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八>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八 唐代南北军 唐代制度中，凡称为禁军的，总括南衙、北衙而言。南衙，就是驻屯在宫城南面的各衙军队；北衙，就是驻在禁苑中的北军。这些军队的驻屯排列，吕图记载得很清楚。各卫营驻在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军左右两军都在禁苑中：左军在内东苑的东面，也就是大明宫苑的东面；右军在九仙门的西面，九仙门位于内西苑的东北角。以上各卫军，都是调发关内府兵来供役使的。因此，府兵分为十道，平时分散居住在关内，有紧急情况便召集起来使用；各卫官都可以统领他们，所以称为南衙。北军的士卒，也从卫兵中选用，其制度创始于太宗时的飞骑；此后羽林、龙武、神防、神威等军，都属于北军。这就是大致情况。五王诛杀二张、玄宗平定韦氏，都是借助北军来办成的。肃宗以后，名目和制度多有增废，只有羽林、龙武、神策、神威最为强盛，总称为左右十军边将。这些军队出征戍守时，所给的赏赐比其他军队多三倍，因此各将领都请求遥隶神防上行营，也都统领各类宦官。僖宗时，田令孜担任左右神防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于是南北卫兵都归他统领，所以他的势力极盛，最终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李揆在贞元年间，曾因李辅国选羽林军担任巡逻，便预先说过这样做会带来祸患。他说：“汉代用南军、北军相互制约，所以周勃凭借北军安定了刘氏天下。朝廷设置南衙、北衙，原本就是让它们相互牵制。如今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负责警戒非常之事，那么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它呢？”这项建议于是被搁置了。唉，这正是唐末禁军反过来控制朝廷之祸的起点。李揆能够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提出警告，李揆真是贤明啊！左右龙武军。左右龙武军设于睿宗时期，就是太宗时期的飞骑。士卒穿五色袍，骑六闲的斑驳马，使用虎皮鞯。所谓“武”，就是虎的意思。唐高祖名讳中有“虎”字，所以称为龙武；“龙武”就是龙与虎，表示这些人的资质、服饰等有如龙虎。最初设置时，只用来随从皇帝打猎；它所在的地方最为亲近，当然也就容易受到宠幸和亲狎。并且这支军队都由宦官主持，粮饷供给和赏赐比其他地方特别丰厚，事务繁重，技艺也多。所以杜甫说：“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意思是说，皇帝起初打算临幸芙蓉宫，后来已经改为驻留龙武军中。杜甫这句话大概含有讥讽之意。唐朝自中期以后，天下多事，凡有营建工程，大多从北军中调取人力办理。至于其他秘密的游乐享受，外人还不知道的很多，这就是北军受到亲近和狎昵的缘由。神防军。哥舒翰击破吐蕃于磨环川后，就在当地设置神防军。安禄山反叛后，神防军原来的驻地沦陷，其中有些士卒寄驻在陕州，仍称为神防军。后来这支军队归观军容使统领，从此屡次由宦官担任统帅，分为左右两厢。大历年间，凡驻扎在京兆、凤翔七县的军队，都隶属于神防军。贞元年间，将左右厢改称为左右神防。南牙北门。王同皎所说的“南牙北门”，本来只是指南、北禁军而言。宇文士及对太宗说：“南衙群臣当面直言顶撞陛下，这就叫作南牙。”大概是指参加正衙朝会的朝臣。德宗初年，张涉、薛邕因贪赃败露，宦官和武将便借口说：“南牙文臣贪赃动辄达到巨万，却说我们这些人浊乱天下，难道不是欺骗吗？”这就是南牙与北司的区别。后来北军都由宦官掌管统领，所以驻在苑北的禁军，都属于北司。飞龙厩。后苑有骥德院，是禁马的所在。韦后进入飞龙厩时，被卫士斩首。大概是从玄武门出宫，进入马厩。庙陵。始皇陵。《关中记》说：骊山陵墓虽然高大，也不足以役使七十万人；工程积年累月，是因为还要搬运土石。原本向北流的水势，都改向西北流；加上这里的土中没有石头，还要到渭水以北的各山取大石，因此所耗费的工力尤其巨大。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没有进一步探究实际情况。骊山、阿房两项工程同时兴建，暂且不论其他事情，单是计算八十里长的阁道，其土木费用和工程规模，就应当广泛征调民力、长期服役了。《史记》和贾山的奏疏都说阿房宫是始皇所建，只有《黄图》说阿房宫又名阿城，是惠文王已经建造，始皇加以扩建；这恐怕不对。始皇明确说朝廷狭小，不足以容纳众人，所以渡过渭水向南营建朝宫；这样看来，最初筹划和营造阿房宫，出自始皇，而不是前人。汉陵、汉庙。太上皇陵在栎阳东北二十五里。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街南面，又在酒池北面。高帝、吕后。长陵在咸阳县东三十里。高庙。在长安城中安门里。惠帝。安陵在咸阳县东北二十里。庙在高祖庙的西面。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也叫霸上。顾成庙在长安城南；又据《方舆志》，它在金坞北面、大道南面。景帝。阳陵在咸阳县东四十里。德阳宫没有说是庙，这是避讳而称宫。武帝。茂陵在兴平县北十七里。龙渊宫在茂陵东面。昭帝。平陵在咸阳西北二十里。庙号徘徊。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二十里。乐游庙在杜县曲池北面，因乐游苑而得名。元帝。渭陵在咸阳县西北七里。长寿宫。成帝。延陵在咸阳县西北十三里。池阳庙。哀帝。义陵在咸阳县西北八里。平帝。康陵在咸阳县西北九里。高庙【有复道，用来运送和游行衣冠。前汉十一帝庙，后汉世祖庙】。

译《汉书·高庙》载，晋灼说：“《三辅黄图》说：高庙在长安城内安门里大道东面；又说在桂宫北面。《关中记》说：高庙在长安城内安门里。《三辅故事》说：在长安城门街东面、太常街南面。《长安志》说：在城西四里。”考察这几种说法，由于时代相隔久远、见闻各不相同，所以各自根据所得情况来叙述，当然不能完全一致。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高庙必定在未央宫以南。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水经》记载的安门，是汉长安城南面正中的城门。既称安门，也称鼎路门。高庙在此门内，那么从方位上说自然就是城南。唐代长安县的西面，也就是汉代未央宫的西南面。高庙既然在城南，而高寝却在桂宫。桂宫在未央宫北面【这是晋灼引旧《黄图》所说的】。按照汉代制度，祖宗的衣冠分别收藏在寝中，每月备好仪仗，使衣冠出行到庙中游历，游历完毕后再送回寝中收藏，这叫作每月游衣冠。高寝在未央宫北面，高庙在城南。武库在未央宫东面。如果衣冠出游，必定经过武库，然后才能由北到达南面，所以通往武库的道路也就成了游衣冠的道路。” 惠帝从未央宫前往长乐宫朝见，也同样是由西向东；每次出行都必定经过武库，所以在武库南面修筑复道，以通往长乐宫。起初只是想免除百姓为避让车驾而奔走的劳苦。但这条复道正对着武库，因此孙叔通说：“子孙后代怎么能在宗庙的道路上行走呢？”所谓“宗庙道”，就是指武库这条游衣冠的道路，也如同说到君主时改称其车为“乘舆”一样。惠帝听到孙叔通的话后，于是另在渭水北面建造原庙。渭北既然有了原庙，高寝中的衣冠就不再向城南的正庙出游，而是向北到原庙游历，所以复道并不在游衣冠的道路上。这是孙叔通巧妙设计的迂回计策。至于《黄图》既说高庙在安门，又说高庙也在桂宫，这样城内就似乎有两座庙了。这大概是因为桂宫有高寝，误把它当成高庙。游衣冠的制度到元帝时才废止。蔡邕关于庙、寝和游衣冠的说法。蔡邕《独断》说：宗庙的制度，古代学者认为君主居住的宫室，前面是朝，后面是寝；君主去世后，便在前面仿照朝的形式修建庙，在后面仿照寝的形式修建寝。庙用来收藏神主、排列昭穆；寝中有衣冠、几杖以及各种象征生前生活的器物，合称为宫。《月令》说：“先在寝中进献，再到庙中进献。”《诗经》说：“公侯之宫。”《颂》说：“寝庙奕奕”，意思是寝与庙彼此相连。这些都是古代的制度。古代不在墓地祭祀，到秦始皇时才在墓旁修建寝，汉代沿袭下来，没有改变【武衡在儒者的议论中说：韩臯引用《汉仪》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臣根据《周礼·冢人》的职掌，凡是祭墓，就为墓主设置尸。古代也有墓祭，怎么能说没有呢？见《会要》】。居住在西都时，高帝以下每位皇帝各自建立一座庙，备置法驾，举行游衣冠；当时也还没有确定亲尽毁庙的礼制。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才依据经义作出裁定，停止游衣冠，毁去先帝中亲属关系已经尽了的庙；以高帝为太祖，孝文帝为太宗，孝武帝为世宗，孝宣帝为中宗。祖宗的庙世世代代奉祀，其余惠帝、景帝以下的庙都毁掉；每隔五年举行一次称为殷祭的大祭，这仍然相当于古代的禘祫。举行殷祭时，也祭及那些已经毁掉的庙；不举行殷祭时，就只祭祀祖宗。光武帝中兴，建都洛阳，于是把高祖以下直到平帝的神主合并供奉在一座庙中，将十一位皇帝的神主收藏其中【有人说是十二位皇帝】。元帝对于光武帝来说是祢，所以虽然不属于宗，也没有毁掉。后代继承这一制度，于是常年奉祀。光武帝取得天下后，因为重新受命而恢复汉朝国运，又另行建庙，称为世祖；明帝、章帝的园陵也各自建庙，孝明帝称显宗，孝章帝称肃宗。此后沿袭先例，孝和帝称穆宗，孝安帝称恭宗，孝顺帝称敬宗，孝桓帝称威宗。只有殇帝、冲帝、质帝三位年幼的皇帝，都因在位不满一年，没有列入宗庙，只在四时到陵上祭祀寝宫而已【以上都是蔡邕原文】。《三辅旧事》说：光武帝兴起时，宗庙已经成为废墟，于是把十二座庙的神主集中到高庙，修建十二个室；设置太常卿一人，另行治理长安，主管高庙事务。这样看来，西都的十二位皇帝起初各自有庙，到这时合并为一座庙，仍在长安，并不在洛阳。《唐会要》记载，大中三年，杨发等议论宗庙时说：光武帝定都洛阳，派邓禹入关，奉迎高祖以下的神主。五陵七迁。班孟坚《西都赋》说：“南望杜陵、霸陵，北眺五陵。”李善说：宣帝葬在杜陵，文帝葬在霸陵，惠帝葬在安陵，景帝葬在阳陵，武帝葬在茂陵，昭帝葬在平陵。又说：“三选七迁”，是说选取三等人家，迁居到七陵。直到元帝时才开始不再迁徙。大凡李善在这里所引用的，都是汉代的实际情况。然而七位皇帝有七座陵墓，也确实曾经迁移百姓，为什么却只说“北眺五陵”呢？刘良说：高帝、惠帝、景帝、武帝、昭帝的五陵在北面，这个说法是对的。所谓在北面，是在渭水北面。霸陵则在渭水南面。杜陵、霸陵说成向南望，五陵都说成向北眺望。后世谈到陵邑的繁盛和人物众多，只说“五陵”，是因为这样说顺口。刘勰入关时，父老对他说：“五陵彼此连接，正是您家的坟墓。”大概只是采用了便于称说的名称，并不是有所取舍。七太子庙。天宝年间，为隐太子等七位太子在永崇坊建立庙宇。《雍录》卷八。《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钦定《四库全书》。《雍录》第九卷，宋代程大昌撰。太子。

译太子宫【博望苑、思贤苑】。汉元帝居住在太子宫时，在甲观▯堂生下成帝。后来元后刚入宫，看到太子丙殿，可见太子另有一宫。成帝做太子时居住在桂宫，从龙楼门出入。龙楼门是桂宫的门，太子只是暂居于此，并不是太子本宫。汉武帝为戾太子修建博望苑，使他能够交往宾客。博望苑在汉长安城外漕渠的北面【有人说在南面】，到唐代时位于长安县北五里；这只是招致宾客的地方。太子逃奔湖泽时，砍破覆盎城门出去。覆盎门是汉长安城南面从东数第一座门。博望苑在门外，而太子却砍门出去，由此可知博望苑并不是太子经常居住的地方。这个苑直到成帝时才开始撤除。《西京杂记》说：文帝为太子修建了思贤苑，其他书都没有记载，不知道此苑属于何地。龙楼驰道。秦人的驰道很华美，贾山曾批评它奢侈，却不能说明它的制度。《三辅黄图》说：“《秦本纪》的注释说：‘驰道，是天子行走的道路。’”蔡邕说：“驰道，是天子所行的道路。”现在称为中道。汉代甘泉距长安三百里，驰道也绵延贯通其间。汉代法令规定，诸侯即使获准在驰道中行走，也只能走旁道，不得行走中央三丈宽的道路；如有违反，就没收其车马。因此江充任直指使者时，从公主直到太子家，凡是在驰道上行走的，他都曾援用这条法律，夺取并没收他们的车马。可见驰道的禁令由来已久。《三辅黄图》说：“三条道路洞然开通。”班固《西都赋》说：“分开三条宽阔的道路。”张衡《西京赋》说：“城郭的制度，是四面旁开三门；三条道路平坦开阔，十二条街道可以并行，彼此交错。”大概各条道路都有三条，这就叫三涂。三涂正中的一条是驰道，因此有禁令，不得横向穿越；两旁的道路则都没有禁令。《汉纪》说：“成帝做太子时，起初居住在桂宫，恰逢紧急召见，便从龙楼门出来。他不敢横穿驰道，向西走到直城门，才得以横过驰道，然后渡过道路返回，从作室门进去。” 直城门，是长安城西面从南数第二座门。龙楼门，是桂宫的门。作室门，是未央宫的另一座门。桂宫南面有龙楼门，未央宫北面有作室门，两门相对；从龙楼门向南，本来可以径直奔向作室门进入未央宫，但中间有驰道，太子不敢横穿【也就是驰道中央三丈宽的部分有阻碍，不敢直接由北向南穿过，这就是不许横穿的意思】。所以他必须绕道避开障碍，向西再转向南走，到达直城门；这样就可以从驰道外侧经过，到了这里法律并不禁止横穿，所以说“得以横过”。只有获准横过驰道，才可以渡过去。“返回进入作室门”，是说起初本可取直路，却因有障碍而不敢横越；到了直城门可以横过驰道，才得以进去，所以说“返回进入”。直城门可以横过驰道的具体制度，现在已经不知道详情了。起初不敢横穿，说明确有禁令；最后到了直城门又能横穿才渡过去，则说明沿城墙一带的地方即使受到驰道阻隔，也可以横穿。若不是这样，驰道就会始终形成隔断，城中凡是东西相通的街道都不能通行了。史书中的话都在这里，至于横穿是否有方向上的禁令，可以据此进一步说明。《水经》后来撰述时都说：“直门就是龙楼门。” 我认为不是这样。龙楼门和直城门之所以不同门，正因为不是同一座门，所以龙楼门前的驰道不能横穿，而直城门旁的驰道却可以横穿。若两门本来就是一座门，那么都会受到驰道阻隔，为什么直城门可以横穿，而龙楼门却不能？这是可以按道理推知的。所谓龙楼，张晏说门楼上有铜龙，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不应在直城门上，而应在桂宫门上。这一点也可以按道理推知。所谓作室，是未央宫西北面的织室、暴室之类。黄图说是尚方制作物品的地方。作室门，就是工匠和役徒出入的门。 《王莽传》说：“王莽在未央宫时，朱鱼等人烧毁作室门，拿斧头砍开敬法闼进入殿中寻找王莽。”由此可知，作室门大概是未央宫的便门。唐代东宫。唐代东宫在太极宫中，从承天门向东数，第三座门叫重明门，就是东宫的正门【《长安志》】。其中的殿叫明德殿，原名显德殿。太宗在这座殿即位，高宗也在贞观二年生于丽正殿，可见丽正殿、显德殿都在东宫。中宗做太子时名显，所以改称明德殿【《长安志》】。马周说：“大安宫在宫城西面，太子却住在城中。”所谓住在城中，是指重明门、显德殿都在太极宫城内。太宗宠爱魏王李泰，贞观十六年曾坚持把他迁到武德殿居住【武德殿在太极宫内】。魏征于是明确指出其中有嫌疑，说：“武德殿在东宫西面，海陵王过去曾居住在那里，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合适。”太宗立即命李泰回到自己的府第。这就是唐代东宫的大致方位。至于东宫的属官，如左右春坊、左右率府等，全都在安上门以西；中间隔着街巷和其他官署，并不与重明宫相连【这是依据吕图所说，也与其他记载不同】。《长安志》说：“太子不居住在东宫，只居住在皇帝所临幸的别院。太子的元子也分院居住，所以太子事迹见于宫城之内的很少。” 苑囿。上林的疆界【甘泉苑】。

译秦代上林苑的边界究竟到哪里，很难详细考究。《水经》记宜春观说：“这里是秦代上林苑的旧址。”《史记》记载上林苑的兴建说：“在渭南修建朝宫，在上林苑中，先修建阿房宫前殿。”那么宜春观、阿房宫都是秦代苑囿的旧址。汉武帝还认为秦苑太小，命吾丘寿王登记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全部划为苑囿；这样扩展的范围比秦代更大。若以汉、唐郡县的范围来说，盩厔一县并没有全部纳入苑中，而鄠、杜两县则全都被包入其中。所谓登记阿城以南的土地，而阿城以北不在其数内，说明苑界向渭水南岸延伸，并以此为尽头。到了扬雄却说：“汉武帝大规模扩建上林苑，南到宜春【颜师古说：宜春在杜县东面，就是曲江池】、鼎湖【宫名，在蓝田】、御宿【川名，在樊川以西】、昆吾、长杨、五柞【宫名，在盩厔】，并及南山【终南山】；向北环绕黄山【宫名，在渭水北面的兴平县】，沿渭水向东，于是苑界不只限于渭南。”大概他的意思是越过渭水向北，向北又转向东，这些地方全都属于苑地。这是扬雄的错误。渭北有一处苑囿，长一百八十里，向西进入扶风，周长五百多里；这才是渭北的苑囿。根据旧仪和《三辅黄图》考察，它本来专名为甘泉苑，并不叫上林苑。应当是扬雄只看到渭水南北两岸都有苑囿，而渭北的苑囿又有黄山宫一类宫殿，所以错误地把它们合并说成一处。东方朔传中所记载的寿王登记土地，从阿城以南起，根本没有越过渭水，这是说明苑界最重要的证据。张衡《西京赋》写西京上林苑说：“环绕黄山而通向牛首。”牛首可以通达，黄山可以环绕，这是根据皇帝巡幸所经过的地方说的，并不是在说明上林苑的位置。正因为上林苑如此广大，所以世间传说不一。《宫殿疏》说：“方圆一百四十里。”扬雄说：“周长数百里。”汉代仪制说：“方圆三百里。”这些说法的多少虽然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土地扩展得很广，所以记述者也辗转相传，越说越夸张。汉高帝开汉二年，命令秦代苑囿、园池允许百姓耕种，那么上林苑也应当在允许耕种的土地之列。到十二年，萧何替百姓请求上林苑中的空地，准许百姓耕种，并且不要征收他们割取的藁草作为野兽饲料；这说明准许百姓耕种的地方仍要收取藁秸，所以萧何请求免除的，是输送藁秸的赋役。百官表记载设置令、丞、啬夫作为定额官员，可见上林苑一直是禁苑，从未真正交给百姓。高帝时期，人口还少，荒地尚未完全开垦，所以苑中还有空地，可以请求耕种。到了武帝时期，人口繁衍，耕作开垦日益扩大，寿王登记的土地，都是苑外民间已经成熟经营的产业。因此武帝又下诏命中尉、左右内史登记所属各县的荒草地，用来补偿鄠、杜两县的百姓。夺取百姓已经经营成熟的产业，再用荒草地补偿，这和登记后强行夺取有什么不同？东方朔尚且能够直言说出其中的实情，却不能挽救这件事。《汉旧仪》说：“武帝把上林苑中的官奴婢以及天下财产不足五万钱的贫民迁置到苑中，每人每天给五钱，后来得到七十亿万钱，用来供给攻打西域的军队。”可见即使准许百姓在苑中经营产业，仍然要让他们交钱。详细考察其中的制度，大概仍类似于今天的租佃耕作。到元帝时期，才开始把下苑捐出，交给贫民。《扬雄传》所说的“割去苑的三面”，才是把土地交给百姓。《上林赋》一。司马相如写《上林赋》时，确实曾明确说明它的宗旨，说：“这是虚构的子虚先生的话。”所谓子虚先生，明明是没有这个人。既然本来没有这个人，那么他赋中所说的一切，哪里不是虚构的呢？明知是虚构，却用真实记录的标准去责求它，所以处处都会发生抵牾。武帝有上林苑，本来就是沿用秦代旧地；又认为秦苑太小，于是进一步扩展，正是仿效秦代而有所超过。秦始皇兼并天下后，意志满足而志向更加扩大，便认为先王的宫廷狭小，大规模重新营建。东面直到黄河，西面又到汧水、终南山以北、九嵕山以南，方圆数百里之间有宫观二百七十所，复道、甬道相互连接，常年奔波而忘记回去，仍然不能全部走遍。于是又以南山作为宫阙，在东海郡朐山立石作为东门。他的意思大概是：“宫阙不足以作为标志，南山就是我的宫阙；门不值得另外建造，朐山就是我的门。”这种奢侈宏大的做法，大概就是汉武帝所仿效的。既然秦始皇的做法是武帝学习的对象，假如有人进谏，不顺从他的欲望而直接责难他的作为，那么这个人就会像坐着打瞌睡、吐唾沫、乱扔东西一样，根本没有机会把话说进去。所以司马相如起初安排文辞，把四海之地都纳入苑囿之内；按照赋的体裁，本来可以称作铺陈叙述。但这种夸张而飞动的描写，正是纵情铺陈、任意施为的写法，所以扬雄指责它是在劝诱。既然先用这种劝诱来迎合武帝的欲望，武帝已经暗中有所意会，才开始乐于听取。等他乐于听取之后，再慢慢加以讽谕，说苑囿游乐是有极限的，而天地宇宙的广大却没有穷尽，这样讽谏或许就能进入他的心中。这就是先用劝诱引导他的道理。讽谏既不是正面直谏，那么所有劝说都不能不出自寓言；所以把一篇赋中的话说成全不存在，这就是“子虚”“乌有”“亡是”这些名称由来的原因。《上林赋》二。“左边是苍梧，右边是西极，太阳从东沼升起，进入西陂。”这些是赋中铺陈上林苑边界所到之处的话。假设上林苑真的有方圆数百里，那么这数百里土地，怎么能够让日月在左右之间出没，在东西两端升落呢？赋中又说：南方即使隆冬也能生长万物，水流涌动、波浪跃起；又说：北方即使盛夏也含有冰冻，土地冻裂，涉水时可以揭起河水。若这些话是真的，那么这个苑的南部严冬不结冰，北部整个夏天不炎热。冬天不结冰、夏天不炎热，即使把天下广大地域连同夷狄之地都包括进来，也只有交州、广州和朔方、漠北一带的气候才可能如此；这个苑的范围难道能够兼有交广、朔漠的气候，从而出现这些奇异现象吗？这样看来，子虚之虚构为亡是，进而说成乌有，就很容易看出来了。只是古今读者偶然没有深入思考，所以以主文为谲谏的含义反而晦暗而没有流传。至于八水分流，长安确实有这些水，这一点不是寓言。然而上林苑东界到宜春，下苑就是曲江。曲江只能分出浐水的一支，而浐水与霸水汇合的地方已经在宜春以北，于是那里已经超出上林苑的疆界。怎么能把霸水、浐水都包在苑中？可是赋为了夸大收纳范围，竟说始终包括霸水、浐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始终包括它们。既然如此，即使确实存在的水道，也不能完全当作真实准确的记述，何况其中的紫渊、丹水，即使善于牵强附会的人也无法解释通顺，难道还可以强行求解吗？《上林赋》三。

译古代只有扬雄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他的《羽猎赋》说：“皇帝巡行从汧水、渭水开始，经营丰、镐一带。”这里明确说明了真实情况。至于说禁苑的范围广大到可以让日月出入，天地幽深【“御”是禁的意思，禁止人和野兽出入】，那么关中的纵横范围不可能达到千里，怎么能办到这些？又说：“以虎路、三嵕作为司马门，围绕百里作为宫殿的正门。”这些尚且可以有。至于说正南方直到大海，斜向边界抵达虞渊，这又哪里是关中的境界能够包括的呢？扬雄的这种写法，正是仿效子虚、亡是公的做法；但他担心人们不明白，便在篇首先说明缘由：“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百姓还说太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百姓却说太大。”是让百姓富裕还是夺取百姓的土地，关键在于百姓本身。扬雄把这个意思推想为司马相如的本意，说明讽谏和劝诱相互参用，并不是每句话都要拘泥于真实。他的两篇赋，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至于司马相如篇末表达讽谏的话，这一点在扬雄那里说得更明白：“毁坏苑墙、填平壕沟，把土地交给百姓，才是明智觉悟；贪恋禽鸟兔兽、独自享乐，则是迷失而反复犯错。所谓迷失而反复犯错，就像齐、楚的做法：土地不过千里，苑囿却占了九百里。在千里土地中夺取九百里作为苑囿，草木不能开垦，百姓也没有食物。” 这正是司马相如的本意，是通过设置收放来施行讽谏和劝说；也是扬雄所采纳，并据此区分“文囿”和“齐囿”的意思。评论者不懂这一点，竟按照地理位置、土地所产的物产，逐项列举并比较有无，这正如俗话所说，是对痴人说梦。班固说：“亡是公说上林苑广大，山谷、水泉和万物很多都超过实际，不合乎义理可以达到的范围，所以删取其中要点，使之归于正道而加以评论。”由此推论，班固其实也没有自己理解其中的旨意。所以我说，古代只有扬雄懂得这个意思。渐台【沧池、太液池】。未央宫有渐台，文帝梦见邓通、王莽死于兵乱，都发生在这里。“渐”是浸渍的意思，也写作“瀐”，读音和意义相同，意思是说台在水的中央，受到水的浸渍。建章宫也有渐台。《郊祀志》说：“建章宫北面有大池，渐台高二十丈，名叫泰液。”王根修建宅第时也有渐台。百姓歌唱说：“土山渐台，西白虎。”这样看来，凡是四周被水浸没的台，都可以称为渐台，只是王根建造渐台属于僭越。《长安志》怀疑王莽在未央宫时被汉军逼迫，仓促出逃避难，不可能有空闲前往建章宫，因此怀疑未央宫、建章宫各自都有渐台。这个怀疑是合理的。《水经》说：“未央渐台在沧池中，建章渐台在太液池中。”这正与《汉志》的记载相合，是最可凭据的。《三辅黄图》说：“旧图说未央宫有沧池，池水呈青苍色，所以叫沧池。”这就是《水经》所说位于沧池中的渐台。《汉书》又说：“建章宫北面修建大池，名叫太液，池中建起三座山，以象征蓬莱、方丈、瀛洲。”这里的三座山，就是太液池中渐台的详细情况。至于《三辅黄图》说“渐台在未央宫太液池中”，那么未央宫似乎也有太液池；但《汉志》中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怀疑《三辅黄图》考察不够审慎。该书下文又说：“未央宫有沧池，池中有渐台，王莽死在这里。”可见此地本来是沧池，却误说成太液池。考察《昭帝纪》：“始元元年，黄鹄飞落在建章宫太液池。”由此可知太液池在建章宫，十分明确。而正史关于未央宫又没有太液池的记载，所以我可以批评《三辅黄图》考察不审。然而我对此另有疑问。渐台二【漕渠、王渠、飞渠】未央宫以龙首山为地基。龙首山在渭水之滨的部分原本高四十丈，所以未央宫的殿宇都高出长安城。既然地势如此高，哪里来的水能够形成这样的大水池？《水经》在这里的记述很有条理，只是文字不够流畅，意思是清楚的。汉城中的水都取自昆明池，而昆明池的水又来自沉水以及樊川、杜曲一带的各条水流；汉武帝曾筑堤拦水，使这些水汇入昆明池，把水面扩大。水流形成池后又向北流出，下游分成三条水渠，沿着城墙并行。最先分出的一支自西向东，横贯城南的鼎路门，随后向东转弯，注入青门【长安城东面从南数第一座门】。《水经》本来称它为漕渠【汉明堂、圜丘、博望苑都在漕渠以南】，吕图也清楚标出了水渠的痕迹。到了清明门外【东面从南数第三座门】，它与王渠汇合，流入渭水。第二支从都城西面由南数第一座门章门旁边设置的飞渠进入，向东流入城内，注入未央宫西面的地方，形成大水池，名叫沧池【“沧”有的写作“仓”，《三辅黄图》写作“沧”】。沧池中有渐台，这就是未央渐台。后来沧池下游沿着宫殿北面向东流去，经过石渠、天禄阁、桂宫、北宫、长乐宫，这些地方都使用这股水。未央宫地势很高，但这股水能够从西面转向北面流动，说明它流经未央宫山地背面的低洼处。沧池下游有石渠，是凿石修成的，用来引导这股水。从这里继续向前，水流遍布各宫，从清明门流出城外，这就是王渠。王渠相当于御沟。王渠到清明门外与漕渠汇合，向北流入渭水【就是上文所说的王渠】。第三支就是所谓揭水陂，水流自南向北，直奔建章宫，先形成唐中池，周长十里。后来从东宫转向北面，便成为太液池；太液池中又有渐台，就是建章宫的渐台。渐台下游流入渭水，也叫潏水。潏水本来是沉水，传抄日久，沉水误写成□□，后来又误写成潏【《长安志》】。有人说“潏”是水流的声音，并不是水名【以上关于东面从少陵原直到龙首山末端的水流和地理位置，全部依据吕图；至于汉都所引各水的地理位置，则参考《水经》，并以《长安志》参证】。唯独“飞渠”一词，各家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我以本朝架设汴渠的事例来推论，还是可以说明的。飞渠。

译本朝定都汴京，城内有两条大水：一条自北向南，直贯都城，是汴渠；另一条自西向东，横贯都城，是京水【名为金河水】。太祖想疏通京水，使它向东流入五丈河，但中间有一条所谓汴渠，正好与京水交叉。京水的水面高于汴渠，如果决开京水使它流入汴渠，水必然随着汴渠向南流，不能向东流出。因此就在金水与汴渠交会的地方架空设置水槽，横跨汴渠水面。它的形制像桥，于是金水河的水便从西面横跨汴渠，向东注入五丈河。本朝称这条河为惠民河。我认为《水经》所说的飞渠，就像架在汴渠上的桥式水渠，所以称作“飞”。所谓飞，是渠底不接触土地，而沿着空中通过，就像鸟不用脚踩地而凭翅膀飞行。大概未央宫殿基依山势而高，明渠要进入城内，必然有低洼地带使水道中断、不相连接，所以架空修渠，使水越过低洼处，流入沧池。飞渠的形制恐怕就是这样。露台。《汉书》说，文帝停止修建露台。颜师古说：“现在新丰县南面的骊山山顶有露台乡，地势极高而显著，还保存着文帝原想修建露台的遗址。”《十道志》说：“汉文帝在这里停止修建露台。”这样看来，骊山露台当时已经有了成形的基址，只是文帝爱惜费用，不肯把工程做完。《长安志》说：“露台神庙在万年县东北四里。”《寰宇记》说：“是秦始皇的祠庙。”《辛氏三秦记》又说：“骊山山顶有始皇祠，不斋戒就前往，便会有风雨。”可见后人误把汉代遗址认作秦代祠庙。又如昆明池旁有石婆庙，大概是把牵牛误传为石翁，把织女误传为石婆。古代这类事情很多，起初看起来似乎很可笑；然而神灵场所适宜在夜间显灵，人们因为认为它神异，便终于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