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顺镇江志卷三

译风俗 这里有英杰的风范、洗涤旧俗的教化，贤德流传于民间，这正是殷仲堪《季子庙记》所称道的。风俗中还保留着泰伯时代的衣冠遗风，也是永嘉以后刘梦得《北固山诗》所赞美的。乡党中的士人，平日习惯听闻先生长者的言论，崇尚道义，注重廉耻，所以他们入朝任职时能建立不顾自身的节操，闲居时也能以退隐自守为乐。里巷中的平民下层，也有不少能以孝行和节操显露自己，这些事在传记、志书中记载得很详实，确实难以诬蔑。境内固然没有拥有千金的豪门，但人人勤劳务本，安详自足。在任官员也喜欢这里，认为诉讼案件很少，没有被讥为好写诉状、好打官司的弊病。各地出游或任官的人，大多寄居于此，说这里不是风俗淳厚美好之地，怎么可能呢？有人因为京口从前是用兵之地，便说当地人以争强斗力为长处，这种看法也太浅薄了【斗力的事见《隋志》，详见后面的“岁时”类】吴、粤与楚相邻接壤，屡次互相吞并兼并，所以民间风俗大致相同【《汉志》】徐州人多强劲剽悍【晋代郗愔在北府时说，徐州人多强劲剽悍；桓公说，京口的酒可以饮用，士兵可以任用，实在不愿让郗愔居守此地】江山环绕如衣带，内外都是华夏腹地；道路四通八达，淮海一带的利益尽在掌握；城邑高大明丽，地方风俗淳厚专一，集中具备各种形胜条件，实在是著名的都会【《宋文帝纪》；我见于《杂录》的“郡事”类】丹阳是旧日京城所在之地，人才本来就很兴盛。平民大多从事经商贩卖，士人则凭借做官取得俸禄。市场店铺和货摊的繁盛程度，可与二京相比。人口混杂着五方之人，所以风俗颇为相近。东面通往吴会，南面连接江湖，西面接连都邑，也是一处大都会。当地人本来就习于战事，号称天下精锐的士兵【《隋志》】。这个郡是扬州的都会、京口的重镇。六代以来的风流人物，都汇聚在这里；三吴的山川林泉，也从这里开始显现。山川的高深虽然自有变化，整体气象却长存不改【徐铉文集】润州的土地风俗质朴厚重，士人的风气淳厚正直。近世有刘文清、王正肃二位先生树立了行为准则；那些登门拜访、与他们交游的人，以及虽未曾见面但听闻其声望的人，凡是接受过他们讲授的，都能口中诵读、心中思考。他们懂得修养自身、践行德行，懂得磨砺节操、砥砺品行，而文章辞采反倒只是余事【《咸淳志》】子目（缺）【子目（缺） ○（抄本没有这三个字）考：下文的“岁时”是“风俗”的子目，而“元日”以下各小子目都隶属于它。如果这里没有一个子目，那么“风俗”门的后半部分有子目，前半部分却没有子目，而“崇坟籍”以下各条也就无所归属了。有人怀疑这里的子目是“教化”二字，但没有明文可以证明。现在姑且列出这三个字，以保存这一疑问。崇尚经籍 【宋高祖镇守京口时，给臧焘写信说：“近来学习风气衰废，后进之人的学业也颓败了。简陋门户之内，清正的风气停止了声响。实在是由于战事屡屡告警，礼乐因此中断。轻浮之人志向浅近，性情又受到事务污染，难道可以不大力崇尚经籍、激励整顿风俗吗？此地士人子弟多如树林，早晨即开始搜访，希望能听到您的良好规范。然而荆山之玉含有宝物，必须等待剖开琢磨；幽谷兰花怀有芳香，也需要加以传播兴发。独自学习而少有领悟，义理在《周典》中已有明文。如今经师不远千里前来，而学业却没有声闻，不只是有志于学的人太少，或许也是劝导引诱还没有做到吧？希望您再加以弘扬。”《臧焘传》】禁止屠宰牛 【宋代郑作肃任镇江府知府时，严格执行禁止屠牛的规定。曾有一头牛跑到府衙，询问后，果然是有人准备把它牵去屠宰。人们都对此感到惊异】重视教育培养 【宋宝元初年，范文正公以吏部员外郎身份任润州知州，开始建立学校，请求赐给闲田，备置经书、史书、传记、注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又聘请江南处士李泰伯，让他负责讲授，用来教育培养本州子弟。他大约每五天巡视学校一次，亲自考较文章，间或设置饮食，招请并慰劳将要进学的士人，于是众人都振作起来学习。百姓相互劝勉趋向善行，本地士人深深感念他的恩德。在学校中建立了文正公祠，见王庄定《范文正公祠堂记》】端正士人的学习风气 【宋代郡守耿秉的《谕学文》说：“设置学校，并不是因为士人贫穷就供给他们食物，也不是故意把同类聚集起来，只训练他们写作文章。不务农、不经商，怎样才可以成为士人？不做老者、不做僧人，怎样才可以成为儒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应当以什么为准则？仰慕圣人、敬慕贤者，应当从哪一道门进入？道德、性命的道理，怎样才能明白？天下治乱兴衰的原因，凭什么才能通晓？考察古代，把它作为获得鉴戒的依据；验证当今，以探究因革变化的适宜之处，这才是士人应当用心的事情。即使是孔门高足，仍然勤恳地询问仁、知、孝、政以及怎样才算士人，向老师请教，并与朋友辨析。后世士人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他们。倘若脱离群体、独自索居，使自己所学的习惯败坏，就会孤陋乖僻，没有途径进入道理。圣人为此忧虑，著成书籍以告诫万世；通过教育熏陶，使人能够讲习；设置师儒之官，督察纠正他们。这就是开设学校的根本用意。登堂讲学，以解答诸生的疑惑；命题考试，以考察诸生所积蓄的学问；用修身清洁的行为来激励他们，用有实际用途的学问来勉励他们，这就是教官训导的职责。”】杜绝祈祷迷信 【当地风俗崇尚祭祀鬼神，病人多不肯服药，只是一味求助巫师祝祷。漫塘刘先生作《尊天敬神文》加以劝止，文中说：“我听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谄媚地祭祀，这是圣门所戒止的；借神鬼之名使众人疑惑，按照《王制》必须诛罚。我冒昧陈述愚见，希望稍稍有助于明察。自从有太极，便开始形成最初的元气；既分为天、地、人三才，便播布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希望岁月不发生错乱，于是确定为三百六旬；寒暑难以突然更替，于是排列为七十二候。一句话概括，最大的德行就是生养万物。人之所以生病，有的是饥寒侵袭，有的是饱暖过度，有的是起居没有节制，有的是喜怒失去中和，有的是醉酒后被风邪侵袭，有的是身体虚弱而邪气侵入，于是形成疫病，各有自己的根源流变。气候和环境熏蒸，人容易互相传染，所以不能避免，也往往是由于自身有所招致。假如在刚开始受到感染时，能够澄清自己的念头，慎重选择医生，精心使用药物；年幼者按时哺乳，年长者谨慎侍奉；病人厌恶的东西，不要放在身旁；病人喜爱的饮食，也必须衡量是否适宜。共同居住的人，各自谨慎处理自己的事务，不要互相戏弄怠慢，不要使病人受到惊吓而呼喊。身体虽然忙碌，也要洗涤清洁、洒水扫除，和平常居家没有不同；内心虽然忧虑，衣服饮食也不要违背平常的尺度。

译这样，真气恢复，什么病不能痊愈？内心端正，什么邪气能够侵害？可是人们不从自身和正道上反省，只到外面寻求办法。鄙俗之人互相煽动，滥行淫祀。第一种叫作祭瘟，所有市镇店铺都有庙宇，有的塑成虎、犀牛的形象，有的塑成蛇的形象，有的胡乱增添手脚，有的把眉目倒置。万物各随自己的类别，而人也必定按照同类来比拟，难道天地造化的精工，会做出魑魅魍魉那样的形状吗？何况最贫穷的人，连皂隶都不肯接受的赃物也不会要；最卑贱的人，连乞丐都不屑吃的食物也不会吃。竟说瘟疫会到处钩取播散，却又让它饕餮般享用丰盛祭食，道理本来十分明白，人都可以自行想清楚。至于用医药救治表里病证，何必还要凭借杯珓来决定是否服从，结果舍弃长处而取短处，应当发汗时反而使用泻下之法。把本来可以活命的人送入死亡，当然应当像抛弃枯枝朽根一样抛弃这些做法，这与手持利刃伤人有什么不同？其次叫作斋圣，再其次叫作乐神，昼夜流连，男女混杂。愚昧顽劣的儿童附会成鬼，鬼本来就不灵；腥臊的巫师降神自称神灵，神也因此可耻。他们妄言祸福，欺骗昏愚之人。十多头牲畜的祭品，还不够一夜的需要；几套香，也只够点燃一次。其他还有诱骗、胁迫取财的手段，不让人听见、看见。甚至有妇人欺骗丈夫、子女隐瞒父亲，花费没有限度。难道他们真的有多余的财物吗？有的典当抵押，连一缕财物也没有留下；有的借贷并按加倍计算利息，以至于家产破败，老人和幼儿流离失所。深究其内情，这比盗贼还要严重。又有病人想治疗，却禁止他服药；老人需要吃肉，却断绝他的肥美食物；只让他服用符水，不问病证的阴阳；用鼓乐声使他烦扰，不顾身体的躁动不安。这样使活着的人不能尽力生活，使死去的人也不能申明冤屈。按照刑法衡量，应该同“故意杀人”一罪论处。甚至有人为了满足奸邪欲望，阻绝病人与亲戚往来；事情没有应验，便把灾祸归咎于先亡之人，使和顺的风俗变成乖离，使孝亲之心反过来变成怨骂。这是诬蔑天理、败坏人伦，罪恶满盈，非赦免所能宽宥。只是我没有士师执法的权力去拘捕罪人，也没有先圣之道来端正众人的心思，只能怀着诚恳之心，絮絮劝说而已。倘若人们能够崇尚德行、辨明疑惑，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正确的言论，也许就能洗刷神灵所受的羞辱，不连累神灵聪明正直的名声，并且治愈百姓的疾苦，使大家共同达到富足、长寿、健康、安宁。”】劝导亲族和睦 【漫塘刘先生又作《劝念祖睦族文》，文中说：“设置义庄来赡养宗族，始于范文正公。范公说：宗族对于我固然有亲疏之分，但祖宗看待他们，全都是自己的子孙。况且我家祖宗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在我身上显达；如果我独自享受富贵，却不体恤宗族，将来凭什么在地下见祖宗？又有什么脸面进入家庙呢？所以我买了数千亩良田作为义庄，凡是同族中贫穷的人，每天供给食物，每年供给衣服，遇到婚丧祭祀等吉凶之事便供给费用。忠宣公以下又加以扩充，直到今天已经超过二百年，延续十余代而没有衰败。真是盛大啊！喜欢富贵而以贫贱为羞，是我和祖宗共同的心情；爱护子孙而不愿他们贫穷卑贱，也是我和祖宗共同的心情。既然心情相同，却不能使他们全都显贵而没有卑贱、富裕而没有贫穷，那么属于我的富贵，难道不是祖宗偏私地给我的吗？祖宗是因为认为我贤能，能够体察他们的心意，所以爱我与爱他们没有不同；又因为认为我有才能，能够承担祖宗的责任，所以把爱我的心推及他们。一个人如果懂得祖宗的心意，并且承担祖宗的责任，那么族人中凡是饿得不能自己取得食物的、冷得不能自己得到衣服的，以及冠婚丧祭不能自行办理的，还有任何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一天没有得到供养的，都应当像自己的疾病痛痒一样感到切身。” 即使我的力量还不充裕，不能使他们得到完全周全的救济，但按照自己的力量施助，也足以仰对上天而无愧了。若不这样，反而说：‘他们与我已经出了服亲关系，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名分不同了，我何必屑顾他们？’宁可让自己的酒池肉林不顾他们的饥饿，宁可让自己的高墙大屋、华美衣饰、歌伎优伶不顾他们没有衣服，宁可厚厚积蓄财物留给将来以后那些有名望的子孙，不顾他们朝夕面临的艰危，宁可多施舍财物供奉荒诞不可信的僧道，也不顾骨肉亲族流离失所，那么这就是收聚祖宗留下的恩泽来供奉一己私欲，放纵一己私欲而辜负祖宗的责任。想要安稳地拥有这一切并守住而不失去，实在困难。世上的人不但辜负祖宗的责任，还进一步拿起斧斤砍伐宗族。他们说贫贱是对方自己造成的，富贵是自己取得的；即便不是自己取得的，也把它视为自己的私有分内之物。即使是同胞兄弟，也丝毫不许别人侵犯，反而还要进一步偷窃抢夺，于是兄弟在墙内争斗、家人在室中争斗，那还谈得上什么宗族呢？所以年长者可以傲慢对待，卑弱者可以欺凌；愚笨者可以欺骗，懦弱者可以胁迫；有能力者可以役使，不能干事者可以践踏。借贷不能周济，却可以取得加倍计算的利息；对迁徙困顿者不加怜悯，却可以吞并他们世代守有的产业。又有人因为细小事情产生嫌隙，因为似是而非的疑点生出争端，愤怒不能消解，于是奸细乘机挑拨，诉讼也由此兴起。他们揭发别人不知晓的事情，陷害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使怨家仇敌得以称心，反而把这种行为当作功劳来帮助他们；使奴仆有机会肆意侮辱，反而从旁煽动，以此为快。自己把自身看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却把宗族看得如同草芥，随时都可铲除，不知祖宗会因此震怒，福禄也会转移；家业忽然倾覆而不能支撑，忽然断绝而无人继承，其中实在有足以令人悲痛的地方。然而祖宗留下的恩泽还没有消失，于是那些曾被认为可以傲慢、欺凌、役使、践踏的人家，便开始有人起来承继祖业。人们以为盛衰难以长久不变，哪里知道这是祖宗施行权衡尺度并没有差错啊！否则，为什么近世的名门很少能够长久延续？唯独范公之后超过二百年，延续十余代，祖宗的恩泽没有断绝。” 岁时【京口的地方风俗，凡遇到节日和应时物品，都随时因地制宜；虽然有的高雅、有的鄙俗，却都有所依据。现在略记数事，不能全部记载】元日 士人和平民互相庆贺 【《东京梦华录》：正月初一，士人和平民从早晨起互相庆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饮屠苏酒从年纪小的人开始 【《岁华记丽》：“屠苏”是草庵的名称。过去有人住在草庵中，每年除夕送给乡里一剂药，让人把药包浸在井中；到元日取出，放进酒器，全家饮用，就不会感染瘟疫。如今人们得到了这个药方，却不知道它原来的名称，只说成“屠苏”罢了】

译【《容斋随笔》：饮屠苏酒一定从年纪小的人开始，确实是有来历的。后汉李膺、杜密因同属党人而一起被关在狱中，正逢元日在狱中饮酒，说：“正旦饮酒要从小者开始。”《时镜新书》记载，晋代董勋说：“正旦饮酒先饮年幼者，为什么呢？”董勋说：“世俗认为年幼者又长了一岁，所以先饮酒向他祝贺；老年人却失去了一年，所以后饮。”《殿之初学》记载了四个人。《月令》说：“正旦进酒，次序应当从年幼者开始。”唐代作诗的人大量使用这件事，所以不能一一列举】入学聚会行拜礼 【润州学校在元日、上巳有聚集诸生的礼仪，始于宋代郡守殿撰曾逮、户侍张枃；秘撰耿秉又在元日撰写训导文章来激励诸生，这一礼仪直到现在仍未废止。文章说：“乡饮礼崇尚年长，为什么要在元日举行呢？或许可以说：一年时令重新开始，我们的年纪又增长了。拿去年同前年来比较，德行是否稍有进步？学业是否略有修养？如果仍然没有，难道不应惋惜岁月白白流逝吗？在家要侍奉父兄，出外要侍奉长上。去年行事的情形，应当藏在心中；如果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从今以后，怎么还可以继续用去年侍奉他们的方式来侍奉他们呢？三纲五常的教训，如果不由我们亲自践行，还能指望谁呢？努力学习，是为了等待别人提问；幼年学习，是为了期望成年后实行。一年之中，从经书训诫中得到领悟的，有哪些话？蕴藏在胸中、准备实行的，有哪些事情？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超过如今的人？不要虚度后生的时日，渐渐落入不值得敬畏的境地。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回想去年，不曾反省的日子很多，能不警戒吗？”】【至正年间举行会拜礼，是为了尊重年长者、尊崇德行。嘉定癸酉年，教官卢宪把台府官属和寄居本地的官员集合到学宫，拜谒先圣。礼毕，登堂行拜礼，按次序拜礼后饮酒。诸生按次序排列在东西两庑。守臣史弥坚、总领钱仲彪捐出金钱，馈赠甜酒来助兴。如今已经成为常例，见《嘉定志》】书写桃符 【《岁时杂记》：桃符的制作，是用薄木板，长三尺、宽四五寸；上面画神像，如狻猊、白泽之类，下面左边写郁垒，右边写神荼；有的写春词，有的写祝祷之语，元旦时更换】绘制门神 【《荆楚岁时记》：元旦，绘制两位神像，披甲、手持金戊，贴在门的左右两边，称为门神】称量江水 【京口江中的沙田户，每年元旦收取一瓿江水，用秤称量。水重，说明江水大；水轻，说明江水小。年年都没有差错，见《蔡佑杂记》】立春日 取春牛身上的土写在门上 【《本草》：取春牛角上的土，放在门上，能使人适宜耕田】【《岁时杂记》：立春鞭打春牛结束后，平民百姓拥挤得像围墙一样，不一会儿便把春牛分抢殆尽，又互相争夺，以至于伤害、毁坏身体，这种事年年都有。得到牛角的人家，家中适宜养蚕，牛角还可以治病。所以乡里谚语说：“好男儿不要鞭打春牛，好女子不要观看花灯。”】制作春鸡 【《文昌杂录》：唐代岁时节物，立春时有彩胜、春鸡、春燕】制作春盘 【《摭遗》：东晋李鄂在立春日命人把萝卜、芹菜芽做成菜盘，互相馈赠，江淮人多仿效这种做法。《四时宝镜》：唐代立春日食用春饼、生菜，称为春盘】制作春茧 【《岁时杂记》：立春日制作馒头，名叫“探春茧”】上元 张挂灯笼 【两浙一带大多以琉璃灯为贵重，京口则多用剪纸制作灯饰，用来比试女子针线手艺的精巧】【韦述《西京新记》：唐代正月十五夜，敕令金吾卫放宽禁令，前后各放宽一天，以便张灯】【《僧史略》：宋太平兴国六年，诏令燃灯并开放夜禁，成为法令】【苏东坡元日经过丹阳，第二天立春，寄诗给鲁元翰说：“西湖戏水应该还早，北寺观灯正赶得上时辰。”赵尧注说：“北寺在润州，上元节最为盛大，但不清楚北寺如今究竟是哪座寺。”】制作圆子，炒糯米花 【范至能《上元纪吴下节物俳谐体诗》：捏粉做成圆圆的丸子，熬煮糯米壳发出噼啪声】迎接紫姑 【《梦溪笔谈》：旧俗在正月十五夜迎接厕神，称为紫姑】【《异苑》：世间有紫姑神，传说她原是某人的妾，被大妇嫉妒，常常被差遣做污秽之事；正月十五日，她愤懑而死。因此世人在这一天把她的形象制作在厕所间或猪圈旁迎接她，说：“子胥不在了，这是丈夫的名字；曹姑已经走了，这是大妇；小姑可以出来。”握持形象的人感觉它在动，就认为神已经降临，可以占问各种事情以及蚕桑之事】【《时镜新书》又说：“帝佶的女婿死后，她生来喜爱音乐。正月十五日可以穿着衣服显现，迎接她就是紫姑的事情。”】【民间又把芦苇茎分开合拢来占卜，称为芦姑。范至能诗说：“卑贱到连分开的芦苇茎也……”】寒食 到墓地祭扫 【《唐开元礼》：开元二十二年下诏说，寒食节上墓祭扫，礼经中没有明文，是近代相传而逐渐形成的风俗。士人和平民如果有不能在宗庙祭享的，靠什么来表达孝思？应当允许上墓祭扫，并编入五礼】【柳宗元文章说：近世礼制重视拜扫，田野道路上士女遍布，皂隶、佣工、乞丐也都能到父母的坟墓上祭扫。即使是马医、种田人的亡魂，也没有不接受子孙追念奉养的】插柳枝 【《岁时杂记》：如今人们过寒食节，家家折取柳枝插在门上。江淮之间尤其盛行，没有一家不插柳枝的】立秋千 【《荆楚岁时记》：“春节，在高树上悬挂长绳，男女穿着盛装，坐在绳上或站在绳上，互相推引，称为秋千。楚地风俗称它为施钩，《涅槃经》称它为骨索。”】【《古今艺术图》：秋千本来是山戎的游戏，用来练习轻捷敏健，后人沿用了它。每到寒食节，便把它作为游戏取乐。中原女子学习这种游戏，于是用彩绳悬在树上或搭架设置，称为秋千】【王延寿《千秋赋》序：古人说“千秋”出自汉宫后庭的游戏，是祝寿的辞语。后人妄自更改字的偏旁，加上“革”旁，连说法也颠倒了】踢蹴鞠游戏 【刘向《别录》：寒食节踢蹴鞠】清明 到郊外游玩 【《梦华录》：清明这天，四郊仿佛集市；芳树下面、园圃之中，摆满酒杯盘碟，彼此酬酒劝饮，歌女舞女遍布庭院楼台。直到傍晚回家，各人携带枣锢、炊饼、黄肥、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蛋、鸡雏，称为“门外土仪”。黄肥是用纸糊成的，形状像木偶】【僧人仲殊有《南徐好》十首，其中《渌水桥》一首说：“清明时节出游行乐，南北两岸都是花市，管弦声邀请客人登楼。两壶酒，夜里把船停泊，二街灯火。”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景象】上巳 祓禊除垢

译【唐代李德裕曾镇守江口，后来迁任南燕，有《上巳日忆江南禊事》诗说：“黄河向西绕着郡城流，上巳节应当没有祓禊游玩。因为想起碧绿江水的春色，更随着夜间梦境前往吴州。”】四月八日 浴佛后赠送糖水 【《梦华录》：四月八日是佛的生日，禅院各自举行浴佛斋会，煎煮香甜的糖水互相赠送，称为浴佛水】端午 举行竞渡 【《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他的死亡感到悲伤，并划船去救援他，于是形成了这种风俗】【《事物纪原》：楚地传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所以《岁历纪华》说：“因勾践而形成风气，因救援屈原而成为风俗。”】【《南唐书》：南唐每年五月允许百姓竞渡，登记参赛者姓名，将他们全部搜罗来充当士兵，号称“凌波军”】斗力（缺） 【斗力（缺） ○（抄本没有这三个字）考：上文叙述注中说，斗力的事出自《隋志》，见后面的“岁时”类。张氏《鉴》说：考察后面的“岁时”类，并没有记载斗力的事情。现在考查《隋书·地理志》，其中说：“京口的风俗在五月五日举行斗力游戏。”《嘉定志》卷三的“风俗”门也节略引用了这段话，因此可以知道，端午竞渡条之后原本有“斗力”一条。但它引用《隋志》的详略，以及是否还引用过《隋志》以外的其他书，都无法凭空判断，所以这里只注明一个缺字，而不补引《隋志》的原文。系五彩丝索 【《文昌杂录》：唐代岁时节物，五月五日有百索和粽子】【《风俗通》：五月五日用五彩丝线系在手臂上，可以避鬼和兵灾；又称长命缕、续命缕、辟兵缯】制作角黍 【《续齐谐记》：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为他悲哀，每到这一天，便用竹筒装米投入水中祭祀】【《岁时杂记》：后人沿袭古人用竹筒装米的做法，改用菰叶包裹黏米，称为角黍。后来形成粽子的风俗，有的加入枣，有的加入糖，又加入松子、栗子、胡桃之类】饮蒲酒 【《岁时杂记》：端午节，把菖蒲切成丝或捣成碎屑，漂浮在酒中饮用】斗百草 【《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踏百草，如今人们又有斗百草的游戏。欧阳永叔诗中有“共同争斗今日盛，衣襟上满是百草香”的句子】佩戴钗头符 【《岁时杂记》：《抱朴子》有人问避兵灾的方法，回答说：“在五月五日制作赤灵符，佩戴在心口。”如今称为钗头符。端午节剪裁彩帛做成小符，人们争相炫耀精巧，把它插在发髻上】绘制天师画像 【《岁时杂记》：端午节，京城人绘制张天师画像出售】立秋 佩戴楸树叶 【《梦华录》：汴京立秋时，满街都在卖楸树叶，妇女儿童全都把它剪成各种花样佩戴，形制各不相同】七夕 乞求巧艺 【《天宝遗事》：宫中七夕节用锦缎彩帛结成楼阁宫殿，高达百尺，可以容纳几十人。陈列花果、酒和烤肉，设置座具，用来祭祀牛郎、织女两颗星。嫔妃们穿针乞巧，奏起清商乐曲，宴饮娱乐直到天亮。士人女子都仿效这种做法】【唐代李嘉祐《早秋京口》诗说：“千家闭户听不到捣衣声，七夕有谁还能仰望斗牛星？”大概当时盗贼很多，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中元 设置盂兰盆供养 《荆楚岁时记》说：七月十五日，僧人、尼姑、道士和俗人都在寺院里准备盆供。窦氏《音训》说：天竺所说的“盂兰盆”，就是解救倒悬之苦的器物。意思是目连救母亲脱离饥饿困厄，如同解下倒悬的人，所以称为盂兰盆。如今人们便把各种食物放在盆里，这也是误解。春秋两次社日。卖社糕。《春秋二社日》说：清晨，小孩子捧着糕在街头叫卖。《梦华录》说：社日，人们互相馈赠社糕和社酒。重九日。登高、饮菊花酒，并佩带茱萸囊。《续齐谐记》说：汝南人桓景跟随费长房游学多年，费长房忽然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祸，应赶快离开。让家人各自制作红色袋子，装入茱萸系在臂上，再登高、饮菊花酒，这样灾祸才能消除。”桓景照他说的做，全家登山。傍晚回来时，看见鸡和狗同时突然死去。费长房听说后说：“这就可以代替你们受灾了。”如今世人在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女佩带茱萸囊，就是由此而来。馈赠面糕，糕上插彩旗。《梦华录》说：都城人在九月九日，各自用面粉蒸糕互相赠送，上面插着彩色小旗，并撒放、堆放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仁之类。《闻见后录》说：刘梦得作九日诗时想用“糕”字，因为五经中没有这个字，便停止不再作诗。宋子京在九日食糕时作诗，引《周礼》“笾实糗饵粉餈”，并以注释中把“饵”解释为“糕”作为证据。十月一日。暖炉。《梦华录》说：十月初一，有关官署进献暖炉用的炭，民间都置酒举行暖炉会。《岁时杂记》说：京城人在十月初一，把酒浇在炉中，并烤小块肉，围坐在炉边饮酒吃肉，称为暖炉会。出城祭享祖先坟墓。《梦华录》说：十月初一，都城的士人和百姓都出城祭享坟墓，仪式如同寒食节。冬至。庆贺冬至。《玉烛宝典》说：冬至是阴阳和万物开始转变的时节，这一天太阳运行到最南，日影最长，因此有庆贺日影渐长的礼俗。《汉杂事》说：冬至阳气开始产生，君子的事业和正道逐渐增长，所以要庆贺。《梦华录》说：冬至节虽然到了，贫苦人家一年之间积攒、借贷，到这时也说要换上新衣，准备饮食，祭享祖先，互相庆贺往来，完全如同过年。腊八日。煮粥。《岁时杂记》说：十二月初八日，各大寺院举行浴佛会，并送出用七种宝物和五种味道煮成的粥，称为腊八粥。二十四日夜。祭祀灶神。《范至能村田乐府叙》说：腊月二十四日夜祭祀灶神，传说灶神第二天早晨上天，向天帝报告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所以要在此前向他祈祷。以赤豆粥祭享。《范至能村田乐府叙》说：这一天煮赤豆做粥，晚上全家共同食用，甚至襁褓中的孩子和仆童也都参加，据说能够驱除瘟疫之气。按《荆楚岁时记》说：共工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在冬至这天死去，成为疫鬼，害怕赤小豆，所以冬至日煮赤豆粥来禳除灾疫，大概习俗本出于此。不过把它改在这天夜里举行，起源就无从详考了。岁末除夕。馈赠年礼。《东坡诗》说：年末互相馈赠问候，称为馈岁。守岁。《梦华录》说：士人和百姓家里围着炉子团坐，直到天亮也不睡，称为守岁。杜甫诗说：“守岁阿戎家。” 卖懵。除夕以前，小孩子互相呼喊“卖懵”。如果没有人答应，答应的人就说：“懵已经卖掉了。”范至能《村田乐府》序中有“卖痴呆”的说法，说：“世人相传吴人多痴呆，所以孩子们忌讳这种说法，想把它卖掉。其他说法也同样可笑。” 燃放爆竹。

译《神异经》说：西方深山中有一种人，身长一尺多，冒犯人就使人患寒热病，名叫山魈。把竹子放在火中烧，竹子爆裂发出声响，山魈就会惊惧害怕。苏子由《除日诗》说：“楚人重视岁时，爆竹发出噼啪声。”王介甫诗说：“爆竹惊动邻近的鬼。” 张贴钟馗图像。《岁时杂记》说：旧传唐明皇身体不适，梦见鬼物，鬼物自称钟馗。醒来后病就好了，于是下令家家户户把钟馗的形象画在门上和墙壁上。宫中每年年前还赐给二府各一幅钟馗图。烧〔火凡〕盆。《范至能村田乐府叙》说：除夕，各家都在门前把柴薪堆满盆中点燃，无论贫富都这样做，称为烧（火凡）盆，意思大概是彼此温暖、互相取暖。点燃灶灯。《梦华录》说：除夕，在灶中点灯，称为照虚耗，据说这样可以照出并驱除虚耗之鬼。焚烧天香。民间把十二月初一作为开始，凑钱购置熏香、蜡烛等器具，预先扎结彩棚；到月底，命道士设醮祈福，祈求福祥，称为“天香会”。按《四时纂要》说：十二月月底前两天通宵至月底，前三天斋戒、烧香、静心默念。仙家很重视这些做法，天香会难道也是由此而来吗？户口。润州是东南的重要重镇，晋、宋、隋、唐时期辖地广而人口少。到了宋嘉定年间，所辖只有三县，但户口繁多，超过前代。南北统一后，这个郡最先归附朝廷，不经血战，市场也没有停止营业。因此到至元庚寅年，登记的民户数与嘉定年间相等。大德辛丑年秋七月，飓风大作，各处沙洲漂失。此后从丁未年至天历己巳年这两纪之间，又两次遭遇荒年和疫病，死亡、迁徙的情况到处都有。今天与过去相比，已经很不相同。近年以来，人口繁衍、休养生息，才逐渐恢复旧日景象。晋代毗陵郡治所在丹徒，共有一万二千户。【当时毗陵辖七县：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暨阳、无锡、毗陵，这里的户数是合计七县而言。】宋代南徐州辖十七个侨郡、六十三个县，共有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户、四十二万六百四十口。【《宋志》原本把晋陵郡、南东海郡、南兰陵郡合在一起记载，现在姑且依从它。晋陵郡有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户、八万一百一十三口，是合计晋陵、延陵、无锡、南沙、曲阿、暨阳六县而言。南东海郡有五千三百四十二户、三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口，是合计丹徒、郯、胊、利城四县而言。南兰陵郡在今丹阳以东五十里，详细考察其治所，共有一千五百九十三户、一万六百三十四口。】隋代江都郡辖十六县，共有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户。【当时撤销南徐州，归属江都；撤销丹徒县并入延陵县，共辖江阳、江都、海陵、宁海、高邮、安宜、山阳、盱眙、盐城、清流、全椒、六合、永福、句容、延陵、曲阿十六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户〕 唐代润州辖五县，共有二万五千三百六十一户、十二万七千一百四口。【《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德三年，改隋代延陵县为丹徒县；武德八年撤销简州，曲阿县改属润州；武德九年，又把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划属润州，这里的户口是合计五县而言。到垂拱四年，才从延陵县分置金坛县，因而成为六县。】开元年间有九万一千六百三十五户。【《元和郡县图志》记为五万四千五百户。按：《寰宇记》所记开元户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同，数目有多有少。】天宝年间有十万三千三百六十四户、六十八万七千三百口。【《通典》虽然成书于贞元年间，但州县户口以天宝年间为定数，所以记载润州时缺少升州的户口。这里的数字是合计丹徒、丹阳、句容、江宁、延陵、金坛六县而言。】至德年间有十万二千二十三户、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六口。【《新唐书·地理志》以至德二载划出江宁、句容归属升州以后为定数，所以在户口之下称润州辖四县。按：《旧唐书·地理志》却把这作为天宝年间六县的户口数，与《通典》的数字不相合。】元和年间有五万五千四百户。【《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宗时期，有主户一万六百四十七户、客户一万六千九百九户。【《太平寰宇记》。】宋真宗时期有三万三千户。【《祥符图经》记：丹徒县一万三百七十户，丹阳县九千三百六十户，金坛县七千九百九十户，延陵县五千二百八十户。】宋仁宗时期有五万四千户。【《两朝国史》。】宋神宗时期有主户三万三千三百一十八户、客户二万一千四百八十户。【《九域志》《郡县志》：崇宁年间有六万三千六百五十七户。】宋孝宗时期。户六万三千九百四十，口一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乾道庚寅年，丹徒县一万八千八百户、三万二千二百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六万四千口〕 丹阳县二万五千二百四十户、五万五千九百八十口；金坛县一万九千九百户、三万三千四十口。宋理宗时期有十万八千四百户、六十四万四千一百口。【《嘉定志》记：府城厢一万四千三百户、五万六千八百口；江口镇一千六百户、六千九百口；丹徒县二万七千户、十六万九千六百口；丹阳县三万五千二百户、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口；金坛县三万三百户、十九万二千三百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万八千四百口、一万四千三百口、二万七千口、三万五千二百口、三万三百口〕 宋度宗时期有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户、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咸淳志》说：城内五隅有八千六百九十八户、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口；丹徒县一万四千八十一户、七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口；丹阳县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户、十一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口；金坛县二万六千八百八十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三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口、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一万四千八十一口、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口、二万六千八百八十口〕 土著。户一十万六十五。【录事司九千四百六十九户，丹徒县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二户，丹阳县二万九千二十四户，金坛县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六户。】民八万四千八十三户。【录事司六千六百三十户，丹徒县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三户，丹阳县二万五千六百二十八户，金坛县二万八千八百四十八户。】儒七百三十七户。【录事司二百五十四户，丹徒县三十二户，丹阳县七十二户，金坛县三百七十九户。】医三百户。【录事司六十九户，丹徒县六十六户，丹阳县七十七户，金坛县八十八户。】马站二千九百五十五户。【录事司八十五户，丹徒县一千一百四户，丹阳县八百三十七户。【丹阳县八百三十七】

译【抄本作“四百六十二”。】按：从上文“民八万四千八十三”到下文“龙华会善友二”，正好与“土著户一十万六十五”的总数相合；各条小注中的分项数字也都与大字总数相符。只有这一条大字写作“马站二千九百五十五”，小注列录事司八十五、丹徒县一千一百四、金坛县九百二十九，再加丹阳县四百六十二，合计只有二千五百八十，比总数少三百七十五。因此可知分项数字一定有讹误。凡是充任马站役户的人，多居住在城外；录事司管辖城内地区，虽然只有八十五户，也不算少。丹徒、金坛两县的户数在一千上下，应该也没有错误。至于丹阳县是南北往来的冲要道路，如果只有四百六十二户，就不到两县的一半，未免太少，所以现在改为八百三十七户，比抄本多三百七十五户，正好与二千九百五十五户的总数相符。乾隆《镇江府志》卷五叙述元代户口马站一项的分项数字时，丹阳也记作四百六十二户，而总数记作二千五百八十户，大概是后来的修志者知道分项数字与总数不合，便改动总数来迁就分项数字；但总数改了，上文仍说土著户一十万六十五，前后便不相应。因此，本条分项数字可以改正，而总数不能改。又按：乾隆志还说，以上永乐、成化两部志书都与《元史》不合；即使按照它本书所记，总数与注释也彼此矛盾，姑且附记于此。现在考察《元史·地理志》说，镇江路有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户，比本志土著户多三千二百五十户。这大概是因为《元史》所记户口采用世祖至元年间登记的数字。【《地理志》卷五“杭州路”条下说有三十六万八百五十户，注说是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字；】“湖州路”条下说有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五户，注说抄籍户口数缺失，采用至顺年间钱粮数。大概《元史》所记户口多依据至元年间的抄籍数字；抄籍数字无从考知的，才依据至顺年间的钱粮数。镇江路与杭州路、湖州路同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其户口下面没有注释，大概是因为杭州路列在这一卷开头，那里既已注明采用至元抄籍数，此处也就可以由此推知。本志所记户口，是依据文宗至顺年间统计的数字，所以有所不同。至顺年间的户数比至元年间略少，确实是由于屡次遭受灾变造成的。【上文户口叙说：大德辛丑年秋七月飓风大作，各处沙洲漂流；此后从丁未年至天历己巳年间，两次遭遇荒年疫灾，今天与过去相比很不相同。】这样看来，本志与《元史》本来并不矛盾。【下文说有六十一万三千五百七十八口，《元史·地理志》说有六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口；至顺年间口数比至元年间少一万六十六口，其原因也与上述相同。】至于户口的总数和分项数，乾隆志所载本于本志，却常常与本志不合，大概是由于永乐、成化两部志书辗转传抄而产生讹误。【上文“儒七百三十七”，注中说金坛县三百七十九户，乾隆志误将“三百”作“二百”，将“七百”作“六百”；】下文“弓手二百九十二”，注中说丹徒县一百六户，乾隆志误将“一百”作“二百”，将“二百”作“三百”。都应当依据本志来订正其他书，不能说本志原文有误。金坛县九百二十九户。水站七百六十一户。【录事司四十户，丹徒县二百二十七户，丹阳县四百六十二户，金坛县三十二户。】递运站三十一户。【录事司一十八户，丹徒县一十三户。】急递铺二百四户。【录事司八户，丹徒县一百二十六户，丹阳县七十户。】弓手二百九十二户。【录事司二十五户，丹徒县一百六户，丹阳县七十七户，金坛县八十四户。】财赋户四千四百八十五户。【丹徒县二千二百一十七户，丹阳县八百三十一户，金坛县一千四百三十七户。】海道梢水三百七十四户。【录事司七户，丹徒县二百七十六户，丹阳县九十一户。】工匠三千五百八十六户。【录事司五百一十八户，丹徒县一千五百三十三户，丹阳县八百四十一户，金坛县六百九十四户。】军户二千一百六十五户。【录事司一千七百七十一户，丹徒县三百六十七户，丹阳县一十八户，金坛县八户。】乐人九十户。【录事司四十三户，丹徒县一十一户，丹阳县二十户，金坛县一十六户。】龙华会善友二户。【录事司一户，丹徒县一户，属于录事司分辖的僚属。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时把他们列入民户数；至元三十年正月奏准，节略说：龙华会中有剃发者，每人供养弥勒佛，遵守没有妻室的清净生活。他们自南宋灭亡以来，一直没有登记在民户数字中，也不论承担哪一种差役。燕参政说：这些人自南宋灭亡至今四百多年，一直没有承担差役，因此他们在和尚的数目中，已经有人上奏说明。还有一些人把头发剃掉做和尚，采用宗主蒋汝静为住持。】口六十一万三千五百七十八。【录事司四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口，丹徒县一十九万二百五十七口，丹阳县一十八万八千九百四十九口，金坛县一十八万五千八百三十五口。】民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口。【录事司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口，丹徒县一十三万四千八百八口，丹阳县一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四口，金坛县一十五万二千七百九十七口。】儒三千一百二十三口。【录事司一千五百五十九口，丹徒县一百七十五口，丹阳县四百九十六口，金坛县八百九十三口。】医二千三百八十八口。【录事司四百二十五口，丹徒县五百七十六口，丹阳县六百六十六口，金坛县七百二十一口。】马站四万一千八百一十九口。【录事司七百三十五口，丹徒县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口，丹阳县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二口，金坛县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二口。】

译水站一万三百八十四口。【录事司四百七十七口，丹徒县二千七百五十五口，丹阳县六千五百四十六口，金坛县六百六口。】递运站三百五口。【录事司一百八十一口，丹徒县一百二十四口。】急递铺二千二百四十口。【录事司六十四口，丹徒县一千一百九十六口，丹阳县九百八十口。】弓手三千六百六十三口。【录事司二百二十八口，丹徒县一千一百七口，丹阳县一千一百四十三口，金坛县一千一百八十五口。】财赋三万一千九百二口。【丹徒县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三口，丹阳县一千二百口，金坛县八千百八十九口。】梢水三千二百九十九口。【录事司三十口，丹徒县二千四百三十口，丹阳县八百三十九口。】工匠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七口。【录事司三千四百口，丹徒县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二口，丹阳县九千六十一口，金坛县六千六百四十一口。】军一万一百六口。【录事司八千一百九十二口，丹徒县一千九百二十三口，丹阳县一百四十六口，金坛县四十五口。】乐人五百九十九口。【录事司二百三十二口，丹徒县六十六口，丹阳县一百九十六口，金坛县一百三口。】善友三百四口。【录事司二百七十四口，丹徒县三十口。】躯二百二十二。【按：本志户口项目中，把土著、侨寓等人分别列为户、口、躯三类，读者多对“躯”字感到疑惑。有人说，《文献通考·户口门》记载宋元丰年间的民数，先记户数，再记口数，最后记丁数；本志所谓“躯”，大概就是《文献通考》所谓的“丁”。现在考察各种书籍记载户口，多只说“口”，丁数本来就在其中；《文献通考》把丁数列在口数之外，是因为还兼论赋役。本志户口门既没有谈赋役，就没有必要把丁口分开。何况土著户一十万六十五、口六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八，而躯只有二百二十二；如果躯就是丁，怎么会有户数为丁口数五百倍、口数为丁数三千倍的道理？所以这种说法不成立。有人说，《元史·李忽吉兰传》记忽吉兰附奏：“如今蒙古、汉军中许多人不是正身，而有一半用驱奴代替。”本志所谓“躯”，大概就是《元史》所谓“驱”。现在考察《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将相大臣俘获的人，往往寄留在各郡；耶律楚材于是清查户口，并把他们编为民户。又说：按经义、词赋考试分为三科，被俘为奴的儒人也准许应试；考取者共四千零三十人，免除奴籍者占四分之一。《高智耀传》说：当时淮、蜀士人遭俘虏的都被没为奴，智耀上奏说，把儒生作为驱奴，古来没有这种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巡行郡县加以区别，得到数千人。根据这些记载，元朝开创之初，儒户中被俘而成为驱奴的人都已获得优免、恢复良民身份；至顺年间的驱奴中，不应再有儒人。现在土著的躯中有三十八人是儒人，因此可知它们不是驱奴。况且户数超过十万、口数超过六十万，即使奴仆很少，也应当以千计；如果躯就是驱奴，怎么会只有二百二十二人？所以这种说法也不成立。大概“躯”字从“身”，所以训为身体。《说文解字》在“躯”字下说“体也”，字形从身、区声；由于从“区”得声，所以与“区”意义相通。《释名·释形体》说“躯，区也”。“区”又训为宅，《淮南子·原道》说“纵志舒节以驰大区”，注释说“区，宅也”；又训为藏，《荀子·大略》说“在乎区盖之间”，注释说“区，藏物之处”，因而有隐藏的意思。《说文解字》在“区”字下说“踦区，藏隐也”。引申开来，又有寄居的意思。《汉书·食货志》注文引用如淳的话说：“居处所在为区”，这是“区”训为居处的证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三十人〕 《百官公卿表上》“卫尉”条的注释引用胡广的话说：“区庐，就像今天供执仗卫士值宿的房屋。”按：卫士值宿的庐舍，是暂时寄居的地方，因此“区”字有寄居之义，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寄居的人可以称为“躯”。本志先说口数，后说躯数，大概凡是称为“口”的，都是有家的人；凡是称为“躯”的，都是无家的人。有家的人自成一户，所以一定统计其口数；无家的人孤身一人，所以只称为躯。《广雅·释诂》说：“区，小也。”《释训》说：“区区，小也。”《汉书·杨王孙传》说：“何必区区，独守所闻。”大概“区”兼有小和独的意思，所以自称微末时说“区区”，称人孤独时说“躯”，二者意义本来相通。这就是口数多而躯数少的原因。【有人说，本志记载单贫户共四千一百四户，单身的人既然称为单贫，那么躯就不是单身的人。】现在按：“单”与“寒”的意义本来相近，所以闵子有“一子寒，三子单”的话，可知“单”字不专门训为独；六朝以前史传所说的“单门”，都是指贫寒士人，不是指单丁。唐人吊李德裕的诗说“八百孤寒”，也是说没有援助，并不是说单身。“单贫”与“孤寒”的文义相同，“单贫户”与“单门”的文义也相同。何况下文记载“单贫口数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七”，比户数多出一倍以上，另外还有躯十六人；这说明单贫户每户不止一口，而且还有寄居的躯。因此“单贫”显然不是单身之人。考察《元史·兵志》说：“在各户中选择应当承担站役的人，不论亲身还是寄居者，每户抽取二丁。”所谓“亲”，大概指本家的人；所谓“躯”，大概指寄居的人，所以两者可以共同编为一户。【侨寓者都是外乡人，寄居者与侨寓者不同；因此土著之躯，是本郡人无家而寄居者；侨寓之躯，是外乡人无家而寄居者。】如果说“躯”是奴仆，那么奴仆也各自有家，怎么能与主人共同编为一户呢？【本志不记奴仆的户口，只记土著民户；土著民共有八万四千八十三户、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口，大概就是农民、工匠、商贾、胥吏之类，不再细分，而奴仆也附列其中。因此把它与儒、医等各项合计相比，还不到三分之一。】又考察《元史·食货志》说：“命令各路核验民户中成丁的数目，每丁每年征收粟一石，驱丁征收五升，新户丁和驱丁各征一半。”

译又说：“全料户的丁税，每丁缴粟三石，驱丁缴粟一石二斗。‘驱’字也应当作‘躯’。这是因为丁有家室，所以缴纳的粟较多；躯丁没有家室，所以缴纳的粟较少罢了。若说躯丁是奴仆之丁，那么奴仆和主人就都要缴纳丁税的粟，恐怕元朝全盛时期未必有这样的苛政。（历来地税都由田主缴纳，佃客不缴；丁税都由家主缴纳，奴仆不缴，这是一定的道理。若奴仆应当缴纳丁税，那么佃客也应当缴纳地税了，这有这样的道理吗？）总之，‘丁’‘躯’‘驱’三字相似而实际含义不同，应当仔细区分，不必彼此牵连。”【录事司一百七十，丹徒县一十七，丹阳县一十一，金坛县二十四】民六十七【录事司五十八，丹阳县四，金坛县五】儒三十八【录事司三十一，丹阳县一，金坛县六】医二【均在录事司】马站五十九【马站五十九 ○抄本第九处作‘五’。考订注说：录事司三十七、丹徒县四、丹阳县五、金坛县一十三，合计恰为五十九，因此‘躯’字作‘五’显然是误字，今特予改正。【录事司三十七，丹徒县四，丹阳县五，金坛县十三】水站二【均在录事司】递运站一【录事司】财赋四【均在丹徒县】军四十七【录事司三十七，丹徒县九，丹阳县一】□□（缺）【□□（缺）】○抄本没有这一项。考订：上文说躯共二百二十二，从‘民六十七’到‘军四十七’止，合计只有二百二十，还少二躯，显然有脱文。只是脱去的究竟是哪一类人，难以凭臆测补出，所以这里只列‘□□（缺）’，以供参考。侨寓 户三千八百四十五【录事司三千三百九十九，丹徒县二百九十九，丹阳县一百二十，金坛县三十七】蒙古二十九【录事司二十三，丹徒县一，丹阳县三，金坛县二】畏吾儿一十四【录事司一十二，丹阳县二】回回五十九【录事司四十九，丹徒县五，丹阳县三，金坛县二】也里可温二十三【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三，金坛县一】河西三【录事司一，丹徒县二】契丹二十一【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二】女直二十五【均在录事司】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录事司三千二百五十一，丹徒县二百八十六，丹阳县一百二，金坛县三十二】民（缺）【民（缺）】○抄本没有这两个字。考订：上文记侨寓户共三千八百四十五户，从‘蒙古二十九’到‘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叙述侨寓各户的本籍，其数目与总数相合；从‘儒八’到‘乐人四’，叙述侨寓各户的流品，其数目比总数少三百七十五户。考察前后各条，都是先记民的数目，后记儒的数目；这里在‘儒八’以前不说民数，显然有脱文。只是少出的三百七十五户，究竟全是民户，还是另有其他户类，无法确定。现在姑且补入‘民（缺）’二字，以保存大概情形。（下文‘□九’，抄本作‘躯九’。现在考察这一条位于‘怯怜□’之后、‘乐人’之前，是叙述侨寓户的流品，本来不应说‘躯’；何况下文记侨寓户的躯共二千九百四十八，此处更不应再次说‘躯九’。但‘躯’字究竟误自何字，难以凭臆推测，所以这里只空缺一字，以供考察。） 儒八【录事司六，丹徒县一，金坛县一】医五【录事司四，丹阳县一】阴阳一【录事司】站二十六【录事司二十三，丹阳县三】急递铺二【录事司一，丹阳县一】打捕一十四【录事司一十二，金坛县二】匠一十八【丹徒县七，丹阳县八，金坛县三】军三千三百六十七【录事司三千一十一，丹徒县二百七十七，丹阳县六十三，金坛县一十六】怯怜口二十三【怯怜口二十三。考订：‘怯怜口’这个名称历代都没有见过，只有元代有。考察《元史·百官志》：管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管怯怜口人匠及各种制造事务；管领大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正五品；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正五品。‘怜’与‘怜’相同，以下仿此。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中统五年，命令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户学习各种工匠技艺，设立管领怯怜口总管府，掌管制造事务；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元七年，招集析居、从良、还俗僧道及编入户籍的人户作为怯怜口，设总管统领；十四年，将所属户口中善于制造者隶属中宫；十六年，设置织染、杂造二局，掌管制造。由此可见，怯怜口都是获得良籍或还俗的人，专门负责织染、杂造事务；虽也属于工匠一类，但究竟与普通工匠略有不同，所以本文上面已经说‘匠一十八’，这里又说‘怯怜口二十三’。本卷《公廨门·局类》说，织染局于至元十八年改置，杂造局于至元十三年改置；镇江府既有这两个局，自然应当有怯怜口。又考元代官名大多是特意创设的，所以本志所记往往看似讹误，实际却与史传相合。例如卷十四《元刺守》内刘忙古角传说：‘也可怯薛’，是指宿卫的第一班。（《十驾斋养新录》说：蒙古语‘大’为‘也可’，凡官名中有‘也可’的，都是第一等的称呼。《兵志》说，‘怯薛’就如同说轮番值宿的宿卫；称‘也可’，是说由天子亲自统领。）又说：‘速古儿赤’，是掌管衣服的官。（《元史·兵志》说，掌管内府供奉衣服的人叫‘速古儿赤’；《廿二史札记》说，速古儿赤掌管服御事务，见于亦力撒合传；罗普化任宿卫速古儿赤，野先入宿卫，掌管速古儿赤。）卷十七《寓治门》说，‘蒙古必阇赤、回回必阇赤’，是掌管文书历史的官。

译六部都有怯里马赤，其他内外各署也多有此职，大概是属官的通称。卷十九《仕进门》阿马剌注说：‘宝儿赤’，是掌管饮食的官。（《廿二史札记》说，者燕不花在英宗时任进酒宝儿赤，见本传；但阿刺罕传写作‘博而赤’，阔里吉思传写作‘博儿赤’。现在考察《兵志》说，亲自烹调食物供奉皇帝饮食的人叫‘博尔赤’；‘博’与‘宝’、‘尔’与‘儿’都是同音转写，大概译音没有固定字形。）至于本卷所记侨寓户口，所谓‘畏吾儿’，就是回鹘。（《元史》中‘畏吾儿’有时写作‘畏兀儿’，《十驾斋养新录》说，回鹘就是畏兀儿。）所谓‘也里可温’，就是西洋人。（卷九《大兴国寺》条所载梁相记说，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是也里可温传教的地方；其教以礼拜东方为主，所以称作长生天十字教，取人的形体四方上下作为象征。由此看来，薛迷思贤是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就是天主教徒。）所谓‘汉人’，就是北方人。（《十驾斋养新录》说，汉人与南人的区分，以宋、金疆域为界：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只有江北、淮南诸路属于南人。）这些都是元代的名目。其他如所载诏旨有些接近俗语（如上文‘龙华会善友’注所载至元三十年的诏旨），所记人名有些较为奇特（如卷十四《元刺守》中的刘忙古角），也都是元代的风气，不能拿后世的语言文字来怀疑本志有误。【录事司二十一，丹阳县二】□九【均在录事司】乐人四【录事司三，丹阳县一】口一万五百五十五【录事司八千九百七十八，丹徒县七百八十一，丹阳县六百四，金坛县一百九十二】蒙古一百六十三【录事司一百二十五，丹徒县九，丹阳县一十四，金坛县一十五】畏吾儿九十三【录事司八十一，丹阳县一十二】回回三百七十四【录事司二百九十六，丹徒县三十一，丹阳县四十，金坛县七】也里可温一百六【录事司九十二，丹徒县七，金坛县七】河西三十五【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一十六】契丹一百一十六【录事司一百四，丹徒县一十二】女直二百六十一【均在录事司】汉人九千四百七【汉人九千四百七 ○抄本作‘八千八百六十八’。考订注说：录事司七千九百九十九、丹徒县七百六、丹阳县五百三十九、金坛县一百六十三，四项相加，正好是九千四百七。若作‘八千八百六十八’，正文便与分注不相符合。何况上文说口一万五百五十五，从‘蒙古一百六十三’到‘汉人九千四百七’，恰好合计为这个数。若汉人口数少五百三十九，分项数与总数又不相符。现在改正。【录事司七千九百九十九，丹徒县七百六，丹阳县五百三十九，金坛县一百六十三】躯二千九百四十八【录事司二千七百二十，丹徒县八十，丹阳县八十八，金坛县六十】蒙古四百二十九【录事司三百九十七，丹徒县六，丹阳县一十七，金坛县九】畏吾儿一百七【均在录事司】回回三百一十【录事司二百七十九，丹徒县一十一，丹阳县一十八，金坛县二】也里可温一百九【录事司一百二，金坛县七】河西一十九【录事司一十，丹徒县九】契丹七十五【录事司六十八，丹徒县七】女直二百二十四【均在录事司】汉人一千六百七十五【录事司一千五百三十三，丹徒县四十七，丹阳县五十三，金坛县四十三】客【客 ○抄本作‘名’。考订：卷十八《人材》叙说：‘仍以土著、侨寓区别。’ 注说：‘至元以后，凡是在这里有固定产业的，就记作侨寓；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记。’据此，没有固定产业的人不能算作侨寓，也不能列入《人材》门。然而按照志书的惯例，记载人才时，不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人，不能随意列入；记载户口时，即使只是偶然居住在当地，也一定要全部记载。因此，《人材》中只分土著、侨寓，而《户口》门除土著、侨寓外，又另列‘客’。长期居住当地并有固定产业的，称为侨寓；暂时居住当地而没有固定产业的，称为客。所以客户应当列在侨寓之后。抄本把‘客’误作‘名’，又把它的户数移到土著之后，都不是原来的次序，现予改正。户五千七百五十三【户五千九百四十三 ○抄本没有‘户’字。考订：土著、侨寓两类的户口和躯已经见于上文，单贫一类的户口和躯又见于下文，因此这一条无疑是客户的数目。若不补入‘户’字，语意就不完整。下文从‘民五千一百六十九’到‘乐人二’，合计只有五千五百零二户，比总数少二百五十一户。现在考察，客户比土著户少了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弓手四项名目（土著中还有龙华会、善友，现不计算，是因为侨寓户、单贫户都没有这两项，客户未必有）。显然必定有脱文，只是不知道缺少的究竟是哪一类人。现姑且把‘□□（缺）□□（缺）’列在‘马站七’之后、‘财赋九’之前，以保存大概情况。【录事司一千三百九十四，丹徒县八百七十九，丹阳县七百七十六，金坛县二千七百四】民五千一百六十九【录事司九百一十三，丹徒县八百四十七，丹阳县七百六十五，金坛县二千六百四十四】儒九十二【录事司八十五，丹徒县四，丹阳县一，金坛县二】医二【均在丹阳县】马站七【丹徒县四，丹阳县二，金坛县一】□□（缺） □□（缺） 财赋九【丹徒县三，丹阳县三，金坛县三】梢水一【丹阳县】匠一十九【录事司七，丹徒县二，丹阳县三，金坛县七】军二百一【录事司一百八十三，丹徒县一十八】

译乐人二【均在录事司】口（缺） 躯一千二百四十一【躯一千二百四十一 ○抄本把‘躯’写作‘名’。考订：土著、侨寓、单贫三类的户口和躯，都已经见于上下文，因此这一段不是客户的口数，而是客户的躯数。通常口数一定多于户数。考察上文客户五千七百五十三户，而这一段总数只有一千二百四十一；如果这是客户的口数，不应当只有户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知，这一段是客户的躯数。抄本把‘躯’误作‘名’，于是文意无法贯通，现改正。客户的口数早已脱失，无法补出，现在姑且把‘口（缺）’二字列在本行之前。下文‘口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七’是单贫的口数。抄本把这一段躯数列在单贫户之后、单贫口之前，导致前后不相衔接，现也一并改正。【录事司四百四十三，丹徒县三百一十六，丹阳县一百五十七，金坛县三百二十五】民一千二百一十【录事司四百二十四，丹徒县三百五，丹阳县一百五十六，金坛县三百二十五】儒三【均在丹徒县】财赋一【丹阳县】军二十七【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八】单贫 户四千一百四【录事司一千三百九十二，丹徒县七百七，丹阳县一千一百二十一，金坛县八百八十四】民三千六百七十六【民三千六百七十六 ○抄本把‘七十六’作‘七十五’。考订：分注中录事司以下四项相加，共为三千六百七十六，所以‘七十五’无疑是误字。上文记单贫户共四千一百四，从‘民三千六百七十六’到‘乐人四’止，合计只有四千九十二户，比总数还少十二户。有人认为，可能是在‘医五’之后、‘弓手一’之前脱去了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四项户数。但考察下文‘口一万四百一十九’，这是单贫的口数；从‘儒七’到‘乐人一十三’，其数目与总数相合，而且各项名目与单贫户的名目一一对应，并没有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四项的口数。不应当单贫户中反而有这四项名目。因此，这一段的分项数少于总数，应当是数目有误，而不是名目有缺。只是各项正文与夹注彼此相符，不能强行断定哪一项有误，现姑且仍照原样。【录事司一千四十一，丹徒县六百三十八，丹阳县一千一百一十三，金坛县八百八十四】儒二【丹徒县一，丹阳县一】医五【均在录事司】弓手一【录事司】财赋三十六【丹徒县三十一，丹阳县五】梢水一【丹阳县】匠七【录事司一，丹徒县五，丹阳县一】军三百六十【录事司三百二十九，丹徒县三十一】乐人四【录事司三，丹阳县一】口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录事司三千八百六十七，丹徒县二千五十三，丹阳县三千一百二十八，金坛县二千四百二十九】民一万四百一十九【录事司三千二十，丹徒县一千八百七十一，丹阳县三千九十九，金坛县二千四百二十九】儒七【丹徒县五，丹阳县二】医一十五【均在录事司】弓手二【均在录事司】财赋一百一十【丹徒县九十一，丹阳县一十九】梢水三【均在丹阳县】匠四十七【录事司三十四，丹徒县十，丹阳县三】军八百六十一【录事司七百八十八，丹徒县七十三】乐人一十三【录事司八，丹阳县五】躯一十六【躯一十六 ○抄本把这一条列在‘俗人六十’之后。考订：上文土著、侨寓、客户三类都有躯，不应只有单贫类没有；下文道类没有躯，也不应只有僧类有躯。因此这一条原本一定属于单贫类，只是误列入僧类，现改正。（寄居寺观的人既然已经列在俗人之中，僧、道类就不应再有躯。若说游方募化的人算作躯，那么一郡之中难道只有一十六人吗？何况出家人就把自己居住的寺观当作家，怎么还能另有‘寄居’之名呢？）只是下文没有说明一十六躯属于哪一类人，必定还有脱文，现在姑且在本行之后补列‘□□（缺）□□（缺）’，以供考察。【录事司一十四，丹阳县二】□□（缺） □□（缺） 僧 户三百一十【录事司六十九，其中有妻八；丹徒县一百二十五，其中有妻一；丹阳县七十四，其中有妻一；金坛县六十二，其中有妻一】口二千四百三【录事司五百二十一，丹徒县一千一百七十八，丹阳县三百九十六，金坛县三百八】僧行二千二十七【录事司三百一十，丹徒县一千一百二十一，丹阳县三百七十一，金坛县二百二十四】尼行三百一十六【录事司一百九十，丹徒县四十六，丹阳县一十九，金坛县六十六】俗人六十【录事司二十一，丹徒县十，丹阳县六，金坛县二十三】道 户一百四十一【录事司三十五，丹徒县二十，丹阳县十五【丹阳县十五 ○抄本没有‘丹阳县十五’这五个字。考订：道户总数为一百四十一，分注说录事司三十五、丹徒县二十、金坛县七十一，合计只有一百二十六，比总数少十五。考察卷十中丹阳县道观很多，不应在户口门内丹阳县没有一个道户，因此应当补入这五个字。况且下文记口数五百七十，分注丹阳县八十九；道分注丹阳县八十一；女冠分注丹阳县三；俗人分注丹阳县五。若丹阳县没有道户，怎么会有丹阳县的道口呢？】金坛县七十一】口五百七十【录事司一百七十五，丹徒县七十四，丹阳县八十九，金坛县二百三十二】道四百六十五【录事司一百一十二，丹徒县六十六，丹阳县八十一，金坛县二百六】女冠六十四人【录事司五十七人，丹徒县一人，丹阳县三人，金坛县三人】俗人四十一人【录事司六人，丹徒县七人，丹阳县五人，金坛县二十三人】丹徒人陈扬杰，字子英，校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