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识略卷四

译戍守台湾的班兵，除定额饷银外，另有眷米、眷饷、恤赏、加饷等项。雍正二年，奉谕施恩，每月给戍兵家属米一斗，用来供养家属。七年，又蒙特别恩典，每年赏给戍兵家属银四万两，平均分发，计算每名士兵每月得到银二钱八分有零。八年，又拨发帑银二万五千余两置产取息，称为隆恩庄，作为戍兵收拾遗骸、扶柩回籍以及家属婚丧等事情的赏恤费用。乾隆五年，又下令从生息银中赏给往来盘费。凡戍兵娶妻以及子女婚嫁，各赏银三两；父母或本人去世，各赏银四两；已故军官扶柩回籍，按照每员名下支取食养廉名粮的数额计算，每名赏银四两，十名赏银四十两，依此类推；已故士兵的遗骸收拾运回内地，如果在上游，赏银三两，在下游减半；有营船负责带运的，只赏银一两；因病辞退、革除军籍回籍的士兵，按照路程，每站赏给盘费银四分；巡游的兵丁，每名每天赏银一分五厘；服役期满、换防回内地的班兵，上游每名赏给盘费银二两，中游一两五钱，下游一两。五十三年又奉恩谕，将林爽文案件中抄没的田园家产逐年收取的租息，每名每月加给台湾、澎湖戍兵银四钱；以后每年照此办理。台湾在海外，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一小块地方。然而从总兵以下设置官员一百余员，水陆兵一万四千余名，每年需要俸饷二十六万余两；再加上眷米、加饷等项目，共需银十余万两。规制如此严密，经费如此庞大，赏赐如此优厚，却一点也不怕烦琐、不吝惜费用，大概是因为台湾虽然狭小偏远，实际上却是东南数省的屏障；台湾安定，数省也就都安定了。而且让内地的士兵轮班分批戍守，三年更换一次，筹划考虑尤其周密。道光初年，大府有人以戍兵骄横、难以控制为由，议论改用班兵，招募本地人，以减少麻烦、节省繁重费用。姚石甫廉访当时任台湾令，奉命将要实行此事，便上书议论说：“军队是凶器，用来防御外来侵犯；首先要考虑的是防止内部叛乱。自古边塞的军队，都由远方调来戍守，不使用当地人，为什么呢？是因为要使他们发挥拼死效力，就不能让他们被家庭牵累。战争之地，得失没有定数；如果人人都顾念自己的家庭，心存犹豫观望，就会相继朝秦暮楚，这是常态，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也不能同他们一起守卫。因此不惜跋涉数千里，把士兵轮流调来戍守，使他们能够舍身效命，竭尽力量于疆场。台湾远隔重洋，民情浮动，容易发生反复；但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等逆寇屡次萌发叛乱以来，最终没有发生兵变，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害怕牵连受到严厉杀戮，不敢生出异心。前人还担心他们难以控制，所以把他们分散驻扎，彼此错杂制约，用意十分深远。如今停止班兵，改为招募，就是让台湾人守卫台湾，也就是让台湾人与台湾人相互对抗。而且使用貔貅般的勇猛士卒，必须使他们经常劳作，不能任其安逸。自古以来各位将领训练士卒，都把劳苦放在首位。所以要训练技艺、熟习奔驰，每天在荆棘丛中行军，夜里睡在冰霜之地，寒冷时能够赤身，暑热时能够穿着厚重皮衣，然后这样的军队才可以使用。班兵的约束虽然烦琐困难，而且把数十处彼此不熟悉的人聚成一营，操练起来势必难以统一。将领和军官害怕受罚，就会想方设法不认真训练，因而有些事情无法做到。这正是在更换班兵的过程中，包含着训练其吃苦耐劳的用意。如果改为招募本地人，那么将领和军官进行操演，只会把它当作例行故事；时间一久便安逸懒散，有兵和没有兵也没有区别。那些身经百战、所向无敌的士兵，是因为胆气壮，所以轻视敌人。台湾海峡波涛汹涌，茫茫没有边岸，班兵频繁往来，习惯并熟悉了这种环境，胆气自然加倍；一旦冲锋冒着箭镞前进，希望不至于因畏惧而退缩。当地人本来胆气就不足，见到敌人便心惊害怕，很少有不溃败的。爱护他们反而足以害死他们，这与国家养兵的用意大相违背。然而大府之所以议论改制，也自有理由：一是节省耗费，二是安置游民，三是免除纷扰。却不知道如果贪图节省的虚名，必然会耽误百年大计；一旦有事，所费必定加倍。何况招募名额是固定的，游民的到来却没有限度；不当兵的人，又拿什么来安置呢？这些人游荡懒惰、没有根基，假如约束稍微严格一些，就会鼓噪作乱，奸民乘机蠢动，这些人都会成为他们的叛党了。如果是担心三年抽调更换，人员往来不断，文书事务繁多，想要谋求便利安定；这种办法适用于事务简单、民风淳厚的地区，应当加以讲求，却不适合施行于事务繁杂、地位重要的地方，更何况是海外重兵驻守的事务呢！有人说之所以想要更换，是因为班兵不得力。朱一贵等人的叛乱，都是依靠义民的力量，再加上大军，后来才消灭。难道这不是班兵不得力的明证吗？唉！这是文武诸臣的罪过，和班兵有什么关系？太平日子长久，文官安逸、武将懈怠，只以声色宴乐为乐；所以让奸人窥得空隙，生出异心，得以串联结党作乱。事情仓促发生时，官员和军官还在梦中。导致叛乱的原因，说起来令人痛恨！怎么能归罪于班兵呢？即使假定当时已经全都改为招募本地人，难道就能保证没有事情发生吗？况且林爽文起初占据嘉义时，总兵柴大纪一出兵就歼灭贼兵、收复城池；陈周全派党羽进攻斗六门，千总龙升腾率兵一百人击败贼兵一千多人；蔡牵叛军进攻台湾时，副将王得禄率水师兵六百人在洲仔尾击破数万贼兵：这说明班兵并不是不得力，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武陵赵文恪慎畛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此事便搁置了。

译又有人以班兵骄横强悍为理由提出改制，廉访再次给文恪写信说：“自古以来，治军和治民不同；军人大多粗鲁横暴，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在于宽简而严明。所谓宽简，就是不在琐碎小事上苛求，例如留宿娼家、聚众赌博、欺凌虐待平民，这些属于可以宽免的小过。所谓严明，并不是刻薄残酷；像械斗导致人命、拒不接受本管官员的约束、不服从有关官署的审断，这些关系到纲纪，是原则性的大过，不能宽宥。现在用兵的人，既不知道宽简，也不能做到严明，所以命令下达却没有人服从，禁令发布却不能禁止。不过这并不值得忧虑。戍兵都是从内地调来的，上游人与下游人不能相容，兴化人与漳州、泉州人不能相容，漳州人与泉州人也不能相容；因此他们在营中常有顾忌，不敢与将领作对，所以一百多年来有叛民，却没有叛兵。只是治军的人常常害怕他们，不敢加以治理，这是将领懦弱。况且士兵大多是无赖的壮健之人，所以才能强悍勇敢，舍身杀敌；如果全都循规蹈矩，他们的气势就不会振作；气势不振作，内心就会怯弱，即使人数众多，将领又有什么用呢？壮士像虎，懦夫像羊，牵来一千头羊也抵不过一只老虎的咆哮，何必耗费国家亿万金钱呢？明朝末年边防事务败坏，正是因为书生不懂军事，扰乱军情而错失战机；有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卒却不能使用，一切都用法令束缚他们，还没有见到敌人，士气就先受挫。这就是壮士灰心、精锐损耗的原因。近来武夫不熟悉行军布阵，也不讲求技艺，却只担心士兵骄横而不守法，也实在可笑！” 此后二十年，富阳周芸皋观察在台湾负责备兵，达洪阿都统任总兵官，议定训练精兵六百名，每年需要犒赏等费用二万五千有余；道、府、厅、县捐助番银一万二千圆，其余由总兵官捐发。曹怀璞司马当时正任凤山县知县，起身争辩说：“台湾定额设置水陆兵一万二千余名，没有一个不是镇帅所属的兵，也没有一个不是镇帅应当训练的兵。之所以没有训练、不能精锐，是将领和士兵的过错，并不是赏赐太少。如今不致力于遵守旧章、申明纪律，却动辄议论改变和增加编制。计算所训练的士兵，仅占全台湾的二十分之一。连这些兵都应当训练，那么谁不应当训练？连这些兵都可以练精，那么谁不可以练精？如果一定要厚重赏赐之后才能精锐，那么没有厚赏就不必精锐；一定要厚赏之后才能训练，那么没有厚赏就连训练也不能进行。这样一来，必须每年捐出数十万金，作为训练全台湾士兵的费用才行。否则，这就是给各营士兵提供借口的开端，也会逐渐形成各营互相推诿的局面。况且精兵六百人，用来保卫自己还够，用来保卫别人却不够，难道就可以依靠他们而确保无事吗？倘若一旦南北同时发生警报，这六百人顾及南边就会失去北边，顾及北边就会失去南边，势必仍然不得不驱使那些尚未训练、尚未精锐的士兵一同作战。平时没有享受到精兵所获的赏赐，发生事情时却仍要承担精兵所面临的危险，这是人情所难以承受、事理所不顺的。何况训练士兵的费用，各属官府捐出一半，镇军自己捐出一半；后来镇守台湾的人，既未必会倾尽所有慷慨捐助，也未必会按日亲自操练，而各属捐款既然已有定数可以查核，就不能不把它看作等同陋规，照常送来；谁能对镇军直说：训练就给钱，不训练就不给钱，训练得不精也不再给钱呢？赏罚的政令，都完备地掌握在中枢，只要切实奉行，什么措施不能施行？全台湾各处都驻有久经战阵的重兵，人人都应当训练，人人都可以成为精锐部队，何必多花这二万余金的浪费，反而使众多士兵懈怠呢？腐儒的见解，如果考虑到对事情有所帮助，那么姑且把他的愚直看作幸事。”两位先生的议论极其痛快透彻。只是改换戍兵、训练士兵的举措，仍有人指为当务之急；若不是像两位先生这样卓然自负的人，不能如此侃侃直言，更不必再加一句赞词。咸丰初年，通州徐清惠宗干观察台湾，认为精兵仗恃人多而惹事，保卫百姓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议请酌情裁减一半；留下的士兵分拨到南、北两路巡查，不得集中驻在一座城中。这样还没有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祸害就已经如此严重，距此事还不到十年。清惠又曾请求改用澎湖戍兵，议论说：“澎湖百姓以捕鱼为生，勤劳节俭，安分守己，而且熟悉水性，在波涛上行走就像走平地一样。挑选其中强壮健全的人入伍，以备不测，比戍兵实际更得力；必定不会桀骜不驯，因充当士兵而滋生事端。如果把澎湖水师改为募兵，不但可以节省饷银，海岛上的贫苦百姓也可以借此获得资助来谋生养家，一举可以具备多种好处。”这项意见上报后没有实行，大概是因为没有了解台湾、澎湖的情形截然不同。台湾百姓强悍，澎湖百姓懦弱；台湾百姓奢侈安逸，澎湖百姓贫困劳苦。作奸犯科、过不了几年就蠢蠢欲动的，都是台湾百姓，澎湖百姓没有这种情况。然而戍兵的骄横，澎湖营最为严重。酌情留下戍兵的一半，分守各个澳口，再招募本地人作为巡游兵，使两者互相约束，似乎可以两全其美。如果拿台湾应当实行更戍的成例来比照澎湖，未免像揣着钥匙去猜钟一样不合情理。世上如果有敢于担当、办理事务的人，应当不会认为这话荒谬。辛未九月又记。再说清朝初年，纹银每两可以兑换钱七百文左右；每石米卖银八钱多，布帛、柴薪、蔬菜等物价无不低廉。因此守兵每月一两银子的军饷，已经足以养家糊口。近年来银价、米价比过去上涨了一倍多，各种物品也因此昂贵起来，士兵都无法凭军饷维持生活，不得不兼做贩运生意，也就不能认真操练。士兵生活困苦，应当加以体恤；但国库财力有一定限度，必须周密考虑、兼筹并顾，增减调节并不容易。于是，长沙左恪靖伯宗棠提出了裁减兵员、增加军饷的建议。到同治七年，台内各营先后奏请并议定：将台镇右营改为道标，把原设的一名游击改为都司、一名守备改为千总，其余军官和士兵分别裁减或留用，归台湾道专门管辖；又将台协中营、澎湖协左右二营各一名游击改为都司，将噶玛兰营一名守备改为把总。共裁减各营守备四员、千总十七员、把总十七员、外委四十六员、马步战守兵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官马五十匹。合计台澎实际留用总兵一员、副将三员、参将四员、游击四员、都司九员、守备一十员、千总十七员、把总四十一员、外委五十六员、额外并马战兵七十名、步战兵三千一百四十六名、守兵四千四百八十八名、官马七十匹。

译马兵每月增加军饷银七钱，共为二两七钱；步兵每月增加军饷银一两五分，共为二两五钱五分；守兵每月增加军饷银一两四钱，共为二两四钱；官马每匹每月增加草料银五钱，共为一两五钱。总计每年应发俸禄、养廉、军饷、草料等项银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两有余；与旧额相比，还少银一千八百多两，就把裁减后剩余的兵米折合成银两来补足发放。旧时每名士兵每月增加的军饷银四钱，仍按照旧章领取。附记于此，以供考察借鉴。只是古人曾说，自古以来从没有没有骑兵却能作战必胜、守备必固的。郑成功进犯江宁、蔡牵进犯台湾以及各省土匪肆意骚扰时，都很快失败，原因就在于没有骑兵。英法军队入侵以及粤逆猖獗时，冲锋全都使用马队。就台湾的事情来说，蓝总戎廷珍征讨朱一贵时是否使用骑兵，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然而蓝鹿洲太守《经理台事书》中就有请求“添设马兵四百”的话，足以证明骑兵不可缺少。福康安贝子剿灭林爽文、马提督济胜围剿张丙时，无不让马队打头阵。海上交战固然依靠炮火，一旦登岸，没有骑兵就不足以制服敌人。如今全台湾的官马只有七十匹，分散到各营，和没有马一样。湘潭曾文正国藩征讨粤匪时，起初全靠水师，后来增加步兵、扩充骑兵，才得以安定东南；虽然他调度指挥、运筹取胜另有办法，但也未必没有借助马军的力量。这些都是近来明明可以看到的事实，古人难道会欺骗我们吗！辛未十月再次记下。屯隘 台湾本来没有屯，设置屯制始于乾隆五十三年。当时大学士福文襄贝子康安勘察平定逃匪林爽文之乱，因为各社熟番跟随官兵杀贼有功，于是议定照四川屯练的旧例，选择番丁中强壮的人担任屯弁、屯兵；把界外民众开垦丈量后超出的田园分给他们，归屯收租。一等田每甲征收租粟二十二石，园每甲征收租粟十石；二等田十八石、园六石；三等田十四石、园五石；四等田十二石、园四石；五等田十石、园三石；六等田六石、园二石，共分田、园各六等。每石粟折征番银一圆，由官府征收。按照二月、八月两个月发放军饷，同时仍把未开垦的埔地给他们，让他们自行耕种、自给衣食，不征收租赋，这就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乾隆五十五年，奏准南、北两路设置屯千总二员，分别统管一路屯务，由屯把总中升补；每员每年给饷银一百圆，各给埔地七甲。把总四员，分别管理一县屯务，由屯外委中升补；每员每年给饷银八十圆，各给埔地五申。屯外委十二员，分别管理一屯事务，由屯兵中升补；每员每年给饷银六十圆，各给埔地三甲。大小屯共十二所。大屯屯兵四百名，小屯三百名，共有屯兵四千名；每名每年给饷银八圆，分别给埔地一甲至一甲二、三分不等。乾隆五十七年，改令屯租归屯弁自行收取并分发。嘉庆十九年，又议定收归官府管理，设置佃首，发给收租凭证征租，按屯发放军饷；每名佃首每年给辛劳银六十圆。南路有屯千总一员、台湾县屯外委一员、新港小屯一所，屯兵三百名；凤山县有屯把总一员、外委二员、放■〈糹索〉大屯一所、搭楼小屯一所，屯兵七百名。北路有屯千总一员；嘉义县有屯把总一员、屯外委二员、萧垄、柴里社小屯二所，屯兵六百名；彰化县有屯把总一员、屯外委三员、东螺大屯一所、阿里史、北投小屯二所，屯兵一千名；淡水厅有屯把总一员、屯外委四员、竹堑、麻薯大屯二所、日北、武胜小屯二所，屯兵一千四百名。各屯全都隶属于南、北路理番同知管辖，平时归农，有事时才听从调遣。当时噶玛兰还没有开发，所以没有设置屯。澎湖没有番人，因此没有屯，也没有隘。所谓隘，就是巡逻防守野番出没的险要关口。有官隘、民隘、隘首、隘丁、隘地、隘租、隘粮、隘寮等名称。大概内山一带过去设置土牛红线作为界限，但年代久远后湮没无踪，当地人越界开垦日益深入，野番逃入深山，愚昧强悍而嗜杀，常常趁空出来杀人。乾隆年间，官府选募壮丁，扼守要地巡逻防御；每处隘多的有二三十人，少的有八人、六人，称为隘丁。又从通事、隘丁中公推熟悉隘务的人，让他统率各丁，称为隘首。所需口粮、铅药和辛劳费用，准许各隘丁在附近山麓的荒林、砾地中，开垦一二十甲或二三十甲，自行耕种；这些田地列为不计入额定数目的项目，称为隘地，这就是官隘。民隘则由承耕课地的各佃户以及进山砍柴、采集的人选举隘首、隘丁，或按田园出资，或按各人所得平均集资供给；每名隘丁每年给番银三十圆或粟三十石，称为隘租、隘粮。隘中搭盖草舍供人居住，称为隘寮。台湾县罗汉门以内山林深密、山岭险峻，没有野番踪迹，所以没有设置隘。凤山县有官隘、民隘十二所，隘丁一百八十六名；嘉义县有官隘、民隘八所，隘丁一百二十名；彰化县有官隘、民隘十六所，隘丁二百十八名；淡水厅有官隘、民隘二十七所，隘丁五百二十八名；噶玛兰厅有官隘、民隘二十所，隘丁七十二名。如今只有淡水厅、噶玛兰厅的各处隘口大体仍和过去一样，只是略有迁移、增减；凤山、嘉义、彰化三县过去设置的各处隘口，有一半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译晋宁李筠轩司马廷璧在《彰化县志》中论述屯隘积弊，极为恳切，特意抄录如下。他说：“台湾设置屯兵、建立屯弁、划分屯田、发放屯饷，使他们能够衣食充足并供调遣，这套办法是非常好的。然而开始时未尝不奋发努力，后来产生的流弊却多得说不完。人一定要先有办法维持生活，然后才能使用他的力量，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假如让他们寒冷时没有衣服、饥饿时没有食物，冻饿逼迫着身体，却想要驱使他们，他们能乐意为我们效力吗？我知道按这种形势本来就做不到。自从设置屯制以来，事务日渐废弛，沿袭到今天，几乎已经有名无实。我曾经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知道弊端是怎样产生的。番人性情愚鲁，只要衣食还能维持，就不忍心轻易离开自己的乡土。如今却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依靠，纷纷离散逃走；过去的番社，再去经过两次，就已经成为废墟。屯丁尚且缺额，屯务怎么会有实际成效？这就是因为埔地和军饷都只是徒有虚名。否则，给一名屯兵一甲埔地，让他开垦耕种，几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了。无奈所给的埔地都离他们原来居住的番社很远，按情势难以前往耕种，只好交给佃户承种，每年收取租金。于是，有屯弁盗取埔地、再把它租给佃户的；有强横的佃户抗拒缴纳租粟的；有奸猾书吏暗中侵吞、埋没租粮的：这就是埔地没有实际效益。屯饷虽然规定为八圆，但由官府设置佃首征收，不是推给佃户拖欠，就是推给官府挪用；而且屯书发给收租凭证时，任意刁难勒索；屯弁冒领军饷，捏造假名报销。分发过程中层层盘剥，几乎没有不被侵蚀的；借故克扣截留的更是很多：这就是屯饷没有实际效益。因此，名义上分给一甲埔地，最终连一尺土地也不能耕种；规定的八圆军饷，也不过只能领到几百文。既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又不能依靠县官供养，难怪他们饥寒交迫，轻易离开故乡。既然琴瑟已经失调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应当改弦更张吗？至于番界设置的隘，也和屯制互相配合，而弊病同样相互牵连。为什么呢？屯租和隘租都取自界外埔地，顽劣的佃户便辗转作弊：屯兵前来征租，就说这是缴纳隘租；隘丁想来收取，就说这是缴纳屯租。这样蒙混日久，想要厘清纠正就很困难，屯、隘之间互相争执，也无从查究。界外的荒埔全都成了民间任意取用的乐土，其中的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听闻。尤其是兵乱屡经，案卷无法查考；奸民猾吏相互勾结作奸，激怒他们又担心酿成祸乱，放任他们又无法清查厘正，大概也是积弊逐渐形成的结果。” 而且山中设置隘口，就如同海上设置防务一样：隘是防备野番出没，海防是防备海盗来去，事情虽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如今隘口表面上仍然存在，实际上却已经不存在了。凡是隘首缺额，都是由番、汉业户推举充任；那些豪强之辈不惜花费很多钱财谋求充任，并不是因为能够督促责成隘丁、守卫隘口，不过是想收取隘地的租粮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隘对百姓没有益处，就像屯对士兵没有益处一样。既然如此，想要革除积弊而有志于彻底清理的人，又担心处置不妥反而徒增纷扰，那么还不如奉行旧例，使大家相安无事。屯、隘的租粮大多在界外，官府不是不想严格划定界址，以杜绝私自越界并归入核实；只是利益所在之处，百姓争相趋赴，那些越界开垦、隐匿侵占的人，连性命都不顾惜，又怎么会害怕犯法呢？我私下认为，与其除去弊端，不如兴办有利之事：凡是界外可以耕种的土地，都由官府经营管理并开垦出来，仿照噶玛兰的成案，以此开拓荒地、安置流民。这样大利一旦兴起，各种弊端也可以革除。贤能的官员难道不应当考虑吗！”如今距离司马廷璧的志书完成才十多年，南、北两路的情形又不相同：南路的荒地早已全部开垦耕种，没有剩余；北路则官隘有废弃的，民隘有所增加。由于人口日益繁多，土地日益开辟，流民偷偷越过界外开垦，有的已经深入几十里、上百里；如果不设置隘口防守，野番难免会不断骚扰。凡是当地人平时与番人熟识交往，或赘居于番社的人，称为番割。近年来，隘首、隘丁有一半是由番割和亡命匪徒担任，所以能够安居在险要之地，泰然自若而无所忧惧。这些人中间也偶尔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后来如果有人想仿照噶玛兰的成案，把军事约束改为疆界周密的治理，不任用这些人，就不能把民人与番人联结成一体。古人使用贪婪者、欺诈者，只看使用得怎样罢了；如果不会善加使用，就难免反过来被他们利用。蓝鹿洲文集中说：‘人没有天生就是坏人，经过教导就会驯服；土地没有绝对的好坏，经过经营治理就会变好。’又说：‘开垦它、开发它，正是为了减少事情，而不是增加事情；治理它、整顿它，正是为了消除祸患，而不是留下祸患。’这些话说得真好啊！与其议论丈量土地，不如筹划开垦开发。只是幸逢太平无事，谁肯再提出这种建议，自己招来好事的讥讽呢？从前的噶玛兰，如果不是仁宗明断，又正值蔡牵、朱濆窥伺之后，恰好还有能够担当艰巨任务、坚毅不屈的杨观察，那么它就不会最终成为弃土；若拖到前些年英国人前来进犯之后才议论设置官府、布置戍守，不知要耗费多少兵力、多少军需了！” （男承禧校订文字） ●《东瀛识略》卷五 无锡丁绍仪杏舲编纂 海防 台湾孤立地坐落在东海，非靠船只不能到达。起初只有鹿耳门一个入口，沙滩坚硬如铁，港道曲折回旋。有人在水中竖立标志，用来标明水的深浅，名叫荡缨。两只船不能并行；稍不谨慎，冲上沙线搁浅，船立即就会撞碎。鹿耳门以内是安平镇，设置重兵扼守，向来称为天险。一百多年来，淤沙拥塞，安平到郡城已经可以从陆路行走。海船到台湾，大多停泊在百里以外的国寨港；再换乘小船，盘运货物进入。虽然潮水退落时水深只有二三尺，但海面空旷辽阔，一眼望不到边。到了夏、秋两季，风狂浪大，即使国寨港也不能停泊。过去是险要之地，如今变得阻塞难行，变化就是这样不同。县城西北还有新港、洲仔尾两个港口，大船不能到达，只能容渔船出入。鹿耳门以南是凤山县所属的打狗口，过去只有小船能够驶入。近年来沙土流失，水道变深，南北两面有打鼓、旗后两山曲折环抱，因此又名旗后口，中间可以停泊一百多艘船。海船往来，于是便不再驶向鹿耳门，而改往打狗口：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证明。由打狗向南，有东港、放■〈糹索〉港（一名新打港），都只能容小船出入；再向南，就是琅峤熟番界内的社寮港，夏、秋季风浪涌起时，也不能停船；最南到沙马矶头，转向东面就是山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