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六>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六> 汉、唐都城引水的重要水道 汉代长安都城北面依凭龙首山，所以子午谷正在都城南面。沿着午方追溯，就背离子方了【子午道从杜陵直穿南山，通往汉中】。樊川、御宿川、沉水、交水、潏水这些水，源头都在子午谷。子午谷正位于都城南面，按理说这些水应该径直向北流入都城；但它们都向西流，直到昆明池，而昆明池正在城西，才开始转向北流，其中避开阻碍的地方可以考察出来。按照吕图考察，少陵原、凤栖原横贯占据城南，这就是各条水流都受到高地阻挡、不能穿过都城的原因。即使龙首山从樊川延伸到渭水，也同样是阻挡水流的高地之一。隋文帝开皇三年开凿永安渠以后，交水、坑水都流入城中和宫苑，才不再与汉代的水流方向相同。大概都是用堰坝一类的工程压引水流使其进入城中，正如孟子所说，水受到激发而流动，甚至可以使它流到山上。王商传记载，王商曾经穿凿城墙，引丰水进入宅第。到贞观年间，又筑堰拦截丰水、镐水，引入昆明池，于是这两条水就断流了【《括地志》】。韦坚筑堰截渭水为渠，用来漕运，而霸水、浐水都被广运潭合并吞没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那么丰水、镐水、浐水、霸水的存废尚且无法考察，何况其他水道呢。唐代都城引水 唐代用渠道引水入城的共有三条。第一条叫龙首渠，从城东南引浐水，到长乐坡时分成两条渠道：一条向北流入宫苑，另一条经过通化门，兴庆宫的水从皇城进入太极宫。第二条叫永安渠，引交水从大安坊西街进入城内，向北流入宫苑，再注入渭水。第三条叫清明渠，引水从大安坊东街进入城内，由皇城进入太极宫。到了大明宫，因为它位于龙首山上，水就无法引入。大明宫东面有东苑，正处在龙首山的尽头，地势已经低下，所以东苑中有龙首池；所谓龙首池，就是说它借助龙首渠的水来充实池塘。雍地四条漆水【其中包括沮水】雍州境内的漆水、沮水，在后世地理文献中共有四种记载名称，实际却是三条水系：雍州富平县的石川河，是第一条；邠州新平县的漆水，是第二条；凤翔府普润县的漆水，是第三条；郑白渠也称沮漆，是第四条。四条水中，只有石川河应当是《禹贡》所说的沮水、漆水；《緜》诗所说的“自土沮漆”，大概在岐地，不在邠地。至于郑白渠也分有沮、漆的名称，则是错误的。现在把三条水系逐一辨析，是为了避免混杂。周代漆水、沮水【汉代漆县的漆水，唐代普润县的漆水，新平县的漆水】《緜》诗的序说：文王的兴起，本来是由于太王；这是说太王迁到岐地，开始奠定王业，文王有所承继凭借。诗中说：“民众开始出生于世，来自沮水、漆水之地。”意思是有沮水、漆水的地方，太王在那里开垦荒地，民众依靠它而得以生存。“生”就像玄鸟能够生育商族，后稷能够生育民众一样。《緜》诗所指，完全以古公【即太王】迁往岐地为起点，没有一句上溯到公刘最初居住在豳地的事【古代“邠”“豳”相同，《诗经》和《孟子》可以考证；唐明皇嫌“豳”字与幽州的字样相混，直接把“豳”改为“邠”】。诗文说：“绵绵不断的瓜蔓，民众开始出生于世，来自沮水、漆水之地。”古公亶父筑城穴居，说的是民众的生存命脉；自从迁到岐地以后，便像瓜蔓一样绵延不断。下文屡次提到太王亶父，却没有一句与公刘居住豳地的事相关。只有郑玄凭空发挥自己的意思，说：“公刘迁到豳地，居住在沮水、漆水之地，他的世代绵延不断。”学者不依据诗的原文来把错误归正到亶父身上，反而听从郑玄的臆说，把漆水、沮水归给公刘；这不正是所谓宁可说孔圣人错了，也不肯说郑玄错误的情况吗？自从郑玄的注流行以后，凡是谈论诗经而涉及漆水、沮水的，全都以他的说法为依据，实际上完全没有古代文献证据。考察《水经》：渭水从雍县向东流下，到岐山与岐水、漆渠水汇合【《汉书·地理志》说扶风漆县有漆水，《元和郡县志》说普润县城西有漆水。唐代普润县就是汉代漆县。该志在邠州又说漆水在麟游县，麟游县就是汉代杜阳县。《水经》也说漆渠水在杜阳县。考察漆县、杜阳县相邻，都在凤翔府北面，东面的水必然彼此相通，有人对此疑惑，所以详细记载以便考查】。三条水的大小相当，因此渭水不能独占“渭”的名称，也仍然可以称为漆水。这三条水向东流到周原北面、岐山南面，这里就是太王的封邑。所以诗说：“居住在岐山南面，在渭水旁边。”孟子也说：“在岐山脚下建邑居住。”那么太王建邑的地方，山固然名叫岐山，山南也有一条水，同样名叫岐水。《水经》把岐水、漆水、渭水记作同流而共用一个名称，那么岐水北岸也就是漆水北岸。所以《周颂》说：“美啊漆水、沮水，深水中有许多鱼。”毛氏解释说：“漆水、沮水，是岐周的两条水。”这个说法确实可靠【诗中兼说漆、沮，其他书只说漆而不说沮，不敢强行疏通】。而且深水受到赞颂，是因为岐周的沮水、漆水，冬天有鱼可以进献，春天有鲔鱼可以奉献。这些都是土地所生长的东西，自然能够备足物产，所以用来进献给先祖。由此可见，毛氏把漆水、沮水指为岐周的水，也有物产可以证明。至于邠地在岐地以北，还相距二百里；即使那里有水，也叫漆水、沮水，并且漆水、沮水有鱼可以进献宗庙，但两地相距如此遥远，冬天进献或许还可以使用；如果到春天进献，鲜鱼都已经变成干鱼了，哪里还能使用？根据这个道理推测距离远近，就知道进献鱼的漆水、沮水应当属于岐周，而不属于邠地，这已经很清楚了。世人对郑玄的说法，既不能依据经典原文纠正它的错误，反而委屈经典来证明他的说法；《元和郡县志》又跟着附会，于是这种说法显得更加确实。至于李吉甫的错误，则可以考察出它产生的原因。汉代《地理志》记载扶风漆县曾有漆水；这个漆县的疆域很广，唐代凤翔的普润县和邠州的新平县，本来都属于漆县。现在按照唐代郡县来寻找古代地名，那么公刘的邠地就在邠州新平，太王的岐地则在凤翔普润，所以岐地和邠地本来都同属汉代漆县。然而《汉书·地理志》只记载一条漆水，并没有两条漆水。《元和郡县志》力图迎合郑玄的说法，于是把《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一条漆水分列在两个县中，所以普润、新平都有漆水，并且在新平县明确记载说：漆水在县西九里，向西流入泾水。

译如今凤翔的麟游县【就是普润县的上游】也有漆水，与这里所说的不同。根据该志这句话，不仅是把一条漆水分成两条漆水，而且它的意图正是说邠州的漆水符合《緜》诗，而岐山下的漆水不符合《緜》诗。汉代《地理志》只记载一条漆水，而李吉甫直接把邠地的漆水当作漆水，不把岐地的漆水当作漆水，这是过分相信郑玄的错误。我详细追究其中的缘由，知道它错误的起点，所以才敢明确说明。《禹贡》的漆水、沮水【石川河】《禹贡》所说的漆水、沮水，只有富平县的石川河正好在其所在之地，其他都不是。怎么知道是这样？因为《禹贡》叙述渭水的源头和终点，有先后次序可以考察。它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山开始，同穴山向东流入沣水；又向东流入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这样，从渭水源头直到流入黄河，所谓沮水、漆水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水流经过的次序又在沣水、泾水之后。因此从沣水、泾水以上，后世凡是称为沮水、漆水的，都不是大禹时代曾经这样称呼的水。现在按汉、唐郡县考察：丰水流入渭水，在盩厔县境内，盩厔县大概在咸阳西南；泾水流入渭水，在阳陵，又在咸阳东面；漆水、沮水流入渭水【就是石川河】，在汉代冯翊的怀德县，也就是唐代同州的朝邑县。朝邑又在阳陵东北三四百里。因此我说石川河的沮水、漆水之所以可以符合《禹贡》，是因为它汇入渭水的次序在丰水、泾水以东，完全与经文相合。《禹贡》在雍州曾说：“漆水、沮水已经顺流汇合，与沣水相同。”这样，漆水、沮水的文字曾经排在沣水水系之上，它的位置似乎在岐地。然而可以知道并非如此，因为还有同类情形可以验证。经文说：“弱水已经向西流，泾水连接渭水内流。”如果把“既”字理解为只是记载已经发生而开启尚未发生，那么弱水尚未向西流，它怎么能够越过秦陇而扰乱泾水、渭水呢？所以“漆水、沮水已经顺流汇合”，是说下游已经附从汇合，上游没有堵塞，沣水也就向东流了。说《禹贡》中没有两条漆水、沮水，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洛水、沮水、漆水 《禹贡》只提到漆水、沮水；秦汉以后才有洛水。各家都说洛水就是漆沮水。现在先把水流分开说明，是为了便于辨析。所谓洛水，《地理志》说：源出北归县戎夷之中。现考察此水，自流入关塞以后，经过鄜州、坊州、同州三州，才流入渭水。孔安国等人所说的从冯翊郡怀德县流入渭水的水，就是它。汉代的怀德县，就是唐代同州的衙县【也就是朝邑县】。所谓沮水，《长安志》说：从邠州东北流来【新平县在邠州。邠州有一条泾水向阳陵流入渭水，位于邠州南面；而这条名为石川河的沮水，也在邠州境内，却在东北面，并不与泾水同源】到华原县南面转向，才与漆水汇合，流入富平县的石川河。石川河就是沮水的主流。所谓漆水，《长安志》说：漆水从华原县东北方、同官县界内流来，向南流入富平县的石川河，这里就是漆水与沮水汇合的地方。这就是三条水流分合的详细情况。若概括三水而说明它们的方位，那么漆水在沮水东面，到了华原县转向西流，才开始与沮水汇合；沮水在漆水西面，接受漆水以后，便转向东南，与洛水汇合。洛水又在漆水、沮水的东面，到了同州白水县与漆沮汇合，随后一同向南流入渭水。三水虽然各有三个名称，但到了白水县，便混合成一条水流。所以自孔安国、班固以后，论述这条水的人，都把从怀德县流入渭水的水指作洛水；说“洛水就是漆沮”，是说它们本来同源。洛水这个名称究竟起于哪个时代，不得而知。秦国采用郑国的建议开凿谷口渠时，《史记》已经说“开凿泾水，引入洛水”。汉武帝采纳严熊的建议开凿龙首渠，从征县【同州澄城县】通到商颜，也说是引洛水。这样看来，洛水之名在秦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至于何时用洛水之名来概括并掩盖漆沮二水，则难以考究其开端。总说 漆水、沮水在雍州境内，共有四种说法。我虽然分别按水流加以说明，现在又为它们绘图，以确定位置，这样说法就容易明白了。《緜》诗和《潜》颂所说的漆沮，是普润的漆水。太王、文王的都城在岐，普润属于岐地，所以如此。《禹贡》所说的漆沮，就是富平县的石川河流到白水县，汇入洛水，又与洛水一起从朝邑县流入渭水的那条水，因为它的水系在泾水下游。至于邠州本地，虽然也有漆水，但所在地在邠州；邠州是公刘所建都的地方，和《緜》诗所说的岐地不相符合，而且没有水流与岐地的水相汇，因此可以断定它不是《緜》诗所说的沮水、漆水。郑渠、白渠从云阳县谷口向东流入石川河，石川河既被认为是漆沮，所以后世也误把郑渠、白渠当作沮水、漆水。不过，这件事是可以说明的：《禹贡》所说的时代还没有郑渠、白渠，泾水水系又被仲▯二山与石川河隔开，怎么会有沮水、漆水之名呢？所以我能够果断地这样说，没有疑问。《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六》三座渭桥 秦、汉、唐三代横跨渭水的桥，总共有三座。在咸阳以西十里的叫便桥，是汉武帝修建的；在咸阳东南二十二里的叫中渭桥，是秦始皇修建的；在万年县以东四十里的叫东渭桥。东渭桥究竟始建于哪个时代，不得而知。除这三座桥外，靠船渡过渭水的地方有十一处：万年县有一处【渭桥渡】；长安有三处【中桥、嘉猷、叚留】；栎阳有七处【田五、田家、周、夏、圣力、万安、耿孟渡】。《六典》记载，以木材做桥柱的桥共有三座，而便桥、中桥、东桥的桥柱都用木材。不知古来除了这三座桥以外，是否确实没有别的跨渭桥，还是只专门举说雍州地区的桥，其他地方没有列入？汉代都城北面的横门外，另有横桥。我起初以为它也应算在跨渭桥之内，后来详细考察，《黄图》曾说：“长安城下有池，周围宽三丈，深二丈；石桥各长六丈，与街道相平。”这样看来，这里的横桥是跨越城池建的桥，并不跨越渭水，所以不在三桥之数内。我只是因为中渭桥也叫横桥，担心与原来的制度混淆，所以把它详细说明。便桥【通往茂陵】

译汉武帝亲自营建茂陵，茂陵在渭水以北兴平县【犬丘】西南十里。汉武帝本纪说：建元三年，开始修建便门桥。苏林说：距长安四十里。服虔说：在长安西北、茂陵以东。大概秦代已经有中渭桥，也可以由此通往兴平，但道路迂回，难以到达，所以在城西面由南向北第一座城门外，与城门相对的位置修桥，以便向西通行。因此这座门叫便门，这座桥便叫便桥，也叫便门桥。“便”也写作“平”，古代“平”“便”二字相通。颜师古说：应读本字“便”，大概取径直便利之意，这个解释较为妥当。汉元帝想乘楼船，因为薛广德进谏而停止；船从桥上经过的地方，正是这里。颜师古说：便门是长安城南面偏西一端的第一座门。吕丞相《长安图》则说，南面偏西一端的第一座门也叫便门。颜、吕二说大概相同。至于《水经》却说：从西面出来，南端第一座门叫章门，又叫便门；这就与颜、吕的说法不同了。如今距古代久远，二说似乎难以确定。不过根据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形推求，《水经》所说的西面由南向北第一座门是正确的。茂陵在长安西北，而便门在长安西面，从这里前往茂陵确实便利，所以称为便门。《元和郡县志》说：便门在长安西门，便门与桥相对，所以称为便桥；这样说就更加清楚了。唐太宗即位初年，颉利可汗入侵，进军到渭水便桥以北。太宗从玄武门出兵【玄武门是苑城北门，可以向西直趋便桥】，率一万骑兵直奔渭水边，隔水与颉利可汗交谈，当天便回宫。乙酉日，太宗驾临城西，在便桥上与颉利可汗结盟。太宗对萧瑀说：当时请求和好时，颉利可汗独自在水西；由此可知桥在城西而不在城南，更可得到验证。因此我说，与长安西面章门相对的就是这座桥。至于吕氏说它是南面的城门，或许是因为南门也叫便门，误把南面的便门当成西面的便门了。既然有关事迹都能得到印证，《水经》的说法更为合理。中渭桥 秦代宫殿大多在咸阳，咸阳位于渭水以北。到了阿房宫、长乐宫，则在渭水以南，南北正好被渭水隔开。因此长乐宫北面有一座桥，横跨渭水，使长安、咸阳南北相通，所以也叫便桥。《三辅黄图》说：“渭水贯穿都城，用来象征天上的银河；横桥向南跨渡，用来效法牵牛星。”大概说的就是这座中渭桥。桥宽达到六丈，桥柱多达七百五十根。按其地理位置，大约在唐代太极宫西面、太仓北面【《长安志》】。这座桥过去只称渭桥。《水经》叙述渭水时说“水上有梁，称为桥”，指的就是它。后世在“渭桥”前加“中”字，是因为长安西面另有便门桥，万年县东面又有东渭桥，所以不得不加“中”字以区别。不过《汉书·张释之传》说汉文帝出中渭桥，这似乎表明汉武帝以前就已经在这座桥前冠以“中”字了。其实并非如此。张晏说“在渭桥中路”，他的解释是对的，意思是汉文帝走到渭桥中段时，受惊的马才冲了出来。当时还没有东西两座桥，不应把这座桥称为中桥。《水经》又把这座桥叫便门，取的是通行渭水南北都便利之意，并不是长安西门外的那座桥。东渭桥【在万年县北面偏东】东渭桥在万年县北五十里，是霸水汇入渭水的地方。奉天之乱时，刘德信入京援救，因为东渭桥有转运来的粮食储积，便进军驻扎在这座桥上【《资治通鉴》】。李西平也曾在这里驻兵，同样是为了让军队就地取得粮饷。后来军队从咸阳撤回，仍驻扎在东桥，最终就是从这里进入长安。唐德宗在桥旁立有碑，表彰并褒奖李西平克复长安的功劳。兰池宫 《元和郡县志》说：咸阳县东二十五里有兰池陂，就是秦代的兰池。秦始皇引水修成池塘，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又筑成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秦始皇微服出行时曾在这里遇到盗贼。汉代在池塘北面设置县，称为池阳县。各家只说池阳县在池水以北，却不说明池水究竟是哪一个池塘，因此没有人考究清楚它的源流。我考察咸阳一带，另外没有比这更大的池水，所以汉代的池阳就是秦代兰池的北岸，秦代的兰池宫也建在这个池塘旁。汉代也有兰池宫【《长安志》】，另在周氏陂，周氏陂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宫殿在陂南。汉《匈奴传》说宣帝朝见单于，单于从甘泉来，住在池阳宫；恐怕他住的是秦代的宫殿，因为秦宫在池北，而汉宫却在周氏陂南【详见“单于朝汉”条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刻石为鲸鱼以及牵牛、织女，正是以秦代兰池为仿效对象。池塘东西边界最宽达到三百里，而《水经》所引《汉书·地理志》却说不知道它的所在；现在的《汉书·地理志》又没有这句话，不知《水经》依据什么这样说。唐高祖时期，秦王出兵豳州抵御突厥，高祖在兰池为他饯行；那么这里所说的兰池宫，或许是周氏陂南面的那座宫殿。皇子陂 在万年县西南二十五里，周围七里。《长安志》说：秦代安葬皇子，在陂北面的高地上修建坟墓，所以叫皇子陂。隋文帝改葬于此，陵名永安陵。杜甫诗说“天寒皇子陂”。有的书把“皇”写成“黄”，是错误的。樊川 在长安南面杜县的樊乡。汉高祖因樊哙灌水淹废丘有功【就是用水淹章邯】，把这里封给他作为食邑，所以称为樊川，后来又叫宽川。又名御宿川，在万年县南三十五里，杜佑的别墅就在这里。因此他的后代杜牧把自己的文章题名为《樊川集》。昆明池【定昆池】

译昆明池是汉武帝开凿的，在长安西南，周围四十里【臣瓒以及《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的记载都相同】。汉武帝想打通西域，但被昆明国阻隔；听说昆明有滇池，方圆三百里，于是开凿此池，训练水军，准备攻伐昆明。池中有楼船，船上建有楼橹；又有戈船，船上设置戈矛，四角都悬挂幡、旄、旌、葆、麾等旗帜，大概光彩照耀水岸。刚开始开凿时，确实是为了训练水战，时间久了才成为游玩的地方。《三辅故事》说：池周围三百二十顷。《长安志》说：现在已经成为民田【这里的“现在”是唐代撰写图经时】。既然能够改作民田，就说明原来并不是有水的地方。那么汉代从哪里取水呢？《长安志》引《水经》说：交水向西流到石堨，就是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时修造的工程，另有石闼堰，在县西南三十二里；昆明池周围三百多顷的水，就是利用这座堰引来的水【交水就是福水，《水经》说它上承樊川、御宿等水】。昆明池地势高，因此下游还可以筑堰蓄水、激水，用来供给都城；于是又沿城疏浚，分成三条水道，城内外都依赖这些水【详见“三派”条下】。这处地方直到汉代仍然存在。《括地志》说：丰水、镐水都已经筑堰引入昆明池，不再有水流分出。《括地志》成书于唐太宗时期，说明唐初仍然不断筑堰蓄水，直到唐文宗时还曾加以疏浚。这样看来，《图经》成书应在唐文宗以后，所以水干涸后才改作田地。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想请求把昆明池据为己有，皇帝认为百姓依靠它养蒲草、捕鱼，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公主于是另行开凿定昆池来压过昆明池。定昆池在长安县西南十五里。浐水 浐水原本发源于蓝田县境内的西部，稍向北流，到达白鹿原西面后，便转向大兴城。隋代从城外的马头堰筑堰拦水，使它向长乐坡流去【长乐坡就是浐坂，也在浐水西面】，再流入城中，向西流经万年、长安两县，凡是县邑、里坊、宫禁、苑囿，大多取用这条水。长乐坡地势很高，四面的山峦都能看见。杜甫说“公子华筵，地势高，秦川对酒平如掌”，说的就是这里。长水尚且能够筑堰引入城中，是因为原地高于城池。长乐坡原名浐坡，隋文帝认为“坂”反切读音与“浐”相同，又因它北面对长乐宫，便取名为长乐坡来改称。世人误称为龙首渠的，就是这条渠【详见“龙首渠”条下】。一直到霸陵，才开始与霸水汇合；又到新丰县，才开始和霸水一起流入渭水。它的水势比霸水稍小，但与霸水并行，所以论及霸水时，常常连浐水一起说。长水【长门亭、长门宫】汉代城东二十里是霸陵，霸陵西面就是浐水；浐水流到霸陵时已经与霸水汇合。霸水又向北流，另有一条长水，《水经》记载共有三条支流，末流都从白鹿原北面流入霸水。后来姚苌占据长安，人们为了避讳“苌”字，便把这条水改称荆溪水，因而失去了原来的名称。即使博学如颜师古，也未能把它订正过来。所以他注释“长水校尉”时说：“长水，是胡人的名称。”《长安志》说：“又是取水源长远之意。”这些说法都是沿袭旧误，不能察觉问题。考察《史记·封禅书》说：“霸水、浐水、长水、丰水、涝水、泾水、渭水，都不是大河，因为靠近咸阳，全都可以比照山川而享受祭祀。”既然“长”字与泾、渭并列作为水名，就说明它本来就有这个名称，并不是因为胡骑或水源长远而取名。《郊祀志》说：“汉文帝出长门，仿佛在道路北面看见五个人，于是设置五帝坛。”如淳说：“长门是亭名，亭因门而得名，并不是城门的门。”也许古代这里曾有险要关塞，门道仍然存在，就像鸿门的“门”一样，因此以门称之【见“鸿门”条下】。至于这个门为什么以“长”为名，一定是取自长水，因为地点相近。汉文帝的顾成庙在城外，没有住宿的馆舍，窦太主便献出长门园，汉武帝将它改作长门宫。如淳说：“园在长安城东，陈皇后因嫉妒被废黜后居住在这座宫中，司马相如所作的《长门赋》说的就是这里。”这些宫殿都在窦太主的园内，也都与长门亭相邻，所以取了这个名称。长水因姚苌而改称荆溪，韦述的《两京记实》曾说过这件事。宋次道《长安志》都依据《图经》，既不知道长水另是一条水，便说：“考察长安城门，没有叫长门的；这是误把亭名当作城门名称去寻找了。”《史记》记载汉文帝说：“皇帝出长安门，在道路上看见五个人。”这样看来，即使司马迁也把长门亭误认为长安城门了。因此《图经》误把它和城门合并考察；其实汉代都城原本没有长安门。宋次道已经知道这一点。后来他又提出自己的说法，说：“荆溪本名长水，后来为避姚苌的名讳改称荆溪。”这样看来，韦述的著作本来已经知道此事；但把两种说法并存，却没有明确辨析，所以读者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宜春苑【与曲江相通】“宜春”这个名称在汉代史书中出现过三次，实际上只有两个地方。一处叫宜春苑，地属下杜；一处叫宜春宫，就是下杜苑中的宫殿，二者都是秦代创建的。另一处叫宜春观，在鄠县，是汉武帝建造的。名称虽有三个，实际上只有两个地方。东方朔传说：“汉武帝向东游幸宜春。”颜师古说：“是宜春宫，在长安城东南。”《上林赋》说：“在宜春休息。”颜师古说：“是宫名，在杜县东面，就是唐代的曲江。”《扬雄传》说：“汉武帝向东游幸宜春。”颜师古说：“宜春靠近下杜。”《史记·秦本纪》说：“子婴把秦二世葬在杜县以南的宜春苑。”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长杨宫在盩厔】，回来经过宜春，便作赋哀悼秦二世。他的赋说：“临近曲江的曲岸洲渚，远望南山参差不齐。”颜师古说：“曲岸上的洲渚，就是曲江。”所以赋的结尾说：“哀叹二世立身行事不谨慎啊，坟墓荒芜污秽而无人修整。”综合这些说法，秦二世埋葬的地方、司马相如作赋的地方、汉代的曲洲、唐代的曲江，都是下杜的宜春【下杜就是杜县；曲江、宜春离杜县较近，离下杜较远。

译凡是涉及曲江、宜春宫的地方都说在下杜，应当是说这些地方属下杜，而不属杜陵吧】。宜春苑、宜春宫都是秦代创建，汉、唐沿用的。至于宜春观，则在长安西面的鄠县，位于涝水、渼水二水旁边，是上林苑旧址。《水经》说：“涝水流经汉代宜春观，与渼陂汇合后流入渭水。”颜师古说：“宜春观在鄠县。”《十道志》说：“是汉武帝建造的。”把这些话合起来考察，宜春观在汉城西面、秦代上林苑之中；下杜的宜春则在汉城东南，二者区别十分清楚。有人误把下杜的宜春宫当作鄠县的宜春观，因而弄错了。所以颜师古在注释《东方朔传》时明确辨析说：“在鄠县的是宜春观，在长安城西，怎么能说是向东游幸呢？”他的说法非常确切。贡禹传说：汉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裁省宜春下苑，把土地给贫民。这指的是下杜的宜春苑。所以《扬雄传》说：“虽然也割出它三面的一部分来供养齐民”，就是指汉元帝裁撤的那座苑。既然称为下苑，就必定另有上苑。所谓割出三面，难道是说还有一面仍然包括在苑中吗？唐代曲江 唐代曲江，原来就是秦代的曲岸洲【前面已经说明】；到了汉代，成为宣帝的乐游庙，也叫乐游苑，又叫乐游原，地势最高，四面眺望都宽阔开敞【《两京新记》】。隋代营建京城时，宇文恺认为这里位于京城东南角，地势高，不便居住，所以空出此地，不建居民坊巷，而开凿为池，以镇压地势。又因为黄渠的水可以从城外向南流来，穿城引入，所以隋代便沿城外包围此地，引水入城，成为芙蓉池，并建成芙蓉园【《长安志》和吕氏图记载相同】。刘餗的小说说：“园本来是古代的曲江，隋文帝厌恶这个名称，便把‘曲’改称为‘芙蓉’，因为水盛而芙蓉花多。”韩愈诗说：“曲江千顷荷花清丽，红色荷花平铺水面，仿佛覆盖着一面明镜。”唐长安年间，太平公主在乐游原上修建亭子游赏，后来赐给宁王、申王、岐王、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男女都到这里举行祓禊，帷幕遍布如云，车马拥塞，道士文人饮酒作诗、尽情游乐【《两京新记》】。康骈《剧谈录》说：“曲江池本是秦代的曲岸洲，唐开元年间疏浚开凿，成为名胜。南面就是紫云楼、芙蓉苑，西面就是杏园、慈恩寺【以上四处原本都属于曲江之地，详见‘宜春苑’条下】。花木环绕四周，烟水明丽。都城居民在中和节、上巳节游赏最为盛大；又在这里赐宴群臣，在山亭设宴，赐给太常寺教坊乐队演奏。池中备有游船，只有宰相、三使、北省官员、翰林学士可以登船，轰动全京城，成为盛大的景观。” 《长安志》说：“唐文宗太和九年，调发左右神策军各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修缮紫云楼、防霞亭，并下令各官署，如果有财力想新建亭台馆舍，应当拨给空地，任其营造。在此以前，郑注说关中有灾，应当用土木工程来镇压灾异，于是加以疏浚昆明池、曲江二池。皇帝又曾读杜甫诗‘江头宫殿锁千门’，于是想恢复太平盛世的景象，便加以修缮营建。”我考察这里位于都城之中，本来就是空旷地带，便于游览观赏；同时又因为能够引黄渠水，所以游览的人很喜欢这里。于是紫云楼在池的南面，杏园、慈恩寺在池的西面，都因有这座池而形成。汉武帝时期，池周围六里多【《黄图》】；唐代周围七里，占地三十顷【《长安志》】，后来又加以扩展。地处城东南升道坊龙花寺南面。龙首渠 《长安志》在万年县记载龙首渠时说：“又名浐水渠。”于是引用《汉书》说：“开凿渠道时得到龙首，所以名为龙首渠。”唐代从浐水引水，由都城东面进入长安境内。我考察《长安志》这句话，凡是说渠道走势曲折的部分固然都对，但把浐水渠称为龙首渠却错了。龙首渠是汉武帝开凿的，在同州商颜山下；因为挖地时得到龙骨，于是取名作龙首渠，以此留下纪念。雍州在渭水以南，同州在渭水以北，没有理由把两者合为一处。况且浐水这条水，《史记》《汉书》都曾记载，只说有渠道，并没有说曾挖得龙骨。那么龙首渠这个名称究竟从何而来？《两京道里记》说：“龙首渠，开皇三年开凿，引浐水向北流入苑中，在长乐坡上筑堰；它靠近龙首，也就是大明宫所据的龙首原，所以用龙首命名。”这个说法是对的。《六典》说，隋代大兴城西面依托龙首原；宇文恺开始营建都城时，说横向的六条山坡可以象征八卦乾卦的爻，这正是龙首山的支脉【详见‘龙首山’条下】。至于这条渠从浐水分流筑堰，地点在万年县龙首乡的马头堰。龙首乡在县东十五里，从这里引浐水经过长乐坡流入城中，再分成两支，向西北流入苑中【见《长安志》；其中分浐水入城、沿朱雀街东侧永嘉坊流行的情况，记载得很详细。大明宫东苑有龙首殿，都是承受这条水并沿用龙首之名。因此我认为应当以《两京道里记》的记载为主。海池 太极宫有四座海池，分为东、西、南、北，都用“海”来命名，是夸说它们广大。唐太宗在六月四日于苑中发动事变时，高祖正在游海池，并不知道这件事。由此可见，太极宫和苑区之间当时也已经相距很远了。渼陂 在鄠县西五里，源出终南山。原有五味陂，因为陂中鱼味很美，便加上“水”旁改称渼陂。周围十四里，向北流入涝水，就是杜甫作赋描写的渼陂。诗中说“水面月出蓝田关”，是因为峣关在渼陂东南面。凝碧池 在苑中。安禄山叛乱时，叛军在这里奏乐设宴。乐工雷海清悲愤难忍，扔掉乐器，放声痛哭。王维被叛军拘禁在僧寺中，听到这件事，作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雍录》卷六 《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雍录》卷七　宋代程大昌撰　郡县 新丰【昭应、临潼】丽山在周代是丽戎国所在地，也就是蓝田山。晋献公讨伐戎族，得到丽姬，将她带入秦国，便把那里称为丽邑。到了汉代改为新丰；“丰”是汉高祖出生的地方。太上皇思念丰地，想向东回去，汉高祖仿照丰邑的样子，创建这个县来使他高兴。县中的枌榆里社、街道、房屋，都完全仿照原来的样子，又迁徙丰邑人来充实这里。不论男女老幼，迁来以后都各自知道原来房屋的位置；即使鸡犬混杂放养，也都认得自己的家。因为他们是从旧丰邑迁到这里的，所以称为新丰【唐代改称庆山，又改称昭应，本朝改称临潼】。唐代新丰县在府城东五十里，凡从长安向东前往潼关的道路，都必须经过这里。因此项羽向东进军时，军队就驻扎在鸿门。鸿门在县东十九里，汉代新丰城在县东十八里。汉文帝指着新丰给慎夫人看，说：“这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意思是向东出发、前往邯郸，这里是向东行进的起点。莲勺 《宣帝纪》说：汉宣帝多次往返于各陵墓之间，常常被困在莲勺的盐碱地中。如淳说：“是被人困辱。”莲勺县有盐池，纵横十多里，当地人称为“卤中”。莲勺【音“辇灼”】。颜师古说：“如淳的解释是对的。卤就是盐碱地。现在它在栎阳县东面，当地人称为卤盐池。”按这段话来看，汉代莲勺县就是唐代的下邽县。《元和郡县志》说：“下邽县东二十三里有莲勺故城。”张禹本是河内人，后来迁居莲勺。《长安志》说：“应当在下邽，不应当在蒲城。” 地名 豳 邠州三水县有古豳城。不窋的孙子公刘从庆州向南迁入，在这里建立城邑。《诗经·公刘》说“在豳地建馆舍”，又说“豳地居处确实广大”，这些都是写公刘创建城邑的诗句。《史记》说公刘的儿子庆节在豳地建立国家，这是错误的。司马迁记载公刘测量渭水、获取财物来建造城邑，就是《诗经》所说“渡过渭水取得砺石和锻石”。这样看来，豳地开始开拓已经属于公刘时代，难道还要等到他的儿子庆节才开始建立吗？《元和郡县志》既说邠州是公刘居住的地方，又说宁州是公刘建立城邑的地方，这是沿袭《史记》的说法，没有参照省察诗句。邠州北境就是宁州南境，原本属于同一地区，所以可以相通而言。若按照唐代制度考察，豳邑在邠州新平县，不在庆州。邠地在隋代设豳州，到了开元年间按惯例改写古文字；因为“豳”“邠”二字相同，诏令将古豳字直接写作邠，这里就是汉代扶风郡的漆县。洽阳【莘】《诗经·大明》说：“文王即位初年，上天造就了这桩婚姻。在洽水北岸，在渭水之滨。婚礼已定，亲自到渭水迎亲。制造船只搭成桥梁，光彩显赫。”又说：“娶来的女子是莘国的女儿，长子就是后来继承王位的人。”《汉书·地理志》作“郃阳”。应劭说：在郃水北岸。颜师古说：“郃读作合，就是《大雅》所说的‘在洽之阳’。”《元和郡县志》说：同州夏阳县南面有莘城，就是古代莘国。周文王的妃子太姒，就是这个国家的女子。郃阳也是同州所属的县，县城在郃水北岸。郃水就是《水经》所说的瀵水，另成一支向东流入黄河，不流入渭水。毕陌 孟子说：“周文王生于岐周，死于毕郢。”岐周既然是一个地方，那么毕郢这个名称即使曾有两个出处，也应当都在同一地区。《尚书》说：“周公去世，成王把他葬在毕。”这里只说葬在毕，没有说毕郢。毕这个地方，有人说在渭水以北，有人说在渭水以南。主张在渭水以北的，如汉代刘向说文王、武王、周公都葬在毕，颜师古解释说：“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长安西北四十里就是咸阳。因此《元和郡县志》说：“咸阳县治在毕原。”这些都是把毕认定在渭水北面。至于认为在渭水南面的，《皇览》说：“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墓都在京兆长安镐聚东面的杜地之中。”又说：“秦武王的坟墓在安陵县西北毕陌中的大坟，就是它。”有人把这座坟认为是周文王墓，这是不对的；周文王墓在杜地之中。考察杜地之中，就是杜县境内；杜县在镐地东面，按唐代长安县的位置，在东南二十里。这个说法如果没有错误，那么毕又在渭水南面。我于是综合考察这些说法：长安有毕陌，咸阳又有毕原。因此作为地名的“原”，在渭水南北都有。所以古代记载凡提到毕，都写作文王、武王葬地，是因为毕这个名称有两个出处，于是也流传成两种说法。这就是错误产生的原因。若按人情和地理关系来说，文王都城在丰，武王都城在镐，丰、镐与杜地相连，那么《皇览》说文王葬在渭水南面，道理是顺的。文王既葬在渭水南面，周公葬在毕也必定附近平文王墓。刘向传中臣瓒引用汲郡古文作为根据说：“毕在丰西三十里。”由此可清楚知道毕在渭水南面。安陵有一座大坟，《皇览》明确说是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阳】；这样，渭水北面的文王墓不是周文王墓，而是秦文王墓，也有根据。唐代令狐亘上疏说：“周武王葬在毕陌，没有高大的坟丘。”由此又可确定武王葬在毕陌。至于郢这个地方，更难考定。安陵有程地，伯休父在这里获得程姓。有人把孟子所说的“毕郢”解释为安陵的“毕程”，所以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道理并不是这样。河南也有上程聚，大概是伯休父一族世代居住在安陵的人，随周平王迁往洛邑后聚居在那里。因此程就是程，本来不是郢，怎么能说毕是程呢？即使假定程可以称为郢，郢在渭水北面，与渭水南面的镐聚并不相连，也没有理由合称“毕郢”。至于“毕原”，这个说法见于《左传》：“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位。”意思是文王的四个儿子分别受封建立四国，成为四个诸侯。毕和原既然不是同一个国家，那么“毕原”这个说法一定是因为当地有原地，而地名叫毕，所以称为毕原；至于原国、毕国这两个国家，未必都在这里。通行本《元和郡县志》都是李吉甫所撰，而周公墓也因此出现两处：一说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一说在咸阳县北十三里。这两种说法彼此不同，可以看出都无法确定。因此我知道这些说法是辗转产生的错误，根源都在毕这个名称有两个出处。焦获

译《六月》诗说：“玁狁不肯收敛，整顿军队驻扎在焦获，侵入镐地和方地，直到泾阳。”孔颖达疏说：“泾阳，就是泾水以北。”《长安志》说：“焦获泽在泾阳县北面，也叫瓠，二字读音相同。”《尔雅·十薮》说：“周有焦获。”郭璞说：“就是现在扶风县的瓠口。”郑国开凿泾水，正是从仲山西面到瓠口【泾阳就是池阳】。池阳向南到丰、镐，只有六七十里，而玁狁竟驻扎在那里。这样整军而毫无畏惧，说明他们的侵入已经很深，骄横放肆也十分严重。又从旁侵扰镐地、方地，直到泾阳；即使正值六月，也应当立即北伐，怎么能迟缓呢？这里所说的镐，是另一个地方，不是镐京的镐。诗的下文说“尹吉甫归来，从镐地出发”，又说“我行走的时间很长”，这是说军队在镐地以外驻扎，后来才得以归来。如果本来就是镐京，就不能说“我行走的时间很长”。况且镐地、方地正是京畿地区，也不可能容许玁狁侵入到这里。谷口 在云阳县西四十里。郑朴字子真，隐居在这里。扬雄说：“谷口的郑子真在岩石下耕作，名声却震动京师。”这里就是郑渠、白渠出山的地方。杜邮 在咸阳县东二十里，就是秦代的杜邮，白起在这里被赐死。《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七》霸水的各种名称之一【滋水、浐水、霸城、芷阳、霸上、霸头、霸西、霸北、霸陵】霸水出自商州上洛县，向西北流，到蓝田县境内才流出山谷。这个山谷就是丽山的山口，也叫蓝田山。霸水原名滋水，秦穆公改名为霸水，以彰显自己的霸业。霸水流到万年县东二十里【有人说二十五里，有人说三十里，有人说在县东南，这些说法都对，因为此水源流很长，所占地面较广】，浐水从左方流来【按水流向北，把它称为左方】，这里就是霸水汇合的地方。《水经》说：新丰县西五十里是霸城，霸城西十里是霸水，霸水西二十里是长安城；这些地方的里程说得很清楚。记载地方事务的人只说霸水，不再提浐水，大概因为霸水已经包含浐水的关系。这里是长安的交通要冲，凡是从西、东两方出入峣关、潼关的人，道路都必须经过这里。因为相关事迹很多，所以名称尤其复杂。我于是概括其中最重要的来说：霸城、芷阳、霸上、霸头、霸西、霸北、霸陵县彼此相距都不超过二三十里，这些地方都在白鹿原上；因为霸水从原上流来，所以都以“霸”字命名。分别说来，所谓霸上，是因为它位于霸水的正岸，所以既叫上霸，也叫霸头【《汉书》颜师古注如此】。霸城是秦穆公曾经筑城的地方，又名芷阳。《郡国志》说秦襄公葬在芷阳。我考察《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公四十一年确实曾在这里安葬悼太子，第二年又安葬宣太后；但庄襄王、二世皇帝的安葬地点，古书都没有记载。因此我怀疑秦襄王并没有葬在这里。由于这里有悼太子、宣太后的墓，而汉代文帝的霸陵又恰好在这里，后世便误把文帝的陵墓借来命名秦代的霸城。秦代当时还没有把这个地方叫作陵。汉高祖刚入关时曾在这里驻军，史书只称其地为霸上，不称霸陵，这也可以作为验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里〕 霸水的各种名称之二【峣关、蒉山、轵道、戏水、鸿门、霸门】高帝入关的道路，是从南阳【邓州】进入武关【商州】，再到达峣关，越过蒉山；这样，蓝田县正是他所走的道路。后来从南向北，到达霸上驻军，所以他的军营正在长安的正东方。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的轵道，在长安城东十三里。高帝的军队到达霸上后，便渡过霸水向西行进，以赶往咸阳。子婴从咸阳出迎投降

译，所以他是从中渭桥渡过渭水，到长安东北一带迎接汉军的；因此，轵道就是子婴投降汉军的地方。子婴投降后，高帝向西进入咸阳，想立即停留居住在那里；因樊哙进谏，才开始把军队撤回霸上，并关闭关隘，断绝山东进入雍地的道路。项羽在黄河北岸听说此事，于是带着黥布等人向东进军，攻破关隘而入，在戏地驻军；这是从正东方来的【戏水在新丰县东二十五里】。项羽到达戏水后，想进攻高帝；项伯连夜奔驰前去告知，又连夜奔驰回来。第二天早晨，高帝亲自前往会见项羽，这时项羽已经越过戏水，到了鸿门。鸿门在骊山北面十里、新丰东面十九里处。那里有山坡横贯大道，中间凿出通道作为门径，所以称为鸿门。遗迹至今还在，不知是哪一代设置了这个关隘。郭缘生跟随刘裕进入长安，把自己听到的事情记在《名述征记》中。缘生有的记作延生，只是字音辗转不同，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郭缘生道听途说，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竟说高帝从霸门到达鸿门。霸门是长安城东面三门中从东边数第一座门，也就是邵平种瓜的青门【《黄图》】。如果从霸门到鸿门，那么项伯连夜往返，路程就应当有一百里左右，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霸门，应当是霸城县的城门。霸城县在文帝以后才改名为霸陵县，距新丰五十里；新丰向东距鸿门十九里，所以项伯能够在一夜之内往返。《水经》详细辨析郭生传闻的错误，正是因为这一点。霸水的别名（三）【白鹿原、临厠、南陵】霸水流经白鹿原上。那里地势高，可以远眺，所以高帝凭借其地形设置军队。至于文帝，活着时既喜欢这里，死后也葬在这里，都是同一片地方。文帝曾经登临厠地，因北山的石头和通往邯郸的道路而有所感慨；这都是面向北方说的。“厠”的含义，韦昭说：“夹在两条水之间而临近水岸【两条水就是霸水、长水；当时浐水已经流入霸水很久了】。”慎夫人的家乡是邯郸，邯郸在黄河北岸。出关前往河北，必定要经过新丰，所以文帝指着它给慎夫人看，说：“这就是通往秦地邯郸的道路。”北山，就是渭水北面的山，如九嵕一类都是。因而这里所说的，都是从霸上向北远望时所见的情况。文帝又曾想驱车下霸上西面的陡峭山坡，因袁盎进谏而停止。这处陡坡，就是白鹿原的西坡。文帝喜爱这个地方，于是在霸上营建陵墓，称为霸陵。陵墓建成后又设置县，这就是霸陵县。秦代的霸城，当然也属于汉代霸陵县的辖境；但汉文帝的陵墓在县东南十里，并不与霸上芷阳处在同一地方。薄太后没有附葬在高祖长陵，而是葬在文帝陵墓东南二十里处，仍沿用霸陵之名，所以又加上“南”字以资区别，称为南霸陵。霸水的别名（四）【白鹿原】白鹿原从南山分出支脉向下延伸，经蓝田县一直到汉城东面。《长安志》说：“白鹿原连接南山，向西北进入万年县境，抵达浐水。东西长约十五里，南北长约二十里。”《长安志》又说：“霸水在万年县东二十一里，从蓝田县流来，与浐水汇合后向北流入渭水。”又说：“文帝霸陵、薄太后陵都在白鹿原上。”我综合这些说法考察，白鹿原就是南山山麓，坡势起伏形成高原，从蓝田县以东向北进入万年县。浐水水源地势较低，所以流在白鹿原西北角外面。霸水发源处地势较高，所以能够穿过原地形成河道，流经原上。文帝和薄太后的两座陵墓都在原上。周宣王时这里曾有白鹿，所以原以此得名【一说是周平王时】。霸上、霸城一类地方都在此原上【详见“霸水杂名”下】。文帝登临厠地，是在霸水、长水两条水之间，所以称为临厠。以上就是

译对白鹿原山川道路和地势形貌的详细说明。吕后在霸上举行禳祭，被苍狗挟持，就是在东都门外霸水之上。《黄图》说：“在长安。”霸水上有桥，到王莽时被火灾焚毁，王莽把它文饰称为：“上天要断绝灭亡霸骆之桥。”

译《黄图》说，桥是横跨水面修建的。《长安志》说：“这座桥是在隋开皇三年修建的，到唐代遂成为南北两座桥。大概隋唐只是因袭旧桥并加以增修，并不是首次创建。”唐人说：“诗思在霸桥风雪中。”大概因为出了都城便进入郊野，这里是最初的地方，所以借此来谈诗。霸地有亭，亭中有亭尉。李广被亭尉呵斥，正是在这里。李广当时隐居在蓝田南山下，这座亭就是他打猎后返回时所经过的道路。轵道 轵道亭，是亭的名称。这里就是秦王子婴向沛公投降的地方，在汉长安城东十三里、东都门外。长安城东面有三座门，这一座是从北面来时遇到的第一座门。从长安出城到东都，必定要经过这座门，所以西都的地方却有一座门以“东都”为标志。就像汴京的东门叫曹门，临安余杭门外有湖州市一样。《汉书》说：“有白蛾从东都门飞出，经过轵道进入内苑。”那么，东都门这个名称在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东都”这个称呼，大概仍是沿袭周代的旧称吧？少陵原 在长安县南四十里。汉宣帝的陵墓在杜陵县，许皇后葬在杜陵南园【《许后传》】。颜师古说：“就是现在所称的小陵，距杜陵十八里。”其他书都写作少陵；杜甫家住在那里，所以自称“杜陵老”，也称“少陵”。渭城 汉代凡是向东出函谷关、潼关的人，都必定从霸陵开始，所以送行的人在这里折柳道别。李白诗中说：“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王维诗中说：“渭城早晨的雨水沾湿了轻尘，客舍旁的柳色青翠清新。劝你再尽饮一杯酒，向西出了阳关就没有故人。”大概是借用了霸桥折柳送别的故事，把它写到了渭城。渭城，是咸阳县的东部边境。唐代常有出征和出使西域的事情，所以远行到西部边境的人，就以出阳关为说。渡过渭水到达渭城以后，凡是向西北行进、前往玉门和阳关的人，都从这里开始；因此王维的诗按照当地送别的情况说“渭城、阳关”，实际上用的还是霸桥折柳的故事。虾蟆陵 在万年县南六里。韦述《西京记》说：原来是董仲舒的墓。李肇《国史补》说：汉武帝巡幸宜春苑【唐代称芙蓉园】，每次到这里都下马，当时称为下马陵，年代久远后讹变成了虾蟆陵。平舒 平舒道中，是山鬼预言“祖龙死”的地方，地点大概在华阴县。山鬼所说遗留给滈池君的事，是指上林苑中周武王旧都而言。《十道志》误解了这句话，于是在华阴设置滈池，因而错了。各种地名讹误的起源，大多都类似这样。上雍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我被迫在严冬，从上地前往雍地。”雍地就是凤翔府天兴县，在汉代属于右扶风的雍县。“上”字，是由低处登向高处的意思。四面地势高叫作“雍”，并且四面望去都看不见外方，这就叫“雍”。所以汉代史事凡是说到皇帝巡幸雍地，都称为“上雍”。汉初还没有南北郊祭，只有雍县有四畤，高帝又设置北畤【详见后文“五畤”】。因此文帝十五年四月巡幸雍地，开始在这里郊祭五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又因为秦代的离宫大多在雍、鄠之间，所以各代皇帝也不时前往巡幸。成帝建始年间废止雍地五畤，才开始在长安南郊、北郊祭祀天地。在此以前，都是把雍畤作为郊祭的祭坛。因此，皇帝前往雍地的次数自然很多。秦汉五畤 西畤 秦襄公开始成为诸侯，居于西方，自认为应当主持少昊之神的祭祀，于是修建西畤，祭祀白帝。“畤”是堆土使之高起的意思，也就是祭坛。鄜畤 襄公以后第十四年，秦文公向东在汧水、渭水之间打猎，占卜后认为适合居住。梦见黄蛇从天而下降到地上，蛇口停在鄜衍【山坡称为衍】；于是修建鄜畤。唐代鄜州的名称取法于此，但鄜州的辖地并不在这里。上畤、下畤 文公之后二百十五年，秦灵公在吴阳修建上畤，用来祭祀黄帝；又修建下畤，用来祭祀炎帝。北畤 北畤，是汉高帝所设置的。高帝入关后，询问秦代原来祭祀上帝时祭的是哪位帝神。回答说：“有四帝，分别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的祠庙。”高帝说：“我听说上天有五帝，现在只有四帝，为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了，这是在等我来补足第五帝。”于是设置黑帝祠，称为北帝。以上五畤【秦代四处，汉代一处】汉代文帝、景帝以后，凡是帝王纪事中写“巡幸雍地祭祀五畤”的，都是指这五畤。另有四畤，不计入五畤之数。武畤、好畤 武畤、好畤在雍县旁边的吴阳。这两处畤，不知是哪一代修建的。综合考察它们的地理位置，正是灵公所设置的上畤、下畤，都在吴阳。灵公既然设置了上下两畤，那么过去的武畤、好畤就不计入五畤之数了。畦畤 秦献公修建祭祠，祭祀白帝；这里说畤的形状像田畦和田界。密畤 秦宣公修建，在渭水以南，祭祀青帝，不在雍地。泰畤 《武帝纪》记载，元鼎五年，武帝巡幸雍地，祭祀五畤，随后越过陇山，登上崆峒山后返回。这年十一月辛巳朔日早晨冬至，在甘泉修建泰畤，天子亲自到郊外祭祀。这里的泰畤，就是《郊祀志》所说的“一座祭坛分为三层台阶，五帝的祭坛按照各自方位环绕设置在下层”的祭坛；也是匡衡所说的“紫色祭坛有八个角，五帝祭坛环绕在它下面”的祭坛。考察《郊祀志》，武帝起初修建这座坛，是为了祭祀泰一神，当时还没有称为泰畤。祭祀之后，昼夜都有神光，于是采用太史谈的说法，就在这座坛上改立泰畤，并不是另行修筑。自从有了泰畤以后，雍地的五畤仍然按照原来的规制间歇祭祀，没有废止；然而五畤不能与泰畤相比。五畤是每一畤各祭祀一位帝神，泰畤则设置三层台阶俯临五帝，规模大小并不相同。所以从宣帝、元帝时期起，举行泰畤祭祀尤其频繁。皇帝出行的大驾有八十一辆车，由公卿引导，只有到甘泉祭祀泰畤才使用这种仪仗。其他大型祭祀，如雍地五畤，只使用法驾。因此，也可以根据礼仪物品的多少来区别祭祀规模的大小。五畤各设置一名尉【《百官表》】，专门管理祭祀事务。每一畤还设置饔官、宰祝、令、丞，可见对它们的敬重非常深。

译在成帝以前，长安都城内外还没有南郊、北郊，所以这里的畤就是古代的圜丘。到了成帝采用匡衡的说法，认为五畤不在帝都，按道理不合古制，于是全部废止，在南郊祭祀天地。五畤、汾阴后土祠也从此都废弃了。不久议论又发生变化，有时恢复，有时废止，彼此互相诋毁斥责。但我认为匡衡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文王、武王在丰、镐举行郊祭，成王在雒邑举行郊祭，上天随着君王所居之地来享受祭祀。孝武帝居住在甘泉，所以就在甘泉祭祀。如今皇帝常住长安，郊祭却反而向北到大阴之地【甘泉在长安北面】，这与古制不合，应当迁到长安。”这番说法合乎古制，也合乎事理，值得称许。<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七> 说【棘门、细柳、霸上】汉文帝六年，匈奴侵入上郡、云中；中大夫令免驻军飞狐【在代郡】，苏意驻军句注【在雁门】，张武驻军北地【原州萧关是北地的要地】；周亚夫驻扎细柳，刘礼驻扎霸上，徐厉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大概飞狐、句注、北地的三位将军，是负责抵御匈奴的，所以驻军在三处边地；细柳、棘门、霸上的三位将军，是负责保卫匈奴防线的，所以环绕都城驻扎在三面。细柳是仓名，在长安以西、渭水以北。周亚夫在这里驻军，这里就是细柳仓。《黄图》《十道志》记载的都相同。《水经》说：“棘门在渭水以北，是秦代的阙门。”霸上就是霸水之上。按照方位考察，靠近城邑驻扎的三位将军，对于防备匈奴的道路，各自都有可以说明的方向。棘门在渭水以北，从这里可以向东北前往鄜坊；鄜坊再向北就是古代的云中地区，与棘门隔河相对。细柳在咸阳以西，从这里可以向西北前往泾原；泾原西北就是灵夏、朔方。至于霸上，向东距潼关，向北可以望见蒲关，也都是代郡、太原的敌寇能够进犯雍地的道路。“次”字，是最初行军途中停驻的名称；如果敌寇来得稍微紧迫，就会继续向前推进，不可能长期驻扎在这里。因此我知道，三位将军既是为了防备外部，而霸上、棘门、细柳又是为了防备内部。《元和志》曾采录各家说法，对细柳逐一辨析其驻军地点：“说万年县东北三十里有细柳营，相传是周亚夫驻军的地方。现在考察，周亚夫驻军处在咸阳西南二十里。又说细柳原在长安县西北十三里，并不是周亚夫的军营。又说细柳仓在咸阳县西南十五里，是汉代旧仓。周亚夫驻扎细柳，就是此处。”张揖说在昆明池南面，恐怕相距太远。各地方志的这番话，正与《十道志》相合，可以作为依据；从道理上也可以推知。昆明池有细柳原，名称虽与周亚夫的军营相同，但昆明池在长安都城西面、渭水南面，自古以来只是供游赏宴饮之用，未曾越过便桥；当时正是出兵防备匈奴，不可能驻扎在渭水以南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至于棘门，《十道志》认为在青绮门外，显然是错误的。青门是长安城的东门，从南面数来第一座门。刘礼既然驻扎在霸上，那么城的东面已经有刘礼防守，不应当又让徐厉驻扎在东面。《黄图》说：“棘门在横门外【横字读音为光】。”横门是长安城的北门，在渭水南面。既然派他防备匈奴，也不应当不渡过渭水而只在城边驻军。所以《长安志》说：“棘门在咸阳县东北十八里，原是秦代的阙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何况班固在《匈奴传》中记载得尤其详细，说：“设置三位将军，驻军于长安西面的细柳、渭水北面的棘门、霸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位将军驻守长安西面，其中实指细柳；驻军在渭水北面的，就是棘门。细柳、棘门都明确说出了地点，而霸上没有再注明地点，是因为霸上占据要地且名称显著，不必特意说明。颜师古在这里也误读了这句话，竟把“军长安细柳渭北”断为一句，因此把地点混在一起，弄错了方位。这次战事中，文帝委屈自己来成全周亚夫的信用，后世万代都称颂他。所以我详细考察这些说法，使人有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