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窗梦语卷之八

译○铨部纪 《周官》中，冢宰统领百官，使万民得到均平。就如今天的吏部尚书，正是天子的宰相。他的职责在于鉴别、选拔群臣，使他们确实适合任用而没有差错。这样才可以上对得起九重天子的托付，下能够慰藉百官和民众的舆情。如果不是明察如同明镜映照万物、公正如同秤衡平正，那么即使早晚勤勉警惕，竭尽心力，又怎么能够贬退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有才者，从而不辜负国家选拔人才的深意呢？只是识别人确实艰难，明察也难以说清。只有开诚布公，让公众议论认为正确的，与众人共同推举，不忌惮仇怨；公众议论认为错误的，与众人共同弃置，不顾念亲故。这样人我两方面都忘却，恩怨一并消除，或许才可以谋求报答，弥补万分之一罢了。我掌管铨选期间，荐举升用的大官和被弃置不用的人，换几班仆役来计算也数不清；至于一般官员以及藩、臬等官，直到郡邑的守、丞，全都凭考核评语来决定升降，查阅审核十分劳苦。至于升降考核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台谏官的选任，以及内外官员的考察。旧制规定：科道官有缺额，通常从中书、行人、博等官以及外地推官、知县中选取授任；如遇一时的紧急缺额，则暂时从司属官中改任补充，从来不局限于某一个官职。我选任数次，一定要本人、言语、文书、判词四方面都好，才授予台谏官；其次则授予部属、府佐，并把这定为成例。至于内外考察，我任南台京考一次，铨部京考一次，外察两次，更加战战兢兢。京考旧例完全凭借访察，多半是浮泛言论，不足以作为依据。我曾题奏获准，命各衙门堂上官把所属六年以内应当参加考察的人员填注考语，于十二月中汇总送交部院，以便参考斟酌。填写考语以后，如果另有听闻见闻，也不妨临时当面互相订正，以求最为恰当。只有六科本来没有堂官，听任部院直接考察。外察旧例，在京科道官没有事先准备考察的奏疏，却在事后拾取遗漏；南京科道官事先有准备考察的奏疏，事后仍然纠察冒滥之事。比如巡抚、巡按等官，凡是方面有司在三年之内因升迁、调任、服丧、疾病等事项变动的，都可以加以纠劾；而三年以外已经升任京堂官的，只听任南京科道官论劾，巡抚、巡按不得一概参劾。然而大察经过堂审时，部中把它看作空文，却不知道考察言论、观察人物，也可以验证考语的虚实和才品的高下。丁丑年大计时，我同台长陈公瓒共事。当时有一名典史经过堂审，署名评语写着“耳聋”，按例应当闲住。我询问他说：“你有什么疾病？”他回答：“没有疾病。”我又询问他的履历，这个人应答如响。我回头对陈公说：“此人虽然是卑微的官员，部院怎么可以轻率地罢黜他，因而犯下不公正、不明察的罪过呢？”于是当即命令他说：“部院留下你。”他叩头离去。另有一名典史，原来是给事中，因为进言而被贬谪，也随着众人在台阶下叩头。我考察他的才干品行，认为足以担任重要职务，就提拔为司理，不久晋升为佥宪，派他到闽中督学。我仍然对他说：“仕途的升降，本来不值得成为我的负累。可贵的是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有所建言施行，希望建立不朽的事业罢了。过去你任司谏垣，如今任邑尉，你都能安然处之，这说明你胸怀宏大。”后来他果然受到重用。若不是逐一详细谨慎地考察，几乎就错失了这两个人。大察之所以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我曾经总揽铨选事务，大体上不超出几项，当时都题奏确定为条例。现在把它们列为条例，就是因为奖赏惩罚应当彰明，名实应当审察，升迁调转应当适当，罢职闲住应当区别，告病应当查核，文书凭证应当审核，考核成效应当真实，而荐举弹劾尤其应当恰当。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臣下的劝勉和惩戒都系于此。如果不明确显示赏罚，凭什么鼓舞人心？我当时严格加以甄别，荐举卓异者数十人，上疏请求赐宴奖赏；贪污残暴者十多人，请旨逮捕审问，这才是振作整肃纲纪的一个重要机会。太祖时期，即使是县丞、典史，清廉能干、爱护百姓的，也派行人持敕前往奖励，并在封疆之内赐给酒和金帛。宣德、弘治时期也举行宴饮奖赏，这确实是前朝旧例。但卓异者应当表彰，只是担心虚假矫饰的人借此炫耀名声；贪残者应当斥退，只是担心诬陷他人的人借此诬害善人。荐举和处分一旦混淆，贤者和不肖者就会倒置，怎么能不审慎呢？如果大计中所列的老、疾、不谨等类，大多是明显容易看见的情况，若没有实际迹象，就难以轻率加罪。只是正直诚实而慷慨的人往往近于浮躁，老成厚重的人往往近于才力不足；辨别得不审慎，就会伤害善类。对于这两项，一定要把轻浮放纵、不加检点的人判为浮躁，把才干见识浅薄的人判为才力不足。这样才可以使真伪不相混淆，名声与实际相称。但其中适宜就近调动的官员，如果调往远处，职务就会荒废在旅途上，而且驿站传递也会因供应困难而陷于困境，实在不方便。我每逢有职位空缺，便对俸禄较浅的官员酌情调动，并稍稍推迟其资序；对俸禄较深的官员则暂缓调动，综合计算其考绩，都采取就近转调的办法。比如府佐、县贰等官，调往邻省；府、县教职，则由本省铨选。此办法至今仍作为成例。关于应当区别处理的罢闲官员，凡任方面官和有司官时曾被论劾、现以平民身份闲居者，都在考察时申请永不叙用。如果贪污残酷已经十分严重，而先前的论劾尚未完全抵偿其罪，考察时仍从重处理。像自愿致仕、并非因被论劾而退职的人，经查确实才干足以为世所用，行为也足以表率风俗的，不妨重新录用。有的人只是因轻微过失被指摘，而舆论又都替他惋惜，也不能一概弃置。关于应当核查的告病官员，两京大小衙门的官员，告病往往多有虚假。我认为，查明并非真病的，不得徇私情结案勘验，代为上奏。有的在任途中患病，或者先前在籍养病而尚未痊愈，必须由所在的抚、按官核实后具奏，才准予办理。如果有人托称疾病而结党包庇，都要以欺骗妄报论劾上奏，这样才可以避免官位虚置。关于应当核验的文凭，官员到任的凭证期限由该科规定，自有一定的规制，不能任意缩短或延长；缴还凭证由各省办理，也有按季度汇总缴纳的规定，不可违误怠慢。

译近来内外各官动辄声称有亲戚，请求代为领取文凭，因而拖延搁置，导致超过期限；或者已经领取文凭，却绕道回籍，担心超过原定期限，便申请发给照会免予提解。这些都是长期积累的弊病，应根据路途远近和事情缓急，由吏科酌情确定期限。凡官员到任的文凭，务必按季度汇总缴纳，这样才不会荒废职务。关于考核成绩应当务实，是因为既然以取得实际成效为期限，办事就贵在考核成效；如果兴办事业却不考核成效，即使是唐尧、虞舜也难以治理天下。我朝稽查章奏的规定，已经载入令甲。近来由于人情玩忽拖延，彼此推诿，即使题请屡次申明，仍然拖延搁置而不答复。何况这件事专门关系到官员的黜陟，所涉极为重大：有的弹劾贪污案件，提解和关押尚未结案；有的具奏为人申雪冤屈，复核勘察尚未返回；这样怎能以一人的意志来彰明法纪呢？必须责令抚、按官设定期限，查办催促，督令办结销案。中间如果确有阻碍，允许直接奏请。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怠慢拖延，就要论劾上奏并追究治罪，这样才不会使事情荒废。至于举荐和弹劾应当恰当，是因为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安危，而这完全取决于抚、按官的举荐和弹劾。贤能之人可以得到荐举宣扬，贪酷之人可以被提解审问；所掌握的权力重大，奖劝和惩罚并不困难。然而贪酷的有司官，是百姓的大祸害；如今不依照应当拘拿审问的旧例，只姑且留任等待复命，那么在尚未论罪之前，便都是百姓受害的日子。这就是不忍心让一个官员离职，却忍心让一方百姓遭受灾祸。其间那些善于周旋弥缝的人，靠阿谀顺从来求得容纳；那些经营钻营的人，靠结交纳贿来平息怒气，难道能保证没有漏网之徒吗？像这样还想使不肖之徒知道惩戒，怎么可能做到呢？至于荐举的名额，多数重视甲科出身，轻视贡举出身。科甲出身而外放任官的，本来多有砥砺名节、志向远大的；然而贪婪放纵、行为不检点的人，也往往有之，却通常因为过错较小而得到宽宥。举人、贡生中固然多有年老困顿、处境穷途、甘心丧志的人，但奋发自立者也并非没有，却常常因为名额限制而被遗漏。况且今天天下最接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州县正官更直接的，其次就是州县佐贰。在正官十人中，甲科出身占二人，乡科和岁贡出身占八人；在佐贰官中，由岁贡出身的通常占十人中的五人。天下这些亲民官，过半都取足于岁贡出身，却一概认为他们仕途穷困、没有用处，轻视甚至抛弃他们，怎么能不使他们意气消沉，转而为末路谋求积蓄财物的打算呢？像这样还想使吏员熟悉并知道受到劝勉，又怎么可能做到呢？现在只有贪酷罪行显著的人，才直接拘拿审问，等口供和拟罪明确后，再题请处理，不必纷纷上渎奏章。如果只是因小过而受到牵连，并不妨碍官员常规任用，也应当委婉而充分地加以告诫，使其反省改过，不得动辄评定为劣等考绩，阻断他自我更新的道路。官职与任地相宜的，就具奏加授衔职；不相宜的，就起送改调。确实有不肖之人，不妨再次论劾；确实没有这样的人，也不必强行搜求。至于荐举，只应考察他的贤能，不必再追究科甲、举人或贡生出身。有时繁重的州县偶然出现空缺，允许具奏将有才干的官员升调到小县；紧要县分偶然出现空缺，允许具奏把有才干的岁贡出身州县佐贰、教职官员升补。至于纳粟吏员等类，确实有才能特别出众的，也允许奏请补授府、州、县佐贰，但不推升为正官。岁贡出身的知县如果屡次受到荐举宣扬，也应查照旧例，一体行取，选授科道官，并推升为两京部、寺等官。这样，地位卑下的官员也会欣然奋发。因而我想起往日有一位沈宪副，在我浙江任职时，因为海上盗贼劫掠居民的案件而听候勘察。沈宪副到任不久，案件发生在前任官员任内；监司承受当时宰相的意旨，想要弹劾分守道，结果牵连到分巡道。不久，当时的宰相获罪，案件的勘察也没有弄清。郑某调任江右宪副，而沈宪副反倒因为这件事受到牵连，不能听调。这样的举措，凭什么使人心服呢？由此可知，举荐和弹劾贵在恰当。然而，士人等待在铨曹候选的途径也很多。比如甲科取选，是为了重视初次入仕的人；近来有时以十多人、五人作为限额，也借固定人数来表示避嫌的意思，但这并未载入令甲。只是开选时人数多，可以酌量确定人数；以后人数逐渐减少，就很难再固定限额。二人、三人、七人、八人，仍按通常办法办理，怎么能拘泥于固定数额呢？举人参加上选，只凭一天的考试成绩。上卷授同知、知州，中卷授知县，下卷授通判。这是以文章判定高下，实际是通过考试考察吏员、识别才干；对于贤能之人，应当公开荐举，以表示激励和劝勉。如今抚、按官荐举宣扬人才，却很少涉及通判，实在失去了公平正大的原则。如果有贤能卓异的人，必须和同知、推官一同荐举，部中也应一体升调。因循沿袭的弊病，怎么可以继续承袭呢？贡生出身的仕途并不是能力限制了他们，只是因为按照资历逐年积累，志气逐渐消磨，到晚年衰老的人，往往不胜疲惫、自暴自弃的心情。近来奉行新例，督学在起送时严格选拔，年老有病的人在到部之日淘汰，这样不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部中考选时，成绩上等的授予府佐、县正，次等的授予州县佐贰。长期形成的萎靡习气，又有什么难以振作的呢？官生这一条途径，原本与贡举一样参加取选，现在的规定近于过分急促。近来有人议定，正历任满八年才上选，杂历任满十三年才上选，规定又过于艰难。况且近年参加选任的人少，于是把本来应由这一途径补授的员缺改由其他途径补授，事情很不妥当。我曾经定议，正历任满五年、杂历任满九年，都准许参加取选，这样可以借助少壮之力来尽职效劳，也能激励和成全他们，不使他们沉沦。王官长史以下的官员，依次允许保举升任本府的员缺。其保举升任的服色、俸禄，只有进士、举人资历深的，也可以荐举升任三品、四品服色的官职。自隆庆年间查究过一两次以后，今后都应由抚、按官查访其贤能与否，按照有司官的事例，一体举荐或弹劾，听凭部中黜退或叙用。但王官名义上叫作辅导，实际上却是闲散职位。本部填补时，都是把才品稍差的人安排进去，因为这种职务不直接管理百姓。如果想按照荐举出任外官，此前从未实行过，不能破例来打开任用的门路。吏员任职效劳的各种差役，部中既已考验其才能，临选时又考核法律；过去曾因员缺拟定官员，从未因人的缘故夺去员缺。至于吏员办事，有能力的人往往趋赴户部，按照现行办理纳粟等事例，把它作为快捷途径。其余一年六次拨补大小九卿以及翰林、科道各衙门的职位，约计一千多人，都是凭实际任职经历取得资格。

译间或有贴役私下代替任职的，应当下令禁止革除。这样可以避免积年狡猾之徒钻营作奸，也使职员不至于被滥行授予。上述几类官员，适合根据才能任用的，区别对待就不同；适合借助年资任用的，任职时间长短则相同。久任之法，历代都用来推广教化、保全百姓，而汉代尤其因为任用得人而兴盛。到了我朝祖宗时期，官员多能积累年资、建立功劳，百姓也乐于安生、归向教化。太平日久以后，士人的习气逐渐衰靡，争相求进的心思炽盛，苟且的习惯形成，频繁转调，资格拘泥，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好处，大致都由此造成。如今如果一定要求各司都完全实行九年任期的制度，势必难以推行。我当时酌情议定，先对守令提出要求。因为治理之道和百姓生活的好坏、安危祸福，只看守令是否得人，这比其他官员更为紧要。今后只以两次考核为期限，知县任满六年俸期可以升任，知府、知州也限定任满六年才升调。如果任满三考，知府可以升为布政、宪使；政绩积累而特别优异的，照先朝旧例，越级升为在京堂上官。不满九年的，升为参政、副使。知州升为佥事、郎中、员外。知县升为科道官、部属、同知、知州。若有才能却不适合所在地区，年资尚未达到要求的，可以互相调转一两次，以便更换。在前一任职位上资历浅的，后一任必须任得更久；在后一任职位上升得超前的，必定是因为前一任任职时间拖得较久。这样，任职于外地的官员就不会产生侥幸求进的心思。内官如科道、部属，往年往往任满八九年才升，如今才干稍优的，不过四五年就升为京职，稍差的却屡屡外调，人人没有坚定的志向。如果不拘泥于一年两次升迁，听凭吏部随时选拔，那么才干优秀、适合屏藩地方的，升为参政、参议；熟悉法律和判例的，升为副使、佥事；有志于治理牧养百姓的，升为知府；才器见识适合内任的，升为少卿、寺丞。大约任职六年上下，升为寺卿、参政、副使；任职三年上下，升为参议、佥事、知府、运使。间或有才能不足以胜任其官职，或者官职不足以施展其才能的，即使年资尚浅，也应酌情调处一两次，以资警戒和激励。这样才不会使内任官员轻视外任官职。然而，综合考核吏治在巡按，整顿和纠正士风在督学，所以巡按必须任满差期后才可以议论升迁；如果未满任期就升迁，那么巡历尚未周遍，施政必有尚未完成之处，凭什么考核吏治、惠及百姓呢？督学必须任满三年才可以议论转调；如果任期尚浅就转调，那么岁考尚未遍及，教化引导也未周全，凭什么整肃风纪、改变士习呢？我曾经负责潼关军务，接替殷宪副之后任职。他在壬子年冬天出关，到甲寅年秋天，还不到两年，又入关担任左辖。这期间，他从秦地到汴地任大参，又从汴地到浙江任宪使，从浙江到山西任右辖，后来又从山西回到秦地。每到一地都不过几个月，四省之间往返的路程，不知总共有几千里。他对于地方事务的利弊得失究竟了解多少，我不知道。有人说：“久任是良法，只是如果受资格限制，那么庸碌懒惰的人便容易按资历逐级升迁，奇才异能的人又怎么能够脱颖而出？”我认为资格不能废除；废除资格，簿册便可以置之不理，限制没有禁令，法令不能统一，又凭什么遵守？况且把成百上千人的才干品行交给一两个人凭耳目来决定，我恐怕他们的智虑难以周全，时间也根本不够，这会开启觊觎侥幸之心，助长欺诈伪饰、贪求钻营的手段，弊病将像刺猬的刺一样纷纷冒出，哪里说得尽呢？但其中自有不必拘泥资格的情况，就是应当根据才能授予职任。对于重要关键的职位、宏大重大的事务，应当留给非同寻常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发挥所长；对于责任较轻的职位、闲散的机构，应当交给才器较小的人，使其按照资历依次升迁。这样就是采用资格而不是完全拘泥于资格，怎么会达到法令弊端的地步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至于要遵守固定不变的法令，就必须任用能够灵活变通的人。只有治理的法令而没有善于治理的人，即使是周代那样细密完备的法令，也不能没有弊病，难道仅仅是铨曹资格制度才会如此吗？

译○宗藩纪 国家分封王府，颁给俸禄粮食，对宗亲亲近爱护的恩德，已经极其隆厚。然而纲纪法度都载在令甲中，同样严肃而不可触犯。因此必须恩威并用，使人知道劝勉，也知道惩罚，才能永远保有无边的福泽。但我认为，亲近宗亲属于仁，不得已而用法裁制属于义，所以一定要先把仁做到尽头，然后才可以施行义。如今不先讨论俸禄粮食，便仓促谈到防范宗室的法令，这不是用来彰明祖宗亲亲之仁的办法。国家初建时，亲王每年的俸禄是五万石，其他赏赐尤其丰厚。没过几年，便裁减为一万石。后来因为百姓贫困、赋税减少，给代王、肃王等诸王的俸禄只有五百石，最多也不过一千石。当国家全盛之时，不增加赋税却削减宗室俸禄，是认为宁可使宗室俭约，也不能耗费国计、疲弊民力。祖训又规定：将军以下凡有才能的人，都可以按照铨选法改任官职、升迁调转。既然已经使他们享有富贵，仍不堵绝他们仕进的道路，是为了培植其向善的心，消除其凭恃身份的骄气；圣祖的深远考虑也可以由此推想。我曾南行到粤地，向东走过淮、凤，向西进入秦、晋，大体了解了宗藩的情形；他们都想请求拨给田地以供自己生活，也都想通过试任官职来效力。然而掌管宗室名籍的人受祖训限制，往往咋舌不敢上奏请求，只是因循推托，正如不砍掉柴薪而想灭火、用扬汤的方法止住沸腾一样，显然毫无益处。王府刚开始受封时，宗室礼仪、位次大致相等，发放俸禄粮食，简单省事而容易办理。二百年来，宗室支派繁衍，数量多寡相差悬殊。比如陕西一省，设有秦、韩、肃、庆四府，俸禄粮食都有拖欠；肃府最少，庆府其次，秦府稍多，韩府最多，因为韩府宗室支派最为众多，所以积欠尤其多。如今平凉府一府十州县，按额征收的边储和俸禄粮食共计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余石，历年实际完纳的，有五七万石的，有三四万石的，甚至有一二万石的，以致宗室因贫困窘迫而不顾礼义，凌辱有司，肆无忌惮。比如广西靖江王府领取粮米的宗室有一千一百多人，年幼的还不知有多少；供养宗室的银两共计五万一千九百余两，都由桂林等府、州、县、卫、所按额派征秋屯折粮，另外湖广每年协济一万零五百两，仍然不够。旧欠尚未偿还，新的又没有补给，于是他们为柴米问题前来控诉，有时由家人代为抱告，诉状塞满官司门庭，逼近案几。在他们一方，诉词确实有理；在官府一方，办理起来又实在困难，怎么能不替此事作长远考虑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百两〕 考察其中的原因，众人都说肥沃的土地大多被宗室占买，而应当缴纳的税粮又仗势不交。以数额固定而有限的税粮，供应逐渐增加而无穷的俸禄，即使想尽各种办法筹措，最终也不能满足应发的数额。势必难以禁止他们购买民田，但既然接受了百姓的田产，那么正额赋税自然应当由他们缴纳。如今他们购买占有的田地越来越多，拖欠赋税日益严重，税粮征收缴纳越来越少，常例俸禄的供给也越来越困难。应当从今以后预先通知州县，把各宗室现今耕种的民田全部查出，就在发放本宗禄米时，按照数额一并扣除。这样既可使官府免去征收催办的劳苦，宗室也能少欠应得的俸禄。这是挽救弊病的一条办法。但这不过是针对有财力的宗室；至于贫困的宗室，十人中有五六人，甚至有的家中空空如也，灶上没有炊烟，衣服短缺而露出小腿，也已经困苦到了极点。我曾统辖关中，负责办理这件事。当时韩府宗人融燸等人带头出境，聚集几十人，拥入会城，请求发给俸禄粮食，欺凌官府，有司无法禁止。我邀请其中几人前来，用情理劝说他们，把他们请到公所，给他们柴米；又从其他钱粮项目中设法借支一二，来满足他们的请求，这才让人把他们送回去。我仍向抚院说明情况，论劾其中为首的几个人，送往高墙囚禁，以维护法纪。后来抚院前往固原进行秋防，路过平凉时，韩府宗室聚众在郊外申诉；抚院稍微显露声色，他们便倚仗势力抗拒，甚至毁坏、伤害抬轿和随从人员。从此以后，抚院都绕道避开他们。我接任抚治关中后，又要经过平凉；按照抚臣的体统，不应让宗室轻视。此时藩司、按察司以下的官员都劝我不要前往。我说：“我以礼相待，他们怎么能用无礼加于我呢？况且抚按百姓是我的职责。多年不去，怎么知道没有困苦冤屈、无处申诉的人呢？”于是我仍然前往。将要进入平凉境内时，我预先告诫巡行人员，不要拒绝陈诉；不论是宗室还是其他人，凡有呈状的，全部收下登记，并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意见。我乘驿传缓慢前行，宗室纷纷上前，各自递呈后散去。进入抚院以后，仍有人在门下请求申诉。我命令有呈状的收进来，有事情的传进来；又安慰他们说，人太多不便彼此接近，可以不必进来，众人才开始退去。我检查各份呈状，批转给长史，命令他查明可以施行的事项，逐一申请办理，大多都是关于俸禄粮食的。我曾考察宗正的户籍，嘉靖中叶，现存宗室有一万五千多人；隆庆初年，列入宗籍的有四万人，而现存的有二万八千五百多人。按俸禄计算，每年不少于八九百万。假设再传一代，人口增加十倍，俸禄也增加十倍。宗室人口和俸禄不断增加，而天下田地并没有增加，这是形势必然发展到的极点，也是恩惠必然穷尽之处。如今若不及时处置，以后就更加难以支撑了。既不能按他们应得的数额供给俸禄，有关官员又奉行条律，一概依法惩处，使他们处处碰壁、面临困境而无以谋生，那么他们将归附、听命于谁呢！我曾经过晋地的蒲州，遇到襄垣王西轩，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见到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三峯，一个叫四峯。他们在宴会中慷慨谈论时务，上下古今，所说都切实可行，只可惜被置于无用之地。假如国家解除宗室入仕的禁令，使他们能够施展经略才干，难道不就是汉代的向、唐代的勉、宋代的汝愚这一类人物吗？不久我又遇到山阴王龙田，他质朴诚实、喜好古道，穿戴和修身都像儒者一样。他的儿子元峯仪表不凡，素来擅长诗文，喜欢发表议论，又多招致远方英俊之士，这与东平王乐于行善、河间王喜好贤才相比，又有什么差别呢？假如国家下诏褒奖嘉勉，或者授予他宗正之职，用来影响和激励宗室，也可以成为鼓舞宗室的一种办法。

译如今王府宗室大多在西北，而豪横放纵、肆意妄为、毫无顾忌的，也多在西北。他们不只是聚众叫嚣、凌辱官府，而且还有招集奸邪暴徒，结群成为无所事事、专门闹事之人的。有的宗室不只是越过制度、触犯禁令、越关妄奏，嫔妃姬妾也有由内臣护送，到京城上奏事情的。我非常痛惜国家的法纪，也痛惜宗室的风俗。南粤只有靖江王府中十三辅的宗室繁衍最多，违背义理、触犯法律也最严重。自嘉靖年间本王因公科扰，导致疏远亲族、失去亲睦之情，各宗室于是倚仗族党的势力，几乎丧失了上下尊卑的区别。从此朝见、祭祀、画押等礼仪，一概不再实行。长期形成的骄横顽劣习气，使他们毫无顾忌，违背义理、犯法作乱，纷纷相互仿效。等到背叛、违法、破坏法纪时，也不把他们发往高墙禁锢，而是禁闭在闲宅中。所谓高墙，是使被押解的人承担负担，而管束非常严密。至于闲宅，起初议定由王府差派内臣、旗校，有司差派巡捕官员，内外共同防禁，锁钥封闭，每五日开启一次巡视，派人昼夜守护，不许私自出入，也不许与外人交通，防范相当周密。近来因为各宗室彼此结怨，以至百姓乘机殴打侮辱官校，纲纪法令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不是颁布敕谕训诫，责令亲王加以约束，恐怕不能不贻害地方。至于凤阳高墙，拘禁的人日益增多，也应多次予以释放。嘉靖年间，派内官章寿等人释放的，不下五百人。隆庆初年，我奉恩诏，首先释放郑王厚烷以及周府、鄢陵王府的镇国中尉勤熨、朝■〈土冒〉等，派官员送他们回原府。其他如聚众出境、越关妄奏，被禁锢十年、八年以上的，也一律释放一百零五名庶人。等到查明在监禁中的重罪人员帅伏王等六十起案件，仍有三百八十一人。天子至亲中，有些过错罪恶并不严重，却一概关在一座城中，又不按时释放，本来就不是用来显示恩典的办法；有些罪恶极重，既然已经困辱他们，却仍和普通宗室一样供给俸禄粮食，也不是用来彰明法令的办法。我认为，各类被降为庶人的，应当按照绝封庶人的俸禄供给；因犯罪被黜退、禁锢的，应比照齐民被监禁者稍优一些，但不能让他们与无罪之人相同。至于郡主、县主以下，以及将军、中尉等人的俸禄，都应限定只发一半；其余各项则酌量发给婚资，逐步削减限制。这样也可以每年节省数百万虚列的名额和费用，同时使他们能够得到国家实际的恩惠。（“首”字原作“旨”，据鲍廷博钞本改。） 这也是一种周全谋划的办法。不过，创立制度时必须考虑到以后的结果；假如稍微议论削减俸禄，便在一时之间引起怨恨不满，聚众喧哗，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只是应当先谋求眼前的办法，补救偏差、挽救弊病。我在关中任职时，曾经针对韩府提出应实行七件事：一是补足俸禄粮食，以救济困窘；二是整肃关支，以平息纷扰；三是端正体统，以便于约束；四是补足员额，以资助辅导；五是严格门禁，以惩戒擅自远出；六是区别庶人，以端正名分；七是严密防闲，以防备意外。这难道只是韩府应当实行的吗？不过，这只是权宜于一时的办法，并不是考虑万世的长久之策。天地所生的财物只有这么多，宗室却像麟趾、瓜瓞一样绵延不绝，用有限的财物供养无穷的人口，势必难以长久。我认为，如果不放宽禁令、不让宗室接受田地、不让他们入仕，那么宗室的俸禄就会日积月增；前面拖欠的俸禄既然没有偿清的期限，后来增加的俸禄就更加难以供给，掌管宗籍的人怎么能不设法解决呢？

译○漕运纪 漕运是国家的大政。明朝初年自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军队和国家所需的物资全都仰赖东南供应。当时，江淮以南漕渠的治理，以平江伯陈瑄的功劳最大；齐鲁以北，则尚书宋礼出力最多。永乐初年，北京、辽东的军粮储备不足，陈瑄率领水师进行海运。后来疏浚清江浦，引水从管家湖流入鸭陈口，再进入淮河；就着管家湖筑起绵延十里的长堤，以便利船只通行；疏浚仪真、瓜洲，使其通达潮水；开凿吕梁二洪，以平缓水势；开通泰州白河，以沟通大江。又在高邮湖筑堤，堤内开凿渠道，横贯四十里；同时治理邗沟，这才使长江与淮河相通。宋礼治理济宁，修治会通河，设置十五道闸。又恢复黄河旧道，从祥符鱼王口到中泺下二十多里，以减弱水势。又在宁阳筑堽城坝，拦截汶水，使其全部流入漕河；在海丰疏泄大古河，共四百五十七里。从此向京师运输漕粮大为便利，于是停止海运，漕运制度也日益详细。不过开始时仍然从淮安起，用运船装载三百石以上的粮食，运入淮河、沙河，直到陈州颖岐口；在趺坡以下，用浅船装载二百石以上的粮食运到那里；在趺坡以上，另用大船把粮食运入黄河，直到八柳树等处，命令 河南的车夫运送到卫河，再转运到北京。沿河设置了五百多所房舍，用来安置运粮士卒；设置五十处仓区，以便积存粮食。按照旧例，水道不会堵塞，士卒也不会疲惫。后来直接运输历经多年劳苦，修治疏浚又要耗费数年艰辛，艰难困苦多种多样，难以尽述。近来积弊因长期习惯而更加严重，政务又在姑息迁就中逐渐废弛。军卫和有关官府各持不同意见，兑运交纳、拖欠延误等问题，使漕运事务应当重新议定。漕运事务由把总统领，由旗甲负责办理。我认为，把总应当每年轮换：一名负责督促催办交兑，粮食交清后押送运粮队伍到京师上纳，等候验收，办完通关手续后返回南方；另一名留在本省，遍历各卫所，严格督促掌印指挥、千百户等官员，选补旗军，修造船只，追补旧欠等事项，预先整顿来年的事务，等候新粮派定后，立即督促各官前往水边交兑，交完后就近投入运输，限期在五月渡过淮河，不得赶上河水泛滥。至于旗甲和领运人员，往往在途中侵吞盗窃，以致临到仓场时形成拖欠，实在是因为旗甲任用不得其人。过去隶属卫所选任，做不到公平；近来改由府中选任，但双方势力相差悬殊，对军旗的实际情况又不能完全了解，只把点名选拔当作例行公事，以致殷实人家爱惜身家，想方设法逃避，而那些多年作奸犯科、顽劣不法的人却乐于充任。再加上撑船驾船的军士人数常常不足，临到期限缺人，只好到处雇用。这些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彼此勾结侵吞盗窃，势必无法避免。必须委派公正的有司，遍历各卫所，调取军籍，不论屯田军还是操练军，都像官吏监临承办一样，除本人以外，其余都听从公正拣选，让殷实可靠的人充任，务必补足原定十二人的数额。有人敢故意违抗，应准许上报查究。然而旗军远行在外，父母妻子全都依靠每月的粮食供养。如今有的预先发给半年粮饷，有的经过一年还没有发给，以致众人心中不服，容易犯法。等到责令赔偿补交时，他们总是先行逃避，又没有产业可以变卖，反而连累各级官员。应当全面查核各总所属军丁，除预先发给半年的月粮外，现今在四月发放安家粮，将其中两个月的粮食按每石折银五钱，申报解送司、府，再转发给该总并解送京师，用来补足多年拖欠。若是交兑粮米，也必须完全遵守议单所列的事例，粮米晒干扬净，干洁合格，双方按平等标准交兑。若还有像从前那样怠慢玩忽的，听凭上报查究。其他漕政事务，历来都由督臣筹划，详细载入议单，规定严明周详。不过人心容易怠惰苟且，申令告诫贵在及时。我曾分条列举五件事上奏陈述，载入议单：一是申明严格降职罢黜，以慎重交兑；二是申明禁止囤户，以加快交兑；三是甄别运官，以增益漕政；四是专门任用提调，以整顿厂务；五是恢复旧日挖运办法，以减轻困苦负担。这也是帮助漕政的一项办法。至于运输粮食的船帆桅杆，必定要依靠河道。每年有千艘船、万石粮食渡过长江和淮河，逆流而上进入黄河，从那里浮行经济水进入汶水，越过沧州、瀛州而到达通惠河，全都依靠水流停滞处得到疏通。其中设置堤岸来约束奔腾的水流，修建闸坝来按时开启和关闭。虽然疏浚、开凿、排水、疏泄等工程要靠人力谋划，但水道转移变化，缓急难以调节水性。近来徐州、沛县之间数十里地，洪水滔天，漕河失去原来的河道，以致船只不能通行，粮运受阻。最近才筹集资金、聚集工匠，随即商议开凿。有人议论北方漕河，说应当引沁水，也有人说应当开胶河。沁水的水流很小，即使把它引入河渠，也不足以补助大河的水势，这不过是画饼罢了。开胶河的建议已经实行，却还没有见到好处，先受到它的扰害，花费又无法计算，更不用说了。谁能明确看出工程一定能够成功，并提出必然可行的方案呢？况且齐鲁之间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恐怕会发生意外，这简直是不能耕种的石田。因此议论北方漕河，只应当及时修补堤岸缺口，疏通堵塞、排泄溢水，使旧河道不再阻滞，这样停滞、冲激的祸患都可以避免，没有什么奇策。议论南方漕河，则长江、淮河之间有宝应湖、范光湖，最为危险。这两个湖大约长三十多里，东西宽阔，一遇到起风，水涌浪高，往来的船只都难以驾驭。东风急时，牵挽困难，船只会漂荡出湖；西风急时，船只被冲击到岸边的石头上，屡屡倾覆。不仅粮米会漂失，旗军也常常被淹死，实在是大患。我想到高邮湖过去增筑内堤，船舳从中间通行，直到今天人们仍认为便利。如今宝应湖可以仿照旧规，修筑内堤，这也是有利于百世的办法。若说应当沿用元人的旧航线，仿照国初平江伯的旧例，恢复海运，那么先达丘文庄浚曾经有过论说。其要旨也是认为兼用河运和海运，就可以沿用转运搬运的办法，以节省直接运输的费用，申明休番的命令，以减轻人力劳作的艰难罢了。这是担心漕河或许阻塞，也是不得已才提出海运的主张；漕河一旦畅通，海运的主张就显得不足取了。

译我曾经督理漕运，奉穆宗恩诏，上奏请求免除随船携带砖料，以免牵挽的劳苦，节省交纳的费用。正逢夏镇河决口，事情关系到河道，我上疏只承担责任、自我责备，并请求免除旗军的赔补。凡是从事漕运牵挽的人，转运粮食、暴露在风雨之中，更值得怜悯。如今如果要让他们出入风涛，在不可测的深渊中艰难行进以等待命令，即使对国家有利，我也不忍心这样说。何况兑运、长运，使人把岁月耗费在奔忙之中；一方面核销耗损，一方面又从山谷河壑中榨取民脂民膏；积累债务，催促服役，在虎狼的口边苟且偷生；露宿野外，把身体置于鱼鳖出没之地？悠悠的天然险阻，几乎没有不成为漕运劳役陷阱的地方了。○两粤纪 我曾说，两粤的盗贼就像深秋飘落的树叶，扫尽以后还会重新聚集。当权者如果不在事变发生前及时扑灭，等到祸势蔓延如燎原之火，再用力就困难了，所需功力也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我在粤地时，山瑶、海寇纷纷流毒地方，征讨剿灭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大概是因为种类很多，积久的习惯难以驯服。山寇还比较容易剿除；至于海寇出入江海，在波涛震荡中扬帆划桨，如果不是生长在海滨、熟悉水战，哪里容易取得成功？我看粤地以东有高山大泽，内有山寇巢穴，成百上千；外有海寇侵扰突袭，借日本诸岛的夷人为爪牙。盗劫四处流窜，百姓大多荒废业生；踪迹诡秘，官军难以驰骋追击。间或曾经与西粤合力，因为西粤是岭表的边远地区，是湖广的屏障，处在东粤的上游，内部环绕万山，是瑶人、僮人的聚集地，外部又扼制交南各蛮夷。郡县虽然很多，赋税实际上很少，常常要依赖东粤的资助。自明朝兴起以来，两广设置官员、驻军守卫，始终没有确定的议论，盗寇动乱也没有安宁的时候。宪皇帝特别重视边远荒僻地区，提拔参政韩雍为都御史，授予他超越常规的权柄，破格任用。当时，兵马钱粮都由南京筹办，选调两京、江西、湖广的汉达官军，不下二十万人，物力充足，所以军队所到之处势如摧枯拉朽，没有不被歼灭的。那是因为韩雍确实是奇才，也因为委任给他的权力不同。嘉靖初年，广西田州、南丹、向武、镇安、上思、龙州等地，时叛时服，屡次劳烦征讨。自新建伯王守仁到任以后，全部赦免他们的罪过，议定设置土官，建立衙门，采用以夷治夷的办法。听从招抚、归顺效忠，安居乐业，并且再次出兵接受调遣，逐渐驯服得像普通百姓一样，到今天仍然安定。这说明韩雍是通过剿灭而建功，王守仁则是通过抚治而取得成效。但开始剿灭并不意味着最终没有抚治，先行抚治以后也不意味着不再剿灭，可以根据时势相机行动。再从敌我双方的形势来说，敌人有五项长处：重视利益而轻视生命，这是第一；轻捷敏锐而惯于作战，这是第二；狡猾顽强而凶狠，这是第三；凭借海洋形成优势，平日熟悉风涛，这是第四；勾结内外，预先获知消息，这是第五。而且他们像虎群哄抢、群狼吞噬一样，从我们这里掠取粮食；得胜便凶残吞噬、贪得无厌，失败便扬帆远逃。我们的军队却有七项短处：将领不了解军队，士兵不熟悉作战，这是第一；乌合之众未经训练，胆怯畏缩，临阵动摇，这是第二；士卒没有经过选拔，老弱者容易溃败，这是第三；队列不整肃，进退没有规矩，这是第四；波涛汹涌，使人精神受冲击、眼目昏眩，这是第五；战舰有前有后，彼此观望，人人想着躲避，没有人肯争先，这是第六；佛郎机铳的火力强大，木制城寨难以抵御，一艘船失去优势，众人的胆气也随之丧失，这是第七。因此，对于敌人的五项长处，首要的是阻断他们内外相互支援；对于我们的七项短处，关键在于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海上的盗寇每每把山寇结为心腹，所以要剿灭海寇，应当先除掉山寇；要除掉山寇，就应当整顿约束普通百姓。两广的山峒彼此联结，百姓和瑶人杂居，往往相互勾连、结成牢固集团，肆意猖獗，焚烧、抢劫、杀人、掳掠，年年不得安宁。如今若要谋划安定、平息祸乱，就必须严格实行保甲。大致可以把每乡分为二甲，每甲选一人立为约长，再分别设置约甲十人，彼此相互约束。每逢农闲时节，就率领众人操练；盗贼突然发生，就集合众人截击斩杀，解送并报告军门，统一给予奖赏。如有不去救护的，就送交官府惩治。至于巡司的哨守官兵，应当划定各自的界域，一遇警报，就协同截击斩杀，也按照乡兵的办法论定功罪。各乡的兵民仍然必须相互侦察监督，随时加强探查。间或有不守法的徒众暗中与盗贼勾结，接济硝磺、军器，准许众人立即报官，不得包庇隐藏。这样或许能使普通百姓受到惩戒，不敢做盗贼。至于瑶人、僮人，难道天性与普通人不同，不喜欢生存、厌恶死亡，甘愿做盗贼吗？他们中间有肥沃的田地可以耕种，有漆、蜡等物产可以供给，饮食用品并不担忧不足，只是受阻于教化声教，没有自我改过的途径。如果处置得当，安定他们的土俗，顺应他们的夷情，并在其中建立官府加以治理，允许他们出山贸易，使他们都能实现安乐生活的愿望。若瑶总、瑶老中有才能出众、足以管理几巢、几里或几百里的人，就让他们推举为头目，率领所管辖的瑶丁，各自划分疆界，守护一方；众人果真信服，就把那片地方授给他，让他世代守护，传给子孙，并由军门先发给冠带。如果另有别的贼徒越境侵犯，或越过江河抢劫，允许将其擒获、斩首，押解来报，并从重给予奖赏。三年没有过错的，比照田州的事例，授予土巡检之职；再三年没有过错的，升为土知县。以后依次升迁，听凭世袭。原来耕种的田地，永远免除赋税，也不让他们充当士兵、远途调发。如果有人自愿立功报效，听凭他投赴军门，准许调发使用；有功者一律升迁奖赏。沿江一带，开辟土地建立墟市，允许用各种货物公平交易。这样一来，他们居住安乐，衣饰鲜明华美，再回头看那茹毛饮血、冒霜露宿、暗中窥伺抢夺、像鸟惊鼠窜一样的生活，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那些甘愿做盗贼的人，大抵也是起初被饥寒所迫，后来又受到贼党的诱引，于是抢劫并拒捕，罪恶不断积累，渐渐到了无法悔改的地步。他们聚众据守，势必难以自行解散；接受招抚，又心中疑惧，也不过是不得已求得苟延残喘的办法罢了。有关官员招抚他们又并非出于真心，有的诱骗他们前来后杀害投降者，有的暂且安置他们以等待他们再生事端，从未推诚相待、真心安置他们。各位将领贪图功劳、喜欢生事，把这些人看成奇货。于是接受招抚的人屡次反叛，战乱接连不断，征调频繁而劳苦，财力耗尽；两省百姓这才喧嚣不安，丧失了安居乐业的心愿。这样对待百姓尚且不可以，又凭什么安抚、安定那些反侧不安的人呢？

译有人议论招抚不可行，于是主张进兵围剿。各路军队出兵，有的避开困难而选择容易的地方，有的放弃水路而进入山中；奸诈者逃避迁延，军心多有离异。军队既然分属各处，完全没有统一的纪律和统属。以至于各处贼徒日益滋长蔓延，官军威势越来越轻慢，事情也越来越难办，这实在是把叛逆放置一旁而不加剿灭造成的。况且雷霆的威势，并不需要喋喋不休地在天下各处轰鸣来寻求打击人，人自然会畏惧它，因为它震动发作、奋迅而难以预测。假如雷霆每天轰轰地在天下各处回绕，却把叛逆放着不打，人们将会轻视它、把它当作平常，又凭什么彰显雷霆的威势呢？我认为盗贼愚蠢顽固、昏昧强悍，如果不是给予一次重大的惩罚，凭什么涤荡妖氛，使人享有安宁的福庆呢？然而两广的巨盗中，山寇占十分之七八，海寇占十分之二三。近来如曾一本、余干仁、林道干等，在海上称雄；如黎汝诚、黄朝盛、李应孙、李汝忠、许永等，又在山中倡乱。其余像海丰、归善的万峒、葫芦輋，和平的岑冈、长乐、兴宁、程乡等处，德庆、新恩、会宁、清远的罗傍、红嘴、大罗等山，以及广西的古田、凤凰、宾州、八寨、府江等巢穴，都依仗声势，肆无忌惮，杀害抢掠百姓，占据田地产业，到处都成了盗贼出没的地区。原文“奸避”原作“奸僻”，据丁丙旧藏钞本改；鲍廷博钞本作“迁避”。原文“哓哓”，鲍廷博钞本及丁丙旧藏钞本都作“遶遶”。当时又有安南夷目莫福山、莫文明、莫中正等逃奔西省，奉诏分别安置在肇庆、韶州二府及清远县供养；但多年供给，苦于无法持续，我于是上奏此事，将他们发还。日本第三倭王和倭酋迷沙湿波跟等驾船漂渡海上，率众前来，屯聚在平山，凭借险要地势抢劫掠夺；当时我统率大军，将他们几乎全部歼灭。此后有宜山以及大小都亮的胜利，把敌人全伙扑灭；惠、潮、韶、肇的胜利，则由广、肇剪除他们的首领，惠、韶擒获他们的余党；宾州、渌里、渌闇的胜利，则挫伤他们凭险据守的势力，制服他们冲出牢笼为恶的凶势；岭西阳春、电白的胜利，则使敌人向东受到攻击、向西逃奔，像土崩瓦解一样，巢穴被荡平，根株全部拔除。这也暂时使山海之间得到安定。但是海上的盗寇中，林道干虽然已经招抚，而曾一本仍然狡黠骄横，难以擒获。假如不是得到贤能的大将，怎么能够率先带领士卒呢？曾一本是吴平留下的余孽，平素习惯凶悍，尤其狡猾，出没于波涛之间，祸害流布闽、广。先前他盘踞深澳，两省合兵进剿，却被他冲破包围逃脱。此后他表面顺从而暗中抗拒，屡次接受招抚又再次反叛，罪恶积累已久，胁迫聚集的党众逐渐增多，焚烧劫掠乡村，抢掳聚集船只，抗拒天兵。他的势头将会是：趁我们懈怠时便像野兽聚集一样长驱直入，掠得利益满足后又像鸟群一样四散飘忽，转眼便行千里，无法追赶袭击。后来得到总兵俞大猷，他一向居住海滨，熟悉水道。他说：“广泛集中兵马，多制造舰船，四省合围，一定要取得胜利。”这确实是取胜的良策。但两省的将领分开统率，联合数百艘兵船，远隔在浩瀚海洋之间进行指挥；各地官兵又有彼此疆界不同的嫌隙，怀有分功争利的想法，心志不一致，接应援助也不得力，势必难以完全配合，像臂膀和手指那样顺畅地相互指使。我的意见是，誓师决定作战计划时，必须把事权归于一处，然后才能施行调度，统率驾驭才不会受阻。即使是福建的官兵，也应当听从两广的节制，齐心协力，这样才容易成功。后来奉诏批准了这一意见。我正要解下官印辞职，曾一本就被擒获，计策确实得以实现。先朝韩雍离任后，两粤分设巡抚，事务不能统一协调，盗贼更加猖獗。于是又经言官议论，仍起用韩雍担任总督。在苍梧开设总督府，实在是从韩雍开始的。梧州本是两省交会之地，也是各蛮族盘踞的地方，必须借助重兵镇压，才能使群凶畏服。当时调兵三万，戍守镇城，分布在各处要害；后来盗贼稍稍安定，减到一万人。这就是使东西两地获得百年安定的确切原因。嘉靖末年，又设置巡抚，专门任掌广东；一切兵马军饷、官员贤能与否以及征讨剿捕事务，往往都不行文关报。于是又有人商议减少戍守士兵，又有人商议扣留粮饷。梧镇的戍卒，当时只剩四千人，势力已经薄弱；盗贼纵横，东边刚被消灭，西边又兴起，形势几乎难以支撑。如今连四千人还想继续减少，防守必然不周，溃乱将从四面发生；将来追究祸根时，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呢？况且两广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大的盗党啸聚山海，党羽有几千人，必须调遣狼兵，招募浙江、福建的士兵，才足以剿灭。次一等的群盗，趁有空隙、遇到机会便突然出来焚烧抢掠，随时随处都有。防守戍卫正是官兵的职责，但每当有擒获盗贼的事情，因而惊恐解散的官兵尤其多。如今如果说戍兵没有用处而撤去，我恐怕盗贼会更加无所顾忌、越发猖狂，势必不能不再议论恢复设置。梧镇的兵饷每年耗费十万多金，都取给于南雄、梧州的桥税以及广东折粮银两。自从分镇以后，军饷有固定数额，但拖欠日益增多，每年收入不过八万，尚且亏空二万。自隆庆以来，太平桥税从南向北的税款解送广西，从北向南的税款解送广东，每年又减少一万五千之数。如果再加以扣留，便会日侵月削，梧镇更加无法支撑，广西全省也可能弃置而不守。治理军队必须先有财用，财用充裕才能振兴军备；所以即使平时没有战事，供应军粮、整治兵器，尚且不能使供给中断，到了举行大事、发动大军时，怎么能让储备缺乏呢？俗话说：“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当权办事的人怎么能把这话看得轻易呢？这不是用来明确职守、统一政体的办法。当时朝廷议论认为我的话有道理，罢免了东粤巡抚。后来我掌管铨选事务时，又重新设置。我的看法是，山贼常常和海贼相互勾连出入，所以重点在海上；各郡单独依靠潮州作为门户，所以紧要处在潮州。只是漳州、潮州一带都经过海道，因此严密防守潮州，贼寇就退逃到漳州的海湾中；严密防守漳州，贼寇就横行逃到潮州境内。过去设置广东巡抚，专门驻守广州城以防御海寇，同时兼防山贼。设置大城所参将，原本是为了联络约束漳州、潮州的水寨，以防备意外。最终因为两省议论互相不同，不久都上奏裁撤了。如今考虑起来，增加一位重臣，只会使兵力因分割而更加薄弱，使事权因鼎立而都变得轻微；何况广东、福建各自都有海道副使，兵防事务原本并不缺少管理的人。原文“束”作“东”，据鲍廷博钞本改。

译如今只需让监军副使驻扎潮州，与东莞海道、福建海道互相形成犄角之势；再把巡抚标下的官兵分属参将统领，驻扎潮州、漳州，负责防守和接应援助。平时没有战事时，可以各自驻在省城，从中统一调度。山贼有警报，广东方面就从高州、肇庆出兵，福建方面就从武平出兵；海寇有警报，广东方面就从潮州、惠州出兵，福建方面就从漳州、泉州出兵。共同切实感受到震慑邻境的忧患，就像唇齿相互依存一样。不要以分属不同土地为限制，把彼此看成秦国和越国那样互不相干；务必使威势和声名震慑敌人，使邪气和祸患消除。这样或许事务不必烦劳更改体制，自然可以长久实行。即使如此，关隘以内既然事权统一，就由督臣加以控制；但关隘以外只有君主能够控制，能够用来在一方鼓舞振作人心的，所依靠的只是朝廷的赏罚。赏罚不明，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易》称“彰明刑罚，整饬法令”，《书》说“不要走向显明的刑戮”，都是说法纪不能不整饬。我看王文成拘捕思田的各蛮族，设谋擒获八寨的反侧者，功劳已经十分显著。捷报传来后，当时的宰相嫉妒他的功勋，竟然停止了抚恤的典礼。襄毅平定修仁、荔浦各洞，直捣大藤峡，功劳极其伟大。军队回师后，辅臣加以诽谤议论，不久便罢免了他的官职。我镇守粤地时，东省发生失事，罪责没有追究巡抚，我却被降职闲居。等到平定山盗、平山盗乱平息后，巡抚晋升爵位并赐给金帛，而我仅仅恢复官职，听候任用。唉！因功劳反而受到惩罚，难道只有文成、襄毅如此吗？陆贾生的话说得好：“将相和谐协调，士人就会乐于归附；士人乐于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懂得这一点，才可以同他谈论粤地的事务了。●《松窗梦语》跋 我听先大夫说：“文章，是气的外在表现；气表现出来，其中就寄寓着理。”因此，如果其中的理不能向上推究天文，向下考察地理，中间叙述人事，只是低头琐碎地采集古人的残余言论，剪裁诸子、史书的零散议论，自以为名声充满书籍，文思如飞云卷雨，学问穷尽篇章简牍，像江河奔流一样，却不知道删取精华、收拾芜杂，这就是买椟还珠，连宋国人至今还在笑话这种做法。想凭此窥见伏羲、黄帝浩大盛美的风范，探究三坟五典精微深奥的道理，超越唐尧而流传虞舜，出于周公而入于孔子，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又像河伯面对若水而感叹自己见到大海一样。因此说：“只有理才能不朽。”古人称文章也说它能够不朽，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先大夫二十多岁入仕，直到将近七十岁才退休。任官四十多年，顺应时势有所建树，随所到之地提出有益的意见，体察国家、治理地方，竭尽自己的心力，于是有《宦游纪》。仕途所到之处几乎遍及海内，名山大川多有游历观览，于是有《四游纪》。内有华夏，外有夷狄，这是古今划分的大界限；蛮夷侵扰华夏，是至今仍值得忧虑的事情，于是有《四裔纪》。士人居于首位，百姓居于末位，难道能和商人一样吗？农夫代人耕作，工匠使器物充足，于是有《四民纪》。上天垂示征象，大地显现形迹，幽明各有不同的事理，俯仰之间万象纷陈、尽收眼前，于是有《象舆纪》。万物有常态也有变化，吉凶由此判定；用人事加以验证，回应就像符契相合，于是有《灾祥纪》。高大的树木、短小的草木、神灵与蠢物，形形色色，触目所见、偶然遇到，自然会产生生机，于是有《动植纪》。盛世的人文风貌，一时的变化，祸福相互依伏，只有善才值得效法，于是有《遇闻纪》。福庆由积累而来，成就名声凭什么拘执；先前的规戒已经消亡，方术技艺只能听闻，于是有《德艺纪》。白天任官时思考的事情，夜里寄藏于胸腹之间，在梦与醒的关口，神明前来栖止，于是有《梦省纪》。坤道承接乾道，代替它辅佐治理，剖析正直与枉曲，遏止并宣扬美善的命令，于是有《忠权纪》。抚触时事而感怀，盛大地应对万物的生养，忧虑世事而以天道为乐，如此循环不止，于是有《序俗纪》。百官共同辅佐，宗族支派绵延如瓜瓞，信用与威势并行，权衡由此得当，于是有《铨藩纪》。军队储备是国家大计，用粮食使军队充足，东西各地安息，南北都得到平定，于是有《漕粤纪》。《梦语》总共分为三十三纪，记述天地人三方面的撰述，未能广泛收载、博采各类材料，而名理【下文缺失】《松窗梦语》：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明代张瀚撰，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1997年11月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