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三>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三〉 龙尾道 龙尾道，是含元殿正南面登殿的道路。贾黄中《谈录》说：含元殿前的龙尾道从平地开始，共曲折七转；从丹凤门向北望去，宛如龙尾下垂到地面。两边的栏杆全用青石制成，直到今天还有石柱保存着。《两京新记》说：含元殿左右有台阶道路盘旋上升，称为龙尾道。考察其形状正像龙尾，所以名称和实际都很清楚【详见后文】。康骈《剧谈录》说：含元殿左右立有栖凤、翔鸾二阁，龙尾道从阁前伸出。殿门距离南门二里，元旦朝见的官员仰望玉座，好像在云霄之上。含元殿的螭头 殿前的螭头，大概是玉阶扶栏上方压顶的横石，雕刻成螭头的形状。唐代都城中有三座大内，都曾接受朝见，但螭头只有大明宫有，因为它地势高、道路陡峻，所以陡道两旁设置了石扶栏。既有扶栏，下面必然立石柱；既有石柱，上面必然有压顶横石。横石向南突出，形状突兀而不雅，所以雕刻螭头加以装饰，这就是螭头的由来。王仁裕从蜀地进入洛阳，经过长安，记下所见说：“含元殿前玉阶共三级，第一级【我现在把‘级’改作‘层’，是为了不与小台阶的‘级’相混】大约高二丈，每一间都伸出一块石螭头，东西依次排列，一个个都还存在，也没有倾斜塌陷。第二级、第三级各高五尺【王仁裕所说的三级，是从上向下排列】；莲花形石顶也还存在。台阶两面各有龙尾道，长六七十步，才能到达第一级；道路都是花砖铺成，有些已经损坏。”王仁裕的记载比贾黄中的记述详细清楚得多。我于是综合三种说法来说明它的制度：含元殿南面的登殿台阶，共有三大层，从下往上排列；下面两层都填土铺砖，成为倾斜的坡道，不设置细小台阶。铺砖的道路曲折迂回，共转了七次，所以从丹凤门向北望去，就像龙在行走、龙尾下垂，因此命名为龙尾道。所谓龙尾，也兼有依附龙首山而命名的意思。这里的龙尾道，填土部分合成一层台阶，而台阶上铺设的砖道分成两条，可以让朝班分列登上去，所以王仁裕说：“台阶两面各有龙尾道，长六七十步。”龙尾道两旁也有石栏，石栏柱顶只雕刻莲花，不雕螭头【两省官员每天朝见时分班相对站在这里，详见后文“谏坡”条】。这两层之上还有一大层，就是王仁裕所说的第一级【把各种小台阶合计为一层，以便与王仁裕的话相互对应、容易看懂】。它与殿前台阶相接，高二丈，所以制度不同于下面两层：下面两层是填土砌砖，上面一层则排列石块作为台阶。这里的小台阶两旁各有石扶栏，扶栏上方的压顶横石就是雕刻螭头的部分。所谓东西鳞次排列，足以说明每级小台阶都有螭首，所以左右二史站立时，就正对着第二个螭头【从殿北向南数的第二级小台阶】。这些螭头、龙尾，都是含元殿的建筑制度；宣政殿、紫宸殿的情况记载在后文。宣政、紫宸二殿的螭头 关于含元殿螭头的情况，王仁裕的记载与贾黄中的说法相合，因此可以作为依据。至于宣政殿、紫宸殿的螭头，唐代志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其制度，却曾因有关事件提及，仍然可以考察。唐代志书说：天子临御正殿时，起居郎、舍人分列左右站立；有诏命时，就俯身下到台阶听取，退下后记录下来。所谓正殿，就是宣政殿。既然说“俯陛听命”，就是诏命从殿墀上传出，官员站在殿墀下，所以可以说“俯”。志书又说：如果仪仗在内阁，官员就夹着香案分立在殿下，正对第二个螭首；调和墨汁、蘸湿笔锋，都在栏石的凹处进行。所谓内阁，就是紫宸殿。所谓第二个螭头，是紫宸殿前从上到下数第二个小栏杆横顶上的装饰。所谓凹处，就是栏石上的凹陷部分，石面磨制得不完全平整。因此既可以在那里调墨，也可以蘸笔书写。结合这两条记载来考察唐代三殿，紫宸殿的螭头，志书已经明确记载；而两位史官在宣政殿必须俯身下阶才能听命，那么台阶陡峻，必然有石螭头，也可以据此推想其制度。三座殿宇南北重叠排列，先是含元殿，其次宣政殿，再次紫宸殿，都建在龙首山上。古代记载说，龙首山靠近渭水的地方高二十丈。如今含元殿的台阶比平地高出四十尺，也就是四丈【康骈《剧谈录》说：宫殿凿龙首冈作为地基，高五十多尺】。由此可见，含元殿虽然高，却还没有占据最高处。所以它后面的两座宫殿，依次为宣政殿、紫宸殿；地势逐渐向北，台阶也越来越高，越高则登殿时就不能不修筑陡峻的道路，而陡道必定有扶栏和压顶的石螭。这些都不必仔细说明，便可想见其形制。至于紫宸殿再向北，就是蓬莱殿。蓬莱殿后虽有蓬莱山，但这座山耸立在池中，是用挖掘池水所得的土层层堆成的。至于池水能够汇聚成池，必定要借助外来的水，从外面引来，才能注入池中。考察它的高低形势，必定是地势陡然降低，才可以容纳池水，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可知，龙首山的冈势到了蓬莱殿便已终止，随后成为平地【这与金銮坡的说法相互贯通】。宪宗曾在蓬莱池泛舟，想在苑中打猎，因为怀疑李绛一定会进谏，便停止了。大概这座池在东内的北面，他想去打猎的地方就是禁苑；禁苑又在东内苑的北面。至于东内苑有龙首池，池上有龙首殿，是因为池水从龙首原流来，所以追溯它的源头，便以龙首命名为龙首池。龙首渠位于平地；平地的水既能流入其中形成池水，就可知龙首池已经在平地上，而不在山上。左右史站立在石螭头下。

译唐代制度规定，每逢举行常朝，左右史都入殿，分立在赤色台阶之下【用丹色泥浆涂饰宫殿台阶】；郎官在左，舍人在右，二者不相混同。如今按日期分班入侍、站在殿上的情况也是如此【详见我的《演蕃露文》，此处不多录】。李肇《国史补》说：两省官员把记录皇帝起居戏称为“螭头”，因为他们站得靠近石螭。郑覃传记说：记注官拿着笔站在赤色台阶下。杨嗣复说：按照旧例，正衙起居注官站在前面。张次宗传记说：文宗才开始下诏，让左右史站在石螭头下。韦绚初任右史时，在玉阶栏楯的石旁放置笔札，快步走去书写诏辞，然后行拜舞礼【《绚嘉话》】。把这几件事参照来看，唐史所记站立在石螭下的制度虽然不十分完备，但我前面所说的情形已经清楚可见，不必再加说明。唐代《六典》又说：宣政殿举行常朝时，殿上设置黼扆、蹑席、薰炉、香案，宰相与两省官员在香案前分班相对而立，百官在殿庭列班。皇帝登座后，宰相和两省官员行拜礼完毕，才登上宫殿。这说明香案本来就在殿上。前面所说两省官员在香案前分班站立，是从殿下远望而言，并不是说他们站在殿上香案两旁。所谓“拜已升殿”，正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龙尾道上列班的情形，详见“谏坡”条下】。《六典》又说：“入阁夹侍香案。”这说的是已经登殿之后，实际站在香案两旁。《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三。西内的两座阁门。考察《六典》，其中记载东内大明宫十分详细，因此宣政殿左边有东上阁，右边有西上阁。两阁位于宫殿左右，入阁的人从这里进去。至于记载西内太极宫则较为简略，所以两仪殿左右有东西阁门，两条廊下又有日华门、月华门。所谓“阁”，就是内殿，并不是真有楼阁。因此，唐代凡称为“入阁”的，仪仗和朝臣虽然从两座阁门分别进入，进去以后实际上是到内殿。前代很多人到这里寻找可以符合古语的“阁”，结果始终找不到，这是错误的【“入阁”只是进入宫殿，详见后文】。说。以上是唐代大明宫御殿入阁的制度。欧阳文忠撰写《五代史·李琪传》时，对此说得虽已明白；如今我依据《六典》中三座宫殿依次排列的情况绘成此图，又依据太极殿入阁的说法另绘一图，并分别加以说明。《五代史》所说的入阁。欧阳文忠《五代史·李琪传》说：自唐朝末年发生丧乱以来，朝廷礼制败坏，天子从未临朝视事，入阁的制度也废止了。通常参加常朝的官员每日到正衙，听说皇帝不坐朝，便传话后退下；只有大臣每天到便殿奏事，侍从和内廷各司每天朝见两次而已。明宗初即位，才下诏让群臣每五日随宰相入内殿见皇帝，称为“起居”。明宗说：“我想要有办法多见群臣，不能废止这件事；朔望日入阁的制度也可以恢复。”按照唐代旧例，天子每天到殿上接见群臣，称为“常参”。朔望日要到各陵寝进献食物，因有思念先人的感情，不能临前殿，于是到便殿接见群臣，称为“入阁”。宣政殿是前殿，称为“衙”；衙中设有仪仗。紫宸殿是便殿，称为“阁”。皇帝不临前殿而到紫宸殿时，便从正衙传唤仪仗，由阁门进入；在正衙候朝的百官也随之入内见驾，所以称为“入阁”。然而，衙中的朝会礼节尊重，阁中的宴见礼节较轻。乾符以后，因为战乱而礼制缺失，天子不能每天接见群臣，只能在朔望日接见，于是平日正衙的仪仗常常废止，而朔望日入阁反而有仪仗。后来人们习惯于这种情形，便把入阁看得很重要，甚至皇帝出来临前殿时，仍称为入阁。后来入阁也废止了，到这时才恢复。主管官署不能讲明并纠正其中的礼制，凡群臣每五日入内见皇帝，地点是便殿中兴殿，却称为“起居”。朔望日皇帝出来到前殿文明殿

译，反而称为“入阁”。李琪始终不能纠正这些名称和制度。古代关于入阁的说法。欧阳文忠叙述入阁制度非常清楚，但其中有可疑之处。贞观元年的制度说：“今后中书、门下两省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都命谏官随同；有过失就立即进谏。”这样看来，贞观年间已经有“入阁”一语，并不是到开元年间退到紫宸殿接受朝见时才称为入阁。又据德宗贞元年间的制度：“今后五月一日到宣政殿与群臣相见。”由此可见，贞元年间五月初一，皇帝并没有避开宣政殿。玄宗时，有艺人因技艺而得到穿绯服的资格，又设法请求赐鱼袋，玄宗说：“鱼袋是五品以上官员入阁时用来合验符契的，你不能佩用。”所以武后时崔神庆上奏说：“如今五品以上佩龟者【武后后来改鱼袋为龟袋】，若另有敕令召见，恐怕有伪诈，因此必须从宫中取出龟符，与所持符契相合后才能奉命。”《六典》又说：“鱼符是用来防备另有敕令召见的。”这样看来，当时奏事并不在正殿，而在便殿，却已经称为入阁了；可见“入阁”一语又早于开元年间。考察宋庠的议论，他说：“唐代制度，每逢皇帝坐朝的日子，就称为入阁。”到了唐代末世，朝廷一味追求简便，正衙设置仪仗的制度于是废止。后来偶尔有人实行，人们很少见到，便又把它称为盛大礼制。不知道宋庠说皇帝临殿都称为入阁，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说。我又根据宋庠的话仔细推究，他所铺陈的入阁次序，从含元殿到宣政殿、紫宸殿，都在大明宫中。大明宫就是东内。他所说传唤仪仗入阁，与欧阳文忠相同；但太宗时已经有“入阁”之名，这一点宋庠却没有涉及。我考察《六典》，西内太极殿是朔望日接受朝见的地方，大概就是正殿。太极殿北面有两仪殿，是平日临朝视事的地方。太极殿两侧廊庑已经有东西两座上阁，因此两阁都有门可以进入；进入后还可以转向北面，进入两仪殿。这说明太宗时已经有入阁制度。然而我又有疑问：《通典》叙述隋代制度时说：“隋文帝想杀大理寺官员来旷，少卿赵绰坚持争辩，皇帝于是拂袖进入阁中；赵绰又假称想处理其他事情，皇帝命人把他引入阁中，赵绰说：‘臣本来没有别的事，只是妄称有事来求入，实在是死罪。’恰逢献皇后在座，便命人赐给赵绰酒。”据此看来，隋代已经有“入阁”之名，唐初不过沿用罢了。既然说皇帝拂袖入阁，那么阁就在殿内，所以赵绰才说自己是谎称有事来求入。既然已经入阁，而献皇后又在其中就座，说明这里已经深入宫中。根据这段话来想象其制度，那么凡是君主燕坐的地方，都可以称为“阁”。欧阳公、宋公所指的，正是这种情况。唐代所说的“阁”，在东内就是紫宸殿，在西内就是太极殿；古代所说的便殿，也都可以称为阁。县甫依据唐代实录中的旧话，记载谏官随大臣奏事时不说“入阁”，只说“入内”，这说明内殿都可以称为阁。本朝宫殿的布局与唐制不相同，例如紫宸殿本来就在太极殿东侧，不能拿来与唐代制度相互比附。阁门迎接慰问和庆贺。考察《唐会要》，天祐二年诏令说：“从本月五日以后，常朝时出入，取道东上阁门；如果遇到奉命慰问，就打开西上阁门。”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遇到庆贺就向东走，遇到慰问就向西走，遂成为固定制度。然而按照唐代制度考察，天祐年间制定这一制度时，入阁的旧制已经废止。大概两座阁门分别在宣政殿东西两侧的廊序中，朔望日皇帝避开宣政殿而到紫宸殿，原来在宣政殿列立的仪仗便听命召入。先在东边列立的随东边仪仗从东阁进入，先在西边列立的随西边仪仗从西阁进入。到了紫宸殿下，又

译重新分班相对而立。由此说来，东西两座阁门都是百官分路进入、趋赴朝会的道路，不可能两班官员一起从东阁进入，而西阁却单独关闭。由此可以看出，天祐年间已经完全失去了入阁的原有制度，才会变成这样。至于庆贺和慰问长期分别使用两阁，既然已经实行惯了，对旧制也没有妨碍。

译《雍录》卷三。《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钦定《四库全书》。《雍录》卷四，宋代程大昌撰。延英殿。高宗初年创建蓬莱宫时，各座宫门、宫殿、亭台都已经命名。到上元二年，延英殿御座上生出玉芝，由此可知，大明宫初建时就已经有延英殿。只是召见宰相问答，始于代宗。代宗因为苗晋卿年老，行动十分艰难，允许他入阁时不必趋走，并为此在延英殿召见他，这是优待老臣的礼制。考察《六典》：宣政殿前西上阁门的西面就是延英门，门的左边就是延英殿。因此阳城想营救陆贽，约定拾遗王仲舒守在延英殿阁门，伏在门下上奏，不肯离去。考察在宣政殿朝见本来就称为入阁，而延英殿又是位于西侧的便殿，并没有可供伏守的阁。所谓“守阁”，是因为西上阁的西面就是延英殿门，所以守的是这里的阁门，请求打开延英殿接受他们的进见。至于《唐会要》的记载，则直接说阳城等数人守在延英门上疏。史家一定说“伏阁”，是从通往延英殿的道路而言。钱希白《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制度规定：凡宫内有公事需要商议，就下宣令交给阁门，开启延英殿。”由此可见，凡是到延英殿对答，都必须从阁门进入。《长安志》说：“延英殿在紫宸殿东。”吕图引用李庚的赋作为根据，说：“东边就是延英殿，深邃而庄严。” 于是便认为延英殿应当在紫宸殿东面，反过来指责《六典》说延英殿在西面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我考察《会要》：元和十五年，诏令在西上阁门西边的廊内开设便门，以便宰相从阁中前往延英殿；这样延英殿不在紫宸殿东面，也已经可以确定了。《六典》《会要》都是唐人亲自记载唐代制度的著作，难道不比李庚的一篇赋更可靠吗？有的人也许没有考察《六典》《会要》，所以造成了这种错误。至于《长安志》，宋敏求自己说他的书都取材于《长安图经》，又取材于梁载言《十道志》，那么这类地志的传信程度，哪里能像《六典》《会要》那样详审？僖宗时曾把延英殿改名为灵芝殿，大概是因上元年间殿中所产的灵芝，便取了这个美名。后来僖宗从蜀地回京，仍恢复称为延英殿。在延英殿召见臣下答对。代宗曾召苗晋卿到延英殿答对。苗晋卿是宰相，群臣原来没有获准参与的先例。贞元七年，诏令规定每次皇帝临延英殿，都让各司长官奏报本司事务，这样百官便获准到延英殿答对了。贞元八年，葛洪在正衙奏报私事，德宗下诏说：今后有事陈奏，应当到延英门请求答对，不要在正衙奏事。这样群臣也可以请求到延英殿答对了。因此宪宗时，元稹任拾遗，曾请求在延英殿询问政事。后来各州刺史遇到延英殿开启时，便入延英殿向皇帝辞行，这说明外任官员也可以到延英殿辞别【《会要》记开成年间的敕令】。元和四年，御史台奏报说：延英殿开启的日子，群臣都不能事先知道，等到陛下临坐时，才进呈奏状请求答对。这说明延英殿起初没有固定日期，而是在皇帝临时到宣政殿、紫宸殿时，再奏请召见。钱希白说：“凡宫内有公事需要商议，就下宣令交给阁门，开启延英殿；阁门将宣令转达中书，并张榜告知正衙，所以不可能预先确定日期。”到天祐元年，诏令规定今后每月初一、初五、初九可以开启延英殿；如果有重大事务，中书门下具列事由上奏，请求开启延英殿，不受日期次数限制。可见天祐以后才确定每十日开延英殿三次的制度，在此以前并没有。至于由宰相奏请开启延英殿，这种做法由来已久。韩皋任御史中丞时，常有事情要陈奏，但总是在紫宸殿，从未到便殿。皇帝对他说：“我和你谈论得不够充分，你可以到延英殿来，我同你从容详谈。”这就是特意准许他到延英殿答对。元和五年，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率全族归朝，按照旧例逢双日皇帝不临朝，那一天却特意开启延英殿。元和十五年十月下元节放假，皇帝召宰相到延英殿答对，商议边疆事务。唐文宗本纪的赞语说：“唐代制度，天子逢单日临朝，所以命令停朝、放朝都用双日。这里所说的双日、假日特意召见答对，都是因事而行，并非常规制度。” 长生殿。诛杀二张的地方，《资治通鉴》说在迎仙宫长生殿，《唐五王传》则说在迎仙宫集仙殿，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长安志`中有长生殿，只说肃宗死在这座殿里，却没有明确指出它是在大明宫还是太极宫。东宫有集仙殿，后来改名为丽正殿、集贤殿；那是东宫中的一座宫殿，本来就在太极宫城内【详见“东宫”条】。高宗时大明宫已经建成，武后专擅国政，不应还在东宫养病，所以我认为长生殿应当在大明宫正宫。太子诛杀二张后，进入武后所居的长生殿，把事情告诉武后；武后对他说：“小孩子，已经诛杀了，就回宫去吧。”天后既然从长生殿打发太子回宫，便可见长生殿与东宫不是同一宫。肃宗病重时，张皇后召越王李係，授给他甲胄，命长生殿使者讨伐李辅国。肃宗在长生殿时，又派使者逼张皇后下殿。由此看来，长生殿一定是寝殿，其位置和用途可以想见。骊山另有一座寝殿，也名长生殿，在华清宫，不在大明宫【详见“华清宫”条下】。因此，东宫和骊山的集仙殿，都不是武后养病的地方。凌烟阁。《南部新书》说：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旁，所画功臣都面向北方。阁中有中间的隔板，里面一面向北，绘画功劳最高的侯王；隔板外面依次绘画其他功臣。考察所谓西内，就是太极宫。太宗时修建凌烟阁，绘画功臣像，地点在宫内。说画像都面向北，是因为阁中设置了三道隔板，用来划分内外层次：最里面一层画功劳最高的宰辅，中间一层画功劳最高的侯王，最外一层按次序画其他功臣。这三道隔板虽然划分内外，但所画功臣的形象都面向北方，恐怕是因为阁在三清殿旁，所以以面向北方作为恭敬的姿态。上阳宫。

译武后退位后，迁居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到观风殿问候起居，各家记载都没有说明上阳宫在哪里，只有《长安志》记载内苑有上阳桥，不知道这座桥是否就是上阳宫的桥，我不敢断定。崔皎上奏说：“则天在西宫，人心仍有依附她的，所以上阳宫一定在大明宫以西。”德宗建中十二年，高力士的养女假冒皇帝的生母沈太后，皇帝派出一百多名宫人，携带皇帝车驾和御用物品，到上阳宫迎接她，供奉她。高氏自称是太后，负责验看的官员骑马入宫报告，皇帝接受百官祝贺。不久事情败露，便用牛车把高氏送回家。按这件事看，既然派宫女到上阳宫供奉她，那么上阳宫与德宗所居的宫殿自然不是同一个地方。验看官骑马入宫报告，也足以说明高氏是从宫外来的。姜皎说上阳宫在西宫，而这件事又说明高氏是从宫外迎入的，所以我怀疑它在大明宫以西。大明宫以西如果不在禁苑，就一定在西内苑。洛阳也有上阳宫，在洛阳城外；这里所说的是长安的上阳宫，不可以混同考察。望贤宫。在咸阳县东面数里处。玄宗幸蜀后返回京城，肃宗到望贤宫迎接；德宗向西出行时，又从望贤宫出发前往奉天。光范门。光范门在大明宫含元殿的西面，含元殿西廊有栖凤阁，阁下就是朝堂，设有登闻鼓，制度与承天门相同，都在承天门以内【承天门就是宫城门】。既然设有登闻鼓，宫外的人就可以进来，所以韩愈上书宰相时，能够伏在光范门外，因为宰相退朝后必定从这里经过【《长安志》】。汉代制度规定，进入司马门以内才算禁中；凡到司马门的人，都要经过有关部门查验并登记在册，才能进入。而光范门还在含元殿外、承天门内，所以宫外的人可以到达这里。《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四。唐代翰林院的位置【少阳院、结邻楼、郁仪楼、麟德殿、三殿、九仙门、金銮殿、寝殿、复门】。李肇记载：翰林院在少阳院的南面【长庆元年，在门下省东面的少阳院修筑围墙和楼观；这个少阳院位于宫城东部，不是这里所说的少阳院】。它的东面应当是三院，结邻楼、郁仪楼就是三院东西两侧的廊。它的西北两面连接禁军营。韦执谊则说：翰林院在银銮门内、麟德殿西面的重廊之后。他又说：北苑的设置尤其靠近，左边接近寝殿，右边可以望见彤楼。综合这些说法来考察，大致还可以考知它的方位。三殿就是麟德殿。一座殿有三个面向，所以称为三殿。三院就是三殿。李绛任中书舍人时曾说：任舍人一个多月还没有得到皇帝召见，后来有诏令说第二天到三殿答对。不仅如此，凡是蕃臣、外夷来朝，多在这里设宴；臣下也多被召到这里答对。结邻楼就是三殿的西廊，郁仪楼就是三殿的东廊。郁仪楼再向东就是寝殿。郁仪楼、结邻楼都是重廊【见韦执谊的记载】。翰林院和学士院都在三殿西廊之外；既然这条廊是重廊，它的门也必定是重门。从翰林院穿过廊道去接受宣召，必定要经过重门，所以称为从复门召见。李肇便把学士院的胡门确定为复门，这是错误的。寝殿既然在翰林院左边，金銮殿又在学士院左边，那么金銮殿就更加靠近寝殿。自从有了金銮殿以后，皇帝召见学士多在金銮殿，这说明它紧挨着寝殿，正是因为距离近。德宗升天后，召学士郑絪到金銮殿站立；当时宪宗还是太子，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学士很快就能进入金銮殿，便可以看出这一点。翰林院再向北就接近内苑。宫城向北转折处的西北角有九仙门，文宗引郑注入宫，就是从这道门进来的。九仙门外又排列着禁军营。顺宗还是太子时，德宗已经升天；太子患病，却仍穿紫衣、着麻鞋，勉强从九仙门出来召见诸军，以显示自己没有病重，就是在这个地方【《资治通鉴》】。正因为它与寝殿十分接近，所以才能这样做。以上考察的，都是大明宫银銮门、翰林院以及两座学士院的位置。若皇帝驻在大内，就在明福门设置翰林院；若皇帝驻在兴庆宫，就在金明门内设置翰林院【在勤政楼东北】；虽同样称为翰林院，但与大明宫的制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