封长安县君。子野为人，外表虽然愉快和悦，内心却自我刻苦；与人相处浑厚朴实，不显露棱角，但志向操守端正刚直，遇事敢于决断。平日饮酒到一半，便脱下帽子低头，显出儿童般的神态；头发已经秃了，而且全白。我本来已经为他年纪轻轻就衰老而悲伤，没想到他竟止步于此，难道他的内心也有不得意之处吗？子野名先，他的上世是博州高堂人；从曾祖以来，家居京师而葬在开封，如今就是开封人了。铭文说：唉！子野本性敦厚，才能优良，究竟是什么使他的通达受阻，又是什么使他的长处受到限制？难道他内心有不得意之处，而外界事物又有所牵累吗？开封的原野，新里的乡里，三代都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归宿，也是他的葬藏之地。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　欧阳修 刘公名敞，字仲原，父姓刘，世代都是吉州临江人。自从他的祖父以尚书郎的身份在太宗时期声名显著，刘家便成为名门。此后家中出了许多闻名之人，到刘公时更加显赫。刘公在庆历六年考中进士甲科，任大理评事、蔡州通判。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被召入学士院考试，升任太子中允，任集贤院直学士，又判登闻鼓院，任吏部南曹、尚书考功。此时夏英公已经去世，天子赐谥号为“文正”。刘公说：“这是我的职责。”立即上疏说：“谥号是有关官署的职事，而且夏竦的品行不合乎法令。如今各部门都能守住自己的职分，陛下却侵夺臣下官署的职权。”上疏三次，天子赞赏他能守职，于是改谥为“文庄”。刘公说：“这样大概可以停止了。”暂代判三司开拆司，又暂代度支判官，并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入考试，升任右正言、知制诰。宦官石全彬因功劳升为宫苑使，兼领观察使，心中不满，退下后含怒发言。过了三天，石全彬正式授为观察使，刘公把诰词退还，不替他起草制书，于是这件事作罢。至和二年八月，奉命出使契丹。刘公一向熟悉敌方的山川道路，知道敌方从古北口曲折行进一千多里到达柳河。刘公问道：“从松亭直趋柳河，路很直也很近，几天就可以到中京，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却要走这里？”原来敌人常常故意绕远路，是想把本国土地的险阻遥远夸耀给使者看，并且以为没有人熟悉他们的山川，没料到刘公会这样询问。契丹人彼此惊讶地对视，感到羞愧，只好说出实情：“确实如您所说。”当时顺州山中有一种异兽，形状像马而以虎豹为食，契丹人不认识，便问刘公：“这就是所谓的駮吗？”刘公说它的形状和声音都符合，契丹人更加叹服。至和三年出使回来后，因避亲嫌疑请求任扬州知州。一年多后，升任起居舍人，调任郓州知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任职几个月后，被召回京师，纠察在京刑狱，修撰玉牒，主持嘉祐四年的贡举，人们称赞他选得了人才。这一年，天子占卜决定在初冬举行祫祭，已经在朝廷告诉丞相，按照旧例，率领文武官员为天子加上尊号。刘公上书说：“尊号不是古代的制度。陛下自宝元年郊祀起，就停止群臣请求加尊号；到现在二十年没有增加尊号，天下人都知道这是极盛的德行，为什么一旦接受虚名，反而损害真实的美德呢？”皇帝说：“我的意思也认为应当这样。”于是没有答应群臣的请求。礼官在祫祭前又请求把郭皇后祔祭于太庙，把自孝章皇后以下四位在别庙供奉的皇后也请求一同合食，此事交付讨论。讨论的人纷纷发表意见。刘公的意见是：“《春秋》的义例认为，不是在正寝去世，就不称为夫人；郭氏是被废后才去世的，按照景祐年间的诏令，应当恢复她的名号，却不应恢复谥号和祔祭，应该依照诏书办理。又说，按照礼制举行祫祭时，尚未毁掉宗庙的神主都应合食，并没有限制帝后。况且自祖宗以来一直这样实行，《传》说‘祭祀遵从先祖’，应当照旧。”于是全部按照刘公的意见办理。刘公既然突然使朝廷大臣的意见受挫，议论者已经多对他侧目。后来他又认为吕溱过失太轻而惩罚太重，和台谏官意见不同，因此言事者急忙攻击他。刘公知道当时已经容不下自己。正赶上永兴军缺少知军，他便主动请求前往，于是授任翰林侍读学士，充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兼永兴军府知府。长安有许多富户、豪族和奸猾之人，难以治理，还沿袭旧都时期的风气。刘公正要揭发大姓范伟的案件，案件尚未审理完备，刘公就被召回；因此案情多次变化，连续几年官吏都不能裁决。等到此事上报，朝廷下诏取来案件交给御史台，才作出判决，结果最终与刘公原先揭发的情况相同。刘公治理三个州，都有良好政绩。在扬州时，他夺回发运使冒领侵占雷塘的数百顷田地，交还给百姓，百姓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当作恩德。他治理郓州、永兴军时，都遇到旱灾歉收；他所到之处必然降雨，蝗虫也总是飞走，年成因此丰收，流亡者回来归附，政令得到执行，百姓信服，盗贼被禁止，甚至道路上无人拾取遗失物品。

译刘公的学问广博，从六经、诸子百家、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医药和各种术数，以及佛教、老子、庄子的学说，没有不通晓的。他写文章尤其敏捷丰富。曾任直紫微阁时，一天之内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刘公正要下直，为此停马退回座位，挥笔一气写成九篇制书，共数千字；文辞典雅，各自符合应有的体裁。刘公任知制诰七年，按次序本应多次升为翰林学士，却长久没有升迁。等到在永兴任职一年多，终于传出他患病的消息。八年八月，召回京师，判三班院、太常寺。刘公在朝廷遇到事情，常常提出意见，例如古渭州可以放弃、孟阳河不可开凿、枢密使狄青应当罢免以保全他等，都是他的意见。在士大夫之间，至于他规劝切责君主、直言逆耳，以及从容进见时启发君主的聪明才智，评议人物贤能或不肖等，那些没有在外廷传闻的事情，他所起的补益尤其多。所以他虽然与世俗不合，却特别得到皇帝的知遇。嘉祐年间，嫉妒他的人很多，攻击得很急；他虽然处境危险而能够没有受到伤害，是因为仁宗深深察知他的忠心。等到他侍奉英宗讲读时，不专门解释章句训诂，而是援引经书来说明事情，借机讽谏，每每得到听取和采纳，因此英宗尤其惊异于他的才干。不久，他又患上惊悸眩晕之病，请假期满一百天后，请求调任便利的州郡。皇帝说：“像刘某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又赐给他假期。皇帝每次设宴召见各位学士，常常问刘公的病是否稍有好转，并赐给他五十枚新橙，慰劳他的辛苦。病情稍有好转后，他又请求到外地任职，皇帝感到惆怅，却答应让他出任卫州知州；尚未出发，又改任汝州知州。治平三年，召回京师，他因病不能入朝，于是改任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熙宁元年四月八日，死于官舍，享年五十岁。唉！凭先帝对刘公的知遇，如果他没有生病，那么先帝任用他的地方，难道仅仅止于翰林学士吗？当刘公因为议论政事触犯时俗时，又有人捏造诽谤之语来激怒当时的宰相。等他从雍地回来，宰相韩公正想恢复他的学士职位，还没有来得及，刘公就病了，于是事情止于此，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刘公官职累升至给事中，散阶为朝散大夫，勋阶为上轻车都尉，爵位为开国彭城公，封邑户数二千一百，实际食邑三百户。曾祖名琠，赠大理评事；祖父名式，任尚书工部员外郎，赠户部尚书；父亲名立之，任尚书主客郎中，赠工部尚书。刘公先后娶过两位妻子，都是侍御史程之的女儿。前夫人在刘公之前早逝，后夫人因刘公显贵，屡次受封，成为河南郡君。儿子四人：长子定国；郊、社、掌、座，早逝；次子奉世，任大理寺丞；次子当时，任大理评事；次子安上，任太常寺太祝。女儿三人：长女嫁给大理评事韩宗直，另外两个还年幼。刘公去世后，天子推恩，录用他的两个孙子望旦和一个族子安世，都试任将作监主簿。刘公为人光明磊落，明白坦荡，以诚心待人而自信，不事先设防忧虑。至于多次受到侵害，他都置之不理，不去计较，也不把它放在心里。居家时不计较家中有无财物，喜欢周济宗族。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他与弟弟攽的友爱尤其深厚。有文集六十卷。他所著《春秋》学说包括《传曰》《权衡》《说例》《意林》，合计四十卷；又有《七经小传》五卷、《弟子记》五卷。《七经小传》如今在学者中广泛流传。二年十月辛酉，他的弟弟攽和儿子奉世等，把刘公安葬在祥符县魏陵乡，祔葬于先祖墓旁。于是为他作铭说：唉！仲原父，学问坚实而广博，见识敏捷而明达，心地坦荡而没有疑虑，一切都以诚实为准则。见到利益就像害怕一样，遇到义理必定争辩；面对机遇而踏入险境，处在危急中也不倾倒。才华积蓄深厚却未能施展，反而折损了他的寿命。只有他的文章，像日月星辰一样灿烂；即使有人想毁谤，也知道没有人能够做到。古代的圣贤，全都在身后才得到亨通；如果有人不信，就考察这篇铭文吧。神道碑铭 马正惠公神道碑铭　　　　　　王安石 推忠保顺同德翊戴功臣、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特进、检校太尉、使持节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正柱国、扶风郡开国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实封二千二百户正惠马公，于天禧三年十月戊戌安葬在开封祥符县某乡某里的墓地。到嘉祐七年，公的孙子庆崇才来请我写铭文，并写作公碑的序说：“马氏原本是扶风人，到公的高祖时迁居云中。赠太师、名某的人，是公的曾祖；赠太师、中书令、名某的人，是公的祖父；龙卫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名某的蔡公，是公的父亲。蔡公跟随太祖平定天下，奋力作战建立功勋。当时云中已经被契丹取得，所以马氏又迁居浚仪，就是今天的开封府祥符县。”公名知节，字子元。蔡公去世时，公只有七岁。太祖在宫中召见他，有关官署说按惯例应补任殿直，太祖特授他西头供奉官，并赐给他名字。开宝五年，公十八岁，监彭州兵马；他严肃整饬，威严得像老将一样令人畏惧。太平兴国三年，领兵戍守秦州清水。奸人李飞雄乘驿马假称诏书，逮捕公以及秦陇巡检刘文裕等人，准备把他们押送到秦州。后来李飞雄盗取军库兵器发动叛乱，公识破他的诈术，便与刘文裕一起擒住李飞雄，审理后将其杀死。太平兴国五年，监潭州兵马，改任东头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监博州兵马。刘延让在君子驿战败，契丹人已经退回。公当时正征集壮丁、聚集草料粮食、修缮城池、整治军械，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官吏百姓起初都不喜欢他无事生事，后来契丹果然到来，估量无法攻城，便离去了。雍熙四年，改任西京作坊副使，准备驻屯冀州。端拱元年，调任定远军知军。当时朝廷商议征发河南十三州百姓转运粮饷到河北，公告诉转运使樊知古说，这支军队聚集的士兵少而积存的粮食多，即使簸取其中腐败的部分，也还可以得到十七万斛。樊知古据此取得粮食五十万斛，从而停止了河南的劳役。事情上报朝廷，太宗赞赏他。端拱二年，深州刚被契丹蹂躏，城郭房舍大多毁坏，流民又很多，于是调公任深州知州。公到任几个月，毁坏的都修复了，流亡的百姓也都回来，全州忘记了敌寇侵扰的痛苦，认为公很能安抚百姓。后来保州治理不好，又调公前往代替。淳化二年，又调任庆州知州。羌人一万人因怨恨程德元而来侵犯，公诱使他们的首领前来，以威势和信义晓谕他们，他们便全都退去。

译淳化四年，升任西京作坊使、梓州知州。淳化五年，李顺在蜀地作乱。朝廷进军西川，让公前往征讨，又任命他为先锋；他平定剑州后被召回，走到三泉时，朝廷又让公与王继恩一起讨贼。王继恩恼怒公刚直抗争，便让他守彭州，把他的军队全部收走，只给他三百名疲弱士卒。贼军率领部众到来，号称十万人；公奋战一天，士卒损失大半，于是夜间独自出城，招募救兵，再次入城。贼军始终不能攻下城池，失败后离去。公被授为成都府兵马钤辖，升任洛苑使；淳化五年，授任蜀汉九州都巡检使，不久又兼任成都府兵马钤辖。真宗即位后，改任内苑使。蜀卒刘旰聚集数千人结党作乱，攻打几个州，所到之处都攻取下来。公率三百士卒追到蜀州，与他交战，刘旰逃往邛州；招安使上官正召公回成都商议军务，公为上官正谋划说：“贼军攻破邛州后，必然乘胜劫掠，渡江逼近我们；等他们疲惫后再交战，即使我军人数多一倍，也不容易抵挡。不如迎击他们的疲势，迅速发动攻击，一定可以击破他们。” 于是公出兵前进，驻扎在方井，与上官正会合，将刘旰等人全部杀死，不留一个活口。真宗赐书嘉奖和慰谕，赏给锦袍金带。咸平元年，加授登州刺史，任秦州知州。各羌族作为人质的子弟中，有被扣留三十年仍未释放的，公把他们全部送还。羌人感念公的恩德，直到公离任，没有一个人侵犯边塞。小泉银矿长期没有开采，主管官吏把全部家产都赔偿每年的课税，却仍被不断追责；公上奏后获准免除，并把他们的财产归还。咸平四年，就地授任西上阁门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马钤辖。有人告发龙骑士谋划叛变，被牵连的人多达数千，公逮捕并杀了为首的七人，其余一概不追问。自干德年间以后，每年漕运蜀地物资都让富户押送，很多人因货物漂失而获罪，甚至抄没家产；公上奏，请以三班使臣和三司军大将代替富户押运，并按照漕运事务的完成情况实行赏罚，这一办法直到今天仍使人便利。咸平六年，调任鄜延路驻泊兵马都总管兼延州知州。蜀地百姓在公离开时，都围着他哭泣。公到延州时，羌人正出兵窥伺边境；公在上元节打开城门、张灯结彩，向他们表示毫不戒备，羌兵因而不能作乱。后来又调任镇州知州兼本州兵马都总管。景德元年，契丹侵犯边境，百姓进入城中保卫，公与他们约定：“偷盗一文钱的处死；有偷盗二百钱的，我立即杀掉他。” 于是从澶州以北，各城白天都关闭城门。诏使经过公的辖区，公总是把他们留下，并招募人从小路秘密护送诏书；他们都能带回消息上报。公又根据情况行使权宜之权，让沿途各地接收漕运和运输来供应边境的物资，所以契丹想要抢掠却一无所获。皇帝车驾驻扎澶州时，大将王超率领数十万士卒，停留不肯前往。公多次催促他，他仍不动，于是公写信责备，他才开始出兵，却又借口中渡没有桥。军队到达时，公早已准备好材料，一夜之间桥就修成了。皇帝听说后亲自下诏褒奖他，也由此知道公果然可以托付大事。景德二年，调任定州知州，又授东上阁门使、枢密院都承旨。景德三年，遂以检校太保身份签书枢密院事。祥符元年，皇帝东封泰山，任公为行宫都总管。从这以后皇帝出行，必定任公为都总管，并且都允许他专擅处死罪犯。公部署分明，约束严整，发布命令后秩序肃然，却从未随意杀过一个人。当时边将说契丹逼近边塞，大臣们都主张发兵防备，只有公建议让边将写信询问契丹的情况，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契丹于是退兵。公升任检校太傅。祥符四年，加任宣徽北院使。祥符五年，授任枢密副使。当时契丹已经与宋朝结盟，宋朝大臣正谈论祥瑞，公却常常不同意。公曾从容不迫地极力陈说，天下虽然安定，却不能忘记战争、停止武备的道理；此外还有许多争论。真宗多认为公的话是正确的。大中祥符七年，授任颍州防御使，知潞州。潞州的税赋常常调运到边境，公论述这样做的危害，从此所输送的只限于邻近州而已。天禧元年，调任大名府知府，兼任驻泊兵马都总管。皇帝派宦官前来慰问，赐白银二千两。过了不久，任命公为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检校太尉。公患有足疾，当时诏令内朝官员另编一班，免除他行蹈舞拜礼。天禧二年，公病重，请假并请求离职，真宗不准，还多次派宦官慰问，又亲临他的宅第，赐白银三千两。不久皇帝估量公确实病重，不能勉强他办事，便罢去原职，改任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但公坚持请求到外地镇守，最终也没有获准。过了很久，病情稍有好转入朝拜见，真宗总是派两名阁门祗候在宫门等候公到来，扶他入内，并搀扶他行拜礼、起身；又多次屏退左右询问政事，常常听取并采用他的意见。天禧三年，公再次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任公为贝州知州，兼本州兵马都总管。将要出发时，皇帝又召见他，准备把政务托付给他；公坚决辞谢，过了很久皇帝才作罢，改任公为本镇长官。到了六月，公的病发作，诏令让公的儿子洵美带太医前往诊视；魏州、潞州两镇的人也都奔走前来问候，并为公祈祷。不久公病情危急，真宗又派公弟弟的儿子成美骑快马传诏，召公回京；但公在八月壬寅日去世，未能起身，享年六十五岁。真宗为此震惊悲痛，停止上朝，下诏追赠侍中，录用他的子孙，赙赠和赏赐都提高等级。公的前夫人丁氏，封某郡君；后夫人沈氏，封某郡夫人。儿子二人：洵美，最终官至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最终官至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孙辈十六人，其中十四人都已经去世；庆宗现任右班殿直，庆崇现任文思使、知恩州。公年轻时意气慷慨，以武力和智谋自负，又喜欢读书；宾客朋友中所交往的儒者，都是当时的豪杰。有文集二十卷，文章长于议论。从开始做官直到被重用，遇到事情总是直言不讳，从未有所顾忌。王冀公、丁晋公掌权时，每逢朝廷议事发现他们不正直，公就当面斥责他们。真宗初年，公有时十分触犯皇帝；但真宗最终正因为这一点了解了公，而天下人直到今天仍称赞他的正直。铭文说：

译在浚仪城西南，谁来封土，谁来植树？这里是有宋正惠马公的墓。公处在太宗、真宗时代，奋勉直言，谋略得以施行，能够以弱小攻击强大，以少数擒获众多，以卑微抗拒尊贵。凭借公的勇气，即使对方尊贵、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也一定能够战胜。凭借公的敏捷，也凭借公的正直。皇帝说：“你真正正直啊，你是我的良弼！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家室。”在内朝任职十年，主管掌管机密事务。与我同心，整饬治理各种事务。建立大功、参与宗庙谋划，没有谁敢和你匹敌。公说：“孤臣怎敢荒废所受的荣誉？谗言没有被采用，这是皇帝明察。”士人有时困顿穷苦，没人知道他们的才德；等到凭借官位显贵时，正直的人有时又被丑化在自己所愿之处，双方都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还没有活到高寿，天命却没有安排好。德行胜过寿命，谁说年老受赐便能留名后世？公享有长寿，刻石立碑，碑额篆书，作下这篇铭诗，陈列在墓道上。它将永远流传下去。《汴京遗迹志》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卷十八，明代李濂撰，艺文五 杂文 河堤谒者箴　　　　　　　　汉代崔瑗 从前洪水浩浩荡荡，水势滔天；有夏任用禹担任司空，于是测定山川的位置，疏导黄河，使它从积石山流出，在龙门开凿河道，以防水的工程作为砥柱，沿着黄河岸边治理；大地既已得到疏通，洪水便分流到北方原野，济水、漯水都顺利流通，沂水、泗水也随势而流，长江、淮河浩浩荡荡，于是冀州才成为可以居住的州；菑水水流缓缓，向东归入大海，九州大地十分安定，四方水边也没有危险。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夏禹的功业逐渐衰败；疏导不按原来的方法，堵塞也不按原来的方法，八方田野都淤塞，水位高过民居，水流奔涌泛滥，屡次冲决金堤；瓠子水流潺潺，宣房宫因此作歌。于是派使臣主管水利，谨告掌管河渠的官员。汴河铭　　　　　　　　　唐代皮日休 把德行留给后世的人，当时安逸，后世却赞美；把功业留给后世的人，当时劳苦，后世却得到利益。像这样的人，守持正道的君主，只怕德行不能美好，使后世和自己的百姓都不得安逸；夸耀力量的君主，只怕功业不能完成，使自己和百姓当时劳苦。因此，对天下来说，没有安逸就不足以守成，没有劳苦就不能除弊。这些利害是由贤明或愚昧的君主造成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隋朝修筑淇水、汴水的堤防，开凿太行山，当时隋朝百姓承受不了它的危害；到了唐朝百姓却承受不了它带来的利益。如今九河之外，又有淇水、汴水，向北沟通▯郡的渔业和商贸，向南运输江都的漕粮，这种利益多么巨大啊！不用一个民夫挑土，不用一名士卒凿开险阻，却使前代功业巍巍可见，这岂不是上天借助暴虐的隋朝，成就了我们的大利吗？还担心国家会有修筑淇汴、开凿太行那样的劳役，所以献上微薄的劝诫，这就是《汴河铭》。这条河水流绵延，遵循禹所开辟的道路；有了那个暴虐的隋朝，才开凿沟通了津水、泗水。史书书写疲惫百姓的哭泣，夜里传来溺死者鬼魂的哀号；河流红得像赭石流过山川，又像松木贯穿大地。龙舟还没有毁坏，江都已经发生弑君之变。旧日遗迹徒然存在，流逝的水波却不停息。在隋朝，这是祸害；在唐朝，这是利益。唉，圣明的君王只要守住这一点就够了。铁犀铭　　　　　　　　　　明代于谦 百炼玄金熔化成纯粹的金液，变化成为神异的犀牛，雄伟威严、光彩显赫；镇守堤防，使波涛永远平息。它安稳如泰山，坚固如磐石；水怪潜藏身形，冯夷收敛踪迹。城池官府坚固完好，百姓没有被水淹没；风调雨顺，男子耕作，女子纺织；四季依次运行，百神各尽其职，亿万百姓都安稳地置身于枕席之间。这是上天的福佑，也是皇帝的力量；铁犀也有功劳，愿这功德流传无穷。侯嬴　　　　　　　　　　　宋代邹浩 古语说：“夏天要准备皮衣，冬天要准备细葛布衣。皮衣难道是夏天急需的东西，细葛布衣难道是御寒的用品吗？”大概没有事情时预先准备，是为了等待有事情发生。因此，古代的君子有人逃身到海滨，每天把捕鱼垂钓作为事情，淡泊得仿佛忘却了世事；等到放下钓竿起身，谈论天下事务，却能如此周密，那么天下就会得到治理；不能如此，就会混乱；如此就会安定，不能如此就会危险。他们动辄写下几十万字，全都是古今的秘密谋略，是兴王所急切寻求却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功名最终同日月一起长存而不朽。那个侯嬴，难道也是从这里有所领悟吗？为什么他谋划夺取魏国军队，谈笑之间就办成了，好像从怀中取物一样？虎符存放之处极其深密。所谓如姬，也未必知道它在哪里，何况敌国的国人、各位大夫和身边侍从呢？可是侯嬴独自一人为什么知道？晋鄙是声势赫赫的老将，在城门外统率十万军队，功罪尚未判定，信陵君却突然乘一辆车到来；晋鄙不肯交出兵权，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朱亥的贤能，大概不是荆轲可以相比的，本来足以办成大事。他当时还埋没在屠宰作坊中，全国没有人知道他，侯嬴又为什么独自知道？侯嬴既没有几家传授的射覆、占候之术来探测幽隐、搜求隐秘，只凭守关门的卑微身份，便谋划夺取晋鄙的军队，以成就信陵君的高义；事情有始有终，一点也没有差错。如果不是他逐步讲求、平素早有安排，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所以我说：“没有事情时预先准备，是为了等待有事情发生。”正因为信陵君当初能够降低身份礼敬侯嬴，不因自己尊贵而骄傲；侯嬴长期居住在市井，也不因市井之人的偷骂而动摇；信陵君把他引到上座，也不因将相宾客在场而改变礼节。这是极其诚恳而又不知疲倦的人，是真正喜爱士人的人，是可以和他一起成就事业的人。他想击退秦军、救援赵国，如果不把平日培养的侯嬴果断地用于此事，那就不是信陵君了；侯嬴也不会这样做。所以我曾认为：“没有信陵君，也就没有侯嬴。”不过，侯嬴对于信陵君固然忠诚，对于魏国也能算忠诚吗？秦国攻打赵国，必然转而攻击魏国，这难道不是给国家招来祸患吗？并不是这样。侯嬴为信陵君谋划，正是为魏国谋划。为什么呢？秦国想要吞并六国，已经很久了；六国不灭，它的野心就不会停止。赵国和魏国是同盟国，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皮破了毛就会脱落，这是形势所决定的。秦国扬言攻赵、一定会攻打救赵者，只是秦国的虚声；不敢救赵而坐看赵国被攻，才是魏国真正的祸患。秦国攻打魏国，赵国救不救都会被攻打；救赵后再攻魏，攻势会更急，祸患更大；不救赵再攻魏，攻势会稍缓，祸患较小。由此说来，杀死晋鄙、夺取他的军队，只是晋鄙一人的不幸，却是魏国的幸运。那么，假如侯嬴不轻易舍弃自己的性命，魏王能够任用他，或者只帮助信陵君辅佐魏国，魏国难道不会兴盛吗？那么，庆贺长久强盛的人将不会是秦国，而会是魏国吗？这也不对。正因为侯嬴轻易舍弃自己的性命，我才知道他没有能力成就大事。为什么呢？在侯嬴所处的时代，士人只知道为名声而死，把这种死看作义，却不知道为成就大义而死才算义；这样的人纷纷自以为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这难道不是迷惑吗？大概可以死的时候，为大义而死以成就仁德；不死，就没有勇气。但不该死的时候却不死，为了保全仁德以成就大义；如果一定去死，反而会损害勇气。侯嬴在这两种情况之间都没有选择：既不像管仲那样不死而必有所作为，也不像田光那样必定舍生；这究竟算什么呢？况且士人之所以不能在世上有所作为，是因为有外物牵累自己。生死也是大事，但侯嬴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凭这样的心志去做事，到哪里会没有余裕呢？可惜他的功名最终只停留在这里罢了！唉，他是战国时代的奇士，却是名教的罪人吗？拟作《梁惠王送卫鞅还秦》文　元代杨维桢

译将军，您原是我的旧相国公孙痤的中庶子。公孙痤曾向寡人推荐您，又劝寡人不要任用您，必定要杀掉您。寡人没有杀您，本来以为将来有办法任用您。不久，将军向西进入秦国，于是忘了寡人。寡人正要依靠将军求得福祉，将军却献策攻打魏国，这难道是宗国对将军的期望吗？公子卭与将军平素以兄弟相交，将军写信给公子卭，说要同他当面订立盟约，以解除两国的战争。公子卭相信将军，将军却劫持盟约、拘捕公子卭，大败我国魏军。将军难道算得上奇异的男子吗？楚王用丰厚的财物和甜言蜜语诱捕蔡侯，《春秋》痛恨这种倾覆危害的行为，特意写作“诱执”，把遗臭万年的恶行传给后世。将军以立木取信的办法治理秦国，后来却出卖信用、拘捕公子卭，史册记下这件事，难道不会把您的恶行传给百世吗？用欺骗驾驭别人，别人也会用欺骗对付我。公子卭闭门不出达八年，本来就会对将军有所嫌隙，我已经知道将军一定会反过来攻打魏国了。将军反攻魏国，就是将军把自己的头颅送给寡人；但寡人不忍心这样做。把您送到别的国家，别国又会与将军结仇，仍然会把您送回秦国。将军是死是生，只能自己审慎决定。魏国把卫鞅送到秦国，秦国杀了卫鞅，将他车裂示众，并把他的家族全部诛灭。云：《梁惠王葬议》　　　　　　　　杨维桢 梁惠王下葬有了日期，天降大雪，积雪一直到牛的眼睛，只好修筑栈道来下葬。群臣多次劝阻，太子不听。犀首向惠施询问此事，惠施引用周文王改葬的事情。太子于是改变日期下葬。我奇怪惠子通晓古代学问，为什么不查考并订正《礼》和《春秋》中的说法呢？《春秋》在宣公八年记载：“己丑日安葬敬嬴，因下雨不能下葬，到庚寅日正午才得以下葬。”定公十五年记载：“丁巳日安葬我国君定公，因下雨不能下葬，到戊午日傍晚才得以下葬。”《谷梁传》认为：“下雨不能下葬，是因为丧事不能按照常规举行”；《左传》认为：“下雨不能下葬，是合乎礼的。”这两种说法应当听从哪一种？《士丧礼》备有雨天乘坐的潦车、蓑衣和斗笠，《王制》又说平民下葬不能因下雨而停止，可见先王也考虑到这种情况，预先作了准备。然而如果雨雪过于猛烈，泥泞积水过深，负责治丧的臣子、主持下葬的诸侯，准备的物资有所不足，难道还可以拘泥于遥远的日期，把他们同平民等同，非要狼狈不堪地举行下葬吗？解释礼制的人说平民下葬不能因雨停止，那么诸侯、大夫就应当因雨停止。《春秋》记载能够下葬，实际上是赞成因雨暂停而最终完成下葬。梁襄王安葬父亲时，不幸遇到大雨大雪，却一定要修筑栈道来下葬。群臣的劝谏不能阻止他，却被惠施的话阻止了。惠施引用楚国山中的事情，把它当作文王的义举。这是市井之人的议论，惠施却以此作为义理的依据。这正是战国士人不学习礼学的浅陋之处。不过，他的说法也能使君主改变下葬日期，这样做合乎人情，也可以说合乎义理。至于是否效法文王，我就不知道了。有人问夷门监者　　　　　　杨维桢 有人问：夷门的守门人，比起信陵君的四位豪客，是怎样的人？难道他不把天子当作臣奉事，也不把诸侯当作朋友吗？难道像薛公所敬重的三位上等宾客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公子要空出车的左边位置来迎接夷门监者？上车时不谦让，公子却亲自执缰驾车，显得更加恭敬呢？抱遗老人说：“不对！夷门监者不过是刺杀劫夺的首领罢了，哪里称得上上等宾客？假传命令从赵国夺取兵权，对赵国来说是有功；对魏国来说却是不忠。公子竟以不忠之人为老师，怎么配称为公子呢？我唯独取信陵君门客中的一人：公子面露自以为有功的神色，那位门客劝他说：‘别人对公子有恩，公子不可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希望公子忘掉。’我认为这才是把上等宾客的美德归还给受恩之人，而史官却没有把他的姓名记下来，实在可惜！” 拟作汉代为公子无忌设置五户守墓人家的诏书。明代李濂 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后，封土祭祀比干的墓，表彰商容的里门，用来褒扬贤人圣人，使天下受到教化。朕经过大梁，听说魏安釐王时有一位公子无忌，谦逊恭敬，礼待士人，不以屈身结交为可耻；为守门人执缰驾车，屈尊到屠夫市集拜访，最终依靠士人的力量击退秦军、救援赵国，威势震动诸侯。大功既成之后，他更加恭谨谦让；赵国君臣感念他的恩德、服膺他的义行，甚至不忍心用言语表达感激，献上五座城池，可以说是当时一代最雄杰豪迈的人物。年代逐渐久远，他的风范气概仍然存在；如今墓地荒凉，已经全被茂盛的野草覆盖，朕深感怜悯，特命郡国为公子设置五户守墓人家，让他们世世代代按时节祭祀公子；仍免除这五户人家的徭役和其他事务，使他们能够专门守护墓域，禁止砍柴放牧，以此慰藉公子于九泉之下。有关官署应当恭敬奉行，不得怠慢。安都　　　　　　　　　　　宋代秦观 臣听说，世上议论天下形势的人，都说没有比雍地更好的，其次没有比周地更好的。至于梁地，只是天下交通的要冲，并不是凭借地势险要的地方。所以汉、唐建都，都在周、雍。到了五代以来，才真正开始建都于梁。本朝即使不能远远考虑长安，难道也不应就近占卜洛阳作为都城吗？可是由于安于故土、留恋迁徙，深深眷恋开封一带，这不是替万世子孙谋划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唐、汉的都城，必定要在周、雍；本朝的都城，则必定要在梁，然后才可以。长安一带，左边有殽函，右边有陇蜀，前襟后凭着终南、太华山，泾水、渭水和洪河环绕其间，土地方圆数千里，全是肥沃良田。倘若突然有紧急情况，可以迅速备足百万军队；凭借地势便利向诸侯出兵，就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是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所以它凭借地利可以防守，自古号称“天府”。开封地势平坦，四面通达，各条道路像车辐一样会聚：南面接楚境，西面接韩境，北面接赵境，东面接齐境，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阻隔，而汴水、蔡水等河流交错贯穿其间。车毂交错，行人脚步相接，道路上车辆首尾相连，千里不断，是四通五达的郊野。所以它凭借地利可以作战，自古号称“战场”。

译洛阳左有▯，右有涧，内外有山河为表里，扼守殽、渑的险隘，阻隔成皋的险要，正对着伊阙的坚固关口，东西南北广阔六百里，却四面都要承受敌人进攻。用来防守，比不上雍地；用来作战，比不上梁地。然而雍地一旦取得，就可以成为天下的要害，自古号称天下的咽喉。天下的形势，没有超过这三处的。所以蜀地的成都、吴地的建业，都具备称霸一方的条件；而楚地的彭城，不过是盗贼的巢穴罢了。《易经》说：“天险是不能攀登的，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所谓险阻，难道一定只是指山川丘陵吗？在天上不能攀登，在人力方面不能夺取，就都可以称为险阻。雍地是天府，梁地是战场，周地是天下的咽喉；臣认为汉、唐的都城必定要在周、雍，本朝的都城必定要在梁，然后才行，是因为汉、唐凭借地势作为险阻，本朝凭借军队作为险阻。汉高祖说：“我用羽檄召集天下军队，却没有人到来。”汉武帝说：“我刚即位，不想拿出虎符来调发各郡国的军队。”大概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做法，郡国的军队分散在各地；材官军一旦发生变故，就用符节和檄文从京师调发军队。当时只有南、北两军，并有期门、羽林、孤儿等部队来准备护卫皇帝出行。唐朝把天下分为十道，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府的军队，其中在关中的只有二百六十一个府。府兵制废除后，才设置神策军作为禁军，也不过几万人。由此可见，唐、汉的军队都在外地；所以如果不把都城建在四面有险要关塞的地方，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命脉。这就是所谓凭借地势作为险阻。本朝吸取五代的弊病，把天下的军队全都安排驻扎在京师，名册上登记的号称一百多万；他们的衣食供给，哪怕一丝一毫，也都仰赖县官，又不像府兵制度那样把军队寄寓于农民之中。如果不把都城建在四通五达的郊野，就不足以供养天下的军队。这就是所谓凭借军队作为险阻。凭借军队作为险阻，就不能把都城建在周、雍；正如凭借地势作为险阻，就不能把都城建在梁地一样。可是糊涂的人竟然说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唉，这也是不懂得时势变化。大农之家，田地连绵成片，积存粮食上万斛，又兼有陂池水利和山林麓野的物产，那么他的住所一定选择在郊野；大商人的家产，用收聚和散出钱财来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用收进和发出各种货物来取得加倍的利息，那么他的住所一定选择在市区。为什么呢？所使用的谋生方法不同，所依托的地方也就不同。如今梁地占据天下的要冲，每年从东南漕运六百万斛粮食来供给军粮，尚且担心不够，何况还想沿袭汉、唐的旧迹，把都城建在周、雍的旧址上呢？这和掌握大商人的经营方法，却想依托大农家的土地有什么不同？由此说来，周、雍那样的地方，是汉、唐用来凭借的险阻，本朝又何必依赖它呢？考察少游的这番议论，大概是为了附会和维护本朝而提出的说法，并不是公允正确的见解。我曾经写文章加以驳斥，随意抄录在下面。《论宋朝建都汴京》　　　　明代李濂 我常常看见世上的君子，喜欢诵读吴起“在德不在险”这句话，把它当作千古名言。我私下认为，吴起的话确实说得美好，固然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但他只是遗漏了内外兼修的意思。为什么呢？德与险可以同时具备，却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应以德为根本，以险为次要。轻视德而依赖险，不可以；有德却没有险，也不可以。不看看《易经》和《周礼》吗？《易经》坎卦的象辞说：“天险不能攀登，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险阻在适当时机的作用是多么重大啊！”《周礼》的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便周遍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因此自古帝王建国，必定依托险要之地，固然常常严格修治内部政治，却也从未稍稍放松对外部祸患的忧虑。像周文王迁都丰邑，周武王迁都镐京，周成王定居洛邑，汉、唐建都关中，都是谋求长治久安的规划。宋朝沿袭五代旧制，把都城建在汴京，可以说是极其错误的决策。汴京处于平原旷野，没有险阻可以防守。张仪说它四面平坦，没有名山大川作为界限，确实是战场。郦食其劝说汉高祖时，也说：“陈留是天下的要冲，是四通八达的郊野。” 历来考察旧史，古代从没有在这里建都的。魏国原本建都安邑，因为苦于秦国侵伐，不得已向东迁到大梁。后来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城，魏王假被俘，满城都成了鱼鳖之地。朱全忠篡夺唐朝时，居住在汴京不过五六年。唐庄宗起兵讨伐他，所造成的灾祸比魏王假更惨烈。石敬瑭依靠这种局势，契丹军长驱直入，少帝被俘。与朱全忠的祸患相比，就更加惨烈了。宋太祖英武盖世，是开创基业的贤君。已经有这样的覆辙，却不加以鉴戒，反而沿袭后周在汴京建都的做法，终于给子孙留下北迁受辱的耻辱，使中原沦陷于金人之手，最终也不能收复。推究祸患的根源，是他忽略长远谋划而不明白大计，还能责怪谁呢？晚年西行洛阳，已有迁都和设置陪都的意思，但群臣不听从。宋太宗当时还是晋王，随从护卫中极力说迁都不便。宋太祖说：“迁往洛阳还不是时候，最终应当居住在长安。”晋王引用吴起“在德不在险”的话来讽谏宋太祖，宋太祖没有回答。由此可知，宋太祖的智慧并不是不知道汴京不宜建都，只是被众人的议论阻挠，缺少一点独断。既然已经安于在汴京建都，就应当考虑谨慎巩固根本之地，以谋划讨伐外敌。何况燕、蓟与汴京接壤，距离并不远，一旦敌军南下，又拿什么抵御呢？可是竟然一点也没有考虑这些，君臣上下都以为安然无事。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议论想替宋真宗谋划避开敌人的办法，寇准极力主张亲自出征，把敌军击退；然而仍然增加了每年数十万的岁币。庆历年间，契丹又放肆提出没有满足的时候的要求，富弼用强硬的言辞驳斥它，但也增加了每年数十万的岁币。靖康年间，金人再次入侵，朝廷援引旧例请求讲和，金人不答应，于是搜括京城内外的金银财物来贿赂他们，仍不能满足其欲望。金人约宋钦宗到青城，宋廷仓促之间没有办法应对，于是国势就无法支撑了。唉！假如当时早听从宋太祖的话，向西迁都洛阳，哪里会有二帝蒙尘、北迁，中原陆沉的祸患呢？我记得仁宗在位时，范仲淹当时任陕西安抚使，上疏说：“上天有九重关隘，君主有九重宫门，请修缮京城以壮大帝王居所，营建洛阳以备皇帝巡幸。太平时就居住在汴京，因为这里是水陆交通都会之地，便于应付天下的紧急变故；有紧急情况就守在洛阳，因为那里是山河表里的居所，可以保卫中原。而且关中自古是兴王之地，有百二之险，也应当留意。”仁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却被余靖的话阻止，这项议论于是搁置。范仲淹的高明见识，实际上与宋太祖相合，实在不是朝廷诸臣所能比的。

译朱熹称他是宋室第一流的人物，难道是过分赞美吗？有人说：“国家的兴亡，是天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因此，如果天命还在，废墟也可以成为金城汤池；天命已经离去，又有什么险要值得依靠？遇上阳九之厄，命数闭塞，人想凭微小的智慧和力量从中挽回局势，恐怕也很困难。我要说：“天道遥远，人事切近。什么叫天道？就是气运和命数。什么叫人事？修养德行、体恤百姓、任用贤能、铲除奸邪，凡是可以壮大我国势、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的事情，都属于人事。”如果不在人事上尽力，却一味听凭天命，那么就会坐等危亡，而没有人能够自我振作。诗经说：“这样怎么能使善政实现，反而将要一起陷入溺亡。”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难道不应该努力谋划治理，以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千万不要被渺茫而无法考察的天命说迷惑啊！读《宋史》　　　　何乔新 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在政府任职，苏辙、刘安世、孔文仲在谏台，苏轼、程颐、范祖禹等人在侍从之列。群贤同心协力，把熙宁、元丰年间那些危害百姓的法令全部更改，主持这些法令的人也都被贬斥放逐。蔡确、章惇、吕惠卿这些人，有的被流放到南方炎热的荒远地区，有的被贬为闲散官职。天下人擦亮眼睛，仿佛看见了太平。等到宣仁太后去世，章惇出任宰相，重新推行熙宁、元丰旧法，群邪摩拳擦掌而起，遍布朝廷。于是贤人君子一日之间充斥岭南，凡是以正直自居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祸患。延续到宣和末年，士气消沉，人心离散，外患发生，宋朝的事情已经不可挽救了。君子说：元祐诸贤的祸患，大概产生于过度激烈。水流过于激烈会翻船，箭射得过猛会伤害手指。天下的事情，过于激烈的，祸患必定发展到不可挽救。古代君子处在变故之际，用忠恕之心推行政宽刑平的政策，所以最终免除了报复的祸患。可惜这些贤人没有明察这一点。熙宁、元丰的法令固然有很多危害百姓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两项可以施行；不问是非，一概更改，那就过分了。熙宁、元丰年间当权的大臣，固然多有狡猾谄媚之徒，大的调任外藩，小的斥退到州县，也就可以停止了。可是掌管言论和劾奏职责的人，却搜剔瑕疵、寻找毛病，攻击他们而一点也不宽恕；掌管典章制度和诏令的人，又揭发细微隐秘之事，只怕不能把他们的罪行彰明，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憎恶他到了极点，就会造成祸乱。”诸贤对于那些小人，憎恶也确实太过分了。那些熙宁、元丰时期的小人惶惶不安，无处容身，于是他们联合起来谋害我们，寻求发泄毒害，以快其愤怒，将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一旦君主的心意改变，他们乘隙而动，诸贤想在世上保全自己，难道还能做到吗？主人攻击盗贼，尚且还会有怜悯之心；盗贼攻击主人，凡是可以刺入刀刃的地方，都要竭尽全力才肯罢休。所以开始时，陈瓘、刘安世纠弹群奸；到最后，杨畏、来之邵反过来攻击善类。开始时，苏轼起草诏制，褒贬还算过分；到最后，林希起草诏制，丑化诋毁到了极点。开始时，被贬死在瘴疠之地的只有蔡确一人；到最后，刘挚、吕大防等死在岭海的，不知有多少。这难道不是祸患产生于过激吗？贤人君子遭受祸患，固然已经无暇计较；但国势衰落到不可再振兴的地步，不也令人悲痛吗？唉！世上的君子在当时遇到这类事情，应该把元祐诸贤作为鉴戒啊！《汴京说》　　　　宋代王安石 古代占卜有固定的官员，所询问的也有固定的事情。至于考察人的生辰和星宿所处的位置，观察人的仪表、形貌、气色和纹理，预言人的祸福，在圣人的著作中没有这种说法。不知从什么人那里传承了这种学说，它漫无边际地流传四方，直到今天尤其繁盛。把天下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登记起来，以此自称的人大概不下数万人，而汴京不在其中。单把汴京登记起来，大概也以万计。我曾观察汴京的术士，那些善于挟持奇术来打动人的，大体上连宫室、服饰、车舆、饮食的华美，也比不上他们。他们外出时，有时是被人召去；问那是谁，便说是某人，是朝廷贵人。他们回来时，有时是得到赏赐；问那是谁所赐，也说是某人，是朝廷贵人。坐在他们住所旁边，数着来来往往的人，肩膀互相碰触，脚跟彼此相接，只观察一个早晚，人数就已经多得无法计算。我暗自感到奇怪，又暗自叹息说：我们这些人研究先圣人的学说并修习其方法，把它推广开来，可以替天子谋划太平；收敛起来，也足以修养自身、端正家庭。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公卿大官像这些人一样如此勤勉地亲近权势。有人说：你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口渴的人期待浆水，生病的人期待医生，治理事务也是这样。你如果真能替天子谋划太平、修养自身、端正家庭，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权势和地位罢了。权势不充盈，地位不充足，内心就焦灼；内心焦灼，就会迷惑。权势充盈、地位稳固了，就会生病。失去权势地位便忧愁，既迷惑又忧愁，就会想着决断。既然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决断，你也能吗？你不能，那么你和他们亲近、与别人疏远就没有区别了。于是我醒悟过来，不再感到奇怪。过了很久，我补授为淮南省属官，亲临江南一带，有个金华山人突然来拜访，自称能够预言祸福。唉！如今这个世道，凭你的术数，还有什么地方会遇不到这种人呢？于是我把《汴京说》拿给他看。辞免权知开封府札子　　　　欧阳修 臣听说，宫中发出诰敕各一道，交给阁门，任命臣兼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臣资质平庸、才能拙劣，长期玷居侍从之列，起初没有功劳来伸报皇恩，早晚反省自己，常常内心惭愧。如今圣上曲加防护，错误地加以选用，怎么可以苟且逃避繁重的事务，便请求辞免呢？只是臣确有不得已的原因，必须详细陈述。臣从前两年以来，多次上奏，请求出任外地官职。因为臣长期患眼疾，年纪渐老，视力昏暗日益严重。又从今年春末突然患了风眩，昨天韩绛进入学士院、举行敕设之日，在众人同坐之中，突然昏倒。此后常常发作。由于臣所修撰的《唐书》已经有了次序，想等书完成后，便请求补授外任。哪里料到圣上却把治理繁重事务的责任交给臣？臣一向专门学习文辞，治理百姓、处理政务本来就不是所长；再加上早衰多病，精力不强，私下担心会败坏官职、耽误事情，从而向上辜负圣上的知遇。况且所修《唐书》再有三五个月就可以完成，设置修书机构已经多年，官吏被拘留其中，耗费俸给供养，如今已经接近完成。如果另派别人，反而会造成拖延。希望圣上怜悯臣年老多病、并非治理政务的长才，另行选用有才能的人，准许臣暂且仍任旧职，等《唐书》完成之日，再请求授予一个外任差遣，以保养衰残之身。听候圣上裁决【嘉祐三年六月上】翰林侍读学士、右正言冯京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翰林学士、知制诰权知开封府制　　　　王安石

译诏令说：学士职位亲近皇帝，地位显要；开封府负责治理京师，如果不是忠厚仁恕并且有文学、政事才能的人，谁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具官某品行正直端方，禀赋博学敏捷，历任内外职务，显著而有声誉。在禁林中参与谋议，在京畿主持政务，所提出的谋划都很妥当。去吧，要更加努力！准行。翰林学士、知制诰、权知开封府冯京晋升官阶并加授勋级。《邑制》　　　　王安石 先帝凭借盛大的德行成就功业，能够最终享有上天赐予的禄命；如今圣上忧伤在身，深切思念承继先帝遗训，若不是身边有贤良之臣，谁能帮助完成这件事呢？具官某，秉持明智、践行正义，是士人百姓所仰望的；主持京城政务，良好的声誉广为传播。国家将有大赐，应当从尊贵者开始；去接受荣禄，不要废弃自己的修养。准行。开封府群臣见面致辞　　　　林希 臣林希等恭敬地认为，圣人在上，天下的善政应当从京师开始；天下修习文教，贡士应当从田野民间兴起。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仰慕考察古代治道，向下培育人才，在多方面发布明诏，命令各郡兴起贤能。臣等错误地承当诏令防卫之职，冒昧参与能书写之列；虽然是草野之臣，却能够奉献给朝廷作为贡士。代开封知府祭祀诸庙谢雨文　　　　韩琦 自从凉秋以来，降下的好雨一直不够。虽然皇帝内心挂念，但也担忧农事。于是来到这些神灵祠庙，在神圣土地上献祭；奉上洁净吉祥的祭品，虔诚祈祷，希望神明垂降福佑。上可以符合皇帝日夜操劳的心愿，下可以安慰百姓的期望。祈求风神从少女山兴风，驱使云气聚集于太山。还不到一天，和润的雨泽就突然普遍降下。田地里的老人停止耕作，互相庆贺；祠官沾湿衣服，言谢而归。用及时大雨救济旱年，使百姓的疾病和困苦全都复苏；预示丰年成为祥瑞，协助圣上的谋划。于是接到宫中的诏令，命令择选吉日来报答神赐。献上馨香祭品，恭敬答谢丰厚的福佑。想来精诚之意已经为神所欣悦，美好的感应本来就正在这里。请享用祭品。祭河神文二首　　　　明代于谦 从前河水造成灾害，逼近城邑；修筑堤岸，耗费劳力和财力，建立祠庙安置神灵，水患才平息。如今大雨按时降临，百姓的事情正令人忧虑，希望神明默默扶助，降下福祉和恩泽，使堤防巩固，河道安稳通流。现在特意派遣官员用牲畜和酒醴祭祀，愿精诚感动神明，使灾祸消除；我们承受神明的恩惠，哪里会有尽头呢？第二篇 神明啊，您孕育山川秀气，使阴阳之气有时流动、有时凝聚；天上形成征象，地上形成形体，彼此顺应就产生生命，彼此相反就形成克制。城与隍沟，是用来屏障遮蔽城邑的；祭祀典礼因此受到尊崇，百姓得以依靠庇护。如今河水造成灾害，劳累百姓，耗费财物，工程将要完成，却遇到异常变故，河水不向北流，反而向南涌来。想来或者是祭祀神明有所缺失，或者是触犯了禁忌。现在特意派遣官员带着牲醴祭祀，希望神明降福除害：使北河顺着洪流流去，使南岸增高地势，让百姓不再长期劳苦，使事情最终成功。千秋万古，我们都承受神明的恩惠。于肃愍公巡抚河南时，为我们的百姓筹划经营、建立百世有利事业的事情很多，而抵御黄河水患，他的功绩尤其显著。看这两篇祭河神文，也可以看出他用心恳切悲悯。谨慎地把它们抄录下来，作为告诫后世君子的材料。景灵宫修盖英宗神御殿上梁文。宋代王安石 上天之都的左界，帝王宫室的中心，原本就是仙圣的祠庙，早已有神灵居住的宅第。如今继承先例兴建宏大的建筑，追奉先帝的容貌，正要把舜帝的孝道广泛传承到无穷后世，哪里只是崇尚汉代旧有的礼仪呢？先皇帝的道德涵盖五行四时，德性贯通天地；文才写出灿若云汉的文章，武功发布如雷霆风暴的号令；华夏归附仁德而相继归顺，蛮夷奔走着奉行义理。清道的禁卫刚刚传令，灵车忽然远去；超然如姑射仙山，山上没有一点瑕疵；遥远的寿丘，台上有万人敬畏。已经安葬了鼎湖遗下的弓剑，将要把先帝衣冠供奉到高庙。今上皇帝孝敬地奉事神明，恩泽涵盖动植物，继承大禹的事业，期望成就万世功业；饮食之间都能想见尧帝，三年之内不改变先帝的政令。于是眷顾这块香火兴盛、适宜修建的吉地，营造供奉先帝的新宫；考察协调先前的礼制，继述追怀先帝的遗志。庙堂宫廊排列耸立，寝门可以仿照先帝平日居处；门墙从旁展开，车辇道路仍保存着旧日遗迹。官员师众恭敬而勤勉，斧斤、土筑等工程盛大施行；选择吉日来集合工徒，举起正梁来考察宫室。谨敢陈述美好的颂辞，来助兴欢歌。抛梁东，圣明君主迎着朝阳坐在宫禁之中，光明如九天之上升起的晓日，恩泽如万国间流转的春风。抛梁西，瀚海之上的战事平息，太白星低垂，西王母的玉环正自行献来；大宛的金马，也不必再进献。抛梁南，丙地星辰高悬。每年占卜千重关塞，熄灭烽火，打开岭南边界；万艘船输送贡物，牵引着江潭水路。抛梁北，边城从此不再响起鸣镝。即使防备呼韩邪单于，也可在渭水之上停止朝会时的夸耀；像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一样。抛梁上，仿佛神灵遨游，如今仍可想见；驾着风马云车，世世前来，乘坐金车、捧着玉酒杯，年年享受祭祀。抛梁下，万方神灵降下福祉，扶助宗庙社稷。上天降下美好的种子，已经带来丰年；大地出产珍贵祥符，正将把教化推向极盛。恭敬祈愿上梁之后，圣上的身体安乐，皇帝的宝命神圣长久；如松树茂盛，献给两宫长寿；如椒树繁衍，占得六寝的吉祥。宗室中有众多贤能，朝廷中有栋梁般的良臣；家世相传庆誉，世代承袭皇恩光耀；同心一意显著辅佐，永远保全祭祀。开封府上梁文　　　　杨亿 承受天地神灵的眷顾和天命，开创百世的大业根基；居处天下中心来控制四方，坐在明堂接受万国朝见。向上观察玄妙天象，设置路寝并打开应门；向下察看黄河地图，安定神州，划分赤县。玉帛等礼物和骏马纷纷前来进献，舟车像车辐一样聚集、交错奔驰。居民最集中繁盛之处，天下共同仰望的表率。恭逢皇帝陛下，道德光耀足以媲美上古圣人，仁泽遍及天下；具有尧舜的聪明，体现禹汤的勤俭。垂衣拱手而施行政令，悬示法令制度以授予时令。即使晚食也要临朝，只精心探求治国的根本；登临殿堂接见使者，常从民间歌谣中采集意见。万物受到和煦如春的养育，王道平坦如磨刀石。因此五种兵器不被使用，边境没有金戈声；四时都安康，田野里响起粮食装满仓箱的歌唱。民风敦厚、返璞归真，百姓全都达到可以受封的境地；各地进献贡物、输送珍宝，异域从没有迟到的。车轨、文字统一，向四夷颁布历法。占卜国运远远超过成周，开拓疆土也超过强汉。如今眷顾京畿千里之地，四周连接魏阙九重宫门；包容华夏各地，成为各郡的仪范。疆界治理已经推向广远，里巷民居尤其称为便利繁盛。这里哪里只是侠少游乐的场所，实在是帝王的居宅。于是寻求可以控制和镇压京师的地方，确实在于贤德的皇太子。

译他的道路符合黄离之象，地位尊崇如苍震之位。问候父皇安否、亲自察看膳食，向来显明了周代太子侍奉寝宫的勤劳；主持祭祀、承继宗庙，于是践履汉代储君的尊贵地位。他在东宫培育德行，镇守京城，替皇帝分担忧劳。大力宣扬慈爱惠民的风气，广泛施行神明般的政令。绿林盗贼停止活动，连狗叫声也绝迹，足以使人不再惊恐；阴阳调和，四时正常，没有喘息的牛可以询问农事。于是他在裁决文书的空闲时间，经营土木工程；扩大宫宇的新规划，召集鲁班般的卓绝工艺。挥斧的工匠成群如市，扛锹的人多得像云。量取楩、楠、杞、梓等木材，召来丹雘彩绘和泥瓦粉饰的工匠。百堵墙同时开工，不久便建成。正梁横架，像彩虹一样蜿蜒；瓦片层叠，像鸳鸯一样曲折相连。厅堂高大辉煌，政事之所严整庄严；回廊环绕四周，庭院清静空旷而中间开敞。建筑制度一再显出壮丽，形制规模极其巍峨。足以彰明东宫辅佐者的尊贵，显示南府镇临京师的盛大。如今吉日已到，将要完成这项奇伟功业。于是从抛梁仪式开始，申明犒劳之意；把金钱撒得满地，把饼饵堆得如山。酒杯中有酒，案上摆满猪肩肉，酒樽和几案都装得满满的。尽情饮酒，实在不羡慕一杯薄酒；吃饱肚子，确实如同填满巨大的沟壑。既喝醉又吃饱，便起舞并歌唱。共同承受皇帝布施的恩泽，一同享受升平的教化。抛梁东，三韩、百粤都仰慕华夏风俗；毛车远道跋涉，浮天巨浪之上，欢呼鼓舞声在未央宫中没有止息。抛梁西，越过雪岭、金河，道路不再迷失；万里玉门关都属于我土，葡萄和苜蓿遍布高处低处。抛梁南，跕鸢浪之地也沐浴圣恩；广施大贝，明珠装满府库，巍峨的铜柱直拂烟霭山岚。抛梁北，匈奴逃遁，只剩茫茫空旷的沙碛；荒漠清静、没有尘埃，等到登上阴山，再重新刻石记功。抛梁上，没有烟雾的清朗天空，多么萧洒清爽！天边星辰历历可见，种下白榆；云际仙掌山高高耸立。抛梁下，万家井邑繁华，足以盛大终结功业。家家楼阁倚着晴空，处处歌声乐声歌颂皇帝的教化。恭敬祈愿抛梁之后，风调雨顺，时令和谐，年成丰收；圣上长寿，像大椿树一样永不衰老；国家根基牢固，像磐石一样无穷无尽；少海长久浮在厚重的大地上，前星永远照耀玄穹。宫廷中的僚属济济一堂，天府之地的宾客侍从森然有序；全都参与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的行列，咸依俭幕之芙蓉。将领官吏奔走趋奉而感到幸运，军民都受到抚育而一视同仁；全都倾心奉事皇上，并竭尽节操效忠公家。道路断绝盗寇侵扰，从今夜晚门户不再关闭；百姓没有争斗诉讼，监狱从此经常空着。百姓全都登上长寿之域，八方都受到仁德之风。然后我皇帝千秋万岁，长久端坐拱手居于天下中央。奏报汴州得到嘉禾、嘉瓜的状文　　　　唐代韩愈 臣谨按《符瑞图》：君王的德行达到大地，就会生长嘉禾。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道德与天地相合，恩泽沾润动植物；近处没有不和谐，远方没有不来归附。神人与人相和，风雨都顺应时令。前面所说的嘉禾等祥瑞，有的两根并生，一穗连着两房；有的藤蔓延伸、花朵繁茂，不同果实共用一个蒂。既呈现和谐同心的吉庆，又标志丰收的祥兆。它们感应于皇恩，微小的茎秆怎能穷尽上天的造化？臣亲自遇到嘉瑞，作为小臣，庆幸遇上圣明盛世。翰林学士院题名记后　　　　宋代欧阳修 我在翰林院任职七年，曾经认为宰相辅臣有承担职责的忧劳，神仙没有爵禄荣宠；既享有荣华显贵，又享有清闲，并且兼有人间和天上的快乐，只有学士才是这样的人。近来承蒙皇帝特别恩遇，让我参与政事议论，精力已经疲惫，却不能稍稍休息；内心已经衰惫，而忧患又浩大无边。回想玉堂仿佛在天上，偶然因为打开箱箧闲看题名，不觉感慨，于是写在这里。嘉祐八年中秋日。《夷门市防图》后　　　　元代王恽 孙樵读《开元杂报》，读到“生恨不为太平人”，难道不是感叹“声名文物”“抬头擦眼”“听到可喜之事、看到可乐之景”吗？近来读《夷门市防图》，其中的风物习俗，完整地显现出政和年间放荡浮靡的风气；然而如果不是盛极一时，也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我生长在汴梁，等到见到活过百年的遗老，往往还能谈论当时的风物，使人不觉产生孙樵那样的感叹。但二帝播迁的征兆，已经在这里显现；所谓治乱的迹象，总是接踵相连、循环出现。画作的风格浓淡相宜、精巧华丽，毫无疑问出自内廷供奉画师之手，正好可以和《梦华录》互相参看。至元丙子二月，在平阳寓所观看。夏六月，又在汴京试院中看到。第二年夏六月，立秋后一天，连日下雨中静坐，偶然写在燕东开阳坊李黄门的旧堂中。《汴京留守兼开封尹宗泽诰》后，苏伯衡 谨按，宗泽公元祐六年时三十六岁，进士及第，调任馆陶县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令。政和二年，改任知掖县，差遣为登州通判。道士高延昭倚仗权势犯法，宗泽彻底查办，丝毫没有宽恕。高延昭到了京师，便因林灵素控诉宗泽改建神霄宫不当。宗泽请求奉祠归乡后，仍因这件事被削夺官职，羁置在镇江。实为宣和元年，因四年郊祀恩典而叙复官阶，就地差遣为镇江酒官监。这里就是当时宗泽所受的诰命。宣和六年，任巴州通判。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赵过庭等人推荐宗泽可以任御史台职务，召他赴京，暂任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宗泽上奏说名分不正，改任计议使。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宗泽刚直方正，难以与金人协调，必然不会屈服，白白送死也没有益处，于是不派他出行。朝廷选拔更换河朔帅守，提升宗泽为直秘阁，知磁州，并加任河北义兵都总管，随后升任秘阁修撰。高宗以亲王身份出使经过磁州，宗泽极力劝止，高宗朝廷于是授宗泽天下兵马大元帅，宗泽任副元帅。等到高宗在南京即位，任命宗泽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襄阳府，不久调任知青州。又因尚书左仆射李纲推荐，任知开封府，于是以延康殿学士任京城留守兼开封尹，升为资政殿学士。

译建炎二年秋，宗泽在汴京去世。有诏命任宗泽为门下侍郎、御营副使，仍任留守，却突然传来了他的讣告。下诏追赠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在此以前，宗泽上奏请求退休，朝廷特授朝散大夫。后来施行抚恤典礼，多次提升他的官阶，从通议大夫升至开府仪同三司。《诗经》不是说过“无人能与他争胜”吗？像宗泽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应时而生的大才吗？宗泽正当壮年时，却把他放在闲散之地，而且超过三十年；一次触犯权贵，便因罪废弃四年。等到河北形势危急，才举荐磁州，把它交给他。那时宗泽已经六十八岁了。他受任留守时，正是二帝北狩、高宗向南巡行之际，形势危急，仿佛用一根丝线牵引千钧巨石，正临近万仞深渊；还好依赖宗泽虽已年老，却奋然把恢复中原的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可是规划刚刚确定，功业眼看就要完成，宰相却嫉恨他，遇到事情总从中阻挠。宗泽无法承受忧愤，背上生疽而死。这难道不是有志之士为之长叹流泪的事情吗？宗泽死后，宋朝最终失去了中原。难道是他没有福禄，上天也不肯留下他吗？还是上天尚未想让天下统一，却突然夺走了他？唉！大乱将要到来时，必定会产生能够平息乱局的人才，用来应对其后的局势。宗泽的才能谋略世所罕有，上天固然生下了他，宋徽宗却确实没有任用他；宋高宗虽然任用了他，又不免让小人从中离间。因此，宗泽抱负未展而死，宋朝偏安一隅，难道只是天运如此吗？或者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阅读这篇诰命的人，不可以只把它当作足以了解一代掌故的材料。这篇诰命颁行于宣和四年壬寅，过了二百八十二年，到今天洪武六年癸丑，宗泽的七世孙宗经重新装裱，并请他的表兄苏伯衡记述宗泽被削夺官职的缘由和官职经历的大概，以便读者观看。苏伯衡又把自己一向感慨的事情附在后面，实际写于这一年十月二十日。考察宗忠简公的出仕与退处，实在关系到汴京的存亡；平仲的这篇诰后文字，对宗泽一生的经历叙述颇为详细，所以把它抄录下来。《东京梦华录》后　　　　明代李濂 幽兰居士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一册十卷，凡是宋朝京城、河渠、宫阙、官府、寺观、桥巷、市井、勾栏瓦肆，大到朝贺典礼，小到饮食口味、戏剧表演，没有不详细完备的，可以说很勤勉了。孟元老不知是什么人，从这部书的编纂来看，他的文笔也不是长于文学的人。大体上，这部书是仿照宋敏求《东京记》写成的。《东京记》上、中、下三卷：上卷写宫城，周长五里，是唐代宣武节度使的治所；建隆三年扩建城北一角，按照洛阳宫殿的制度修建。中卷写旧城，周长二十一里，是唐代的汴州城，号称阙城，也叫里城。下卷写新城，周长四十八里，是后周世宗所筑的罗城，号称国城，也叫外城。宋敏求曾经撰写《长安志》《河南志》两部地方志，他的学问宏大渊博，孟元老比不上他。孟元老在自序中说：“自徽宗崇宁二年癸未进入京师，到靖康元年丙午为躲避战乱向南迁徙，大概居住在京师二十三年，所以记载当时事务极为详细。”然而当时艮岳已经建成，梁台、上方寺、防也都存在，书中却没有一句提到，不知是什么缘故。由此看来，孟元老遗漏的事情恐怕还很多。唉！从靖康丙午年至今五百多年，兵火所焚烧的，黄河所冲刷淤积的，京城的名胜古迹几乎全都湮没了，阅读这部书的人，能够不产生《黍离》诗所表达的悲哀吗？《空同子〈观灯行〉后》　　　　李濂 宋朝京城元宵节灯火的盛况，到政和、宣和年间达到极点。当时年年谷物丰收，四方没有战事，天子正沉溺于宴饮安乐，厌倦于治理政务，不再把心思放在纲纪法度上；而奸佞小人致力于取悦君主，又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来迎合他。于是放纵心意、任意享乐，大规模兴起鳌山灯戏；烟花火树照耀着城阙，却使百姓的脂膏血汗因此枯竭。如今观看《东京梦华录》和《宣和遗事》所记载的内容，令人惊惧、悲伤、惋惜，不能自已。唉！不做无益之事，以免损害有益之事，这是召公的明确训诫。宋徽宗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却仍然优游玩乐，坐等造成靖康之乱；这实在是人事的错误造成的，怎么可以只归因于天命呢？空同李献吉先生把他所作的《观灯行》写在我的书卷上，大概是自得于这篇满意之作。我私下看空同这篇诗，实际上仿照唐代李峤的《汾阴行》写成，雄浑古朴，虽然比不上李峤，但文辞光彩焕发，也是一代杰作。闲暇时偶然展开读了一遍，随手写在它后面。《汴京遗迹志》卷十八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钦定《四库全书》

译《汴京遗迹志》卷十九，明代李濂撰，艺文六 赋一 《梁王菟园赋》　　　　汉代枚乘 修长的竹子姿态优美，夹在池水两旁；回旋曲折的菟园与驰道相连，面对广阔平衍的长坂，旧日道路在昆仑貇观一带相互交错。[其中多处文字疑似讹脱，原意难以确考]有的景象仿佛西山：西山高低相连，像设有防卫；山势崔嵬险峻，岩石重叠巍峨。[此处有缺字、乱码，无法完整释读]狂风激荡，尘埃飞扬；蛇龙般的气势震动林木，竹子随风翻腾，秋风吹拂，满眼草木茂盛，纷纷纭纭；枝叶腾跃，如云气扰乱，羽翅般散开摩挲而来，飘扬不止。溪谷中尽是沙石，水波干涸，在烈日下仿佛沸腾，水流湍急地向东绵延；车轮般的声响从阴处传来，香气芬芳，鸟蛙喧闹。昆鸡、蝭蛙，仓庚频频鸣叫，各种鸟儿彼此呼应，哀鸣于其中。至于鸟雀依附巢穴，艰难地栖息在排列的树上，层层叠叠，好像飞雪重重落下而未曾飘散。向西望西山，只见山鹊、野鸠、白鹭、鹘桐，鹯、鹗、鹞、雕，翡翠、鸲鹆，守狗、戴胜等鸟兽；它们守在树枝、藏在洞穴，临塘近谷，声音彼此相闻，嘴和尾相接相连，成群飞翔嬉游，交颈接翼，有的还未飞到，有的缓缓飞行；它们往来于霞光水面之间，时而离散，时而聚合，急疾纷纷，仿佛尘埃间飞散的白雪。我的幽深之思，难道真能穷究到无边无际吗？于是到了晚春初夏，邯郸、襄国、易阳的美丽女子，以及她们燕地式的妆饰和姿态，纷纷相伴前来游赏。车马首尾相接，车轮交错，车毂相连；骖马披散着缰绳，脚步踉跄，奋力奔驰，惊惧不安，跃入水中却还没有发作。于是又转入阴处，追随心意，整齐地奔向林中小道；来到河边，怒气尚未平息，羽盖随即高高扬起，红色的水沫飞溅，蒙蒙如雨雪飘落。高冠平展，长剑闲垂，左手夹着弹弓，右手握着马鞭。太阳西移，人们仍在欢乐地游览西园中的芝草：芝草长成宫阙般的形状，枝叶繁茂；挑选成熟纯美的采摘，又取次一等的，回头赏赐给随从。于是人们从容缓步，斗鸡、追兔，俯仰之间钓鱼射猎，又煎、熬、炮、炙各种食物，欢乐尽兴直到傍晚。至于郊外采桑的妇女们，衣襟和短衣交错，长袖相连，方步而行；[此处疑有缺字、讹字]姿态轻盈，频频回顾，芳香暖意往来交接，彼此以眼神传情，尚未缔结便已相互许诺；不分先后，飘带并行，笑声相连，美丽得令人不忍移开视线。于是妇女先说道：“春日阳气生发啊，草木萋萋；我这不成材的女子啊，心中悲哀却见到了尊贵的客人；不能回去采桑，桑叶枯萎，蚕儿又饥饿，处在这种情形中的人该怎么办呢？” 考察《菟园赋》：菟园是梁孝王的苑囿名。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的同母弟弟、窦太后的幼子。窦太后非常宠爱他，赏赐多得无法计算。孝王修筑东苑，方圆三百里；又修建复道，从宫中连接到平台，长二十余里。这篇赋从头到尾铺陈苑囿的盛大，几乎没有规劝警戒的话。枚乘是正直的人，[“或非其真笔”意为或许并非他的真作]。也有人说这不是枚乘的真迹。子臯一向擅长诙谐，写赋虽快却不精工。宋人章樵也曾怀疑这篇赋是子臯所作，他的判断可谓知言啊！《忘忧馆柳赋》　枚乘 梁孝王游览忘忧馆，召集各位游士，让他们各自作赋。枚乘作《柳赋》，辞文如下：忘忧馆中，柳树垂下枝条；枝条曲折舒展，含着紫色，叶子繁茂，吐出新绿。鸟儿出入风云之间，羽族来来往往。它们时而上下飞翔并发出悦耳声音，又有黄衣绛足的鸟儿。蝉声高亢，蜘蛛吐丝。台阶旁的草木空旷繁密，白日缓缓西斜。啊，细柳枝条纷乱，轻柔的柳丝围绕君王；君王气度深沉肃穆。君王统领群英，悠然观赏，我这小臣昏聩无能，只得陈说这些辞句。啊，多么快乐！于是酒樽斟满缥玉般的美酒，酒爵献上金色的醇酒。各种珍羞有千般，充满六庖。柔和的丝竹清音，与风霜一同衰残；铿锵与细碎的声响交杂，显得萧条寂寥。俊秀贤能之士，英武杰出之臣，排列在前，衣襟相连、袍服相接。小臣所作所为轻如鸿毛，徒然含着鲜美食物和美酒。[“边撩”指柳树的边梢，此处自比没有丝毫补报，只是白白享受饮食而已。]即使黄河清澈、大海枯竭，也终究不能给边梢增添什么景致。《大河赋》　晋·成公绥 纵览百川的宏大壮阔，没有哪条比黄河更美；它潜藏于高峻至极的昆仑山下，从高耸的积石山流出。登上龙门向南流去，拂过华阴和曲阿；冲过砥柱激起急湍，越过洛水入黄河之处而扬起波涛。河身在大地上蜿蜒曲折，与高空中的银河相配；贯穿中原的京畿和田野，经过北方狄人遥远荒僻的地域。它流经东周、西周的北境，流过三晋的南部乡土。秦国从西面开拓疆土，齐国据有东方划定边界；殷人凭借涉水渡河而长久巩固，卫国迁都济水之滨而逐渐强盛。赵国决开河流以退却魏军，嬴姓秦人开渠而灭亡魏梁。想到先哲对此水的感叹，水的德性真是难以估量啊！《雪赋》　宋·谢惠连 一年将尽，天色已昏，寒风积聚，愁云密布。梁王不高兴，游于菟园，于是摆设美酒，命令宾客朋友，召来邹生，邀请枚叟。司马相如最后才到，坐在宾客的右边。不一会儿，细小的霰粒飘落，密雪降下。梁王于是歌咏《卫诗》中的《北风》，吟诵《周雅》中的《南山》，把简册交给司马大夫说：“请你构思幽微的文思，驰骋美妙的辞藻，描摹雪的色彩、揣度雪的形态，为寡人作一篇赋。”相如于是离席起身，恭敬地作揖说：“我听说东国建有雪宫，西域耸立着雪山；岐山周文王从《来思》诗篇中发出咏叹，周穆王在《黄竹》中再次作歌；《曹风》以麻衣比拟雪色，楚地歌谣以幽兰配比曲调。雪厚盈尺，就在丰年显示祥瑞；长达一丈，就表明阴德造成的灾异。雪所处的时令意义实在深远，请允许我说说它的开始。至于冬季严寒的气候极盛，寒气上升到焦溪，汤谷干涸，火井凝结，温泉熄灭，冰潭沸水不再涌动，炎热的风也不兴起；北向的门户封闭，赤裸的土地上垂下帛带。于是河海上空生成云气，北方沙漠飞起尘沙；阴霾层层相连，遮蔽太阳，收敛霞光。霰先淅淅沥沥地聚集，雪花纷纷交杂而越来越多。它的形状，散漫交错，烟霭弥漫而萧瑟；纷纷扬扬，轻盈浮动，接连飞洒，盘旋堆积。开始沿着屋脊覆盖栋梁，最后掀开帘子钻入缝隙；起初在台阶和廊庑间轻盈飘荡，后来萦绕堆满帷帐和席面。”

译雪既因方形而成为圭，也因遇圆形而成为璧。俯看低湿之地，万顷都像铺着白绢；远望群山，千岩全都洁白。于是高台如重叠的白璧，通衢像连缀的美玉；庭院排列着瑶玉般的台阶，树林挺立着琼玉般的树木。白鹤因雪色而失去鲜明，白鹇也显不出本来的白；穿纨绔衣袖的女子惭愧于自己的艳丽，玉色容颜被雪光遮掩。若积雪尚未消减，旭日清鲜明亮，灿烂得像烛龙口衔光耀，照亮昆山。至于雪水流滴、冰柱下垂，沿着屋檐流下，承接在屋角，灿烂得像冯夷剖开蚌壳、排列明珠。至于雪花纷繁飞舞的形貌，洁白明亮的姿态，回旋散落、萦绕堆积的势态，飞扬聚集、凝结发光的奇观，实在辗转变化无穷，令人感叹难以全都看清。若不断欣赏玩味，到了夜晚幽静而多愁思；风吹屋柱，声音回旋，月光照在帷帐上，透入明亮的光辉。斟饮湘吴之地的醇酒，披上狐貉制成的夹衣；面对庭院中成双起舞的鹍鸟，仰望云间孤飞的大雁；折取园中的萱草，摘取田陌上的芳薇。踏着交叠的霜雪，怜惜枝叶彼此背离；把遥远的思念驰向千里之外，愿意牵手相伴一同归去。”邹阳听了，心中既惭愧又折服，怀着作美辞应和的心意，恭敬地接续最后一曲。于是作了一首咏积雪的歌，歌词说：“携着美人啊披上重重帷帐，拿起锦绣被褥啊坐在芳草织席上；点燃熏炉啊照亮明烛，斟上桂花酒啊唱起清越的歌曲。” 他又接着作《白雪之歌》，歌词说：“曲子已经唱起，酒也已经摆好；红润的脸颊泛起醉色，思念自然更加亲近；愿放低帷帐，亲近枕席。”想到解下佩玉、脱去绅带，怨恨年岁容易暮老，哀伤后来相会无由。君王难道没有看见台阶上的白雪吗？它哪里会比阳春的光彩更鲜明呢？歌唱完毕，梁王便反复玩味吟咏，抚览辞句并握腕感叹，回头对枚叔说：“起来作一首结尾之歌。”结尾说：白羽虽然洁白，质地却轻啊；白玉虽然洁白，也只能徒然守住贞洁啊。都不如这场雪，随时令到来，也随时令消灭。阴云凝聚，却不能使它的洁白昏暗；太阳照耀，也不能使它的节操长久不变。节操难道是我的名声吗？洁白难道是我的贞操吗？凭借云气升降，随着风势飘零；遇到不同事物便呈现相应形象，任凭地势而显出不同形态。洁白因际遇而树立，污秽随着沾染而形成。即使内心一片光明，又有什么可忧虑、可经营的呢？” 这篇赋本来是谢惠连所作，只是假借梁王、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来组织辞意。其中说“把简册交给司马大夫”，大概是虚构的说法。或者，这也是赋的一种变体吧？《学梁王菟园赋》　梁·江淹 有人重视古代、轻视今日，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只是没有知音，那就算了；姑且作一篇古赋，来振兴枚叔的创作体制吧。” 碧绿的山峰倚靠着崎岖的山岭，仿佛海水中的碣石；朝日和晨霞映照，山壁呈现鲜红。仰望空旷高远的天空，山势高达数千尺。[此处有多处乱码、缺字，山势、洞窟及水流描写无法完全释读]紫色的杂草、丹红的斑驳苔藓交错铺陈，若断若续。这样的景象有一百一十多处。奔流的水互相冲激汇聚，水势浩荡，沟渠曲折；水流吞吐，波浪跳跃，浪花飞溅彼此相接，[此处疑有缺字]长久震荡；水流灌注，远远奔流，没有片刻停息。青翠的树木和玉色的叶子满眼成林，也有树干盘曲、枝条高大的，一枝覆盖百顷，万叶共同形成阴凉。缥草、丹蘅、江离、蔓荆等香草浓郁交错，遍布原野，填满低地，铺平湿地。于是金色池塘宽广流转，绿竹覆盖山坡；青翠环绕，时近时远。白沙像堆积的白雪，碧石像圆形的玉玦。水鸟、鹅、[鸟名有疑误]、雏雁等，上飞到衡阳，下栖息于沅水、汉水；三三两两，忽然聚合又重新散开。还有绮云之馆、頳霞之台，其中的欢乐足以使人放弃国家和官位，忘掉死亡，不想归去。至于墨翟、商瞿一类人，学问兼通各家师法，才智参悟道术；他们在池沼边驾车并行，射取栖宿的鸟，钓取鲂鱼，前面用缴射下鹔鷞；青黏、黄粱等食物，[后文多字疑为烹饪名物，部分无法确释]极尽嬉游娱乐。像云中飞翔、烟中飘荡一样，超然向左可览苍梧，向右可望邓林。崩落的石头靠着岸边，山势高峻而藏着阴影；到了山顶，丹红山壁四面平展，灵异树木夹道而生，神奇草药排列生长。俯瞰太一，下视流星；既丢下帽子、抛弃宝剑，也使魂魄震动、精神荡漾。于是大夫一行吟诵诗歌归去。春日阳光刚刚照耀，红花还未稀少，忽然遇到邯郸女子：她有蕙草般的容色、玉石般的资质，谁见了都知道她美丽。她们簇拥相连，映着太阳；绮丽衣裙从下方显露，锦衣从上方露出。即使坚守礼法，也使人心神迷乱。于是作歌说：“碧玉制成碗，白银制成盘；一刻之间精雕细镂，化作一双鸾鸟。”对方回应歌唱：“美人不能相见，只有紫色锦被；即使到了黄泉，也有什么可以禁止呢？”女子因而告别说：“见到贵客啊，心绪纷乱；赠送短诗啊，怀着长久叹息。中间的人盼望啊，[此处疑有讹字]；既饥饿又步履蹒跚，天晚了，思念直到半夜。” 《明堂赋》　宋·范仲淹 我听说，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它位于国都南面、巳方，广大如天地的形象，高明如日月的文采；它彰显百王的盛大景观，位居三宫中央，使神州显得壮丽，宣扬帝王宏大的政教，颁布金玉般宏美的法度，汇聚人神的盛大福祉。因此可以在这里祭祀先王，以配享上帝；天子坐于其中，朝会诸侯。自从苍牙开辟天地、黄灵彰显德行以来，人类改变巢穴而建造栋宇，革除太古的弊病，彰明大壮之礼制；风雨有所止息，宫室于是变得美好。这样将使富贵之位更加崇高，使天人之理得到统合调和。于是圣人大力营造，明堂开始兴建：以“明”使居处清明，以“堂”使建筑高耸、视野开阔；墙壁开阔，四面通达；正殿高峻，居中耸立。礼制贵在洁净俭约，所以一定以茅草作象征；教化贵在清明流布，所以四周环绕水道。到二帝继承发展时，合并五府而祭祀。到了夏代，礼制整齐，奉明堂为世室；商代祭祀庄严，建成重屋。大禹宫室低矮，台阶只高一尺；成汤受命后革新制度，规模盛大而高达三尺。周代明堂赫赫辉煌，制度格外彰明：南北宽七筵，东西长九筵。大堂包容五室，五室分别对应五方。

译左边是青阳，右边是总章，面向明堂，背靠北室。太室深沉庄严，俨然位于中央，像中黄之都；“徽”这一美名在南方，是取其盛德向阳之意。有人说，堂只有一座，室有九间；三十六扇门可以开合，七十二扇窗疏通光线；上方圆形如天覆盖，下方方正如大地厚载。近郊的宫殿广大而能容纳众人，通天的屋宇高耸而没有可与之相比者。八方象征屋宇的幅员，九级台阶分列前后。这里庄严肃穆，是听政的宗庙，顺应星辰而四面彰显；又高大雄伟，如承天之柱，与列宿相互照望。四周林木葱郁，圆形水域浩荡。既用方舟渡水、经过桥梁，又以素色装饰曲折的围墙。陈列官位次序，严肃有序；议定礼法制度，务求完善；显示邦国的光明盛大，期望人神都得到安乐。左边有辟雍，是天子的学校；典籍浩繁而明备，文物森然，彼此相应。奉上三寿来勉励天下孝道，设置三乏来劝导诸侯的风尚。右边有灵台，百姓像儿女归来一样踊跃参加；仿佛开始营建时得到神明启示，于是观察天象以占候吉凶，这正是上天的法则。只有默默运行却自有形象，是圣人的心意；大概因此时时警惕，便没有灾祸。这三座宫观是最宏大的，所以百世之后仍应敬仰。至于遵循周礼而取法夏代正制，天子登上青阳之位，体察大德生养万物的意义。有关官员协同谋划，主管部门奉命执行；庆贺赏赐一定公平，历法天象一定明晰。在准直之时发布农事，在和平之时演习文德之舞。停止伯益伐木之事，禁止蚩尤兴兵之举。只愿仓廪赈济上天所困穷的百姓，只愿币帛礼遇邦国的贤士；没有隐藏的事情不被彰明，没有潜伏的善行不被通达。人民蒙受广大至仁，渐渐沐浴在浩大醇厚的精德之中。这是明堂的春季，万物因此荣盛。又如夏季炎热承接天时，羲和使白日长久；从仲吕之管开始，以清宫之律终结。天子于是登临明堂，及至太室，命奏盛大音乐来象征德行，举行大雩祭以祈求五谷丰收。登临高明之处而心怀喜悦，使心气安定而不放纵。使百官的事务安静有序，驱除五谷生长的灾害；关隘不受扰乱，门户没有艰难。停止北伐的威势，以帮助生生不息的养育；引导南风和顺，以装饰天下百姓的喜悦。这是明堂的夏季，万物因此繁茂。于是象征正当的火位，德行旺盛而进入金行。羽族渐渐向南飞，百谷万物向西成熟。天子于是居于总章深处，奏起清商之声。图谋有功之人而专任其事，责问不义之人而出兵征讨。修明法制，谨慎执行收藏的政令；抚养老弱，体恤草木凋落般的衰老之情。使天下共同遵守度量，公平地校正权衡。尊崇人社，表达百姓报答根本的心意。神仓秘藏五谷，以此向万邦显示天意，表达孝敬的诚心。这是明堂的秋季，天下因此清肃。等到虫类蛰伏、甲虫入时，虎威在夜晚显得长久；诗人吟咏秋凉，日官观赏可爱的景象。天子于是居于北堂，面向南方听政，赐饮并举行烝祭的庆典，接受冬祭的请求。于是告诫门闾，准备边境；让三农得到休息，使百官警醒而恭敬安靖。关市交易一定便利，宫室一定整饬；无用器物就此撤除，无事可做的官职一定裁省。整顿国家典章，以等待来年适宜的政务；讲习武经，以肃整万邦的屏障。这是明堂的冬季，天下因此安静。这就是顺应时令、使万物都适宜，适应变化、使百姓不疲倦。考察宗庙祭祀的典文，在大享的时日，以庄严盛大的仪式为上，礼文灿然可与郊祭相比；至于像宗庙那样，我取其文饰的优长，像明堂那样，我取其质朴的纯正。损益礼制，尊敬严肃地对待祖先。五天帝的神座整齐陈列，五帝的席位次序分明。太室的主位是上帝之神，配享的是先王，从祀的是五位大臣。酒樽酒爵排列繁多，玉帛祭品纷然陈列。牲畜祭品遵循夏后氏的制度，蔬果供品又依据周人的旧制。礼仪没有不恰当的，诚意没有不到达的。圣人于是走出斋宫，神情肃穆；穿上法服，举止恭敬。斟酒一献，以遵从质朴之礼；亲自行百拜，以表示敬意。司仪实际主持助祭，乐正负责引导礼乐。进献洁净吉祥的俎豆，陈列盘曲高大的簨虡。六代乐舞全部具备，总括历代帝王的美德；八方之风相互激荡，共同调和于大自然。下面起舞，上面歌唱，践行德行，歌咏仁爱。这非同寻常的祭祀，迅速惠及万国；这最大的孝道，兆民都心怀敬意。于是神明因德而醉，百姓欢乐至极。太史把它写在典册上，大夫在国中歌颂。颂曰：明堂高崇，明王在此祭祀；礼制使它完成，乐歌为它歌唱；光照天下，以教化人民。至于正月朔日，诸侯会同朝见，庄严肃穆，如舜门开启；光明灿烂，如庭燎燃起。帝王按时等待天明，早早起身求衣；系着黄色丝带的冠冕，戴通天冠，冠上建有日月之饰；穿象征乾坤的礼服，佩带干将剑；登临昆仑，进献山岳形的圭玉，驾临云龙车；端正地展现圣人的大宝，向天下显示至尊。巍巍然背靠屏风站立，济济然群臣辨认天色后入朝。太常正定各人的等级，衰九宾按次序排列姓名等级。中阶之前，三公高高站立；应门之外，九采诸侯前来察视。东边阼阶，诸侯同列；西阶以西，诸伯整齐排列。门的东北面，是子爵的位置；门的西面以东为上，是男爵的次序。东门之外，有乐浪、蟠木、九夷等国，面向西而以北为上；西门之外，有蒙泛、大秦、六戎等属国，面向南而以东为上；南门之外，有朱垠、越裳、八蛮等族，只向北方朝望；北门之外，有荤粥、幽陵、五狄等部族，只以东方为尊。于是群臣整齐前进，佩玉声铿锵，恭敬地前来朝见。面向光明，是取法于离卦；观光朝见，是接受晋卦之义。君臣的位置确定，礼乐之道振兴；雅乐和韶乐奏起，文德之声传播。众人都仰望云气而趋向太阳，一定歌咏尧、赞颂舜。上位和谐，下民快乐；声音如金石铿锵，文辞如玉润泽。何况清晨阳光灿烂，天子容颜和悦；冕服如霞聚集，玉帛如百川归海。王庭的声名制度多么盛大，天象的光辉多么灿烂！如同北辰居中，众星都明亮地环绕；如同太阳临照，浓厚露水普遍润泽，将要被晒干。没有谁不是君王在上面三次作揖，臣下在下面多次拜伏；施行典礼，弘扬风雅，访求俊杰贤良，询问为什么穷困孤寡者被幽闭而覆于盆下，贤能之士为什么悲伤而被遗弃荒野。借此彰显名位器物，借此使宗庙社稷安宁；在圆阙公布圣人的法则，把神圣教化传播到四方华夏。

译这真是照耀古今的盛大景观，真是施给亿万百姓的纯厚福祉。因此说：以揖让礼义治理天下，说的就是明堂。可惜三代以后，聪明之士各执一端，诸儒没有共识而纷纷议论；他们都拘泥于明堂制度的增减，忘记礼乐的大根本，纠缠于建筑的广狭，废弃皇王的大业，使朝廷茫然发出相隔久远的叹息，惘然产生中途停止的议论。他们却不知道，五帝并不是沿袭某种乐制才兴盛，三王难道是承袭旧礼才成就王业吗？实行明堂之道，不必崇尚其深奥；施行明堂之义，也不必完全拘泥其制度。合乎大道者能够通权达变，忘却外在形象者才领会真实意义。伟大的乐与天地同其和谐，难道只是匏笙竹管罢了？伟大的礼与天地同其节度，难道只是豆笾器物罢了？自汉魏以下，直到隋唐之际，明堂有的超过三座五座，但其道却没有达到三代的境界；大概是没有取得它的厚重，只取得了浅薄，没有得到它的宏大，只得到细枝末节。配享祭祀的礼文或许还存在，却没有分明政教的功烈，这一点从未被听闻。既然帝王之道没有施行，为什么要取名总章？皇帝的德行没有隆盛，为什么要称合宫？所以设置明堂，是让天子居处其中，日日敬畏，日日思考。思考什么？万事的细微变化都存在于消长之中。敬畏什么？亿万神灵和百姓的安危都系于此。因此只有能够时刻思考，才能成为圣人；思念尧舜，希望与他们齐名；害怕自己达不到巍巍圣德，于是从鸡鸣时便勤勉不息。只有天下至为太平的盛世，才会想到使百姓增殖财富；害怕国家纲维出现艰难，仍然忧念百姓的创伤和百般辛劳。所以圣人把节俭视为珍宝，不让下民遭受剥削，也不让上层过度奢侈；想着减少费用、减轻搜求，使百姓免于陷入困辱和羞耻。只有下武之世的大安宁，也要反省自己是否依赖兵戈，从四方取得安乐，感慨风云而长歌。只有明白知人自古以来很难，才会思求众多贤能；举用一个皋陶，就能使天下贤才接连而来。只有以好生为最高德行，才会想着与万物共同成为春天；害怕幽暗鄙陋之处有所不及，常常向仁人询问天命。只有推及他人的一种德行，起初似乎隐晦，最终才更加彰明。因此三代五帝的君子，发扬盛美功业而没有边际。只有以皇极为天下最大的法则，才会思考天下并使之公平；害怕万物有所偏差，便把自己的心保持在诚实公正的秤衡上。这样以后，才会看见天下齐平而无形迹，和谐而无声息。百姓眉发斑白而长寿，我有什么仁德可夸？百姓含着食物嬉戏，我又有什么功劳可言？只是让深厚绵长的德泽不偏不倚，渐渐使淳厚恩泽普遍降临，享受宏大教化自然而然的成果。这就是明堂之道，大概是没有德行却自称有德吧。我国凝聚精粹，百灵来享，向东在泰山之首升烟祭祀，向西在汾水之滨陈列琮玉，尚未端正天神的府堂，以谦让于皇人的德行。祖先之灵将来降临，等待配享上天的仪式；诸侯入朝，也想着承担助祭的职责。难道这是圣上的谦逊，而是愚臣的迷惑吗？臣请求考察历代帝王的明智方法，堵塞处士们的横议；约束明堂制度，恢复它应有的位置。俭约却不使它显得简陋，奢华却不使它流于放纵；斟酌三王制度，参酌简易原则；发扬宗庙祭祀之礼，端正朝廷政教之义，阐明明堂的妙道，穷尽真人所能完成的事业，使至圣的子孙历经亿千万年，都能登临此处、思考此道，接受上天的福祉，与天下万物相宜，如此而已。《圆丘赋》　宋·宋祁 天地之间的区域，既幽深又肥沃，是王者用来建都的地方。神明幽居之所，不是人工攻凿筑成的，而是上帝用来定位的地方。我朝承受归运，讥刺函谷、镐京作为屏障的狭陋，鄙弃周都洛邑水流回旋的深渊，于是据有梁地的广阔地域，观察黄河的浑厚水势，划定千里京畿，用来安置天子的尊位。然后谨慎勤勉地建国，成为万邦的先导；追祭祖先始祖，于是举行祭祀昊天。占察国都南面七里的地方，得到一座高耸突出的山丘。自乾道开辟之初，它承受坤地神灵而不迁移，把伟大的祥兆藏于遥远后世，在这一年震发元符。这是烈祖用来聚集神灵嘉福的地方，是神宗用来遍祭众神、洁净祭品的地方，是真考神灵升降之所，是大后周旋巡行之地。历代圣王在此和乐，万灵聚集而列席宾筵；厚重福佑一同降临，光明显赫，巍巍无边。晋武帝曾占卜于委粟山，汉武帝曾修饰甘泉宫，也都不能望见我朝圆丘的末梢光辉；他们怎能与之并列而相提并论呢？请问圆丘的形状究竟怎样？它广大高大，大略可以详述：上方高耸险峻，郁然挺立；外部宽阔开敞而神奇秀丽。它逆着朱鸟星宿高高盘绕，概括瑶魁之象而斜立；祥和之气回旋于山椒，泉水在停聚处滋润渗流。魑魅都不如远远地潜伏消灭，神明则肃然守卫在近旁。于是清除杂草，开辟道路，除去荒秽和阴翳；修整土地，填平坑洼和田间小沟。上面筑起三层台阶以累积高度，外面开四座门并疏通台阶。道路排列，涂成赤色；重重营垒划出紫色界限。不用缩板来劳作，不借罽毯来显示奢华；凭借天地自然的质地，并非人工力量所能造成。高峻啊，仿佛周邦中的高山；险峻啊，仿佛横贯汾水之滨的隆脽山。到了选定的日子，在郊外宫坛开始祭祀；陶制酒器和匏制酒器崇尚质朴，钟磬等金石乐器庄严陈列。苍色玉璧安置在褥席上，鼎中热气如云，隆隆作响。百神享用祭品，蔓延分布在坎坑之间；主管官员守护燎火，灿烂地照耀在壝墙之中。天子仪容肃穆，与诸侯相互辅佐，众人都振奋精神、竭尽力气，一同升降行礼。高远的天空披着深紫色的茫茫云气，招来青黄旗帜所象征的和盛神灵。把萧草香气合入敬慎的燔柴祭礼，牵引高烟直上璇穹。使祭礼充满天地上下而降下福祉，使光明奋发而无穷无尽。祭事完成，人人没有不恭敬的。至于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敌者不同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便不停止。因此我率领祖先之灵，推究根本；端正神位，升其配享。使礼仪在上面运行，神灵便来享用；使音乐在下面交汇，人们便感到喜悦。九州全都贡献力量，竭尽一片诚心。君子说：观察天下万物，没有什么足以称述圆丘的德性。因此借助天道来奉事上天，以至诚为最可贵。那么这座圆丘，实在是国家聚集福佑的清净祭场，是奉事神灵的宝贵祭坛，也是国家听政之所，是凭借厚重神灵之心而神魂飞翔、精魄停驻于迅疾风气之中的地方，是装点黄图、彰明方域志书的所在。那些草木栖息的列仙之馆、塑像供奉梵王的佛寺、以豚蹄祭祀的祠庙、鳞族之长居住的九渊，都只是祠官主持的小祭；即使是族类中残余的尚且落成的祠舍，也会让人鼓唇长叹，求神赐灵的人更争相题写。有人违背宣父而谈怪异，有人沉溺于左丘明而喜好巫术。唯独圆丘巍然，却被遗忘其美，难道儒者竟痴愚而未曾想到吗？于是作颂说：圆坛高耸，光明显赫，广大盘旋！君王登坛祭祀上帝，这是享受福祉、巩固国家安宁；礼仪没有违失，福祉不会回转离去，厚重如山；圣人继承圣人，万年长久地监临观照！” 《右史院蒲桃赋》　宋·宋祁

译癸酉年仲夏，我奉诏修撰书籍，寄居在右史院。公事之余有许多闲暇，便在堂前徘徊。院中有一株蒲桃，藤蔓伸展却稀疏瘦弱，垂下的果实很少。我一边观赏一边叹息，认为禁省门户严密，宫廷庭院宽敞清闲，人不来摧折，鸟也不来栖息啄食；这里与平原枯槁的土壤不同，也没有灌木丛和荒草来妨害它。然而枝条憔悴、叶子繁茂，却不能成为当时珍品，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土地只有适宜它的地方才能使它安定，根系屡次迁移反而会带来危险？即使封土栽培、不断灌溉，确实美好也不是它自己的愿望。因此作一篇小赋，代替它回答心中的疑问。从前炎汉派遣使者通往西域，才开始与那里交通，得到蒲桃的奇异品种，与苜蓿一同带回东方；夸耀所携之物来自极远之地，于是遍植于离宫。它离开葱岭积雪的寒乡，寄托于崤山函谷的福地，与万种宝物一同承载，历经千古而舒展精华。观赏它可以消除烦闷，食用它足以平和心志；并不是因为甘美而取得损坏，反而因稀少而获得珍贵。它鄙视柚树果实的轻薄，[“轻□”有缺字]，也轻视甘蔗汁液的尘滓。究竟是什么人把我栽种在这里，使我寄托于深严隐秘的官署，贴近交错高大的文饰屋椽？培植孤茎于肥沃土壤，引导柔蔓攀附枝条；以泉水石渠蒙受浸润，使露水在金茎上滋养；在月宫般的地方铺开清凉树影，在禁苑秋风中承受重重花朵；遮蔽风庐的寂静，隐入肃静的歌唱而舒缓徘徊。它既然得到适宜的土地，又逢适当时令，本应欣欣向荣，为什么反而花朵未敷、枝干委顿，变得惨淡憔悴？当年没有高大坚实的姿态，今世又让给了繁华。一定是野生草根，不是曾掖宫中的玩赏之物；果实菲薄，不同于太官供应的滋味；又困于像枳橘那样屡次迁移，叹息像匏瓜一样徒然悬系。也正如郁柳自有本性，不愿成为杯棬之类的华饰；海鸟为了容身而来，并不以饮酒馈赠为荣。为什么不把我放到山岩之间，归还到田垄的树阴下？在那里向上铺展荣华于曲木，向外在黑色树林中结成庇荫；蒙受烟雾、沐浴云气，越过旷野，遍及山岭；在丰茂而有大德的山谷中，供无檎之禽栖息。保全深根以荫庇根本，戒惧繁多果实使内心受伤；终享天年，得到良好培育，哪里还会有斧斤来寻找呢？结尾说：台阶旁的药草夸耀花朵，堂前的萱草争相比美；枝以万年为名，树以五衢为瑞。这些都凭借中涓进献，实在承蒙钩盾令署作为适宜的生长之地；它们能够结成赏心悦目的姿态而自得其乐，并不是孤独生长者所能企望的。《五凤楼赋》　梁·周翰 这就是京师创建的根本，实在遥远而久长！考察《河图》的形势，依据舆地之书，它处在《禹贡》所说的豫州地域，位于天文上辰、马二宿分野，凭借四面疆界和建侯之地，成为六代兴王的居所。疏浚城壕而建设都城，引黄河分流为渠道，交织成坤地的脉络，振起乾天的枢纽。星罗棋布的屋脊和鳞次栉比的墙堵，是百姓的住宅；海运漕粮、山中仓廥，是田地所出的租税。地势雄伟，跨临胡地；气势称王，吞并吴地。茫茫万国，像鱼贯一样前来趋附。圣皇接受天命，顺应时运而掌握符命；潜藏、跃起都显现龙德，在帝王之道上践行元亨。论道德，有谁可作老师？可与尊卢、赫胥相比；论揖让，有谁可比陶唐、虞舜？英明谋略和神威武力，威势遍及八方。大猪般的强敌必定诛灭，长鲸般的巨敌必定剖杀。虎皮包裹刀刃，鹄板搜求儒士；坠失的典章全部搜寻，缺漏的政事全都铺陈。完成天下的大事，如雷霆奋发、疾风驱驰。于是回顾京城宫室，时常施行圣明谋略；认为帝居若不合制度，便考察紫微垣旧图，并且说：“不雄壮、不华丽，怎能流传万世？大禹的卑宫，大概只是无暇顾及的权宜之计；尧的茅茨，也不是长久的制度。”何况象魏悬示法令，是亿万百姓共同注目的地方。何况我们的力量如天广大，财力如地厚重，既不搜刮百姓，也不谋取私利，花费一丝一毫，稍稍增加也足以改变面貌。于是下诏给共工，测定日影中央的位置，因旧制而创新制，准备工役，安排施工。低矮的台基加高，栋梁更换并加高，椽子雕削磨治。楼台离地一百丈，高入半空。五只凤凰翘起双翼，仿佛大鹏乘风；两条龙盘绕昂首，仿佛巨鼇负载宫殿。丹红盾牌如霞环绕，神光何等融和；朱红楹柱如彩虹挺立，晴日纹彩开始发亮。绣饰的门楣光辉闪耀，雕刻的斗栱玲珑精巧；椒泥涂成的墙壁呈赭色，华丽窗户泛着红晕。两座阙楼相对而立，突然高耸如山峰。平视可见千里，深处映照九重宫阙。飞星坠落而交相触碰，神异光影彼此相逢。门洞开阔深邃，像天空裂开；纵向排列可达百步，横向跨越六条车道。金色铺首耀眼，光影明暗交替。即使舞阳侯樊哙的力气，也无法将它推开；叔梁纥的力气，又怎能把它拔取出来？楼下车马冠盖繁盛，剑佩光彩错杂。车辆如流水，等候宫门启闭的漏刻而奔驰；车驾肩挨肩、脚跟接脚跟，连同蛮、浑、夷等族都来朝见。万人纷纷交错，鱼龙贵贱各有等级，都把这里作为出入的通道，争相奔赴玉阶。皇帝的恩风确实没有边际，岂会只有早朝时才盈满？三公九卿等百官于是到宫墙内拜表，入未央宫谒见皇帝，以庆贺大壮工程完成，登楼歌唱《永昌》：“伟大的圣明皇帝啊，帝王之道昌盛；威势遍及四海啊，君临万方；高阙耸立啊，冠绝百常；显赫的宋德啊，流传无疆。” “仰望天颜啊，献上寿酒；愿君王啊长久安乐康健。”皇帝说：“好啊！你们先把酒杯放下，听我说话，也许能明白我的心意。近来在戎马奔忙之余，我详细考察历代纪事，才知道夏德衰败时，璇室只是自我庇护；商朝政事败坏时，琼宫过于奢侈。楚王修建章华台，个人又能把自身寄托在哪里？秦始皇的阿房宫，到了二世便被抛弃；汉武帝的柏梁台，灾火随即越来越盛；陈后主修建三阁，义军不久便到来。这难道不是说明，灾祸产生于逐渐积累，欲望兴起于放纵吗？正如沉溺饮酒不止，必然到昏醉；贪恋美色不止，必然到困乏憔悴；任性迁怒不止，必然断绝后代祭祀；穷兵黩武不止，必然使百姓暴尸；喜好谄谀不止，必然堵塞忠义；沉溺谗言不止，必然斥退贤能智士。亡国之君，没有不是这样的。我都知道这些，因此能够趋利避害。沉溺土木营建，我实在不会这样；把工程成功当作美事，反而确实感到惭愧。若不举起你们的酒杯，是怕助长我的骄矜之心。更大的事情，是天地所重视的神器。像尾巴踩在老虎身上、脚踏薄冰一样，我终日战战兢兢。我们应当共同慎重对待它，不要使它倾覆坠落。谨向公卿致谢，不要忘记进献劝诫。”群臣于是退下，都高呼万岁。《汴京遗迹志》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