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遗迹志卷十　　　明　李　濂　撰

译周密《癸辛杂识》说：相国寺佛殿后墙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诏所画的大天王像，尤其雄伟。殿外有石刻，苏轼题名说：“苏子瞻、苏子由、孙子发、秦少游同来观看。”晋卿画的墨竹，申先生也来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零一岁。又有一块石头刻着坡翁的草书《哨遍》，石色都像黑玉。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宋太祖刚刚受命为帝，过了很久，暗中思考佛教究竟有什么神灵，却使天下受苦，曾有想废除佛教的意思。一天，他微服出行来到相国寺，天将黑时，忽然走到一个小院，隔着门看见旁边有个剃光头的人喝得大醉，把污秽物吐在路上，左右侍从正在恶骂，声音不堪入耳。太祖暗自发怒，正从旁边经过时，忽然不知怎的被那和尚拦腰抱住。和尚说：“不要生恶心，天已经黑了，恐怕有人害你，你应该回内室去，赶快离开吧。”太祖心中默然有所触动，抬手加额行礼，和尚才放开他离去。太祖回宫后，秘密召来忠诚谨慎的小宦官尔行，派他到某处察看这个和尚是否还在，并把和尚呕吐物的情况带回来。到那里时和尚已经不见了，小宦官独自爬下去，把地上散乱的呕吐物取到皇帝面前一看，原来全都是御用香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岁〕 佛教因此没有被废除。王铚《默记》记载：李后主亲笔书写的金字《心经》一卷，曾赐给他的宫人乔氏。乔氏后来入太宗宫中，听说后主去世，便从内廷取出这部经，捐置在相国寺西塔院，用来为后主祈福荐亡。她又亲自写在经后说：“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恭逢国主百日，谨将昔日国主赐给妾的亲笔《般若心经》一卷，捐置于相国寺西塔院，恭愿国主在弥勒尊前手持一花而见佛，等等。”后来，有江南僧人把它带回故国，放在天禧寺塔的相轮中。寺院后来遭火灾，相轮从火中坠落，而经卷没有损坏，被金陵守王君玉得到。君玉死后，子孙不能保存，便归入▯凤子仪家。乔氏的字写在经后，字体十分整洁，文辞却非常悲痛哀婉。记载到这里就没有了。徐锴所编《南唐制诰》中有宫人乔氏出家的诰文，难道就是这个乔氏吗？我年轻时曾在相国寺僧舍中读书，见大殿前有二十多通古碑，其中许多很值得观赏。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昨天偶然到寺中游览，只看见两三通剥落模糊的碑，已经都无法诵读。我不知道其余碑刻如今在哪里，在碑下徘徊了很久，因而再次感到惆怅。上方寺【在城东北角、安远门里，位于夷山之上，就是开宝寺的东院，又名上方院。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宝寺灵感塔被焚毁，于是在上方院修建铁色琉璃砖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俗称铁塔寺。旧有漆胎菩萨五百尊，以及转轮藏、黑风洞。洞前有白玉石佛，后殿内有铜铸的文殊、普贤二菩萨，分别骑狮、象；莲座前有海眼井，世人称为“七绝”。元末毁于战火，海眼井也很久找不到所在。国朝洪武十六年，僧人祖全募捐重建。】周密《癸辛杂识》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称上方寺。寺中有十三层琉璃塔，铁铸的普贤骑狮像十分高大。佛像座下有一口井，井口用铜制波斯式井盖盖着，泉水味道甘美，据说与海潮相通。旁边有五百罗汉殿，又说是五百菩萨像，都是漆胎制成，再以金碧色彩妆饰，精妙到了极点。” 上方寺塔前有一通行书碑，碑题为《大宋东京右街重修等觉禅院记》。此碑作于咸平戊戌年，由尚书职方郎中、赐紫金鱼袋王嗣宗撰文。陇西彭太素书写，字体流畅，很像《西安圣教序》。汴城的石刻，只有这一通最为出色。开宝寺【旧名独居寺，在上方寺西北，北齐天保十年创建。唐开元十七年，玄宗东封泰山返回，经过此寺，将它改名为封禅寺。宋太祖开宝三年，又改名为开宝寺，重建回廊和重檐殿宇，共有二百八十区。太宗端拱年间，建造宝塔，极其雄伟华丽。起初，释迦佛舍利塔在杭州，就是佛经所说的阿育王七宝塔。吴越王钱俶归附宋朝后，太宗派供奉官赵镕取来，安置在寺内，并选择龙脉之地埋藏。木工喻浩当时技艺奇巧，远超同辈，于是命他建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它的土木规模宏大壮丽，金碧光彩灿烂，自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从塔的相轮中发出，皇帝亲临，舍利于是显现，因而赐名灵感塔。仁宗庆历四年，塔毁于火，殿宇、廊庑和僧舍也都毁于金兵。】欧阳修《归田录》说：开宝寺塔在京师，是各塔中最高的，而且形制十分精巧，由都料匠喻浩建造。塔刚建成时，看上去不正，塔势向西北倾斜，人们感到奇怪而询问。喻浩说：“京师地势平坦，没有山，而西北风很多，风吹不到一百年，塔就会自然扶正。”他用心精密到了这种程度。国朝以来，木工只有喻浩一人达到这种水平，直到今天木工都把喻浩作为准则。世上有《木经》三卷流传，据说喻浩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每次睡觉都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作出构架的形状。这样过了一年多，便写成《木经》三卷，今天流传的就是它。《杨文公谈苑》说：皇帝起初在开宝寺建塔，找到了浙东工匠喻浩。喻浩天性极其灵巧，先制作塔的模型进献。每建成一级，外面便设置帷幕，只听得到锤凿声。每月建成一级；若有梁柱相互抵触、尚未安稳的地方，喻浩便巡视察看，拿大锤撞击几十下，梁柱便都牢固整齐。他自己说，这座塔七百年也不会倾倒。有人问它为什么北面略高，喻浩说：“京城多北风，而这里几十步之外就是大河，水气津润充足，经过一百年，北角就会因受潮下陷，塔便正了。”喻浩一向不吃荤，要求出家做和尚，几个月后去世。世人很怀疑其中有异事【喻浩也有写作‘预浩’的，不能确定哪一个正确】。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说：郭忠恕画楼阁重叠的形状，木匠按照图样制作，丝毫没有差错。太宗听说他的名声，下诏授予他监丞之职。当时将要建造开宝寺塔，浙地工匠喻浩设计十三层。郭忠恕按照喻浩所造小模型最底层的比例逐层推算，算到最上层时多出一尺五寸，无法收束，便对喻浩说：“应当仔细检查。”喻浩因此几个晚上睡不着，用尺子核对，果然如郭忠恕所说。天亮时他敲开郭忠恕的门，长跪道谢。

译《道山清话》记载：元祐癸酉年九月一日夜，开宝寺塔内外都通透明亮，一直亮到天明。宫禁中夜里派宦官带着御赐香来到，寺门已经关闭；寺门打开后，寺僧却都不知道这件事。寺中人望向塔，却什么也看不见。离开寺院后天色渐渐明亮，过了两天，宣仁太后升仙去世。据《宋史》：端拱年间，开宝寺塔建成，侍御史田锡上疏说：“众人都说金碧辉煌，臣却认为那是涂抹膏脂、沾染血迹。皇帝也没有发怒。由此看来，太宗轻易耗费民力来做无益之事，确实难免留下千古讥讽。然而，他能够容纳直言，不治谏官的罪，也可以说是贤明了。” 宝相寺【在大梁门外，世代传说是古代锤和尚证得果位的地方。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创建，晋高祖天福三年赐额。寺内有慈尊阁和弥勒佛大像，俗称大佛寺。寺内又有罗汉洞，以及五百尊罗汉塑像。元末都毁于战火，洪武二十年，都纲善春依原址重建。】周密《癸辛杂识》说：汴城宝相寺，俗称大佛寺，有五百尊罗汉塑像，十分奇异古朴；又有喷水的石龙，雕刻十分精美，都是旧宫殿中的遗物。孝严寺【在城西北角，旧金水门内，就是宋代太尉杨业的家庙。雍熙丙辰年五月，杨业在朔方为国死节，他的儿子请求把家庙改为寺院，以为父亲荐福。太宗嘉奖他的孝心，于是答应请求，赐额“孝严”。宋朝都城南迁后，寺院毁于战火。国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僧人本福重建。三十一年戊寅，黄河水流入城中，寺院淹没。正统十二年丁卯，僧人祖习修缮，使其完整。】天王寺【在安远门外，前代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后殿的壁画是张世禄所绘，极为奇绝；年久剥落殆尽，可惜啊。】天清寺【在陈州门内繁台上，周世宗显德年间创建。世宗初次即位的日子称为天清节，所以寺以此命名。寺内的砖塔叫兴慈塔，俗名繁塔。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重修。元末遭战火，寺和塔都废弃。国朝洪武十九年，僧人胜安重建；永乐十三年，僧人禧道等又重建殿宇、塑造佛像。】王铚《默记》说：“太祖最初从陈桥接受拥戴进入城中，周恭帝随即穿着白襕，乘轿出宫，居住在天清寺。天清是世宗节日的名称，而这座寺是为纪念其功德所建的功德院。” 国相寺【在天清寺南面，就是天清寺前面的三间楼房。国朝洪武十七年，僧人胜安依楼房废址改建佛殿，命名为国相寺。二十一年，僧人净慈增建观音堂、方丈、廊庑和三门。】白云寺【在天清寺西北，就是天清寺白云阁的废址。国朝洪武十九年，僧人胜安、圆真在原址重建殿宇和佛像，沿用旧名，称为白云寺。】李梦阳撰《国相寺记》：国相寺，是繁台前面的寺。三寺之后一座叫白云，中间一座叫天清。塔已断裂却仍立在中间，有鹳鸟在上面筑巢，嘎嘎鸣叫。据《梦华录》考察，繁台寺原本只有一座，《梦华录》也没有说这里有多么兴盛。我曾询问当地老人，老人说：“寺院本来是一座，后来分成三座，是因为佛教中有讲经的中教，僧人穿玉色窄袖衫；有禅宗的后教，僧人穿深褐色窄袖衫；有瑜伽教的前教，僧人穿浅褐色窄袖衫，于是寺院就分成三座。后面有白云阁，所以称白云寺；中间有天清殿，所以称天清寺；前面有国相门，所以称国相寺。”寺院分开后形势孤立，时代变迁、世道不同，于是高处的建筑颓败，低处的地方荒芜；僧人懈怠，教法污浊，平庸的师父和恶徒充斥其中。树木、石料被盗走，建筑损毁破坏，鸟鼠污秽，来往不绝，寺院几乎没有能够主持的人。国初为了铲除王气，又把七级塔削去四级，塔身崩裂，形成幽深洞窟，狐狸、魑魅在昏暗中长啸悲鸣。僧人连坐席都没有坐暖，便纷纷逃走。善彬是国相寺的僧人，于是奋然起身说：“寺院是被时代废弃的，还是被邪僧废弃的？”从此守持一心，清净修行。七十多岁时，他还步行到戒坛受戒，并坚持奉行。寺院能够没有被夷为平地，是善彬的力量。汴城因为被水淹没，许多古迹都茫然无存，唯独这座台高高屹立，险峻挺拔，仍可游览。游人带着酒器和吟诗用的笔，不论花晨月夕、雪天骑驴还是风中乘马，没有不来敲善彬门的。这足以看出善彬的为人。正德年间，善彬修缮寺院殿宇以及伽蓝阁、山门、钟楼、僧房等，睢阳卫百户赵钺等人实际出力相助。他们重新塑饰佛像，查考旧碑，碑上记载寺院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如今洪武初年，僧人古峰曾经重修。前后相隔四百多年，到善彬时又过了一百五十多年，这篇记文是空同山人所作。观音寺【在城东南万龙冈，元至正元年由僧人了空创建，国朝宣德五年由僧人德广重修。】万寿寺【在城北，周围八寨。国朝洪武元年由僧人德净创建，天顺二年由僧人真贤重修。】隆兴寺【在城东北董盆铺，国朝天顺元年由僧人德忠创建，成化十年由僧人真果重修。】清凉寺【在城东梳头冈，国朝景泰元年由僧人本朗创建；天顺八年由僧人真能重修。】一轩寺【在巨盈库西北，元末毁于战火。】云老寺【在儒林街北，元末毁于战火，其遗址如今是祥符县儒学。】兴国寺【有两座：一座在马军桥东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创建；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元代改为文济王府，国朝洪武初年成为宋国公冯胜的住宅。另一座在城西西和保，宣德元年由僧人觉慧创建，成化十六年由僧人德来重修。】《杨文公谈苑》说：太平兴国寺，旧名龙兴寺。周世宗将它废为龙兴仓，国初寺主僧人多次击登闻鼓，请求恢复为寺。皇帝派宦官拿剑前去晓谕他说：“这座寺是前朝废弃后改作仓廒，用来储存军粮，你为什么无故烦扰、亵渎皇帝的朝廷？朝廷命令斩下你的头，同时又告诫说：‘如果你傲慢畏惧，就把你斩了；如果面对利剑而无所畏惧，那还不能斩你。’”宣谕之后，他神色自若，伸长脖子接受杀戮。皇帝听说后感慨叹息，重新下令恢复为寺。《宋朝事实》说：兴国寺就是唐代龙兴寺，开宝二年下诏重修，太平兴国元年赐予现在的寺额。明福寺【在雷家桥西南、武成王庙西面。金宣宗时扩展城池，被废弃并毁坏。】

译慈孝寺【在雷家桥西北，原为驸马都尉吴元扆的住宅。天圣二年十二月，下诏建寺供奉真宗的神御。起初商议取名慈圣，当时太后的尊号中有这两个字，便改赐现在的寺名。戒坛院原是本寺的园地，宝元初年，僧人文旦创建戒坛；庆历五年，赐额“戒坛院”。金朝末年毁于战火。】报慈寺【在钟楼东北的后巷，毁于金兵。】▯儿寺【在相国寺西北，洪武四年改为兵马指挥司，寺院也随之废弃。】安业寺【在鼓楼东北的钉秤巷，毁于金兵。】干明寺【在安业坊席箔巷西面，毁于金兵。】广福寺【在广福坊、上方寺西南，后来废为大梁卫军营。】惠安寺【在上方寺西南，俗称破塔寺，元末毁于战火。】铁佛寺【有两座：一座在大梁门外西北、金水河堤南面，如今已废；另一座在相国寺东面，据说也是相国寺的禅院，如今仍然存在。】显圣寺【在大梁门外西北、白沟河南面，俗称菩提寺，周显德四年创建，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巴楼寺【在城西金水河南面，元末毁于战火。】鸿福寺【有两座：一座在城西金水河北面，元末毁于战火；另一座在城东北沙窝冈，宋崇宁元年创建，国朝成化十六年由僧人本资重修。】地涌佛寺【在郑门内南面，元末毁于战火。】法云寺【在南薰门外、云骥桥西面，元末毁于战火。】景德寺【在丽景门外偏东。周世宗显德五年，因相国寺僧人居住拥挤，下诏就在寺院的菜园中另建下院，分开安置僧人，俗称东相国寺。显德六年，赐额“天寿寺”。宋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寺后原有定光释迦舍利砖塔，屡经战火和河患，如今已成为平地。】惠明寺【在仁和门北面，周太祖广德年间创建，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干宁寺【在仁和门外，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太师寺【在县治西北，原是元代太师伯颜的住宅。后来改为寺院，如今是大梁驿。】华严寺【在郑门外西南，毁于金兵。】两浙寺【在城西金水河旁，毁于金兵。】奉圣寺【在城南凤城冈上，金朝末年毁于战火。】木鱼寺【旧名兴国寺，在城南闹店保，宋代创建，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元代僧人满讲主敲击木鱼募化集资重建，因而改名木鱼寺。它靠近朱仙镇，也是一座有名的寺院。】旌德寺【在城东南神冈上，元末毁于战火。】母寺【又名保福寺，在城北。母寺是保元年间于氏母子二人修建的，后来沉没在河水中。】奉先寺【在城西金明池西面，宋代建造，是祭祀宫人的地方，毁于金兵。】十八圣寺【在封丘门外东面，因为有白塔，又名白塔寺。元末毁于战火。】清钟寺【在大梁门外、莲花池后面。】显静寺【在陈州门内，周世宗显德二年创建，毁于金兵。】普求寺【在白墓子冈西北。】以上都是僧寺，有的存在，有的废弃；但也有已经湮没、无从考察的了。庆寿寺【在大梁门外建隆厢，元至正年间由尼僧普谦创建，后来废弃，国朝洪武五年由尼僧洪心等重修。】永宁寺【在大梁门外、庆寿寺西面，元至正年间由尼僧普义创建，后来废弃，国朝洪武三年由尼僧盛得重修。】打瓦寺【在土市子街东北惠和坊，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元末毁于战火，国朝洪武二十年由尼僧义果等重修。】观音寺【在上方寺前，由周府创建。】文殊寺【在鼓楼东北钉秤巷东面，原是信国公汤和住宅的旧址。国朝永乐十三年由尼僧悟善创建。】弥陀寺【在大宁坊木场街东南，国朝洪武二十年由尼僧义庆等创建。】以上都是尼寺。庆寿、永宁、打瓦三寺都已废弃，观音、文殊、弥陀三寺现在仍然存在。北太黄寺【在城东北陈桥南面，由宋仁宗曹太后下令修建，元末毁于战火，国朝洪武二十年由僧人法玉重建。】南太黄寺【在城东北母寺保、张耳墓西面，元末毁于战火，国朝洪武十五年由僧人本受重建。】景福寺【在城东北马尾墙保，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元末毁于战火，国朝永乐十年由僧人福宝重建。】以上三座寺院都归并到相国寺。道观。延庆观【在城内汴河北面、浚仪桥西面。旧为朝元万寿宫的斋堂，如今的军储仓就是朝元万寿宫的遗址。元世祖时，盘山栖云道人王志谨在此创建。元末伪宋太保刘福通将它废弃，只剩斋堂。国朝洪武初年，这里是宝泉局铸钱的地方，后来宝泉局迁到蔡河湾，斋堂也全部坍毁。洪武六年，在这里设置道纪司。十年，都纪邵惟真、副都纪郑德柔等改建正殿，供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殿以及东西两庑。永乐十年，都纪赵德信又建三门，焕然一新。观内有许多宋代名公石刻，如今全都散失，再没有保存下来的了。】陈颀《闲中今古》说：开封是赵宋建都的地方，我每次追访古迹，当地老人也只能说出一两处大概的样子。府学中的许多碑刻，多是宋代太学中的石经，全都磨损破碎，很少有完整的。偶尔有徽宗时的诗文，也没有完整的首尾。我四处察看斋堂和廊庑，发现石础都已断裂，碑上隐约还能看见文字。学生们说，不只是这些而已，被当权者拿去作其他用途的碑石很多。后来我在延庆观东侧道士居室中见到一块石刻，原来是苏子美所作的一首诗：“瓜果浮沉酒半醺，满床书史乱纷纷。北轩凉吹开疏竹，卧看青天行白云。”于是抄录在这里，用来说明当时士大夫的著述多得不可胜数。像这首诗，不过是一时随口吟成的作品，尚且刻在石上，那么其他为世人珍重的大著作，后来人能够留下几块刻在地下的石碑呢？

译又记载说：成化年间，黄河边有龙生下一枚卵，在芦苇泊中，大小约有一升。渔人得到它，一个商人用布换走后，送给官府，官府把它放在延庆观中。居民觉得奇异，前来观看的人多得像墙一样围满。卢龙人周斌当时任开封府知府，认为它会惑乱人心，便把它打碎。卵中包着碧绿色的水，此外什么也没有。几天后，忽然有大风从观中刮起，拔起庭前两棵树，向东北刮去；都司衙门前的一棵大树也被连根拔走。左布政使章绘衙门内楼房的后半间被风毁掉，不久章绘又被侍郎原杰考核罢黜。周斌升任陕西参政离开。祸福自有定数，不可因此迷惑人心。这里一并记下。佑圣观【有两座：一座在城内西南角、马军衙桥西面，观前有积水，向来以灵异著称。正德初年改为大道宫。另一座在陈州门内、普济水门西北，金朝末年毁于战火。】三清观【在安远门内东南面，最初创建情况不详。永乐三年建，天顺五年被水淹没，成化十四年重修。】我年轻时曾游览这座观，看见墙上有李献吉的诗：“二十年前走马地，三清台殿肃清高。重来无限春风思，不似刘郎为看桃。”如今《空同集》中没有收录。玉阳观【有两座：一座在大梁门内，就是杨六郎住宅的旧址；另一座在城隍庙后、靠近西街北面，原是金章宗时汴京的永丰仓。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元世祖时，盘山栖云道人王志谨在这里建观居住。全真道人蜕尘子陈志宝在元末将它改为忠襄王察罕特穆尔的祠堂。国朝洪武初年，又改为河南布政司的巨盈库。】建隆观【初名太清观，在大梁门外西北面，由周世宗创建。宋太祖以建隆为年号，于是改名建隆观。重修殿宇、廊庑，共一百四十九区。后来把杭州的昊天上帝铜像取来供奉在观内。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因唐代秘书监贺知章的七代孙某道士主持此观，便加以修葺，扩建昊天上帝殿。后来都毁于金兵。】祐灵观【在南薰门外东北、普济水门西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创建。观内设置延真献殿、祝禧斋殿；西面是崇元殿，供奉灵宝天尊。两侧夹殿供奉中茅、小茅真君。东西两侧排列五岳圣帝。五座大殿左右的两座夹殿，供奉五岳的储副以及佐命之山的神君，包括罗浮、括苍、霍山、抱犊、少室、武当等十山真君。最初名为五岳观，建成后赐名祐灵观。李若谷罢免参知政事后留在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提举祐灵观事务。宫观设置提举官，从此开始。观南有奉灵园，观东有凝祥池，池中有崇禧殿。观西边有小池，池中也建崇禧殿，供奉扶桑大帝、旸谷神王、洞渊龙王等神灵。后来又增建明丽殿和临水殿。之后都毁于金兵。】《宋朝事实》：大中祥符八年五月，下诏将会灵观的池命名为凝祥池，将园命名为奉灵园，将观命名为奉五岳帝观。仁宗时观中失火，重建后改名为集禧观。祥源观【在繁台东南。宋初有人在此地看见龟蛇，于是建造真武堂。真宗天禧二年，堂旁泉水涌出，取之不竭。有人患疫病，饮用泉水便立即痊愈，于是就在这里创建道观。殿宇、廊庑、神厨、钟楼、经楼、斋堂、道院、廨舍，共六百一十三处。正殿名灵真殿，供奉真武像，并加号灵慈真君。东面是圣藻殿，用来安置皇帝御制的赞文；西面是灵渊殿，为泉水涌出的地方；前面是广圣殿，西面是开祥斋殿。南面有灵禧园，东面有凝碧池，是唐代汴州牧睾改建为池的。后来都毁于金兵，又屡遭黄河泛滥，最终被泥沙淤平成平地。】《宋朝事实》说：“醴泉观原本是拱圣营的地界。天禧二年闰四月，下诏说拱圣营有醴泉的地方应当建观，以祥源为名。仁宗时观中失火，重建后改名为醴泉观。东水门里也有一座醴泉观，与这里的情况不同。” 万寿观【在景龙门西北，本是玉清昭应宫东侧的别殿。天圣七年夏六月，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全部焚毁，只剩长生殿、崇寿殿和章献太后的本命殿。后来稍加修缮，把崇寿殿改名太霄殿，迁来供奉玉皇铜像，又增修宝庆殿、延圣殿、膺福斋殿和昆玉池亭。还修缮章懿太后的御容殿，改名为万寿观。后来都毁于金兵。】《宋朝燕翼诒谋录》说：万寿观原本是玉清昭应宫。宫殿被火焚毁，只剩长生殿和崇寿殿。殿中有三尊像：圣祖、真祖各用五千多两金，昊天玉皇上帝像用五千多两银。仁宗天圣七年，下诏玉清昭应宫不再修复，将这些殿改为万寿观。这大概是因为明肃太后原来还有修建营造的打算，宰臣仍然兼任宫观使职，到这时才撤去，表示不再修建。真宗朝屡次举行盛大的礼仪，耗费了最多的黄金，金价因此突然上涨，人们认为这是弊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下诏规定册宝法物中凡是用金的，全部改用银，再在银上镀金。从此金的用量减少十分之九，直到今天只有宝物使用纯金，其余都只是镀金。林希《两朝宝训》：天圣七年七月【《纪年通载》说是六月】，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皇帝把尚存的长生殿、崇寿殿改为万寿观。天庆观【大中祥符二年十月，下诏天下各州、府、军、监、关、县，都建立一所道观，统一以“天庆”为名。】醴泉观【在东水门内。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涌出醴泉，下诏在当地建醴泉观；后来又在京城建观，金朝末年毁于战火。】西五岳观【在南薰门外街西，宋代创建，用来供奉五岳之神。国朝洪武二年夏五月，被雷电和雷火焚毁。】南山观【在安远门内街西、三皇庙南面，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元末毁于战火。】四圣观【在相国寺桥南面，创建年代无从考证，金朝末年毁于战火。】延真观【在南薰门内西南面，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元末毁于战火。】玉霄观【在大梁门外、今三圣堂北面，创建年代无从考证，元末毁于战火。】以上各观都是道士居住的地方；从建隆观以下，早已全部废弃，没有一座保存下来。

译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朝自真宗兴盛、推崇道教以来，设置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使，由宰相担任；副使、判官、都监，以及集禧观、醴泉观、东西太一宫的提举，则由两省官、两制官、丞郎和防御诸司的使、副担任，掌管奉行斋醮的事务。又设置译经润文使，也由宰相担任。熙宁以后，增加设置祠禄之官，用来让年老者安逸、优待贤能；当时的宰相又想用宫观的俸禄安置不执行新法的人，于是官员名额没有限制，也没有实际职事。至于佛教、道教事务，则像历代一样由有关机构统领，祠部郎官又隶属鸿胪寺。到徽宗时，改隶秘书省。洞源观【在大梁门外、大佛寺偏西。宋仁宗景祐二年，富平郡王的姑母施氏愿意入道，成为女冠，于是把崔怀道的私宅八十间改为道观，赐名洞源观。后来毁于金兵。】遇仙观【在仁和门内街南，元代创建；国朝洪武三十二年沉没于河水，永乐十年由女冠李云山重建。】逍遥观【在仁和门内街南，元英宗至治三年创建；国朝洪武十八年由女冠李妙方等重建。】以上三座道观都由女冠居住，早已全部废弃，没有一座保存下来。《汴京遗迹志》第十卷。钦定《四库全书》。《汴京遗迹志》第十一卷，明代李濂撰写，内容为祠庙、庵院。祠。三贤祠【在吹台上、禹庙之后。旧有三座神龛，塑造碧霞元君像。正德丁丑年，巡按御史毛伯温改塑唐代高适、李白、杜甫三贤的像。】毛伯温撰《三贤祠记》说：“三贤祠，是在吹台上祭祀唐代高适、李白、杜甫三位贤人的祠堂。据《唐史》，天宝年间，高适、李白、杜甫聚集在梁宋之间，一同在吹台饮酒。酒兴浓时击节高歌，俯仰古今，旁若无人。杜甫的诗也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位先生文思壮丽，写出我的神色丰润、气势酣畅，登上吹台怀古，放眼平野。当时李白、杜甫都因谗言嫉妒而离开京国，年纪各在四十多岁，高适却只是封丘县尉。三人本来都是举世无双的豪杰，只是命运坎坷，徘徊在古代废墟和荒草之间，登台悲啸，望着芒砀山和几只飞雁，怎能不令人叹息悲伤！李白的《梁园歌》、高适的《古大梁行》，难道也是当时所作的诗吗？论诗，李白、杜甫当然最为崇高；高适的诗慷慨悲壮，是盛唐诗人中的第一流。杜甫也常常推许高适，说：‘美名我比不上，佳句写法怎么样？’在那些飘然不群的诗人之外，杜甫所推重的也只有高适一人。高适五十岁才开始作诗，所以叙述他的年龄排在李白、杜甫之前；他的诗可以与二人并论，所以一同称为贤人，也一同祭祀。吹台原来有禹宫，禹宫后面有空房，居住的并不是禹的神灵。毛伯温任职时已经下令拆除其中的鬼祠，改建为三贤祠。今年秋天，我和蜀地的张先生、关西的袁先生、李先生一同前往拜谒。登台四望，只见空旷的原野和孤城，天气日凉，云层断续，秋风飒飒吹过黄芦梢头，摇动窗轩，震响窗棂。我和三位先生清醒而惊惧地回望，想到三贤，又悲伤地说：‘高适已经显达了，李白、杜甫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吗？’可悲啊，可悲啊！” 包孝肃公祠【包拯，字希仁，曾任开封府尹，施政有不同寻常的政绩。后来汴京人思念他，在府治公厅北面建立祠堂，创建年月无从考证。国朝成化年间，知府孙瑜把祠堂迁建到府治东角的空地上。】胡谧撰《包孝肃公祠记》：开封府过去有宋代包孝肃公祠，大概是祭祀他任开封府尹时的功绩。前后担任本府知府的名人很多，为什么唯独祭祀包公？因为包公的功绩尤其突出。包公历任各官都有政绩，为什么唯独祭祀包公？因为他任开封府知府时的功绩足以概括其他各项政绩。包公在开封任职时，刚强坚毅，不阿谀奉承，贵戚和宦官都因此收敛手脚，正如他任御史、谏议大夫时所论斥的那样；他又开门听取诉讼，官吏不敢欺骗百姓。这就扩大了他任天长知县时明断牛讼的品德；弹劾毁坏有权势人家侵占惠民河的园林楼榭，这就体现了他任河北转运使时请求把牧马地的赋税归还百姓的仁惠。他生活俭朴，和普通百姓没有差别；告诫子孙不得犯贪赃之罪，这就充分体现了他任端州知州时离任不带一方砚台的操守。此外，他任瀛州知州时请求停止回易，在三司任职时设置场所进行和易，以免百姓供给上贡物品，这些也都是通过京府而惠及外郡的。这样看来，包公一生历任内外官职的功绩，在任开封府知府时已经全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京师有话说：‘关说请托到不了，有阎罗王包老人。’因为他的名声像黄河变清一样难得，连儿童妇女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等到他去世，太常寺又把他亲自奉养老母、母亲去世后守墓的行为一并记载，赐谥号孝肃；这些事确实是法令所应当祭祀的。这就是开封祭祀包公的原因。当时担任本府知府的人，包公之前有陈文惠，之后有康肃兄弟相继任职；薛简肃威严如包公。又有欧阳文忠、吕正献，以宽厚简约治理政务。然而他们各自的其他善政掩盖了任开封府知府时的功绩，在治理本府的功劳方面，没有人能和包公相比。这就是开封唯独祭祀包公的原因。祠堂在府治公厅北面，最初创建的年月不详，历经金、元直到我朝，府中虽列为外郡，祭祀每年都修举而没有废止。祠堂多次修葺。到了成化癸巳年，前任知府孙侯瑜认为原址狭窄、房屋将要倾塌，便在府治巽方找到一块空地，于是迁建祠堂。工程尚未完工，孙侯就去世了。现任知府张侯岫到任后，立即把它修缮完成：正中建屋三间，左右翼房各两厢三间，前面建防门楼，四周用墙围绕，在里面塑造包公像，涂黑、刷白、髹漆，焕然一新。张侯亲笔题写匾额“包孝肃公之祠”，于是率领属官举行落成礼，并按照礼仪告慰包公神灵。每年春秋用牲畜和酒醴祭祀，制定为仪式；又搜集包公遗事和奏议，刻印传播。他真是最仰慕包公的人啊！众人都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以便告知后人。张侯多次请我撰写，于是我叙述开封祭祀包公的意义，使人知道包公的功绩不只在开封。十贤祠【就是大梁书院的前堂，也在繁台上。旧名九贤祠，祭祀濂溪、二程、张、邵、司马、朱、吕、张，后来又增加许鲁斋，成为十贤祠。】庄防撰《十贤祠记》：大梁书院，是祭祀濂溪、康节、温公、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东莱、南轩、鲁斋十位贤人的地方，也是汇集天下书籍、供求学者游学的场所。唉！书其实只有一种，但有存在于我心中的书，也有写在纸上的书。存在于我心中的书，就是我心中的神明，就是我心中的道。写在纸上的书则不是这样：不是把我的心本身写出来，而是把我的心寄托在语言文字上；不是把我心中的道本身呈现出来，而是把我心中的道寄托在文字上。唉！圣人重视无言的境界，并不看重有言。有了语言，就不能用心领会，不能用心传授，语言便只是空话。比如六经，没有比《易》更大的，而《易》所说的是阴阳。它尚未用语言表达时，《易》完整地存在于心中，浑然一体而没有破碎。等到有了语言，什么是阴，什么是阳，阴阳的传授接受都只能从纸面上得到，《易》也就开始分散了。不是《易》本身分散，而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易》分散了。四书中没有比《中庸》更精微的，《中庸》讲的是性、道、教。它尚未用语言表达时，《中庸》完整地存在于心中，浑然一体而没有名称。等到有了语言，什么是性，什么是道，什么是教，性、道、教的传授接受都只能从口耳之间获得，《中庸》也就开始混乱了。

译“中庸”本身并不是混乱，靠耳听口说来讲“中庸”的人反而会把它讲乱。至于《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孟子》，也没有不是如此的。所以，善于观察六经的人，不是只看六经，而是观察自己心中的六经；善于观察四书的人，不是只看四书，而是观察自己心中的四书。自己心中的书，究竟是什么书呢？它不是写在纸墨上的文章，不是靠文字显现，也不是靠诵读、讲说才明白。秦代焚书之火即使猛烈，也不能把它焚毁；汉代儒者即使见识浅陋，也不能把它凿刻成固定形迹。即使不依靠《河图》《洛书》，九畴、八卦的形象也会自然显现；即使没有《诗》《礼》，温柔敦厚的妙处也会自然彰显，品级节制和防范的差等也会自然严明；即使没有《春秋》，华衮、鈇钺所象征的褒贬赏罚也会自然恰当。把它推广开来，天地便各安其位；推行开来，万物便得到养育；幽深地体察它，鬼神也会受到感应；精微地探究它，神妙变化便会显现。充实它，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尧舜、孔孟、周敦颐与二程、张载与朱熹；运用它，可以使百姓安定、礼乐和谐、人心端正、异端止息，使臣下不敢凭僭越来对待君主，使四方夷狄不敢轻视中原。自己心中的书达到如此地步，这难道是从玄妙幽深之处、从象罔之境能够求得的吗？这是这个人用心传授，而那个人用心领会；这是这个人用心获得，而那个人用心看见。往年白沙陈先生经过余定山，与我讨论学问，我把这些话向先生求证，先生并不认为我的话荒谬。世上好事之徒诋毁陈氏之学为禅学。所谓禅学的“无”，如果说它是无极而太极、寂静之中本无而运动时才有，那么我们儒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无”。但我们所说的“无”，从来不是不包含“有”，也不脱离“有”；禅学所说的“无”，从来没有真正的“有”，实际上停滞在虚无之中。禅学与我们相似，却又不同。唉，天下的人难道没有真假吗？天下的事情难道没有是非吗？只是要有办法辨别它们罢了。然而，如果不知道周遍运行之道的广大，哪里知道曲折小径的是非？不知道我们儒学的真实，又怎么知道其他道术中有虚伪？来这里游学的人，难道也会把我的话看作禅学吗？如果能借纸上的书来观察自己心中的书，并与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诸贤的道相契合，那么这部书的汇集意义就大了。这项工程，开始于宪副刘钦谟公，中途由佥宪吴原明公推进，完成于开封守张九云公；在上下之间承诺并协调的，则是都宪李文盛公、赵守约公。工程完成后，方伯吴行验公、宪使刘尚佩公以及各位僚佐都说不能没有记文。于是张九云与佥宪傅商佐公、石宗海公商议，请我撰写。诸公中我是前辈；我与商佐、九云是同年，与宗海是同乡、同学，又是同年，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敬重仰慕、请教求益的人。我怎敢不把自己所学中可能错误的地方写出来答复他们，只是也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诸位公卿将会教导我吗？岳武穆祠【在朱仙镇，是岳武穆旧日退兵之地。居民追念他的功劳，建立祠堂祭祀他。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布政使吴节、开封知府张岫开始提议扩大修建祠宇】许真君祠【旧在上清储祥宫内。真君是晋代人，曾任旌阳令，早已显著地留下灵异事迹。政和二年五月，赐号“神功妙济真君”。把他遗留下来的诗一百二十首写在竹简上，放入筒中，让人抽取，以此决定吉凶，称为“圣签”。祠堂现在已经废弃】东岳张太尉祠【在城外东南角，熙宁年间百姓共同建立。相传神姓张，是淮阴人，死后成为神，隶属于东岳，主管冥界防卫之事。京东各州郡往往都有他的祠堂，所谓“张舍人”就是他，大家都称他为太尉。元丰年间，光献太皇太后祈求而得到感应，才封为嘉应侯。现在已经废弃】庇民祠【旧在城东北几里、南神冈一带，用来祭祀巡抚侍郎于谦。于谦在宣德、正统年间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有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裕的功绩。当时黄河水涨，逼近省城，于公虔诚祈祷，发誓要以自身殉河，便把自己所穿的公服投入河中，河水于是消退。居民依仗于公而不再恐惧。于公又铸造铁犀二只来镇压河水，亲自撰写铭文刻在犀背上，文中说：“当初我巡抚河南时，年纪才三十三岁，约束自身清廉严洁，一丝一毫也不取自百姓。性情严厉刚毅，不能奉承权贵。我入京议事时，独自不携带地方土产去贿赂当权者。”汴地人曾吟诵他的诗说：“手帕蘑菇与线香，本来供民使用却反成灾殃。两袖清风上朝见天子，免得闾里百姓议论短长。”于公因推荐参政孙原贞而获罪，王来接替他，已经被贬为大理左少卿。汴地百姓到宫阙请求挽留他，于是又命他巡抚河南，前后将近二十年。汴地父老思念他的恩德，又在省城西南角马军衙桥西边另建一祠，以便进香，这大概就是他巡抚时的公署旧址。汴人称为“于少保祠”】胡谧撰写《庇民祠记》：庇民祠旧在河南开封府城东北数里、神冈旁边。正统庚申年，黄河改道冲咬大堤，水势逼近府城，城中上下惊慌。巡抚侍郎于谦向上天告誓，愿以自身殉难，并投下所穿的公服，亲自督促修筑堤防来抵御水患，水患于是平息。他又铸铁作犀，铭文刻在犀背上，用来镇护长久。河南百姓感念于公的恩惠，认为他使自己免于淹没溺死，便建立这座祠堂，与土地神、河神一同祭祀。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年。当时的故老，如致仕的定兴知县甄铎等一百多人，联合上疏称颂于公抚治中州，功绩很多，不只是平息河患而已，请求在府城西南角、于公寓居公署的旧址建立专祠。这样仿佛于公仍然在这里任职，也便于远近百姓前来祭奠拜谒。于是藩、臬、阃诸位僚属都认为请求合理，便拨给木材、砖瓦以及各种所需物料，选择日期召集工匠，从成化丁未年春二月开始施工，仅用五个月便告成。正中建屋六楹，里面塑造于公像，左右两侧各建两厢，楹数与前面相同。中门、大门各四楹，四周环绕高墙，匾额仍旧题作“庇民之祠”，以顺从百姓的意愿。藩、臬、阃诸位僚属带领甄铎等举行落成礼，并按礼仪告慰于公神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译每年在于公的诞辰和忌日，都用牲畜和酒醴举行祭祀，把它定为仪式。远近经过此处前来拜谒的人以及有所祈祷的人，听任他们祭拜。祥符县拨出两户百姓守护祠堂，让他们耕种祠旁空地若干亩，以资助香火费用。甄铎等人又带着前次奏疏来拜访我，请我把此事写在丽牲碑上。考察于公是浙江钱塘人，由进士授官监察御史，升任兵部侍郎。宣德壬戌年，奉皇帝简拔，承担巡抚河南这一重任。他初到任时，防止官府开采银矿，准备议定矿税；于公核算后认为所得不能抵偿费用，便禁止开采，交给百姓繁殖牲畜，只使用十多个州县的土地、牧草和水源，减少山东、北畿十分之六七的负担。境内凡水势可以开渠、筑堰的地方，他便告谕百姓开凿修筑，用来灌溉，百姓大多获利。遇到歉收年景，就请求宽免积欠的赋税，停止多余的征收；盐碱地百姓苦于缴纳定额税，就请求改折布帛以减轻负担。储粮仓储和劝导富户分粮救济的事务，到处都充足。时逢粮食困难，便平价卖粮，得到救济的人非常多。他教导百姓种植，田地、住宅中的桑树枣树以及道路旁的榆树柳树，都显现出茂盛成效。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尤其用心。他对待属下僚属，务必先以身作则；贤能者便公布其治绩以示劝勉，否则便考核黜退，绝不宽贷。他曾因推荐别人接替自己的职任而获罪，被调为大理少卿；奉召回朝时，河南百姓一千多人到宫阙请求挽留，诏令答应了他们。不久于公恢复原职，而他所推荐的人后来都在声名和官位上与他相当，人们尤其佩服他明于识人的能力。没过多久，他又因父母丧事离职，百姓再次请求挽留，诏令起复于公。于公抚治中州，前后总共十八年，他的功绩一一可以记载，尤其平息黄河水患，更足以显示其感动天地。这就是河南百姓古今以来建立庇民祠的原因。唉！官员在任时政绩有成，百姓称颂、尊奉他，固然说明他有获得民心的地方；但其中如果不是逢迎，也可能包含防备，并不一定全是真诚。只有离任之后百姓仍然思念，去世以后更加仰慕，始终不忘，这才看出他获得民心确实真诚而深厚。于公治理中州时，两次离任，百姓两次请求挽留，还为他建立生祠，与土地神、河神一同祭祀，希望长久相伴。等到他去世后，过了几十年，百姓仍像在一日之内那样思慕他，又请求建立专祠祭祀于公，仿佛他还活着。如果不是他获得民心真诚而深厚，谁能做到这样呢？召公甘棠之咏、赞颂清廉之风的碑文，大概与这座祠堂虽处不同年代却相互符合吧？再说，于公过去兼任山西巡抚，功绩与河南相比同样伟大；自从离开那里回朝后，升任本部尚书，官至少保，他安定内部、抵御外患，对国家社稷的功劳尤其大。只是因为与河南无关，所以不在这里记载。即使如此，朝廷讨论功劳，正将按等级为于公制定命祀，使他配享郊庙，难道仅仅建立一座庇民祠就够了吗？胡谧撰写《祭少保于公文》：当年公以亚卿身份巡抚河南，正赶上黄河改道泛滥，冲击汴城。公修筑堤防抵御，使百姓免于淹没和危难；又铸金为犀，把铭文刻在犀背上，以求永远镇护。后来公被召入朝，汴地百姓感念公的恩惠，思念公的德行，相互带领在堤旁建立祠堂，把公的遗像塑在里面，与土地神一同祭祀多年，希望公的功劳与这片土地永无穷尽。只是主管官员全然不理会这件事，实在是礼典上的缺失。敬仰公离开这里后升任上卿，进而位居师保，辅佐圣明天子安定内政、排除外患，恩泽遍及四海，声名震动四方夷狄。公去世后，褒奖追崇的典礼光耀彻及幽冥之地，当然不是一座汴地百姓的祠堂就足以尊崇报答公的。可是自古名臣大辅，能够列入国家命祀、配享郊庙的，没有不是因为他们的功德在乡里田野间流传歌颂而达到这一地位的。如今汴地百姓祭祀公治理水患的一项功绩，大概将成为国家为公确立百世命祀的根基吧？唉！公的形体虽已遥远，恩泽却长存。黄河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我们这些人承乏任职于此地，近来又因河患接连发生，正打算遵循于公留下的轨迹，继承于公未完的事业。仰望高山般的德行，我们的思念哪里会停止？因此来到祠堂之下，跪下献上一杯酒，写下这篇祭辞来悼念公；如果公神有所闻，伏请尚飨。庙 三皇庙【在城内东北角、艮岳废址之上。元代吴炳有记文，见《艺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禹庙【在城东南约三里、吹台上，旧名二姑台。宋代都城居民建立庙宇祭祀二仙姑。弘治年间改为碧霞元君祠，喜好鬼神之事的人纷纷前往。观风使毁掉神像，改为祭祀神禹，于是称为禹庙。又增建两廊，祭祀自中古以来治水有功的人。因为黄河水患，我年轻时在堤防上读书，还能看见两廊中的木主。等到辞官回乡，偶然登临游览，木主却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因此记在这里，等待出仕游历的君子兴复它，希望不要埋没前人崇敬祭祀的用意】两廊分别祭祀历代治水有功者，共二十九人。魏国邺县令史起　　　　　秦国水工郑国 汉淮阳太守汲黯，大司农郑当时。水工徐伯　　　　　河堤使者王延世 待诏贾让　　　　　乐浪王景 将作谒者王吴 宋颍川团练使曹翰、京西转运使陈尧佐、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的司马光 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 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张商英。元代河南河北肃政廉访使尚文 尚书诺海　　　　　御史刘赓 太师、恒阳王、谥号文贞的额森布哈 河南河北道佥事阿噜托琳 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贾鲁 太史郭守敬　　　　　丞相托克托 本朝工部尚书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号肃愍的于谦。户部尚书、谥号恭定的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 玄帝庙【有三处：一处在城西南角，即佑圣观，现改为大道宫，祭祀北方玄武之神；一处在安远门瓮城内；一处在木鱼寺的庙中。儿冈濓有记文，见《艺文》】樊将军庙【在仁和门外，祭祀汉代樊哙，现在已经废弃】汉寿亭侯庙【有几处：一处在安远门以南、街东的广福坊，俗称大关王庙；一处在大梁驿北边，俗称小关王庙；一处在大梁门城下；一处在西关金梁桥东边。现在汴城五座城门都有关于关王的庙，只有安远门是玄帝庙，因为玄帝是北方之神】城隍庙【在城内新昌坊，元代河南路都总管刘福建、王秋涧有记文，见《艺文》。本朝洪武二年诰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第二年诏令天下各城隍，一律革除前代封爵，各自依照本府、州、县的名称称呼。但开封府城隍的诰命仍然保存。洪熙元年道士范景新重新修缮，天顺五年被水淹没，道士萧守正修葺完成】旗纛庙【在都司公署后面，祭祀昭烈武成王以及历代名将。宣武卫因附属于都司，不另设此庙】

译二相庙【旧在城内，祭祀子游、子夏，现在已找不到遗址】皮场公庙【在城内东北角。相传皮场土地神主管不能治愈的疮病；又有人说皮场公就是郑国大夫子皮。子皮代替父亲子展成为上卿，执掌国政。郑国发生饥荒，尚未到收麦时，百姓困苦，子皮奉父亲之命把粮食赈济给国人，每户一钟。郑人感念他的恩德，建立庙宇祭祀他。汴城距离郑国不远，所以也建庙祭祀。以上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宋朝燕翼诒谋录》说：京师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到二相庙祈祷。二相就是子游、子夏。子游曾任武城县宰，子夏曾聘游列国，不知为什么得到“二相”这个名称。如今行都到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到皮场庙祈祷。皮场就是剥皮的场所。相传皮场土地神能治疗难以治愈的疮病。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封为灵贶侯；后来屡次加封为明灵昭惠王。现在庙在万寿观的晨华馆，馆与贡院相邻。不知道士人祈祷始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馆是因为什么而设置这座庙的。梓潼庙【在蔡河湾，就是宋代太学中的桂香祠。太学迁移后，祠堂仍然存在，于是称为梓潼庙。旧时祭祀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以及左右两旁掌管桂禄的仙官；凡是参加考试的士子祈祷，都有应验】东岳庙【在城内东角，祭祀泰山之神。祥符元年十月，诏封为东岳天齐仁圣王。祥符四年五月，尊称为帝号。本朝整顿、订正祭祀典章，称为东岳泰山之神】二郎庙【在城南奉神冈，就是灌口二郎神。正统十三年戊辰四月，汴地干旱祈求降雨，得到感应；祥符知县米荣、县丞朱璟重修殿宇，焕然一新。开封府儒学教授三衢人吾用溥撰写碑记，现在还保存着】火神庙【在城内鼓楼东边，祭祀祝融之神。当初宋徽宗在太乙宫旁修建火星观，右正言任伯雨上疏劝止。这座庙不知道建于何时，没有可考的资料】德安公庙【在城北作坊，就是夷门山神庙。景德四年十二月加封山神为德安公，诏令修缮其庙，命开封府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现在已经废弃】崔府君庙【在城北。相传唐代滏阳县令死后成为神，主管冥界防卫之事。磁州有他的庙，淳化初年，百姓在这里设置庙宇；后来诏令修缮殿宇，赐名防国庙，并送来衣服和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年春秋命开封府祭祀，后来封为防国显应公。现在已经废弃】石灵公庙【在相国寺桥西边、汴河南岸。相传汴京南边有周令公的墓，墓前有两个石人，常常显现怪异迹象。有人遇见它们，便称它们为鲁校书、石押衙。都城居民因此建立庙宇祭祀它们，所以称为石灵公】金龙四大王庙【在祥符县治南边、汴河北岸州桥旁，祭祀河神。现在被居民侵占，地方已经狭小】普济庙【在城西南角景福坊，就是九龙堂。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诏令修缮，因此赐名普济庙。现在已经废弃】三官庙【城内外有几处，最著名的一处在西关外约二里，宣德年间建成。正统辛巳年毁坏于水，殿宇和庙貌全都损坏。成化壬辰年，布政司照磨熊刚主持修理，另有工役把多余的百余根松木捐助修葺此庙。开封府知府河东人张岫为此撰写记文，碑刻立在殿前，至今还保存着】宋濂论三官。考察汉代熹平年间，汉中有张修创立太平道，张角、张鲁创立五斗米道，它们的法术大致相同，而张鲁的势力尤其兴盛。大概从张鲁的祖父张陵、父亲张衡开始，在蜀地鹤鸣山制作符书，设置“鬼卒”“祭酒”等名号，分头统领登记在册的信众。有病的人，让他自己承认过错，写下姓名和服罪的意思，制作三份；其中一份呈给天，放在山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入水中，称为天地水三官。三官的名称，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最高的是天，最厚的是地，水即使广大，也只是天地之间的一种事物，怎么能与天地并列抗衡呢？如今把三者一同称为三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玉皇庙【在南薰门外、上城内官路西边，相传是玉清昭应宫的遗址。天圣七年夏六月丁未，宫殿毁于火灾，只剩长生、崇寿二殿，诏令不再修复，改为万寿观，于是把崇寿殿改名为太霄殿，供奉玉皇铜像。后来又被金兵烧毁。成化丁亥年，道士董道静募捐在此地兴建玉皇庙，又把五岳观中的五岳、四渎神像移到正殿。五岳观在教场西边，距离这里很近。洪武己酉年被雷火烧毁，只剩下各尊神像，道士董道静于是把它们移置在这座庙中，现仍保存着】庵 观音庵【在城内大宁坊木场街南边，本朝洪武三十年，尼姑柏等人创建】圆通庵【在仁和门内宣平坊。本朝洪武二十一年，尼姑胜海等人创建。汴地人称它为老君庵】曹仙姑庵【旧名宝箓堂，在金梁桥西南。宋徽宗建造它，作为曹仙姑居住的地方。后来仙姑化去，于是成为女冠居住之所。本朝洪武三十二年，黄河水进入城中，庵被淹没毁坏。有祠堂记碑，于是移置到延庆观内，现仍保存】以上三座庵都是尼姑庵，现在全都废弃了。

译郑昂撰写《希元观妙先生祠堂记》：先生姓曹，名道冲，字冲之，是全赵宁晋人。先生是受赠中书令、尚书令曹保贵的来孙，是襄悼魏国公曹利用的族孙。父亲曹宗喆，曾任承务郎、钦州灵山县主簿；母亲姓石。五代晋以后，最初在魏国公受章圣帝信任之时，因抵御戎人建立大功，获赐都城普惠坊宅第，于是迁居汴京。曹氏世代忠义，冠帽佩剑相承不断，同灶共食延续十多代，皇帝下诏表彰其门第。先生从刚能扶坐、会说话时起，就懂得文字。五岁作诗作文，十五岁时，对古今典籍记载的内容广泛通晓，没有遗漏；凡看过一次，终身不忘。家人担心他沉迷笔墨，他便登上屋顶吟诗，把所有瓦片都写遍了。各种教义都彻底通晓，而且都掌握其中的精微要旨。他曾说，处身世间、居家生活，都像处在樊笼之中，不愿出嫁，于是脱身隐遁。二十一岁时隐居少室山玉华峰，静心导气达十多年，只怕任何事物牵累自己。不携带衣服粮食，别人自然供给他，仿佛有神灵相助。当时双亲健在，弟妹都在眼前，他也不顾念。家人追踪寻找他，他就曲折周旋、暗中躲避。齐人张公谏议知道他气度异常，便让他成为女冠；又遥指青州，劝他远游。先生拜张几真为师，想接受道箓却没有费用，于是徒步走遍四方，在市集上出售文章来维持生活，以寄托于所谓的道。后来他在阁皂山接受道箓，从此四方才开始知道先生的名声。然而他天性疏放旷达，不受世俗绳墨约束，所以毁誉各半，而先生始终不因天下人的评价而喜怒。有时把诙谐戏谑写在文章中，也只是略微显露自己的意思。晚年进入京师，隐居在阊阖门咸宁坊，衣服仅够遮体，食物仅够充腹，住在只能容膝的地方，混杂得像与猫狗走在一起。他把污秽的残菜堆在墙边，令人无法靠近，意在断绝权势利益的往来。贫困的人来向他求助，他就给诗，让他们拿去卖钱度日。都城中供给他食物的人肩挨着肩、脚接着脚，他大多不接受；实在不能推辞的，过后便拿去施舍。他不吃荤腥，却每天买肉来喂猫狗。有人问原因，他说：“没有别的，只是救下那些将被杀的动物罢了。”有人诽谤他其实吃肉，他就拿肉当面吃，说：“这对道有什么妨害？只是我自己不想吃罢了。”诽谤者感到惭愧。每逢年节，都城人出游赏玩，他便放纵不拘，早早到场，吟咏着回来；有时逢佳节良辰，他反而闭门不出，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皇上当时正以道术治理天下，天下奇人一同出现，开始因为徐神翁的话，得知先生隐居在京城之下，随时召见问对，又赐给金牌二面，允许他前往行在，并且各处池苑不得阻拦。皇上破格延请接见他，待遇无人可比。皇上曾说：“这是真仙人，文章才华只是他的余事。”下诏加封他为清虚文逸大师。先生原名希蕴，到这时才赐予现在的名字，又加号道真仁靖先生。皇上又为他建造宅第，他恳切坚决地推辞，迫不得已只接受数楹房屋作为楼阁，用来供奉三清，早晚焚香修持，为皇上祝寿。诏令又把他的住处改名为宝箓堂，并在旁边营建保庆泰宁宫。宫殿将要落成时，先生却尸解而去。皇上为此悲伤，葬他于国都郊外开封县新里乡，派观察贾公主持此事，又从御府拨钱，斋戒七日举行黄箓醮，以资助荐度。赠号“希元观妙先生”，并把诰命送到他的宅第。诏令又在顺天门瑶华宫内左侧重建宫观，让弟子张居淡奉祀他的祠堂。张居淡是清修之人，仰慕道术非常坚定，早年离家拜先生为师，前后二十年始终如一。等到先生去世，他见到那些过去与先生关系深厚的人，便哭得泪湿衣襟，只怕师父身后之事办得不周，于是请求在今宫昊天玉皇上帝清都高邈殿之后建立祠堂，质朴而不至于简陋，华美而不至于奢侈，门窗一应具备，务求能够长久保存。居淡说先生起初没有铭志，这是自己终身的遗憾。我告诉他说：古今著名的师长、大德之士，其道行名声传遍天下，后世怎么会把他们泯没呢？他认为区区刻铭，实在无关轻重，完全不接受我的话，又哭着告诉我：我长期与先生交游，而且确实是同乡，按情义不能推辞，因此为他叙述大概。先生的名声传遍四海已经很久了，起初回到都城，名籍寄居在延宁宫，却从未亲自前往。等保庆泰宁宫建成，他拖延不肯进去，最终在那里化去，那么我前面所说先生认为处世居家都像在樊笼中的话，意思大概就是指这个。诰命中说他“凝情冲和，混迹民伍”，大概已经把他概括尽了。他自从得到皇帝知遇以来，从未因丝毫私事而冒然求见皇上，所以恩宠眷顾越来越深厚。如果叙述他一生所做的事，歌辞中已经记载得很完备；知情的人自然能够了解，不必再详细铺陈。至于声律、书法、绘画、历数和各种方术，别人穷尽智力才能做到的，先生都能出色完成。他尤其擅长文辞。起初仿佛不经思考，人们刚看见他含笔俯身对纸，转眼之间，便如雷霆闪电般挥洒，珠玉般的文章已经灿然写成。别人有所索求，他没有不满足的。在市集酒席之间，或在寂静幽隐之处，他都不挑地方。以一件事物为题，有时能写到一百篇；其中警策精妙的语句尤其出人意料，依随声韵，提笔应和，越发显出工巧。案头没有文籍，他所引用的典故却无不完备，没有一处错误。上至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以及诸子百家的书，下至里巷中的诙谐戏语、方言和时谣，没有一样不能彻底贯通。世人只看见先生嘲弄戏谑的话，却不知道他典雅华丽的文章；只看见他典雅华丽的文章，却不知道他精要微妙的道，真是奇怪啊！至于老子、庄子以及《黄庭经》《西升经》《清净经》中解释性命的学说，能够领会它的人极少。大概他一生所写的文章，凡是意念所到、眼睛所见，天地范围之内的一切，没有不加以描摹的，世上有时也有人能够谈论这些。至于微妙幽深、难以言说的语言，以及修身尽性的学说，能够与之相应的人大概很少。何况在他的起居动静之间，笔端总是才思奔涌，著述数以万计，浩浩荡荡如江河，充沛流动而没有谁能阻挡。近来皇上下诏，把他箱笼中的全部著作都搜取出来，汇集在玉清和阳宫转轮藏室。先生去世那天，又下令收集整理他的残稿，从此流落人间的几乎没有了。唉！先生遇到圣明君主，可以说正逢其时，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曾说，士人尚未获得大道，连秋毫般微小的一点也没有领悟，却思量着在章句末节上耗费心思，幸而有主管考试的官员凭一篇文章录取，便获得终身富贵，还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哪里知道先生所谓浩浩如江河、充沛而无人能阻挡的境界呢？

译有人问先生的道，我曾见他蓬头垢面，衣服打结，鞋子破旧，但声音清亮流畅，眼睛明澈，神态安然自得，宛如儿童；同时又穷尽天下无穷的才艺，却甘愿承受全世人所不能忍受的寂寞。由此大概可以知道先生处世的踪迹。至于先生的道，我又哪里足以知道呢？姑且只叙述他在文辞方面的才能罢了。聪明、辩才和知识固然足以妨害求道，但大道达到极致，就不是聪明、辩才和知识所能妨害的。如今有人从未亲近文墨，一旦有所领悟，便吐言成辞，全都符合至理。为什么呢？道本来无为，却没有什么不能贯通；聪明、辩才和知识，只是道的作用罢了。等到其源流深远、辞藻华丽，那又不是一生一世学习所能达到的。考察古今能写文章的人，终身穷究一部经书，十年才能写好一篇赋的人，到处都是。至于倚马立成、七步成诗那样敏捷的人，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写完篇章、完成短札罢了。像先生落笔动辄万言，声律没有错误，篇幅大小都不受拘束，真正的领悟和才华几乎无人匹敌。又听说，古人把李白称作谪仙，那么文章豪迈之士，似乎非神仙不能做到。白玉楼建成，必定要等待长吉的文章；这样看来，神仙对于文章，也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乐意为他写下这篇记文。先生享年七十七岁，生于宝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政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按其年十月十五日下葬。他去世时，道院中生出一株玉芝，共五茎。下葬那天天气晴朗，先生祖茔魏国公碑旁的泉水交错流下，形状像泪水落下。众人说是天气寒冷、露水滋润；后来仔细看其他坟墓，都没有这种情况，这才大为惊叹。唉！先生是天地间特殊灵气所聚集的人，他的奇异事迹难以一一列举。政和丁酉年冬十月十七日。以上《曹仙姑祠堂记》，是宋朝散郎、试秘书少监、兼编修《六典》的郑昂所撰写的。其中有涉及怪诞的说法，我全部删去了，不想保存下来迷惑世人罢了。院 戒坛院【在雷家桥西北，旧为慈孝寺园。宋仁宗宝元二年创建，元末毁于兵火】佑圣院【在防刘二隅街西北，元末毁于兵火】宝圣院【在蔡河北寺桥南边。宋代僧录重珦创建。仁宗景祐元年赐额。元末毁于兵火】等觉院【在安远门外西北，宋太祖乾德六年创建，金末毁于兵火】兜率院【旧名旌孝院，在安远门外西北。宋仁宗天圣元年改名兜率院，金末毁于兵火】万岁院【在仁和门外东北，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创建，金末毁于兵火】福田院【在仁和门外东北，唐太宗贞观二年创建，后来毁于兵火】三学防国院【在南薰门外西南，宋仁宗庆历三年赐额，元末毁于兵火】报恩院【在戴楼门内，宋真宗咸平三年创建，元末毁于兵火】鸿禧院【在戴楼门内东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创建，元末毁于兵火】法云院【在固子门内、金水河湾西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创建，金末毁于兵火】开化院【在固子门内、金水河以南、白鹘桥以东。宋大中祥符三年创建，金末毁于兵火】黄建院【在土市子街东南、棺子巷西边，元末毁于兵火】净居院【在大梁门外，西北宝相寺以北，元末毁于兵火】净慧院【在大梁门外西北。南唐后主李煜归宋后，皇帝把宅第赐给他，李煜死后改为寺院，元末毁于兵火】开圣院【在里城西南角，宋仁宗天圣年间创建，元末毁于兵火】道者院【在郑门外五里，宋代建造。每年中元节、十月初一设置大型道场，焚烧纸钱，祭祀军阵中死亡的孤魂。金末毁于兵火】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五代时有一个和尚，在道路旁搭建简陋庵舍，种菜并乞讨钱财。一天白天睡觉，梦见一条金色龙吃掉了他种的几畦万苣。和尚醒来惊讶地说：“一定有非凡的人要来了。”不久，他在梦中所见的地方看见一个魁梧男子，正在取食万苣。和尚看他相貌凛然，便整理衣服请他入座，殷勤地供给食物。片刻后男子告辞，和尚嘱咐他说：“将来富贵了不要忘记我。”于是把梦境告诉他，又说：“您将来得志，只希望为老和尚在这里建一座寺院就够了。”这个魁梧男子就是宋太祖。宋太祖即位后，寻找这名和尚，得知他还在世，便下令建寺，赐名普安，都城人称它为“道者院”。启圣院【在大梁门内街北，就是宋太宗诞生的地方，晋代的防圣营所在地。太平兴国六年建院，雍熙二年建成，赐名启圣院。元末毁于兵火】宋敏求《东京记》说：“启圣院本来是晋代防圣营。天福四年，宋宣祖掌管禁兵，宋太宗在这里出生。这个地方在太平兴国年间建成寺院。” 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启圣禅院，是宋太宗降生的地方。太平兴国年间，已经建成寺院，用来供奉太宗的神御。宋太祖降生在西京山子营，时间久了已经找不到具体地点。宋真宗在位时，曾派人寻访，有人认为骁胜营旁马厩的空地上有两座隐约隆起的小冈，便是太祖诞生地，于是就在那里建应天禅院，供奉太祖。天圣年间，明肃皇后想把真宗的神御也安置在那里，却难以开口。太宗于是把殿后的斋宫也一并设置两殿，称为三圣殿。庆历年间，才开始把太祖殿命名为兴光殿，太宗殿命名为帝华殿，真宗殿命名为昭考殿。” 定力院【在蔡河东水门北边，元末毁于兵火】廖莹中《江行杂录》说：宋太祖从陈桥返回时，太夫人杜氏正在定力院设斋。听到变故后，王夫人感到害怕。杜太夫人说：“我儿平生就有奇异之处，人人都说他将来应当极为富贵，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说话谈笑神色自若。这一天，太祖即位，契丹、北汉的军队都退去了。《赵葵行营杂录》说：宋太祖起初接受周世宗的命令，向北征讨，到了陈桥，被三军推戴。当时太后以下的家属全都在定力院设斋，有关官吏前来搜捕。主持僧人命令她们登上阁楼，并把门锁牢。不久官军大肆搜查，和尚欺骗他们说人都已经逃散，不知道去了哪里。甲士进入寺院，登梯并打开锁钥，看见上面蛛网密布，尘埃凝结，仿佛多年从未开启过，于是相互说道：“这里怎么会有人？”便都离去了。不久，太祖已经登上帝位。观音院【在丽景门内街北，元末毁于兵火】四圣院【在丽景门南边，金末毁于兵火】净因院【在金梁桥西边、汴河南岸，元末毁于兵火】

译苏轼撰《宸奎阁记》大略说：皇祐年间有诏，庐山僧人怀琏住在京师十方净因禅院，皇帝召他到化成殿问佛法大意，他回答得很称旨，赐号大觉禅师。仁宗与怀琏问答，亲自写下颂诗赐给他，共十七篇。至和年间，怀琏上书请求回山中养老，皇帝不准。治平年间，他再次坚决请求，英宗挽留不成，便下诏允许他自行选择。怀琏于是回到四明阿育王山广利寺养老。四明人共同出力建造高阁，收藏皇帝所赐的颂诗，题匾为“宸奎”。当时京师刚开始建宝文阁，诏令把颂诗副本取来收藏。怀琏严守戒律，皇帝曾赐给他龙脑钵盂，怀琏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掉，说：“我的佛法使用坏色衣服，以瓦钵、铁器进食，这只钵不合佛法。”使者回去奏报，皇帝赞叹了很久。兴德院【在金水门外，金末毁于兵火】杨万里《挥麈录》说：宋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继大统。治平二年，把齐州改为兴德军。熙宁八年八月，诏令把潜邸改为佛寺，以原来的藩镇封号命名，赐名兴德禅院，并拨给淤田三千顷。太平兴国八年设置印经院；神宗熙宁末年废除该院，把各部经书的印板赐给显圣寺。传法院【太平兴国五年，诏令在太平兴国寺大殿西面拨地修建译经院，院中设置译经堂，东厢为润文堂，西厢为正义堂。从此每逢皇帝诞辰便进献经书。太平兴国八年，改名为传法院。按：隋代有翻经馆，唐初也有翻译佛经的事务，元和以后废止。太宗设置这个院，也有继承隋代翻经馆遗意的意思。】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景祐年间，光梵大师惟净住在京师传法院，以精通梵学著名。景灵宫的锯匠剖开一段木头，木头分开后，发现其中有虫蛀的纹理，像梵文一样有几十个字，于是上奏进献。皇帝派都知罗宗译释并润色经文。夏英公竦到传法院主持翻译，希望得到吉祥奇异的话，用来祈求国家福祉。惟净焚香仔细察看，过了一刻钟才说：“天竺没有这样的字，无法辨认翻译。”那位宦官发怒说：“大师应当体会皇上的意思，哪怕勉强解释成几句文章，译馆按例给的恩赏也不少。”夏英公也用这个意思暗示他。惟净说：“幸好如果这些虫蛀纹理稍微可以解释，那确实是佛门的光彩；以后若显出这是荒谬妄说，即使死一万次又有什么补救？”富郑公常常对客人说：“这个人真可以称为佛弟子。假使让他在朝廷任职，一定能够竭尽忠节，不随便附和别人。谁说异教之中没有人才呢？”以上都是僧院，如今全都废弃了，没有一处留存。广慧院【旧名黄姑庵，在土市子南街东面、宣平坊内。金熙宗皇统初年，尼僧妙胜创建，后来毁于火灾；本朝洪武五年，尼僧广元重新修缮。】兴国院【在大宁坊第五巷，就是宋将郑恩的佛堂，后来施舍出来改作尼寺。本朝永乐元年，尼僧义和重新修缮。】崇真院【起初，太宗的陈国长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进封为吴国长公主，赐号报慈正觉大师，赐名清裕；九月迁出宫中居住在此院。院子原在建初坊，后来因为地方狭窄，迁到城西隆安坊，就是今天俗称的七公主院。】以上都是尼院，如今全都废弃了，没有一处留存。大梁书院【汴京原先有丽泽书院，在南薰门内、蔡河北岸，是提学副使刘昌所建。后来因为改作巡抚治所，于是把书院迁到城东南约三里处的繁台上，改名为大梁书院。草创尚未完成的化年间，提学佥事吴伯通向巡抚都御史李衍请示，由李衍下檄文命开封府知府虞钟督促工匠修建。第二年，知府张岫修缮完毕。】按：大梁书院是近代创建的，并不是宋代遗迹。因为它是培养士人的地方，不应遗漏，所以姑且附记在这里。《汴京遗迹志》卷十一。《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钦定《四库全书》。

译《汴京遗迹志》卷十二，明代李濂撰，《杂志一》。汴、宋九帝年号纪年。宋太祖姓赵，名讳匡胤，他的祖先是涿郡人。庚申年，他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接受后周禅让，当时三十三岁。因沿用五代旧制，定都汴京。在位十七年，丙子年去世，享年五十岁。改年号三个【建隆三年，干德五年，开宝九年】。太宗名讳炅，起初名匡义，是太祖的弟弟，后来赐名光义，封晋王。丙子年继承帝位，当时三十七岁，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改年号五个【太平兴国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真宗名讳恒，起初名元侃，是太宗的第三子。丁酉年继承帝位，当时二十九岁，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改年号五个【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兴一年】。仁宗名讳祯，起初名受益。是真宗的太子，壬戌年继承帝位，当时十二岁。在位四十一年，癸卯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改年号九个【天圣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宝元二年、康定一年、庆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英宗名讳曙，起初名宗实，是濮安懿王的儿子。诏令立他为皇子，癸卯年继承帝位，当时三十三岁，在位四年。丁未年去世，享年三十八岁。改年号一个【治平四年】。神宗名讳顼，是英宗的太子。丁未年继承帝位，当时十九岁。在位十八年，乙丑年去世，享年三十八岁。改年号两个【熙宁十年、元丰八年】。哲宗名讳煦，起初名佣。是神宗的太子，乙丑年继承帝位，当时十岁。在位十五年，庚辰年去世，享年二十五岁。改年号三个【元祐八年、绍圣四年、元符三年】。徽宗名讳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庚辰年继承帝位，当时十九岁，在位二十五年。乙巳年把帝位禅让给太子。丁未年，金人攻陷中原，徽宗被押往北方。九年以后，乙卯年在五国城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改年号六个【建中靖国一年、崇宁五年、大观四年、政和七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钦宗名讳桓，是徽宗的太子。乙巳年接受禅让继承帝位，当时二十五岁。丁未年，金人攻陷中原，钦宗被押往北方。三十四年以后，庚辰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改年号一个【靖康一年】。《一统志》记载：宋太祖的永昌陵，太宗的永熙陵，真宗的永定陵，仁宗的永昭陵，英宗的永厚陵，神宗的永裕陵，哲宗的永泰陵，都在河南府巩县西南。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徽宗、钦宗最初葬在五国城，后来多次派祈请使，想迎回两位皇帝的灵柩，经过六七年才获准，于是把灵柩送到行在。高宗亲自到临平迎接，换穿缌服，暂时安置在龙德别宫。当时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参与议论功劳、接受赏赐的公卿有几人？耗费国库的钱财更是不可计量。在此之前，选人杨炜写信给执政大臣，认为真假还没有辨明。左宣义郎王之道也上奏，请求命大臣劈开灵柩查看。后来礼官请求依照安陵的旧例，灵柩一入境就用外椁承装，并把衮冕、翚衣仍放入椁中，不改动殓葬形式，朝廷于是听从了。近来杨髡盗掘诸陵，在两座陵墓的灵柩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座只有一段朽木，另一座只有一件木制灯架罢了。当时其实已经预料到真假无法查明，只是不愿意公然揭破欺诈，也姑且用此来安慰当时的人心罢了。原来徽宗、钦宗二帝的遗骸漂流在沙漠之中，起初就未曾真正运回。可悲啊！王鏊读《宋史》后说：宋朝自建隆至庆历年间，君主以恭敬宽恕为治心，宰辅以宽厚著称，皇帝的意旨和天下人的舆论都认为天下治理得很好。到了神宗，缩小了宋家原有的制度范围，又想大有作为，而王安石担任宰相辅佐他；凡是祖宗的制度，一概扫除，天下于是骚动不安，终于造成一代的祸乱。元祐初年，召回并任用司马光，把新法中不便于百姓的部分全部废除。绍圣年间，章惇、蔡卞得势，又把元祐时期的政令全部推翻，并追夺司马光等人的官职。蔡京接着掌权，元祐、元符年间的贤臣几乎全被贬逐流放；他又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用奢侈靡费蛊惑君心，终于导致中原沦陷，二帝被异族俘虏而蒙受尘辱。可悲啊！

译宋代官制沿革。按：关于宋代官制沿革，各家记载互有不同，只有黄琦《元礼》论述宋代新旧官制颇为详细严密。其大意说：本朝自太祖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来，大多沿袭五代制度，虽然略有增减，大体仍是唐代旧制。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以及各部寺监的官员没有实际职掌，另行兼领内外差遣；省、部、寺、监另设主判官。官员名额中，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乾德二年开始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职，最初由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宰相办公的省称为中书门下，是国家政令发布之处；军事政务归枢密院掌管，沿袭五代制度，设使、副使。太宗时期，命石熙载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后来以张士逊任知枢密院事，寇准、温仲舒任同知枢密院事。治平年间，郭逵以检校太保兼同签书枢密院事。因此枢密院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等职，官员名额与中书门下合称‘二府’。尚书省设置判尚书都省一人，掌管百官到省集体议事以及举行大祀时接受戒令等事务。六部各有主判官，通常由学士、待制、馆阁官兼领。吏部就是审官东院，掌管尚书左选；审官西院掌管尚书右选；吏部南曹掌管侍郎左选；三班院掌管侍郎右选；流内铨承担考功郎官的职务。户部郎官就是三司使、尚书所任的职务；这些官职地位尊崇、职权重要，资历深的任使，稍次的任权使，资历浅的任权发遣使。公事方面，度支副使、户部副使、盐铁副使各一人，这些是侍郎所任的职务。另设子司判官八人，其中度支判官、户部判官、盐铁判官各一人，所掌事务就是本曹郎官的职务。判军器案一人，掌管制造器械，相当于唐代军器监的职务。判修造案一人，相当于唐代工部、将作监、少府监的职务。判磨勘司一人，掌管审核考察，相当于唐代比部的职务。判【缺字】院一人，掌管审核各司出纳以及复核百官、诸司兵级领取俸禄之事；过去还兼管禁军，后来因事务繁杂另设诸司，专门由计司掌管，以分担其职务。判理欠司一人，掌管催促各路追缴遗欠。礼部有判部及判礼部贡院，分别是尚书、侍郎所任的职务。兵部的事务归枢密院，工部的事务归三司，所以这两个部不设置主判官，多由其他官员兼任。刑部则设置判审刑院及详议官，掌管详细复核各路上奏的案件，这就是它的职务。翰林学士沿袭唐代制度，定额为六人。兼任知制诰的，便分掌本院事务；另行兼领省、府职务的，就不兼知制诰。年资和德望都很高的官员中，有一人任承旨、知通进银台司，兼掌门下封驳事，这个职务就是给事中。隶属于枢密院的知制诰，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职务。御史台虽有御史大夫的名额，但不实际任命，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其次有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里行、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以上属于谏官，由其他官员兼领其职，便称为知谏院、同知谏院；也有正式任命的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九寺中，判太常寺礼院就是太常卿所任的职务；资历较浅的任知院、同知院，并兼掌博士职务。宗正寺有判寺一人。太仆寺的职务归群牧司，设置制置使一人，由枢密院官员和学士兼领，另有判官一人。大理寺掌管纠察京城内的刑狱案件。鸿胪寺归客省、四方馆；光禄寺、司农寺、太府寺的职务都隶属于三司。卫尉寺没有统一管辖的事务，其职务分给金吾、衔仗司；宫禁环卫的职责分隶三衙、皇城司。因此这五寺都不另设办事机构，也不设置主判官名额。秘书省就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与秘阁同属秘书省，设直馆、直院、直阁、馆阁校理、校勘等职，统称馆职。起初任命后先在本省供职一年，再出任内外差遣。昭文馆、史馆有直馆，集贤院有学士、修撰、直院、校理，秘阁有直阁、校理；又设判秘书省秘阁一人，专掌本省事务。国子监设判监，资历较浅的任同知或同管，这就是祭酒、司业所任的职务。博士升任直讲。将作监、少府监、军器监的职务都归三司；都水监没有固定员额，遇到兴办水利工程时才差遣官员，也由三司派人。到熙宁实行兴修水利的法令时，才设置判司农寺，并设置司农寺丞的员额。建立大理寺后，才设置权发遣大理少卿公事二人。除职掌官外，还有学士、待制等官员。只有观文殿大学士一职，是仁宗朝因贾昌朝辞去使相而特意设置的，并下诏规定不是曾任宰相者不得任用。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阁学士、直学士、枢密直学士、三阁待制，都是供皇帝侍从的清贵职位，没有具体职掌；多数带着这些名号，兼领内廷省、府、寺、监或地方职务。地方方面的差遣，从资政殿学士以上的官员，多授给二府的旧臣。这就是本朝原有制度。元丰初年，开始命令设置官制详定局；在朝廷内部设置尚书省，设令、左右仆射；门下省设侍中；中书省设令。以上都是宰相，但两个令和侍中不实际任命。尚书省有左右丞，门下省、中书省各有侍郎。枢密院有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以上都是执政官。尚书六部中，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分掌四选；吏部所属有司封、司勋、考功。户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分掌左右曹；户部所属有度支、金部、仓部。礼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礼部所属有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兵部所属有职方、驾部、库部。

译刑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刑部所属有都官、比部、司门。工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工部所属有屯田、虞部、水部。每部设郎官二人。知州以上的资序和阶官为朝议大夫以上者，任郎官；其余任员外郎。只有吏部、户部、刑部的郎官各设四人，因为这三个部门事务繁重。左右司郎官各二人，通管并纠察六部事务，称为都司，专门辅佐宰相处理尚书省事务，称为宰属。翰林学士定额为二人，资历深的任承直。御史台官名沿用旧制，但取消知杂事、里行等名目。门下后省设置左散骑常侍，但不实际任命；给事中四人，起居郎一人，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寄寓其中。中书后省设置右散骑常侍，但不实际任命；中书舍人六人，起居舍人一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寄寓其中，合称两省官。秘书省设监、少监、丞、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著作佐郎等职，统称馆职；撤销直馆、直院、校理等员额，只保留修撰、直秘阁，称为贴职，并另行兼领地方差遣。九寺是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各设卿、少卿、丞、主簿。太常寺又设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大理寺则设寺正、评事、司直。四监是将作、少府、军器，设置监、少监、丞、主簿。南外、北外的丞以上官员，属于寺监官。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丞、主簿；太学设博士、正、录以上官员，属于学官，都是职事官。撤销三司使、副使以及各主判官，而把它们的职务分隶于各省、部、寺、监。群牧司的使职名号保留，但不另行任命官员；其职务都归太仆寺。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都是论道议政的官员，没有专门统领的职务，作为宰相的兼官。以开府仪同三司替代节度使，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称为使相。用唐代文散阶替代省、部、寺、监官，归入本职管理；这种阶官称为寄禄官，领取相应俸禄，同时兼领内外差遣。以特进替代左右仆射，以金紫光禄大夫替代吏部尚书，以银青光禄大夫替代五曹尚书，以光禄大夫替代左右丞，以正议大夫替代各部侍郎，以通议大夫替代给事中、中书舍人，以太中大夫替代左右谏议大夫，以中大夫替代秘书监、殿中监，以中散大夫替代大卿监，以朝议大夫替代少卿监，以朝请、朝散、朝奉大夫替代郎中，以朝请、朝散、朝奉郎替代员外郎，以承议郎替代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以奉议郎替代太常寺丞、秘书省中丞，以通直郎替代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赞善大夫，以宣德郎替代寺丞，以宣义郎替代监丞，以承事郎替代大理评事，以承奉郎替代太常寺太祝，以奉礼郎、承务郎替代寺监主簿。从承务郎到特进都属于寄禄官；从大学士到待制，名号都保留，用作二府官、罢政官、省部正副长官、给事中、舍人、谏议官外调任职时的职衔。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秘阁称为贴职，众官中兼任地方繁重差遣的，也带有这些职衔。削去宪衔，检校官则保留勋官十二转。从通直郎以上任官时带入职衔，这就是元丰新制。官名沿用唐代旧典，职掌也仿照《周礼》六官的制度。黄履翁论宋代官制说：本朝官制有两种，一种是建国初年的旧制，一种是元丰新制。旧制的优点，是官职分别治理，系统彼此贯通；俸禄等级有阶次，升迁转任有秩序。新制的优点，是各省、部、司都有明确职掌，郎官等职不再只是寄托虚名。建国初年是为了吸取藩镇制度的弊端，朝廷文臣大多兼领地方差遣，九寺三监都成为空有名号的官职，只用来寄寓俸禄、等级、班次和职位而已；过去由这些机构掌管的事务，则另有官职负责。到元丰八年，取用唐代《六典》，并同朝廷大臣广泛讨论，经过两年多制度才制定完成。官制的根本和枝节、先后次序，都清清楚楚地逐条列举：有的正面治理，有的从旁治理，有的统领治理。从前省、部、寺、监没有职掌，如今职掌都建立起来了；从前郎官、卿监只是虚职，如今官职也确定了。这种元丰新制不能说不好。王鏊《震泽长语》说：“宋初承袭五代制度，三省没有专门职掌，御史台、省、寺、监没有固定员额，大多由其他官员兼任主判。三省长官不参与朝政，六曹不处理本部门事务，给事中、舍人不掌本职，谏议官没有进谏责任，起居官不负责记录，司谏、正言也不是专门设置来供职的官员，同样不承担进谏诤言的职责。把任职台阁、禁从视为显贵官职，不以任官升降快慢来判断荣耀或困顿；把重要繁重的差遣视为显达途径，不以勋阶、爵位、封邑来衡量轻重。名分不正，没有像宋代这样严重的。到了元丰年间，才依据唐代《六典》确定官制。” 他又说：“宋代两制官员，都是天下闻名的文学之士，才开始应选。即使是一甲三人，也要先出任外地知州等职，然后召回考试，是希望他们了解民间事务。其余应试者，大多是一时享有盛名的人，这就是所谓制科。因此文学之士不至于被遗弃，而且都了解民间疾苦和利弊，因为他们曾经在外地任职。我国朝廷的翰林、侍从官，也属于两制一类，大多任用高科进士。一甲三人始终不出任外官，庶吉士每科有时选取，有时不选。制定法律的本意，本来是想让他们积累学问、修作文辞，作为将来公卿的储备。士人一旦入选，便可以安坐而获得清贵要职，不再用心求学，也不再了解民间事务。天下以文学著名的人，反而不能再入选，因而遗漏的人才很多。所以还不如制科制度完备。” 宋代登科记总目。太祖建隆元年，录取进士十九人，榜首为杨砺。建隆二年，录取进士十一人，榜首为张去华。建隆三年，录取进士十五人，榜首为马适。建隆四年，录取进士八人，榜首为苏德祥。乾德二年，录取进士八人，榜首为李景阳；制科录取一人。乾德三年，录取进士一人，榜首为刘察。乾德四年，录取进士六人，榜首为李肃；制科录取二人。乾德五年，录取进士十人，榜首为刘防叟。乾德六年，录取进士十一人，榜首为柴成务。开宝二年，录取进士七人，榜首为安德裕。开宝三年，录取进士八人，榜首为张拱。赐十五次参加科举仍未及第的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以本科出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人〕 开宝四年，录取进士十人，榜首为刘寅。开宝五年，录取进士十一人，榜首为安守亮。开宝六年，录取进士十一人，榜首为宋准；复试录取十六人，淘汰一人；诸科录取九十六人。开宝七年，停止贡举。

译开宝八年，录取进士三十一人，省元为王式，状元为王嗣宗；诸科录取二十四人。开宝九年，停止贡举。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省元【缺字】，状元为吕蒙正；诸科录取二百零七人，参加科举十五次以上者一百八十四人，共五百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人、二百七人〕 太平兴国三年，录取进士七十四人，省元【缺字】，状元为胡旦；诸科录取八十二人。太平兴国四年，停止贡举。太平兴国五年，录取进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缺字】，状元为苏易简；诸科录取五百三十四人。太平兴国六年、七年，停止贡举。太平兴国八年，录取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为王禹偁，状元为王世则；诸科录取二百八十五人。雍熙元年，停止贡举。雍熙二年，录取进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为陈充，状元为梁灏；诸科录取六百九十九人。雍熙三年、四年，停止贡举。端拱元年，录取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零一人；复试录取进士和诸科共七百人。又在武成王庙重新考试，录取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省元为程宿，这一年皇帝没有亲临殿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人〕 端拱二年，录取进士一百八十六人、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为陈尧叟，状元也是陈尧叟。淳化元年、二年，停止贡举。淳化三年，录取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为孙何，状元也是孙何。淳化四年、五年，至道二年、三年，都停止贡举。真宗咸平元年，录取进士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为孙【缺字】。仅状元与省元相同。咸平二年，录取进士七十一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为孙暨，状元也是孙暨。咸平三年，录取进士四百零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为李庶几，状元为陈尧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人〕 咸平四年，停止贡举；制科录取七人。咸平五年，录取进士三十八人、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为王曾，状元也是王曾。咸平六年，停止贡举。景德元年，停止贡举。景德二年，录取进士二百四十七人、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为刘滋，状元为李迪。景德三年，停止贡举；制科录取二人。景德四年，停止贡举；制科录取二人。大中祥符元年，录取进士二百零七人、诸科三百二十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七人〕 省元为郑向，状元为姚晔。大中祥符二年，皇帝亲自在东封路考试，录取进士三十一人，状元为梁固。三年，停止贡举。大中祥符四年，皇帝亲自在汾阴路考试，录取进士三十一人，状元为张师德。大中祥符五年，录取进士一百二十六人、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缺字】，状元为孙奭。大中祥符六年，停止贡举。大中祥符七年，亳州南京路录取进士二十一人，状元为张观。八年，录取进士二百八十人、诸科六十三人，省元为高餗，状元为蔡齐。大中祥符九年，停止贡举。天禧元年、二年，停止贡举。天禧三年，录取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为程戡，状元为王整。天禧四年、五年、乾兴元年，都停止贡举。仁宗天圣元年，停止贡举。天圣二年，录取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为吴感，状元为宋郊。三年、四年停止贡举。五年，录取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为吴育，状元为王尧臣。六年、七年停止贡举。八年，录取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为欧阳脩，状元为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九年停止贡举，拔萃四人。明道元年、二年都停止贡举。景祐元年，录取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为黄庠，状元为张唐卿。二年、三年、四年都停止贡举。宝元元年，录取进士三百一十人、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省元为范镇，状元为吕溱。二年、康定元年、庆历元年，都停止贡举。庆历二年，录取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为杨寘，状元同上。制科一人。三年、四年、五年都停止贡举。六年，录取进士五百三十八人、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为裴煜，状元为贾黯。七年、八年都停止贡举。皇祐元年，录取进士四百九十八人、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为冯京，状元同上。二年、三年、四年都停止贡举。五年，录取进士五百二十人、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为徐无党，状元为郑獬。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都停止贡举。嘉祐二年，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人、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为李寔，状元为张衡，制科一人。这一年开始规定隔一年举行一次科举。四年，录取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为刘挚，状元为刘煇，制科二人。六年，录取进士一百八十三人、诸科一百二人；省元为江衍，状元为王俊民。八年，录取进士一百九十三人、诸科十一人。省元为孔武仲，状元为许将。英宗治平二年，录取进士二百人、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为彭汝砺，状元同上。这一年开始下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四年，录取进士二百五十人、诸科三十六人。省元为许安世，状元同上。神宗熙宁三年，录取进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为陆佃，状元为叶祖洽；明经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六年，录取进士四百人、诸科四十人。省元为邵刚，状元为余忠。九年，录取进士四百二十二人、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为张嵫，状元为【缺】。元丰二年，录取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为朱浚，明状元。时彦。五年，录取进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经二人；省元为刘槩，状元为黄裳。八年，录取进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为焦蹈，状元同上。【这一年皇帝服丧，不能临轩主持殿试。】哲宗元祐三年，录取进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授状元为李常宁。六年，录取进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为邹起，状元为马防，制科三人。绍圣元年，录取进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为刘范，状元为毕。渐；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四年，录取进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为汪革，状元为何昌言，词科九人。元符三年，录取进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为李釡，状元同上。【这一年皇帝服丧，不能临轩主持殿试。】徽宗崇宁二年，录取进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为李阶，状元为霍。端友。

译五年，录取进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为吴倜，状元为蔡嶷。【这一科开始废除各州发解和省试，改为由学校逐年贡士。】大观三年，录取进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为李弥逊，状元为贾安宅。政和三年，录取进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为师骥，状元为。莫俦。五年，录取进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为傅崧卿，状元为何防。八年，录取进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为何奎，状元为王嘉。宣和三年，录取进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为宋齐愈，状元为。何涣。六年，录取进士八百零五人。省元为杨椿，状元为沈晦。这一年恢复省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五人〕 以上是汴宋九朝一百六十七年科场取士的总目，全部记载于此。名臣和辅政大臣都由此选拔出来，人才济济，盛况可谓极盛。谁能说科举不足以选得人才呢？宋代户口总数。太祖建隆元年，户数为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干德元年，荆南平定，获得户十四万二千三百。湖南平定，获得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地平定，获得户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开宝四年，广南平定，获得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江南平定，获得户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万五百零四。下诏规定各州每年上报男丁人数：二十岁作为丁，六十岁作为老，女子不计入。太宗雍熙元年，下令江浙、荆湖、广南的百姓缴纳丁钱，按二十岁成丁。丁年满六十岁列入老年，以及本人有疾病残废的，都免除丁钱。至道元年，下诏重新编造天下郡国的户口版籍。【自唐末四方起兵以来，版 籍散失，所以户口和赋税无法全面掌握。到这时，才下令重新编造。】三年，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真宗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户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人口一千九百九十三万零三百二十。仁宗天圣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零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人口二千六百零五万四千二百二十八。庆历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零七十二万三千六百九十五，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三万零六十四。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人口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人口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神宗熙宁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人口二千三百八十万七千一百六十五。元丰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人口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一。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七十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人口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六百零六。徽宗崇宁元年，天下主客户三十万三千四百九十五户，四十万九千一百六十三口；古今户口的繁盛，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三千四百九十五口〕 马端临考证说：“古代户口少，但都是有才智的人；后世人口繁多，却多是愚劣懒惰之辈。同样都是人，古代的人做士人时，就致力于学问；成为农民时，就勤于耕种；成为士兵时，就奋力作战。因此，方圆千里的国家、聚居万户的地方，都足以世代守护自己的国家。后世百姓才智越来越少、越来越低劣，士人拘泥于文墨，若让他们披上铠甲就感到惭愧；农民安于犁锄，若让他们处理文书就无所作为。以至于九流百工以及佛、道之徒，依靠土地所产食物生活的人，一天比一天繁多，却不足以增强国家的力量。官府既无法借助百姓的才干，却只想制定更多法令来征敛他们，户调、口赋日益增加，百姓更加穷困憔悴，只因为丁口增多反而成为负担。可悲啊！”宋代财赋总数。据《文献通考》记载：宋朝初年以来，四条河所运输的粮食，还没有固定制度。到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豆一百万石；黄河运输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运输粟四十万石、豆二十万石；广济河运输粟十三万石。总计五百五十二万石，除非遇到水旱灾害大规模蠲免百姓租税，否则从未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达到五百八十万石。从此京城积存的粮食充盈。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天禧末年，京城仓中积存的粮食有一千五百六十万多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多围。凡是水运，从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运输来的粮食，都在扬州、真州、楚州、泗州四处设置仓库接收输纳。随后分派船只逆流驶入京师，由发运使统领。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运输的金银、香药、犀角、象牙等百货，也同样办理。只有岭表物资先陆运到防州，然后再水运。陕西各州的豆粮，从黄河三门逆流而上，经汴河运到，也设置发运使统领。陈州、颍州、许州、蔡州、光州、寿州六州的粮食和丝帛，经石塘、惠民河运到；

译京东十七州的粮食和丝帛，经广济河运到，都有京朝官和廷臣督运。这三条水道都能通行漕运，但每年所依赖的运输，只有汴河水流。河北、卫川以及东北地区有御河通达乾宁军，那里运输的物资也由廷臣主管。川陕各州的金帛，从剑门开始分段设置传置，分批用车拉、用人背运来。租布和官府购买的布匹，则由水路运送到江陵，再从江陵派纲吏押运到京师。咸平年间，规定每年运输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年，水陆上供的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多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多斤。各州每年制造运输船，至道末年有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年减少了四百二十一艘。景德年间，漕运东南粮食每年不超过四百五十万石，后来增加到六百万石。天圣年间，发运使请求所辖六路按每户民税一石，酌量购买粮食二斗五升，每年可以另外得到二百万石供给京师。仁宗说：‘在常赋之外增加买粮，是加重对百姓的扰害，不准许。’当时江南粮价高、百姓贫困，尚书员外郎吴耀卿据此进言，诏令每年减少五十万石。后来三司上奏，又恢复增加到六百万石。然而东南发生灾荒歉收时，往往就减少每年的漕运数额，有时减少一百万石，有时减少几十万石；有时还把粮食转运去供给其他路。庆历年间，下诏减少广济河每年的漕运十万石；后来黄河每年的漕运又进一步减少，只勉强运输豆三十万石。而每年新造漕船、购买木材和征发役夫，牙前等人的劳费非常多。嘉祐四年，下诏停止运输豆，减少漕船三百艘。从此每年只漕运三条河的物资。叶少蕴《石林燕语》说：“皇祐、治平年间，天下财赋每年收入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支出也在一亿万以上，收支大致相当。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祐、治平年间增加到二万多人。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治平年间增加到一千万以上；这两项都比景德、元丰年间增加了一倍。曾子固曾经请求推究这些费用的来源，全部裁减，使每年收入保持皇祐、治平年间的水平，而官吏俸禄和郊祀费用仍按景德年间的数额；仅这两项节省的费用就已经过半。由此类推，假定每年收入以亿万为单位计算，每年只节省十分之一，那么三十年应当能积存九亿万，足以作为十五年的储备。这项建议被搁置，未能实行。这里虽然只是概略地谈论，未必完全如此。总之，谈节省费用似乎应大致仿照这个办法，才能取得实际效果，比起琐碎地逐项计较眼前费用，只徒有裁减的名声，最终却不能实行，要好得多。” 沈括《梦溪笔谈》说：发运司每年供应京师的米，以六百万石为定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连同余羡，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万石。《汴京遗迹志》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

译《汴京遗迹志》卷十三，明代李濂撰，《杂志》第二。宋代四京。“京”就是大的意思，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京师。宋代四京，是指东京开封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应天府【归德】、北京大名府【魏】。《宋史》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将应天府定为南京。宋朝初年沿用五代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后来因太祖旧日藩镇归德军在宋州，改宋州为应天府，到这时建为南京，修建鸿庆宫供奉太祖、太宗的御容。仁宗庆历二年五月，将大名府定为北京。契丹在幽蓟聚集军队，声称要南下，朝廷商议请求修筑洛阳城。吕夷简说：‘这是子囊修筑郢城的计策；假使契丹能够渡过黄河，即使城高池深，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我听说契丹害怕强壮而欺侮怯弱，景德年间的战事，若不是皇帝亲自渡河，也不容易使他们屈服。应当把都城建在大名，表示将要亲自出征，以挫败他们的谋略。’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大名建为北京，就是当年真宗驻跸的地方，并修筑城池。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叶少蕴《石林燕语》说：唐朝都城在雍，洛阳在关东，所以称洛阳为东都。本朝都城在汴，洛阳在西，所以称洛阳为西都，都称为两京。祥符七年，真宗在亳州谒见太清宫，回来后，才开始把应天府建为南京。庆历二年，契丹在幽州驻防军队，派使者萧英、刘六符来索取关南、关北的土地，于是开始把大名府建为北京。又说：“北京过去不兼任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意任命贾文元担任，因此文元推荐程文简代替自己。后来他只统领大名一路；文元再次镇守时，坚持请求兼领河北路，于是又任命他兼领，并召回昌朝；罢免以后便不再设置。到熙宁初年，陈旸叔镇守北京，于是按照文元的旧例兼领宋畿内十六县。” 开封【赤】；祥符【赤，旧为浚仪县，大中祥符初年改名】；尉氏【畿】。陈留【畿】；雍丘【畿】；封丘【畿】；中牟【畿】。阳武【畿】；延津【畿，旧为酸枣县，政和七年改名】。长垣【隋代为匡城县，建隆元年改为鹤丘，后来又改为今名】。东明【畿，本为东昏县，干德元年改名】；扶沟【畿】；鄢陵【畿】。考城【畿。崇宁四年与太康县一同隶属拱州，大观四年拱州废除，二县又改隶京畿。】太康【畿，宣和二年又隶属拱州，六年仍隶属京畿】；咸平【旧为通许镇，隶属陈留，咸平五年设置县。】宋代十卫。左金吾卫上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左卫上将军；右卫上将军。诸卫大将军；诸卫将军。率府军；率府副军。宋代二十三路【太宗将天下划分为十五路，仁宗又划分为二十三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陕西路、秦凤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宋史·地理志》说：“当时，东面和南面直到大海，西面到达巴僰，北面 到达三关，东西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重新设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另行设置黔南路。三年，将黔南并入广西，称为广西黔南。四年，仍旧改为广南西路。宣和四年，设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天下分为二十六路、京府四个、府三十个、州二百五十四个、监六十三个、县一千二百三十四个，可以说达到了极盛。大体说来，宋朝统一天下，从建隆初年至治平末年，共一百零四年，州郡沿革没有大的增减。到了熙宁年间，才开始致力于开拓土地，种谔、王韶、章惇等人各自提出开拓扩张的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年〕 宋代四殿【各设置大学士，以大臣担任】。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宋代六阁【都是历朝逐渐增建的，用来收藏皇帝御笔】。龙图阁【收藏太宗御笔】、天章阁【收藏真宗御笔】、宝文阁【收藏仁宗御笔】、显谟阁【收藏神宗御笔】、徽猷阁【收藏哲宗御笔】、敷文阁【收藏徽宗御笔】。《宋史》记载，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设置龙图阁，供奉太宗亲自撰写的文集以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与宗正寺进献的宗族谱籍一同收藏，设置待制、学士等官职。从此每逢一位皇帝去世，就设置一阁。叶少蕴《石林燕语》说，祥符年间开始建龙图阁，用来收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年，又在后面建天章阁、寿昌阁，天章阁用来收藏御集，寿昌阁空置未用。庆历初年，将寿昌阁改名为宝文阁，仁宗也用它收藏御集。这两阁的名称都是两位皇帝在位时亲自命名的。神宗的显谟阁、哲宗的徽猷阁，都是后来追建的。只有太祖、英宗没有文集，所以没有设置阁。宋代四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叶少蕴《石林燕语》说：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称为“四园”。琼林苑在干德年间设置，太平兴国年间又在苑北开凿金明池，引金水河的水注入池中，用来训练神卫、虎翼水军习练舟船，因此举行水上嬉游。宜春苑本是秦悼王的园林，后来又因皇城旧有的宜春苑，富国仓便迁到了这里。玉津园则是五代时的旧园。如今只有琼林苑、金明池最为兴盛，每年二月开放，命令士人和百姓任意观赏，称为“开池”。到了上巳日，皇帝驾临游幸，结束后立即关闭。每年赐给二府从官的宴会和进士的闻喜宴，都在这里举行。金明池的水战不再操练，但各军仍表演▯神戏，称为“旱教”。玉津园一半用来种麦子，每逢仲夏皇帝驾临观看收割麦子。仁宗以后，这些活动也不再举行了，只有契丹使者来时赐射，成为惯例。宜春苑民间只称为“庶人园”，因为秦王的缘故，荒废得几乎不再修治。祖宗不崇尚观赏园池，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宋代五学 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筭学。宋代四所馆驿 都亭驿【接待辽使的地方】都亭西驿【接待西蕃、阿黎、于阗、新罗、渤海使者的地方】怀远驿【接待交阯使者的地方】同文馆【接待青唐、高丽使者的地方】宋代六更

译初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六更【禁中每夜击更鼓六更】。和维愚在《见纪忘》中说：前代夜间都分为五更，只有宋朝使用六更。冯深居诗说：“春风吹送笑谈香，玉酒银灯破夜凉。归去东华听更漏，杏花落尽六更长。”又说：“三十六声更点长。”汪水云《序宋亡事》说：“如云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点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陈刚中诗说：“羽袍士尚传三漏，绛帻人谁报六更。”大概内帐楼在五更时停止击柝，随后便击鼓，称为“虾蟆更”。禁门正在开启，百官随之入内，这就是所谓六更。我曾怀疑五更古今通用，为什么宋代偏偏独用六更呢？近来考察《宋史》，从太祖建隆庚申到理宗景定元年，共有五个庚申年，再过十六年宋朝灭亡，大概是应合太祖向陈抟占问国运、陈抟睡到五更醒来后再询问的说法。庚与更同音，因此禁中常常打六更，而外地只称为“攒点”。大梁十处遗迹 夷门、古城、吹台、隋堤、上源驿、愁台、陈桥、艮岳、青城、官渡。汴城八景 铁塔行云、金池过雨、州桥明月、大河涛声、繁台春晓、汴水秋风、隋堤烟柳、相国霜钟。又八景 艮岳春云、夷山夕照、金梁晓月、资圣薰风、百冈冬雪、吹台秋雨、宴台瑞霭、牧苑新晴。靖康之变 据《宋史》记载：政和以后，禁苑中多建村居和野店，又聚集珍禽野兽、麀鹿、鴐鹅以及各种禽鸟数百只，充实其中。到了宣和年间，每当秋风吹起、夜色宁静时，禽兽的叫声四处传来，宛如深山大泽、陂野之间。知情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宣和末年，南郊祭礼结束后，皇帝到郊宫端拱殿；天还没有亮，百官正要称贺，忽然有猫头鹰在殿屋上鸣叫，仿佛与赞拜声相互应和。听见的人都感到惊骇。当时已经传报女真背弃盟约，不到一个月，皇帝便传位，第二年就发生了汴京城陷的灾难。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执中奉命祭祀北郊，有一道数丈长的黑气从斋宫出来，行进一里多，进入坛壝，绕着祭祀场所而行，经过时都靠近人身，穿过灯烛之间。不久又到达祭坛，礼仪将要结束时却看不见人，众人都觉得奇异。政和七年，下诏修建神保观。民间所说的二郎神，汴京人一向畏惧他。从春天到夏天，全城男女都背土来献。又在交通要道张贴榜文，说“某人献土”。还有人装扮成鬼，使者巡行各家门口催促纳土。有人认为这不祥，便加以禁止。后来金国的斡里雅布包围京师，金国称他为“二郎君”。宣和初年，宋朝收复燕山后又归还给金国，前来京师居住的百姓有一种臻▯▯歌的风俗，每次敲鼓，以臻▯蓬的声音为节拍起舞，人人都喜欢听这种声音并仿效它。他们的歌唱道：“臻▯▯，外头花，花里头空。只怕明年春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这本来是金国的旧事，京师却不加禁止，然而最终还是发生了靖康之变。宣和元年夏天，连续数日昼夜下雨。雨停后，开封县衙前茶馆里出现了一种怪物，像大狗一样蹲伏在床榻下。仔细看去，它的身长只有六七尺，颜色灰青，头部奇异，类似驴头；两颊像鱼的下颌，颜色纯绿；头顶有角，角极长，到角的中部才分成两叉；声音像牛叫，和世间所绘的龙没有区别。茶馆靠近军器作坊，兵卒前来观看，大家一起把它杀掉吃了。不久京城发大水，谣传说这是龙回来复仇。宣和五、六年间，宫中织造一种绫，称为“遍地桃”，又叫“急地绫”；漆制冠子做成两个桃子的样式，称为“并桃”，天下人都仿效。香则称为“佩香”。到金兵侵犯宫阙时，无论贵贱都逃避，多数被掳走，这也是同一类征兆。宣和六年，都城有一个卖青果的男子，怀孕后生下孩子，接生婆无法处理，换了七个人才得以脱身，随后逃走。又有丰乐楼酒保朱氏的儿媳，年约四十多岁，是楚州人，忽然长出胡须，长六七寸，稀疏秀美，俨然像一个男子。皇帝下诏，授她为女道士。宣和七年秋天，有一只狐狸从艮岳径直进入禁中，占据御榻坐下。皇帝下诏毁掉狐王庙。《宋史笔断》论述靖康年间的灾异说：秦国公子鍼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自有与之共同建立的力量；即使历经数代而淫乱，也不能立即灭亡。”这是针对诸侯说的。董仲舒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若不是极端败坏道义的时代，上天总是要扶持并保全它。”这是针对帝王说的。帝王是上天之子、鬼神之主、万民之父母。除非有桀、纣那样的败德，或隋炀帝那样违乱常理的行为，否则在政治败坏、国家将危的关头，上天一定降下灾异来警告他。警告并不是要断绝他的国运，而是出于爱护。宋徽宗起初并没有特别凉薄的德行，但在即位之初，不能遵循旧章、敬奉天命，反而听信谗言，任用行为残暴的人，重新实行熙宁、绍圣年间的旧事，罢黜忠直之臣，提拔奸邪之人。戎狄的祸患已经萌发，党人的刑狱又重新兴起。因此在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初一，有流星光照大地，从西南方进入尾宿，抵达距星。当晚又有赤气从东北方升起，横贯到西南方，中间出现两道白气，将要消散时旁边又出现黑气。这是阴邪导致动乱的征兆，也是夷狄暗中发动的预兆，是上天预先显示警告，希望他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

译可惜徽宗荒怠而不敬畏，认为天变不值得害怕，认为国政不值得修整，认为任伯雨的话不值得相信。于是任命赵挺之为御史中丞，任命吕希纯知瀛州，解除任伯雨的职务，陈祐担任言职；范纯礼出任颍昌府知府；罢免安焘、陈瓘、▯楫、▯补之、丰稷；邢恕、吕嘉问、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一并恢复宫观官和郡守职务；召张商英入朝。辽主洪基死后，孙延禧即位；女真阿固达也即位。崇宁元年，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庭；命内侍童贯到杭州监督制造御前生活用品；又下诏，司马光、吕公著等四十四人分别夺去官职，按情节轻重处理；把邹浩流放到永州；越级授蔡京为右仆射。唉，政治的错乱竟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够消除上天的灾变呢？然而上天眷顾、保佑君主，仍然不厌其烦，所以大观四年有彗星出现在中宫，长数丈，逆行进入紫宫，退回后又两次扫过帝座。这又是上天明白显示金人将带来祸患，必定希望徽宗保全国家、预防祸患。奈何天谴已经如此急切，他仍忽视不理，反而更加大兴土木，极力搜求珍奇，装饰台馆，陈列纲运运来的花石。他抛弃旧日与辽主的盟约，自毁屏障；又同女真结盟，把他们养成了招来的狼虎。委任童贯担任大将，结果再一次使王师失败；封蔡京为鲁公，重新玷污国家典章；当时还只顾享受台池、鸟兽之乐，哪里想到百姓想同他一起灭亡？上天知道他终究不会悔改、消除祸患，所以不再告诫，终于产生亡国的妖异来警示他。从此火星像月亮一样，徐徐向南运行；天空裂开并发出声响，格格作响而且持续很久。妖狐登上御榻，黑▯遍布京畿。败亡的征兆，难道还能阻止吗？所以即使有智勇的将领和谋臣，也没有谁能妥善收拾后果了。唉！徽宗不畏惧上天，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假如他当时真能以此为鉴修养德行，与邻国友善，尊重贤能、罢黜奸佞，询问治国之道，一切遵循常规典章，那么阿固达即使有借道的谋划和猖狂的势头，又怎敢越过辽海侵犯东莱，越过燕云侵入中原呢？由此看来，不是上天辜负了徽宗，而是徽宗自己辜负了上天。《尚书》说：“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规。经常保持德行，就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德行不能常保，天下九州就会因此灭亡。”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宋史笔断》论述汴京难以守卫说：汴京这个地方，内部没有出产特殊木材的条件，外部也没有险要地势可以依凭，它不能作为国都，显而易见。然而宋太祖定都于此，却能以弱制强、以小敌大，终于像周公在洛邑定鼎一样，建立一百六十多年基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太祖用仁义作为金城汤池，用礼乐作为盾牌和武器；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推翻灭亡者，巩固存续者，所以能统治华夏和夷狄，使国家昌盛强大。徽宗完全反其道而行，沉溺声色而荒废政事，酗酒而败坏德行，抛弃辽主而毁坏屏障，结交女真而招致战争。金人退兵，是想避开祸难，因此白时中请求皇帝南幸，有人劝皇帝西幸洛阳。唉！从宗庙社稷的重要性来说，国君应当死守社稷，不可轻易弃国离去；从周太王躲避狄人来说，则应当迁徙离开邠地，暂时远离祸害。这是离开与守卫的两条道路。然而从往事来看，当年光武帝驻兵昆阳，王莽派严尤等率大军包围昆阳，光武帝连夜与李轶等十三名骑兵突围，在外面召集军队，大败王莽军。唐玄宗遭遇安禄山叛乱，力量不能支撑，决定幸蜀，于是留下太子招募军队讨伐贼军。唉！假如光武帝不出昆阳，和那里的人一起被围困；玄宗不幸临西蜀，坐守孤城，那么他们都将成为笼中之物，被贼军擒获，又哪里能够讨平叛乱、收复旧有疆土呢？钦宗正应当以此为鉴，分派义士护送上皇南幸，同时与李纲、宗泽等大力召集援兵，环绕城池坚守。即使尼堪、斡里雅布到来，也未必会有腹背受敌的祸患。都城虽然十分危急脆弱，也未必会在一两个月内陷落。奈何吴敏、李纲拘泥于死守社稷的议论，坚决苦苦挽留，终于使徽宗父子乘舆陷入尘土，遗留下千百年的耻辱。悠悠苍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说：逃避灾难、出奔他处，这个策略固然好；但没有听见李纲说：“万一卫士在半路上散去回家，怎么能够到达？即使能够到达，尼堪等人像雷霆奔驰闪电疾行，即使有天堑之险，也可以挥鞭渡过，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唉！这又是没有谋略的话。金人所长的，不过是骑射罢了，哪里知道艨艟、斗舰的优势？曹操用兵如神，尚且困于赤壁，何况尼堪这类小人呢？看他们在建炎年间，尼堪不敢渡江，只派乌珠南侵，那么他们的本领也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李纲恰好已经被流放，如果他还在城防之日，不知他会跟随皇帝同行，还是会死在敌人手中？所以我说：李纲虽然懂得报国的忠心，却不懂得用兵的谋略。《邵氏闻见后录》说：宣和殿聚集殷、周时代的鼎、钟、尊、爵等数百上千种器物，国家灭亡后金人全部取走；其中有些器物因无法禁绝劳苦，被投进南壁池中。后世三代的礼器，应当会从大梁的废墟中出土。和维愚《见纪忘》说：“徽宗、钦宗被掳到北方，可以说是世间的大变故；诗人因感愤而写在题咏中的诗，都说这是他们奢侈放纵的过错。如诗中说：‘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时步辇归。’这是说当年元宵游赏的欢乐，而不顾国家政事；后来人们只看见凄凉的月色。又如说：‘苍龙观阙东风外，黄道星辰北斗边。月照九衢天似水，何人吹笛内门前。’这是说旧日宫殿虽然还在，却已经被金人占据守卫。又如说：‘濯龙江上绿成堆，半是宣和旧日栽。闻说白头宫女伴，倚栏犹待翠华来。’这是咏柳枝，用来比喻中原遗民爱戴故国、始终不忘，盼望皇帝收复故土归来。”

译元好问说：“双凤箫声隔着彩霞传来，宫中的黄莺催促人们欣赏玉溪的花。谁怜惜利泽门前的柳树，瘦弱地倚着东风，盼望翠华归来。”这是说太平时期，人们在龙德宫的玉溪奏乐赏花。靖康之变时，君臣妃后都被囚禁在漠北，只有都门的柳树天天盼望他们归来，却始终不能如愿。利泽门，是汴京水西门。刘后村说：“起初还以御笔行文的名义，逐渐把兵权交给宦官。解下玉带，颁给受宠的贵人；脱下珠袍，赐给投降的羌人。”又说：“敌兵到来时还担心妨碍恭谢，事情过去后才徒然知道夹攻的悔恨。丞相自己说府第中有灵芝，太师频频上奏说仙鹤飞翔于空中。为什么直到宣和末年，才想起元城和了翁呢？”这是说徽宗、钦宗的失误，不只是奢侈淫逸到了极点，也由于罢黜贤臣、任用宦官、崇尚祥瑞、赏赐没有功劳的人，终于导致祸乱。元城刘公和了翁陈公，都因担任谏官而获罪离职。何乔新论述斡里雅布包围京师说：斡里雅布讨伐宋朝，孤军悬师深入，这是兵家所忌讳的，然而最终竟然灭了宋朝，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君主和宰相没有才能，不能采用好的谋略。完颜氏军队装备虽然强盛，但也并非不可抵挡；张孝纯坚守太原，金人以大军攻打，经过三个时辰才攻下。何况京师城郭坚固、军队强盛、粮饷充足，并非太原可比。假如宋朝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得到能够挽救时局的宰相，听说金兵南下，就立即命令良将精兵坚守黎阳，金兵一定不敢渡河。即使让他们渡过河，金兵也不过六万人，而到达城下的勤王军已经有二十万人。应当命令大军扼守牟驼冈挡住其前路，派奇兵屯驻邢相截断其后路，青、齐的军队攻击其左面，襄、邓的军队攻击其右面。即使让韩信、彭越为将，孟贲、夏育为士卒，张良、陈平为谋主，也恐怕会溃败而不能支撑，何况斡里雅布这类人呢？当时并不是没有好谋略。种师道请求等金兵疲惫退去，在河边截击并消灭他们；李纲请求等他们粮尽力疲，放他们向北撤退，等渡河渡到一半时再攻击，这些都是御敌的好办法。钦宗全都不听，只听从李邦彦割让土地、请求议和的谋略。大概钦宗是阴柔的君主，李邦彦是阴柔的辅臣，金人正是有所轻视宋朝才发动行动。《易经》说：“公用箭射取那藏在穴中的东西。”钦宗对待李邦彦，正是这样。唉，自古以来，违背良策而采用邪说，以致动乱灭亡的事情多得很，难道只有钦宗如此吗？王廉论述李纲请求坚守京师的错误说：宋徽宗、钦宗时期，金人入侵，李纲极力主张坚守京师，以保卫社稷。为社稷而死，是诸侯守土的职责，并不是天子的职责。李纲没有明白这一点，却想留下两位皇帝，坚守京师等待勤王军，与金兵背城一战，以决胜负。像李纲这样的人，贤能固然贤能，难道不是近于只知常道而不知变通吗？从前周太王曾经躲避狄人的逼迫，孟子也曾用这件事回答滕君。周太王、滕君都是侯国之君，等到需要权宜行事时，圣贤尚且允许他们如此，何况万乘之尊呢？所以唐玄宗幸蜀以躲避安禄山之祸，唐代宗幸陕以躲避吐蕃之难，唐德宗幸奉天以躲避朱泚之乱，最终都依靠勤王军，重新建立唐朝。假如当时三位皇帝都采用李纲的意见，那么安禄山、吐蕃、朱泚造成的惨祸，三位皇帝难道不会震惊吗？李纲极力主张这个意见，两位皇帝听从了他，幸而斡里雅布不久便退兵，京师因此得以无忧。等到李纲被罢免，此后朝臣不再提出出行巡幸的意见；到了冬天，金兵再次入侵，何防又坚持李纲的意见。钦宗用脚顿地，发誓要死守社稷。朝臣于是再也不说话，终于导致两位皇帝北上巡行，给宗庙带来羞辱，给百姓留下灾祸。实际上，这些都是李纲只知道常道而不知道变通的罪过。当时的计策，不如采用周太王躲避狄人的谋略，仿效唐朝三位皇帝出幸的事例，任命康王为元帅，李纲为宰相；赋予他们权宜行事的权力，使其不受牵制，任用而不怀疑；下诏征召天下勤王军队来保卫王室。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会有北迁的祸患。可是他们偏偏采用守土大臣的计策，以致两位皇帝丧命，国家割裂。可悲啊！丘濬《世史正纲》论述两位皇帝北狩说：唉，宋人以忠厚建立国家，但败亡时所受的祸患竟比晋人还惨，为什么呢？这不只是天数，也是因为人的谋划不善。所谓人的谋划不善，表现在哪里？就是说，金兵还没有渡河时，抵御的计策没有比防守扼制河津更紧要的，可以采用汪立信沿江设防的策略；等到金兵的势头无法遏止时，保全自己的计策没有比权宜出行避敌更切合的，可以采用唐玄宗幸蜀的办法。至于皇帝车驾已经出行后，京城防守的计策，又没有比坚壁清野更重要的，可以采用周亚夫平定吴国的办法。为什么呢？自古建立国家必须凭借险要地势。宋朝定都汴梁，那里是平原，却同强大的邻国为敌，能够限制敌人的只有一条河而已。谋划国事的人不知道据险防守，在局势危急之时，竟把要害之地交给庸碌腐败的宦官。金人渡河如同走平地，渡过后笑着说：“南朝可以说是没有人！”如果有两三千人守在这里，我难道还能渡河吗？当时如果真有能提出像汪立信沿江防守那样的策略，就应把内地的军队全部调出，充实边外防御；每四五十里设置一屯，每屯有守将；十屯合为一府，每府有总督；其中尤其重要的险要处增加到两三倍兵力，再命一名大将率领数万精兵往来巡视督察。何况河面的宽度比江面不大，用兵不需要很多；即使金兵集中而来，也可以稍微拖延一些时日，而我们的勤王军队会一天天聚集起来。至于真宗澶渊之战，王钦若劝他幸江南，陈尧叟劝他幸蜀；在国家全盛时期提出迁都或巡幸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靖康年间的情势，却不同于景德年间，为什么不仿效唐朝呢？唐玄宗躲避安禄山的祸患而幸蜀，肃宗在灵武起兵，于是恢复了唐朝国运；唐德宗幸奉天、唐僖宗幸兴元，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何况女真人又不能同唐朝的三次祸乱相比，他们的意图在于金帛而不在土地，所长在野战而不善于攻城。看他们攻占汴京后，先把它交给张邦昌；张邦昌不能立足，又把它交给刘豫，他们的意图大概由此可见。假如当时谋划国事的人在金兵还远的时候，先请求上皇率领六宫幸江南；金兵逼近时，再拥护钦宗率领禁军巡行襄、邓。两位皇帝在外面号召四方军队，作为救援京师的行动；京城的防守，则交给李纲这样的重臣，让他对内加固城墙，对外清空郊野，屯驻重兵而不出动，关闭重门自行固守。敌人若想纵兵远追，就会顾虑我们截断其归路；

译敌人若想肆意抢掠，又会因郊野空虚而一无所得；这样他们自然不能久留，便会产生害怕溃散的心理。然后派使者同他们讲和，或者增加岁币，或者请求重新订立重盟。即使有所屈辱，也不至于遭受这样惨重的灾祸。议论的人只是以君主应当死守社稷为理由，又说天下的城池，哪里还有像都城这样坚固的？唉，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为什么不估量一下君主的情况，问问：“他能死守社稷吗？都城虽然坚固，谁能守住它呢？我们的意见，他能始终听从而不改变吗？”如果不能这样，又哪里比得上委任一个人，像汉人任用周亚夫那样，来守卫都城呢？即使皇帝从深宫发出命令，三军夜间受到惊动，也丝毫不会动摇。这样号令出自一人，守卫的意志坚定，事情容易取得成功，等待有利时机即可。假如敌军命令部下限期完成任务，而他们屡次逾期不响应，部众自然会解体。以后再有什么命令，大家都不会相信，主谋者也会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心不能不离散，形势不能不瓦解。计策不从这里出发，反而苦苦挽留皇帝车驾，又把已经出发的人召回，终于使九族、六宫全都遭受荼毒。唉，这是谁的过错呢？等到高宗中兴时，父母兄弟全都落在别人手中，被敌人劫持作为人质；他一举手、一动脚都受到牵制，终于不能报复这不共戴天的仇恨，留下千秋万代的讥笑和遗恨。唉，这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呢？刘定之在史论中评论徽宗失道说：以致金兵入侵的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却把国家交给儿子。在这种时候，不是雄才大略的人不能有所作为，何况钦宗又懦弱平庸呢？父子二人孤立无援，终于被剪除而成为囚徒和俘虏。父亲遭遇这种灾难，固然令人痛惜；儿子也可以说实在不幸。宋朝以前，父亲招致灾祸而把国家交给儿子，有唐玄宗、肃宗就是这样。父亲尚且能够向西逃到蜀地，不被人当作鱼肉；儿子还能够向北奔往灵武，内有俶倓二位幼子作为心腹助力，外有郭子仪、李光弼等杰出人物作为爪牙，重新挥军返回旧都。然而徽宗、钦宗做不到这一点，不只是才能比不上玄宗、肃宗，而且宋朝定都汴京，也不如唐朝定都关中、洛阳那样有山河险固可以凭借，来延缓危亡，以便退却后谋求复兴。汴京本来不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宋朝沿袭五代旧例定都于此，山河险固不足依靠，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持国命。然而边境敌人的军队强大，中原军队弱小，风俗不同；创业时期的军队强大，守成时期的军队弱小，时代也不同。如今把边境敌人当作邻国，打算让子孙守成，那么军队就不能作为依靠，而应当凭借山川的险固，这是很清楚的。宋朝定都汴京，难道不是失策吗？王鏊《震泽长语》说：“宋代的人才确实不是我朝所能相比的，然而他们谋划国事的疏忽，却远远比不上我朝。靖康之变时，尼玛哈率孤军深入；替宋朝谋划的人本应坚壁清野，不与他交战，截断他的归路，断绝他的粮道。对内任用李纲，对外任用种师道，等待天下勤王军队从四面八方会合，敌军连自救都来不及，怎么竟然仓皇失措，连一箭也不敢发？两位皇帝亲自幸临金兵营寨，结果被人像卷席子一样掳走。实在可恨，实在可笑。” 《汴京遗迹志》卷十三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汴京遗迹志》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