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刋误补遗卷九

译《明纪》说：“起初设置戊己校尉。”注文说：“戊己属中央之土，用来镇守、威服四方。”又《西域传》注文说，开渠播种，是为了压胜，所以称为戊己。《前书》颜师古的注说得尤其繁复，最终也没有讲得很明白。王彦宾说，戊己属土；屯田是耕种土地的事情，所以取此为名。仁杰按：《马融传》说，校队按次序行进，前后都有屯兵，甲乙相互配合，戊己作为坚固的中军。注文说，戊己位于中央，作为中坚。诗说：“中田有庐。”苏轼说，田地中央有房舍，是为了便利田间事务。戊己二校如果从屯兵的意义说，是因为它们作为中坚而得名，这样说是可以的。但二校以外并没有所谓甲乙各屯，因此它们命名的意义，大概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取其位于屯田中央、便于办理田事而已。断狱。断狱能得到实情，号称超过前代十二分之八。章怀太子注说：“十中断其二”，意思是刑罚很少。仁杰按：《前书·刑法志》说，从建武、永平年间起，没有依靠威势施福的权臣，地方没有豪强侠客，按人口数计算，所审断的案件比成帝、哀帝之间少十分之八，可以说是清平了。范晔所说的“前代”，就是指成帝、哀帝时期；注文没有指明这一点，只泛泛而谈，说明得不够充分。河清一。《桓纪》【按：本书避宋钦宗的讳，凡“桓”字都写作“威”，现在依照史文改正。】延熹八年，济阴、东郡、济北的河水变清，襄楷上疏说：“考察古代帝王，从来没有河水变清的。清属阳，浊属阴；本应浑浊却反而清澈，是阴气想要变成阳气。难道是诸侯有图谋京都的计划吗？”仁杰说：襄楷的话确实有道理。臣子是君主的阴，诸侯是天子的阴，后妃是君主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考察延熹以后凡是出现河清异象的时候，不是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下民图谋叛乱，就是后妃干预政事、夷狄扰乱中原。《后汉书》和《隋书》的《五行志》记载河清之事，都把它看作灾异；汉、隋两史又都记载了它所对应的事应。这个说法，是由襄楷首先提出的。河清二。《京房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太平。”所以鲍照、张畅都有《河清颂》，北齐后来甚至用它作为年号；近世朝廷内外上表庆贺，也都认为这是难以遇到的吉祥征兆。孔毅父论说祥瑞不可以凭信，引用唐代宗因河清而幸临陕地的事情作为证明。总之，河清本来不是祥瑞之事。从前编纂《会要》的人分门别类，把它列在“休征”一门中，【按：本书避宋仁宗的嫌名，凡“征”字都写作“证”，现在依照经文改正。】难道只是偶然没有想到吗？只有襄楷推究河清为咎征，这一点确实好；但遗憾的是，他仍然受到《易传》说法的迷惑，把它同《春秋》记载麒麟相比。河清三。自汉代以来，凡河水变清而史书没有记载其应验之事的，都可以推究出来。建宁四年，河水变清，鲜卑侵犯荆州；宋元嘉二十四年，黄河、济水都变清，三年后魏人到达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水变清，李建成兄弟自相残杀；贞观十四年以后，连续三年河水变清，刘兰、齐王、张亮相继因谋反被诛；贞观二十三年河水变清，国家有丧事；永徽、调露年间河水变清四次，后果应验在武氏身上；开元年间河水变清，应验在安禄山身上；乾元二年河水变清，不到三年国家便有丧事；宝应元年河水变清，唐代宗巡幸陕地；建中四年河水变清，发生泾原兵变；十四年河水变清，李锜因谋逆之事败露。河清作为不祥之兆，实在太明显了。五日一。《礼仪志》说，在五月五日把朱索和五色印作为门户装饰。仁杰按：“五”应当作“午”。郎顗说，应在五月丙午日派遣太尉。《论衡》也说，应在五月丙午日正午铸造阳燧，这里的“丙日”或“午日”都是指此类日子。郎顗、王充都是当时的人，他们的话应当可以作为依据。因此，用朱索、五色印装饰门户，必定是在仲夏的午日。世俗讹传，后来便使用五月五日。白居易《乐府·百炼镜》篇说，镜子在五月五日午时铸造，大概是仿照铸造阳燧的方法；但把它说成五月五日，便错了。《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煮鸭子，进献角黍。注文说：“端”是开始的意思，大概是五月遇到午日就叫端午，正如三月遇到巳日就叫上巳一样。近世包角黍不用午日，而只用五月五日，但仍称为端午；这和魏晋以来祓禊不用巳日，而只用三月三日、称为上巳，是同样的道理。有人说，《本草》采药多用五月五日，恐怕自有依据；这又不对。晁伯宇《谈助》记载《秘要》的辟兵法，正月取上寅日的木来使用；由此类推，《本草》的说法也可能是错误的。五日二。《资暇录》说，端午就是五月五日。现在人们大多写作“午”字，但这个字义没有根据。济翁家中有元和年间的端五诏书，其中没有一处写作“午”字。《容斋随笔》说，唐明皇生于八月五日，张说上《大衍历序》说“谨以八月端午献之”，宋璟的表文也说“月惟仲秋，日在端午”。这样看来，每个月的五日都可以称为端午。仁杰按：《周官·壶涿氏》说“午贯象齿”，郑玄注说，古书“午”写作“五”。王彦宾认为午、五通用。按：五月应作“端午”，八月应作“端五”。如今元和诏书以及张说、宋璟二人的序、表，所用的字恰好相反。若说五、午可以通用，倒还说得过去；但若讨论它们本来的意义，终究不免有失。腊。《礼仪志》说：“季冬之月，星辰运行一周，岁时将尽，阴阳交替，慰劳农民，大行享礼，举行腊祭。”仁杰按：《前书·陈胜传》说“腊月，胜之汝阴”，《索隐》说，腊节在十二月，所以称为腊月。许慎《说文解字》说，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为腊；这大概是按照汉代属火的说法。本朝也以火为王，所以戌日定腊，与汉代相同。然而，如果规定以三个戌日为准，冬至在初一、第二天遇到戌日，那么第三个戌日就在十一月；冬至在月末，当日遇到亥日、子日，那么第三个戌日就在正月。这就不是所谓“星回岁终、阴阳之交”了。况且把十一月、正月称为腊月，难道可以吗？我认为不应拘泥于三个戌日，可以是两个戌日、三个戌日或四个戌日，总要使腊祭常常不超出季冬之月，如此而已。傩呼。大傩时选一百二十人作为侲子，让他们大声呼喊。仁杰按：《淮南子》说，抬大木的人，前面的人呼喊“邪许”，后面的人应声相和；这就是众声相和呼喊的意思。因此，汉代制度中大傩时让人嚾呼，后世便称为“邪呼”。《南史·曹景宗传》说，曹景宗在腊月让人在宅中作“邪呼”驱除邪祟，走遍各家，就是这种情况。近来的小说却写作“打夜狐”，不知道“邪呼”自有本字。许嵩说俗称“野雩”和“野胡”，也都是错误的。牟。欧阳公《诗本义》说：“牟”是百谷中的一种。孟子说“麰”，又说“麦”，可见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如果说“来牟”就是麦，那就不对了。“麰”既然不是麦，在《尔雅》中也没有其他训释；旁考六经，“牟”没有义训，大多是人名、地名。仁杰按：《诗》中赞美后稷，说他有邰氏的家室。《张敞传》说后稷封于斄，师古说斄与邰相同。这样看来，“来牟”的“来”就是“斄”的省文。牟除了训为麦以外，又是器物名称，所以《礼仪志》把牟同豆、笾一起说；《内则》也说“敦牟巵匜”，注文说敦、牟是盛黍稷的器皿。《思文》诗说“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上帝赐给后稷祭器，命令他祈求谷物，使天下百姓得到普遍养育，这与《生民》诗所咏“于豆于登”的意思相同。《臣工》诗说“于皇来牟”，最后以“迄用丰年”作结，是歌咏祈谷得到应验。这样看来，所谓“来牟”，指的是后稷最初受封时所赐的祭器；诗文省略了说法，毛传、郑笺却产生赤鸟与牟麦一同到来的荒诞说法，难怪为欧阳公所不取。升。

译《服制》说：“小红十一升。”仁杰按：《仪礼》说，大功服用九升布，小功服用十一升布。郑康成说，八十缕为一升。司马光《礼书》说，古代五服都用布，以升数区别等级；经书所说的一升，是八十缕，大概是当时有人织这种布来供丧服使用。后来布已经不再讲升数。吕氏《乡仪》也说，现在的布没有升数，只能根据粗细来斟酌确定。仁杰认为，现在的布不能说没有升数，只是这个词的读音转为“知陵切”罢了。郑玄说“升”应当作“登”，“登”就是成；而读作“知陵切”也有“成”的训义。如今织布的织具叫作“簆”，每一簆用六成、七成，多的达到十五成以上，以成数的多少来区别布的精粗。大体四十齿为一成，两缕合用一齿，这正好符合郑康成的说法。粗布每齿只用一缕，那么六成实际上就是三成。士昏礼说“衰三升”，也与此相合。中候。《窦宪传》说，调发北军五校。注文说，汉代有南军、北军中候。《刊误》说，汉代有北军中候，这里衍出了“南”字。仁杰说：凡是军队都有候官；各军归中尉总领，所以它们的候官称为中候。张苍任人为中候，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中尉改名为执金吾，中候这一官职也随之改称。始元年间有执金吾候陈茂，就是这种情况。南军由卫尉总领，它的候官自称卫候，怎么会有中候呢？《刊误》的说法是对的。又《孔融传》说拜为中军候。《刊误》说汉代官制没有中军候，只有北军中候，疑有脱字、误字。仁杰按：郭仲奇碑额说“北军中候”，祝睦碑说“北军军中候”。然而郭仲奇碑正文只说“拜军中候”，没有说北军，与碑额不同。郭仲奇碑最终也只称“军中”，是因为当时官职名称崇尚这样简称。《北海传》应当作“军中候”，只是文字倒置，并没有脱字。中候从中兴以来才有“北军军中候”的称呼；有时省略为“北军中候”或“军中候”。贯胫：刺穿小腿的胫部。《马援传》说“中矢贯胫”，《东观汉记》作“矢贯腓胀”。仁杰按：《庄周书》说“腓无胈，胫无毛”；《急就章》说“股脚膝膑，胫为柱，■〈▯专〉、踝、跟、踵相近聚”。颜师古注说：“胫，是小腿骨；■〈▯专〉，是腓胀。”这样看来，胫和腓胀相近却不同，马援中箭，实际上是刺穿腓胀；《马援传》写作“贯胫”，就不符合事实了。又，腓胀也叫作■〈启，月代口〉。《山海经》有“无■〈启，月代口〉之国”；“■〈启，月代口〉”有时也写作“綮”。郭璞注说：“綮，就是腓胀。”《庄周书》说“技经肯綮之未尝”，《集韵》把“綮”解释为筋肉交结之处，却没有说它与“■〈启，月代口〉”相通，大概是偶然遗漏了《山海经》的注文。岁龙一 《张纯传》说：“摄提之岁，仓龙甲寅。”仁杰按：龙这一名称有三种含义。《左传》说“龙出现而举行雩祭”，这里是说东方七宿呈苍龙之象。又说“蛇乘龙”，这里是说岁星是木之精，木属苍龙，所以岁星也用龙来命名。《淮南子》把青龙作为天神中尊贵的神，青龙就是太岁的别名。王莽铜权铭文说“岁在大梁，龙集戊辰”，这是把“岁”作为岁星，把“龙”作为太岁。魏文昌殿钟虞铭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却是把“岁”作为太岁，把“龙”作为岁星，与前一种说法相反；但两种解释都能讲通。至于《张纯传》所说的，考察这一年太岁在寅，所以说“摄提之岁”；但又说“仓龙甲寅”，这就成了“龙”和“岁”交替指称太岁，难以驳正。岁龙二 “仓龙甲寅，德在东宫。”仁杰说：这是因为太岁在寅，与甲相值；甲的位置在东方，所以这样说。王莽传也说“仓龙癸酉，德在中宫”，注文说癸的德在中宫。按杜钦说戊土是中宫所主；如今癸属北宫，却说在中宫，是因为癸是戊的配偶。这里与《张纯传》略有不同。王莽传又说“今年刑在东方”，是因为这一年为壬申，申刑寅。欧阳修《集古录》载隋代李康碑说“岁在亥，大将军在酉”，欧阳修认为这是出自阴阳家说法，前代史书没有见过。按这就是张晏所谓太岁后一辰为太阴。《抱朴子》中有“诺皋太阴将军”的称呼，碑文采用了这种说法。涂山 《滕抚传》说徐凤在当涂山中筑城。注文说是今天宣州当涂县的山。苏鹗《演义》说涂山有四处：一在会稽，二在渝州，三在濠州，四在嵞山国；大禹娶妻的涂山，就是今天宣州当涂县的山。仁杰按：《尚书正义》说大禹娶于涂山，引用《左传》解释说涂山在寿春县；这样看来，大禹娶妻的涂山不是宣州当涂县的山，宣州当涂县隶属太平州。按《图经》没有所谓涂山，那么四涂山的说法也不够审慎。范蔚宗在《郡国志》给“当涂”作注时，自己说徐凤在这里反叛，章怀太子为什么没有察觉这个错误呢？苏轼《濠州七绝》中有《涂山》诗说：“樵苏已入黄能庙，鸟鹊犹朝禹会村。”自注说山下有禹庙，山前有禹会村。当涂 《荀淑传》说两次升迁后任当涂长。注文说县在今天的宣州。仁杰按：有两个当涂县，一个在九江郡，一个在宣州。九江的当涂因涂山得名，故城在唐代属濠州，就是这个地方。宣州的当涂，是晋成帝时因渡江流民中有住在于湖的人，侨立为当涂县；隋大业十年隶属宣州。宣州当涂在晋成帝时才设置，东汉当然还没有。可是《滕抚传》的注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有《下邳惠王传》的注文说当涂在今天濠州钟离县西南，可见它知道当涂所在的地方；但为什么在前面两传中又那样说，就令人不明白了。《两汉刊误补遗》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两汉刊误补遗》卷十 （宋）吴仁杰撰 符一 《杜诗传》只说用玺书发兵，杜诗上疏说：“如果有诈伪，就无法察知，可以设置虎符，以断绝奸诈的端绪。”仁杰按：铜虎符、竹使符始于汉文帝，源自《周官》所说“用镇圭召来守臣，用牙璋发动军队”。到了唐代改制为铜鱼符，遇到大事还要兼用敕书，例如都督、刺史改任、追召，以及军队出发后再增加兵马之类。到后周显德六年，下诏说既然特地下发制书，何必再用符契，于是废除了符契。张晏说符契是用来代替古代圭璋的，因为简便易行。如今连符契也废除，难道不是过于简便了吗？建隆初年，白重赞镇守一方，有人伪造制书，想要杀掉他；由此可知古代符契与玺书并行，防患考虑得很深远。当时距离显德年间废除铜符才一年，其弊端立即显现，可惜没有人据此进言。后来宋景文公才请求恢复这一制度，说：“如今诏书单独下达，恐怕小人摹写后无法辨认，愿恢复符节，与诏书同时下发，合验以后再派遣。”康定初年，于是铸造铜兵符。符二 康定元年，有司上奏说：“汉代兵符制成虎形；如今皇城司有木鱼契，请按照木契的形状铸造。”仁杰按：符契用鱼，是唐代制度。唐律规定捕到鲤鱼要放掉，贩卖者杖责六十；韦述记载上阳宫得到古代铜器，形状像两条鱼，当时认为这是李氏重新兴盛的符瑞，大概因为“鲤”与“李”同音，李是国姓。武德年间的铜鱼符实际采用了隋代京官佩鱼的制度，难道也是把它当作李氏的祥瑞吗？《旧唐书》记载上元年间命令五品以上官员佩戴等袋、纷帨，做成鱼形，用丝帛系结，是取鲤鱼的意思。武则天改国号为周，于是把官员所佩的鱼都改作龟；这与忌讳“卯金”而命令不许佩戴刚卯的事情正相类似。到唐中宗复位那年，朝廷内外官员才恢复佩鱼。这样看来，唐代的鱼符是为李氏而设置的，后世还取它做什么呢？讽谏；用委婉的言语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