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译重刻《至顺镇江志》【按：《至顺镇江志》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柳兴恩说，丁元吉《成化志》序称，前朝俞用中的《至顺志》体例更加精密。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七“儒林”类中，俞希鲁传记载其字用中，至顺年间曾撰写郡志，叙事精密。据此，撰写《至顺志》的人就是俞希鲁。现在考察《嘉庆丹徒县志》“文苑”类中的俞希鲁传，与乾隆《府志》大致相同，注中说“见正德志”，足以证明柳氏之说。俞希鲁的父亲俞德邻是宋末遗老。《至顺志》卷十九“隐逸”类的俞德邻传说，他字宗大，是永嘉平阳人；宋宝祐年间，其父俞卓任庐江县令，侨居京口，因而在那里定居。景定辛酉年，他以《书经》试取得乡试第一；咸淳癸酉年，又以《礼记》取得浙东漕试第一。元军归附之初，阿术丞相征召他任行省郎中，他不肯就任；行大司农司、江浙行省屡次推荐，他都没有出仕。他的弟弟是酉发，儿子四人是庸、廙、希鲁、康。嘉庆《丹徒志》“儒林”类俞德邻传说，元兵入境时曾将他劫持为人质，置于军中；他不屈，最终保全自身而归。注说，见《宋诗存》。大概希鲁在元代撰写此志，所以只叙述其父不接受征召和任命，而没有说到被劫持为人质的事。他的叔父酉发与兄长一起隐居。俞德邻传后附有酉发传，说他字明叔，宋咸淳甲戌年因通晓经学由京庠升入太学，名列第一；元军归附后隐居不仕。他的学问和品行都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俞德邻传说他性情极其孝友，喜好施舍，有《佩韦文集》十六卷；酉发传说他对六经和诸史无不涉猎，有《传注补遗》三十卷。他的兄长俞庸也以文章闻名。卷十九“仕进”类俞庸传说他字时中，性情豪迈洒脱，善于议论，有《覆瓿集》若干卷。希鲁继承家学，著述非常丰富。乾隆志的希鲁传说他学业广博，精通群籍，境内碑碣有很多是他撰写的；有《竹素钩元》二十卷、《听雨轩集》二十卷。他是京口四杰之一。乾隆志卷三十七“名臣”类青阳梦炎传说，其子青阳翼擅长古文，与俞希鲁、谢震、顾观并称“京口四杰”。希鲁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嘉庆《丹徒志》俞希鲁传说，他以茂才身份授任庆元路教授，善于启发教导学生，人们说：“俞公如同洪钟，敲击它没有不发出声响的。”任期届满后升任归安县丞，修筑海盐塘，费用节省而百姓不劳苦；又升任江山县令，改任永康县令，所到之处都修缮庙学，聘请名儒讲学，平定百姓的徭役。他是元末遗老，从未出仕明朝。嘉庆《丹徒志》希鲁传说，他因没有援引和奥援，长期不能升迁，九十岁去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卷〕 注说，见《浙江通志》。这说明他改任永康县令以后，长期没有升迁。乾隆志说他升任儒林郎、松江府路同知，大概是在永康任职多年后，才升为松江同知。此志修撰于至顺末年，当时希鲁正任江山县令；他改任永康县令，必定是在元统初年。至于升任松江同知，即使很早，也应在至元末年；那时希鲁年纪应在七十岁以内，距离至正丙申年只有十多年。因此，明军攻取镇江时，希鲁确实还在世。然而各种书都没有说他曾接受明朝征召任命，所以可以知道他始终是元朝人。希鲁的人品本来就高洁，因此他修撰的志书最有法度。在“仕进”门中，把他的姓名附在兄长俞庸传后，说：“如今任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的……”这是因为科举、仕进两门中，凡在世的人也应当登载，这是历来志书的通例，不能因为他是修志者，就反过来删掉他的事迹。希鲁的弟弟俞康，字大中，任庆元路昌国州儒学学正，也附见在俞庸传后。只有希鲁的二哥俞廙，志中没有说他担任何官职，大概此人本来就没有出仕。至于希鲁所撰的文章，以及他的父亲德邻、兄长俞庸所撰的文章，书中收录了不少。卷二“桥梁”类载有俞庸《重建高资桥记》。卷四“土产”门“花”类《玉绣球》条下注明，德邻《佩韦集》中有《赋汤提刑南园玉绣球花》诗二首；“果”类《莲》条下注明，德邻《佩韦集》中有《双莲诗序》；“畜”类《猫》条下注明，德邻《佩韦集》中有《义猫说》。卷九“僧寺”类载有希鲁《建报亲庵记》和《建报恩庵记》；卷十“道观”类载有希鲁《改创干元万寿宫记》和《重建奉真道院记》；卷十一“学校”类载有俞庸《重修儒学记》、德邻《增修成德堂记》；卷十五“刺守”类载有希鲁《段廷珪去思碑》；卷二十一“郡事”类“讥献羡余”条载有德邻《佩韦集》，《辑闻》“文事”类载有德邻《佩韦集》中的《题金山诗》。这些文章也都与地方掌故有关，且足以用来劝善惩恶，所以才予以登载，并不是后人滥把私人文集混入地方志，不能相提并论。乾隆志说：俞圭字伯镇，是希鲁的儿子，洪武末年因通晓经学被聘为郡庠教授，以古文世代传家，号“三复斋老人”。嘉庆《丹徒志》记载大致相同，又说俞圭的儿子武仲任石州同知，注称见正德志。大概俞氏从宋代到明代，世代都能继承并发扬家学，所以他的书受到人们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译又按：此志没有记载监修者的姓名。张鉴说，元代总管脱因的传记唯独详细叙述了他的先代，大概是此志修撰于脱因任郡守时。脱因传说他号林庵，是蒙古兀罗角人；祖父三岛，追赠中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护军、范阳郡公，谥号懋义；父亲八儿思不花，追赠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范阳郡公，谥号桓敏。现在考察此志所记镇江府总管，从夹谷忽都虎到郭珪，不但不记载他们先世的门第功勋，连本人经历也没有完整记载；只有脱因传中，既详细叙述了祖父、父亲的爵位，又把脱因出仕以后历任的官阶一一列出。他的传记说：起初为国子生员，因恩荫授昭信校尉、岳州路总管府判官；历任武略将军、衡州路总管府判官，武德将军、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判官；现任亚中大夫。这比其他人的传记多出不止一倍，因此张氏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不过，元代总管府内有两位长官：一位是达鲁花赤，兼管府内劝农事务；一位是总管，兼管府内劝农事务，两人都有镇守郡城的责任。赵翼《廿二史札记》说，达鲁花赤是掌印办事的长官，不论文官武官、职位大小，路、府、州、县都设置此官。脱因于至顺元年十一月一日就任总管，当时任达鲁花赤的是明里答失，不久便离任；明里答失传说他于至顺二年六月七日被替代。继任者是狗儿，也与脱因同时任职。狗儿传说他于至顺二年六月七日到任。此志详细记载了狗儿历任的官职：他是畏吾儿人，官至嘉议大夫；起初因在也可怯薛任速古儿赤，授承务郎、中书省直省舍人；历任承直郎、尚乘寺丞，奉训大夫、尚乘寺少卿，奉议大夫、万亿广源库都提举，朝列大夫、真定路冀州达鲁花赤，中宪大夫、武备寺少卿，后授现职。因此，此志的编纂由脱因主持，而狗儿也出力参与。脱因于至顺三年九月离任，继任者是兀都马沙，于至顺四年正月十日到任。从至顺三年九月至四年正月，相隔三个月多一点；这期间一定有人暂代总管，此志没有明文记载，推测就是由狗儿兼摄。至于狗儿何时离任，此志既未提及，必定是在至顺四年以后。此志也详细记载了兀都马沙以前的官职。兀都马沙传说：他本是速鲁蛮人，先任朝列大夫、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同知，现任中大夫。因此，监修此志的人，开始是脱因，完成时则是兀都马沙。大概草创于至顺二、三年间，刊行则在至顺四年夏秋之际。所以卷九《甘露寺》下注说：“至顺四年春，才开始经营旧址，修建寺院。”卷十五判官王杰下注说：“至顺四年五月八日到任。”由此可知，成书在六月以后。元史《顺帝纪》说：至顺四年冬十月戊辰改元，下诏说：“把至顺四年改为元统元年。”由此又可知，成书在九月以前。有人说，卷十九“仕进”类张元珪下注说：“泰定年间奉迎上皇于潜邸金陵，天历初年被召，授从仕郎。” 考察《元史·文宗纪》：泰定二年正月，文宗出居建康；致和元年即皇帝位，改元天历。因此，所说的“上”一定指文宗。文宗死于至顺三年八月，而此志仍称其为“上”，那么成书就必定在至顺三年八月以前。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但考察得知，宁宗于至顺三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去世，来不及改元，也来不及给文宗上庙谥。顺帝于至顺四年六月即位，十月改元，第二年才给文宗上庙谥，又过了四年才给宁宗上庙谥。在至顺三年十一月以后、四年九月以前，作者提到文宗时，不仅不可能预先知道他的庙谥，也不敢妄自拟定；即使称为“大行皇帝”，又嫌与宁宗无法区别，所以不得已仍称“上”。这是词语穷尽后采取变通的例子，足以证明执笔者的苦心，不能因此怀疑至顺四年的事项是后人增附的。脱因等人先后镇守镇江郡，都能延请名儒编修志书，这种作为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只是他们的政绩没有流传下来，实在令人遗憾。】序 戊午年，我因担任瓯海关监督而调任镇江。仁和人吴印臣【昌绶】对我说：“您在瓯海任职时，曾经修建永嘉诗人祠堂，又刊刻唐宋以来东瓯人的著作，共十三种，收藏在祠堂中，用来惠及瓯地的学者。如今的镇江，有宋、元两部镇江志，正是刘孟瞻所说的天下读书人都想见到却未能得到的书。您也听说过阮文达的风范吧，愿意为镇江保存这些文献吗？”我说：“愿意。过去我已经听当地老人说过这件事。道光末年，文达正在家居，有个姓包的商人【良丞】想得到文达的书，文达故意吝惜不给，说：‘我的选楼中有两部镇江人的志书，却没有镇江人肯刊刻。包商如果确实想得到我的书，我也希望包商能使我的志书刊成。’包商说：‘好。’文达于是高兴地写了十四个字：‘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把它赠给包商。世人于是多有包商这样的人，也因而使文达的著作增多。如今我实在不敢奢望达到文达的心愿，不知镇江还会不会有包商这样的人呢？”于是我们相对大笑。第二年到镇江后，我首先把这件事告诉陈善余【庆年】。善余详细说，他家中新近得到一部宋志刊本，元志也已经抄定，只是力量接济不上，还没有刊刻。于是我把他的抄本取来，交给刻工核算，费用为六百千钱；但关吏贫困，这件事也不能靠我一人完成。于是我先拿出一百千钱，又同柳衍斋【肇庆】、于小川【树深】商议；柳氏和于氏二位又与同人共同筹划，不到一个月事情就办成了。当年文达得到这部志书时，没有找到撰写者的姓名，是柳宾叔告诉他，才知道作者是俞希鲁。衍斋是宾叔的族孙，这次举动的功劳，与宾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然而我读阮文达《送杨忠愍公墨迹归焦山记》时，看到其中反复提到这部志书，仿佛对镇江人不肯刊刻它一事不能没有遗憾。如今出资的诸位有十分之九是镇江人，这又足以说明镇江人重义，而文达的话或许有失实之处。希鲁的祖先原是温州平阳人；他的父亲德邻著有《佩韦斋辑闻》四卷、《文集》十六卷。从前我在东瓯时，曾想把这些书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刊，恰逢任期届满离去，终于没有办成。如今刊刻此志，正是所谓“天理应当如此，人的内心才会安宁”【阮文达原序中的话】，那么它仍然属于东瓯人的著作。我又不知道瓯地的学者对此有何感想，也不知继我之后任职东瓯的人，是否还会继续刊刻永嘉诗人祠堂的书。刊刻完成后，把书板送回焦山，并作诗附在后面，同时答谢印臣。诗说：“考察先贤、征集文献，年老而志气未衰；尺素飞传，报知故人。自来京口多有耆旧，此后山中神灵或许会护持。阮瑀的盛名我哪里敢于仰望，包咸的豪举世人交口称赞。却担忧干道年间的遗编已经散尽，衰老之年再也无法见到它。”【镇江还有熊克《干道志》，世上没有流传的刻本】己未年冬月，如皋冒广生，号疚斋，作序。《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目录（二十一卷）。按：此志自明代以来，藏书家从未著录，因此原本究竟有多少卷已经无法考知。卷十二“学校”门“书籍”类说：“志五部十一册。”下注说：“《镇江续志》三册，书板二十八种，共五千四百四十七板。”又下注说：“《镇江志》八百九十板，《重修镇江志》一千一百一十七板。”张鉴说：《镇江志》应当是《嘉定志》的续志，也就是《嘉定续志》；《重修镇江志》则是《咸淳志》。他的说法相当详细审慎。大概《至顺志》刚开始修撰时，书板的数目还没有确定，所以只记载前志的书板数，而反过来没有记载新志的书板数。然而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嘉定志》原本的叶数实际上多于今本，因此卷数不止二十二卷。今本叶数与各原本相比只有一半左右；即使原本每行字数、每页字数可能少于今本，传抄者脱漏的内容也已经很多了。那么，《至顺志》原本的叶数自然必定多于今本，卷数也不止二十一卷。《嘉定续志》的卷数无法考知，但它既然只有三册，卷数必定比《嘉定志》少；《咸淳志》的卷数也无法考知，但它的书板已有一千多，卷数必定比《嘉定志》略多。】提要 此书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按：镇江自东晋以来一直是重要地区，志书方面，宋代干道年间有熊克撰写的十卷本，见于《宋史·艺文志》；嘉定年间有卢宪撰写的三十卷本，见于《书录解题》。如今《干道志》早已失传，《嘉定志》还保存有传抄本，但已经掺入后人的拾取补缀。此书的体例大致取法于《嘉定志》，但记载详细完备，超过了它。大体说来，宋代志书侧重征集文献，此书则重在考察先贤；宋志广泛查考典籍，致力于核对异同，此书则详尽记录故事，多记兴废。镇江在宋代是边防地区，所以它的志书搜罗古今攻守形势；在元代是财赋地区，所以此书详细列举物产、土贡和名称，各自的用意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至于郡守、僚属，宋志大多追溯唐代，此书则远溯六朝；乡贤、寓居官员，宋志旁搜隋代以前，此书则详载两宋及元代，彼此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然而此书自明代以来，藏书家从未著录，确实是罕见的秘籍。这部旧抄本编排失当，文字错误很多；现在重新加以校订、誊写，使考察京口旧事的人能够从中取资。拿它与袁桷的《志四明》并列，几乎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丹徒陈庆年，字善余，校订文字。《至顺镇江志》卷首

译郡县表【官制表 ○抄本从这里以下九叶置于第十五卷。按：戴氏守梧说，自来史书凡有表，都是集中编排在一处，不与纪传混杂。志书凡有表，也都列在卷首，不与其他各卷混杂。本志的郡县表既然列在卷首，官制表也应列在卷首，不应列在卷十五。现在依从这一说法，把它移到郡县表之后。】本郡隶属于浙西，这是沿袭唐代制度。往上追溯唐代以前一千多年，疆域大体仍旧，但所属关系却有不同，分置、合并的情况不能不加以考察。现在推究各个时代，参验传记，编作《郡县表》。州部 虞：扬州。夏：扬州。殷：扬州。【《汉书·地理志》说：殷代因袭夏代，所改变的地方已经亡佚。】周：扬州，吴。【《春秋·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庆封逃奔吴国，吴国把朱方给了他。】越。【《春秋·鲁哀公二十二年》：吴国被越国吞并。】楚。【《史记·越世家》：楚威王大败越国，杀死越王无疆，全部夺取了吴国旧有的土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国开始兼并天下，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并没有隶属于州部的建制。西汉：扬州。西晋时期，属扬州【太康二年，将天下分为十九州，镇江属扬州】。东晋时期，属扬州【南渡以后，虽然在京口侨置徐州、兖州，但晋陵郡仍属扬州，所以徐州刺史往往兼领扬州晋陵地区的军事】；又有徐州、兖州。宋代，属南徐州【永初二年，将州名加“南”字，称南徐州】；南兖州【元嘉八年，将江北地区分为南兖州、江南地区分为南徐州。元嘉三十年正月，将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六月又重新分出南徐州，设置南兖州】。齐代，属南徐州。梁代，属南徐州。陈代，属南徐州。隋代，不隶属于任何州部【《隋志》：开皇九年，撤销南徐州】。唐代，属江南道【贞观元年，将天下分为十道，润州隶属江南道】；属江南东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将天下分为十五道，江南东道以润州为会府】；属浙江西道【乾元元年，润州隶属浙江西道】；属浙江东西道【建中元年，合并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设置镇海军】；属浙江道【贞元三年，将浙江东西二道分为三道，见《资治通鉴》】。五代时期，不隶属于任何州部。宋代，属浙西路。元代，属浙西道【至元十二年隶属】；改属淮东道【至元十八年改隶】；又属浙西道【至元二十六年再次隶属】。郡国。周代，属吴【春秋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奔吴国，吴国把朱方给了他】。属越【《春秋·鲁哀公二十二年》：吴国被越国吞并】。属楚【《史记·越世家》：楚威王大败越国，杀死越王无疆，全部夺取吴国的旧地】。秦代，属楚郡【始皇二十四年，秦攻打楚国，俘获楚王负刍，以楚地设置楚郡，后来改为会稽郡】。西汉，属荆国【《志》：会稽郡，高帝六年改为荆国】。属吴国【《志》：高帝十二年改名为吴】。属江都国【景帝四年，诛杀吴王刘濞，将其封地并入江都国】。东汉，属吴郡【顺帝时从会稽郡分出设置】。西晋，设毗陵郡【太康二年，最初从吴郡分出设置毗陵郡】；设晋陵郡【《宋志》：永嘉五年，将毗陵郡改为晋陵郡，郡治迁到丹徒】。东晋，属晋陵郡【隶属扬州】；侨置十八郡【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宋代，属晋陵郡【元嘉八年，将江南地区以及扬州所属的晋陵划归南徐州】；侨置十七郡【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吴郡【大明七年正月划归南徐州】；义兴郡【泰始四年十月，将扬州所属的义兴郡划归南徐州】。齐代，属晋陵郡；侨置十四郡【南东海、南琅邪、南东莞、临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义兴郡【永明二年，将义兴郡划归扬州，后来又归属南徐州】。梁代，统辖的郡无从考证【《隋志》：梁代将南东海郡改为兰陵郡】。

译陈代，统辖的郡无从考证。隋代，设蒋州【《寰宇记》：隋代废除南徐州，改为延陵镇；将“延陵”之名移到京口，设置延陵县，隶属蒋州】；设润州【开皇十五年，撤销延陵镇，以蒋州的延陵、永年两县和常州的曲阿县设置润州，州治在镇城】；属江都郡【大业三年，废润州为江都郡的延陵县】。唐代，设润州【武德三年设置，天宝元年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恢复为润州】；设丹阳郡【天宝元年改润州设置，乾元元年重新称为润州】。五代时期，称润州【淮南吴、杨氏政权和南唐李氏政权均如此】。宋代，称润州【开宝元年将镇海军改为镇江军，郡守称“知润州军州事”】；称镇江府【政和三年将润州升为镇江府】。元代，设江阴镇江安抚使司【至元十二年三月设置】；改为镇江府路总管府【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改】；改为镇江路总管府【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改】。县邑。秦代，属会稽郡，设丹徒县【古称谷阳；始皇三十七年，派三千名穿赭衣的刑徒，开凿京岘山东南的山垄，因此得名丹徒】。设曲阿县【古称云阳；史官上奏说云阳有王气，于是开凿北冈，截断直道，使道路弯曲，以压制王气，因此命名为曲阿】。西汉，设丹徒、曲阿县【王莽改丹徒为风美。按：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丹徒、曲阿在其中】。东汉，设丹徒、曲阿县【按：吴郡统辖十三城，丹徒、曲阿在其中】。吴代，称云阳、武进【嘉禾三年，恢复曲阿旧名为云阳，将丹徒改为武进】。西晋，设丹徒、曲阿县【太康二年，恢复武进为丹徒，恢复云阳为曲阿】；设武进县【从丹徒、曲阿分置武进，又从曲阿县的延陵乡分置延陵县】；设无锡、毗陵县【永嘉五年改名为晋陵】；设暨阳县。东晋，设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无锡、毗陵、暨阳、南沙县【《宋志》：咸康七年，撤销暨阳县盐署，设置南沙县】。宋代，设晋陵、延陵、无锡、南沙、曲阿、暨阳、丹徒县【元嘉八年划归南东海郡】；武进县【大明末年划归南东海郡】。齐代，设晋陵、延陵、曲阿、无锡、暨阳、南沙、海阳县【增置年份缺载】；丹徒、武进县。梁代，统辖的县无从考证【《寰宇记》：梁代将曲阿改为兰陵；《隋志》：梁代将武进改为兰陵】。陈代，统辖的县无从考证【《隋志》：陈代将兰陵改为东海】。隋代有延陵、永年、曲阿三县（以上三县见上注），以及金山。开皇十五年设置金山府；大业末年，当地人聚集起来自保，于是改置为金山县。唐代，设丹徒、曲阿县【天宝元年改名为丹阳】；设延陵、句容、白下县【贞观九年将白下改名为江宁；至德二载将句容、江宁二县划出设置升州；宝应元年废除升州，两县重新归属原地；光启三年再次划出两县设置升州】；设金坛县【垂拱四年设置】。宋代，设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县【熙宁五年废县为镇】。元代，设丹徒、丹阳、金坛县。官制表上篇。南徐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历代驻守和治理此地的官员，比其他郡多。现在总括其大要，编成官制表。受封君主。汉代：荆王。东汉：云阳亭侯。吴代：以丹徒、曲阿二县为食邑；丹徒侯、云阳侯、徐陵亭侯。晋代：延陵县公、曲阿县公、武进亭侯。陈代：晋陵县男。隋代。唐代：丹阳郡公。宋代：润王、润国公。刺史。晋代：扬州刺史。东晋：徐州刺史、兖州刺史、徐兖二州刺史。宋代：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南徐徐二州刺史、南徐兖二州刺史。齐代：南徐州刺史。梁代：南徐州刺史。陈代：南徐州刺史。隋代。唐代：润州刺史、丹阳郡太守；天宝元年改称润州刺史，乾元元年恢复原制。

译五代：润州刺史。宋代：常润经略巡捡使，知润州军州事；开宝八年改称知镇江军府事；政和三年升格。元代：江阴镇江安抚使司设达鲁花赤、安抚；镇江府路总管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兼府尹。至元十三年改为镇江路总管府，设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总管兼管内劝农事。至元二十六年又改。太守。东晋：晋陵太守。宋代：行南徐州事、南东海太守、南兰陵太守、南彭城太守。《地理志》记载侨置十七郡，各郡都有太守；考察列传，只有这些职名。齐代：行南徐州事、南东海太守、南兰陵太守、南彭城太守。梁代：行南徐州事、南兰陵太守。陈代：南兰陵太守。隋代。参佐官。东晋：大中正、中正、监军、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功曹参军事、军府主簿、记室、督护、行参军、参军、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记室参军、中兵参军、别驾、治中、州郡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部郡从事。宋代：大中正、中正、监军、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佐参军事、军府主簿、行参军、参军、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记室参军、中兵参军、刑狱参军、法曹参军、别驾、治中、州郡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部郡从事、郡丞。齐代：大中正、中正、监州、长史、司马、咨议参军、别驾、州郡主簿、西曹书佐、议曹从事、典签。梁代：大中正、中正、知留府事、监州、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记室参军、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别驾、治中、州郡主簿、西曹书佐、典签。陈代：大中正、监州、别驾、郡丞。隋代。唐代：副使、幕府、幕僚、从事、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随军、别驾、长史、司马、郡丞、宾佐、录事参军、司功参军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兵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司士参军、参军事、知市事、知盐铁院。五代：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司马、通判军府、监渡。宋代：通判、黔辖、签判、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职官幕掾、郡掾、仪兵刑曹、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元代：同知府事、判官、推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官制表下篇。宰贰。汉代：丹徒令。吴代：曲阿长、曲阿丞。晋代。宋代：丹徒令、曲阿令、延陵令；齐代：曲阿令、延陵令。梁代：丹徒令、曲阿令、延陵令；陈代：曲阿令。唐代：丹徒令、丹徒尉；丹阳令、丹阳丞、丹阳主簿、丹阳尉；金坛令、金坛丞、金坛尉；延陵令。五代：丹徒令、丹阳令、丹阳尉。宋代：丹徒令、丞、主簿、尉；丹阳令、丞、主簿、尉；金坛令、主簿、尉；延陵令。元代：丹徒县设达鲁花赤、尹、主簿、尉；丹阳县设达鲁花赤、尹、主簿、尉；金坛县设达鲁花赤、尹、主簿、尉；录事司设达鲁花赤、录事判官。所属司局。元代：司狱；平准行用库设提领、大使、副使；在城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丹阳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金坛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谏壁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吕城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丁角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高资巡检、开沙巡检、图山巡检、包港巡检、吕城巡检、延陵巡检、登荣乡巡检、大云乡巡检、薛步市巡检；织染局设使、副使；生帛局设使、副使；杂造局设使、副使；丹阳批验茶引局设提领；大军仓设监支纳、大使、副使；香糯仓设监支纳、大使、副使；永丰库设监支纳、大使、副使；官医设提领；祝由科设提领；三县官医设管勾；在城水马站、丹阳水马站、吕城水马站各设提领。学职【学职】○抄本没有这一门。按：第十七卷《学职门》中有蒙古字学、儒学、医学、阴阳学等官职，官制表不应不予记载。况且封君、刺史、太守以及参佐、宰贰、司属、将佐、寓治等门，表中既然一一列出，就尤其不应唯独缺少这一门。现按照张氏《鉴》中的说法，补在司属门之后、将佐门之前。抄本中宰贰在将佐门之后，司属在寓治门之后。张氏说：根据第十六、十七两卷的次序推断，宰贰应当接在上篇参佐之后，接下来是司属，再接下来是学职、将佐、寓治。此表的编排次序有误，现在按照他的说法改正。宋代：儒学教授。元代：蒙古字学教授、学正；儒学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医学教授、学正、学录、教谕；阴阳学教授、学正、学录；书院山长。将佐官。唐代：都头、都知兵马使、押衙、大将、衙将。五代：大将、衙将。宋代：都统制、州兵马都监、巡辖、计议、主管机宜文字、干办公事、提点医药饮食、从军舍人。元代：镇守镇江上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经历、知事、照磨；镇抚所设镇抚、郡目；上千户所设达鲁花赤、副千户、弹压、提控案牍；中千户所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都目；下千户所设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弹压、吏目；并设上百户、下百户。寓治官署。宋代：都督府、宣抚司、枢密行府、转运司、提刑司、镇江军节度、南外宗司、总领所、粮料院主管、总干、准备差遣、监大军仓、监仓、仓门（豆斗）面官、监大军甲杖库、酒官、榷货务监务、门围田干官。元代：行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司农卿、司农少卿、司农丞、经历、都事；通政院设使、同签、院判、经历、都事；杭州为首的打捕鹰房总管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经历、提控案牍。《至顺镇江志》卷一。地理（缺）【地理】○（抄本没有这两个字。）按：卷一的子目始于“叙郡”，与《宋志》完全相同。

译《宋志》在“叙郡”之前既然以“地理”为总目，那么本志在“叙郡”之前也一定以“地理”为总目。现在特意补入。（下文叙述四至的部分，本来应当另有一个子目，疑为“疆域”二字，但没有明确文字可以证明，现姑且补入子目，缺三字。） 叙（缺） 叙郡。本府在宋朝末年没有改变。皇朝至元十二年改为江阴镇江安抚使司，十三年改为镇江府路总管府，二十六年改为镇江路总管府，统辖一司一县三 江南道按察使驻治润州【唐贞观初年，将天下分为十道。景云二年，设置十道按察使，每道一人。润州刺史韦铣曾兼任此职。开元二年，设置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润州刺史李浚曾兼任此职】镇海军节度使驻治润州【唐乾元元年开始设置浙西道节度使。当时韦黄裳以节度使驻治苏州，颜真卿、侯令仪以节度使驻治升州，季广琛、李琬以节度使驻治宣州。大历年间又改为观察使。当时韦元甫、李栖筠、李涵、李道昌、韩滉都以观察、团练使驻治苏州。在此期间，润州确实隶属于其管辖；然而润州扼守江淮南北的交通要冲，形势便利、地理顺当，其他州终究比不上。因此建中二年，韩滉便从苏州迁到润州。朝廷立即加重他的权力，以镇海军的名号宠信他。后来他又兼任江淮转运使。诸道盐铁转运使自建中以后，虽然节度使、观察使的设置和废置并不固定，但这一职务始终没有移到其他州，直到唐朝末年，润州一直是重要镇地。只是从韩滉以后，将浙江分为东西两道又分为三道，浙西节度观察使只统辖六州，仅仅得到韩滉原来的一道。到王纬、李锜时，又兼有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权力。后来路隋、杜审权、曹确、赵隐诸公，间或以宰相身份出任一方长官，事务和地位逐渐加重，所以镇海军的名号始终不能废除。高骈、周宝又正值盗贼横行之时，朝廷想倚重高骈，于是再次授予他江淮转运使之职，还认为不够，又把招讨都统的权力全部交给他】后来到了钱镠时期，镇海军的名额虽然移到了杭州，南唐实际上仍把它保留在润州。五代沿袭旧制：想减轻其权力时，就称“权润州团练使，权领州事”；想加重其权力时，有时让亲王来镇守，并兼任宣州大都督；有时兼管宣、歙、常三州，设置安抚使，而镇海军的名额仍在润州【】子目〔缺字〕 本府【本府 ○（钞本没有这两个字）按：这一段总述本府的四至，后面三段分别叙述三县的四至。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界限就不清楚，所以不能不补上。下面三段都先叙述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然后叙述东至、西至、南至、北至若干里；这一段却没有叙述东西南北的广袤里数，明显有脱文。现在特意在“东至”之前补入东西所缺三字及南北所缺三字】东西〔缺字〕南北〔缺字〕东至〔缺字〕【东至〔缺字〕 ○（钞本作“东至杨子江十里”）按：钞本这一段只有东至、西至、南至，没有北至。考《嘉定志》卷一引《太平寰宇记》说，东至常州一百七十里，北渡江至扬州六十三里；《乾隆志》卷一说，东界宜兴，北界扬子江。这样看来，“东至扬子江十里”应当是“北至扬子江十里”，显然无疑。现在把“东”改为“北”，移到“南至”条之后；又在这里另补东至所缺三字，以纠正错误。下文丹徒县脱去东至、西至，丹阳县脱去西至，金坛县脱去东至，现在也逐条注明所缺，以求一致】西至集庆路句容县界四十五里，南至常州路武进县界一百一十七里，北至扬子江十里 丹徒县 东西五十里，南北七十里。东至〔缺字〕，西至〔缺字〕，南至丹阳县界四十三里【旧志三十五里】，北至扬子江二里【旧志十里】丹阳县 东西五十三里【东西五十三里 ○（钞本这一段在金坛县之后）】南北六十五里，东至武进县界五十七里【旧志四十八里】，西至〔缺字〕，南至金坛县界四十五里【旧志四十里】，北至丹徒县界二十七里【旧志五十里】金坛县 东西一百里【东西一百里 ○（钞本这一段在丹阳县之后）按：《嘉定志》卷一说，丹阳县东西五十三里、南北六十五里，金坛县东西五十三里、南北六十五里；《乾隆志》卷一说，丹阳县东至武进县界、南至金坛县界、北至丹徒县界，金坛县西至句容县界、南至溧阳县界、北至丹徒县界。这部志书的原本应当也与它相同。由于传写者错误地把简册次序弄乱了，于是在丹阳县之后写成“北至丹阳县界”，在金坛县之后写成“南至金坛县界”，文义于是无法贯通。现在特意将两段互相调换，以恢复旧貌】南北九十里，东至〔缺字〕，西至句容县界六十五里【旧志六十七里】，南至溧阳州四十二里【旧志七十二里】，北至丹阳县界三十五里【旧志二十五里】丹徒柳肇庆衍斋校字 《至顺镇江志》卷二 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