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二

译飞廉的身体像鹿，头像爵，有角。见《司马相如传》。郭璞说：飞廉就是龙雀，是鸟身鹿头。沈存中任翰林时，得到一面古铜钲，中间铸有一个有角、羊头的形象，身体像篆文，旁边有篆书“飞廉”二字。刘原父任侍读时，得到一把古佩刀，刀环是龙身鸟嘴。原父认为这是赫连勃勃所造的“大夏龙雀”。赫连勃勃命人作铭文说：“大夏龙雀，威服九区。”不过现在看不到铭文所在的位置。仁杰按：《晋载记》说，赫连勃勃铸刀，刀环作龙雀形；又在殿前铸铜像作飞廉。不知当时所铸飞廉究竟是什么形状。假如像郭璞所说，龙雀就是飞廉的异名，赫连勃勃为什么要铸造两种呢？这本来不是责备夷狄的理由。沈存中的铜钲有角羊头，恐怕应当是鹿头而不是羊头；它的形状与龙雀刀不同，却正好合于郭璞所谓鹿头。原父的刀是鸟嘴，大略与《晋载记》的说法相符。不过一说身体像鹿，一说是鸟身，而原父的刀环自称龙身，似乎又有小异。刀铭的文字，史书说是“大夏神雀，名冠神都”，与原父所记更加不同。考察陶弘景《刀剑录》，赫连勃勃造五把刀，刀背上有龙雀环，又用金丝制成一条龙形。刘裕攻破长安时得到这些刀；怀疑五把刀各有一条铭文。后元之一。后元元年。《刊误》说：考察《昭帝纪》，后元二年前的辞讼都不再听取审理，那么这里只应称“后元年”。葛鲁卿侍郎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多次更改年号，最后改为后元；称为“后”就好像还有后续，不知为什么竟不避讳这种疑问。仁杰按：武帝改元共有十一次，从元鼎以后，没有哪一个没有年号，只是最后两年为什么偏偏没有？如果只称“后元”，那么正如葛公所说，难道不应当有所避讳吗？我怀疑征和四年的第二年改称“征和后元年”，只是史文有所省略，所以只写“后元年”，不再写“征和”二字。光武帝把建武三十一年定为建武中元元年，在中元之前冠以建武二字，似乎就是采用了征和后元的故事。《建武中元》在本纪中也只写作“中元元年”，只是《后汉书》的传、志略微记载了这件事。宋莒公说：如今官修史书多次校定，学者只看到改元后又有“建武”二字，便凭己意删去。《刊误》也认为本纪中没有“建武”二字是脱文；《武帝纪》确实与此很相似。后元之二。《昭帝纪》作“后元元年”。《刊误》说：检查前后文，已有很多“元”字。仁杰按：这固然符合文帝、景帝称“后元年”的含义。不过《祭祀志》称“建武中元元年”，《东夷传》称“建武中元二年”，都没有去掉“元”字；那么“征和后元元年”即使加上“元”字，也不妨害义理。班固在《武帝纪》中写“后元元年”，在《昭帝纪》《宣帝纪》以及丙吉、霍光传中写“后元二年”，又在《霍光传》中只写“后元年”，在《昭帝纪》中只写“后二年”，其中必有一处错误。总之，去掉“元”字或保留“元”字，意义都说得通。马口钱。“不要征收今年的马口钱。”文颖说：从前曾按马口征收钱，如今已经省除。如淳说：就是所谓对租税以及六畜征收的钱。仁杰按：《武纪》记载，太初二年登记官吏、百姓的马匹，补充车骑军马；《汉仪注》说，百姓按人口缴纳赋钱，每人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供天子使用，另外三钱是武帝增加的人口税，用来补充车骑军马。大概元狩四年以来，中原车骑军马缺乏，而官府钱少，买马困难，于是把有马的人登记在册，并在口赋之外增加三钱，作为补充车骑军马的费用。所谓“马口钱”，就是这个。昭帝已经减少了御马和苑马，所以百姓按人口缴纳的钱可以不再征收。文颖、如淳误解诏文，似乎以为这是对舟车一类征算的税，并不是这样。后《书》陈忠说武帝“资及六畜”，注释认为没有关于六畜征税的文字。按：这应当是王莽均官时的事；《西域传赞》所说的情况，难道是从以畜牧业获利、以财物自占开始的吗？案：汉成帝时，翟方进按马、牛、羊的头数征税，每头收算钱一千、缴纳二千，因此获罪；由此可见，在此以前从未对六畜征租。大赦。《宣帝纪》说，后元二年遇到大赦。《刊误》说：考察《武帝纪》，后元二年没有赦免，只有元年有赦免。仁杰按：《武帝纪》记载，后元二年，武帝巡幸五柞宫；《宣帝纪》、丙吉传都说这一年皇帝巡幸五柞宫，皇曾孙遇到赦免，所以事情发生在二年，不是元年。《武帝纪》文字说后元二年没有赦免，这一年其实总共有两次赦免：六月的赦免发生在昭帝即位以后；二月的赦免，就是丙吉传所记载的那一次。传中说，丙吉拒绝使者，后使者因此弹劾丙吉。武帝醒悟后说：“这是上天使他如此。”于是赦免天下郡国官邸中被拘押的犯人，恩泽遍及四海。所谓“遇到大赦”，指的就是这件事。《武帝纪》失于记载，贡父也偶然忘了这件事。池籞。诏令说，池籞中没有被皇帝临幸过的地方。资暇录说：如今园庭中的“药栏”，“药”就是“栏”，“栏”就是“药”，不是指种花药的栏杆，并以这道诏书中“池药”的写法作为证据。仁杰按：今本作“池籞”，颜师古注引各家说法也都作“池籞”，只有《汉纪》作“池苑”，也没有“药”字。难道李氏曾见过其他版本，与班固、荀悦所见不同吗？《集韵》解释“药”字，只说是治病的草；同音的“栎”也写作“■〈木药〉”，并没有记载栏楯的意义。考察《史记》“重栎”一语，索隐说：重栎是栏楯下面有重叠栏杆的地方。这样看来，“池药”的“药”应当是这个意思，字应作“栎”或“■〈木药〉”；《集韵》也记载了这种义项。粲。“骨肉之亲，粲而不殊。”颜师古说：“粲”是明白。又《地理志》说：“二百里蔡。”《刊误》说：“蔡”应读作“蔡叔”的“蔡”。仁杰按：《左传正义》说，周公杀管叔、蔡叔；“蔡叔”的“蔡”字本来写作“■〈杀上米下〉”，隶书改作“粲”，于是失去了原来的字形。《说文》说：“■〈杀上米下〉，散也。”字从米，杀声。这样看来，“粲”和“蔡”都应当写作“■〈杀上米下〉”。“■〈杀上米下〉”在《说文》中训为分散；《昌邑王传》所载诏文也写作“析而不殊”，“散”和“析”意义相同。因此“粲”就是“■〈杀上米下〉”，是确定的。颜师古依照字面解释，恐怕不对。神爵元年。神爵元年。应劭说：前一年有神爵聚集在长乐宫，所以改年号。仁杰按：《郊祀志》明确说，宣帝巡幸河东祭祀后土，见到神爵，因此改元；应劭只举前一年长乐宫的事情，是不对的。《纪》中记载改元诏令说：“巡幸万岁宫，有神爵飞翔聚集；把五年改为神爵元年。”考察黄冈万岁宫，在汾阴，正是祭祀后土的地方。这道诏令上文说神爵仍然聚集，是说二年聚集于雍，三年聚集于泰山，四年聚集于长乐；又历数金芝、奇兽、白虎、威凤等众多祥瑞，最后才说万岁宫的神爵。可见以此祥瑞冠为年号的意思，在万岁宫神爵，不在长乐宫神爵。甘露之一。甘露降下聚集，醴泉大量流出。仁杰按：汉代儒生记载礼制，有“天降膏露，地出醴泉”的说法，所以当时遵循这种说法。王充非难道：按照《尔雅》，甘露按时降下，使万物得到嘉美，这就叫醴泉；醴泉就是甘露。如今儒者却说醴泉从地中涌出。考察《尔雅》有《释水》一章，如果醴泉是从地里流出，为什么不在这一章说明，反而把它放在《四时》一章中呢？由此看来，醴泉和甘露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甘露之二。

译衡阳曾经有甘露降下。刘贡父说：这是戾气凝结而成的东西，名称叫爵饧。王定国说：应当向博学多识的人询问甘露和爵饧的区别。仁杰按：《汝南先贤传》说，都尉官署前曾有甘露降下，功曹郑敬说：“明府的政事还没有好到能招来甘露的地步，这只是树汁罢了。”又有陈祥明在松柏林中，冬月流出木醴，后主把它当作甘露的祥瑞，民间称为爵饧。贡父所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东西。王充说：要验证《尔雅》所谓甘露，应看万物丰收、成熟，灾害不发生；这才是甘露的验证。他的话足以消除众人的疑惑。黄龙元年。黄龙元年。颜师古说：《汉书》旧注认为这一年黄龙出现在广汉郡，所以改年号。《刊误》说：按《郊祀志》，宣帝是追溯采用前四年黄龙出现的祥瑞来改年号。仁杰按：苏轼说，古代遇到喜庆之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周公得到嘉禾，便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汉武帝得到鼎，便用它命名年号；叔孙胜敌，便用它给儿子命名。嘉禾之事确实是当年发生的。至于叔孙获得长狄侨如和虺也豹，便以此命名三个儿子，就有可疑之处。孔颖达说，未必是在那一年恰好生了三个儿子，可能是追溯以前的事情来命名。黄龙作为纪年，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元鼎曾经追溯采用后四年的祥瑞，但那一年刚开始有年号；黄龙则在前四年新丰出现黄龙，本应立即以此年纪元，却不采用汉注所说的广汉之事。汉注大概不知道有前例。三服官。《元帝纪》说废除三服官。李斐说：三服官，春季进献冠帽、头巾和首服，冬季供应纨素，夏季供应轻绡。颜师古说：这是李斐的说法。仁杰按：《地理志》说齐郡临淄县有服官。所谓三服官，大概是说官署有三处，并不是因为分别供应首服、冬服、夏服而称为三服官。贡禹论述三服官时说，每一处有工匠数千人；他说“各”，可知三服官不止一处。《汉纪》记载这篇奏疏，却删去了“各”字，是不对的。襄邑也有服官，唯独没有废除，大概因为供应龙衮之类，礼制上不能缺少。至于临淄三处服官，一年织造的物品不过十笥，如冰雪般洁白的方空纱、縠、吹纶、絮等，都是轻薄柔美的织物，但每年耗费数千万钱，这确实可以省除。贡禹又说三工官每官费用五千贯，也是说每一处工官的费用如此之多。若按颜师古、李斐的说法，三服官因三种服饰得名，那么三工官难道也可以称为“三种工艺的官署”吗？休侯之一。《王子侯表》记载，休侯富在孝景帝三年因兄长楚王刘戊谋反而被免侯，三年后又改封为红侯。《楚元王传》说，富因刘戊谋反获罪，被免去侯爵、削除宗籍；后来听说他多次劝谏刘戊，于是改封为红侯。仁杰按：《表》记载楚元王的四个儿子同在孝景帝元年受封，只有蓺因参与同谋反叛而被削除宗籍，事情见于景帝纪。平陆侯后来仍为楚王，沈犹侯照旧，为什么唯独休侯要承担罪责呢？况且刘戊尚未反叛以前，休侯已经带着母亲逃到京师，自首也很早了。既然无罪，本来不应被免侯；如果确实被免，为什么又改封为红侯呢？这是《史记》误写了封爵，班固又没有考察订正，竟使休侯再次蒙受被免侯、削籍的耻辱，可惜啊。休侯之二。《表》记载休侯富改封为红侯，却仍只列在休侯名下。《史记·年表》既列休侯，又列红侯；索隐说，休侯、红侯并列是错误。《汉表》只有一处记载，红、休大概是两个乡名。仁杰按：既然红、休是两个乡名，那么富并不是改封，而是增加食邑红乡。就像夏侯婴封汝阴侯而又增加细阳；阳甫嵩封槐里侯而又食邑槐里、美阳两县，这就是明显的例证。富原本封在休乡，又增加红乡，难道是因为他早早自首，所以得到优宠吗？否则，红、休应当是一个邑，起初不可能分成两个；因此富到后代孙辈封国断绝，五世孙歆又因其他功劳被封为红休侯。从太史公第一次误写，到孟坚只在这份表中删去了红、休并列的错误；他又在《功臣表》中说有八人，在《王子侯表》中颜师古却说只有七人。这里把休侯和红侯看成两人，因此颜师古也认为分成两人是不对的。申徒之一。《功臣侯表》记载，留侯张良为韩国申徒。《韩史记》作“申徒”。徐广说：“申徒就是司徒。”又说：“申”与“司”声音相近，所以字形由此混乱。《刊误》也说，申徒是司徒的音变；申都又是申徒的音变。仁杰说：“徒”字所表示的古代官职，见于虞、周的典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官称都依照本国制度，许多是自创的，哪里还可以用虞、周的旧制来衡量呢？我认为申徒在韩国本来就是一种官职，不一定是司徒讹误而来。《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一起率军攻打昌邑；可见魏国也有申徒这种官职。韩、魏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后建立的国家，申徒或许本来就是晋国的旧官名。申徒之二。项梁派张良寻找韩成，拥立他为韩王，并任张良为韩申徒，事情见于《张良传》。《汉纪》记张良任司徒，没有写“韩”字，《通鉴》沿用了这种写法。仁杰按：张良世家说，任命张良为韩申徒。史书写他是韩申徒，是为了说明这不是楚、汉两国的官职。如今《张良传》《韩王信传》的版本都作“司徒”，恐怕应当依从《史记》才对。不过《史记·韩王传》也说，沛公派张良以韩司徒的身份招降并攻下韩国旧地。考察《史记》，称张良为“申徒”的地方共有三处：《年表》《世家》都作“申徒”，只有这里写作“司徒”。徐广说，其他版本多作“申徒”，可知是后人把这篇传记改成了《汉书》的文字，而徐广还来得及见到其他版本的旧文。《汉纪》《通鉴》恐怕都有脱字。《两汉刊误补遗》卷二。钦定《四库全书》。《两汉刊误补遗》卷三。（宋）吴仁杰撰。前元年之一。蓼侯孔藂的侯爵事状说，他因持盾，从前元年跟随砀地军队行动。颜师古说：“前元年”是指最初起兵的那一年，也就是秦二世胡亥元年；后文都类同。仁杰说：《汉纪》记载，二年沛公率砀郡军队向西进军，灌婴以中涓身份跟随。考察灌婴的侯爵事状，他也是从砀地起兵，和孔藂相同，那么“前元年”应当是胡亥二年，而不是元年。这一年后九月，楚怀王任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当初高祖在沛起兵时，沛县父老迎接他，让他担任县令；只是因为楚国制度，才称他为公。到这时封为武安侯，才开始有封爵并列于诸侯之中。以开始受封的那一年称为元年，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后来高祖称汉王，才把再次到霸上的那一年称为汉元年。因此把胡亥二年称为前元年，是为了与汉元年区别。颜师古说以最初起兵之年为元年，但高祖最初起兵在胡亥元年九月，《史记·本纪》只记载攻打方与一事；《月表》和《汉书》却把这件事记在第二年十月。孔藂以下十一月所跟随起兵的地点，也都不在这一年。前元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