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识略卷三

译学校 台湾府学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二十五年，题请批准每年举行岁试、科试的各项定额，录取童生二十名，称为附生。乾隆五年，因为入籍台湾的粤籍百姓中不乏秀异良才，足以参加考试，于是奏准另编新的字号，合全郡学校一同参加岁试、科试，各录取童生八名，附入府学。后来文风日益兴盛，又蒙准许扩大名额。如今岁试、科试的名额，每次录取闽籍童生二十一名、粤籍童生九名，共三十名。台湾县学也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岁试、科试原定每次各录取童生十二名，其中澎湖士子录取一、二名，没有固定名额。如今岁试、科试每次录取童生十五名，其中澎湖童生三名，也有从府学名额中拨增的。凤山县以及原名诸罗、现为嘉义的县学，与府学同时设立，原来录取童生的名数和现在入学的名额，都和台湾县学相同。彰化县学设立于雍正元年，岁试、科试每次各录取童生八名。淡水士子起初附在县学合并考试，后来另设半个学额，分额录取。如今县学岁试、科试的录取名额和凤山、嘉义两县学相同。淡水厅学直到嘉庆二十二年才设立，岁试、科试每次各录取童生六名，其中噶玛兰士子分取一名。如今岁试、科试每次录取童生九名，其中淡水所属按“炎”字号编列，录取六名；噶玛兰所属按“柬”字号编列，录取三名。合计一厅四县都送到府中复试，再送学道考试。只有澎湖、噶玛兰两厅还没有设学，应试士子一方面因为隔着海洋，另一方面因为距离府城遥远，送到府中候考、往返都很艰难，因此准许依照粤东南澳厅的先例，由厅直接送学道考试，并免去府试。至于廪膳生和增广生员的原定名额，府学各二十名，粤籍没有；县学各十名，淡水学各四名。如今府学的廪生、增生，闽籍各三十名，粤籍各八名，每年贡送一次，称为岁贡。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学的廪生、增生各十五名，两年贡送一次。淡水厅学的廪生、增生各六名，四年贡送一次。澎湖、噶玛兰两厅的廪生、增生，就在台湾、淡水两学的名额内录取。还有恩贡、优贡、拔贡，均和内地一样通过考试选拔充任。各省乡试录取举人，按惯例都有固定名额。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奏准另编“台”字号，名额为举人一名；如今改为“至”字号，规定录取三名，粤籍编入“田”字号，录取一名。会试则根据应试举人的多少，恭请皇帝钦定录取人数。现在台湾县有举人，从康熙三十二年王璋开始；有进士，从道光九年黄骧云开始。凤山县有举人，从康熙二十六年苏莪开始；有进士，从乾隆三十一年庄文进开始。嘉义县有举人，从康熙五十年王锡祺开始；有进士，从乾隆二十二年王克捷开始。彰化县有举人，从乾隆九年黄师琬开始；有进士，从道光六年曾维桢开始。淡水厅有举人，从乾隆三十六年叶期颐开始；有进士，从道光三年郑用锡开始。澎湖厅有举人，从嘉庆五年蔡其英开始；有进士，从道光二十五年蔡廷兰开始。噶玛兰厅有举人，从道光二十年黄缵绪开始，进士还没有。追溯康熙、雍正年间，台湾没有进士，即使举人也很少。如今参加廷试的人接连不断，海边地区的弦歌诵读，可以和中原相媲美，圣人的恩泽浸润真是宏大啊！内地各郡县除了府学、县学以外，都设有书院，聚集生徒在那里读书，使他们彼此督促勉励，最终成为杰出人才。因此雍正年间，各省省会的书院都蒙受恩赐库银，每年领取利息银，永远用来供给诸生的膏火费用，大概是因为兴办贤才教育人才，足以弥补学校教育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台湾的书院始于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揆创建，一百多年间屡有兴废。如今府城有两所书院：一所叫崇文，一所叫海东。台湾县有一所书院，叫引心，已经废弃。凤山县有一所，叫屏山。嘉义县有一所，叫玉峰。彰化县有两所：一所叫主静，已经废弃；一所叫白沙。鹿港厅有一所，叫文开。淡水厅有两所：一所叫明志，一所叫学海。澎湖厅有一所，叫文石。噶玛兰有一所，叫仰山。书院中负责教导的人叫山长。乾隆三十年，因为聘请教师督促课业而称为山长，名称和职掌不相符合，奉谕应当称为院长；但因沿袭已久，最终没有改成。主持书院事务的人叫监院。监院有薪水，院长有修脯，诸生有膏火。官府考试中列为超等的，有花红奖励。看守书院的人有辛工和食米。所需经费，有的由乡绅富户捐置田产来供给，有的由官员捐出廉俸发放。台湾书院的经费，大体上民间捐助占十分之七，官府捐助补充占十分之三。顺治九年，下令各乡设置一所学校，选择通晓文义、品行谨慎厚重的人担任教师，酌量发给廪饩供养。康熙初年，因为冒充滥设的情况很多，下令立即革除。到康熙五十二年，又下令各府、州、县多设义学，聘请教师教导生童，以推广文教。从此义学遍布天下，所需廪饩有一半靠民间捐备。然而如果没有官府主持，大多不能办成，即使办成也不能长久，往往不到几年就荒废成一片茂草，连旧址都无法查考。台湾县最初设义学二所，后来增设一所。凤山县最初设义学一所，后来增设三所。嘉义县最初设义学八所，后来有一所析出隶属彰化县。彰化县原设义学一所，后来增设四所。淡水厅最初设义学四所，后来增设二所。澎湖厅先后设义学十三所。噶玛兰厅没有设立。如今各厅、县所设的义学，有一半已经颓废，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五。

译台湾除了义学以外，还有社学。这大概是仿照楚、粤、滇、黔等省边远州县设学聘师，教导苗、蛮、猺、黎子弟的制度，在归化番社中设立社学，选择熟番子弟中聪颖优秀的入学读书，用官话教导他们。等他们熟习以后，就让他们前往教导生番子弟，如果确实能够逐渐通晓文理，便录取为佾生。再援引贵州省苗学的先例，请求设置学额、举行考试；这样或许可以通过熏陶浸染，逐渐改变他们粗野的习惯。这种办法非常好，用意也非常美！无奈廪饩等费用取自番租，常常不够使用，理番官又不太用心，把它视为一纸空文；虽然不乏清秀聪慧、有志向上、能够振兴并取得成就的番童，但这样的人终究很少。考察台湾县原设社学五所，凤山县原设社学八所，嘉义县原设社学十一所，彰化县原设社学二十一所，淡水厅原设社学六所；如今也和义学一样，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澎湖厅没有番人，噶玛兰厅是后来设置的，都没有社学。府、厅、州、县设有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专门负责教导士子，其他事情都不管，责任十分重大。然而能够严格遵守功令，按月讲课、按季考试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况且隶属于学校的廪生、增生、附生，童生本来就不在他们约束之内。于是又设置书院，有的集合举人、贡生，有的聚集生员、童生，每年考察，每十天考试一次，以甲乙等第评定他们的文章来引导他们。对于远乡僻壤中贫穷而不能跟随老师学习、向来不知道致力求学的儒童、番童，又设置义学、社学来教育他们。大概移风易俗，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所以对这件事郑重其事，鼓舞培养人才，安排得如此详细完备。眼看着仁义成为规范、礼让得到讲求，家家都可以受到教化。然而仍然有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古代教育重视道德，今天教育重视文章；古代求学的人看重亲身实践，今天求学的人看重耳闻食言。姑且不说学官的课程考核，即使是书院师生所学习的，也只是时文罢了；再高一等，是诗、赋、策、论；再高一等，也只是经义、史论而已。能够遵守雍正年间的功令，同时通晓法律条例的人，已经并不常见。至于民生疾苦、地方利弊、兵农礼乐等各项大政，哪些有利的事情应当兴办却不能立即兴办，哪些弊政应当革除却不能仓促革除，施政应当以什么为先，当务之急应当以什么为重，如同子路询问政事、颜子询问治理国家，又如范文正公还在做秀才时就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责任一样，今天坐下来讨论、将来准备起而实行的事情，平时彼此共同研究的，根本没有。又哪里有空闲谈论立身处世、规范行为以及家庭伦理之间的事情呢？这就是教育和求学之所以不如古代的原因吧？台湾的书院、义学、社学，没有一个县邑没有。果真想实事求是，那么儿童入学，除了端正句读、解释字义以外，还应教导他们应答、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忠信、孝友的道理，使他们愉快地在内心有所领会，志趣方向自然端正。对于有文才的人，评量他的文章时，首先看他的品行：立意端正厚重、内在操守纯正诚挚的列为上等；才器见识宏大通达、熟悉世务的列为次等；议论明白公正、言辞清雅俊秀的又列为次等；把古代乡举里选的用意寓于评文施教之中。对于性情偏僻卑鄙、以苛刻为能事的人，即使文章像范蔚宗，诗歌像温八叉，也要竭力排斥，毫不留情。使他们知道士人所应看重的，不只是时文写得好而已。也没有人生来具备极高的品性、胸中蕴藏治理天下的才略，却文章不能写得华美丰赡、条理通畅的。关键在于因势振兴文教，首先要选择好教师；尤其在于地方官以真心实意、实际力量去实行，这样才不辜负国家教化人民、形成良好风俗、培育人才以备任用的根本用意。近年厅县之中筹措膏火费，勤于考核，广设义学，增建扩修院舍，以博得振兴文教名声的，也有一些；但这只是末节。只追逐末节，为什么不致力于根本呢？同治七年，噶玛兰举人杨士芳在会试中考取优等，这是兰厅有人考中进士的开始。最近看到新刊的《淡水厅志》，在选举表中列有黄骧云，注为粤籍。查太学进士题名碑，黄骧云却是台湾府台湾县人；如果厅志没有错误，那么台湾首邑至今还没有人考中甲科。近来听说淡水厅请求设置专门学校，由禧儿承办此事；噶玛兰也请求集资修建文庙，设置半学，希望借助文教改变当地旧有习俗。过去裴行俭曾说：“士人必须先有器量见识，然后才谈文才技艺。”我曾想再补充一句：“士人必须先讲德行，其次才讲器量见识。”世上有些人器量见识卓越，但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关系上却不堪询问，希望他们出仕后能辅佐君主、施惠百姓，是很困难的。然而自唐代以来，凭文章取士，器量见识还可以从文章言辞中考察出来；德行却不是与他同乡同井、共同生活的人，不能真正了解的。询问事情和考察言论两方面同时实行，势必有制度上的阻碍而难以推行；何况书院考核士人，若想同时考察文才和品行，必定有人反唇相讥，喧哗而起。前面谈到教学的方法，未免见解过于偏颇，迂阔而不切合实际，姑且保留下来，用以记载自己阅历的深浅。辛未年秋日又记。习俗风尚 台湾百姓都是从闽地的漳州、泉州以及粤地的潮州、嘉应州迁来的。他们的起居、饮食、祭祀、婚丧，全都以本地风俗为依据，与内地没有多大不同。只是性情刚强，轻浮而容易冲动。由于郑氏当初实行寓兵于农，农闲时就把战争、角力当作事情，一声招呼便能一齐聚集。如今逐渐受到仁义的熏陶，已经将近二百年，但喜欢逞勇斗狠的习气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往往为了一点小小的仇怨，非报复后才痛快。几句话不合就争斗，严重时发展为械斗，更严重时还要分派别：有时闽人与粤人分斗，有时泉州人与漳州人分斗。一旦分派，至亲密友也会刀兵相向而互不相认；即使是富裕人家和大户，也一定出钱相助，因而导致迁徙。刚开始时，官府以兵力临之，他们强悍地全不顾忌；等到愤怒稍微平息，官府慢慢用法律惩治他们，他们也就低头听命罢了。不过，他们也有值得取法之处：轻视钱财而崇尚义气，见到流离失所、贫困无依的人，必定救济，使其得到安置。尤其看重同乡、同姓的人，一旦受到欺凌侮辱，便倾家荡产前去救援，即使自己触犯法律也不顾惜，很有朱家、郭解那样的风气。唯独对于近支兄弟之间，偶尔有人坐视亲人困顿而冷漠不问。还有兄弟失和、互相告讦打官司，接连多年不止的。这种缘故实在难以理解。

译台湾土地物产丰饶，各地货物云集；除士、农以外，商贾最为兴盛，工价尤其昂贵。士人初学文章时，每月初一、十五以起讲作文考试，过一天后列出甲乙等第，按等级给予奖赏，称为小讲会。把七月七日作为魁星的生日，陈列牲醴，祭祀完毕后痛饮，称为魁星会。妇女在这天晚上把香花、果品、七枚鸭蛋摆在庭院中，祭祀织女，称为乞巧会。农民租田耕种，称为贌田，只缴纳粮食而不缴银钱。有先交付不计利息的银两，立约限定年限，年限期满后田主归还原银，而佃户另租别的田地，称为碛地。民间把谷物成熟称为“冬”，有早冬、晚冬两次收成，称为双冬，就像麦子成熟称为“秋”一样。所种的除米、麦外，还有麻、豆、甘蔗、菁、薯、苎等，种类很多。有尚未成熟便先行出售、尚未收割便预先卖出的，称为卖青。商人事先定价并交付资金，到了收获时取货，称为买青。在城市中零星贩卖货物的店铺称为店；集中货物再分售给各店的商号称为郊。往来福州、江、浙的称为北郊，往来泉州的称为泉郊，往来厦门的称为厦郊，合称三郊。“郊”是说货物在郊野集散，同时也取交往之意。每年轮流有一家负责办理郊的事务，称为炉主，大概因为酬谢神明时要在炉中焚烧纸钱，由众人推举一人主持此事，类似内地行商中的董事、司事、值年之类。工匠中手艺熟练的人，无论使用泥镘还是拿针做工，每天都要银二、三钱。即使是挑担、背负货物的人，按日计酬一百钱，尚且还犹豫不肯前往，必须给到二、三百文才答应。称山野人为草地郎，是嘲笑他们与麋鹿为伍。另有一些游手好闲的无赖，在街道上游荡，以诈骗勒索为业，称为罗汉脚；到了冬天衣食接济不上，便常常聚集党徒窥伺、抢掠行旅。地方官必定招募、派遣差役和勇丁分头巡查捉拿，这成为每年的惯例。早先还有把他们驱赶回内地的，称为逐水；但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今即使不断驱赶也驱赶不胜，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逐水了。台湾偏处东南角，地气炎热，阳气旺盛而容易发作，男女大多发育得很快，年纪刚到舞勺之年，就已经像内地十六、七岁左右的人。壮年男子十天不接近女子，往往就不能忍受，所以到处都有顽童和土妓。女子十二、三岁就有破瓜的。人家生女儿，也并不十分看重。《台湾县志》说，台湾人虽然贫穷，但男子不做奴仆，女子不做婢女，这是百年以前的事；如今却很不一样，常常把女子转卖到内地给人做婢女或妾，价格也比漳、泉各郡低廉。外地人在台湾寄食，只要积攒几十圆番银，就可以买到妻子。只是当地女子习惯娇弱懒惰，养蚕、种桑、纺织全都不会。大户人家的妇女还擅长刺绣，农家妇女偶尔有帮助耕作田地的，中等人家妇女只知道做饭、烧水和洗涤罢了。澎湖妇女尤其辛苦，整天看着潮水涨落，到海边拾取虾、蛤、蟹、螺来供一家饭食；农忙时就栽种、除草、锄地，全由女子承担。俗语说“澎湖女子台湾牛”，极力说明她们同样劳苦。台湾的风俗崇尚华丽奢侈。当地人的服饰饮食不同于漳州、泉州人：漳州、泉州人怕风，常用布缠头，却喜欢赤脚；台湾人也缠头，但多改用蓝黑色绉纱，长一丈多，环绕五、六圈，认为这样美观。有时穿袜子却不系带，任凭袜子脱落、覆盖脚面，称为凤点头，但不到晚上就脱掉，因为性情不能忍受。男子的短衣常常超过膝盖，衣襟大多直垂而下，称为苏裾，其实苏州人的衣服并不是这样。衣领不论脖子肥瘦，大多上圆下尖，半露胸口，称为瓜子领。裤子露在上衣外面的部分，宽而且长约一尺半，称为龙摆尾。佣工、商贩、轿夫、差役，衣裤大多使用纱绸。如今只有澎湖、噶玛兰还多穿布衣素服。女子喜欢穿红色，夏天则穿黑色。内衣袖子很小，外衫袖子却宽达将近二尺。缠足女子除手镯外还有脚镯，用银制成，重叠戴到三、四只，走路时叮当作响。琅峤妇女多用银链缠绕头发，有的多达十几条。男女尤其喜欢槟榔，咀嚼不离口，每天吃一百多文也不吝惜；客人到来，必定拿槟榔献上，不用茶酒表示敬意。宴请客人一定陈列珍奇菜肴，一席花费多达十余金，不计味道是否美，以丰盛为贵。除夕前几天，把各种生菜用沸水浸泡在瓮中，等到发酵变味后再食用，称为隔年菜，味道非常难吃。遇到喜庆事情，就用红曲和米粉或面粉，做成龟的形状，蒸熟后互相赠送，也就称为龟。澎湖则制成红鸡，用来祭神表示敬意，大概是取龟鹤长寿之意，却讹传成了鸡。内地人忌讳说“龟”，台湾人却不忌讳。卖猪羊肉的商贩吹角作为信号，声音呜呜作响，听起来凄楚；每逢既望，角声更加尖厉，大概因为这一天市场上的人争相饱食酒肉。平时一天三餐相当俭朴，即使蔬菜也很少上桌，只喜欢海产品和咸鱼，仍然保留着漳州、泉州的遗风。南方人崇尚鬼神，台湾尤其严重。生病不相信医生，却相信巫术。有一种既不是僧人也不是道士、专门从事祈祷禳解的人，称为客师；他们带一撮米前去占卜，称为米卦；书写符箓、施行法术并向神祈祷，鼓角声震天，直到整夜才结束。病如果没有痊愈，人们反而更加笃信。凡是寺庙中神佛的生日，全境共同集资演戏庆祝，由几个人主持其事，称为头家。最重要的活动，是五月出海、七月普度。出海的意义在于驱逐疫气，就是古代所谓的傩。大家集资制作木船，用五彩纸扎成三尊瘟王像，请道士举行二昼夜或三昼夜的醮礼。醮礼结束那天，大摆牲醴并演戏，称为请王；完毕后，把瘟王抬进船中，各种食物、器具、财宝没有不准备的，再以鼓吹仪仗护送船只入水，顺流漂走就认为吉利。如果船停泊在岸边，那个乡里就会多有疫病，必须再举行禳解。每次醮礼花费数百金。也有间隔一、二年才举行一次的。福州各郡也盛行出海，但船和各种物品全都用纸制作，只是象征其形状罢了；即使普度，也比不上台湾。所谓普度，是祭祀没有人祭祀的孤魂，僧人称为盂兰会。从七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有时一家或几家举行，有时一个村举行，请僧道诵经施食，摆设牲醴、花果、包面祭祀，并在街道上焚烧纸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日〕

译贫困人家也一定要买少量杯酒、肉块和纸钱，祭祀后将其焚烧。规模大的以镇、道、府、厅、县衙署为最盛：大堂上供奉神位，张灯结彩，陈列图画、古玩、香花，务求摆满；设置栏杆限制观看的人，两侧廊下作为僧道举行醮礼的坛场。白天诵经，夜里施放焰口，点燃水灯。水灯以成百上千计，敲锣打鼓，送入水面漂流，其中有的放置钱币；渔人得到后，认为一年都会顺利。醮礼举行二日或三日。临近结束时，在庭院中并列摆设三张大桌，陈列酒菜，下面铺草席，放置阿芙蓉膏以及所需的枪、斗、灯、签之类，说鬼喜欢这些东西，不准备就不会享用；另外摆设许多桌子，把猪、鱼、鸡、鸭、鲜果、糕饼堆到五、六尺高，堆积得像山冈一样才认为美观。照壁前搭台演戏。又挑选相貌秀美的童男童女，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称为台搁；架子有几座、十几座，没有固定数目，每架由四人抬着，先由鼓吹开路，走遍街市，到衙署才停止，官府便赏赐银牌。每年需要花费番银千圆，少的也要数百圆，全部在衙署内部摊派征收。这些鸡和鱼都是活着献上，过了一夜已经发臭，免不了造成浪费。众人都说，不只是荤腥容易腐坏，祭祀后的各种供品虽然外形还在，吃起来全都没有味道。《府志》说，上元节，没有订婚的女子偷折别人家的花枝竹叶，遭到人责骂，说她将来一定能得到好丈夫；平民则毁坏别人家的墙垣，或者偷走猪槽、鸡栏，甚至侮辱对方父母，也说这样一年会大有利益。这同江浙妇女走三座桥、京都新嫁娘摸城门钉、辽代放偷的风俗很相类似。《小琉球志》说，从前北路番妇会施法诅咒，称为“向”；“向”就是禁制的意思。她们先拿树木试验，使树木立即枯死，解除禁制后又恢复生机，然后才用来害人，因为担心只会施“向”而不会解除。田园阡陌之间，每隔几尺插一根木桩，用绳子围起来，山猪和麋鹿都不敢进入；有人误摘其中的瓜果吃，嘴唇立即肿胀，解除后就恢复原状。询问各番人，近来已经没有这种事了。如今听说淡水厅所属地方还有会持符咒杀人的人，把符灰混入烟、茶、槟榔中让人食用，使人昏乱而不知觉，便劫夺财物、任意奸淫，什么都做；但这些事都还没有亲眼见过。只有娼家遇到客人来，贪图他的财物而不希望他离去，便暗中用妓女口中嚼过的槟榔汁浸湿客人的辫梢，客人就会留恋不舍，不愿再到别处去；或者客人离开几天后，妓女便在平日所供奉的土神面前焚香烧纸，默念几句话，客人往往就动心赶回来。说这些话的人言之确凿，应当不是凭空捏造，可见这种迷惑控制人的余习还没有断绝。坏的习俗中，还有赌博。衙门里的兵役每月都有规礼收入，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赌博；夜里还在门口悬挂大灯，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客人。庙会演戏和集市中，四周排列着几十张桌子，像商铺一样。工商之人较容易得到钱财，于是轻视金钱，动辄一掷千金，钱袋空了也不在乎。近来物力逐渐衰弱，乡镇仍然如此，城市里稍微收敛了一些。台湾物产丰富、百姓富足，人们大多崇尚义气，本来风俗应该醇厚朴实；可是有些相沿已久的陋习，如轻视生命、喜欢争斗、相信鬼神、嗜好赌博，顽固得难以改变，以致富裕的人因此变穷，贫穷的人因此变得不成材。难道就可以因为这些习俗难改而不去改变它们，不思考改变的方法吗？然而其中有些情况也不容易说明。设置赌局诱人赌博，法律禁令极其严厉，但那些甘愿冒犯禁令的人，大多没有田地可耕，也没有技艺可以谋生，又不习惯从事艰苦劳动；除此之外另谋生路，他们想到的也只有偷窃和做匪徒罢了。每当有贤能的官吏越用力禁赌，盗贼之风反而越加炽盛，只是少了一个安置他们的办法。至于借神道来施行教化，是为了警戒震慑凶恶顽劣之人，使他们知道戒惧，这也足以辅助圣教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告诉他们应当敬畏而又应当远离，不宜笃信，即使士大夫还会在心里非议，何况愚夫愚妇呢？这样一来，水灾、旱灾、疾病、疫病，势必都借口说是鬼神作祟。况且如果禁绝他们的祈禳、崇奉、迎神赛会，靠这些事情谋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一旦失去原来的职业，又将如何安置他们？那些把性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的人，往往只是有一、二个无业棍徒倡导，众人便跟随仿效、附和，最终像洪水冲破堤坝一样，再也无法控制。假如让他们明白是非、仁爱谦让的道理，都有家室妻儿可以牵挂，却仍然以逞强自负、不知反省悔改为能事，这种人是不会有的。既然这样，那么要改变这些习俗，就应当知道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了。如今内山还有很多没有耕种的土地，而且各个庄堡都有头人、乡长，可以责成他们负责督率和教导。凡是平民中不从事正当职业的人，全部安置到田地之间，并不困难。再选择明白事理而又有口才的人，每月发给廪饩，让他们在宽敞的寺宇、义社学等不受风雨影响的地方，每月讲解数次，恭敬地把《圣谕广训》以及各种劝善书籍，用充分的譬喻和曲折的论证详细解释；或者配上五言、七言韵文，教人歌唱诵读，以激发他们好善恶恶、乐生恶死的本性，使他们明白尊敬亲人的义理、忠恕的道理以及邪不胜正的原则，不得只顺着文字敷衍了事、虚应故事。凡有相信、听从、转述、实行并恭敬遵守的人，每次讲解分别奖赏百文、数十文。所需经费，或者向绅士富户集资，或者从罚款赎金中取出，置办产业生息，以求长久维持。也可以在审理诉讼时，先追问当事人是否听过讲书、能否说出大意，然后再审理是非曲直；对于茫然不知的人，酌情令其出钱数千文，分发给听讲并信从的人，以表示惩罚和劝勉。这就是鹿洲太守谈论治理台湾事务时所说的罚钱种竹之法，只是稍加变通，似乎对政体并无损害。如果这样做了，而教化还不能像风吹过草地那样使人归顺，我是不相信的。何况台湾百姓生性羡慕浮华的荣誉，得到一个职衔或例贡资格，就一定把它写在门楣上。如果查访出孝子、悌弟、顺孙、节妇以及乡里共同推举的善人，就分别奏请旌表、赏赐匾额；准许按照这种制度制作“钦旌特褒某项”的衔牌，在婚丧等事情中排列在头踏之前；这些人拜见官长时，免行长跪礼，以此彰显特殊恩宠。平民看到这些，没有不争相夸耀羡慕的。这本来就是地方官应当办理的事情，十分容易办到。困难在于同僚讥笑它，上级认为它迂阔。官员不能在任满三年，事情刚刚开始推行，接任者已经到了；即使确实取得成效，后来的人还可能不认为这样做正确，完全推翻前任政绩的也有。这样一来，多做事不如少做事，与其劳心疲神而徒劳无功，哪里如安守本分、供职办事，勉强足以自我消遣呢？唉！这就是台湾的循吏难以做成，也难以遇到的原因吧？

译同学好友胡君守斋看到了我前面关于此事的议论，笑着说：“您所谋划的教化和养民之事，古代的循吏怎么会超过您？只是您知道没有钱就办不成吗？向百姓募集，百姓未必听从；向官府索取，官府又没有可出的款项。愿意解开自己的私囊来做这种事的人，世上能有几个呢？自古以来，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才可以讲求风俗；官府有多余的资金，才可以讲求吏治。雍正年间议论提取耗羡、设置养廉银，钱塘沈文恪近思极力争辩，说养廉银的数额虽然有定数，州县的需求却没有定数；官员财力不足，政务必然苟且敷衍。道光初年，议论核查陋规、增加公费，济宁孙寄圃协揆玉庭也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他们都是想给州县留下余地，使官员能够施展手脚，并不是为了官员个人，正是因为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生计都系于官员；假如因为困窘乏力而因循拖延、留下祸患，即使花费百万金钱也补救不了，等到贬黜、诛罚他们时，也已经来不及了。那些见识卑下浅薄、把刻薄搜刮当作能耐的人，固然不懂这个道理；也有通达治理体制的君子，并非不知道损上益下是谋求长久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只是又不能独自实行自己的意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今官庄已经归公，杂款也奉命提取，陋规已经禁止革除，收入的数额人人都知道了。” 我当时说，还有那些有余力却无法上报、不能自我限制的人，实在难以一一列举；以至于连衣襟都快拉不住、肘部已经露出的困窘地区，十处中还不到两三处。如果把罚款赎金充公，必然会犯下科敛的罪过，连谋求自身生计都顾不上，哪里还有时间谋划教养百姓呢？您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您所说的难处，还不算太难；您所说的容易，却确实不容易。您一定不会长久留在幕府，早晚会有一天请您入瓮。”我无言以答，只能勉强应道：“古人曾说，廉吏不可为；如今做一个循吏也不容易，这话我本来就说过了。”我们相视一笑，此事便作罢了。守斋怀才不遇，不久便死在任所，如今他的墓木已经长得合抱粗了。我追记这些话，用来寄托对亡友的感怀。辛未九月又记。（姻侄钟启元校字） ●《东瀛识略》卷四 无锡丁绍仪杏舲编纂 营制 镇守福建台湾总兵官一员。雍正十一年议定，依照山、陕沿边地区的成例，设置挂印总兵，佩带方印，驻扎在台湾府城；标下设中、左、右三营游击各一员，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五员，把总九员，分别防守南、北、中三路。协镇台湾水师副将一员，驻扎安平镇；标下轮流防守鹿耳门，设中管游击一员、右营都司一员、中营和右营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七员，分别防守蚊港、大港、东港、打鼓港等处水面；左营游击一员驻扎彰化县，管辖鹿仔港，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分别防守笨港、大突、新店、三林港、海丰港等处水面。协镇澎湖水师副将一员，驻扎妈宫澳；标下设中军兼左营游击一员、右营游击一员、左营和右营中军守备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分别巡防八罩、西屿、嵵里、风柜、大北山、瓦硐港、文良港、通梁港、将军澳、竹篙湾等处水面。协镇台湾北路营副将一员，驻扎彰化县城；标下设中营都司一员、斗六门都司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分别防守南北投、西螺、燕雾、猫雾捒、水沙连、牛骂溪等处水面；右营游击一员驻扎淡水厅城；标下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分别防守大甲、大安、中港、香山、后垄、桃仔园、铜锣湾等处水面。台湾城守营参将一员，驻扎台湾府城；标下设中军守备一员、右军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分别防守罗汉门、大穆降，以及凤山县管辖的冈山、嘉义县管辖的加溜湾、下加冬等处水面。南路营参将一员，驻扎凤山县城；标下设下淡水都司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分别防守万丹、石井、枋寮、下淡水、阿里港、兴隆庄、山猪毛口等处水面。嘉义营参将一员，驻扎嘉义县城；标下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分别防守萧垄、北新庄、佳里兴、石榴班、盐水港等处水面。艋舺营参将一员，驻扎淡水厅管辖的艋舺；标下设中军守备一员、沪尾水师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分别防守石门、金包里、大鸡笼、三貂港、八里坌等处水面。噶玛兰营都司一员，驻扎噶玛兰城；标下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分别防守头围、罗东、苏澳、加礼远、大里简等处水面。台湾营的武职，曾多次增设、调动和改置。现在计算台湾、澎湖共十八营，共设置总兵官一员、副将三员、参将四员、游击八员、都司五员、守备十六员、千总三十三员、把总五十八员。另有外委一百零二员，由地方另行札委，不归兵部推选。雍正年间，全台湾定额设置水陆战兵、守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起初没有马兵，乾隆五十三年才议定增设，并增加步兵。现在计算全台湾共设置水陆马、步战兵和守兵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名，其中额外增加马战兵一百二十名、步战兵六千八百九十三名、守兵七千六百四十四名，均从内地各营调来轮流戍守。服役三年期满，仍回原营。定例规定：台湾总兵官服俸三年期满后，奏请入京陛见；副将任满三年，发给咨文引见；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任满三年，凭咨文送部推选升调；千总、把总任期满三年，调回内地等待空缺，以便升补。乾隆五十一年，停止实行此前的规定。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都要服俸五年后，才准许升补到内地；只有总兵以及千总、把总仍按旧规办理。各员的俸禄、养廉银、薪蔬、心红、马干等项，以及额外增加的马、步战兵和守兵每月饷银二两、一两五钱、一两，月米三斗，都按照内地营制办理：每年总共应需银二十六万一十二两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