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九>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九>。唐代三苑说。唐代大内有三苑：西内苑、东内苑、禁苑。三苑都在两宫北面，但各有区别。西内苑仅仅连接西内太极宫的北面，而东内苑则包围大明宫东北两面。两内苑的北门之外，才是禁苑的南门。禁苑就是隋代的大兴苑。它的西面把汉代长安四城都包在其中。苑东距霸水，北抵渭水，按周长计算达到一百二十里，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二里【记载如此；若以汉代土地折算其道路里程，应当不止这个数】。苑中设置四监，每监分别统辖一方，共设四个官署、四个局来监督。北军的营垒和卫戍设施全在三苑四监的界域之内；大明宫的宫基又取禁苑中射殿的地面修建，由此可以想见它的广大。禁苑西面还绕到太极宫南面之外，因此禁苑南墙与宫城相齐；芳林门等三门就是禁苑向南出入的门。东内苑在大明宫东面，直向南延伸，也与丹凤门相齐；它南面的延政门就是东内苑向南出入的门。龙首池、龙首殿都在内苑之内，不在大明宫的宫墙中。这三苑地广而位置重要，所以唐代平定内外祸乱时，常常在苑中用兵【据吕图、《两京记》】。太宗武德六月四日发生的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都死在苑中，而高祖在海池泛舟，还没有知道这件事【海池却在太极宫内】。中宗诛杀二张、玄宗平定韦氏，都是从玄武门调动禁军；玄宗逃往蜀地时，从苑西的延秋门出走；德宗逃往奉天时，又从苑北门出走。李晟从东渭桥进入禁苑东部，追赶并驱逐朱泚，随后进驻苑中，住了一夜，远处的市民还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禁苑的辽阔遥远。唐代保存的古苑宫。太宗出征突厥时，高祖在兰池宫为他饯行。这座宫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秦代创建的，也一定是汉代修建的。太宗曾临幸甘泉宫，猎于昆明池，那么这座宫和这处池都属于汉代遗迹。望春亭。南望春亭、北望春亭位于禁苑东南面的高原上，旧记多称望春宫；它的东面正临浐水。天宝元年，韦坚利用古代遗迹筑堰截取渭水，使浐水、霸水断流成潭，向东注入永丰仓下【永丰仓下在渭水流入黄河的地方，是汉代的船司空】以便利漕运，命名为广运潭。不久浐水、霸水夹带的泥沙淤积堵塞，广运潭不能再用于漕运，便交给司农寺掌管，作为捕鱼之所【参照《长安志》《元和志》确定】。梨园。梨园在光化门北面。光化门是禁苑南面从西数第一座门，在芳林门、景曜门以西。中宗命学士从芳林门进入，聚集在梨园，分成两队拔河。由此可知，梨园在太极宫西面的禁苑内。开元二年，在蓬莱宫设置教坊，玄宗亲自传授法曲，称这些人为梨园弟子。到天宝年间，又在东宫设置宜春北苑，命数百名宫女为梨园弟子。所谓梨园，是排练乐曲的地方；参加预备教习的人才称为弟子。蓬莱宫、宜春院都不在梨园之内【见《唐历》《唐志》】。玄宗一向通晓音律，当时有李龟年、贺怀智，都以技艺闻名。安禄山进献数百件白玉箫管，全都陈列在梨园。此后乐声完全不像人间所有；这些玉箫所陈列的地方，才正是在梨园。 《长安志》又说，文宗临幸北军，因而又到梨园，命太常卿王涯取开元雅乐，选乐童演奏，名为云韶乐。乐曲完成后，在梨园亭献给皇帝。皇帝在会昌殿演奏它；这里所说的会昌殿，就在梨园之中。唐朝末年，芳林十哲从这座门进入，与宦官交往，所以这十人的名号都冠以“芳林”二字，正如《鸿都赋》中的人物一样。考察史书，开元二年正月已经设置梨园弟子，玄宗亲自教习音乐；同年七月又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并禁止采集珠玉以及制作雕刻镂饰的器物、玩物和绳带缠索之类，还废除了织锦坊。假如玄宗果真能够这样严格地以身作则、率先天下，那么奇巧之物就可以没有用处了。然而这一年正月已经设置教坊，建立梨园弟子来教习法曲，不知道既然有了这些人，皇帝是否肯穿粗布、大帛衣服来参加乐会？这正是司马光所作、探究隐微而提出的议论。奉诚园。奉诚园在安邑坊，原来是马燧的宅第。马燧的儿子马畅凭借财富称冠天下，贞元末年，献出宅第改建为奉诚园。事物。岐阳石鼓文一。《元和郡县图志》说：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这里是周太王的都城，秦代属雍县，汉代属右扶风，唐代属天兴县】。石头的形状像鼓，共有十枚，大概记载周宣王田猎的事情，就是史籀的笔迹。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勉【本字避讳】记述此事说：“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共同称赞它古雅奇妙。虽然年代久远，文字已有讹误残缺，但遗迹仍然值得观赏。

译记载地理的人没有留下记录，尤其令人惋惜。” 按照志书这段话，世人知道有岐阳石鼓，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苏勉、欧阳询、褚遂良三人确实是最早提及它的人，隋代以前还没有记载。因此欧阳修虽然非常看重它的笔画，认为不是史籀不能写成，却深深怀疑它既然如此奇特古老，从周代到隋代经历数千百年，为什么没有人采录？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愈都直接说它是宣王的鼓。然而详细考察他们的话，实际上都是凭臆测推断，因为没有人明确说明这种说法根据哪部书、传自什么人。难怪欧阳公不相信。至于窦臮、张怀瓘所写，记述尤其详细。窦臮说：“岐州雍城南面有周宣王田猎时留下的石碣十枚，都做成鼓形，上面有篆文；现在能看到拓本，但石鼓不久就毁失了。”张怀瓘《书断》说：“甄丰厘定六书，其中第二类是奇字，就是史籀的字体，和古文略有不同；它的遗迹有石鼓文保存下来，大概是讽谏宣王田猎的作品。”不知道这两人的话是否也都是凭臆测而说，还是曾经有所依据？岐阳石鼓文二【鼓文】。欧阳修说：“十面石鼓的文字，能够看见的有四百六十五字，不能辨识的超过一半。这正是韩愈诗中所说的‘牧童敲火，牛磨犄角，年代久远，怎么能免于残缺’的情形。就其中可以理解的文字说，有‘我的车已经坚固，我的马已经整齐’，这是《车攻》诗中的话。有‘那鱼是什么？是鳊鱼和鲤鱼。用什么作标记？是杨树和柳树’，则兼记田猎和捕鱼。以上这些能够读懂的几句话，又正如苏轼所说‘群星错落，只有斗宿还叫得出名字’。这些文字既然与《车攻》诗相合，所记田猎、捕鱼又与《车攻》相似，而且字体是大篆，史籀又是宣王的史官；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似乎都可以归于宣王，那么传说如此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古代也有可以参照的事例：《五子之歌》是大禹留给后代的训诫，伊尹所说的三风十愆，也都是成汤的原话。这是后世臣子和子孙称扬先祖的训诫，以表明自己继承祖法。因此石鼓文字偶然同《车攻》相同，怎么能马上说它就是宣王的诗呢？只是它的字体确实是籀体，似乎可以作为证据；但大篆未必创始于史籀，古代记载还有可考之处【辨析见后文】。除去这两种说法，就没有可以据以称为宣王石鼓的凭据了。依我所见，这些石鼓不应称为宣王石鼓，而应当是成王的石鼓。” 岐阳石鼓文三【宣王田猎于洛，成王在岐地搜狩】。《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对楚王说：“成王有在岐阳举行搜狩的事。”杜预说：“成王从奄地回来，在岐山南面举行大规模搜狩。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杜预这样说，虽然没有说成王在岐地搜狩留下了石鼓，但他认为成王搜狩发生在岐阳，而岐阳正是古代石鼓所在的地方。这样看来，石鼓记载田猎、捕鱼的内容，大概是成王田猎、捕鱼的事情吧？宣王确实曾从镐京向东出猎，但那个地方属于东都，所以《车攻》说“四匹公马肥壮，驾车前往东方”。所谓前往东方，按方位说，就是从镐京出发到洛邑。岐地在丰邑以西三百多里，怎么还能说是向东前往？那么石鼓文字不是《车攻》诗的文字，也已经很清楚了。既然石鼓文字不是《车攻》诗的文字，又根据什么说它是宣王的石鼓？如今距离古代遥远，对于出自传闻、难以确证的事情，不敢不保存旧说，只能把它们同样看作可疑。况且依据明确的证据来作主张，总比毫无根据、笼统臆测要好。因此我只依据椒举的话：他既然明确记载岐地搜狩是成王的搜狩，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这次搜狩有石鼓，仍然是不完备的；但同唐代诸说完全没有确切依据、只凭籀体便断定是宣王之物相比，这个说法多少有其根源。古代田猎和后世不同，名义上叫作随从田猎，实际上是检阅武备；其做法是登高驱赶野兽、计算捕获的数量，其用意是召集众人并炫耀武力。所以武王刚刚建立统一的政权时，便借伐取野兽来陈明天命，以镇抚会集的诸侯，随后又把这件事刻记在防地，用来宣扬威势、流传后世，使后代和当时的人都能共同看到。这就是古人借助武力刻记事情的深意。那么岐阳用石鼓记载搜狩，武成用石策记载政事；用石策和石鼓，所托之物虽然不同，但借助物件使事情流传久远，意义是相同的。岐阳石鼓文四【古代刻石，汉代石鼓】。古今通常都说刻石起源于秦代，泰山、邹峄山刻石就是事例。然而当秦始皇商议刻山时，他的群臣上奏已经说：“古代的帝王，尚且刻金石来给自己作纪念，那么刻石和刻金的做法，其来源都在秦代以前。”至于把石头凿成鼓形，不能敲击，却在上面刻写文字，这种事在三代以前很少听闻，并不是真没有，只是年代久远而已。古代刻金的器物，如汤盘、栒鼎，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盘和鼎都是把金属铸成器物，既可以盛物，又可以烹煮，都适合实际使用；见到它们的人只会玩味文字，不会因其形制奇异而惊疑。现在这些石鼓以石头为材料，既不能敲击，又专门刻写文字，所以人们不知道它的用途，既惊讶又疑惑。然而武成把政事刻记在防策上，那种东西难道是实用器物吗？古人借助物件显现意旨，并不在意物件本身，而在意刻写其上的文辞；因此刻在盘上、鼎上、石策上，都没有区别。如今把石头凿成鼓形，其用意也可以推知。田猎、捕鱼必须使用众人，召集众人必须击鼓；于是因为鼓有实际用途，便凿石仿制鼓形，并借此刻记事情。这种借助物件使事情长久保存的做法，正与铸金、刻金的用意相同。所以秦国臣子谈到铭刻时，便把金和石一并举出。古来借助物件记载事情，绝不只限于盘、鼎、石策三种器物，只是这三种偶然流传到了后世。东汉桥玄庙中有石钲、石钺以及石鼓，蔡邕为它们撰写铭文【见《蔡邕集》】，说：“因此雕刻石头制作这些钲、钺和军鼓，陈列在东阶，用来刻记桥公文治武功的功勋。”蔡邕所说的功勋，是因为桥玄曾经平定鲜卑。钲、钺、鼓三种东西，都是军旅中使用的器物；三种器物却共同使用一篇铭文，那么古来把事情刻在石头上，难道一定要做成鼓形吗？只是岐阳田猎、捕鱼时用的是鼓，所以因其用途而刻写文字罢了。其他器物也可以类推。汉代距离三代不远，古代制度还有保存；蔡邕最懂古制，所以能够仿照古制，说明桥玄的功勋，石鼓的源流也有赖于此得以保存。《诗经》把典型、老成相互配对来讲，蔡邕兼有这两种长处，是值得称许的。岐阳石鼓文五【籀体】。

译世间相传大篆起于史籀，这就是说，宣王以前还没有这种字体。因此唐代诸人因这种字体是籀体，便指认它为宣王时的字体；这种说法似乎接近事实，实际上却很可疑。怎么知道成王时代籀体还没有萌芽，而史籀也只是承继、阐述这种字体的人呢？《艺文志》记载史籀、苍颉两种字书说：“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解释“籀”字时说：“史籀，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的大篆十五篇。”解释《苍颉篇》时说：“上七章是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赵高所作。”晋人卫常【本字讳】说：“李斯、赵高都取法史籀大篆，只是略有省略和改动，称为小篆。”这样看来，小篆本来确实出于大篆。至于他论说鸟迹时，便把籀篆一概看作古文的后代，并没有说史籀另外创立了一种字体。卫常说：“宣王时史籀开始创制大篆，有的地方与古文相同，有的地方与古文不同。”由此可知，史籀字体之所以称为大篆，也是取用古文而斟酌变化，并不是史籀独自创始的。王莽时甄丰考订六书，目录中没有把籀书列为一种字体。其中第一种是古文，即孔氏墙壁中发现的文字；第二种是奇字，即与古文不同的字体；第三种是篆书，即秦篆。秦篆就是小篆。由此可见，甄丰所定的六书中原本没有籀体，甄丰也不能在古文体中分辨出哪一种就是籀体。因此说籀体由史籀创始，未必准确。又如汲冢遗书，字体最为古老，从《易经》一直到魏国安厘王时期，字体有四种左右；它们随时代变化，只能看出字体有几种，却没有人能说清哪一种字体始于哪个时代。这样，世人怎么能只听说大篆是籀体，便说“鼔”字属于籀书，籀书是宣王时代的东西呢？这就是我对唐人的说法感到不安，所以详细考察、辨明其中是非的原因。岐阳石鼓文六 世间传说石鼓有十个，早先散失弃置在凤翔郊野，郑余庆把它们取来安置在孔子庙中，但仍少了一个。宋朝皇祐四年，向传师向民间寻访得到一个，这以后十个石鼓才齐全。张怀瓘撰写《书断》时，所列善于书法者的姓名只记到卢藏用为止；考察年代，卢藏用是玄宗以后的人。他所说的“石鼓文”，就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奇字，可见那时石鼓仍在。到了窦臮，他只见到墨本，却说“石鼓不久便毁失了”，这应是在郑余庆尚未把石鼓安置到孔庙以前。至于韩退之说“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因为郑余庆收取并迁移石鼓，石鼓才得以保存【郑余庆与韩愈同在宪宗朝任官】。绍兴壬子年，福唐人郑昻得到洪庆善遗留的石鼓墨本，便依照韩愈《石鼓诗》的韵作诗唱和，并写诗致谢。他在跋文中说：“我在辟雍任职，常常徘徊在石鼓下面，用旧本校对，发现文字又有差讹了。”自从兵火以来，不知这些石鼓现在在哪里。莆田人郑樵撰写《石鼓考》，文字多达数百千言，说石鼓进入辟雍以及保和殿的经过都与郑昻所说相同，或者就是从郑昻那里得到的。郑樵学识广博，固然值得重视，但说法多不审慎。我曾经加以考辨订正，因文字很多，这里不全部记录。岐阳石鼓文七 韩退之只是得到石鼓的墨本，作诗咏叹它，诗中说：“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东坡苏轼，则亲自见到了石鼓，他的诗说：“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在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蛇走，强推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东坡初次任官时担任凤翔府推官，石鼓正在那里，所以能够亲自看到。我引用古辞并叙述、辨析石鼓，并不是因为我曾见过石鼓；我也没有见过墨本，只是根据郑樵摹写中那些可以辨认的字，随手采用他的见解来作辨析。南剑州州学把郑樵的本子刻在木板上，我得到这个版本后，便根据各项内容作辨析。绍熙辛亥年，有人拿墨本给我看，那是建康秦丞相家所藏的本子；其中点画模糊，都无法阅读，但大略可以辨认的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这就是东坡所说“众星错落，仅名斗者”的情形。郑樵南剑州刻本中，已经成字而大致可读的地方，比东坡所见又多，只是不知道郑本所传承的来源是什么。东坡亲自记下他所看到的文字说：“上面的文辞是：‘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鱼维何，维鱮及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只有这六句可以读懂，其余大多无法通晓。” 这二十四个字，大概是东坡任职凤翔时在石鼓上看到的。他所说“何以贯之，维杨及柳”，郑本却写作“檦益”，因此怀疑郑本不是真本。还有一点不同：古代相传石鼓有十个，中间遗失了一个，皇祐年间向传师得到它，十鼓又齐了。秦丞相家所藏本有向传师的题跋，说：“第十个石鼓最小，文字也与其他石鼓不相同；后来寻访到一个，形体已经半毁，但书体相同，于是便把小鼓换下，安置所得的石鼓。”又不知道哪个时代、哪一年，有好事者遗憾石鼓数目不足，便仿造创制了一个石鼓来补足。《雍录》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雍录》卷十　　　　宋代程大昌撰 铜人 铸造铜制的狄人形象，始于秦代。汉代也仿照铸造，而且把形体做得更大。东汉以及曹魏的都城都在洛阳，铜人曾经有迁移安置的事，所以史籍记载彼此参杂，难以确定其归宿。这件事虽然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但考证古事的人不能对此昏昧不明。现在分别列举并记述如下。秦 《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有身高五丈、脚长六尺的巨人，全部穿着夷狄服装，共十二人，出现在临洮。这一年，始皇刚刚兼并六国，认为这是祥瑞，便销毁天下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来仿照他们。《三辅旧事》说：“铸造金狄，立在阿房殿前。”颜师古说：“就是翁仲。”《黄图》说：“收取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销熔刀剑箭镞，铸成十二个金人，以削弱天下人的武力，安置在宫门处；金人坐高三丈，背后铭刻道：‘皇帝二十六年，刚刚兼并天下，把诸侯国改为郡县，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巨人出现在临洮，身高五丈，脚印六尺。’铭文由李斯用篆书书写，蒙恬书写。”考察这些说法，有的说金人站立，有的说金人坐着；根据铭文考察，说坐着的是正确的。《黄图》先说“立在宫中”，只是说设置这些金人，并不是说金人的形象站立在宫门中。所以《黄图》又进一步说金人坐在殿前。《汉魏春秋》说：“魏明帝铸造翁仲，坐在司徒府前。”这里的翁仲确实是魏明帝创制铸造的，但它的铸造形制实际上取法于秦代，因此它坐着而不站立，也一定是仿照秦代。所以我能够知道金人作坐姿才是正确的。金人之外，还有一座高达三丈的铜台，后来董卓把它们一起销熔铸钱。既然说有铜台，就可以看出金人是坐着而不是站着的。汉朝兴起后，把它们迁移安置到长乐宫、大夏殿。《长安志》先叙述秦代宫殿，引《三辅故事》说：“大夏殿是秦始皇所造，后来归于汉代长乐宫。”又引《三辅故事》说：“汉朝把秦代的金狄迁来，安置在长乐宫、大夏殿前。”这说明它们确实是从阿房宫迁到长乐宫的。汉代时阿房宫的宫室已经不存在，铜人不可能还在阿房宫。董卓进入函谷关后，把铜人、铜台全部捶毁，铸成小钱。铜台就是前文所说高三丈、供金人坐着的铜台。《英雄记》说：“巨人出现在临洮，于是铸造铜人；董卓出生后铜人被毁，天下大乱，是有原因的。”其余两个铜人，魏明帝想迁到洛阳，运到霸城后因太重无法继续运输，便留在霸城。《汉桓子训传》说：“有人在长安东面的霸城看见子训和一位老翁一起抚摸铜人，说：‘刚才看见铸造它们，已经接近五百年了。’”李贤注说：“秦始皇二十六年铸造，到这时已有四百二十多年。” 前汉 秦代铸造的只是铜人而已。汉武帝又在此基础上增加铸造，所以建章宫、甘泉宫所铸的铜人，手里拿着盘，盘上又加放杯子，称为捧盘金人。至于这两宫以外，还有只铸成人形而没有盘子的铜人，尚且不计入这个数目。《庙记》说：“汉武帝修建章宫时建造神明台，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伸掌捧着铜盘玉杯，用来承接云层之上的露水，和着玉屑服食，以求成仙。”《三辅故事》说：“盘高二十丈。”《长安记》说：“仙人掌大七围，用铜铸成。”魏文帝迁移铜盘时，盘折断了，声音传到几十里外。这就是汉代建章宫的铜人。《黄图》说：“甘泉宫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托着玉杯，用来承接云层之上的露水。”元▯年间，铜人的椽桷自行毁坏，都化作龙▯，随风雨飞走。这就是甘泉宫的铜人。《三辅故事》说：“武帝铸造铜露盘承接天露，和着玉屑服食，想借此求仙。”班固《西都赋》说：“举起仙人的手掌承接露水，竖起两根金色高柱，超越尘埃的混浊，吸纳清新纯洁的浩然之气。” 张衡《西京赋》说：“树立修长枝干的仙人掌，承接云层之上的清露；把琼玉花蕊研碎，作为早晨的食物，这样性命一定可以长久。”考察这些记载和赋文，都是指汉武帝铸造的捧盘承露铜人。成毁徙移 汉武帝铸造铜人之外，还铸造了各种不同的物象。上林苑有飞廉观，飞廉是神禽。建章宫有▯阙，就是所谓“登上觚棱、栖息金爵”的建筑。龙楼门有铜龙，金马门有铜马，柏梁台有铜柱，都是用铜铸造的。《黄图》说：汉明帝永平五年，到长安取来飞廉和铜马，把它们安置在西门外，作为平乐观的陈设。董卓把它们全都销熔铸钱。《魏略》说：明帝景初元年，迁移长安的钟虡、骆驼、铜人、承露盘；铜盘折断，铜人太重无法运走，便留在霸城；又大量征发士卒铸造两个铜人，称为翁仲，排列坐在东都司马门外。又《汉魏春秋》说：明帝迁移铜盘时，盘折断的声音传到几十里外，金狄有的流泪，因此留在霸城。所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序文说：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下诏命宫官驾车向西，取汉孝武帝捧露盘的仙人，想把它安置在前殿。宫官拆下铜盘，仙人临上车时竟悲伤地流下眼泪。诗歌说：“魏国官员驾车指向千里之外，东关的酸风刺入眼睛。徒然带着汉代的月亮走出宫门，思念君王，清泪像铅水一样流下。衰败的兰草在咸阳道路上为行客送行，假如上天有感情，上天也会因此衰老。带着铜盘独自走出，月色荒凉；渭城已经远去，水波的声音也变得微小。” 辨说

译秦代铸铜制成长狄的形象，已经是倡导怪异了。汉武帝设置铜盘承接露水，和玉屑服食，想借此求仙，则更加怪诞。至于其他用铜铸成各种物象，如马、龙、▯、飞廉之类，都是以奇异怪诞为能事而自我欣赏。东汉和曹魏羡慕这种奇怪的形制，却吝惜重新铸造的费用，于是想把已经铸成的物象迁往洛阳；因为事情不大，史书传记没有详细记载，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同说法。现在直接根据各书关于迁移的记载来评论。假如霸城的铜人确实是魏氏迁去的，那么汉末的桓子训出生时，铜人还在长乐宫，而霸城在城外；子训是行人，霸城本来可以往来，但他怎么能进入长乐宫廷抚摸铜人呢？假如说它们是董卓销毁铜器后剩下的，那么董卓的意图在于取得铜，只求数量多；此前洛阳的铜器，董卓已经全部毁掉。这两个金狄各重千斤，含铜很多，他怎么肯销毁十个而留下两个，等着魏人来迁移呢？所以霸城所弃的两个金狄，绝不会是在魏文帝时遗弃的；它们的先后关系可以考察出来。假如是魏人来迁移时，铜人还在而铜盘已经折断，那么承露器具已经不完整，魏人怎么肯把它运到东边去？这样，《汉魏春秋》的说法又不可信。至于说铜人装车时流泪，这已经是怪异中的怪异；李贺的叙述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怪诞。然而李贺诗中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又说：“渭城已远波声小。”咸阳、渭城都在渭水北岸，假如铜人从这些地方迁走，就一定是从甘泉宫运来。甘泉宫的铜盘在元▯年间已经毁坏，连椽桷也化作龙▯飞走了，那么到汉孝明帝时已经没有铜人可以迁移，更不可能留到曹魏。这样说带着铜盘走出咸阳、渭城，也是错误的。况且魏明帝青龙五年已经改元为景初元年，魏代根本没有青龙九年；李贺的说法出于轻信妄传，这一点到这里更加明显。何况铜人和铜盘都很沉重，长乐宫正在平地，迁移时尚且使铜盘折断；甘泉山高而险，有一处叫车盘，因为无法直行，必须绕道取路，正如车盘绕行一样。这样的铜人哪里能够完整地搬运呢？依我所见，情况另有不同。《华峤后汉书》说：“明帝到长安，取来飞廉和铜马，安置在上西门平乐观。”所以张衡《西京赋》说：“西边是平乐大场，龙雀盘旋蜿蜒，天马高及半空。”说的就是这件事。那么，汉武帝铸造的飞廉、龙马一类物象，东汉明帝确实都曾迎取；这些物象是人力能够搬运的，于是运到了洛阳都城。只有金狄太重，无法前进，所以只好弃置在霸城。由此可知，迁移铜人的其实是汉明帝，而不是魏明帝。《魏略》所说的，正是把汉明帝误认为魏明帝，世人又随之附和，不足以凭信。至于《魏略》说魏明帝另外铸造翁仲，这确实有道理。霸城的两个金狄，汉明帝虽曾迁移却弃置在那里；魏明帝对它们仰慕不已，最终自己创制铸造，这正是喜好奇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世人只看到魏明帝创铸两个金狄，便把霸城弃置的两个也一并归于魏明帝。假如说汉明帝时已经补铸过，那么董卓当时先在东都洛阳，凡是龙马等铜像都曾取来作为铸钱材料，绝不会毁掉小的而留下大的；这一点完全可以据情理推知。崔浩注《汉书》时曾说：“藁街在铜驼陌中。”颜师古讥讽他说：“洛阳有铜驼陌，长安没有。”现在根据《魏略》推断，景初元年既然曾迁移长安的钟虡和骆驼，那么洛阳街道上的铜骆驼，怎么知道不是从长安迁来的呢？这样看来，恐怕崔浩所知道的事情，颜师古未必完全听闻过。由此可知，要博通万物、考辨古事是很难的。笔橐 《赵充国传》说：“张安世带着书囊，头上插着笔，侍奉孝武帝几十年。”张晏说：“橐，是书囊。近臣背着书囊、头插笔，等待皇帝询问，有时也用来记录。”颜师古说：“橐是用来盛书的东西。有底的叫囊，没有底的叫橐。所谓簪笔，就是把笔插在头上。” 东西厢【房，序西清；朵殿，翼室】《周昌传》说：吕后把耳朵贴近东厢来听。颜师古说：正寝东西两侧的房间都叫“箱”，因为形状像箱笼。 《晁错传》说：吴、楚反叛，景帝问袁盎应当怎样谋划，袁盎请求屏退旁人；晁错快步避入东箱。考察这两篇传记，所谓寝，就是露寝正殿；正殿两旁有房间，就是厢。车有车箱，也是同样的意思。《诗经》说：“东边有牵牛星，却不能用来驾车。”其中“箱”与“厢”相同。正因为殿旁有房间，吕后才能贴近耳朵听周昌说话，晁错也才能快步躲进去。《叔孙通传》说：制定长乐宫朝会礼仪，百官站班完毕，皇帝乘辇从房中出来。这里的房就是箱。《唐志》说：元日、冬至举行大朝会并宴请蕃国国王，设置黄麾仪仗，文武百官列班集合；皇帝从西序门步行出来，要求开扇；扇子合拢后，皇帝登上御座；扇子再打开。唐代仪制所说的从序门出来，就是汉代仪制所说的从房中出来。《司马相如传》说：“青龙在东箱蜿蜒，象舆在西清曲折前行。”颜师古说：西清，是西箱清静的地方。东边称箱，是从形状来说，就是上文所说殿旁的房间；西边称清，是从清静来说，指那里庄严洁净，没有喧闹尘埃。赋体重视文采，所以在语言上有所变换创新罢了，实际意义是相同的。《扬雄传》说：《甘泉赋》中有“在西清处回旋徘徊”的句子，西箱就是清静闲适的地方，意义也相同。书中所说的翼室，是取鸟翼的意义。现今称为朵殿，是取花枝向旁边伸出的意义；这些名称都是从东西厢的称呼辗转发展而来的。这些称呼历代沿用已久，廊庑、楼阁、殿阁不一定都要把殿包在房间中，也可以称作箱。本朝汴京大内的御药院、太清楼在西面，祖宗的书阁从龙图阁以下都在它们前面，所以官员进职兼带殿阁职名时，诰辞多用“西清”一词，正是本于这里。罘罳

译罘罳是用木头雕镂制成的，中间疏朗通透，可以透光；有的雕成方孔，有的雕成连续的网纹，形状疏散，所以叫罘罳。读音像“浮思”；“浮思”也可以说成“防髵”。根据它的形状来推想本来的样子，自然可以看出。罘罳这个名称确定以后，又随着设置地点的不同而附加出各种名称。设置在宫阙上的，叫阙上罘罳；臣子朝见君主，走到宫阙下面，又回想要奏报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设置在陵墓墙垣上的，叫陵上罘罳。王莽砍去陵上的罘罳，说“使人不再思念汉朝”，指的就是它。退一步追溯上古，礼经所说的疏屏，也是这种东西。所谓疏屏，是雕刻成云气、虫兽纹样，中间镂空玲珑。又有网户，雕成连续的纹样，彼此相连，形状像网。宋玉说：“网户朱缀，刻方连”，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既然说是“刻”，就是雕刻木头制成，只是形状像网而已。后世因此又有直接编织丝网，张挂在屋檐和窗户上，用来防止飞鸟雀鸟的做法。文宗甘露之变时，叛军从殿北门出走，排列着砍断的罘罳离去；那才是真正的网。这里又是仿效楚辞中设置网的说法。元微之任承旨时，诗说：“蕊珠深处少人知，网索西临太一池。早晨在浴殿听到天子的言语之后，便在步廊中骑马，笑着相互跟随。”诗下注说：“网索在太一池上，学士等待皇帝召见时在这里休息。”我考察“网索”，它应当是没有墙、或者有窗的地方，用绳索悬挂网来遮挡、防护飞雀，所以称为网索，就像悬挂铃铛的绳子叫铃索一样。宋元献为庆贺子京被召回任学士，诗中说：“网索轩窗防銮坡，羽卫重。”就是用了元微之诗中的语意。若连同今天的俗语一起考察，它就是门屏上雕镂透空的格子。它的制作方式与青琐同类，只是设置地点不同，名称也随之不同。如淳解释青琐，说是门楣上的格子【详见后篇】。青琐 汉代给事中晚上从青琐门进入，向青琐门行礼。孟康说：“在门的边框上涂青色，中间镂空，这是天子的门制。”颜师古说：“青琐，是雕成连续的琐纹后涂成青色，所以给事中要在这道门前行礼。”曲阳侯王根骄奢逾制，宅第使用红色台阶和青琐。如淳说：“门楣格子重叠两层，就像衣领两层相衬；涂成青色的叫青琐，是天子的门制。”如淳所说的门格，就是今天所称的格子，也就是宋玉所说的网户、朱缀刻方连。用朱色装饰而呈红色，便叫朱缀；涂成青色而呈青色，便叫青琐。它们的制作意义是相通的。所谓门格重叠两层，是把两块板合在一起，相对雕镂成纹，使中间全部空透，再在里面蒙上纱帛，这就是夹格。如淳的话，拿今天的实物来验证仍然可以看出。梁冀、贾充宅第中都有青琐，就是这种东西。当时这种僭越已经流行很久了，所以即使使用青琐，人们也不认为不对。《黄图》说：“未央宫在武帝时建造重轩、雕镂栏槛，使用青琐和红色台阶。”注说：“青琐就是窗。”鲍照《咏月》诗说：“玉钩隔琐窗。”李善说：“琐窗，就是把窗雕成琐纹。” 这样看来，所谓青琐门，就是在门上镂空雕成连续的琐纹，再涂成青色。祭天金人一 《匈奴传》说：霍去病从陇西出发，经过焉耆一千多里，得到匈奴祭天用的金人。颜师古说：“用金铸造神像，把它作为天神的主像来祭祀，这就是佛像的遗法。”考察今天的佛像，虽然没有听说用金铸造、用土捏制并加以彩绘，但佛像全身通常呈黄色，都是以铸金像为本源。汉武帝得到这尊像后，便把它收取过来，在甘泉宫祭祀；因为它是在休屠王分地之内得到的，所以把它归于休屠王。《汉书·地理志》说，冯翊云阳县有休屠王祭天金人的遗迹，说的就是这件事。云阳县就是甘泉宫所在地。休屠王已经投降，却被浑邪王杀死；汉武帝嘉奖他归附自己，于是连同金像一起尊奉。既在甘泉宫祭祀，又把休屠王列入国家祭祀，并称为路径神【见《郊祀志》】。日磾是休屠王的太子，汉武帝因为他的父亲而宠养他，赐姓为金，这又是取自金像。后来日磾的母亲去世，武帝在甘泉宫画她的像，并题写“休屠王阏氏”。可见，珍视他的金像、祭祀他的父亲、给他的儿子赐姓、为他的母亲画像，完全都是因为他们归降汉朝，因而加以尊崇和优待。除此以外，史书没有其他记载。班固是汉代人，把事实记述得首尾如此详尽。到了曹魏时期，孟康注释《汉书·地理志》，才说：“匈奴祭天的地方在云阳县甘泉山下；秦朝夺取了那片土地，后来把金像迁到休屠王右地，又被霍去病获得。”这个说法出现以后，《晋书》《隋书》也都相信它并收入记载。我按照正史所列的世代先后进行考察，不敢立即认为它正确。祭天金人二 杜佑说：“冒顿在秦二世元年自立，击败并赶走月氏。在秦二世以前，月氏的土地还没有被匈奴占有，休屠王还没有得到并掌管那片土地，怎么能迁移金像安置在那里而不被月氏排斥呢？因此，说金像是为了躲避秦军而迁到休屠王右地，从道理上说绝对不可能。孟康的话显然没有根据，不必再多加考察。至于金像的来源，则可以从史书中考见，并不是为了躲避秦军而迁移的。”《张骞传》说：“月氏，是敦煌、祁连之间的一个小国。敦煌就是沙州，祁连就是天山；那里原本都是月氏的土地。沙州、天山之间有一座城，名叫昭武。昭武是佛的称号，也是释迦牟尼舍弃家庭而归依佛教的地方。月氏被匈奴击败后，便逃散到葱岭以西，分成十多个国家。凡是以昭武为姓的，都是塞种人。‘塞’是‘释’的音转讹变。这一地区兴盛、尊崇佛教，而月氏国就在这里，所以金像便在当地，并被霍去病取得。怎么能采用哪一种说法作为定论，说金像是从秦地迁到月氏的吗？” 祭天金人三

译汉明帝梦见有人在殿庭上飞行，不久又有日月的光辉；醒来后便举此询问群臣。傅毅说：“西域有一种神，名字叫佛，陛下所梦见的，大概就是他吧？”世上信奉佛教的人很多，于是有人粉饰出这样的说法：“佛的神灵能够在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以前，先托梦给皇帝，使皇帝受到启发。”这是错误的。金像既然已经进入汉地，浑邪王、休屠王的数万部众又已经迁入塞内，其中也有人进入长安。这数万人都是月氏的旧族，他们中间信奉佛教的人一定很多；又有金像作为他们的宗主，所以被他们教化、影响的中国人也很多，他们的话便可以辗转上报到皇帝那里。明帝此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事，所以根据听闻产生想象，并在梦中把它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乐广所说的“因缘”。在得到金像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梦，这又符合乐广所说“从来没有人梦见乘车进入防穴”。如果说佛教尚未传来，而佛神自己显现，那么傅毅是中国人，他怎么会知道飞行并带有日月光辉的神，名字曾经叫佛呢？甘泉玉树 扬雄《甘泉赋》说：“青翠的玉树郁郁葱葱，璧制的马和犀牛闪耀斑斓。”左思讥讽说：“果树生长在不适宜它的土地上，就道理而言空虚而没有凭据。”李善引用《汉武故事》说：“皇帝建造神屋，在前庭种植玉树，用珊瑚作枝，用碧玉作叶。”如果按这种说法，它确实是一棵树，不过是用珊瑚、碧玉装饰制成的。所谓“青翠而葱茏”，只是描写碧玉的颜色，并不是真有这样一棵扎根土地的树。到了《黄图》，说法又不同：“甘泉谷北岸有一株槐树，如今称为玉树；树根树干盘曲高峙，是生长了二三百年的树。”《十道志》的记载也相同。杨震《关辅古语》说：“老人相传，都认为这棵树就是扬雄所说的玉树青葱。”详细考察这两种说法，它们只是直接说树的本体是槐树，又把它称为玉树罢了。我根据《甘泉赋》上下文考察，大概可以类推扬雄所指的是什么。赋中说“璧马犀之璘防”，既然如此，就不是真有马和犀牛，而只是用璧玉雕刻成马、犀牛的形状。世间本来没有玉璧制成的马和犀牛。赋又说“金人屹以承虡”；虡是悬挂钟的架子，金制的架子比木制的更珍贵，所以用夸张的语气来显示宫苑的盛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年〕 把这三件事合起来说，玉、璧、金都不是土地所生的草木鸟兽，而是借用其他材料制作的。因此，《汉武故事》的记载大为可信。至于把那棵树指认为槐树，也只是当时所见的情况；然而槐树的叶子临近秋天便先凋落，不能贯穿四季常青，绿色也不能长久，恐怕不是扬雄用来夸饰的对象。万年枝【豫章贞女树】《文选》收录谢玄晖《直中书省》诗，其中有“风动万年枝”。李善说：《晋宫阙名》记载，华林园有万年树十四株。但始终没有说明它是什么颜色、属于什么树种，究竟因为什么称为“万年”呢？《西京杂记》说：汉武帝初次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远方各地都进献奇异树木，其中也有专门取美名来标志奇异华丽的。里面有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这就是谢玄晖所引用的“万年枝”吗？既然说是专门取美名来标志奇丽，那么凡是冬夏常青、不因季节而凋落的树，都可以称为千年、万年。《泊宅编》【吴兴人所撰】说：徽宗时兴办画学，命题考画工，题目是“万年枝上太平雀”。应试者都不知道万年枝是什么树、太平雀是什么鸟。有人向宦官询问，宦官回答说：“万年枝是冬青树，太平雀是频伽鸟。”这也只是根据宦官的意思编写的。万年枝究竟是什么树，原本没有根据。按名称推想，它的种类一定类似冬青。至于称为万年、千年，是因为它不凋落，借美名加以标识，这样也可以从情理推知。《黄图》说，建章宫的凤凰阙，世人称为贞女楼。给它作注的人说：司马相如赋中有“豫章贞女树”，树高十仞，树干粗大到数人合抱，冬夏常青，从不凋落，仿佛具有贞节，所以用“贞女”命名。这就是直接把豫章称为贞女树。树木中能够经冬不凋的很多，松、柏、栝、桧、杉、槠、桂、楠，都从未改变枝干、换易叶子。如果把它们命名为万年、千年，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不能知道这里究竟是哪一种树。树木原有的名称很难改变，但人为它取一个美名，则《黄图》的说法一定有其事实根据。荔支 《黄图》说，上林苑有扶荔宫，因荔支而得名。元鼎六年，汉朝攻破南越，从交趾移植一百株荔支，没有一株成活。连续多年不停移植，偶尔有一株稍微茂盛，最终也没有开花结果。皇帝仍然十分珍惜，一旦枯死，便诛杀几十人，此后就不再栽种。荔支果实则每年进贡，负责传送的人在道路上疲于奔波。到东汉安帝时，交趾太守唐羌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端，才开始停止进贡。考察起来，这就是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的“遝答离支”。荔支果实既然能够运到长安并大量出现，“遝答”或许只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说上林苑中有荔支树，可以移植栽种，不能凭臆测认为根本没有。玉蕊，名称为郑花 唐昌观的玉蕊花，长安只有一株。有人作诗说：“一树珑松玉刻成。”由此大略可以想见它花朵、花蕊的形状。春花盛开时，全城人都来观赏，甚至说有仙女降临。元稹、白居易都作诗来坐实这件事，可见当时人们对它十分珍重。曾端伯说：“韦应物的帖文说：‘京师珍重玉蕊花，等到了江南，满山都是；当地人采来供染色使用，并不十分爱惜。’”这说明江南有一种花，枝条珑松而花色洁白，叶子可以用来染色，确实就是唐昌观的玉蕊花【《高斋诗话》又说是杨汝士的帖文，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黄庭坚说：“江南野外有一种小白花，树高几尺，春天开放，香气极浓，乡野人称为郑花。”王安石认为这个名称鄙陋，我请求给它命名为山矾。这种花的叶子本来可以染黄，不用矾也能使颜色形成，所以用“山矾”命名。《高斋诗话》又说：“玉蕊就是今天的玚花。”我考察“玚”（音同“雉杏反”），是玉圭的名称。“玚”和“郑”读音相近，后来呼叫时发生讹变。我家乡又称它为乌朕花；“朕”“郑”“玚”读音也相近，可知是同一种花。江南凡是有山的地方，就有这种花。它的叶子像木犀，花白而花心黄，三四月间开花，香气充满野外。人家篱笆边都砍下它的枝条连叶捆起来，稍稍受到阳光照晒，叶子便变黄，取来染色，不用矾石自然就能染成黄色，那么黄庭坚的话确实可信。

译至于说它只有二三尺高，大概是当地人不把它当作木材，只认为稍微可以烧火，便赶紧砍伐，不让它长高。只有长安把它当作珍贵奇异之物，所以树干比其他地方的大，并不是另一个树种。我家私塾西面有一株山矾，高约五七丈；春花盛开时，枝叶繁茂、阳光照耀，像冬天积聚的白雪一样，整整一里的人家都充满香风。等到我辛未年考中进士回乡时，它已经被人砍掉了。由此才知道，唐昌观的玉蕊正是因为有人加以保护培育才长成，并不是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树。登闻鼓与肺石 《唐六典》说：大明宫有含元殿，殿两侧有两座阁，左边叫翔鸾，右边叫栖▯。两阁下面都是朝堂，东朝堂设置肺石，西朝堂设置登闻鼓【《长安志》的馆图记载都相同】。太极宫的太极殿，其朝堂也都夹在殿两侧，左右相对伸出，所以鼓和石都在殿旁的朝堂里面。这就是《唐六典》所说大明宫完全同于承天门制度的情况。沈括《梦溪笔谈》说：“唐代长安故宫宫阙前有唐代的肺石，至今还在；它的形制像佛寺中敲击的响石，非常大，长八九尺，形状像下垂的肺。这就是《周礼·秋官》大司寇所说用肺石使穷困百姓申诉的制度。推究它的意义，就是蒙受冤屈的人敲击它，像今天敲击登闻鼓一样。”沈括这句话一定有所依据，但朝堂不在殿门之外，这块石头怎么会移到外面？难道唐朝灭亡、宫殿废弃后，有人想把它迁到别处，却因太重而弃置在宫阙外吗？根据他的话，也可以补充知道肺石的大致形状，不过恐怕沈括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说法。唐代设置登闻鼓，始于高宗。《会要》说：“当时有蒙受冤屈的人带着鼓到朝堂申诉，于是下令东西廊朝堂都设置鼓；这样就不只是太极、大明两宫有，东都洛阳的朝堂也有。” 考察《通典·刑法门》记载的隋文帝诏令：“四方有冤屈的诉讼，州县以及尚书省不予处理的，允许敲击登闻鼓，有关官司记录案情后上报。”这样看来，晋、隋之间已经设置过登闻鼓。《会要》说有受屈之人带鼓到朝堂，应当是唐人知道隋代本来就有鼓，允许人们击鼓申诉，所以带鼓亲自到朝堂。由此可知，朝堂设置鼓早在唐代以前。沈括只是把鼓与肺石并举，说知道登闻院有鼓，却不知道西洛阳朝堂本来已有肺石。《唐六典》在刑部条下又说：“冤屈滞留而不能上达的，允许敲击登闻鼓；孤苦无依的老人、幼儿不能自行申诉的，就站在肺石下面。站在肺石下的，由左监门卫奏报；敲击鼓的，由右监门卫奏报。”这样看来，鼓可以敲击，而肺石不能敲；只要看见有人站在石旁，就知道他有冤屈想要申理。垂拱元年诏令说：“朝堂的登闻鼓和肺石不必设置守卫；有人敲鼓或站在石旁，就命御史接受状辞，代为上奏【见《唐会要》卷六十四】。”这又与沈括的话不一致。沈括是凭自己的推测，而《唐六典》《唐会要》记载的是当时的制度和法律；哪些可以怀疑、哪些可以相信，本来就有区别。立仗马 李林甫设置这种制度，是想堵塞众人的言路，使进谏的渠道断绝。他说：“诸位见过立仗马吗？它们常吃三品官的饲料，只要叫一声就立即被斥退。”所谓立仗马，就是站立在仪仗队中的马。仪仗卫队正列队时，马有的嘶鸣，便立即斥退，换上另一匹马，因为厌恶它喧哗。颜真卿曾论说立仗马：“太宗勤于处理各种政务，当时宫门司的规定说：‘没有门籍而有紧急奏事者，命仪仗官引见，不得加以阻拦，以防止上下壅塞、事情被蒙蔽。’设置两匹立仗马，须要骑马的人可以听凭使用。这正是太宗用来使天下太平安治的办法。按照颜真卿这番话推论，太宗当初所下的命令，是凡未预先通报、没有登记在门籍上的人，如果有紧急奏事，也允许骑这两匹马，并由有关官吏引导他入内奏报。对于招致进言、防止壅塞蒙蔽来说，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可是《唐会要》记载立仗马的事情很详细，其中所说的用途，却与太宗最初的意图完全不同。天宝八载，下诏说：从今以后，南衙的立仗马应当停止设置，负责进马的官员也一并裁省；既然称为进马，就不是臣下所能骑乘的了。又说：天宝十二载，杨国忠再次奏请设置立仗马和进马官，于是马和官员到这时都恢复了；但所立的名义特别规定为供奉御用，这样一来，招致进言的本意就完全改变了。到了大历十四年，闲厩使奏请依照旧例，每天在月华门外列马两匹【月华门在宣政殿】，仪仗结束后牵回马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 广德年间以后，已经没有马可以供给，于是连供皇帝使用、供奏事者骑乘的马也废止，不再供应了。当时认为进马的设置不可缺少，便下令恢复设置、恢复供给，但已经没有允许奏事之人骑马的文字规定了。这样看来，太宗用来招致进言的马，后来已经变成供皇帝使用的马；而负责牵引、侍奉这些马的官员又称为“进马官”，这就专门用于进奉御用，臣下不再能够骑乘了。太宗设置这些马的最初用意，到这里完全湮没了。这种制度变易的关键，正与玄宗设置图而开元年间的《无逸》后来变成天宝年间的《山水》是同一类意思。制度改变以后，马吃三品料，一叫就立即斥退，这完全是把它们当作御马来饲养，又用整肃仪仗礼制的要求来约束它们；那么最初臣下可以骑马的制度，就完全没有根据和源流了。臣下想骑马入内奏事，哪里还办得到呢？至于供皇帝使用的马，因为厌恶它们嘶鸣，仍有可以考察的证据。唐代北都有“过马防”，韩偓诗说：“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释说：“上马时一定由中官驾御引进，称为过马；已经骑上以后，才允许踢踏、嘶鸣。”那么，在尚未供御之前不许嘶鸣的马，就是李林甫所说的“一鸣辄斥”的马。北都，就是河东太原府。玄宗因为高祖在这里起兵建立义旗，所以特意把这里建为北都。北都使的官署宅第，就是高祖过去的旧居。既然成为陪都，“过马”的制度仍然仿照京师实行，所以北都也有过马防。国朝的制度是，每次皇帝在后殿临朝，都在仪仗卫队中列马两行，马鞍和马辔全都装饰着龙纹；这就是仿照唐代进御马匹的制度，不再是太宗用来求取进言的制度了。宣政年间，有一位曾任内诸司官员的人告诉我：后殿和前殿之间，有一段露天、没有屋顶的通道，皇帝要索取马匹，骑马从这里经过。魏征的住宅

译魏征的住宅在丹凤门直向南出去的永兴坊内。封演《见闻录》说：魏征所住的房屋低矮简陋，太宗想为他营造住宅，他总是谦辞不肯接受。等到魏征卧病不起，太宗将要营造一座小殿，便停止使用那些材料，改用来建造魏征的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开元年间，这座正堂还在；由于家人不谨慎，遗留的火种把它烧毁了，魏征的子孙哭吊三天，朝廷官员都前去吊唁。《唐传》记载的也相同。只是百官前去吊唁是出于皇帝诏令，这一点与封演的说法不同。然而，唐代君臣共同知道敬重正直之人，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到了《白居易传》，记载又有不同，说：李师道私自献钱六百万，为魏征的孙子赎回旧宅。白居易当时任拾遗，在元和四年上书说，魏征曾任宰相，太宗用殿堂的材料建成他的正寝。后世子孙不能守住它，陛下应当替贤臣的子孙赎回并归还此宅。李师道是臣子，不应掠取这份美名，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若按白居易所说，那么太宗用殿材建成的正寝，到元和年间仍然存在；开元年间并没有遭火，只是子孙不能保有，最终把它卖掉了。我仔细思考其中的道理，开元年间被烧毁的，应当是用殿材建成的正寝，其他房屋并没有全部被烧毁。只是因为家境清贫，子孙便把他遗留下来的财产全部拿出来卖掉了。白居易深深体察太宗重视魏征的用意，想让朝廷出面赎回此宅，而不是由臣下出资办理。至于《唐会要》的记载又与此不同，说：元和四年，皇帝赞许魏征敢于进谏，诏令访求他的旧居；这所宅第已经抵押出卖，换了好几家主人，又分割成九家。皇帝从内库拿出二百万钱赎回，归还魏征家，并禁止再把它抵押出卖。根据这段记载，与《白居易传》大体相同。大概是《唐会要》又想把美名归于宪宗，不愿说是出自臣下的请求。寺观 慈恩寺【进士题名】前，进士先辈】慈恩寺在朱雀街东面第三条街、从北向南数第十五坊【名为进昌坊】。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当时居于春宫，为文德皇后修建这座寺，因此取名慈恩。寺南面临近黄渠，水边竹木繁盛，是京城中最好的地方。寺院西院的塔高三百尺。神龙年间以后，杏园宴会在六月十五日举行，进士们的关宴都在塔下举行，选择同年进士中擅长书法的人，把姓名题写在塔上【《松窗杂录》】。《杂录》说：张莒确实是最初这样做的人，于是成为旧例。但钱希仁《南部新书》却说：韦肇初次及第，偶然在慈恩塔下题名，后来人们仰慕仿效，遂成为旧例。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元和年间，李肇撰写《国史补》说：进士考中，称为“前进士”。在慈恩寺题名列出姓名，称为“题名”。在曲江亭举行盛大宴会，称为“曲江宴”，也称为“关宴”。有人说，及第以后遇到以前尚未及第时所题的姓名，就在前面加上“前”字。所以诗中说：“曾经题名的地方添上前字。”他们彼此推重，也把先考中进士的人称为“先辈”。“先辈”这个说法虽然兴起于唐代，但它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汉宣帝制定制度：学生通晓两部经书的，补任文学掌故；不能通晓两部经书的，须留待以后再次考试，随同同辈参加考试，考通了也可以任文学掌故。唐代所说的“先辈”“前进士”，是取其先行考中之意，所以这样称呼。感业寺【武后曾在这里做尼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升仙。这一年，就把安业坊的济度尼寺改为灵宝寺，将太宗的嫔妃、宫女全部度为尼姑，安置在那里。这座寺的东面又有道德寺，也是尼姑寺。后来把道德寺改建为崇圣寺，作为太宗的别庙。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到寺中进香，武氏哭泣，皇帝也哭泣。王皇后想借此离间萧淑妃所受的宠爱，便让武氏还俗，劝皇帝把她纳入后宫【依据《资治通鉴》《长安志》及吕图考订。 《资治通鉴》说武氏在感业寺，《长安志》说在安业寺，只有这里不同。但《长安志》能够说明寺院的位置及始末，所以应当是安业寺】荐福寺 荐福寺在朱雀街东面，原来是萧瑀的宅第。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院落东面有放生池，周长二百多步。传说这就是汉代的洪池陂。香积寺 香积寺，吕图所载位置在子午谷正北偏西，郭子仪在肃宗时收复长安，曾驻军于寺北。《唐书·郭子仪传》说：“距离丰水，临近大川。大川就是沉水、交水，也就是唐代的永安渠。”大概寺在丰水东面、交水西面。吕图说：“在镐水发源地的北面，那么就接近昆明池了。”郭子仪先在清渠战败，到这里后沿南山出城，后来凭借地势之利等待敌军。安国寺、兴唐观、兴唐寺 安国寺在朱雀街东面第四条街的长乐坊。至于兴唐观，也在同一坊内；兴唐寺则另在向南一坊。开元八年开始营造时，皇帝下令迅速完工。那座兴唐观，是拆毁兴庆宫、大明宫的两座别殿，取其材料建成的观。兴唐寺所用的材料也是殿材。它的天尊殿就是兴庆宫的通贤殿，门楼就是大明宫的乘云阁。至于精思堂，则用白莲花殿改建；老君殿也用甘泉殿改建。到了元和八年，又扩建加固了原来的道观。这里向北距离太极宫城，因而修有复道，作为皇帝出行游幸的通道【《长安志》】。由此可知，拆毁宫殿改建道观，固然是为了祈求福佑，但归根结底也便于皇帝游幸。教坊确实就在这里，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至于通贤、乘云、白莲花、甘泉这四个名称，既然宫殿已经改建拆毁，史书中记载宫殿的部分便不再写出它们的名称。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宫殿的名称就很难考明。太清宫、太微宫、紫极宫 隋朝开皇年间，已经下诏令两京、各州分别设置玄元皇帝庙【《礼阁新仪》】。唐朝以老子为始祖，天宝元年，田同秀说老子降临在丹凤门外，于是设置庙宇，后来把这座庙改名为宫。天宝二年，加尊号“大圣祖”，又下令西京称太清宫，东都称太微宫，各州称紫极宫。天宝十二载，又给老子加上帝号，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举行朝献礼。最初建庙时，取太白山白石雕成老子的真像，穿衮冕之服，面向南方坐在屏风前；玄宗、肃宗二帝的真容像立在左右侍奉。每天皇帝要到南郊举行祭祀时，都先到太清宫朝拜。张巡起兵时，率领官吏和士兵哭拜玄元皇帝庙；这座庙就是睢阳郡的紫极宫。紫极宫各外州都有，本朝设置天庆观，允许就以紫极宫作为其用途。唐昌观 京城东面有玉蘂花（《剧谈录》中有详细记载，前文已经说明过）。兴圣尼寺 在朱雀街西面，通义坊内；这里原本是高祖潜居时的旧宅。崇德坊崇圣尼寺 进士樱桃宴，在这座寺的佛牙阁上举行【《长安志》】《雍录》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