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识略卷二

译后来续报升科时，有的仍按亩计算，有的仍按甲计算；即使按亩计算，征收粮食仍按甲计算。噶玛兰起初没有上、中、下三等的区别，议定照淡水屯租办理。田地按屯租分为六等，每甲征粮六石；园地按屯租分为四等，每甲征粮四石。后来依照同安下沙则例核算，即在六石中应缴正粮一石七斗五升余、耗粮一斗七升余；又在四石中应缴正耗粮一石八斗八升余，作为正供。其余下的粮食四石多和二石有余，名为余租，每石折银一圆，随粮缴纳。彰化另有水沙连社征收糯米的规定。各种情况不同，大致如此。屯租中，田、园各分六等；征收租粮的制度，详见后面的屯政部分。台湾全境起初上报开垦成熟的田园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余甲，征收粮食九万二千一百余石；另外征收澎湖土地种植税银六十八两余。这是最初隶属版图时的旧定额。后来逐年续报升科，同时豁免被水冲、沙压、坍塌陷坏的田园，年年月份不同，随时都有增加或削减。就道光年间而言，全台合计开垦成熟的田园三万八千八百余甲，另有三千六百二十一顷五十余亩；折合谷种的土地一千四百三十余亩；每年应征粮食二十万五千六百余石、糯米七石六斗余、余租番银一万八千七百余圆、土地种植税银一百六十余两。开垦的疆土比前三倍还多，但应征的银粮只增加一倍有余，是因为新增田粮都按照轻税等级起科，用来使民生富裕，也借此稳固边疆。所征的银粮中，淡水的全部充作军粮；噶玛兰用于发放文武官员俸禄、养廉银各项款项以及兵饷、兵粮，余下的存入厅库，以备地方缓急之需；台、凤、嘉、彰四县，一半碾成粮食供军队食用，一半配运到澎湖和内地，作为各营军粮及戍兵家属的口粮。近来因为船只少、运输迟滞，奉文规定一半运输原粮，一半改为折色。折色时，每石粮食折价银一两，由布政司从应发给台湾各营的兵饷中扣出，拨给内地各营。这就是收支的大致情况。耗羡，是因为银子有倾镕费用，米粮有雀鼠损耗；不征收就没有钱粮补足损耗，征收后便会有余剩，这就是耗羡名称的由来。雍正以前征收银米时，各官往往额外加收十分之二、三来供办公使用，百姓因此困苦。世宗广泛采纳各方意见，下令把耗羡归入公家；又把这些银两平均发给各省臣工，用来供养他们的廉俸，这就是养廉制度的起源。名义上说是归公，实际上国家府库并没有因此增加或减少。内地各省，每两银子随征耗羡从五、六分起，到一钱五六分、二钱不等；米粮则从二、三升起，到一斗四五升不等。台湾征收粮食一石，随征耗粮一斗，折银五分；丁银每两，征耗银七分，另加封平余银二分，共银九分。澎湖地粮银每两，征耗银一钱。就道光年间而言，每年征收耗羡银一万四千八百余两；另有官庄番饷、水陆杂饷等，均为每两随征银一钱，每年约征银二千两余，也用于各官养廉以及补贴船工、办公费用。此外，余租、屯租以及田房税、鹿皮饷等，都不征收耗羡。盐课也是正赋的一种。制盐的方法有煎盐和晒盐。福建都晒盐，台湾也是如此。起初，在凤山县辖内滨海产盐之地，由百姓自己晒盐、自己出售，价格常常不公平。雍正四年，议定归台湾府管理；在台湾、凤山两县设置盐场四处：濑北、濑南、洲南、洲北，共修筑盐埕二千七百余格。后来因为濑南盐质黑而不好，便迁到濑东。所产的盐全部由官府盘收入仓。仓库就设在盐场，每石一百斤，发给盐场工丁晒盐工银一钱二分。招募雇用哨丁昼夜巡逻，不准私自卖盐，也不准私自增加盐埕格数。近来淡水厅辖内的虎仔山也产盐，居民私自晒盐、私自出售，虽派哨严加查缉，至今仍未完全禁绝；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情况。府治设置盐馆一所，听任各盐贩户、庄民到馆缴纳盐课、领取盐单。每盐一石，规定缴纳课价脚费银三钱三分；持盐单到仓支取盐，再运到各厅县出售，每年没有固定额数。乾隆二十四年，开始规定销售盐十一万石；后来又增加销售超过定额的盐二万石。道光初年，又增加代销漳州府所属官办积压的引盐一万七千石；每年共应销售盐十四万七千石，应征正课和溢额课银四万八千五百余两。其中，台、凤二县应征的盐埕饷费番银三千四百余两，从盐课中划拨兵饷，并扣除发放晒盐工人的工资、运输费，以及发给养廉银、役食、哨饷等项之外，余银核实登记造册后，拨充兵饷。粮税、耗羡和盐课征收达不到定额，按条例要给予处分。那些与考核无关、而且是内地没有的税饷，还有官庄和叛产。官庄，就是归官府所有的产业；“庄”是所在之处。官庄有田、有园、有牛磨、有塭、有蔗车，征收的项目有粮食、面粉、鱼、青糖和白糖、芝麻，但都按价格折成银两缴纳。只有淡水、噶玛兰征收粮食，澎湖不征。官庄中，有郑氏遗留下来的，有无人耕种而由官府开垦设置的，有士绅百姓请求归官的，也有因案件而充公的。其中有的已经详细奏报，有的尚未咨报，有的因崩陷倒坏而请求豁免，有的登记在册但产业已经灭失，有的恢复后又被隐匿。承办这些官庄时，有的推举佃首，有的派胥役办理。所收银粮，有的应归入正供粮饷，有的拨充兵饷，有的用于地方工程和办公，有的供祠庙祭祀。就道光年间而言，共有官庄一百二十余所，每年征收银一万九千余两、粮三千余石，但只能征收到七、八成而已。叛产，就是抄没查封叛逆遗留下来的产业。乾隆五十三年，下令将林爽文案件中的叛产租息赏给戍兵，每名每月银四钱；

译于是便有了“加饷”这个名目。后来继续抄没陈周全、张丙等案件中的叛产，其中有的拨作兵饷，有的充作地方办公经费，也有的出售后供给军需，还有的没有直接上报。叛产分散在各厅县境内，统一归台湾府选派佃首负责征收。田、园各分三等：每甲上田征粮三十二石，中田征粮二十六石，下田征粮二十石；上园按中田征收，中园按下田征收，下园征粮十八石。道光年间，每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圆，合银五万六千余两；也和官庄一样，只能征收到七、八成。台湾地方的粮税，拖欠的很少；只是凤山多有登记欠粮，府属地区多有佃户拖欠。土地有开垦、坍塌，粮税就有增加或豁免；还要以新地抵旧地、析分那里的土地来补益这里，数目十分复杂，不能凭主观臆断。无奈查考地方志书，嘉义的《诸罗志》编于雍正初年，已经无从找到；《府志》《澎湖纪略》《凤山县志》都修于乾隆三十年以前；只有《彰化县志》《台湾县志》刊行于嘉庆、道光年间；淡水、噶玛兰都还没有志书。其他如无锡季蓉洲大令麒光的《海外集》、宛平黄玉圃观察叔璥的《赤嵌笔谈》、武陵朱幼芝太守景英的《海东札记》、侯官谢退谷广文金銮的《蛤仔难记略》、邵武朱筠园广文仕玠的《小琉球漫志》、马平杨双梧观察廷理的《开兰节略》、蓝鹿洲太守的《东征集》、姚石甫廉访的《东槎纪略》、史梅叔太守的《请开水沙连议》，所记述的都是台湾事务，唯独很少谈到田地数目和粮税数目。再从案牍中寻找，又屡经地震、兵火，大半已经散失；即使有保存下来的，也尘封虫蛀，残缺模糊。因此只能以台湾府为总括，概述道光年间的情况；错误遗漏实在很多，只能姑且保存一个大概而已。我朝减轻徭役、削减赋税，只希望百姓都能生活顺遂；对于海外偏远地区，减轻粮税、制定税则，更是格外用心。有人说，台湾内山番界的土地日益开垦扩大，尚未全部升科；偶尔有上报升科的，也是开垦多而申报少，十份不到五份。淡水更有业户向佃户征收其耕种田地的三份租税，而只向官府缴纳一份；有的自己没有田，却坐收余利，和内地的包户相似。如果分别勘查丈量，禁止革除这些弊端，清查出田地和粮税，大约可以增加一倍。其用意在于充裕正赋、核实名目与实际，不能说没有道理。从前人所说：台湾沙地遇到雨水冲刷流失，成熟田地立即变成荒地；而且土地依山临海，风大时咸水涌入，必须等咸味完全退去，几年后才能恢复；再加上土壤炎热，不适合施肥，耕种收获两三年后必定荒弃两年，轮换耕作，才能有收成。按今天来看，这些话也不能完全相信。但古人既然这样说，难道不知道土地还有未被利用的利益，只是见识不及后人吗？大概是因为体察历代圣明君主的宏大谋略，以让财富留在百姓手中为根本，不屑于同岛上小民争夺微薄利益罢了。定例规定：各省丈量田亩以及强迫勤勉报垦等事，永远停止施行；违犯者按违制律论处。乾隆年间，曾有人请求丈量台湾田地；刚开始办理，林逆的叛乱发生，事情便停止了。台湾百姓性情浮动而容易被煽动，豪强隐占土地的人一听说要清丈，难免造谣生事，希望侥幸逃避。可是竟然置之不理，又好像因为怕被噎住就不吃饭一样，也不足以清除奸弊。地方官应当因势利导，仿照元代检核江南隐匿田地、命百姓自行向官府申报的制度，责成各庄堡的头人，分清旧有界限；界限以内已经升科的，一概不必追究；界限以外后来开垦的田园，各自据实申报，都按同安下则起科，并发给垦单作为凭证。开垦的番地，也命令呈报明白并发给执照，承认并缴清番租，使土番能够凭此供养和养育家口。有耕种荒地却不申报，或者把番田冒充荒地申报开垦的，查实后分别归还番人或收归官府，不许继续承耕。业户相沿已久，不容易突然革除，等到有涉讼时，再根据案件予以清除；把其余利息仿照兰厅作为余租，借以充作公用。关键在于不加以逼迫，不办理烦琐苛细，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遵守规范，事情才能容易办成。这不是贤能的地方官不能办理，而是那些把国事看得和家事一样重的人才肯办理。我姑且保留这一意见，征询后来负责台湾事务的人。税饷 田房当税：田房税是说，顺治四年规定民间买置田地房屋，必须使用布政司发出的契尾，每两缴银三分；现在称为税契，每年没有固定额数。当税是说，开设当铺，以人的衣物作抵押并收取高额利息，所以征税；每铺征银五两。由于当铺开设、停业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固定额数。这两项税与内地相同，其他税饷都是内地没有的。厝饷，就是房屋税。福建人称家室为“厝”，称房屋也为“厝”；例如称佣妇，就连着她的姓称某厝；称某人的住所，就连着地名称某处厝。厝有草厝和瓦厝之分。因为厝基都是官地，所以沿袭郑氏旧制征收。台湾县街市的瓦厝，每间征银三钱余三厘八毫，草厝每间征银二钱一分七厘；安平镇市的厝减征十分之四有余。年久以后，有些地方连一片瓦、一寸草都没有，却还没有获准免税；而有些高大房屋星罗棋布，全年却一文钱也不缴。雍正初年，又加以查验，共查得瓦厝七千九百余间，按定额平均分摊，每间征银一钱五分余，发给税单作为凭据；如果房屋倒塌损坏，允许持税单缴验注销，再另行查明新屋补足缺额。嘉义县只有笨港有市厝，每间征银多少不等，每年共征银二百两余。其他各县没有厝饷。番饷：向已经归化的熟番征收，也就是丁粮。番人分为公廨番、壮番、少番。起初，公廨番每丁每年征米一石，壮番每丁每年征米一石七斗，少番每丁每年征米一石三斗；壮番妇女和公廨番按同样标准征收。也有按社征收银两、不计算丁口的。雍正四年，下诏免除番妇一千八百四十四口；番丁缴纳的米改为按折价征收，每石折银三钱六分。乾隆二年，奉谕番丁也都是赤子，照民丁的例子每丁征银二钱。按社征收的，也改按丁口计算。统一以康熙五十年的丁册为依据，除免番妇外，确定男番六千八百三十八丁为定额，每年征银一千三百六十七两余。此后新增加的番丁，永远不再加赋。瓦窑、菜园饷：瓦窑是烧砖瓦的，按座计算；每座征银二两五钱。菜园是种植蔬菜的，按所计算；每所征银一两。只有嘉义县有这两项税，其他县没有。蔗车、牛磨饷：前者按糖征税，后者按面征税。蔗车是制糖的器具，按张计算；牛磨是磨面的器具，按首计算。每张、每首每年都征银五两六钱。

译槟榔、番檨饷，这两项都按宅计算，都是果类税。每宅征银多少不等，每年共征银一百三十六两。嘉义以北不征。鹿皮、小米饷：都是向归化的生番征收；因为番人捕鹿献皮，也有人献小米，所以以此命名为这两项税。鹿皮每张折缴银二钱四分；淡水番社有献獐皮的，折缴银数与鹿皮相同。小米只有彰化社番献纳，每石折缴银六钱。船税：船分为尖艚、杉板、■〈舟古〉船、渡船、采捕船；船税有的按只计算，有的按船梁头的大小按担计算（每担以一百斤为标准）。尖艚每只征银八钱四分；杉板每只征其一半。彰化■〈舟古〉船每只征银一两一钱五分五厘。渡船、采捕船每担征银七分七厘。俗称还有澎仔、龙艚、大■〈舟古〉、小■〈舟古〉、按边、挖仔、一封书等名称，都是往来南北各港进行贸易、捕捞，不能横渡大洋的船。内地在江海上航行的大船，都按船梁头征税；渡船、渔船不征税。台湾除正税之外，还有规礼。乾隆二年，高宗特别下谕：“海岛居民置办小艇捕鱼来糊口，却每年还要缴纳规礼作为衙门办公之用，渔民大多受到剥削，十分困苦劳累！着即永远禁止革除。如果确有公用不可缺少之处，就从其他款项中酌情拨补。” 港、潭、塭饷：在蓄鱼、产鱼的地方征收。港，是海水支流汇入之处；潭，是平埔地带挖出的洼地，积水很深；塭，是沿着水边筑岸，把水蓄在其中：都要等鱼繁殖后，借以捕捞。港按所计算，有的征银二百二十两，有的征六十、九十余两，少的至一两和四钱，分别按大小征收。潭也按所计算，每所征银十二两或七两余不等。塭按口计算，每口征银五十两，也有七两九钱余至五钱不等，同样按大小区别等级。罟、罾饷：是渔业税；按照渔具的名称命名，都按张计算。大型的网叫罟。先驾驶两条船把罟沉到海底，再由四五十人拉住两端，牵引包围到岸边，捕到的鱼最多。罟也分大小，大罟每张征银十一两七钱六分，小罟征收一半。罾有举罾、摇罾、车罾等名称。举罾只需一人，港、潭、海边都可以捕捞。摇罾需要五六人，驾驶龙艚船，带着挖仔船，在海中捕鱼。车罾通常悬挂在海岸上方，上面搭建高寮，人在寮中用车把罾索绞起，用来捕取进入罾中的鱼。大罾每张征银四两二钱，次等的每张征银二两二钱，小罾每张征银八钱四分。■〈罒上令下〉、縺、■〈糹衮〉饷：三者都按条计算，都是捕鱼器具，也都是渔业税。■〈罒上令下〉的网上有浮荡物，能浮在水面，下方系着许多网袋，网袋挂着铅坠，沉入一丈多深，鱼一旦钻进袋中，就无法出来；每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縺比■〈罒上令下〉小，是结成的网，长数十丈，宽五六尺，冬春两季在海上用来捕捉大鱼。■〈糹衮〉是垂下鱼饵来钓鱼，用数十丈长的大绳，一端系在岸上，驾船出海，每隔一尺左右悬挂数个大小不一的鱼钩；绳子放尽后，便返回船上收取，称为放■〈糹衮〉。縺和■〈糹衮〉每条征银都与■〈罒上令下〉相同。蚝税、箔税也按条数计算。蚝就是蛎房，也以此作为征税的名目。蚝随潮水生长，黏附在海滩上，用两根竹竿，长一丈多，各自在顶端贯入铁器，形状像剪刀一样，退潮时在浅海处用钩子钩取。箔用竹子编成，潮水将满时横插在海滨，水族杂类便会被拦在其中，退潮时取出，没有一个遗漏。这两项每条征银，也和■〈罒上令下〉的数额相同。网税、沪税只有澎湖厅征收，是按照当地捕鱼的制度命名的。网按张数计算，网口宽、网尾尖，在港口水流湍急处竖立两根粗木，称为“网桁”，把网挂在上面，鱼虾之类随水流进入网内，退潮时提起网来，解开网尾取出；每张征银三两五钱。其次是小网，每张征银为大网的一半。再次是箔网，每张征银一两二钱六分。小型的叫小箔网，每张征银为箔网的一半。沪按口数计算，用碎石围筑成海滩，涨潮时鱼进入沪内，退潮时捕捉。小沪每口征银四钱二分，大沪加倍。乌鱼旗税也属于渔业税；缴纳税款并领取旗子后，才准许捕捞，所以这样命名。乌鱼就是鲻鱼。台湾在冬至前后，乌鱼先出现在彰化的鹿仔港，接着到安平镇，再向南到凤山的琅峤，在礁石缝中产卵，随后又转向北方。冬至前捕到的叫“正头乌”，肥美可口；冬至后捕到的叫“倒头乌”，瘦而味道较差。渔人等候时机，先向凤山县申请旗子。旗子用白布制成，上面写“乌鱼旗”以及船户姓名，盖上县印，插在船头。每面旗一技，缴纳银一两零五分。然后驾船张网，网长一百多丈、宽一丈多，一条船上几十个人出海捕捞，当地人称为“讨乌”。台湾的房屋税向市铺征收，和内地的门摊税、西疆的房租银相似，并不是宋代的间架税。瓦窑、车磨、槟榔等税，类似直隶的榛栗税、甘肃的磨课和褐毯税、四川的碾榨税、广西的纸觔税和银船税。至于港塭、罟网等税，就是内地的河税、渔课，只是名目繁多琐碎罢了。番税是熟番缴纳的，因为他们不缴纳田粮，也没有田亩可以摊派，所以按丁口平均征收。鹿皮、小米由归化的生番缴纳，大概是任其以当地物产作贡的意思；每社缴纳鹿皮一张、两张到四张，小米则从几斗到一石不等，折合银子只有几钱、两多一点。理番官每年发给他们食盐、布匹，而且价值超过所缴之物，以厚待往来、表示安抚怀柔。总括道光年间各项税饷来说，每年约征银二万三千余两；由于田税、房税、当税本来没有固定数额，船、罾、车、磨的沉没、损坏、报升、报复等情况也会相互抵消增减，数额无法确定。嘉庆以前，税额有时增加，近年已经没有了。有人说台湾物产非常丰富，米、糖、油、靛的贸易遍及半个天下，而日常所需的棉、丝、绸、布，却都由内地运去；如果设立关卡征税，每年可以得到十多万两银子，对国家财政不无补益。

译我私下考察，乾隆年间台湾逆匪林爽文被平定后，高宗亲自撰写的《功臣像赞序》中说：“台湾一年所收获的东西，甘蔗和番薯尤其丰富；如果稍微有增加赋税的意思，以致百姓发生变乱，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成功平定。后世子孙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毋听信那些空泛的富国言论，这样或许可以长久承受上天的眷顾。”皇帝的话意义多么宏大啊！用来厚待民生、谋求安定的考虑，已经达到极致，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姑且就丁粮来说，台湾开始开辟时，申报的丁口是一万六千八百零；到康熙末年，定额编入的丁银只增加了二千多。到了道光年间，河内人曹怀璞司马任淡水厅同知，归安人胡裕堂大令国荣任台湾县知县，编查保甲，淡水一厅实际共有丁口四十二万一千三百零，台湾一县有三十三万五千二百多，还没有包括流寓和寄居的人口；推及全台湾，约有一百八、九十万人，比原来的定额增加超过百倍，都是太平盛世繁衍出来的。一个角落尚且如此，全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即使按一半征收，每丁每年征银一钱，似乎也并不苛刻，便可以得到数百万两银子。圣祖难道不知道后世人口繁衍众多、丁粮数额巨大吗？只是他顾念到用一道诏令免除这些税收也不吝惜，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大圣人的作为，本来就有八綋以内、千古以来君主所不能及、四海臣民所不能窥见的地方！何况我朝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制度，只担心用度奢侈，不担心收入太少。如今想要征取商贩蝇头小利般的微薄税款，仿效轻尘堆积的做法，岳氏的用意虽然是好的，却错了！以上是二十年前的狂妄议论。咸丰九年，各国重新订立条约，美国首先请求在台湾开市通商，英国、法国两国随后提出同样请求。同治元年，在淡水的沪尾口设立洋关征税；第二年，鸡笼增设分口；又过了一年，台湾县的鹿耳门、凤山县的旗后口也获准设关，但所征的是洋税，偶尔有内地货物附带运往那里，数量并不多；中国商人往来，仍照旧不征税。只是各项买卖都应缴纳厘金。所谓“厘”，就是说数额极其微小。厘金制度开始于咸丰六、七年间，当时军费十分紧张，于是仿照商人每种货物抽取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做法，积累成为公用的规制，用抽取的税款来补助军饷。商民食用国家的粮食、踏着国家的土地，长久承受国家养育，本来应当略微表达奉献于上的心意；然而这项政策实在是国家不得已而为之，文宗的诏谕中曾多次说明这一点，原本打算等叛乱平息后立即停止。后来却变本加厉，这哪里是创立此制的人能够预料的呢！起初，福建试行征收鸦片厘金，言官上奏揭发弹劾，事情几乎中止；不久湖北、江南相继商议征收，如今各省甚至都把鸦片税作为厘金的主要来源了。台湾厘金直到咸丰十一年，才由府中委员设局办理。章程和内地大致相同。近年来各商人私下议论、盼望减免税负的心情，应当和内地商人的情形没有不同。我朝的名臣，如朱文端轼、朱文正圭，在乾隆、嘉庆初年，曾遇到有人以谈论财利来希求宠幸，都竭力加以阻止，不留余力；反而把国库钱财充裕视为值得忧虑的事情，而不担心财政支出不足！唉！老成持重、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见识真是深远啊！辛未年冬日又记。（女婿胡鉴校字） ●《东瀛识略》卷三 无锡丁绍仪杏舲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