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上谕吏部：“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极，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勿致人淹，伤朕好生之心！”
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奄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小民，希图财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许诸色人等，当时首告本地方官司奏闻。邻右歇家不举，从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并行穷处。倘有强奄他人，希图诬赖的，讯明反坐，决不徇纵。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杨维垣疏参崔呈秀后，拟与群奸共收余烬，力持残局。时已差河东巡盐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题请留佐大计，削籍诸臣，虽屡奉起用之旨，维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参萧山、晋江，系彼同志，协力护持。监生胡焕猷疏论：“黄立极等四人，谓当逆贤擅权，揣摩意旨，专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称颂，宜亟行罢斥！并乞查究督抚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废不公不广，维垣特出疏参驳，且请下法司究问，指使萧山已票严旨，御笔批：“胡焕猷虽必有贿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珰党咸俯首丧气，中外颂大圣人举动出寻常矣。
时言路皆逆贤余孽，上特下考选之令，先后授曹师稗、颜继祖、宋鸣梧、瞿式耜、钟炘等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为御史。咸以纠弹珰党为事，而朝端渐见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铎北榜中式，周应秋子周录南榜中式。虽经褫革，而衡文者尚逃指摘，南京国子监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于是中书林萃芳、江阴知县岑之豹俱下部议罢斥。主考时徐泰、陈其庆等，各疏辨，以糊名为辞。萧山辈力庇之，有旨免议。
崇祯元年戊辰正月，大计天下吏。主计者吏部尚书房壮丽、左都御史曹思诚、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给事中魏炤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佐计者杨维垣也。是举也。为圣天子第一新政。宜将媚珰诸奸，痛加扫除。房壮丽等皆珰孽也，互为容隐，咸逃吏议，人心颇为不平云。
江西巡抚杨邦宪，由陕西布政升任。当今上正位之后，犹进厂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毁名贤子羽祠，并毁祠旁民居千余家，为造逆祠地。河南右参政周锵，造逆祠于开封，建标祠所，僭书大工，且致书魏良卿欲为逆贤造渗金像。四川右参政郭士望补官一疏，痛诋应山，其谀颂逆贤也，令人发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转矣，犹疏论福清，备极丑诋。及申详逆祠，司道张福臻、王化行等，概置格外。即云抚按不行，开送科道，拾遗疏独不可纠举耶？伸与维垣不足道，炤乘亦漫无短长耶？按：炤乘于甲子冬升吏坦长，见珰焰方张，遂力请告归里，似乎有品骨者。今临事如此，前后若两截矣。然炤乘虽非珰孽，而长垣一胍，渊源有自。后入政府，构黄解之狱，其生平已见于此。
译皇上谕示吏部：“魏忠贤、崔呈秀所受的天刑已经达到极点，臣民的愤恨稍稍得到宽解。但诏狱中的游魂仍然被幽禁压抑，含冤未能昭雪。着令该部院、九卿、科道官，将从前被斥责、陷害的诸臣，公正地共同酌情议定，采纳官场舆论。凡非法禁押而死、情状最为可怜的，应当褒奖赠谥就立即褒奖赠谥，应当抚恤荫袭就立即抚恤荫袭；那些因牵连而被削职夺禄的，应当恢复官职就立即恢复官职，应当起用就立即起用；有的已经死亡，被捏造罪赃而难以结案，家属又因受牵连而被拘囚的，应当释放就立即释放，不要使人长期淹滞，以免伤害朕好生的心意！” 皇上谕示礼部：“朕查看《会典》‘自宫禁例’一条：‘民间有四五个儿子以上的，允许把其中一个儿子报官，阉割后由有关官府造册送交部院，收录后按日期选用。胆敢私自净身的，本人及动手之人处斩，全家发配烟瘴地区充军；两邻和歇家知情不举的，治罪。’我朝祖宗爱惜生命的德意，实在周密至极，所以立法严明。近来无知百姓贪图财利，私自阉割，幼童往往承受不住而死亡；这种违反禁令、残害生命的行为，实在令人痛恨！从今以后，暂且不再收录选用，你部可以宣布朕的命令，多张贴榜文。以谕令到达之日为始，胆敢违犯者，依法律严加治罪。仍允许各色人等当即向本地方官司首告，奏报朝廷。邻居和歇家知情不举的，从重治罪；有关官府知道却不禁止的，也一并彻底追究。如果有强行阉割他人、企图诬赖的，审讯清楚后反坐治罪，决不徇私放纵。布告内外，恭敬执行遵守！” 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后，打算与群奸一起保住余烬，竭力维持残局。当时已经派任河东巡盐河南掌道御史安伸上疏，请求留下来辅佐大计；那些被削籍的臣子，虽然屡次奉到起用的旨意，杨维垣却一手把持，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新近入阁的萧山、晋江，是他的同党，也协力为他维护。监生胡焕猷上疏论奏：“黄立极等四人，在逆贤专权时揣摩皇上的意旨，专门逢迎；在浙江、直隶修建碑刻、建立生祠，各自撰写文章称颂他们，应当赶快罢免斥退！并请查究督抚按察使中修建生祠的人。”他又说：起用被废黜者既不公正，也不广泛，杨维垣特意上疏参驳，并且请求交法司审问；他指使萧山已经拟票请发严旨，皇上亲笔批示：“胡焕猷虽然一定有人行贿指使，但不必苛刻追究，以免滋生纠葛。”宦官党羽全都低头丧气，朝廷内外都称颂大圣人的举动超出寻常。当时言官一途都是逆贤余党，皇上特地下达考选命令，先后授曹师稗、颜继祖、宋鸣梧、瞿式耜、钟炘等人为给事中，授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他们都以纠察弹劾宦官党羽为职责，朝廷局面渐渐显得清明了。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考中北榜，周应秋的儿子周录考中南榜。虽然二人后来都被革除功名，但主持衡文的人仍然逃脱了指摘；南京国子监助教施元徵上疏弹劾他们。于是中书林萃芳、江阴知县岑之豹都交由有关部门议处罢斥。担任主考的徐泰、陈其庆等人，各自上疏申辩，以试卷糊名为理由。萧山等人竭力庇护他们，于是有旨免予议处。崇祯元年戊辰正月，考核天下官吏。主持这次考核的是吏部尚书房壮丽、左都御史曹思诚、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给事中魏炤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协助考核的是杨维垣。这次考核，是圣天子的第一项新政。本应将谄媚宦官的奸臣痛加扫除，但房壮丽等人都是宦官余孽，彼此包庇隐瞒，全都逃过了吏部的议处，因而人心颇为不平。江西巡抚杨邦宪由陕西布政使升任。当今皇上即位之后，他仍然上疏歌颂厂臣功德巍巍，拆毁名贤子羽祠，并毁掉祠旁一千多家民居，用来营造逆祠。河南右参政周锵在开封营造逆祠，树立祠所标志，僭越题写“大工”，还写信给魏良卿，想为逆贤铸造渗金像。四川右参政郭士望在补官的一篇奏疏中，痛骂应山，他谄媚歌颂逆贤的行径，令人发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经按照惯例转任，仍然上疏议论福清，极尽丑诋之能事。等到上报逆祠之事，司道张福臻、王化行等人却一概置之于法外。即使说抚按没有办理，开列送交科道，拾遗官独独不能纠举吗？安伸和杨维垣不足论，魏炤乘难道也一向没有长短吗？按：魏炤乘在甲子年冬天升任吏科都给事中，见宦官气焰正盛，便竭力请求告假归乡，看起来似乎颇有品格气节。如今遇到事情却这样，前后好像判若两人。然而魏炤乘虽然不是宦官余孽，但他与长垣一脉的关系，有其渊源。后来他进入政府，制造黄解之狱，他一生的情状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
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对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何说乎？以东林诸臣为邪党，人将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辈？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参提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且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已，宁存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后之君子，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于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义。毁裂廉隅矣，于是乎连篇颂德，匝地生祠矣。夫颂德不已，必将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议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亦所谓‘悖’也。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深仰天聪，旷然知人则哲如此。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之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维时与事大臣，皆蓄缩闵默，而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当诛，在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当日之议，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之所以搁笔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人之器。其乡人之月旦，比于陈实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狱罪，人又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甚有加以窝盗之名者，岂以数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为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为之祖父。且愚贤相越，舜象已然，世不闻柳下惠膺盗跖之诛，司马牛受向魋之罚，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讥！将无‘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
时众论咸推蒲州旧辅，及先文肃、钱公谦益、姚公希孟等，户部员外王守履疏荐蒲州，奉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旨。而杨维垣一手障天，于蒲州、先文肃尤力行贬驳，舆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维垣随出“词臣持论甚谬，生心害政可虞”疏驳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见未除”疏，略曰：
译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大略说：“近来弹劾崔呈秀、魏忠贤的人，一定要把东林拿来作为对照。一会儿说是邪党，一会儿又说是邪党，这是什么说法呢？既然把东林诸臣说成邪党，人们将用什么名目来称呼崔、魏这类人？崔、魏既然已经是邪党，那么从前首先弹劾魏忠贤、检举揭发崔呈秀的人，难道也是邪党吗？况且天下的议论，宁可牵涉假借，也绝不能不归于名义；士人的操守，宁可显得矫激，也绝不能不以廉耻节操为准绳。后来君子因为假借、矫激而严厉责怪前人，于是豹虎之徒公然起来背弃名义，毁裂廉隅；于是连篇累牍地歌颂功德，遍地建立生祠。歌颂功德不停止，必然会劝进；建立生祠不停止，也必然会呼嵩。而人们还宽容他们说：‘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罢了。’唉！如果把一个‘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的念头充满心中，又将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然而今天主持议论的人，能够用忠厚之心曲意原谅这些人，却偏偏坚持过分的言论，苛刻责备我们这些人，这也就是所谓的‘悖’了。臣又恭敬地读到圣旨，其中有‘韩爌清正忠贞而有操守，朕已经明察知晓’的谕旨。由此深深仰见皇上的聪明圣听，开阔明白地知道皇上如此善于知人。然而近来听说朝廷大臣的议论，竟有很大分歧，实在令人惊异。韩爌的宰辅功业光明伟大，其他方面暂且不论；比如‘红丸’之议兴起时，全国沸腾，当时与此事有关的在朝大臣都畏缩沉默，只有韩爌直言不讳地分条揭示，说明事情并非如此。孙慎行是君子，韩爌尚且不依附他，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推举人才却没有韩爌，反而横加指摘，只是因为他曾票拟熊廷弼一事。熊廷弼固然自应被诛杀，但对韩爌来说也不是没有理由。当时边疆失事的官员接连不断，然而当日的议论却想只杀一个熊廷弼，难道是公正的议论吗？这就是韩爌停止拟票的原因。但归根究底，熊廷弼不是因为边疆失事而死，而是因为政治局面而死；不是死于司法官吏，而是死于奸宦，因此又不能说是后人杀了熊廷弼，只是韩爌独自不能杀他。又如词臣文震孟，学问端正，骨气刚劲，有古代大人的器度。他的乡人评论人物，把他比作陈实、王烈；他任官三个月，公开直言狱讼罪行，人们又把他比作罗伦、舒芬。如今起用他的诏旨再次下达，荒谬悠谬的议论却不停，甚至有人给他加上窝藏盗贼的罪名，难道是因为几十年前，他的兄长某人曾有不法之事吗？人们只知道某人有不法行为，因为他是那人的兄长，却不知道还有某人极高的德行、某人特别突出的操守，因为那是他的祖父。愚人与贤者相差悬殊，舜和象就是这样；世上没有听说柳下惠要承受盗跖的诛罚，司马牛要接受向魋的惩罚。文震孟有什么罪，却遭受这样的嫌疑和讥刺！莫非‘门户’这两个字不便再提，所以姑且换个说法来遮掩压制他吗？” 当时众人的议论都推重蒲州旧辅，以及先文肃、钱公谦益、姚公希孟等人。户部员外王守履上疏推荐蒲州，皇上颁下“韩爌清正忠贞而有操守，朕已经明察知晓”的旨意。杨维垣却一手遮天，对蒲州、先文肃尤其竭力贬斥驳斥，舆论极为不平，所以倪公写了这篇奏疏。杨维垣随即上疏，以“词臣持论十分荒谬，存心妨害政事，值得忧虑”为题驳斥他。倪公也上疏《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见未除疏》，大略说：
“臣读杨维垣入告诸疏，深讶其不能仰副圣心，且若力欲与皇上相反者。盖皇上之谕，一则曰：‘分门别户，已非治徵’。一则曰‘化异为同’。一则曰‘天下为公’。而维垣之言则曰‘孙党、赵党、熊党、邹党。’皇上于韩爌、文震孟曰‘清忠有执，’曰‘已着起用’而维垣于二臣曰‘非贤，’曰‘不检。’是皇上于方隅无所不化，而维垣于正气实有未伸；皇上事事虚公，而维垣言言我见。臣窃惑焉。据维垣折臣，盛称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然亦知东林有首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之杨琏，及提问崔呈秀欲追赃拟戍之高攀龙乎？且当日之议，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挥霍之略，未尝不指之为贪。其于廷弼也，特即西市之诛，未尝不坐之以辟，则犹未为失论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贤之穷凶极恶，积赃无算，而维垣犹尊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结近侍，律当处斩，法司奉有严谕，初拟止于削夺，岂不如骄儿护之？维垣身系言官，不闻驳政，又何尤昔人之护熊廷弼者乎？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折臣，盛称韩爌。夫舍爌抵触逆珰，及抗疏撄祸之迹，而加以说情罔利‘莫须有’之言，已非定论矣。即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枭，未尝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贿之说，自是逆珰借此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逆珰初拟用‘移宫’一案杀杨、左诸人，及狱上，而以为难于坐赃，于是再传覆讯，改为封疆之案，派赃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维垣奈何尚守是说乎？至不附‘红丸’与孙慎行君子之说，臣言原非矛盾。盖慎行清望，与王之寀不同，议论深刻，亦不失春秋赵盾之法，使后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为卖直，赵盾未尝贬贤，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折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论，即如王纪清正素著，以参沈?忤逆珰而谴斥，文则以救王纪而降削，均之得罪于逆珰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此说胡可全非。夫刑赏于出朝廷，而荣辱因之。若王纪之时，已半是魏忠贤之刑赏矣，维垣试观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之超阶躇级之俦，谁为荣辱？自此义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颂德建祠；希蟒玉驰驿者，遂至呼父呼九千岁而不顾，可胜叹哉！至批炤告公祖之谤，吴人尽能辩之。当朱童蒙官吴时，偶一犯杖毙，其妻贫不能殓，乞丐里中，文震孟从众题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极力洗发臣‘矫激假借’四字。夫臣之为此言，正为人之诋真狂狷为假名义者发也。当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与颂德建祠，使有一人矫激假借，而不颂不祠，岂不犹赖此人哉？认臣抑扬之辞，为一成之论，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乃若维垣之持论，臣心未安者三：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而去之，而臣以为非训也。即如崔、魏之贯满久矣，使不遇圣明御宇，谁有能攻而去之者？维垣到底以无可奈何之说，为颂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称臣于逆珰，其余诸臣，便亦以为无可奈何而尽舞蹈称臣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俯首从叛乎？维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而臣以为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意见不同，议论偶异，总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苏轼、程颐，交诋为邪，而两人并自千古。我朝大礼之争论者，亦而贤之，而惟至品节，大闲一失，遂成霄壤。夫品节试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憎，恨其抵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为崔为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镜别妍媸，维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总之，东林取憎逆珰独深，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高明之概，不当毛举其纤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珰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疏入，上为心动，维垣辈之毒网始破。人谓倪公二疏，实为廓清首功云。
光禄寺阮大铖，上《合算七年通内神奸疏》，略曰：
“汪文言以徽州库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官之疏，纷纷迎合。此内外谋倾宫闱之始。御史贾继春疏揭立争汪文言等嗾台省谀王安，佐杨涟、左光斗，而继春削籍。此中外谋杀言官之始。吏部尚书周嘉谟雅重熊廷弼，复任经略，而重处姚宗文、冯三元。此中外谋危封疆之始。汪文言处霍维华以谢王安，逆贤效之，逐戚畹，撼中宫。此中外谋危母后之始。”
后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拟不伦，党邪害正。有旨：“阮大铖前后反覆，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去！”盖长山所票也。
二月，会试天下士，命施凤来、张瑞图为考试官，取中曹勋等三百五十人。
译“臣读杨维垣上奏的各篇疏文，深感惊讶他不能仰体圣心，甚至好像竭力想同皇上相反。皇上的谕旨，一是说：‘分门别户，已经不是治理的征象。’一是说：‘使不同归于相同。’一是说：‘天下以公为先。’而杨维垣的话却说‘孙党、赵党、熊党、邹党’。皇上对于韩爌、文震孟说‘清正忠贞而有操守’，说‘已经著令起用’；杨维垣对于这两位大臣却说‘不是贤臣’，说‘不检点’。皇上对于各方无不加以教化，而杨维垣对于正气实在还有没有伸张之处；皇上事事出于公心，而杨维垣句句都是自己的成见。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根据杨维垣弹劾臣的奏折，他极力称颂东林尊崇李三才、袒护熊廷弼；但他难道也知道东林中有首先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杨琏，以及弹劾审问崔呈秀、主张追赃并拟定戍边的高攀龙吗？况且当日的议论，对于李三才只是特别推重他的谋略和才干，并不是没有指责他贪婪；对于熊廷弼，也只是主张在西市处死，并不是没有按罪论刑；这样仍不能说是议论失当、刑罚失当。若拿今天的事情来作比较，魏忠贤穷凶极恶，积累的赃物无法计算，而杨维垣还尊称他为‘厂臣公’，说‘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 何况李三才因为与“五虎”“五彪”结交近侍，按律应当处斩；法司奉有严厉谕旨，起初却只拟削夺官职，这难道不是像骄纵地护庇孩子吗？维垣身为言官，却不听说他曾驳正政事，又有什么理由责怪过去那些护庇熊廷弼的人呢？他把我说成谬误，我不接受。维垣又驳斥我，大力称赞韩爌。可是，如果撇开韩爌抵触逆珰以及抗疏而招致祸患的事迹，反而给他加上说情谋利、“莫须有”之类的话，就已经不是定论了。即使说到廷弼一事，韩爌也只是在票拟中主张免去一个枭首之刑，并没有赦免他而想任用他。至于廷弼行贿的说法，本来就是逆珰借此向杨涟、左光斗等人追赃的借口。逆珰起初想借“移宫”一案杀掉杨涟、左光斗等人，案件上报后，认为按贪赃罪定罪有困难，于是再次传讯覆核，改成以封疆失守定案，并派人追查赃物、施加毒刑逼供；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维垣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说法呢？至于说不赞同“红丸”一案和孙慎行是君子的说法，我的话本来并不矛盾。孙慎行的清廉声望，与王之寀不同；他的议论深刻，也没有失去《春秋》所载赵盾那种褒贬之法，只是可以使后人更加谨慎罢了。董狐并不是为了卖弄正直，赵盾也不曾因此被贬低为不贤；他把我说成谬误，我不接受。维垣又驳斥我，大力称赞文震孟。至于文震孟，我不再另行评论；就拿王纪来说，他一向以清正著称，因为弹劾沈?、触犯逆珰而被谴责斥退，文震孟则因为营救王纪而被降职削籍，两人同样都是得罪逆珰的人。至于说他戴着破帽、骑着跛马，却傲然乘驿马车疾驰在蟒袍玉带者之间，这个说法怎么能完全否定呢？刑罚和奖赏出自朝廷，人的荣辱也因此而定。像王纪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半是魏忠贤在施行刑赏了。维垣不妨看看近年来那些戴破帽、骑跛马的人，与那些越级升迁、飞黄腾达的人相比，究竟谁是荣耀，谁是耻辱？从此道理不再明白，于是害怕破帽跛马的人纷纷颂扬魏忠贤的功德、为他建祠；希望获得蟒袍玉带、乘驿驰行的人，竟至于称魏忠贤为父亲、称九千岁而毫不顾忌，真是令人感叹不已！至于说批评炤告发公祖的诽谤，吴地人都能辩明。当朱童蒙任职于吴地时，偶然有一人犯杖刑而死，他的妻子贫穷不能收殓，只得在乡里乞讨；文震孟随众人题名捐助二金。事情仅此而已，有什么把持放肆的地方？他把我说成谬误，我不接受。维垣又竭力为我所说“矫激假借”四字洗刷辩解。我说这些话，正是针对那些把真正的狂狷之士诋毁为假借名义的人而发的。在崔、魏当权的时代，人人都任性直率，彼此颂扬其功德、为其建祠；如果有一个人矫饰激烈、假借名义，却不颂扬、不建祠，难道不还是要依靠这个人吗？他把我抑扬褒贬的话认作一成不变的论断，把我说成谬误，我不接受。至于维垣的立论，我心中不能安然接受的有三点：维垣认为，真正的小人，要等到罪恶贯盈之后，才可以攻击并除掉他；而我认为这不是可以训示后人的道理。就像崔、魏的罪恶早已贯盈，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君主临朝，谁能攻击并除掉他们呢？维垣归根到底是用“无可奈何”的说法，为那些颂德建祠的人解嘲。假如崔呈秀向逆珰作舞称臣，其余大臣便也因为无可奈何而都作舞称臣吗？又假如逆珰用军队劫持大臣，强迫他们跟从叛逆，大臣们也会认为无可奈何而低头从叛吗？维垣又说，今天的是非曲直，不应当拿崔、魏作为对照案例；而我认为正应当拿崔、魏作为对照案例！人的意见不同，议论偶然相异，总不能仅凭这些来判定谁是真、谁是邪。宋朝大臣苏轼、程颐，彼此互相诋毁为邪，而两人都并存于千古。我朝争论大礼的人，也都可称为贤者；但一到品行节操这个大关口，稍有一次失误，差别就会如同天壤。品行节操已经在崔、魏面前受到检验并确定了。因此，那些东林人士被崔、魏憎恨，因为他们抵触崔、魏，崔、魏畏惧他们的才华声望，必定想杀掉或驱逐他们；这样的人正是正人。有些攻击东林的人，被崔、魏所利用，但仍然坚持刚正气节、不肯屈服，因而有的被贬远方，有的被驱逐，这些人也同样是正人。用崔、魏来判定邪正，就像用镜子辨别美丑；维垣不以此作为依据，又能以什么作为依据呢？总之，东林遭逆珰憎恨最深，所受祸害也最惨重。在今天，应当全面体谅他们高明的气概，不应当琐细列举他们微小的过失，却反而明目张胆地替逆珰分担诽谤，这也就是不善于立论的人了。奏疏送入后，皇上因此内心有所触动，维垣一伙布下的毒网才开始破裂。人们说，倪公的两道奏疏，实际上是廓清局面的首要功劳。光禄寺阮大铖上《合算七年通内神奸疏》，大意说：“汪文言是徽州库吏，为逃避罪责而投奔王安幕下；他引荐左光斗入幕、上疏请求移官，于是众人纷纷迎合。这是朝廷内外谋划倾覆宫闱的开始。御史贾继春上疏揭发，指责王安唆使台省官员谄媚王安、辅助杨涟和左光斗，结果贾继春被削籍。这是朝廷内外谋害言官的开始。吏部尚书周嘉谟一向敬重熊廷弼，又任命他为经略，并严厉处置姚宗文、冯三元。这是朝廷内外谋害边疆的开始。汪文言安排霍维华来报答王安，逆贤仿效此举，驱逐戚畹，动摇中宫。这是朝廷内外危害母后的开始。” 后来御史毛羽健弹劾他比拟失当、结党邪恶、危害正人。皇上下旨说：“阮大铖前后反复，暗中摇摆闪烁，着令他戴着官帽官带闲居去！”这大概是长山票拟的。二月，会试天下士人，命施凤来、张瑞图担任考试官，录取曹勋等三百五十人。
时群奸力持残局，海内正人，概不得登启事，翰林必由内阁题请。元城既逐，平湖当国，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晋江，以会试主试入闱，高阳特题起升先文肃、姚文毅、虞山、朱继祚四人，兼及□者，以避嫌也，人谓老高阳耸涌成之。
三月，廷试策士，赐刘若宰、何瑞徵、管绍宁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时上留心策士，进呈三十六卷，并贮名金瓯中，以金箸夹之。凡三夹，皆得若宰，遂定为状元。前是枚卜，华亭少所推毂者，吏都垣魏炤乘系华亭丙辰所取士，故与会推。上亦贮名金瓯，用金箸决之，首夹即得华亭。
然两公勋业德望，俱无闻焉，何以邀有天幸乃尔？
御史吴焕，疏参漕运太监崔文升，略曰：
“文升引进李可灼，漫投寒▯之药，以致光庙宾天，实坐不赦之辟。而日为逆珰腹心，总督漕运，控扼江淮要害，与刘忠选恣为纵肆，剥君虐民，几激大变，应行逮问！”
疏入，文升拉同伴宫门，哭声达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升各杖一百，俱降净军发孝陵。焕疏留中。
倪元璐疏请毁《三朝要典》，略曰：“臣观‘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议关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义不可不兼行，其书不可不速毁！请详其说：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争‘挺击’者，力护东宫；争疯癫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心之论。主‘移宫’者，弥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为忠悃，则皆忠悃；以为明见，则皆明见。总在逆珰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虽甚水火，不害损篪。此一局也。既而杨琏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犹夫称颂德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极重而或忧其翻局。于是崔、魏诸奸，乃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则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执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思也。若夫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如臣所见，惟有毁之而已。夫以奄竖之权，而屈役史官之笔，互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规模大典，则是魏忠贤欲与肃皇帝并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篇，既不可拟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叙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又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有此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当今正气日升，方隅渐化，自宜进以平饮，沃以温汤。然而逆珰之遗亦，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也。”
译当时群奸竭力维持残局，天下的正人一概不得上疏陈事，翰林官员也必须由内阁题请。元城被逐之后，平湖主持国政，也竭力坚持不可这样做。到这时，平湖、晋江以会试主考官身份进入考场，高阳特意题名起用升先文肃、姚文毅、虞山、朱继祚四人，同时也牵连□者，以此避嫌。人们说，这是老高阳耸动、推动而促成的。三月，举行廷试策士，赐刘若宰、何瑞徵、管绍宁等进士及第，出身各有差等。当时皇上留心于策士的文章，进呈三十六卷，并把姓名贮藏在金瓯中，用金箸夹取。共夹取三次，每次都取到刘若宰，于是确定他为状元。在此以前，举行枚卜时，华亭是较少被推举的人；吏都垣魏炤正好是华亭丙辰年录取的士人，所以也参与会推。皇上同样把姓名贮藏在金瓯中，用金箸决定，第一次夹取就取到了华亭。然而两位公卿的功业和德望，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为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上天特别眷顾呢？御史吴焕上疏弹劾漕运太监崔文升，大意说：“崔文升引荐李可灼，胡乱投进寒▯之药，以致光庙去世，实在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而且他每天都是逆珰的心腹，任漕运总督，控制扼守江淮的要害地区，与刘忠选肆意放纵，剥削君主、虐害百姓，几乎激成大变，应当逮捕审问！” 奏疏送入后，崔文升拉着同伴来到宫门，哭声传到皇帝那里。皇上立即逮捕为首的两个宦官，与崔文升各杖打一百，全部降为净军，发往孝陵。吴焕的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倪元璐上疏请求毁掉《三朝要典》，大意说：“臣看‘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争议关系到清正之士；而《三朝要典》一书，是由逆竖编成的，它所涉及的道理不可不一并说明，这本书却不可不迅速毁掉！请允许臣详细说明：当事情刚发生、议论刚兴起时，满朝互相争讼；争论‘挺击’的人，是竭力保护东宫；争论疯癫的人，是谋划使神祖安定。主张‘红丸’的人，是仗义直言；争论‘红丸’的人，是推究本心。主张‘移宫’的人，是在事变发生以前防止变乱；争论‘移宫’的人，是在事后持平处理。六方面各有其正确之处，不能片面认为谁都错。若说他们忠诚，他们全都忠诚；若说他们明见，他们全都有明见。总之，在逆珰尚未被任用以前、群小尚未升迁之时，虽然彼此水火不容，却不妨碍彼此相互补益。这是第一种局面。后来杨涟列举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被发出，魏广微等人关于门户的说法兴起。于是逆珰杀人，就借助‘三案’；群小求取富贵，也借助‘三案’。经过这两次借用，‘三案’的面目完全变了。因此，凡是把推尊先皇、归功于先皇的言论，仍然像称颂义父的德功一样。这是第二种局面。罗网已经严密，却还担心有漏网之鱼；势力已经极重，却又担心有人扭转局面。于是崔、魏等奸人开始私自编纂一部书，题名为《要典》：用它来追究当今的根本问题，就是给众正之士立碑定罪；用它来作为将来免死的凭证，就是给上公制作铁券。这是第三种局面。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的公议，《要典》却是魏氏的私书。‘三案’自是‘三案’，《要典》自是《要典》；如今把它们执作金石不刊的定论，实在是没有思考。至于一旦翻案就纷乱喧嚣，改动又会引起很多事端，依臣所见，只有毁掉它。宦官的权力竟使史官屈服、役使史官的笔墨，这是古今从未听说过的，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一条理由。还没有改朝换代便编纂编年史，不直接记载事实却加以论断；如果说这是仿效明辨伦理、编纂大典，那么就是魏忠贤想与肃皇帝并列为圣，崔呈秀想与张孚敬相比贤能，实在悖逆无伦，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二条理由。诬蔑先帝，伪造御文，既不能比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不能援引宋神宗亲自撰写叙文作为先例，这是假借窃取、诬妄欺骗，应当毁掉它，这是第三条理由。又何况史局即将开设，史馆抄本已经齐备，七年并不是难以稽考的时代，实录也有现成的本子，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留下这种枝蔓，供人唾骂呢？应当毁掉它，这是第四条理由。” 如今正气一天天上升，各地逐渐受到教化，本来应当用平和的饮食来补益，用温热的汤液来滋养。然而逆珰遗留下来的毒害一天不消灭，公正之士的愤恨就千年不能消除。”
时上即欲将《要典》焚毁，萧山票旨言：“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下增“听朕独断行”五字。既而廷议佥同，奉旨：“《要典》着即行焚毁！”侍讲孙之獬，诣东阁力争不可毁，继以痛哭，声彻内外，退复上《力疾不能供职疏》，极言《要典》不可毁之故。御史吴焕，上疏纠之，略曰：“孙之獬争《要典》不可毁者，云‘皇上于熹宗曾北面事之，见有御制序文在朕之一字，岂可投之火！’是明以‘御制’二字压皇上不敢动矣。又云‘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孙之獬亦知今日《要典》之毁，毫无损于圣祖神孙之孝慈，而当日争‘挺击’，争‘红丸’，争‘移宫’三案诸臣，原未尝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群邪奸党，欲杀忠良，若无题目，借此为罪案耳。夫当张差之梃而驰至，排闼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辩？此而不问，将抗图鱼腹，肿发禁廷，东宫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诘之威神庙、光考自行烧梁狱词之法，父子兄弟之间，所全实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谓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宝，匝月之内，雨露滂沱，天下方庆万年有道之长；一旦哀思太过，圣体忄匡赢，崔文升、李可灼以泻下之药进，鼎湖遽逝，攀髯无策，而涕泣号呼；归罪尝药，此忠臣孝子痛极不择音之言。乃遽以悲愤叫号，定诸臣不赦之罪，反以圣躬尝试之崔文升立跻总镇，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宫’一案，诚嫌太骤。然当其时大故接踵，朝野震惊，宫府径庭，危疑纷起。诚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心，则负▯奠鼎，他何暇恤？彼谓宫中官眷，必宜从厚者，此痛定事后之言。迨至圣眷无改，恩礼有加，于先帝之孝益显。惟日争‘梃击’，争‘红丸，争‘移宫’，而初无损于三圣之孝慈，则又何刘志选、徐绍吉诸奸勒成《要典》一书，称之为孝而后孝，称之为慈而后慈也？如以为先帝叙文必不可更，彼伪祠之建、伪爵之封、位上公、锡铁券、胙土田，何一非称皇称制？奸人邪党，正将借此以恹群愚，欺当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断不可枉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颠倒，所以辩言乱政，邪说横行。伏祈皇上将孙之獬立赐褫斥，以为无礼于君者戒！”
疏入，萧山辈竭力调护，得旨：“孙之獬已经回籍，词林闲局，不必过求！”
原任尚宝司卿黄正宾，上《圣世除恶务本疏》略曰：“前臣戍大同，目击内镇克减马匹银两，阳和各军鼓噪，毁官署，劫典铺，将吏叩头求免。比时抚按胁于内镇之威，莫敢据实奏闻。边防迄今坏尽，即一镇可推各镇也。是奄宦者，天下祸本也。至交结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孙▯翁集。究其为作俑者魏广微，发纵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为媚珰贽见，既而逢恶魏广微以担当共媒富贵。某宜戍，某宜削夺，一一疏记与广微，使大肆其排挤之毒手。夤缘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贤色笑，克减工银无算。最后私受铜商厚贿，挪借惜薪司钱粮二十万，拂忠贤之意，勒令闲住，原疏可按也。及睹逆贤将败，令表侄杨维垣疏参崔呈秀，以为翻身转局地。目今大化、维垣，虽奉谴斥，潜居辇毂，日与奄宦往来，世界翻云覆雨，已三转于大化之线索，何叵测也。”
时萧山票旨，有“不苛求”句。御批：“杨维垣不许潜住京师，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御史陈乾阳，疏参赵鸣阳曾入逆贤之幕，有旨逮问。先是有魏奄学颜者，侍神庙久，奏对便捷，能解圣意，神庙颇信任之。光庙时，即休退矣。曾延吴江赵鸣阳训其侄。逆贤事败，鸣阳误以学颜姓魏疑即逆贤，故疏参之。后法司审鞫得实，鸣阳仍放回籍。
上以潜邸留心时艺，即入内合诸奄而试之，出“事君能致其身”题，取郑之蕙第一，即升随堂掌尚膳监印，未几乞休。
上求治颇急，召对群臣，多不称旨，每加诮诘。群臣愈惶悚不能对，惟长山条陈稍捷，上每温颜以优礼之。时貂孽杨维垣等相继出逐，虽出圣断，而票旨多由长山，于是御史袁宏勋有疏功之，略曰：“刘鸿训一入黄扉，扬扬自得，浃旬之间，革职闲住无虚日。可异者，杨所修、贾继春、杨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无罪，而诛锄禁锢，自三臣始。具军国大计，未暇平章，惟亟毁《要典》，谓水火元黄，是书为祟。今毁矣，水火元黄，息耶否耶？未毁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类；既毁以后，鸿训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长此安穷？御史高捷、史纟廷，相继纠参，锦衣张道▯亦有疏参，而工科杨继祖出疏争之，且言道▯越位妄言乱政，乞加重创！”时上传谕，欲将宏勋等重处，鸿训三揭力求，乃免。
译当时皇上立即想把《要典》焚毁，萧山票拟旨意说：“所请之事关系重大，着令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细议论后具奏。”后来又增加“听朕独断行”五字。随后朝廷议论一致同意，奉旨说：“《要典》着即行焚毁！”侍讲孙之獬到东阁竭力争辩，认为不可以毁掉，继而痛哭，哭声传遍宫内宫外；退下后又上《力疾不能供职疏》，极力说明《要典》不可毁的理由。御史吴焕上疏弹劾他，大意说：“孙之獬争辩《要典》不可毁，说：‘皇上从前曾以弟子礼侍奉熹宗，现有御制序文，其中写着“朕”字，怎么可以把它投入火中！’这显然是用‘御制’二字压制皇上，使皇上不敢动它。又说：‘皇上是同宗支系继承皇位，并不是胜国灭亡时的扫除，何必这样狠心下手？对祖考就是失去孝，对熹宗就是失去友，这显然是在责怪皇上不孝不友。’孙之獬难道不知道，今天毁掉《要典》，丝毫不会损害圣祖、神宗子孙的孝慈；而当日争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大臣，本来从未使君主陷于不慈、不孝。只是群邪奸党想杀害忠良，如果没有现成题目，就借这些事情制造罪案罢了。当张差手持梃棒奔来、直接撞门闯入时，他显然是受人指使才这样做的，哪里还需要辩论？如果对此不加追问，就会使谋害之人钻入鱼腹，祸患在宫禁中滋长，东宫就危险了。只是朝廷大臣坚持以撞破宫门、拷问张差的威势，按照神庙、光考亲自烧梁案件的审讯办法办理；在父子兄弟之间，实际保全的东西很多，止于慈、止于孝，反而因此更加彰明。说这些大臣使君主陷于不慈、陷于不孝，不也是冤枉吗？等到光宗继承帝位，一个月之内恩泽大降，天下正庆贺万年有道的长久；突然因为哀思过度，圣体忄匡赢，崔文升、李可灼进用泄下之药，光宗却突然去世，攀龙髯也无计可施，只能哭泣号叫；把罪责归于为皇帝尝药，这是忠臣孝子悲痛到了极点而不择言辞的话。竟然立即因为悲愤号哭，就判定这些大臣犯了不可赦免之罪，反而让亲自给圣上试药的崔文升迅速升任总镇，李可灼也刚刚得到任用，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至于‘移宫’一案，确实嫌操办得太急促。然而当时重大变故接连发生，朝廷内外震惊，宫廷与官府之间隔绝，危险和疑虑纷纷出现。如果早些让元子升入中宫、出来主持局面，以安定群臣之心，那么即使负?奠定鼎器，又哪里有时间顾虑其他呢？” 那些人说宫中的官员和眷属一定应该从优厚待遇，这是事情平息之后才说的话。等到圣上的恩宠始终没有改变，恩典礼遇反而更加优厚，对先帝的孝心也就更加显著。既然当日争论‘挺击’、‘红丸’、‘移宫’，本来并没有损害三位圣主的孝慈，那么刘志选、徐绍吉等奸人为什么还要编成《要典》一书，把这种行为称为先有孝、后来才更孝，称为先有慈、后来才更慈呢？如果认为先帝的叙文绝对不能更改，那么伪造祠庙、伪封爵位、位列上公、赐给铁券、赏赐土田，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称皇帝、称御制？奸人邪党正是要借这些来蒙蔽群愚、欺骗当世，却不知道百姓所承继的三代正直之道，绝不能被歪曲。只是公罪不能明辨，邪正颠倒，所以辩说扰乱政事，邪说横行。伏望皇上立即赐孙之獬剥夺官职、斥退，以此警戒那些对君主无礼的人！” 奏疏送入后，萧山等人竭力调解庇护，皇上于是下旨说：“孙之獬已经回到原籍，翰林词林只是闲散职位，不必过分追究！” 原任尚宝司卿黄正宾上《圣世除恶务本疏》，大意说：“以前臣戍守大同，亲眼看见内镇克扣马匹和银两，阳和各军鼓噪，毁坏官署，抢劫典当铺，官吏叩头请求免祸。当时巡抚、巡按受到内镇威势的胁迫，没有人敢据实上奏。边防直到今天已经完全败坏，仅一个镇如此，其他各镇也可以推知。宦官，是天下祸患的根本。至于结交近侍，明律规定森严，但五虎、五彪仍肆意妄行，而子孙▯翁集。追究其首倡者，是魏广微；在背后发号施令、指使推动的人，是徐大化。徐大化起初以攻击熊廷弼作为向逆珰献媚进身的礼物，后来又迎合奸恶的魏广微，以此共同谋求富贵。某人应当戍边，某人应当削夺官职，他把这些一件件写在奏疏中告知魏广微，使魏广微大肆施展排挤的毒手。他又攀附督理大工，每天承受魏忠贤的脸色和欢笑，克扣工程银两不计其数。最后，他私下收受铜商厚重贿赂，挪借惜薪司钱粮二十万，违拂魏忠贤的意旨，于是被勒令闲居；原来的奏疏可以查考。等到看见逆贤将要失败，又命令表侄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想借此作为翻身转局的地步。如今徐大化、杨维垣虽然奉旨谴责斥退，却暗中居住在京城，每天与宦官往来，局势翻云覆雨；已经在徐大化的线索上反复变化三次，实在难以测度。” 当时萧山票拟旨意，其中有“不苛求”一句。皇帝批示说：“不许杨维垣暗中留住京师，着令徐大化回原籍去！” 御史陈乾阳上疏弹劾赵鸣阳曾经进入逆贤的幕府，皇上下旨逮捕审问。在此以前，有一个姓魏、名学颜的宦官，长期侍奉神庙，回答奏对快捷，能够领会圣意，神庙很信任他。光庙时，他已经退休。赵鸣阳曾请吴江人赵鸣阳?教导他的侄子。逆贤事败后，赵鸣阳误以为学颜姓魏，怀疑他就是逆贤，所以才上疏弹劾。后来法司审讯查问，得到事实，赵鸣阳仍被放回原籍。皇上在潜邸时就留心时文，于是入内召集宦官考试，出题为“事君能致其身”，取郑之蕙为第一名，立即升任随堂掌尚膳监印，不久便请求退休。皇上求治心切，召见并询问群臣时，许多人都不合圣意，常常受到责问。群臣更加惶恐，不能回答，只有长山陈述政事稍微敏捷，皇上常常和颜悦色地优礼他。当时杨维垣等宦官奸党相继被逐，虽然出自皇上的裁断，但票拟旨意多由长山拟定，于是御史袁宏勋上疏称颂其功劳，大意说：“刘鸿训一进入黄扉，便扬扬自得；不到十天，就被革职闲住，没有一天例外。奇怪的是，杨所修、贾继春、杨维垣这些内外夹攻的奸人，有功无罪，而诛杀、锄除、禁锢正人，却从这三位大臣开始。国家军政大计尚且没有时间平章处理，只有急忙毁掉《要典》，说水火元黄，都是这部书作祟。如今书已经毁掉了，水火元黄的祸患是否平息了呢？书毁掉以前，崔、魏借它来排空善类；书毁掉以后，刘鸿训又借它来诛杀忠良。以暴力更替暴力，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御史高捷、史纟廷相继上疏弹劾，锦衣卫张道▯也上疏弹劾，而工科杨继祖出面上疏争辩，还说张道▯越权妄言、扰乱政事，请求加重惩罚！”当时皇上下传谕旨，想要重处袁宏勋等人；刘鸿训三次上疏竭力请求，才得以免罪。
时当考馆选，龙飞首科，例应加额。侍读张士范，上《馆额蒙恩疏》，内有“准加六名，以示优异”之旨等语。上因召对，问士范：“此旨从何而来？”士范对：“此疏臣不与知，乃新进士张皇所作”上曰：“既不与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张星名，又何云不知？”士范对：“疏入后，始知之。”上诘责再四。阁臣刘鸿训奏：“此新进士功名念重，致有此举，诚为可恶。然在皇上登极宏恩，惟望优容！”上乃命写本人名，又命士范具本回话。后士范回话疏上，有旨：“士范着回籍，张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实之疏，李实已逮问大辟矣。一日，上召对，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启▯曰：“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启▯奏：“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上曰：“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启▯对：“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上曰：“岂有不刑自招之理？”因问吏部尚书王永光，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实为魏忠贤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贞填写，如何含糊定罪？”启▯对：“威福出于朝廷，一凭圣裁。”上曰：“持法要平，朕岂为李实？尔五虎、五彪，缘何不问他决不待时？”后又召对，上特携李实原疏示阁臣曰：“此李实参问周起元等原疏，卿等可详观之，看是朱在墨上，墨在朱上。”诸阁臣详览良久，俱对：“果是墨在朱上。”上曰：“可见是空头本。”复命传九卿科道递阅皆然。阁臣改票：“李永贞决不可待时，刘若愚次一等，李实又次一等。”
按：李实空本是矣。本内所列事款，远在江南，系何人开送？时为实赉奏者孙▯也，何不请提孙▯鞫问，究究到底？即云填写出于永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窥瞰上意，全无执持，小人常态，固不必言。启▯身任司寇，不能执法廷诤，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语卸责，亦安用司寇为矣？而阁辅科道诸臣，俱无一言纠正，此廷臣之所以见轻也。至“虎彪不问决不待时，”天语▯良々，法司置面孔于何地？窃谓苏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贤（下缺）。
给事中韩一良有《劝廉惩贪疏》，深当圣意，因召对，出此疏覆阅良久，命一良高声朗诵。甫读毕，取疏付阁臣阅。刘鸿训奏：“弊有两端，有交际，有纳贿。”上问：“何谓交际？”鸿训奏：“交际，如亲友问遗之类，情有可原；纳贿则希荣求宠，便不可以数计矣。”上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处一二，以为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内“开之其源，导之有流”等语，着据实具奏来。一良对：“臣今未敢深言，俟插辽平复之后具奏。若纳贿等事，臣疏中原说风闻，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一良回奏参周应秋、阎鸣泰、张翼明、褚泰初。后复召对，上曰：“周应秋等自有公论，张翼明已下部听勘，俱无用尔参！”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视，御音朗诵，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问之，一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曰：“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上温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译当时正逢考选馆职，龙飞首科，按惯例应当增加名额。侍读张士范上呈《馆额蒙恩疏》，其中有“准许增加六名，以表示优异”等话。皇上于是召见对答，问张士范：“这道旨意是从哪里来的？”张士范回答：“这份奏疏臣并不知道，是新进士张皇所作。”皇上说：“既然不知道，为什么列上你的名字！”又说：“既然知道是张星的名义，又为什么说不知道？”张士范回答：“奏疏呈入以后，才知道此事。”皇上再三责问他。阁臣刘鸿训奏道：“这个新进士太看重功名，所以有此举动，实在可恶。但这是皇上登极后施行的宏恩，只希望皇上宽容他！”皇上于是命令写出本人姓名，又命张士范具疏回话。后来张士范的回话疏呈上，皇上下旨：“张士范着令回籍，张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被逮捕，是由于李实的奏疏；李实已经被逮捕审问，判处大辟。有一天，皇上召见廷臣对答，特意传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启▯来说：“李实这一案，有没有疑点？有没有隐晦不明之处？”丁启▯奏道：“奉皇上旨意，九卿、科道已经会同审问过了，审得的实情将回奏。”皇上说：“李实为什么应当立即处决而不必等候秋审？”丁启▯回答：“李实和李永贞合谋杀害七人，不用刑讯就招认了。”皇上说：“哪里有不用刑讯就招认的道理？”于是又问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回答：“李实起初不肯承认，使用刑讯以后，才承认。”皇上说：“严刑之下，还有什么不能逼出来的？李实是替魏忠贤追取印信空本，让李永贞填写，怎么能含混地定罪？”丁启▯回答：“威权和刑赏出自朝廷，一切听凭圣上裁决。”皇上说：“执法应当公平，我难道是为了李实吗？你们所谓五虎、五彪，为什么不审问他们应当立即处决而不必等候秋审的罪行？”后来皇上又召见廷臣对答，特意拿着李实原来的奏疏给阁臣看，说：“这是李实参劾审问周起元等人的原奏，你们仔细看看，看究竟是朱字写在墨字上，还是墨字写在朱字上。”各位阁臣仔细看了很久，都回答：“果然是墨字写在朱字上。” 皇上说：“可见这是一份空头奏本。”又命人传给九卿、科道官依次传阅，大家看后都说是这样。阁臣改拟票拟：“李永贞决定不能等候秋审，刘若愚次一等，李实又次一等。” 按：李实的确是空头奏本。奏本中列出的事情，发生地远在江南，究竟是谁写来送给他的？当时替李实撰写奏疏的是孙▯，为什么不请求提取孙▯审问，把事情彻底追究清楚？即使说是李永贞填写的，判为次一等也就够了，何至于又判为次一等中的下一等？王永光窥测皇上的意图，完全没有坚持，正是小人的常态，本来不必多说。丁启▯身任司寇，却不能依法据理在朝廷上诤谏，反而用“威权和刑赏出自朝廷”一句话来推卸责任，那么设置司寇又有什么用？而阁辅、科道诸臣都没有一个人出言纠正，这就是朝廷大臣受到轻视的原因。至于“虎、彪不审问，却决定不必等候秋审”这句话，皇上的话已经说得如此明白，执法官又把脸面放在哪里？我私下认为，苏茂相等人的罪行，比逆贤魏忠贤尤其严重。（下缺） 给事中韩一良有一篇《劝廉惩贪疏》，深深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因此召见他，拿出这篇奏疏反复看了很久，命韩一良高声朗读。刚读完，皇上便把奏疏交给阁臣阅看。刘鸿训奏道：“弊端有两方面：一是交际，一是纳贿。”皇上问：“什么叫交际？”刘鸿训奏道：“交际，就是亲友之间相互馈赠之类，情理上还可以原谅；纳贿则是希望获得荣宠、求取恩宠，数额就无法计算了。”皇上说：“我读韩一良所奏，完全打破情面，他的忠直可嘉，应当破格提拔，可以加授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王永光领受旨意，便奏道：“科臣写奏疏时既然有所揭露，必定有所指涉，请皇上命令科臣指出其中最严重的，严惩一两人，作为贪官的警戒！”皇上召见韩一良，指着奏疏中“开之其源，导之有流”等话，命他据实具奏。韩一良回答：“臣现在还不敢深入说，等到插辽平定恢复以后再具奏。至于纳贿等事，臣在奏疏中原本说的是听到的传闻，并不知道姓名。”皇上恼怒地说：“难道一个人都不知道，就突然写出这样的奏疏吗？限你五日内具奏！”韩一良回奏，参劾周应秋、阎鸣泰、张翼明、褚泰初。后来皇上再次召见对答，说：“周应秋等人自有公论，张翼明以下已经交给有关部听候勘问，都不是你应当参劾的对象！”又拿出韩一良先前的奏疏，反复展开察看，亲自高声诵读，读到“臣一向不爱钱，而钱财却自己送来，据臣在两个月内推辞掉的书帕钱已有五百多金，以臣这个完全不与人交际的人，却有这样的钱财，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时，皇上击节感叹，厉声问韩一良：“这五百金是谁送给你的？”韩一良回答：“臣有交际簿在。”皇上坚持追问，韩一良始终以只是听到传闻来回答。皇上于是大怒，认为他用传闻来搪塞责任。皇上立即告诉阁臣：“韩一良前后的说法相互矛盾，他前一篇奏疏明明说有人送金，如今却拿周应秋等人来搪塞。都御史不是可以轻易担任的，必须有实际功绩，才准许实授！”刘鸿训等人联名奏请：“臣不是替皇上吝惜这个官职，只是替皇上珍惜这句话。”皇上脸色和缓地说：“分明是在替他说话！他既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怎么能轻率地上奏，难道只凭纸上说一说，就给他一个都御史吗？”皇上召韩一良当面斥责说：“韩一良所奏的奏疏，前后相互矛盾，显然是内心的说法完全改变了。” 本来应当将他逮捕审问，考虑到他是言官，姑且饶过这一次。
廷推袁崇焕为宁锦督师，崇焕赴任陛见。上召问曰：“建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崇焕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矣。”上曰：“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谢恩归班，上暂退少憩。给事许誉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焕言：“聊慰圣心耳。”誉卿言：“上英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崇焕抚然自失。顷之，上出，崇焕即奏：“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上即谕户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祯，着力措办，毋致不充于用。崇焕又请器械，谓：“东建蓄谋已久，器械犀利，马匹调习，今后解边弓甲等项，亦须精利。”上即谕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张维枢：“今后所解各项，须铸定监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俟查究治。”崇焕又奏：“五年之中，事变不一，必须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即与选授；所不当用者，勿致滥推。”上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谕以崇焕意。焕又奏：“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上起立，伫听者久之，寻谕：“条对方略井井，不必廉逊，朕自有主持。”阁臣刘鸿训等俱奏，请假崇焕便宜，赐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满桂之尚方，应行撤回，以一事权。上深然之，命拟谕来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总督宣大。上召问，阁臣皆入槛内，去御案咫尺，盖异数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陈来！”象乾奏：“臣年八旬，齿疏不能详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问之。象乾叙插汉卜哈诸酋离合始末，因奏：“朵颜等夷三十六家，今日应与哈慎一同连络，可得数万，安插蓟镇沿边驻牧，为我藩篱，似亦可敌插酋。”上曰：“观酋意，似不肯受抚者。”象乾奏：“从容笼络，抚亦可成。”上曰：“御夷当恩威并济，不可专持羁縻！”阁臣刘鸿训奏：“闻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上即问退去在何地方？鸿训不能对。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碛中。”上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约数百言。上始色喜，随谕象乾曰：“卿年虽逾八旬，精力尚壮，朕心喜悦，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于东，恢复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与阁臣，俱叩首而退。
按：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观其举荐象乾，意可知矣。盖象乾专主抚也，象乾既赴任，专任插酋扶常事宜。旧例：属夷出马，中国出彩缯，互相贸易，名曰“马市。”虏中驹初生，系其母于山顶，驹从下一跃而上者，留充驰驱；跃至半而踣者，杀以为食；其懦不能跃者，则以与中国为市。象乾建议虏中既驽马相易，不若却其马而以价之半与之。少司马申公用懋持不可，谓：“虏所市马，诚不堪用，然每岁徵马以万计，于虏不可无少损，且以币易马，尚有名可举，今无故敛缯币与之，去岁币几何，毋乃为朝廷辱乎？又插索数甚奢，申公谓：“遽损其数，虏未必俯首听命。塞外旧弃地甚多，盍以泰宁等地为名，虏能归我旧疆，我当如虏所谓，虏必不肯划地，然后减损其数，在我为有辞矣。”时象乾耄无远图，当事者急欲成功，遂苟且从事。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甚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云。
译廷臣推举袁崇焕担任宁锦督师，袁崇焕赴任前入朝陛见。皇上召见并问道：“建部猖獗作乱，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边疆沦陷，辽地百姓饱受涂炭。你从万里之外奉召而来，忠勇可嘉，关于平定辽地的方略，可以据实具奏！”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已经写在奏疏中。臣如今承受皇上特别的知遇，希望皇上授予臣便宜行事的权力，预计五年便可以平定建部，收复整个辽地。”皇上说：“五年收复辽地，这就是方略，我不吝惜封侯的赏赐。你要努力解除天下百姓倒悬般的苦难，你的子孙也将因此受福。”袁崇焕谢恩归班，皇上暂时退下休息。给事许誉卿当面询问五年平辽的方略。袁崇焕说：“只是姑且用来安慰圣心罢了。”许誉卿说：“皇上英明至极，怎么可以随便应答？将来按期限责问功效，那怎么办？”袁崇焕抚然若失。过了一会儿，皇上出来，袁崇焕立即奏道：“东建已经积蓄经营四十年，这个局面本来就不容易收拾；但皇上关心边疆，日夜勤劳于上，臣哪里敢说困难？这五年之内，必须事事顺利，首先需要钱粮。”皇上立即传谕户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祯，命他尽力筹办，不要使供应不足。” 袁崇焕又请求准备器械，说：“东建蓄谋已久，器械精良，马匹训练娴熟；今后解送边地的弓、甲等物，也必须精良锋利。”皇上立即传谕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送的各项物资，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果有脆薄不堪使用的，等查究后治罪。”袁崇焕又奏道：“五年之中，事变不会只有一种，必须使吏、兵二部都听从臣的调度。凡是应当任用的人，就立即选授；不应当任用的人，不要滥行推举。”皇上立即召见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把袁崇焕的意思告诉他们。袁崇焕又奏道：“以臣的力量，控制整个辽地还绰绰有余，但调和众人的议论却力量不足。一旦离开国都，便相距万里；忌妒功劳、嫉妒才能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即使他们畏惧皇上的法度，不敢用权力牵制臣的手，也仍然可能用各自的意见扰乱臣的方略。”皇上起身，站在那里听了很久，随即传谕：“你分条陈述的方略井然有序，不必过分谦逊，朕自会作主。”阁臣刘鸿训等都奏请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赐给他尚方剑。至于王之臣、满桂所持的尚方剑，应当收回，以便统一事权。皇上深以为然，命令起草谕旨呈来看。廷臣推举王象乾以原来的官职总督宣大。皇上召见询问时，阁臣都进入槛内，距离御案只有咫尺，这大概是特殊的礼遇。皇上说：“你是三朝元老，素来以忠诚谋略著称。见你精神矍铄，便知道袁崇焕的推荐没有错。有什么方略，可以当面陈述！”王象乾奏道：“臣年过八旬，牙齿稀疏，不能详细陈奏，所有方略都写在奏疏中。”皇上坚持追问。王象乾叙述插汉卜哈各部酋长离合的始末，于是奏道：“朵颜等夷三十六家，今天应当和哈慎一同联络，可以得到数万人，把他们安插在蓟镇沿边驻牧，作为我国的屏障，似乎也可以抵挡插部酋长。”皇上说：“看这些酋长的意思，似乎不肯接受招抚。”王象乾奏道：“从容地加以笼络，招抚也可以成功。”皇上说：“抵御夷人应当恩威并用，不能只坚持羁縻！”阁臣刘鸿训奏道：“听说虎酋知道王象乾到来后，退却了六百里。”皇上立即问退到什么地方，刘鸿训不能回答。王象乾代为奏道：“退到了正北的沙漠中。”皇上又问：“假如招抚之事不能成功，怎么办？”王象乾秘密奏陈夷情，大约数百字。皇上这才面露喜色，随即告诉王象乾：“你年纪虽然超过八十岁，精力还很强健，朕心里很高兴。你在西面招抚插部酋长，袁崇焕在东面抵御他们，恢复辽地的功业成功，都是你们的力量。” 王象乾和阁臣一起叩头告退。按：袁崇焕原本知道辽地无法收复，只希望通过招抚和羁縻来拖延几年。从他推荐王象乾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因为王象乾专门主张招抚；王象乾赴任后，专门负责招抚插部酋长、扶植常规事务。旧例是：属夷出马，中国出彩缯，双方互相贸易，名叫“马市”。虏地的小马刚出生时，把母马拴在山顶，小马从山下跳上去的，就留下来供奔驰使用；跳到一半跌倒的，杀掉作为食物；那些怯弱不能跳上去的，就拿来和中国交易。王象乾建议，既然虏地用劣马来交换，不如退回这些马，只按马价的一半给他们彩缯。少司马申公用懋坚决不同意，说：“虏人拿来交易的马，确实不堪使用；但每年征马数以万计，对虏人不能没有一点损失，而且用财物换马，还可以说是有名目可循。如今无缘无故收取彩缯钱币给他们，去年已经给了多少财物，岂不是使朝廷受辱吗？又说到插部索取的数额非常奢侈，申公说：‘如果突然减少数额，虏人未必会低头听命。塞外过去被抛弃的土地很多，为什么不以泰宁等地作为名义，先说虏人如果归还我国旧疆，我们就按照虏人所说的办理？虏人一定不肯划出土地，到那时再减少数额，我们这边就有理由了。’当时王象乾年老昏聩，没有长远谋略，当权者又急于求成，于是便敷衍苟且地办理此事。” 没过多久，插部酋长入侵大同，总兵渠家祯闭门不出，任凭他们杀人抢掠。招抚最终不能成功，据说还白白浪费了数十万金钱。
上励精图治，而念切民艰，给事中黄承吴面陈水利，因言：“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上问：“水利何为不修？”阁臣周道登、钱龙锡同奏：“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臣等前已拟旨，着抚按酌议具奏。”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拢民否？”龙锡奏：“臣等惟恐拢民，故行彼处抚按酌议。”御史毛羽健有疏请苏驿递。上命羽健自读，因谕阁臣曰：“驿递疲困已极，小民敲骨吸髓，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苏？卿等可即拟票来！”及票至，上以票内有“按抚司道公务外，俱不许遣白牌。”语属含糊，复命改票。御史高钦舜奏请令各开炉铸造军器。上问可行否，阁臣皆奏可行。上曰：“何谓可行？”李标奏各边自为御夷计，定当坚好。上曰：“此非祖制。”御史梁子▯疏请汰兵饷，内有“各边虚冒”等语，上召户、兵二部问：“兵饷何以冒滥至此？”户部署部事侍郎王家祯同兵部尚书王在晋奏：“兵饷冒滥已久，各边有事，督抚累次请添兵增饷，情弊已非一日。”又读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矍然曰：“荷戈者皆老弱，岂能御敌，如何不查？”即敕户、兵二部，速选廉干司官，往各边查核具奏。
上因召对，特命科官道至御前，谕曰：“朕思进贤退不肖，故令尔等为耳目司举核，就中无不冒滥，尔等试自思之，所举者果人人皆贤乎？所劾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谕切责，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谕尔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上之孜孜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焕至锦州，连疏请饷。上御文华殿谕曰：“崇焕前云‘安抚锦州，兵变可弥。’今又云‘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与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来！”时百官有请允发者，有请发内帑者。上诘问户部，时尚书毕自严甫履任，极言户部缺乏，容当陆续措给。上曰：“据崇焕揭云‘初三日即发变。’今已初二，即此时发去已迟，何救于鼓噪？”上又云：“将兵者果能如家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上又曰：“内帑外库，俱系万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发去果实实有用，朕岂吝此！”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国家最忌，无如关门。但昔止防虏变，今并防兵变。前此宁远鼓噪，不处得流水发饷与他；今又鼓噪，请发内帑。各边效尤，将何底止？”上曰：“卿以为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发帑，此时安危在呼吸间，急则治其标，固当与之，然非长策，还望皇上集廷臣，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上曰：“此说良是！若是专一请帑，各边比例，这内帑岂有不涸之原，何以应之？”上又曰：“尔等不肯大破情面，极力担当，动称边饷缺乏，朕每下旨严催，通不解来，即如赃银充饷，至今不解，豆价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迟，粮饷何时得足？”上又曰：“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确，犹然事事如故。召对都成旧套，商榷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上又曰：“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时十月初二日也。
插酋入犯大同，总兵渠家祯闭门不出，任其杀掠。上召百谕曰：“朝廷养士，费许多兵饷。一遇虏至，便束手坐视，只请兵饷。”上又曰：“插酋杀戮人民，满载而归，巡抚官不能防御，是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喇嘛僧讲款，不令虏轻中国耶？”上又曰：“讲款整饬，着实整饬，难道中国就胜不得他？”上又曰：“今边疆失事，只参总兵等官，难道叙功不升，文官朦胧偏心，朕甚恶之。”后渠家祯辩疏至，上示阁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祯拥兵坐视，岂能逃罪？”上曰：“督抚如何令千余兵马，便要去敌插酋十余万众？渠家祯既有罪，督抚作何事？”刘鸿训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内调度。”上曰：“文臣还当节制武臣，今督抚一向人马不行操练，平日虚冒，临敌张皇，以千余弱兵，抵十万插酋，卿等试思如何抵得？”鸿训奏：“皇上责备文臣极是，但自皇祖静摄以来，至先帝时二三十年，边备废弛已久，一时猝难整顿。”上曰：“而今何如？”钱龙锡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赞扬之词，尚未见行一实事，如何便见不同？”呜呼！有君无臣之概，上已显然于言外矣。
译皇上励精图治，又深切挂念百姓的艰难。给事中黄承吴当面陈述水利问题，于是说：“东南地区时常遭受水灾，都是因为水利没有修治的缘故。”皇上问：“水利为什么不修？”阁臣周道登、钱龙锡一同奏道：“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治需要钱粮，臣等先前已经拟定旨意，命当地抚按酌情议定后具奏。”皇上沉思了很久，说：“要修水利，可以不惊扰百姓吗？”钱龙锡奏道：“臣等正是担心惊扰百姓，所以才命当地抚按酌情议定。”御史毛羽健有奏疏请求整顿苏州驿递。皇上命毛羽健亲自朗读，随后对阁臣说：“驿递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小民被敲骨吸髓，马匹不停蹄，人也不能歇肩，朕对此非常痛恨。如果不痛下决心革除，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够缓解？你们立即拟定票拟呈上来！”票拟送到后，皇上认为其中“除按抚司道公务外，一律不许使用白牌”这句话含糊不清，又命令改拟票拟。御史高钦舜奏请命令各地开炉铸造军器。皇上问是否可行，阁臣都奏说可行。皇上说：“什么叫可行？”李标奏道，各边自行筹划抵御夷人的办法，军器一定会坚固良好。皇上说：“这不是祖制。” 御史梁子▯上疏请求裁减军队和军饷，其中有“各边虚报冒领”等话。皇上召户、兵二部来问：“军饷为什么虚报滥用到了这种地步？”户部署部事侍郎王家祯和兵部尚书王在晋奏道：“军饷虚报滥用已经很久了，各边一有战事，督抚就多次请求增加兵员、增发军饷，这种弊病不是一天形成的。”又读到“老弱之人，曾经拿着武器却不能作战”时，皇上惊然说道：“拿武器的都是老弱之人，怎么能够抵御敌人？为什么不查究？”随即敕令户、兵二部，赶快选派廉洁能干的司官，前往各边查核后具奏。皇上因召见廷臣对答，特意命令科道官来到御前，告诉他们：“朕思考着举用贤能、罢退不肖，所以才让你们充当耳目，负责举荐和考核；其中没有不虚报滥用的吗？你们试着自己想一想，你们举荐的人果真个个贤能吗？你们弹劾的人果真个个不肖吗？朕曾经下旨严厉责问，使用‘反坐’二字来求取直言；现在又当面告诉你们，如果借口推托而不说，要科道官还有什么用？”皇上这样勤勤恳恳地求治、求取直言。袁崇焕到了锦州，接连上疏请求军饷。皇上在文华殿传谕说：“袁崇焕先前说‘安抚锦州，就可以平息兵变’，如今又说‘军队将要鼓噪，请求发放内帑’，这和前一份奏疏不是相互矛盾吗？你们奏报上来！”当时百官中有请求批准发饷的，也有请求从内帑发饷的。皇上责问户部，当时尚书毕自严刚刚任职，极力陈说户部缺乏钱粮，说可以容后陆续筹措供给。皇上说：“据袁崇焕的揭帖说‘初三日就要发生变乱’，如今已经是初二，此时即使发去也迟了，怎么能救济鼓噪？”皇上又说：“带领军队的人如果真能像对待自家父子一样对待士兵，士兵自然不敢叛乱，也不忍心叛乱；不敢叛乱，是畏惧他的威势；不忍叛乱，是感念他的恩德。怎么会发生鼓噪的事？”皇上又说：“内帑和外库，都属于万民的膏血，本来是用来保卫边疆、安定国家的；如果发出去确实有实际用途，朕难道会吝惜这些财物吗？”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国家最忌讳的事情，没有比关门更严重的了。但过去只需要防备虏人作乱，如今还要防备兵变。此前宁远发生鼓噪，不能不处置，只好像流水一样发饷给他们；如今又发生鼓噪，又请求发内帑。各边都仿效这样做，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皇上说：“你认为应当怎么办？” 周延儒奏道：“臣不是敢于阻止皇上发放内帑，只是现在安危迫在呼吸之间，事情紧急时先解决表面问题，确实应当给他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希望皇上召集廷臣，从长计议，制定一个长久统一的办法！”皇上说：“这话很对！如果专门一味请求发内帑，各边都援引先例，那么内帑哪里有不会枯竭的道理，将来拿什么来应付？”皇上又说：“你们不肯彻底打破情面，尽力承担责任，动不动就说边饷缺乏。朕每次下旨严令催办，你们全都不解送过来；即使是用赃银充作军饷，到现在也没有解送；豆价命令查核，到现在也没有回奏。这样拖欠、耽搁，粮饷什么时候才能充足？”皇上又说：“你们常常上疏请求举行召对，在文华殿商议裁决，可是事情仍然一切照旧。召对都成了旧套，商议全是空文，什么时候真正办成过一件实事？”皇上又说：“朕自从即位以来，勤勤恳恳地求治，原以为你们应当有好的谋略和奇策；召对商议时，朕没有来得及知道的事情，你们都应当报告上来。可是你们全都推诿说不知道，朕又从哪里知道呢？”当时皇威震怒，忧虑显现在脸色上，大小臣工都战栗恐惧，不敢抬头回答。而周延儒从此受到皇上的宠信，当时是十月初二日。插部酋长入侵大同，总兵渠家祯闭门不出，任凭他们杀人抢掠。皇上召集百官说道：“朝廷养士，耗费了这么多兵饷。一遇到虏人到来，便束手坐视，只知道请求兵饷。”皇上又说：“插部酋长杀戮百姓，满载而归，巡抚官不能防御，这究竟是功劳还是罪过？朕的边疆，难道只能依靠一个喇嘛僧谈判招抚，才能不让虏人轻视中国吗？”皇上又说：“谈判招抚的事情要整顿，务必切实整顿，难道中国就战胜不了他们吗？”皇上又说：“如今边疆出了事情，只知道参劾总兵等官，难道记功时不升迁，文官就可以含糊其辞、偏袒私心吗？朕非常憎恶这种做法。”后来渠家祯的辩解奏疏送到，皇上拿给阁臣看。阁臣都说：“大同失事非常严重，渠家祯拥兵坐视，怎么能逃脱罪责？”皇上说：“督抚怎么能命令一千多名兵马，就去抵挡十多万插部酋长的军队？渠家祯既然有罪，那么督抚又做了什么？”刘鸿训奏道：“武臣在外面统率军队，文臣在里面调度。”皇上说：“文臣还应当节制武臣。如今督抚一向不操练人马，平日虚报冒领，临敌时惊慌失措，拿一千多名弱兵去抵挡十万插部酋长，你们试想想，怎么抵挡得住？” 鸿训上奏说：“皇上责备文臣，非常正确；但是自从皇祖静摄以来，直到先帝在位时的二三十年间，边防设备废弛已经很久了，要在短时间内仓促整顿，实在困难。”皇上说：“如今怎么样了？”钱龙锡等人都上奏说：“如今比以前大不相同。”皇上说：“这些全都是赞扬的话，还没有看到实际做成一件事，怎么就看出不同了？”唉！有君主而没有臣下的情形，皇上已经在言外显露出来了。
阮大铖之逐也，票拟出长山手。大铖先嗾袁宏勋等攻之，不动，因日夜伺其短。而长山恃有圣眷，颇肆招摇，复向人语：“皇上毕竟是冲主。”随有布此语于宫中者。上闻之，怒甚，适有擅增敕言之事，长山遂膺严谴。
惠安伯张庆臻，营谋管事，用贿于长山，于敕书内擅增数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晋，隐匿不以实告，御史吴玉上疏参劾。上召对，命吴玉宣读，读毕，上问阁臣。李标奏：“在晋屡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此事只有一个是非，封疆大事，中枢重任，自有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上又问阁臣：“张庆臻改敕书一事，卿等岂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庆臻有揭帖，岂有不知？”上又问庆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庆臻奏：“臣以一时盗贼生发，不及上本。”又系小事，不敢渎奏。”上曰：“改敕书，怎云是小事？”因令诸臣奏来。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俱谢不知。上曰：“卿等在外边，都是知道的，今乃说不知！”又令科道官奏来。给事中张廷鼎奏张庆臻用贿改敕书是实。李觉斯与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廷鼎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吴玉奏主使系刘鸿训。张庆臻辩：“改敕书系中书之事，臣实不知。”吏部左侍郎张凤翔奏：“庆臻用贿改敕，窃弄兵权，大不敬，无人臣礼。中书不过颐指气使之人，如何擅敢改敕？”阁臣李标等合词奏：“臣等与鸿训同事，并不闻有此，还求皇上细访！”上曰：“这样明讲，何须更访？”即令阁臣拟票。阁臣逡巡未即拟，上正色严促者再。乃拟旨：“鸿训、庆臻，俱革职听勘。”又吴玉疏内有“时局”字。上问：“何为时局？”玉奏：“如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将魏忠贤比朕？”又吴玉奏事时，给事中熊奋渭私议疏中“开国元勋”等语为非是，其声颇高。上问班中有声是谁？奋渭长跽俟命。候召对毕，与百官同出，随传熊奋渭，着降三级调用。后部院会勘，有旨：“王在晋革职回籍，刘鸿训附近充军。”
袁崇焕屡疏请饷，上召对，谕诸臣曰：“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阙饷事，须讲求长策！”又曰：“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何以底止？”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岂遂至此！”“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延儒之▯兮▯兮于“枚卜，”其衷愈热矣。
上一日御讲筵，问阁臣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对曰：“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继而微笑嘻甚。上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边防。各边以缺饷告，司农仰屋无计，上因召对，谕诸臣曰：“朕记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钱粮，无日不进益，有发有余。今大工完了，生祠毁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处内镇，便该有许多钱粮下来，那里去了？”户部尚书毕自严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上问：“外解何以不全完？”上又曰：“太仓银两，原非边用，如何急了便要请帑？朝廷给饷养兵，原期实用，如此动辄鼓噪，养这骄兵何用！”随谕自严：“卿到部里，将新旧钱粮，多要彻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
按：祖制，省直各有预贮银两以备急用，多者几十万，少者十余万。如蓟镇则有银八万五千有奇，贮遵化县库，名曰“备边。”江南有银十万两奇，贮镇江府库。浙江有银十七万两有零，贮温州府库，名曰“备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变乱，不烦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办。自魏忠贤生祠开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时若大臣有留心国计者，委曲详列其弊，并请严查各边各省备边备倭，原额钱粮几何，生祠开销几何，即勒令建祠抚按司道照额补偿，遴选风力科道究竟其事，俾国家收士饱马腾之用，而氓庶免头会箕敛之苦。且使世之为贪吏有余财者，知法制严明，不敢恣其▯壑，亦救世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无以慰圣天子焦劳至念。自此以后，帝意天下自有余财，群臣不肯实心任事。虽兵荒氵存臻，言赈言蠲，皆置不省。鸣呼！真千古有余痛矣。
●卷二
译阮大铖被驱逐时，票拟是由长山拟定的。阮大铖先唆使袁宏勋等人攻击长山，但没有奏效，于是日夜伺机寻找长山的过错。长山仗恃受到皇上宠信，十分放肆张扬，又对人说：“皇上终究还是年幼的君主。”不久，宫中便有人散布这句话。皇上听说后非常愤怒，恰好又发生长山擅自在敕书中增添文字的事情，长山于是受到严厉谴责。惠安伯张庆臻谋求管事的职务，向长山行贿，并擅自在敕书中增加了几个字。大同发生失误时，本兵王在晋隐瞒实情，没有如实报告，御史吴玉上疏弹劾他。皇上召见他们对答，命吴玉宣读奏疏。读完后，皇上询问阁臣。李标上奏说：“王在晋屡次受到别人议论，应该把他放走！”皇上说：“这件事只有一个是非标准。封疆大事、中枢重任，自有祖宗的法度，怎么能只叫他离职就算了？”皇上又问阁臣：“张庆臻改动敕书的事，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先前上奏时，兵部有手本，张庆臻有揭帖，怎么会不知道？”皇上又问张庆臻：“不上奏本，怎么敢送私人的揭帖？”张庆臻上奏说：“臣因为一时盗贼滋生，没有来得及上奏本。”又因为这是小事，不敢烦扰皇上奏报。”皇上说：“改动敕书，怎么能说是小事？”于是命众臣上奏。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人都谢罪说不知道。皇上说：“你们在外任职时，都是知道的，如今却说不知道！”皇上又命科道官上奏。给事中张廷鼎上奏说，张庆臻行贿改动敕书是事实。李觉斯和御史王道直也都像张廷鼎那样上奏，但不知道主使的人是谁。吴玉上奏说，主使的人是刘鸿训。张庆臻辩解说：“改动敕书是中书的事情，臣确实不知道。”吏部左侍郎张凤翔上奏说：“张庆臻行贿改动敕书，暗中玩弄兵权，这是大不敬，没有人臣的礼法。中书不过是受人颐指气使办事的人，怎么敢擅自改动敕书？”阁臣李标等人共同上奏说：“臣等与刘鸿训共事，完全没有听说此事，还请皇上详细查访！”皇上说：“事情已经这样明白地说出来了，还需要再查访什么？”随即命阁臣拟写票拟。阁臣迟疑不立即拟写，皇上板起脸严厉催促了两次。于是拟定旨意：“刘鸿训、张庆臻，都革职听候审查。”吴玉的奏疏中又有“时局”二字。皇上问：“什么叫时局？”吴玉上奏说：“比如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如今是皇上的局面。”皇上大怒说：“怎么能把魏忠贤拿来和朕相比？”吴玉奏事时，给事中熊奋渭私下议论奏疏中“开国元勋”等说法不对，声音很大。皇上问朝班中发出声音的是谁，熊奋渭长跪着等待发落。等候召对结束后，他与百官一同出宫，随即传召熊奋渭，命他降三级调用。后来部院会同审查，奉旨说：“王在晋革职回籍，刘鸿训发往附近地方充军。” 袁崇焕多次上疏请求发给军饷，皇上召见他对答，并告诉众臣说：“袁崇焕在朕面前，把五年收复辽地以及清廉谨慎作为自己的责任。至于军饷缺额的事情，必须谋求长远的办法！”又说：“关内军队动不动就喧闹，各边也竞相仿效，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上奏说：“军士要挟朝廷，不只是因为军饷少，终究还有别的隐情。古人甚至捕雀、挖鼠充饥，军心也没有改变。如今各军只是少了折色，并没有少发每月的军饷，怎么就动不动喧闹？这其中一定有原因。”皇上说：“正如你所说，古人尚且有捕雀、挖鼠充饥的，今天即使缺少军饷，难道竟会到这种地步！”“罗雀掘鼠”这四个字，深深符合皇上的心意，周延儒在“枚卜”一事上的▯兮▯兮，其内心更加热切了。皇上前一天在御讲筵上，问阁臣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这句话应当怎样解释？”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回到阁中查明后再来奏报。”皇上先露出不悦的神色，接着又微笑不止。皇上又问阁臣：“近来众臣的奏疏中，多有‘情面’二字，什么叫情面？”周道登回答说：“情面，就是面子上的情分。”左右的人都暗自发笑。皇上深入思考国家利弊，尤其留意边防。各边都以军饷缺乏来报告，司农面对屋顶发愁、无计可施，于是皇上召见众臣对答，告诉他们说：“朕记得先年兴建大工程、修建生祠时，需要多少粮饷，没有一天不增加收入，还有发放后剩余的。如今大工程完工了，生祠也毁掉了，怎么反而不足？前些日子又撤去了各处内镇，按理应当有许多钱粮拨下来，那些钱粮到哪里去了？”户部尚书毕自严上奏说：“外地解送的钱粮不能全部交清，所以不足。”皇上问：“外地解送的钱粮为什么不能全部交清？”皇上又说：“太仓的银两本来不是供边防使用的，为什么一着急就要请求拨用国库？朝廷发给军饷、供养军队，本来是希望真正用于军务；像这样动不动就喧闹，养这种骄横的军队有什么用！”随后谕告毕自严：“你到户部后，要把新旧钱粮彻底清查明白，逐项查算后具奏！” 按语：按照祖宗制度，各省和直隶都分别预先储存银两，以备紧急使用，多的有几十万两，少的有十几万两。例如蓟镇有八万五千多两，储存在遵化县库中，名叫“备边”。江南有十万多两，储存在镇江府库中。浙江有十七万多两，储存在温州府库中，名叫“备倭”。其他省份也仿照这种办法。地方突然发生变乱时，不必催征赋税，也不必支用官府钱财，事情就可以立即办理。自从魏忠贤修建生祠开始，这些钱粮全都被拿来供给修祠之用，修建生祠的只占其中十分之二三，其余都进入了巡抚、巡按、司、道官员的私囊。当时如果有大臣留心国家财政，详细列举其中弊端，并请求严格查核各边各省备边、备倭钱粮的原定数额和生祠的开销数额，立即命令负责建祠的巡抚、巡按、司、道官员按数赔补，再选派有风力的科道官彻底查办此事，就可以让国家获得士卒饱食、战马腾骧所需的费用，也使百姓免受按户摊派、像簸箕一样搜刮的痛苦。并且还能让世上那些贪官污吏和拥有多余财物的人知道法制严明，不敢任意填满自己的▯壑，这也是挽救世道的一个办法。可惜朝廷大臣平日里丝毫不肯用心考察，没有办法安慰圣明天子焦虑劳苦的深切忧思。从此以后，皇上便认为天下本来有多余的财物，而群臣却不肯真心任事。即使兵荒交迫，凡是请求赈济、请求减免赋税的，也都置之不理。唉！这真是千古以来令人遗恨不尽的事情。●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