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窗梦语卷之四

译○士人纪 士人只有出仕和退处两条道路：出仕，就要显明地有所作为；退处，就要默默潜修；无论哪一种，所求的都是实现自己的志向、通达大道，并没有两样。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即最上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述立言。这难道不是说，出仕就建立功绩、名垂史册，退处就阐明圣贤之学，而这些归根到底都取决于道德吗？士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三点，就无法寄身于世，也无法列入士君子的行列。三者兼备的人，大概就是名闻当世的豪杰吧！如果道德不足，那么功业和文章也足以使自己显露于世。至于迎合世俗、求取容悦，只求富贵、利益和仕途通达罢了，又有什么资格同他们相提并论呢？（“又”字原缺，据鲍廷博钞本补。） 我朝英俊贤能的人才接连出现，以道德、功业、文章闻名于世的人，各代都不缺少；而在国史上特别显赫、最为彰明著称的人，往往集中在我们浙江。我曾私下怀着仰望高山、景仰大道的心情，追慕先哲。比如诚意伯刘公刘基，就是青田人。他年轻时通晓《春秋》，长大后致力于理学，尤其精通天文、兵法。适逢太祖平定括苍，他指着天象说：“这是天命，难道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恰好朝廷派使者来聘用他，他便从小路前往金陵，献上十八条时务策略。他怒斥小明王，不肯下拜，说：“为什么要侍奉一个放牧小儿！”于是陈述天命所在，皇上受到启发醒悟，终于定下夺取天下的计划。当时吴、汉是敌对势力，众人认为苏州、湖州一带富饶，应当先攻取吴。刘公秘密谋划说：“张士诚不过是自守的俘虏，陈友谅占据上游，而且名号不正，应当先讨伐汉。汉灭之后，吴就只是袋中之物罢了！”后来果然消灭汉、攻取吴，接着收取中原。他立志澄清天下，对皇上说：“宋、元以来，宽纵已经延续很久，应当先使纲纪振作严肃，然后才能施行惠民的政令。” 到他获准退休时，皇上趁机询问天象。他又说：“霜雪之后，必定有温暖的春天。如今国威已经确立，应当用宽缓来辅助治理。”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刘公刚强坚毅、慷慨而有大节，谈论天下安危时，正义之色显现在脸上。皇上曾称他为“老先生”，不直呼其名，说：“你就是我的子房。”他与同郡的叶琛、章溢以及金华的宋濂交情深厚，并且都以功名显扬于世。两人的文章尤其著名，刘基称为《郁离子》，宋濂称为《龙门子》。宋濂起初在金陵拜见皇上，皇上问：“天下混乱，该怎么办？”他回答：“希望明公不要喜欢杀人，天下就可以平定。”皇上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授予太子经师之职，请他讲读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皇上立即取来阅读，十分喜爱，命人把书中的内容大字书写，张贴在两廊的墙壁上。他屡次升任侍读学士，兼任赞善大夫。他侍奉皇上时常常提出许多意见，正直坦率，不讲究文饰。皇上高兴地说：“你可以参与大政。”他回答：“臣年轻时没有其他长处，只是凭借笔墨和议论来处理事情。一旦授予职务却不能胜任，便辜负了陛下。”于是叩头极力辞谢。皇上曾在朝廷上称赞他说：“古人把最高的境界称为圣人，其次是贤人、君子。像宋濂这样，侍奉朕十九年，口中没有诋毁之言，行为没有矫饰，面对宠辱不惊，始终没有变化，难道不能称为君子吗？不只是君子，也可以说是贤人了。”宋濂曾自称：“古人求学，是为了使内心端正、修养自身，把所学施用于行事，俯仰之间没有愧怍罢了。繁琐的言辞和反复的解说，正是道被遮蔽的表现。”后来他退休，居住在青萝山，闭门著述，人们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容。建文帝逊位时，有方孝孺，是台州宁海人。他跟随宋濂学习，同门中有许多天下名士，但一时都不如他，人们称他为“小韩子”。他轻视末流文艺，常常把阐明王道、排斥异端作为自己的责任，世人都说是程颢、程颐和朱熹重新出现了。他曾经卧病而断粮，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笑着说：“古人三十天只能吃九顿饭，穷困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太祖曾召见他，

译喜欢他举止端正整肃，对皇孙说：“这是一个庄重之士，应当让他老而有才，以辅佐你。”于是把他遣返回去。建文帝即位，召他任文学博士，升为侍讲，充任顾问。他一向德高望重，因而受到建文帝的倚重。凡是将相谋议，建文帝总要向方孝孺咨询。皇上喜欢读书，有疑问就召他来解答；临到需要奏事时，皇上当面决定可否，并且一定命他批答。靖难军兴起后，诏书、檄文都出自他的手笔。军队渡过长江后，他坚守城池，发誓死战。建文帝逊位离去，文皇召他任用，他不肯屈服。文皇命他起草诏书，他又悲痛号哭，哭声震彻宫殿，大哭并且骂道：“死就死，诏书不能起草！”最终在市中被磔刑处死。方孝孺慷慨赴死，写下绝命词说：“上天降下乱离啊，谁知道它的原因？三纲颠倒了位置啊，四维没有修明。骨肉彼此残杀啊，最亲近的人反成仇敌。奸臣的计谋得逞啊，谋划国事的人反被囚禁。” 忠臣因此激愤啊，血泪交相流淌。为此以身殉君啊，我还要求什么？呜呼，悲哀啊，但愿世人不要责怪我！”他所著述的作品很多，都流传于世。文章大体类似苏氏，但正直的议论超过了苏氏。他心中仰慕古人，想在当今推行王政。至于为守死节而死这一件事，他成就仁德、取得正义，至死也不后悔，直到今天人人都能说出这件事，实在不可能湮没。到了正统己巳之变，钱塘人于谦谋划安定国家。于谦自幼聪慧敏捷，读书过目成诵，写文章文思如泉涌，所作诗歌清新秀丽。宣德年间授任御史，跟随征讨汉庶人，逐条数说汉庶人的罪行，汉庶人吓得流汗，伏在地上。巡按江西时，他平反冤狱，人们称他明察如神。山西、河南发生灾荒，皇上命他以兵部侍郎身份巡抚两省。他走遍梁、晋，询问百姓疾苦，革除各种弊病。马政、河防、民租、军赋，一经筹划安排，便成为后来的规章。后来他离开两省，前往朝廷请求留下他的人有一万人。他离开后，当地人都为他立祠祭祀。正统年间皇帝北巡被俘，京师大为震动。郕王监国，给事中王纮等人弹劾王振，在朝廷上击打两名随从，鲜血流遍宫禁。郕王惊慌起身，于谦登上殿阶制止他，宣布王振罪当灭族，众人才稍稍安定。当时人心危疑，都想得到一位年长的君主来平息祸乱。于谦说：“今天的事情，国家最重要，君主个人次要。”于是率领百官伏在文华门，请求郕王即位。郕王再三推辞，适逢皇太后的旨意传下，才开始即位。于是提拔于谦为兵部尚书，不久又加授少保，朝廷内外都倚赖于谦来安定危局。于谦选调三营中强健精锐的士兵，合并编练，称为“团营”。（“曰”原作“京”，丁丙旧藏钞本此处缺一字，“京”字为丁丙臆加，今据鲍廷博钞本作“曰”。） 他命工部整治兵器，命户部输送军粮，向边镇传发檄文，坚守营垒，清理野外物资，并迎击、截击敌军。方略已经确定后，他亲自穿上铠甲，含泪向六军晓谕。恰好鞑虏拥兵来到城下，索要数以万万计的金帛，朝廷议论纷纷却想不出办法。于谦说：“我主管军务，只知道军旅之事，其他事情不是我所知。”石亨想关闭九座城门，等待勤王军队到来。于谦极力争辩，率兵出德胜门扎营，发射大炮，击毙鞑虏数千人。他扬言说，能斩杀也先的人，赏万金，封国公。也先气势受挫，逃走了。石亨想追击，于谦又极力争辩，放他们向北撤去。大概出战是为了保护京师，放鞑虏离去是为了使上皇安全。后来鞑虏后悔造成祸患，派使者奉送上皇回京。群臣议论汹汹，于谦说：“皇位已经确定，谁还敢有异议！只是君臣的大义、兄弟的至情，自然应当迎接上皇回来。”上皇回来后，居住在南宫。等到睿皇复位，因为石亨、徐有贞进言，便杀害了于谦。（“也先”原误作“乜先”，丁丙旧藏钞本不误，今据改；“北”字原缺，据鲍廷博钞本补。） 这一天，天空和太阳突然变色，阴云迷雾遮蔽了天空。于谦居家时，曾有不如意的事情，便拍着胸口愤恨地说：“这一腔热血，究

译竟要洒在什么地方！”听到这话，谁能不感到心酸流泪呢？此后将近八十年，又发生了宁藩之事。仁和人胡端敏世宁预先揭发了宁藩的奸谋，姚江人孙忠烈燧为此而死。王文成守仁最终将宁藩剿灭。

译胡世宁志向气节清正高峻，长于韬略，起初任南部郎，奉诏分条上奏十件事，第一件说任用贤能不应拘泥于固定途径：先朝的李贤、薛瑄进入内阁，并不是出身翰林；翰林胡俨、刘球也不是由庶吉士出身；年富以教官身份任给事中；王翶以寺正身份任御史。如今一切都按资历转升，专门拘泥于科条，因此贤才受到压抑，缺少辅佐治理的人。他出任太平知府，后又调任宝庆，都因仁厚廉洁而著称。负责江右军务时，他上奏平定贼人的两条策略，于是牵涉到宁藩之事。宁藩党羽向权贵行贿送礼，便以诽谤离间的罪名治他的罪。按察浙江的御史潘鹏依附宁藩，把他的家属关进监狱，幸亏按察使李承勋设法保护。胡世宁到了京城，自行投案，下狱。在狱中三次上书，言官进言营救，才被贬谪戍边。后来宁藩反叛，他获释回归，又任按察使。世皇登基，召他任兵部侍郎，不久升为兵部尚书，他再三极力辞谢。他援引姚崇的旧例，上奏确定武略等十条重要主张，催促皇上商议施行。估计这些主张无法实行，几个月后便辞官回乡。然而兵部过去的严重弊病，已经整顿清理了十分之五六。回乡后又被召任南京兵部官职，他没有赴任，不久去世。有奏议流传于世。（“浙”原作“察”，据鲍廷博钞本及丁丙旧藏钞本改。） 孙燧起初授任刑部郎中，平反了许多冤狱。后来历任藩司、臬司，声誉和政绩更加显著。当时宸濠蓄谋叛乱，结交钱宁、张雄，日夜刺探朝廷中的事情，威逼劫持省级官员，向各大官吏行贿，日益骄横。朝廷议论选拔才能足以担当大事的臣子，升任孙燧为副都御史，巡抚江右。孙燧听到任命后，发誓说：“既然把艰难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以生死来承担。”立即单骑带着两个童仆进入南昌。孙燧有谋略，处处周密防备，却不预先公开声张。他借口防御其他贼寇，修筑进贤、南康、瑞州的城池，上奏请求敕令湖东道兼理兵备，与饶州形成犄角之势；把会城中的兵器全部运出，存放在外府，担心成为宁藩的资助。适逢言官揭发朱宸濠谋反的情况，朝廷派大臣督促审讯，朱宸濠于是藏在贼府中，等守臣进来后，大声说：“太后有密旨召我监国。”孙燧坚定地回答：“哪有密旨！”朱宸濠又说：“上天暗中改变了天命，你不知道吗？”孙燧说：“不得胡说！”朱宸濠又说：“我攻取南京，你替我保驾吗？”孙燧瞪大眼睛怒视他，厉声大骂，于是被绑了起来。他一边被捆绑一边仍然辱骂，贼党用棍棒打断他的右臂，在惠民门外将他杀害。朱宸濠于是大肆搜查城中的兵器，却没有找到，只能拿着竹竿木棒相对，直到在安庆战败逃回。王守仁当时巡抚南赣，在吉安召集义兵，向各郡遍发檄文，联合谋划夹击，于是擒获了朱宸濠。王守仁起初任武选郎，刘瑾专权乱政时，他上疏抗议，请求诛杀刘瑾，因此被贬为龙场驿丞。后来刘瑾被诛，他重新任刑部官，改任吏部官，升为太仆卿、鸿胪卿。以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南赣巡抚，擒杀凶悍贼寇数千人，凿山开路。赣地过去有二程子祠，从前周茂叔任南康军，二程子随父亲出仕游历，曾在这里受学。王守仁依托旧址，进一步扩建，创建书院，与四方名贤在那里讲学。又设置社学，教育郡县子弟，夷地风俗大为改变。起初，王守仁见到朱宸濠时，假装说朝政有缺失，对外表现出忧愁叹息。李士实说：“天下难道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吗？”王守仁说：“有商汤、周武王，也还必须有伊尹、吕尚。”朱宸濠说：“有商汤、周武王，自然就有伊尹、吕尚。”王守仁说：“如果有伊尹、吕尚，又何必担心伯夷、叔齐呢？”从此他派人窥探朱宸濠的动静，更加详细地掌握了情况。于是上疏请求提督军务，实际上是针对朱宸濠。后来朱宸濠反叛，王守仁于是得以统兵征讨并平定叛乱。正值奸佞嫉恨王守仁，很久没有给他赏赐。嘉靖改元，才封为新建伯，兼任南京兵部尚书，不久离任。嘉靖五年，又被起用征讨思田。当时王守仁驻节武林，我还是诸生，心中仰慕他，约同伴几人到朝廷拜见王公，得以见到他的风采仪容。他神采清朗，步履矫健轻快，翩翩如鹤。我们请求他指点，他只说：“随时随事加以体认，都可以取得进步。作为诸生，诵读学习孔子、孟子的学说，并亲身实行，即使从事举子业，难道会妨碍做人吗？所担心的是沉溺于口头和耳听的知识，不能获得心领神会的益处，把圣贤看成糟粕罢了。”我听到王公这些话，直到今天仍像在当天听到一样。后来王公到了粤地，坦诚相待、以诚信示人，贼党自己捆绑起来前来归降，田州全部平定。他又驱使降众捣入贼人的寨堡巢穴，以消除岭表长期积累的祸患。往往在谈笑之间，万名士众已经从远方聚集，擒获首领、斩取首级，在辕门献俘报捷，而身边的人还不知道。由此又可以看出王公用兵如神。回师到梅岭时，他病得很重。王公命令轿夫快走，到小溪驿时去世。有《则言》《传习录》流传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几位君子，难道不是把志向放在道德上，认为功名不足以牵累自己的心；把志向放在功名上，又认为富贵不足以牵累自己的心吗？到了今天，太平日久，士人若不是通过科举就无法显露自己，所以刚开始成为诸生时，欣羡考中一次，就好像从深谷中飞腾到云霄之间。已经被推选上去后，又羡慕登上甲第，急切追求的心情并不比做诸生时减少。已经成名以后，又接连希望获得显贵荣耀。一旦得到一命以上的官职，就一寸一尺地计算积累，年年没有安宁的日子，日日没有安宁的时候。即使官位列于公卿，仍然想着恩泽延及上代，赏赐惠及后代。大概他们终身从未忘记求取进身，怎么能够安定宁静、安适舒展呢？所谓诵读圣贤之法，不过是拿陈旧言辞来应付制科罢了，刚穿上冠帽衣裳，便把它们全都抛弃了。可悲啊！这样连建立功名尚且做不到，更何况谈道德呢！我掌管铨选时，有个门下士参加春官试没有考中，出门见到考中者，面露惭愧之色；听到鼓吹声，内心热恼得无法抑制，于是赶紧请求回去。【“出见得第人恧容闻鼓吹之声中热不可禁乃亟求归”二十一字，原文缺失，据鲍廷博钞本及丁丙旧藏钞本补入。又，“不第”下原有“自惭”二字，是丁丙臆测添加，今删去。】

译我告诉他说【“告之”二字原文缺失，据鲍廷博钞本及丁丙旧藏钞本补入】：“为什么不追忆往事，只把目光放在将来呢？你从幼年进入小学，学习辨认字形、划分句读，这样的人有多少？后来能够被收入庠序的又有多少？老师学习博取功名的学业，这样的人有多少？后来能够应荐参加南宫试的又有多少？拿这些来与自己相比，怎么能不说是很大的幸运呢？今天皇帝振作精神治理国家，选拔贤能没有固定途径，即使从这次试吏开始，也可以谋求建立功名，逐渐达到通达显贵的地位。那些穿着儒服、穷究学问直到白头的人，都是过去与你一同求学的同辈，难道没有才华品行与你相当、而今反过来羡慕你的人吗？这都是普通人的积习之情。至于君子，修养自身、行善积德，看见穷困或显达、显露或隐晦，都不放在心上；内心充满喜悦，喜乐在于自身，做大事不会因此增加，才智浅小也不会因此减少，哪里知道还要竞相进取、争先恐后，终年忧惧不安地这样做呢！告别了，希望你把心思游放在高尚广大、光明正大的境界上，不要让世俗奔竞追逐的姿态动摇你的心。凭你的清明才思和好学精神，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所担心的只是志向没有树立，被外在的仰慕之物扰乱而损害了本心。即使达到最尊荣、最显贵的地位，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前子夏出门见到纷华势利便感到喜悦，子夏是圣门的高才弟子，内心尚且没有忘掉这些；与颜子以乐道为乐、忘却忧愁相比，相差很远。” 曾点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为乐，圣人多次赞许他。大概能够安于自己的处境并自得其乐，进而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并不困难，你还是把曾点作为老师吧！” 《三农纪》古代的百姓三十岁时接受田地，六十岁时归还田地，公田与私田本来是一体的。自从李悝开通阡陌，商鞅竭尽地力，把井田合并，并且把井田制度视为无用之物以后，于是豪强势力兴起，大的跨有州邑，小的连结闾里；而弱小的户族和贫穷的男子，甚至到了没有立锥之地的地步，使百姓连藜菜都无法煮成羹、粗粮都无法充作饭食。他们的弊病产生于土地分配不均，不均产生于没有制度，这是形势自然造成的结果。本朝名臣如王叔英，察知土地盈亏的道理，想要实行限田；丘文庄请求按照土地相互配给，制定固定的法则；罗文庄又想把江、浙一带的闲散百姓迁来耕种汉、沔的荒地。把这三种说法参照古代制度，再斟酌今天的条例，那么，土地不能实行井田制，但屯田中寓有驻兵之意，这也是兵农合一的意思；内地不能实行井田制，但划定秦、陇的田界，这也是控制夷狄的办法。至于均田、限田，在开创基业之初实行很容易，在今天实行却很困难；迁移南方百姓到北方耕种，免除他们的征税赋税很容易，若要急切催征赋税却很困难。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充实边地，大多首先实行屯田。如今内地民力已经疲敝，边镇的军粮储备日益匮乏，大概公私双方都困窘了。比如陕西三边，绵延数千里；国初因土地贫瘠，赋税不能供应，便听任抛荒土地开垦，永远不再征税，所以塞下充实起来。后来按亩征收粮食，差役赋税繁重，再加上虏族首领的警报和水旱灾害，收成既然歉薄，征收输送却更加急迫，因此百姓日益迁徙，田地日益荒芜。到了今天，如果不大力施行宽免抚恤，全部免除积欠，使人没有畏惧顾忌，尽力开垦，那么边境的忧患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 我认为，原来属于早已抛荒的田地，可以永远不征税；属于近年抛荒的田地，等到十年以后，才开始征税。这样，边境的军力就可以由弱转强，难道不是驾驭夷狄的一项大好机会吗？至于内地百姓，不只是汉、沔有很多荒地。我曾经出任庐阳太守，巡视田间，劝导百姓开垦，流离迁徙的人便回来聚集。我又曾往来

译淮、凤之间，放眼望去全是红蓼和白茅，大多是没有耕种的土地。偶尔有耕种的地方，又苦于雨水不按时到来，不是干旱就是水涝。大概雨水多时，横流的积水漫无边际，没有地方归束；没有雨时，就任由庄稼焦枯萎败，又没有资金救济。饥荒接连发生，百姓困窘流徙，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都是因此造成的。况且这一带通达萧、砀、汝、颍，自古盗贼很多，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日久之后不能没有隐患。世皇中叶，曾专门设置屯田都御史王玑。恰逢大水，功业来不及施行，便又上报停止。我督理漕运时，也曾上奏推荐州守姚篚持节到颍上，专门办理开垦荒地之事，但建议也没有实行。到铨部任职时，才得以奏请增设一名佥事，劝导淮、凤地区务农，然而不久又议论废止了。假如得到合适的人专门负责此事，并给他数年时间，不要求他取得眼前的功效，那么招来江北的流民，开辟江北的荒地，努力耕作便可以自给，又何必迁移江、浙的闲散百姓呢！”},{ 只要实行轻赋缓征，像《禹贡》所说的冀州那样，才可以推行。如果想用限田的办法，规定富民只能在本县置办产业，而越过州界、跨过县界占有土地的就夺取，那么豪强兼并的土地，势必很难追查夺回；如果想用均田的办法，规定每个成年男子不得超过百亩，稍微超过就加税，那么奸猾之人隐瞒土地的情况，势必很难清查。哪里比得上开垦荒地既不扰民，事情又容易办成呢？把荒芜长满芦苇的区域变成耕种收获的熟地，把闲置荒弃的土地变成养活百姓的场所，这不是损害上面而使下面受益，也不是损害国家而使百姓获利吗？可是主管此事的人却不加以重视，难道只知道公家的急需，却忘记私家的救济；只知道国库储备匮乏值得忧虑，却认为百姓家中贫困空虚不值得忧虑吗？我认为，与其从官府那里求取充足，不如把富足储藏在百姓之中。有若的话，实在值得思考。”},{ 然而开垦荒田，关键在于尽心整治沟洫。水土高低不平，耕作就难以施行，必须先测量土地的高低，寻找水流归宿；疏浚河道以容纳沟渠之水，疏浚沟渠以容纳横流积水，使它们彼此接续、流通，并在最低洼的地方多开池塘来蓄水。夏季水涝时，水流归入塘堰；严重干旱时，又可以用来灌溉。这样，高处种麦，低处种稻，平坦开阔处则种木绵、桑、枲，都可以因地制宜地栽种。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力没有遗弃，土地没有闲置，遍野都是衣食的来源。这是百世都适用的大利。如今在西北谈水利的人，把瀛海看作最重要的地方。瀛海是三辅的下游，是九河汇合的通道。从前滹沱河尚未合流时，水势汹涌奔腾还不十分严重，还可以施行疏通、浚导的工程。自隆庆中叶河流合并形成阻碍以后，那吞天沃日般的波涛、排山倒海般的情势，如同雷霆和疾风，无法控制。水泄入猫儿潴、桑干河时，水势决裂便使金堤溃毁；水势泛滥便使千亩土地成为一片平水。燕、赵、青、徐之间，已经泛滥成了一条大河。有人说，开通大河，疏导有利的水道，可以得到二十万顷肥田；又有人说，迁移冀州遭受水冲的百姓，使河水在黎阳决口，向北流入其海域，水势自然就会稳定。这些办法都可以把祸害转变为利益。在东南谈水利的人，把太湖看作最重要的地方。太湖就是《禹贡》所说的震泽，是东南的一大片水泽。五堰位于上游，三江位于下游。从前修筑五堰，上游就有地方蓄水；疏导三江，下游就有水流归宿。如今的情况，却很值得忧虑。田界长久湮没，堤防没有准备，主管此事的人又不能按时蓄水泄水，所以连绵阴雨时，水漫千里，吴越之间往往汇成巨大的深谷。议论者说，应当寻找五堰的旧址，在溧阳重新修筑堤坝，以削减宣、歙九阳的水势，节制它们流入；考察三江的旧河道，在宜兴开通百渎，直到陡门、江阴，使吴松的水流能够通达并宣泄出去。这样或

译许水能流向适当的地方，禾苗庄稼不至于被淹没。然而从天下大势比较，国家的财赋全靠东南供给，而西北所供的还不到东南的一半。论东南的疆域，肥沃的土地仅仅有千里；而西北荒芜的田地，计算起来可以有数万，哪里只是东南的十倍呢？近来谏议徐贞吾上疏请求开垦西北的田地，建议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有人就说大功难以成就，不必多事。难道谁都不能做吗？他们不知道，西北过去本来称为肥沃的土地，如今却被弃置成荒地，难道是土地古今发生了不同吗？”},{

译这是因为水利没有兴办。水利一旦兴办，旱灾和水灾就有防备，可以把荒芜之地变成安乐之土，西北全都可以成为耕地；而东南运输粮食的劳苦，也可以逐渐减轻，漕粮百万的负担也可以逐渐宽缓减省，这是南北双方都有利的长远策略。况且达虏以骑射为长，若沿边土地都成为疆域，就能使虏骑不能长驱直入；边民又可以因此得到屯田的利益，军队便不必烦劳招募，可以从当地百姓中取得足够兵力，这难道不是抵御外侮的长远策略吗？自古九州的土地都在西北，田地世代实行井授，沟洫和田界也有经常的制度，必定有旧有的河道可以寻找、有地势可以利用，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却说水利不能兴办呢？只是因为土地深厚、水势深远，疏导引水不容易，开挖浚治十分劳苦；降雨有时太少，阳光有时太多，又没有灌溉的准备，所以大工程难以完成，稻粮难以种植罢了。近来徐贞吾以卿寺职兼任御史，专门总管此事，他的权力不能说不重，但到现在仍没有成效。为什么呢？或许是所需人工浩大，费用无法估量，财力和人力都不能供给？或许是同心协力的人少，破坏谋划的人多，官民都能够从中阻挠法令？我认为，这件事不必只靠一个官员专任，也可以集合力量办成。如今按、抚的权力最重，他们的势力可以施行于守、巡；守、巡的势力可以施行于郡守；郡守的势力可以施行于有司。假如主管一省的人总管大略，主管一道的人筹划具体细节，郡守统领此事，有司分别承担劳务；一定要使郡、邑长官兴办郡、邑的利益，抚、按、司、道兴办一道、一省的利益，才给予破格升迁；不能胜任此事的人，就立即调换。这样经过几年仍不能报告成功，我是不相信的。至于田地已经开辟以后，又应当制定权宜救弊的办法，通行天下。从前圣王实行仁政，必定把使贫富均平作为急务。如今田地既不能实行井田制，均田、限田又难以推行，如果不均平田赋，靠什么来解除百姓的困苦呢？只是如今田赋的弊病，江南最为严重。里胥奔走办理，繁琐的弊端很难革除。其中有些官田租额很重，有的是沿袭前代旧额，有的是国初登记没收的土地；小民竭力耕种，还不足以缴纳粮税。事情困窘、形势逼迫，许多人便把它当作民田出卖。旧欠粮税仍留在户籍上，加倍缴纳也补不上，很多人因此逃亡。摊派税粮的痛苦，使里甲承担连累；哪里比得上由拥有田地的人均摊分纳更为便利呢？至于江北靠近京师的地方，富强之家开垦田地，大多不登记粮税，只有小民原有的旧田才缴纳粮税。再加上每户田亩多少不均，使贫者越来越贫，逐渐逃亡；富者越来越富，天天放纵兼并。应当通行天下，以本州县的田亩为标准，统一税额，不必再划分多少等级。田地数量的宽广狭窄，也应当由各县丈量后统一标准。像北方土地空旷、收成微薄的地方，以及南方沿江沙地、山冈等容易干旱的地方，就应当仿照古人上田一夫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的意思，适当放宽每亩的面积。”},{ 有的可以规定增加一半，有的可以规定加倍折算，也不算过分。这样一来，田制或许就能够兴办了。

译《百工纪》古语说：“璧玉不用于佩带，下面的人就少有珍玩嗜好；雕刻不加以装饰，百姓就会断绝奇巧技艺。”上面有什么表现，下面就会如影随形地仿效，这种道理由来已久。从前圣王治理天下，顺应百姓的情感设置防范，体察万物的适宜来引导利益，使财用丰厚而用制度加以整齐，使利用厚实而用准绳加以约束。因此，祭祀用的黍稷并不是不足以盛满簋，却不耕种的人不能用它祭祀；丝帛并不是不足以织成，却不养蚕的人不能用它做衣服。黑色和浅红色的礼服以及盛放礼品的筐篚并不是不足，却规定纳采礼不得超过五两；有节饰的车和并驾的马并不是不足，却没有命令就不得乘用。所以天下人看见服饰，就知道贵贱；看见器物的使用，就明白等级和威仪。这是上下有别而百姓心志安定。如今的世风，奢侈靡费到了极点，正如贾谊所说的“每月不同，每年不同”。这难道是剖开斗、折断秤、撕裂冠服就能制止的吗？《礼》说：“国家奢侈，就给他们看节俭；国家节俭，就给他们看礼制。”如果不是主持世道的人申明法令条文，公布统一的规章，端正车服器用的等级，区别吉礼、凶礼以及饮食器用的适宜，凭什么来安定百姓的心志呢？如今天下的财货聚集在京师，其中一半产自东南，所以百工技艺之人也多出自东南；江右最多，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也有不少工匠，但大都靠本地土地衣食，奔走四方的也很少。如今京城之下，四方之人都像鱼鳞一样聚集在那里。在官府服役的人，国初规定以工役抵罪，编成班次，有五年一班、四年一班的，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的。他们制造多少物品、完成多少器物、领取多少廪饩，都按照数量多少、规模大小分别规定等级，精粗美恶也是如此，这是大致情况。后来工役减少而工匠增多，逐渐放宽约束，命令他们自行承办工作，直到今天仍隶属于匠籍。至于闾里之间，为了衣食而奔走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尤其多。元勋、国戚、世冑、貂珰极尽奢靡，无休止地追求奢侈；没有这些百工，就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自古以来，帝王都会都容易形成奢靡风气。燕地从前朝到我朝都曾建都，沿袭习惯已经很深，逐渐浸染成为风俗，所以如今奢靡尤其严重。我曾多次游历燕地，看到各种货物充满市场，珍宝储藏丰盈，服饰车马鲜明华美，器物精巧，宫室壮丽；这些都是百工展示才能、献出技艺的结果，也是豪门大族搜罗招致、用来满足欲望的东西。大概四方的货物并不产于燕地，却全都聚集到燕地。物价既然昂贵，所以东南人不远数千里而乐意赶来，是因为这里给的工钱丰厚。因此，他们终身陷在衣食之中，东西既然贵，取得和使用它们也贵，收入仅仅够补偿自己的劳作，不能留下多余资财来享受安逸。这样，百工的工作只是勉强施展技艺，呈现才能也很浅薄。这当然说明，尽管竭尽技能也会被索取，无法逃脱，大体上都是为了财用。况且京师是四方所仰望奔赴之地，天子又是京师所观察效法的对象。宫禁中崇尚壮丽，下面就竞相营建；宫中崇尚奢侈的服饰器用，下面就竞相织染绘饰；宫殿中珍奇异物繁多，下面就竞相雕刻。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更加过分。所以说：“治理人的方法，应当防止淫逸的源头，抑制末业，开辟本业。”如今却使敦厚朴实的风气散失，形成奢侈靡费的习俗，因此百姓从事本业的少，而趋向末业的多，这都是百工造成的。末业修治，人的欲望就奢侈；本业修治，人的品行就美善。品行美善，财用就充足；奢侈靡费，饥寒就会产生；两者相差得非常远。各种工匠的事业，本来就不能废弃。国家有肥沃田野的丰饶，却仍然粮食不足，是因为器械没有完备；国家拥有山海间的货物，却仍然财用不足，是因为制造业没有完备。如今，假使有陇西的丹砂、羽毛，荆、扬的皮革、骨、象牙，江南的楩木、梓木、竹子、箭材，燕、齐的鱼、盐、毡、裘，梁、兖的漆、丝、絺、纻，如果不是各种工匠施展才能、献出技艺，那么即使是养生送终所需的器物，也没有凭借。因此圣王制造舟楫来通行川谷，驾驭牛马来通达山陵平陆；使远方之物得以到来，使深藏之物得以开发，用来招致各种工匠并充足财用。所以说，四方的货物，要等待虞人开发后才能出产，等待商人运输后才能流通，等待工匠加工后才能制成，怎么能够废弃工匠之业呢！然而圣王治理天下，不珍爱奇异之物，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货物，是担心工匠炫耀奇巧、卖弄才智，逐渐走向奢靡，制造无益之物而损害有益之事，放弃根本产业而趋向末业，这不是用来教化民众的办法。压制工匠和商人，堵塞谋利的途径，制定法令从宽松处开始，尚且担心他们奢侈，何况君上还带头倡导呢！古代役使工匠，是根据他们已有的能力，并不以奢侈之物去诱导他们；男子只效力于耕作，女子只效力于纺织罢了。如果放弃他们所能做的事，反而责求他们所不能做的事，那么即使是良工所擅长的本领，与普通工匠所能完成的工作，劳逸趋向不同，巧拙路径各异，也都不是上天所生、大地所产，而只是人力所造成的罢了。既然是人力能够制造的东西，那么放纵无边的欲望，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势必不止于以虚浮之物替代实用之物、离弃农业而从事工艺。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使有无相互补济，使农业与末业适当均衡；这样，各种工匠的事业都足以成为农业的资助，而不会成为农业的祸害。只是物价高低、轻重取舍的权力，在于君主掌握罢了。我太祖高皇帝扫除胡元，完全占有中原。当时江西守臣把陈友谅雕镂金饰的床进献上来，太祖对侍臣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不同？仅仅一张床榻，工艺精巧到这种程度，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了。陈氏父子穷奢极欲，怎么能不灭亡！”随即命人毁掉它。他卓越的见识和深远的眼光，远远超越寻常之人。历代圣主相传，都遵循这一法度；上供的物品，全都有固定数目，节俭的风气流传至今。因此，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总是先办理农业根本事务；凡有兴建工程，也不因此妨害百姓。他深厚的恩德和广大润泽，逐渐浸润人心，是有原因的。近来国事逐渐繁多，各种工匠技艺之人疲于奔命。在高大的屋宇、细密的旃毡之上，听不到节俭朴素，只听得到奢侈靡费；在深宫幽深隐密之中，听不到节省，只听得到浪费。这样，被役使的人怎能忘记劳苦，劳苦的人又怎能不怨恨呢？近代使百姓劳苦的事情，没有比营造宫室、制作精工玩好更严重的了。先臣刘球上疏说：“土木工程不停，天地的和气就会失调。《春秋》对于劳作之事全都记载下来以表示警戒，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如今营造工程连年不止，即使没有烦扰百姓而只是役使军士，但军士也是国家的赤子，依靠他们抵御暴乱、奔赴战斗，怎么可以只役使他们而不加以体恤呢！”

译王恕的奏疏说：“起初我听说朝廷挂念东南，特意派遣近臣携带内帑钱财前来赈济，欣喜得不能自已。不久，内侍却装运私盐，收买玩好之物，声势张扬，骚扰各郡县。我担心远近听说此事后，会认为陛下只喜爱珍奇之物，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两位公卿所说的话，哪里只是当时的正直言论，实在是万世不变的忠诚谋略。假使君主把它记录下来放在座右铭的位置，那么它对君主的辅弼作用，难道会是微小的吗！” 至于民间风俗，大体上江南比江北奢侈，而江南的奢侈又没有超过三吴的。自古以来，吴地风俗习惯奢华，喜爱奇异，人们都争相仿效。吴地制作衣服讲究华美，认为不是这样就不算有文采；吴地制造器物讲究精美，认为不是这样就不算珍贵。四方看重吴地的服装，吴地便更加精于制作服装；四方看重吴地的器物，吴地便更加精于制作器物。于是吴地奢侈的风俗越来越奢侈，而四方争相仿效吴地的人，又怎么能够拉回来使他们趋于节俭呢？大概人情从节俭走向奢侈容易，从奢侈返回节俭困难。如今在浮华靡费之后，却想恢复淳朴厚实的起初状态，怎么可能做到呢？何况擅长制造器物的人，整天雕刻镂饰，器物还没有手掌大，却要积累数月的辛劳，所得利润就增加数倍；擅长织造的人，整年编织丝带，织物还不到一寸宽，但细微的丝帛价值却胜过数丈。这样，一件手掌大的器物，足以抵得上整年耕作的收入；积累数寸的华美织物，足以抵得上整年纺织的收入。现在想让他们舍弃厚利而追求薄利，难道不困难吗？所以说：“雕刻文饰，损害农业；刺绣、织组、锦缎，损害蚕桑。”农业和蚕桑，是天下的根本产业；工艺上的过度精巧，不过是末业。世人都舍弃根本而趋向末业，这一定是有人在倡导推动，并不是用来调节轻重、安排缓急的办法。我曾经进入粤地，调任苍梧镇守。当时正值元宵节，封川县送来一盏纸灯，以竹篾作骨架，以花纸作装饰，看起来似乎没有花费多少厚重材料；然而它要扎成方圆形状，雕刻出纹理，如果不是精通末业的人连续积累数十天的工夫，就不能制成，可以说这种制作巧妙得几乎流于奢靡了。元宵节刚过，门役请求把它毁掉。数月积累的劳作，一天之间就毁掉了，难道能不觉得可惜吗？我禁止了这件事。由此想到我家乡浙江的风俗，灯市的绮丽奢靡天下第一，人们习惯于此，认为本来就该这样。做官的人不听说禁止，反而有人喜欢它的奢侈华丽，以炫耀耳目所见、放纵宴饮游乐。贾谊如果生在今天，不知道会怎样长叹啊！做君上的人，如果对下面的人有益，即使损害上面也应当去做；如果对下面的人有害，即使有益于上面也不应当去做。如今的世风，上下都受到损害了。怎样才能亲自实行节俭，严格禁止过度精巧的工艺，除去奢侈靡费的习气，恢复淳朴厚实的风气，从而在吴、越之间加以抚慰、整顿和振作，挽回末世趋向末业的风气？这样做，哪里只是解除我晚年对桑榆之时的忧虑呢。

译○商贾纪 财利对于人心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人们顺从利益而踏入祸害，却仍然不能忘记利益。因此，即使耗尽精力、劳损身体，日夜奔逐，还是自以为所得不够。利益，是人们共同想要的东西。人们有共同的欲望，便一同奔向它，如同众多水流奔赴沟壑，来来往往接连不断，日夜不停；如果不横流泛滥，难道会有止息吗？所以说：“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纷纷扰扰，都是为了利益而往。”他们耗尽日夜的力量追逐极微小的利益，终于忘记了日夜的疲惫。这和把毫毛看得大、把山丘看得小有什么不同？并不是毫毛果真很大、山丘果真很小，而是只看见毫毛而看不见山丘，就像前面有人驱赶、后面有人逼迫一样。然而商人家的子弟享用甘美的食物，穿着华美的衣服，装饰坐骑，车马相连；在陆地上穿行如鱼鳞，在水面上往来如鱼群，尘土飞扬直上天空，赤色的汗水像雨一样流淌。那些机敏、巧言、善于应对的人，借助资金，依托势力，以献媚取宠、奔走效劳。燕姬、赵女品评丝竹，弹奏筝琴，穿着长袖和利屣，争相炫美取悦。那些人还夸耀自己的才智，以为足以使自己便利，仿佛能够包揽天地万物的造化，计算尽人物万事的变化，随时俯仰应变，使各种货物的价格涨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拿着筹码计算，百次之中没有一次失误，却不知道自己的才智其实很渺小。俗话说：“大智慧者显得闲适宽广，小智慧者也显得闲适宽广。”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古代圣王重视根本、抑制末业，重农轻商，所以商人的赋税是农民的两倍。自从汉武帝采用桑弘羊的计策，设置均输官，把天下的货物掌握起来，贵卖贱买，使商人没有地方谋取暴利，物价全都平稳，这一制度名叫平准。又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不得出仕做官，并加重赋税来困辱他们。此后，工程劳作更加繁重而财用匮乏，匈奴多次侵犯边境，屯戍的人很多，边地粮食供应不上。于是招募百姓把粮食输送到边塞，便可获得爵位、免除罪刑，同时放宽对商人的法令，以让他们帮助国家应付急需。这样商人更加富有，国家的财用却更加不足。于是采用卜式的建议，下令征收缗钱，又采用张汤、杜周的腹诽法，把向百姓征税苛刻的人任为能吏。从此，商人中等人家的大多破产，财产被官府没收；他们不再经营储藏，商人也陷入极大困境。唐朝初年，租、庸、调以外不再征收其他赋税，法网宽疏。后来设置常平官，私下积聚货物，价格高时出售，价格低时收购。又让宦官担任宫市使，命令数百名白望压低商人的货物价格，名义上说是买卖，实际上是强行夺取。宋朝鉴于唐朝的弊病，设置杂买务，由京朝官和内侍共同主持，以防止侵夺商利。如果府库已有储备，就命令不再采购。至于和市，则只是由官府出钱向百姓购买货物。等到王安石执掌政权，实行青苗法、均输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取，一心只想着使国家富足。富商巨贾都疑惧惊骇，面面相觑而不敢行动，贸易经营的意图也穷尽了。这都是根本产业被轻视而末业被看重，末业被看重却又不能支撑国家所造成的祸患。明朝兴起以后，关于关卡和市场的禁令，比前代更加周详。舟船、车辆由钞关掌管，隶属于司徒；竹木由抽分掌管，隶属于司空；盐税有转运司、提举司负责，又有御史稽查；茶税也是如此。其余各项都由司徒统领。就征收商税的法令而言，已经纤细周全、完备无遗了。我曾经出任官职游历四方，得以熟悉听闻商人的盈亏。京师背靠重山，面向平原，土地盛产黍、谷、驴、马、果实等利益，然而四方的财货都汇集到五都的市场。他们用车装载、用肩背负，在店铺中陈列交易的货物，并不只是田地里的收获；布帛的需求，以及堆满房屋的器具、装满箱子的珍玩，贵重到昆玉、琼珠、滇金、越翠。凡是山海中的珍宝，不是中原所有的，远方异域的人也不避道路阻隔和险阻，像鱼鳞一样排列、像车辐一样聚集而来，因此京师积聚的货物成为天下最丰饶的。自真定向北直到永平，向来号称险要塞地，不是商人出入的地方。经过广、大、顺、平一带，正是东西方向的腰脊，南北的舟船车辆都汇集于此。在天津下的直沽、渔阳一带，仍然是海运的旧航道。河间、保定，商人多从这里经过，确实是往来的通衢。霸州、武清以东，只有樵采、放牧的利益，没有供商贩经营的条件。京师以南，河南处在天下中央，开封是它的都会。向北沿卫、彰而下，可以到达京畿；向东沿汴水、泗水，转入江、汉，车马往来通达四方，商人乐于聚集。当地盛产漆、絺、枲、纻、纤纩、锡、蜡、皮张。过去周朝在这里建都，土地平坦广阔，人民富足。当地风俗细密节俭，习惯于经商，所以向东到齐、鲁经商，向南到梁、楚经商的，都有周地人。彰德控制赵、魏，通往晋、冀，也处在河、洛之间。南阳向下可到蕲、黄，进入襄、郧，又同淮、泗相互联通。若论百姓和物产的富盛，汝宁最为优越，水陆道路也便利。黄河以西是古代雍地，今天是陕西。这里山河环绕、四面险固，过去号称天府，西安是会集之城。当地多产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古商人很多，向西进入陇、蜀，向东奔走齐、鲁，往来交易，没有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直到今天，西北的商人大多是秦地人。然而他们都聚集在汧、雍以东直到河、华之间的千里沃野中，其中三原最为突出。汉中、西川、巩、凤，仍是交通要道；到了凉、庆、甘、宁一带，丰草平野，沙地芦苇萧条，过去是边地商人获利的道路，如今却称为边塞戍守的绝域。

译关中的土地占九州的三分之一，人口却不过十分之一；衡量它的富厚程度，约占天下十分之二。民间贫困，比其他省份严重，但谋生事业繁盛的地方，就是商人聚集之处。黄河以北是山西，古代冀州都邑所在之地，所以《禹贡》没有说到它的贡物。自古盛产林木、竹子、纑、旄、玉石，如今又有鱼、盐、枣、柿的利益。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平阳富饶，大同、潞安靠近边境，寒苦贫薄。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风俗崇尚勤劳节俭，但又多有玩好、经营末业之事。唯独蒲坂一州尤其富庶，商人争相前往。南面是巴、蜀。巴、蜀也是肥沃土地，古代属于梁地。当地盛产姜、栗、蔬菜、水果、丹砂、铜、锡以及竹木器具。向东下行可到荆、楚，舟船经过三峡，而成都则是会集之府。绵、叙、重、夔彼此唇齿相依，利益在于东南，以本地多余的货物交换本地缺少的货物。保宁则盛产丝、绫、文锦。泸水以西的松潘、威、茂，都已经是边境地区。洛阳以东，泰山以南是兖州，泰山以北是青州。这里以山海为屏障和衣带，肥沃土地绵延千里，适宜种植禾、黍、桑、麻，盛产丝、绵、布、帛，济南是它的都会。向西通往赵、魏，向北输送货物到沧、瀛。川路和陆路的要道，都汇集在德州、临清、济宁之间。登州、莱州三面临海，适宜种植木棉，五谷较少，利益在于鱼盐；舟船车辆牵引运输，劳役没有停止的时候。大江以南，荆、楚处在上游，鱼和粮食的利益遍及天下，而土地泥泞，比《禹贡》所说的还要严重。这里跨有江、汉，武昌是都会。郧、襄向上通达秦、梁，德、黄向下临近吴、越；它面向、联系巴、蜀，又屏障捍卫云、贵。郴、桂通向五岭，进入八闽。当地百姓很少积聚财物，多到四方经商；四方的商人也都来这里聚集。沿大江向下，是金陵，正是圣祖开创基业的地方。它向北跨连中原，瓜蔓般连接数省，五方的货物如车辐般汇聚，万国的贡赋都输送到这里。三服之官所织造的物品，内供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人争相赶来。从金陵再向下，控制古代吴地的旧都，向东连接松江、常州，中间是姑苏。当地百姓以鱼、稻的丰饶获利，极尽人工的巧妙；服饰、器具足以炫耀人们的眼目，因而有志于富裕奢侈的人争相前来仿效。庐州、凤阳以北，连接三楚的旧地，囊括淮阳。当地百姓都懒惰轻浮，很多人游荡闲散、靠游手好闲过日子。经营煮海盐业的商人，带着数万的资本在这一带奔走，获利非常巨大。从安庆、太平到宣城、徽州，当地百姓大多依靠机巧和逐利，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摇橹转车，游走于万货汇集之地，掌握其中的奇货厚利。休宁、歙县尤其多，因此商人几乎遍布天下。优秀的商人接近市场而经营，获利数倍；次一等的获利一倍；最下等、没有能力的人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至于固守乡土、不知道调剂有无而长期贫贱的人，则没有办法同他们相比。浙江右边连接京畿，左边邻接江西，南面进入福建关隘，直达瓯越。嘉禾靠近东海，有鱼盐的丰饶；吴兴靠近湖西，有五湖的利益。杭州是都会。这里山川秀丽，人民聪慧，风俗奢侈；米粮依赖北方，柴薪依赖南方，土地实际贫瘠而文饰奢华。然而桑、麻遍布田野，是蚕茧、丝、绵、苎麻的产地，四方都依靠这里供给。即使秦、晋、燕、周的大商人，不惜远行数千里来求取罗、绮、缯、币，也一定要前往浙江东部。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沿海向南，跨接汀、漳，商人往来不绝，人们都能从中获利。严州、衢州、金华的城郭，徽州、饶州，谋生事业也很繁盛。竹木、漆、桕的丰饶，则集中在浙江西部。江西三面环山，背靠并沿着江、汉，实际上处在吴、楚、闽、越交界之处，南昌自古就是都会。当地土地狭窄而人口繁多，百姓没有积聚，质朴节俭、勤劳困苦而且多贫穷；他们多设置智巧，凭借技艺到四方经营，直到老死也不归来，所以当地人在内地吝啬，在外地却奢侈。当地盛产竹、箭、金、漆、铜、锡，但也只是本地所有的物产，采取得来还不够抵偿所需的费用。唯独陶人烧制的陶器，是天下获利之物。九江据守上游，人们趋向市场谋利。南昌、饶州、广信的富裕，胜过建宁、袁州，因为更多从事经商。南昌、饶州、广信以外，瑞州、临江、吉安尤其称得上富足。南赣山谷和林木深远幽邃，确实是商人进入粤地的重要区域。福州会城以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作为屏障，东南环抱大海，西北连接山地，山川秀美，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当地盛产荔枝、挺橘、橘柚，海产种类繁多。百姓多依靠机巧逐利来谋生，风俗复杂而喜好经营，大多经商谋生，不必冒险危身也能取得供给。如果年成不好，饮食丰美不足，衣服穿戴不足以自给，即使是显贵官员和豪门大族，乡里也以此为耻，因此当地百姓轻视节俭而看重奢侈。汀州、漳州人强悍而贪利，不如邵州、延平那样淳朴简约。兴化、泉州一带物产尤其丰富；若论文物之盛，更是天下第一。广东东部和西部位于岭海之间，古称百粤。粤东的广州是一大都会，北面依仗雄州、韶州，军饷运输和驿传，都依赖它的专卖税利；东面连接潮州、惠州，内有盗寇，外有夷人，祸患非常急迫。高州、廉州、雷州、琼州滨海一带的各族夷人往来其间，志在贸易，并不是来侵犯边境的。只是奸人追逐番舶贸易的利益，不从事本业，有时才肆意抢掠罢了。广州以西，风俗气候各不相同，山高水急，地利和物产优厚充足，自给有余，以桂林为都会。柳州、庆远是盗寇出没的地区，行走居住在那里的人深受其毒害。思恩、田州、宁州的人尤其强悍。南宁、太平扼守两江，苍梧设有都府，雄据一方。珍珠、美玉、犀角、象牙、玳瑁、金饰、翠饰等物，都由各夷人航海运来，所以聚集在粤东；楩、楠、■〈木巳〉、梓、金、锡、藤、葛等物，则产于粤西。滇南重山峻岭，涧水奔泻而曲折回旋。会城之中土地肥沃、粮食丰足，不必等商人来买卖，商人也总会聚集，因为那里出产丹砂、朱砂、汞、金、碧玉和珍珠贝类。临安、大理、永昌、鹤庆、楚雄，都称为肥沃的土地，但商人极少。至于元江、临安、永昌、丽江，疆域邻接各个甸地，风俗物产就大不相同了。然而从滇南取道贵阳，贵阳以思南为首站，其次是镇远、石阡，都匀、铜仁、恩州又在其后。那里郡县的官员有流官也有土官，百姓多是蛮夷；水源不能蓄积，土地没有可供经营的物产，官军每年的供给全靠其他省份，更何况商人跋涉万里前来投奔，怎么能有坚定长久的志向呢！

译我曾经总览各地的市场利益，大体说来，东南的利益没有比罗、绮、绢、纻更大的，而三吴最为突出。就拿我的先世来说，也是靠织机织布起家的；如今三吴靠纺织致富的人尤其多。西北的利益没有比绒、褐、毡、裘更大的，而关中最为突出。有一姓张的人家，世代以畜牧为业，因拥有万只羊而著称；他们的畜牧业在西北最为富足，在秦地首屈一指。其他依靠这些产业致富的人，燕、周、齐、晋的郊外也很多。商人追逐厚利，不是向西进入四川，就是向南奔往粤地。珠玉、金碧、木材等货物的利润，有时是一倍，有时是十倍，有时甚至达到数倍，无法计算。然而茶和盐的利润尤其巨大，不是大商人不能承担。只是市场法令有所禁限：西北禁茶，东南禁盐。茶禁涉及西北的虏人，而茶又多产于东南，所以这种法令实行久了仍可维持。盐禁只限于行盐之地，但各处都产盐，所以这种法令约束很多而难以推行。况且茶利由百姓消费、由国家专卖所得的，只占十分之一二；盐利由百姓消费、由国家专卖所得的，占十分之七八。因此，货源广大就富足，货源狭小就贫乏；对上可以使国家富裕，对下可以使百姓富裕；精巧的人有余，拙笨的人不足。这就是其中的大体规律。我们浙江富裕的人家，大多靠盐业起家；而武林的贾氏则因贩卖茶叶致富，甚至连续几代都不贫乏。《周书》说：“农业不生产，食物就会匮乏；工匠不生产，器用就会匮乏；商人不流通，农、工、商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这就是衣食的来源。至于西北的互市和东南的海市，把它们对国家财政、百姓生计的得失利弊分别考察并比较一下，简直像天地之别一样容易判明，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可是筹划国家事务的人只知道互市的利益，却不知道海市的利益，怎么会不认真思考呢？九边互市最初用纻布交易，如今改用金帛，而虏族首领交易时只要马。我用纻布换来疲弱的马，利益还留在中国，刺载后运出，也没有损害。如今却只用金帛出售，就是让金银进入一个一去不返的虏人之手，又用中国百姓穿的绸帛换来无用的劣马，利弊显然不相称。何况虏族首领桀骜难以控制，贪欲没有止境，如今国家每年耗尽司农寺府库一百多万，仍不能免除他们的苛求；如果有一天他们背弃盟约，蹂躏我国边境，他们的狼子野心深不可测，谁能抵御呢？想要保住百年太平，我不敢认为这样做可以。至于东南各夷，他们以我国的货物为利，就像中国以夷人的货物为利，用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这正是中国进行贸易的本意。况且以入贡为名，这样中国的体面更加尊贵，四夷的情意也更加顺服。即使厚待他们而薄薄收取回报，所花费的还不到互市费用的万分之一，何况他们的心意在于贸易而不在于接受赏赐；即便进贡丰厚而赏赐微薄，他们也甘心。这样又可以把财富藏于民间，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呢？如果说夷人屡次入侵，势必要阻止他们往来，那哪里知道夷人不能没有中国的利益，就像中国不能没有夷人的利益一样？禁止他们往来，怎么能避免他们不来作寇呢？我认为海市一旦开放，像鲸鲵一样的祸患自然会平息，肯定不像虏人的情势那样难以预料。况且互市所支付的，都是国家府库的钱，也就是百姓的脂膏；海市所交换的，都是民间财货，并不妨碍国家财政。互市有损失而没有所得，海市有利益而没有损害，主管财政的人为什么不思考呢？至于中国商人的税课，虽然是国家用度的资助来源，但各方面重复征取，也应当禁止。各处商人经过关津时，有的被勒令卸车、停船，搜查行囊箱匣；有的被抬高货物价格，索取更多钞贯。所到的关津已经收过税了，到了交易的地方又再次收税。一件货物承担一次税课，本已有额外的征收和常规税额，再加上巡拦的索取、吏胥的侵吞，骚扰不胜其多；如今又征两次税，商人怎么能不陷入重重困境呢？我初次出仕担任南京工部郎、兼管龙江上关和下关榷务时，和侍御方克用共事。我对他说：“古代在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征收商税并不是圣朝应当急于推行的事。只是宽缓或严急在于执政者，难道说如今就没有好的政令吗！”方克用认为我的话正确，于是一起减免商税的十分之二。此后商人乐于前来，船只接连到达，聚集得密密麻麻，国家的税收与过去相比反而增加了十分之五。由此可见，人心是可以用恩惠感化的。●《松窗梦语》卷之五 《象纬纪》《堪舆纪》《祥瑞纪》《灾异纪》《花木纪》《鸟兽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