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各部都依据《说文》，《说文》中没有的字，就是吕忱增补的。后魏杨承庆又撰写《字统》二十卷，共收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也以《说文》为根本。他论述字形时，时常又有不同。梁朝顾野王撰写《玉篇》三十卷，共收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外还有《地苍》《广苍》《字指》《字括》《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的书，彼此承袭仿效，书名和类别逐渐增多。汉代又出现了草书，因此从苍颉到汉代，书体一共发生五次变化，所谓古文、大篆、隶书、草书等就是这些书体。南齐萧子良撰写古文书体五十二种，如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帛之类，都是根据字体的形势来命名的。虽然在意义上流于浮浅，也算是书法家的先导。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都得到使用，其余大多不再流行。○典籍 汉朝承接秦朝焚书废学之后的局面，汉武帝开辟献书的渠道，设置抄写书籍的官职。从此，宫外有太常、太史、博士所收藏的典籍，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等藏书府。汉成帝时，秘藏的书籍颇有散失，于是派谒者陈丰到天下搜求遗书。又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汪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之书，侍医监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汉哀帝让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汇各类书篇，撰成《七略》，大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末年，这些书又遭焚烧。光武帝返回洛阳时，所载经传有二千多车。明帝尤其重视儒术，此后编撰的书目和著录数量达到以前的三倍。董卓迁都之际，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处所收藏的典册文章，竟全被剖散；图书和缣帛被军人拿去制作帷帐和袋囊。等到王允收集归还的，才有七十多车。由于道路艰险遥远，又丢弃了一半。长安发生动乱时，这些书一时全被焚毁。魏氏收拾散失的书籍，收藏在三阁，秘书郎郑默开始制定《中经簿》。秘书监荀勖把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甲、乙、丙、丁为目录名称，共有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帝、怀帝末年，书籍几乎没有一部遗留下来。西晋著作郎李光依据荀勖原有的四部目录加以校订，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千零一十四卷。此后，西晋朝廷遗留下来的书籍逐渐流传到江南。宋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共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年，秘书丞王俭又编成《目录》，共一万五千零七十四卷；王俭又另撰《七志》，包括《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又编成《书目》，共一万八千零一十卷。齐朝末年，战火烧到秘阁。梁朝初年，命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内集中收藏各类书籍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普通年间，阮孝绪又编成《七录》，包括《兴录》《记传录》《子录》《文集录》《伎录》《佛录》《道录》。梁元帝平定侯景后，把文德殿的书以及公私经籍收归江陵，共七万多卷。北周军队攻入郢城后，把这些书一同焚毁。宋武帝进入关中时，收取那里的图书典籍，只剩四千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一十四卷、万五千七十四卷、万八千一十卷、二万三千一百六卷〕 这些书用红轴装帧、青纸书写，文字古朴拙劣。北魏孝文帝开始以洛阳为都城后，向齐朝秘府借书，藏书才逐渐充实。尔朱氏之乱后，书籍又大量散失。北齐迁都邺城后，又搜集聚合了不少书。北周保定年间，藏书只有八千卷，后来增加到一万卷。周武帝平定北齐后，先封闭了齐朝的藏书府，所得旧书仅有五千卷。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别派遣使者搜访异本；每得到一卷书，就赏赐缣帛一匹，校写完毕后，原本归还书主。由此，民间的异本书籍往往陆续出现。平定陈朝后，经籍逐渐增多。隋炀帝限定抄写五十部副本，分为三等，陈列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中，用来收藏。大唐武德五年，攻克并平定隋朝。郑公把图书全部收取，命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沿黄河逆流向西运输。船行经过底柱时，大多沉没，十中只存一二。其目录所载四部书总共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去凶邪之书以及删掉的浅俗而无益于教化义理的书，现存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此后书籍数量颇有增加。开元年间，编定四部目录，共五万零八百五十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五万八百五十二卷〕 这就是自汉代以来典籍数量的大概总数。

译○石经 起初，唐太宗认为经籍中有很多错误，下诏让颜师古刊正校定，颁行天下。年代久远后，传抄的版本各不相同。开元以来，尚书省等官署将要考试举人，又都先收取他们平时学习的版本；文字稍有差异，就往往以应试者所习版本为准。即使义理大体可以贯通、与官定本不合，上级官署为了收取和奖励人才，也一概放过。天宝初年，下敕把《尚书》的古文全部改为今文。天宝十年，有关官署上言：“经典文字不正确，取舍没有统一标准。”于是下诏让儒官校定经本，送交尚书省，与国子司业张参共同考订。张参于是摹拓、订定五声字样，书写在太学讲堂的墙壁上，求学者有时到那里取正。又把字样颁布天下，使之成为永久的制度。因此尚书省等官署停止以应试者所习版本为约定标准。后汉明帝时，公卿说五经文字多有驳杂差异，请求开启吕不韦墓，取得焚烧诗书以前的经书版本。评论者认为……神武帝任宰相时，把它从洛阳运到邺城，运到河阳时，河岸崩塌，石经沉入水中，能够运到邺城的不到一半。隋开皇六年，又从邺城运入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商议准备修补。隋朝发生动乱后，负责营造的官署把石经用作柱础。贞观初年，魏征任秘书监，才开始收集聚拢，十份中只剩不到一份。那些相传并秘藏的经本仍然保存在秘府中，但《石经》从此灭失了。天宝年间，我在太学，和博士、诸生共同讨论经籍文字失正的问题，想要上奏建议建立《大唐石经》。事情拖延着没有实行，胡寇却侵扰天下，文教和儒学之道衰落。到现在已经四十六年，战争仍未停止。唉！建立石经这件事，也只能等待黄河变清了。○声韵 周颙喜欢创作体语，因此切字都有声纽，声纽又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永明年间，沈约文辞精美出众，十分通晓音韵，于是撰写《四声谱》《文章八病》。其中有平头、并尾、蜂腰、鹤膝等说法，认为自屈原以来，这些音律上的隐秘还从未有人见过。当时王融、刘绘、范云等人都被称为才子，仰慕这种说法并加以鼓吹。由此，远近的文人相继承袭，声韵之学大为流行。古人作诗，是为了宣达情志、激扬政治教化，只需含有征、韵、商等声调，意义并不在于声律过于急切，所以能够包容天地元气，具有完整的风骨体制，《诗经》《离骚》以下的作品就是这样。自从声病之说兴起，创作时动辄受到拘束和限制，文章的体格因此败坏了。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审定南北方音，撰成《切韵》，共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作为文章用字和押韵的规范。像“先、仙”“删、山”这一类字，分别列为不同韵部。作文章的人都苦于它过于烦琐细密。唐朝初年，许敬宗等详细讨论，认为韵部过窄，于是把一些韵部合并使用。这就是陆法言所说的“如果想要扩大文章的道路，自然可以使清音浊音都相通”。后来孙愐等人又说：“把字书中间那些闲杂的字混入《切韵》，却不知道这些字并非作文的要紧之处；陆法言已经有所删略。” 天宝末年，平原太守颜真卿撰写《韵海镜源》二百卷，尚未完成，恰逢胡寇横行，他逃身渡过黄河，遗失了五十多卷。广德年间，他任湖州刺史，又重新加以补辑。并且在正经之外，收入诸子、史书、佛教、道教等书籍，撰成三百六十卷。这部书在陆法言《切韵》的基础上，增收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依据《说文》列出篆字，接着写出今文隶字，同时列出其他字体作为证据，然后引用各家字书加以注释。字义解释完毕后，又从九经中选取两个字以上的词语，把句末的字编入相应韵部；至于其他书，也都依照这个办法。自从声韵学产生以来，论述编撰得如此完备的，还没有像颜公这部书的。大历二年，他入朝任刑部尚书，到银台门进讲并呈上此书。皇帝下敕把它交付秘阁收藏，赏赐绢帛五百匹。●卷三 ○贡举 国初，明经科考查通晓两部经书的人，先试帖经本，然后按照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科试方略策三道；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负责主持考试。后来，举人害怕方略科，考秀才的人几乎断绝，大多转去参加明经、进士科。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任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的文辞都俊雅华美，声名震动京城。师旦评定他们的策文为下等，满朝都不知道原因。等到奏报太宗，太宗奇怪榜中没有张昌龄等人的名字，便询问师旦。师旦说：“这些人确实辞藻华美，但文体轻浮浅薄，文章浮艳，必定成不了有用的大器。臣担心这会使后生竞相仿效，改变陛下所倡导的风俗。”皇上深以为然。后来张昌龄任长安县尉，因犯贪赃罪被免官，王瑾也没有成就。高宗时，参加讲试的士人很难选拔。龙朔年间，诏令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共同主持贡举考试。思恭是吴地人，轻率泄露进士试题，三司推究，发现其贪赃污秽，罪行狼藉。后来他在西堂轮次告变，免于死罪但被除名，流放梧州。开曜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主张进士依照时务策考试，担心考试内容流于肤浅，请求增加杂文两道，并加试帖小经。玄宗时，士人极为兴盛，每年进士到尚书省应试的，常常不少于一千多人。在馆的学生相互拜访求教，彼此结成朋党，互相牟取、争夺利益，称作“棚”。推举声望最高的人为“棚头”。权贵之家和外戚贵族，没有不去拜访他们的，借此扰乱主考官的视听。那些没有考中的人，大多喧哗争讼，考功司无法制止。开元二十四年冬，于是将贡举事务移归礼部主管。侍郎姚奕很是整顿了纲纪。后来明经科停止试墨策，改试口义，同时试时务策三道；进士科改试帖大经，增加《论语》。从此举人逐渐增多，出现了“参互”“孤绝”“例技”“抵注”等名目。举人大多经书学得不精，有到白头仍在考场应试的，所以进士科把帖经看得很重。天宝初年，达奚恂、李严相继主持贡举，进士虽然文名很高，却因帖经不合格而落第，当时称为“试时放过”，又称“赎帖”。天宝十一年，杨国忠开始主持选举事务。进士孙季卿曾拜见杨国忠，说礼部帖经的弊端很大，有真才实学的举人一旦帖经落第，就不能再试文章。如果先试杂文，之后再试帖经，那么就不会遗漏有才华的人了。杨国忠认为他说得对。不久，诏令进士先试帖经，仍按原来前后分科的办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