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七>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七> 单于朝见于渭水之上的图说 《汉纪》说：甘露三年正月，皇帝巡幸甘泉，在那里郊祭防畤。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防前来朝见，有关官员引导单于先行，让他到长安的邸舍居住。皇帝从甘泉出发，住宿在池阳宫，登上长平坂，下诏叫单于不要来拜见。蛮夷君长、王侯等前来迎接的人有数万人，排列在道路两旁。皇帝登上渭桥，众人都高呼万岁。单于到达邸舍后，皇帝在建章宫设酒宴，宴请并赏赐单于。二月，单于停止朝见，返回并居住在幕南的光禄城。郅支单于因此远远逃走。《匈奴传》说：呼韩邪单于叩开五原塞，请求入朝。甘露三年正月，到甘泉宫朝见；接受赏赐完毕后，皇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宿在长平。皇帝从甘泉出发，住宿在池阳宫；皇帝登上长平坂，下诏不让单于拜见皇帝。他的群臣以及各部蛮夷，都在渭桥下迎接，排列在道路两旁。皇帝登上渭桥，众人高呼万岁。综合《汉纪》和《匈奴传》来考察，宣帝因为巡幸甘泉、郊祭防畤，呼韩邪单于也在这一年正月从五原塞入朝，前往甘泉宫朝见。朝见完毕、接受赏赐后，有关官员才开始引导单于先行，向南前往长安；还没有到达长安时，宣帝已经从甘泉返回京城，住宿在池阳宫。住宿之后，宣帝渐渐向南前往长安，到达长平坂。这时单于前往邸舍的队伍还在路上，没有到达长安，所以就在长平坂迎接并拜见宣帝。虽然没有接受单于的拜见【颜师古说：没有接受拜见】，但其他蛮夷君长都在渭桥旁迎接，高呼万岁。单于从这里开始前往长安进入邸舍；到达邸舍后，才在建章宫接受宴饮款待，然后结束朝见。皇帝允许他回去居住在幕南，不进入幕中。五原塞，在唐代是丰州。甘泉在长安北面，单于从丰州进入关塞后，沿灵盐道路先到甘泉，所以这次朝见就在甘泉举行。如淳说：长平坂是地名，在池阳南面的高原坡地上，有长平观，距长安五十里。颜师古说：是泾水南面的高原，就是今天所说的眭城坂。再按照南北方向依次考察，从甘泉向南是池阳，池阳南面高原的坡地就是长平坂；坡上有长平观，在渭桥北面，所以宣帝登上长平坂，单于在这里迎接拜见；等到宣帝登上渭桥，蛮夷君长都在那里高呼万岁。单于这次朝见虽然发生在甘露年间，但它所造成的挫败和震撼，实际上属于武帝时代。这种在渭水之上举行的礼仪，为后世中国人增添了气势，所以要详细辨析并绘图说明。

译<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雍录》，卷七> 说【鄠、杜，杜伯国，秦杜县，东原，下杜，杜门，杜陵，少陵，宜春，下苑，曲江，芙蓉园，乐游原，秦川，乐游苑，乐游庙】杜县与五代都城紧密相连，所以古代发生并留有遗迹的事情很多。俗话说“城南韦杜，离天只有五尺”，是因为这里逼近帝都。现在沿着杜县的地理位置，从西向东依次说明，希望能够有条理。县境西边抵达鄠县，东边抵达蓝田县。所以宣帝尚未即位时，曾在鄠、杜之间往来于各座陵墓；杜就是杜县，鄠就是鄠县。县境最西边抵达镐，镐的东面是东杜【从镐地看杜地，杜在镐的东面】，也就是彪池的上游。彪池北面就是镐。《皇览》说：“文王、周公都葬在毕，毕是镐东面的杜县。”镐池东面，到唐代属于长安县南部【杜县在长安县南十五里】，也就是周代杜伯国的所在地。秦武公灭掉杜国，把杜国改置为杜县。县东有高原，名叫东原。宣帝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陵墓，于是东原之地后来设置为杜陵县。既然有了杜陵县，名称就和杜县混淆，于是把杜县改称下杜，以资区别。有人说杜县东面有杜原，而这里的下杜在杜原下方，所以把“下”加在杜名之前，这完全没有考察清楚。世上地名凡是分为“上”“下”的，都是按照水流的上游、下游来说的。中国的河流千回万转最终都向东流，所以东部地方通常处于西部地方的下游。现在杜县正好在杜陵以西，却反而被称为杜原的下游，是因为南山各条水流都受到东部高地阻挡，纷纷向西流往丰、镐；因此杜陵反而成为杜县的上游，杜县便称为下杜。杜县北面就是汉代都城的覆盎门，所以这座门又名杜门【原本在杜县境内】。杜门就是青门，在汉代都城中是东面从南数第一座门，也是邵平种瓜的地方。宣帝修建杜陵后，又在县南四十里安葬许皇后，所以这里又称少陵原【详见“少陵”条】。宜春、下苑都在少陵一带。那里又是曲江，曲江北面又有乐游原、乐游苑以及汉宣帝的乐游庙。到了唐代，庙的基址遗迹仍然存在，与唐代的曲江、芙蓉园、芙蓉池相互毗连。宇文恺为隋代营建大兴城时，认为京城东南地势过高，不利于建城，所以在城东南保留一坊，开凿芙蓉池来镇压地势。杜甫《乐游园》诗说：“公子的华美宴席设在地势高处，秦川面对着酒席，平坦得像手掌。”秦川就是樊川。坐在席中能够看见秦川，就可以知道这里地势很高【《三秦记》】。以上这些，都是杜县境内古代事迹中，可以依据方位推求并绘图说明的地方。通化门【浐坂、长乐坡】唐代都城外郭东面有三座门，最北面的一座是通化门。德宗曾经驾临这座门，亲自迎接御书所题的章敬寺匾额。裴度前往蔡州时，宪宗在这里为他送行。李晟从东渭桥移军，营垒设在光泰门，以逼近都城【光防门是通化门北面小城的东门】。门东七里有长乐坡，下临浐水，原名浐阪。隋文帝厌恶“阪”字，因为它的读音与“反”相同，所以把“阪”改为“坡”。从长乐坡北面可以望见汉代长乐宫，因此称为长乐坡。辋谷 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王维的别墅在那里。原来是宋之问的别圃。陈涛斜 肃宗至德元年九月，皇帝在彭原。房琯请求率领一万人收复两京，分为三军：南军从宜寿进入，中军从武功进入，北军从奉天进入。房琯亲自担任先锋。十月，军队驻扎在便桥；中军、北军先与贼军相遇，在陈涛斜交战，王师大败。癸卯日，房琯率南军作战，又没有取胜。考察可知，陈涛斜在咸阳。李晟从东渭桥移军向西进发，与李怀光在咸阳会合，所谓陈涛斜就是这里。还没有在陈涛斜交战时，房琯已经先到达便桥，占据了要地。失败之后，又被宦官催促，连同南军一起作战而失败，这是用兵人事方面的失误。韦曲、杜曲、薛曲 薛绘的宅第在胜业坊，兄弟、子侄几十人共同居住。一个曲里的姻亲党族都出身清华，显贵兴盛，人们称它为薛曲。吕图、韦曲在明德门外，韦皇后的家族住在那里，大概在皇子陂西面。这里就是所谓“城南韦杜，离天只有五尺”的地方。杜曲在启夏门外，向西就是少陵原。杜甫诗说：“杜曲的花色浓得像酒。” 坑儒谷 山谷在昭应县三百里处。卫宏说：“秦朝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服，又苦于各地来的诸生，于是把他们任命为郎官，前后共有七百人。秦始皇暗中命人在骊山坑谷中温暖的地方种瓜。瓜果成熟后，便下诏让各位博士、诸生解释瓜果成熟的原因；每个人说法都不同，于是命令他们前去察看。秦始皇预先设置了机关，诸生正彼此争辩、不能决定时，便发动机关，从上面填土下去，把他们全都压死，始终没有发出声音。”唐代初年，这里名为闵儒卿，天宝年间改名为旌儒庙。庙在昭应县，因此可以把卫宏的说法视为可信。考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卢生和咸阳诸生私下议论秦始皇的过失，始皇听说后，派御史查问，诸生中七百多人全都在咸阳遭到坑杀。”那么，坑杀地点就不在昭应。昭应在渭水以南，咸阳在渭水以北，地理位置不同。难道昭应谷中七百人是一次杀戮，而咸阳四百六十人又是另一次杀戮吗？然而应当以《秦纪》为正史依据；至于议论种瓜的说法，似乎过于诡巧。秦始皇刚愎暴虐，对于违背自己、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直接杀掉就是了，不必设置这种诡计。豹林谷 在长安县，靠近子午谷。宋代种放曾隐居于此。《雍录》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雍录》卷八　　　宋代程大昌撰　职官 清台 《汉志》说，汉武帝制定《太初历》时，就是在上林苑清台考察天象；只有太初历最为精密，这就是清台所在的地方。这样看来，清台大概在上林苑中。《黄图》说：“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代起初称清台，后来改名为灵台。郭延生《述征记》说：“长安宫城南面有灵台，高十五仞，上面有张衡制作的浑仪、相风铜乌，还有铜表，题记说是太初四年所造。”吕图说：“汉代旧城外有灵台，北面与未央宫相对。”《水经》也说：“城南漕渠旁有汉灵台。”所以郭延生记载他所见到的灵台，也说它“在宫城南面”。这样看来，汉代城西的上林苑、城南的漕渠，都有观测日影的台。或称清台，或称灵台，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不过，铜表既然是在太初年间设置的，就是汉武帝制定历法初期的遗物。至于铜制浑仪，则说是张衡所造。张衡制作地动仪是在后汉顺帝阳嘉元年；那时帝都不在长安，或许张衡的浑仪制成后，也分置了一件在长安的观测台上吗？西京太学 晋灼解释“曲台”说：“西京没有太学，所以在曲台举行大射礼。”《儒林传》说：“公孙弘上奏制书，请求设置博士弟子员。凡是住在京师而被选拔补充的，以及郡国贡送入京的，都隶属于太常。”既然选拔、贡送来的弟子都隶属于太常，那么晋灼说西京没有太学，确实有道理。然而史书赞颂武帝说“明白地记载：修建明堂，兴办太学”，那么怎么能说西京没有太学呢？如果太学虽然曾经建立，却隶属于太常，那就无法确知了。《儒林传》记载成帝时有人说：“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还少于孔子的三千弟子。”这说明太学曾经有弟子员额。既然有弟子员额，怎么会完全没有校舍呢？班固明明认为太学存在，晋灼却说没有，这是为什么？应当是太学生的名额由太常负责补充、教养和奏请任用，所以可以由后来的管理归属推知最初的建置。汉代博士都隶属于太常，却不以太学作为官职称号，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儒林传》又说，昭帝、宣帝、元帝都增加弟子员额；由于经费不足，于是改为设置一千人的员额。既然说经费不足，就说明过去也曾供应他们每日的口粮。到王莽时才开始在城南外郭大规模修建校舍，所以吕图所说漕渠南面也有太学，但那已经不是武帝时期的太学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上林苑另有槐市，士人带着本地物产来的人，都在那里上市出售。藁街【都亭驿】汉武帝斩杀南越王，傅介子斩杀楼兰王，都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北阙。北阙就是未央宫北门。陈汤斩杀郅支单于后，上疏请求把首级悬挂在藁街蛮夷邸舍之间。各家著作都没有说明藁街究竟在哪里。唐代的都亭驿就是蛮夷邸舍，在朱雀街西面，靠近鸿胪寺。吏部选院 尚书省在朱雀门北面的正街东侧，独占一坊，六部附属于它的旁边。吕图和《长安志》记载，尚书省南面另有吏部选院、礼部选院，都在尚书省六曹办公处之外。《长安志》说：因为位于尚书省南面，也叫吏部南院，是候选官员查看榜文的地方。《六典》说吏部员外郎掌管选院，称为南曹。注释说：这个官署在选曹南面，所以称为南曹。唐代的选官制度不同于今天，每天都要引见候选人；每逢四季应当举行铨选时，便另设场所，在本曹办公衙署之外的南院集中引选。选官事务正式进行时，就说“选门闭”，关闭院门是为了防止请托。官员的升降黜陟确定后，选院没有事务，便说“选门开”，事情结束，禁令放松。所以有“选门开闭”这种不同说法。院外另有张列榜文的地方，告知留用或黜退，因此那里也叫看榜。礼部南院【贡院】礼部既然附属于尚书省，尚书省前面的一坊另有礼部南院，就是贡院。《长安志》说：“四方贡士应举之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今用淡墨书写进士榜，开头列出四个字“礼部贡院”，这是唐代遗留下来的规制。可见唐代已经曾把南院称为贡院。有人在其中应试并作诗说：“才到第三道蜡烛燃尽，南宫的风月已经难以描画。”因此把考试场所称为南宫。有人说尚书省六部都在北省南面，所以礼部郎官称为南宫舍人。唐初进士考试都归考功负责，后来因员外郎李昻受到举子侮辱，朝廷认为考功权力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这个南院就是考选之地。如果正式由礼部侍郎主持考试，其官衔写作“知贡举”；如果委派其他官员主持，其官衔写作“权知贡举”。这是说主持贡举本来是礼部侍郎的职任，其他官员来主持时，都是暂代其事。这里也有像吏部那样张榜的地方。谏坡（一） 唐代制度中，谏议大夫升迁后才开始担任给事中；而在龙尾道上，两省供奉官按班次站立时，谏议大夫反而位于给事中之上。所以裴吉担任谏议大夫时【裴吉原名从人旁加“吉”】，供奉官班中有人共同戏谑他说：“即使你上了坡，也还得下坡。”意思是说，如今担任谏议大夫，班次突然排在给事中之上；等到升任给事中，班次反而排在下面。裴吉明白他们的戏谑，便说：“既然我不行，为什么不把我拉下来？”“拽”就是拉他，使他处在给事中之下。意思是说，班次虽然退下一等，但官职实际上却是升迁【《因话录》】。后世通常把谏议大夫称作“谏坡”，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所谓“坡”，是含元殿前龙尾道上坡势起伏、高起的地方。唐代制度中，散骑常侍、中书门下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舍人、两史、遗阙、通事官，都称为两省官，而其职责是供奉。所谓两省供奉官，就是经常在皇帝身边侍奉、传达诏令，负责应答，片刻也不能缺少。因此每逢皇帝驾临含元殿，宰相和两省官在未索取扇子以前，站在栏槛以内；等到扇子打开，便侍立在香案之前，为的是先行登殿，及时供奉办事。所以他们列班时都站在坡上。所谓上坡、下坡，就是用班列位置的高低来说的【见《会要》贞元二年中书门下省奏】。谏坡（二）

译为什么要这样区别两省官呢？官阶高低本来有固定次序，而列班时谏议大夫位于给事中之上，是有原因的。会昌二年，牛僧孺等上奏说：“《六典》记载，谏议大夫在隋代为从五品下，现为正五品上。自大历年间升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正三品后，两省便缺少四品官。希望升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以补足这一缺额。”诏书同意了他们的奏请。这样看来，谏议大夫列班在给事中之上，是因为大历年间偶然出现四品官缺，于是越级选取原为从五品的谏议大夫，补任四品，以补足缺额。按照品级排列班次，所以谏议大夫越过给事中站在上面。然而班次虽然暂时上升，升迁的先后次序仍然沿袭旧制不变。因此，刚任谏议大夫时，班次在给事中之上，是因为原为从五品而升补四品；等到继续升迁，谏议大夫又位于给事中之下，是因为二者官品同为五品，而谏议大夫的位序在下。这就是上坡、下坡的详细情况。到了后周显德五年，诏令谏议大夫仍为正五品上，班次排在给事中之下。诏令说：“谏议大夫虽然升班到给事中之上，但等到升迁授官时，官品虽然按照升迁次序安排，位次却要降一等，所以现在改正。”这样，谏议大夫升班、降班的前后原委就全都清楚了。蛾眉班 沈括《梦溪笔谈》说：唐代制度中，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站立，称为蛾眉班。宋朝初年，供奉官班在百官前面横向排列。王溥罢相后，担任东宫一品班，位次在供奉官班之后。太祖见到这种安排，认为不合体统，于是下令供奉官班仍按旧制、依品级次序站立。庆历年间，贾安公担任中丞，认为东西相对拜礼不合礼制，又命令改为横向排列。直到今天，开始列班时仍分东西站立，百官班次确定后才转为横向排列；参拜结束后又分东西站立，百官退班后才离开，这是采用旧制。依我看，臣下朝会时不向皇帝所坐的黼扆正面拜礼，却东西相对互相拜礼，确实不合礼制。然而仔细追究它的起源，还是有原因的。《会要》说：会昌二年，中书门下上奏，元日皇帝驾临含元殿，百官就位，只有宰相和两省官在尚未索取扇子以前站在栏槛以内，等扇子打开便侍立在御前。三朝大庆之日，百官称贺，只有宰相、侍臣以及身披甲胄的武官不拜。皇帝在礼意上斟酌，仍未完全合宜。臣等请求：皇帝驾临殿堂之日，天刚亮时，宰相、两省官东西相对列班站在香案前，等扇子打开，由通事官赞礼，两省官再拜；拜完后登殿侍立。皇帝同意了。考察这件事可知，两省中担任供奉官的人，在会昌以前，每逢朝会排列班次时，便相向站在龙尾道上栏槛以内；等皇帝坐定，就登殿站立侍奉，原本从不行拜礼。自会昌年间制定礼仪、确定制度以后，两班相向站立的人才开始拜两拜；但他们行拜时并不离开原位，所以班次既然东西相向而立，行拜时也同样东西相向。这就是他们不面向屏风后的御座，而像蛾眉一样相对而拜的原因。世人只看见当时施行的制度，却不知道制定这种制度的缘由，因此对于东西相向互拜都觉得奇怪，却不知道东西相向站立才是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本原因。本朝与唐朝之间隔着五代，这一制度沿革无法详细流传下来，所以贾安公虽然惊讶东西相向而拜不合礼法，却不知道这种相向拜礼是怎样产生的；因此他能够考究并纠正拜礼，却不敢完全废除相向站立，这就是所谓“不推究根本，却整齐末节”，难怪没有根据来作出折中判断。供奉官之所以以“供奉”为名，是因为他们所执掌的事务【如捧持唾壶、笔囊，在殿上扶掖、传递奏章、严加辨别】都是君主出入起居时最先需要办理的事务。因此在皇帝临朝之初，其他官员还来不及接近侍奉时，供奉官已经急忙上殿听命了。所以两班开始排列时，不站在平地上，而站在龙尾道上，就是取其登殿迅速的意思。侍从（一） 汉代所谓侍从，是因为他们所掌的职务接近君主。皇帝出行时便随从，在宫中便陪侍，所以把各种最亲近的职务总括起来，称为侍从。汉武帝给严助的诏书说：“你厌倦了在承明庐值宿，劳苦于侍从的事务。”严助当时任中大夫，这就是所谓中朝臣。中朝臣，是唐代以来对内廷各司官员的称呼，意谓其职务能够在内朝任事，所以官名都冠以“中”字。郭舍人向东方朔进谗说：“东方朔诋毁天子的从官。”汉武帝对窦太主说：“只怕群臣中的从官大多替长公主耗费财物。”司马迁说：“掌管文史、天文历法的人，大概处在卜官、祝官之间，本来就是君主用来戏弄的。”这些话在汉代虽然都用“侍从”来称呼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君主左右，正如前面所说，并不是后世所说的侍从。后世的侍从，相当于汉代的九卿。张安世持着笔囊、簪着笔，侍奉孝武皇帝十多年，这就是后世侍从所做的事情。张安世曾任光禄勋，后来又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如果摘取汉代的用语来称呼后世侍从，那么“笔囊”正符合他们的职事。后世的侍从又称为“两制”。两制，是分别掌管内制和外制：内制由翰林学士掌管，外制由中书舍人掌管。在元祐年间设置权侍郎以前，只有中书舍人以上的官员才算侍从，所以概括内制、外制来称呼这类官职，用来区别于汉代的侍从，也说明他们并不是九卿。如今制度中七寺的卿已经属于一般官员，如果把九卿称作侍从，就会使官职的轻重混杂，不能一眼看清，所以另称为“两制”。汉代用语中又有“法从”一词，见于《扬雄传》：“成帝时赵昭仪正受宠，每次皇帝到甘泉宫，常常依法随从在属车豹尾之中。”因此扬雄作赋来讽谏。师古说：“法从，是说依法应当随从。”又有一种说法说：“是随从法驾。”这两种说法表面上似乎都讲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侍从（二）

译蔡邕《独断》说：天子出行时车驾排列的次序称为卤簿，有大驾、小驾、法驾。大驾出行时，由公卿在前引导，属车八十一乘。汉都在长安时，皇帝出行到甘泉祭祀天神，百官都要齐备，并有相应的仪注，名为《甘泉卤簿》。中兴以来，很少采用这种仪制。法驾出行时，公卿不列入卤簿，只有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在前引导，属车三十六乘。小驾用于祭祀宗庙。考察蔡邕这段记载，只有到甘泉郊天才使用大驾。大驾出行，公卿都随从；如果使用法驾或小驾，公卿便不随从。这样看来，凡是泛泛引用汉代“法从”的说法来说明当时两制官员属于侍从，似乎不妥。因为公卿不随法驾，而是随大驾。至于赵昭仪所说的“法从”，恐怕是因为卤簿中有后宫人员，有人可能非议，所以特意立下这个名称，称为“法从”。意思是天子出行时，宫中贵人按制度都应当依法随从。扬雄见到这种情形，果然在赋中设置排斥妃嫔的讽谏；那么预先设立“法从”这个名称，大概是为了替这种做法文饰，并不是公卿随驾的正式称呼。至于司马迁所说“从上上雍”，九卿固然有许多人随行，但九卿并不全都在法驾之内。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卿，我也曾经厕身于下大夫之列。”臣瓒说：汉代太史令俸禄为千石，所以相当于下大夫；但因为他能够列入卤簿之中，所以汉武帝到雍地时，他也可以称为“从上”。服虔说：“属车八十一乘，排列成三行，由尚书、御史乘坐；最后一乘悬挂豹尾，在它以前的车辆都由省中官员防卫。”这就是蔡邕所记载的汉代制度。随从在豹尾以前的人，可以和后世的侍从相比，其他官员则不能。唐代卤簿正是采用汉代制度，关于车驾行列的先后和品级次序，《仪卫志》记载得非常详细。唐代两省 东坡说：“元祐元年，我任中书舍人时，执政担心本省事务泄露得太多，想在舍人院后面筑起篱笆，禁止同省官员往来。我对诸公说：‘应当做到简要、清楚、通达，何必栽篱笆、插荆棘呢？’诸公笑着作罢。”第二年终于还是建成了。闲暇时我读白居易文集，看到他说：“西省北院新建了一座小亭，种竹、开窗，向东通到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作诗。”这才知道唐代可以在西掖开窗，通向东省；而如今本省之间却不能往来，真令人感叹。我考察白居易《西掖诗》说：“结托白须伴，因依青竹丛。题诗新壁上，过酒小窗中。”他说开窗传酒，是从本省所在之处开窗，通向本省右常侍的值舍，与他隔窗对饮，并不是从西掖开窗，和东省的左常侍对饮。考察《六典》，宣政殿前有两道廊庑，两庑各自有门：东门叫日华门，日华门以东就是门下省。因为所在地处于殿庑的左边，所以又称左省。凡是官名中带“左”字的官员，如左散骑、左谏议、给事中，都是门下省的属官。西廊有一座门叫月华门，月华门以西就是中书省。凡是官名中带“右”字的官员，如右谏议、右常侍、中书舍人，都是中书省的属官。所以东西两省都有骑省，因为两省分别属于左右，常侍也分为左右。白居易任舍人时，虽然曾从西掖北院开窗，通到骑省，但通到的是本省散骑的值舍，不是东省常侍的值舍。东骑省本来就在日华门以东，西骑省也在月华门以西。日华门、月华门以内有宣政殿，宣政殿居于两门之间；两省又分别处在日华门、月华门以外，不可能只隔一扇窗而能够传酒对饮。诗中所说“开窗通东骑省”，应当是右骑省的值舍在舍人院的东面，南面有门而北面没有，因此白居易便在省院北面建亭，又凿开右骑省的窗户来传递酒杯。以上所引，都是宣政殿下面东西两省的位置。另有中书门下外省，在承天门外；两省官员也分属左右，各有廨舍。承天门前有朱雀街，东省处在街的左边，西省处在街的右边，中间正隔着通衢，更没有凿墙传酒的道理。老杜诗说：“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这里的“散”，是说分班出宫，东西两省各自回到自己的廨舍。这样看来，东坡所说“西掖可以通到骑省”，恐怕是另有依据和所见。政事堂 政事堂原在东省所属的门下省。自唐中宗以后，政事堂迁到中书省，于是政事堂就在右省。考察《裴炎传》，按照旧例，宰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征任太子太师时，都兼知门下省事务。到中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掌政事笔，所以把政事堂迁到了中书省。杜甫任左拾遗时，作《紫宸殿退朝》诗说：“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凤池就是中书省。左省官员从宫中退朝出来，所谓归东省，是指回到本省。随后又说送夔龙聚集到凤池，大概是东省官员到政事堂会合，禀告六押事务吧？杜甫任左拾遗是在中宗以后，肃宗时政事堂已经在中书省，所以他从东省出来到西省会集，是到政事堂去见宰相。正因为他任职于东省，却要越过到西省，所以《文昌录》对此留下疑问。岑参任右补阙，与杜甫同时，所以杜甫答岑参诗说：“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意思是东西两班分开，各自退回本省。又说：“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 这就是说，宰相退朝后从月华门出来，进入中书省，所有西省官员也跟随宰相从西面出来；如果左省官员仍然从东面出来，所以诗中说“我往日华东”。待制、次对

译阁本图中，待制有一所院子，在宣政殿以东、少阳院以西，大概是仿照汉代“待诏”而设立的官称。武后名为“曌”【音照】，所以凡是“诏”字都改作“制”，待诏也改称待制。永徽六年，许敬宗以洪文馆学士的身份，每日在武德殿西门待制；这里称为待制，也是追用改“诏”为“制”以后的说法。唐高宗永徽年间还没有正式称为待制。显庆四年，李巢等人在洪文馆任待诏，仍称待诏。到文明元年，以京官五品担任此职，才称为待制【文明是武后的年号】。由此可考见待诏、待制称谓变化的先后。正元七年，诏令每逢皇帝御临延英殿，命各司长官二人奏报本司事务。不久又命常参官每日轮流引见二人，询问政事，称为“巡对”。可见待制之外，另有巡对。当时正式担任待制的，就是各司长官，即上文所说的二人奏报本司事务者。所谓巡对，则是尚未担任长官、列在常参官之中，也能轮流被引见答对的人。所谓次对，就是巡对官中地位次于待制、等待召对的人。因此，次对不能正式称为待制。元和元年，武元衡上奏说：“正衙已经有两名待制官，正元七年又有次对，难以议论把两者同时设置。诏令今后每逢坐朝日，由两人担任待制，正衙退朝以后在延英殿等候召对。中书、门下、御史台的官员依照旧例，都不担任待制。”这说明，除了正衙的两名待制以外，德宗设置的次对官全都被废除了。所谓两名待制，是各司长官；中书、门下、御史台官员，则是尚未担任长官而列入常参的人。从此这两类官员不能混为一谈。如今人们作文，凡是说到待制，都把次对称为待制，恐怕是不够审慎。然而这种称呼既已习惯，连唐人也自行混淆。开成年间，诏令说今后遇到入阁日，次对官不必随班出列，而在东阶松树下站立侍候。宰相奏事退下后，命他们一同到香案前，各自奏报本司事务。左右史等候次对官奏事完毕后，与他们一同出宫。考察这里的说法，曾经把各司长官所担任的待制称为次对。如果追究这种称呼的起源，实际上是把待制误称为次对。待漏院 按照旧例，建福门【在大明宫丹凤门东面】、望仙门【在丹凤门西面】天黑时关闭，五更五点时开启。至德年间有吐蕃人从金吾仪仗中逃亡，因此下令推迟开门。宰相等候开门，太仆寺的车坊，始置于元和元年；百官待漏院则按各自的班品排列次序，都在建福门外等候禁门开启后入朝。郎官印匣 《南部新书》说：“二十四司的官印，按照旧例全都交给值班人员保管。每逢郎官交接官印时，差役把印系在手臂上相互传递，颇觉麻烦。杨虞卿任吏部员外郎时，才开始设置匣子，加锁收藏官印，人人都认为便利，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考察古代，任职于这种官位就要佩带这种官印；印上有绶带，平时系在腰间垂下。一天卸任，就解下官印交给有关官署，所以汉代话语中有所谓“丈二长的绶带、方寸大的官印”。绶带就是用来系印的；所谓银青、金紫，也属于这种制度。后世任官不再佩印，所以起初交给典吏保管，后来又加匣封存以求便利，距离古代制度已经很远了。军制 汉代南北军及京畿内军制 汉代有南军、北军。沿着名称推想，可以知道它们是护卫、屯驻的军队，必定分别处在南北两方。但史家却没有明确分别它们所在的地点。考察汉代制度，有卫尉总管宫中的卫士，所以《百官表》说：“掌管宫门的警卫和屯兵。”又说：“长乐宫、甘泉宫、建章宫各设卫尉，但不是常置官。”由此可知，《百官表》所叙述的卫尉，其职掌和属官都是指未央宫卫尉。表中记载其职务，既说“掌管宫廷卫士和屯兵”，那么凡是未央宫一宫的卫士，无论在南面还是北面，都应当归其统辖。然而根据汉武帝的兵制考察，八屯之中有中垒校尉，专门掌管北军垒门以内的事务；这样看来，驻在宫北的卫兵属于中垒校尉，而不属于卫尉。我于是得以确定南、北分军的依据，武帝以前的兵制也可以由此推求。《吕后纪》说：“周勃凭符节得以进入北军，军士全都袒露左臂表示拥护刘氏。”吕禄的军队被周勃夺取的，就是北军。《吕后纪》又说：“周勃已经进入北军，但南军还在，于是派刘章监守军门，另派平阳侯、吉、卫尉，不让吕产进入殿门。”所以刘章得以在未央殿门外杀死吕产。正因为还没有取得南军，所以要让卫尉不许吕产进入，这说明卫尉所掌管的就是南军。又派刘章前去监守军门，吕产不能进入未央殿门，这说明刘章所监守的门也是南军的门。由此可知，吕后时期还没有中垒校尉，却已经有北军。北军已经被周勃夺取，而南军还来不及知道，这足以说明高祖最初建立制度时，特意分设南、北两军的名称，不让它们专属于同一个官员，防备之深可见一斑。直到武帝时才明确设立中垒之名，使中垒校尉成为北军主帅。此外，京城之内另有金吾【即中尉】统辖羽林、期门、虎贲和城门校尉；这些都是掌管军队的官员，不是宫中的卫兵。八屯校尉【实际上有九屯，胡骑并不常置】中，中垒【上文已经说过】、射声、虎贲、屯骑应当驻在城内，其他四屯都在城外。因此，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门的军队，越骑校尉掌管归附的越人骑兵，长水校尉掌管驻在长水、宣曲的胡骑，骑军校尉掌管驻在池阳的胡骑。总括京城内外各军驻屯的方位来说，上林在城西南，长水、宣曲在城东南，胡骑在城北、渭水以外，这就是汉代京城军制的大略【宣曲固然在城东，但城西昆明池旁也有宣曲；然而长水校尉所掌管的必定是城东的宣曲，因为它与长水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