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刋误补遗卷七
本书译文中内嵌的原文不完整，故以断句原文为准，白话按可对应处挂出；部分段落无对照译文。
两汉刋误补遗卷七
（宋）吴仁杰 撰驺虞一囿驺虞之珍羣，刊误曰：此言驺虞可致于囿中。欧阳公曰：贾谊谓驺者文王之囿名，虞司兽也。仁杰按：韩鲁诗传曰：梁驺者天子之田也。驺虞，天子掌鸟兽官。贾生所云，盖本于此。记礼者亦云：驺虞乐官备。郑康成注周官：王奏驺虞。云：驺虞圣兽。疏引山海经云：驺虞兽说，与毛诗同。今考山海经载：林氏国有珍兽，尾长于身，名曰驺吾。此兽与驺虞之诗音读本异，吾当读如允吾之吾。而伏生书大传乃云：于林氏怪兽，尾倍其身，名曰虞。郑康成因曰：虞盖驺虞。而郭璞于山海经遂云：吾宜作虞者，误也。
驺虞二封襌文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刊误曰：如长卿所云，元狩以前皆当有此瑞，史不徧记，何也？仁杰按：长卿言符瑞大都不过三事，序与颂互见其文。序云：囿驺虞，颂则曰：般般之兽，乐我君囿。序云：牺双觡共抵之兽，颂则曰：濯濯之灵，游彼灵畤。序云：招翠黄，乘龙于沼，颂则曰：宛宛黄龙。服虔谓麟，指武帝获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谓乘龙，指余吾水中神马事，是在二年。独驺虞一事无所考见，故刊误疑元狩以前当有此瑞，然非史不尽记，是于禇先生补传有之。按《史记》建章宫后阁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若麋，武帝诏东方朔视之，朔曰：所谓驺牙者也。长卿所指岂谓是乎？《山海经》曰：驺吾为珍兽，故长卿有驺虞珍羣之语。其颂曰：昔闻其声，今睹其来，厥涂靡从，天瑞之证，盖以其出于建章宫后，莫知其所从来，故也。颜注上文亦云：驺虞自扰而充苑囿，但不悟其为驺牙。且曼倩言逺方当来归义，后一歳昆邪王果降。按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则驺牙之出当是初元也。
驺虞三建章之兽，长卿从《大传》谓之驺虞，而曼倩从《山海经》谓之驺牙。仁杰按：《山海经》本先秦古书，而《大传》乃是景帝世伏生所传。虞者，吾声之转，而吾有牙音。然则字当从《山海经》，而音从曼倩可也。索隠谓朔言驺牙以意自立名，此论恐不然。郭注引《周书》“英林酋耳”，酋耳者，驺吾之异称。《周书》言食虎豹，而毛公谓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者，盖毛公欲傅会仁如驺虞之说故尔。又言有至信之徳，则应之。《山海经》无是说也，但云乘之日行千里耳。长卿与毛公同时，前言驺虞下云“钦哉符瑞臻兹”，疑得之毛公之徒。
鹔一鸿鹔鹄鸨鴐鹅属玉。郭璞曰：「鹔，鹔鷞也。」仁杰按：「马融解肃爽云鴈也，其羽如练，髙首而修颈。」髙诱亦曰：「鹔鷞緑身，其形似鴈。」则知鹔鷞鴈丑而緑羽者耳。《西京赋》直以为鴈云：「鹔鷞鸹鸨鴐鹅鸿鹍。」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鴈门，是也。《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以所服鹔鷞裘市酒，盖用水鸟緑羽为饰，如鹬冠之比。」
鹔二淮南书》射钓鹔鷞之谓乐，注以为似鴈，得之矣。复云凤之别名，山谷诗“鹔鷞”作“裘初服”，在任渊注：“西方神鸟也。”仁杰按：师旷《禽经》“白凤”谓之“鹔”，《说文》谓“鹔鷞”为西方神鸟者，以其为凤而白，得西方之色，故与南方焦明之属并言之。盖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彼方过昆仑，饮砥柱，濯弱水，宿丹穴，翱翔乎四海之外，是安肯与鴐鹅属玉同波以供射钓之乐？又乌能得其羽以制裘乎？盖水鸟与白凤，其名偶同，长卿、淮南山谷所云皆不同，用白凤为释。
太史公一司马迁传「谈为太史公」，师古曰：「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公。」仁杰按：「迁自序云『谈为太史公』，谓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则迁自谓矣。安有官为令而自尊曰公者哉？盖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称为公。《汉书》音义曰：『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公。』《史记》有『柘公』、『留公』，索隠曰：『柘县、留县令也。』故曹参为戚令称公，公夏侯婴为滕令称『滕公』是也。按茂林书，谈繇太史丞为太史令，本传言『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则是迁父子官为令耳，其称公者如柘、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
太史公二韦昭曰：「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外孙杨恽所称志林以为，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汉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仁杰按：「颜延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知周召固易见，所谓田舍公者，以其髙年耳。呉志云：程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谓家公者，贾谊云与公并倨，是也。韦昭谓杨恽以外孙称迁为公，则是家公之公。虞喜以为主天官者皆上公，则是三公之公。然迁报任少卿书，亦以太史公自称，此岂官属与外孙尊之耶？」
译韦昭说：《史记》称司马迁为太史公，是外孙杨恽所称；《志林》认为，古代主管天官的人都是上公，到汉代虽仍沿用旧名，仍因尊贵而称公。仁杰考察：颜延之说“公”有三种：三公的公、田舍公的公、家公的公。三公之公，周公、召公，自然容易明白；所谓田舍公，是因为年纪高。吴志说程普年纪最大，当时人都称他为程公，就是这种情况；所谓家公，贾谊说“与公并倨”，就是这种情况。韦昭说杨恽作为外孙称司马迁为公，那么是家公的公；虞喜认为主管天官的人都是上公，那么是三公的公。然而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自称太史公，难道这是官属和外孙尊称他吗？太史公（三） 《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说：“太史公牛马走。”五臣注说太史公是司马迁的父亲。仁杰说：假如司马谈当时还在任太史，而司马迁给人写信这样说，可以这么解释。考察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才有这封信，当时司马谈已经死了很久，怎么能因为父亲而以其官职称呼自己呢？由此可知，所谓太史公，是子长自称。本传记载写信时司马迁任中书舍人，只称太史，恐怕正是因为他原本任太史令，而中书舍人只是兼任，所以只称原来的官职。《史记·自序》说“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隐说“先人”是前代贤人，意思是把太史公解释为司马谈自称。可是司马迁在这封信中说“我的先人”，难道也能解释为前代贤人吗？太史公（四） 本传所载司马迁给任少卿的信，从“少卿足下”开始；《文选》却在前面加上“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十二字。仁杰说：这就像刘向上书，而《汉纪》说他自称“草莽臣”，大概原文就是这样。五臣注说“走”如同“仆”，意思是自己是太史公掌管牛马的仆人。仁杰考察：“牛”应当是“先”字的讹误。淮南子说越王句践亲自执戈，做吴王的先马；《国语》也说句践亲自给夫差做前马。《周官》说太仆在王出入时担任前驱，注说就像今天的导引。子长自称“先马走”，是说自己作为史官兼中书令，属于导引队伍之列。所以又说“幸而能够进献微薄的技艺，出入周密警卫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马”，大概也是前驱之称；有的本子写作“洗马”，是沿袭讹误而到了这种地步。太史公（五） 如淳说：《汉仪注》记载，太史公的位次在丞相之上；天下各地上报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公，副本上报丞相。晋灼说：《百官表》中没有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的记载，卫宏所说的多不真实。《刊误》说：周代外史的官位是上士，在诸侯卿大夫之上，所以说太史在丞相之上。仁杰考察：张苍传说张苍任秦国御史，主管柱下的文书。如淳说，主管四方文书。考察秦代柱下御史，本是周代制度；老子曾任守藏史，另一说称柱下史，大概就是因藏室柱下而得官名。《晋志》说东方有一颗星叫柱下史，认为是古代左右史官的象征。如此说来，汉代太史令的职掌，在周代是藏史，在秦代是柱下史，官名虽不同，职掌相同。因此《汉仪注》把天下计书列为太史的职掌。但所谓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考察司马迁任太史并兼中书令，居禁中主管四方文书；所谓先上太史公，是说文书必须先经太史检查校对，然后奏给天子，并不是上报给太史本人。由此看来，丞相所收到的只是副本，发给他本来就应当如此。事情本来如此，只是卫宏没有详细说明，所以晋灼不以为然。宋景文公《笔记》也说：司马迁自称“我的先人掌管文史星历，职位接近卜官、祝官”，如果太史位在丞相之上，他怎么会这样说呢？考察张苍在秦代任柱下史，熟悉天下图书、计籍，又擅长计算、律历，所以汉初任命张苍主管郡国上计。计算、律历和主管计书，都是太史的职责。汉初还没有正式的史官，张苍难道是在那时兼任太史吗？当时张苍以列侯身份住在相府，所以卫宏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也自有根据；只是这种说法用于张苍，才可以成立。麟止 “最终记述陶唐以来直到麟出现为止。”张晏说：武帝获得麒麟，司马迁把它作为记事的开端，就像《春秋》记到获得麒麟为止。颜师古说张晏的解释是对的。仁杰考察：子长自序说，任太史令五年，在太初元年开始，认为自己的职责应当记载圣明天子的功德以及功臣、贤大夫的德业，于是编次这些文字；十年后遭遇李陵之祸，最终记述陶唐以来直到麟出现为止。大概从太初改元到太始改元的第二年，恰好满十年；这一年改黄金为麟趾，趾与止相通，司马迁所谓“直到麟止”，就是这个意思。张晏却说司马迁以获得麒麟作为记事的开端。考察获得白麟是在元狩元年，子长继承父亲职务是在元封三年，获得白麟那年他还没有任史官，怎么能把它作为记事的开端？颜师古偏偏认为张晏说得对，这是错误的。他又说司马迁叙事止于太初。太初共四年，后来又经历天汉、太始六年，才到麟止，为什么遗漏这些？这是因为他没有考察子长自序的文字，所以前后关于“麟止”的说法都没有根据，所说叙事终止的年代也不符合事实。奏疏 《武五子传》说同一天册立，全部赐给策书。仁杰说：这里仅仅记载了策书文字。考察《三王世家》还记载了群臣的奏疏，其中关于朔日的记载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代理尚书令，丞相府下达给御史的文书到了，称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等，冒死上言：臣请求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诏令说：“可以。”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下达给丞相，丞相下达给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下达给郡守和诸侯相。前面说三月戊申为朔日，那么乙亥就是第二十五日；前面说四月戊寅为朔日，那么癸卯就是第二十六日。中兴以后，有关官署失去了这种传统。比如《先圣庙碑》记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达给鲁国”；又如《修西岳庙碑》记载“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叩头，冒死上报尚书”。难道会有知道朔日是丙子、庚午，却不知道壬寅、壬午分别是第二十七日、十三日的吗？这种写法近于赘余。如今的碑记、祭文沿袭西汉前期的旧例，也就可以了。王良 《王襃传》说：“王良执掌缰辔。”张晏说：王良就是邮无恤，字伯乐。颜师古说：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总是一个人，伯乐把它们误解了。仁杰考察：《孟子》所称王良，《左传》所称邮良、邮无恤，《国语》所称邮无正，颜氏认为是同一人，这当然对。《国语》记载邮无正，下面说伯乐与尹铎有怨，因为尹铎给伯乐的赏赐像给伯乐氏族的一样；那么伯乐就是邮无正，颜氏和张晏为什么反而错了呢？颜氏既错误地把王良、伯乐看成两个人，《人表》又把邮无恤、王良、伯乐并列为三个人，难道他没有考察《春秋左传》吗？王良为赵简子驾车而成名，从未侍奉秦国，也不可能与秦穆公生在同一时代。东方朔传以…… 筳
太史公三文选》载《报任少卿书》云：「太史公牛马走」，五臣注：「太史公，迁之父仁杰。」谓使谈见为太史，而迁与人书如此可也。按迁被刑之后乃有此书，是时谈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为称耶？则知所谓「太史公」者，子长自谓也。本传载《报书》时为中书舍，顾称「太史」者，疑正为太史令，而中书特其兼官，故但称本所居官耳。《史记·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隠曰：「先人，谓先代贤人。」意以太史公为谈自称。按迁此书言「仆之先人」，又可为先代贤人耶？
太史公四本传载子长书，自少卿足下始，《文选》又冠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凡十二字。仁杰曰：「此犹刘向上书，而《汉纪》言其自称草莽臣，盖得其本文如此。」五臣注：「走犹仆也，言已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按：「牛」当作「先」字之误也。《淮南书》曰：「越王句践亲执戈为呉王先马走。」《国语》亦云：「句践亲为夫差前马。」《周官》太仆：「王出入则前驱。」注：「如今导引也。」子长自谓「先马走」者，言以史官中书令在导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马」，盖亦前驱之称，或作「洗马」，循误至此。
太史公五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晋灼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卫宏所说多不实。刊误曰：周制外史，其位上士，在诸侯之卿上，故云太史在丞相上。仁杰按：张苍传，苍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主四方文书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尝为守藏史，一曰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以为官名。晋志极东有星曰柱下史，以为古左右史，象此。然则汉太史令之职，在周为藏史，在在秦为柱下史，其官称异而职掌则同，故汉仪住以天下计书为太史职掌。然以为先上太史而副上丞相者，按子长为太史兼中书令，在禁中主四方文书，其曰先上太史公者，盖所上文书必先由太史检校然后奏之天子，非上太史也。观此则丞相所上止副封发，自应尔，其事本如此，而卫宏不能详言之，故晋灼不以为然。宋景文公笔记亦曰：迁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按张苍以秦时柱史，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厯，故以苍领郡国上计。夫算律厯领计书，皆太史之任也。当汉之初未有史官，苍岂以此时兼行太史时耶？是时苍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谓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于张苍则可尔。
麟止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犹春秋止获麟。」师古曰：「晏说是也。」仁杰按：「子长自序为太史令五年，而初太初元年，以为职当载明天子功臣贤大夫之徳业，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盖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适盈十年，是岁更黄金为麟趾，趾与止通。迁所谓至于麟止者，此也。」张晏乃谓迁以获麟为述事之端，按获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长嗣父职在元封三年，获白麟之岁未为史官也，安得以为述事之端？师古独是晏说，失之矣。又云：「迁序事尽太初。」按太初尽四年，又更天汉、太始凡六年，而后至麟止，遗此何耶？尽不究子长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说前后失据，而论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实。
奏疏武五子传同日立，皆赐策。仁杰此但载策文耳。按《三王世家》并载诸臣奏疏，其着朔可为后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云云：「昧死上言，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臣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诸侯相。前言戊申朔，则乙亥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则癸卯为二十六日矣。中兴以后，有司失其传。如先圣庙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国」；又修西岳庙碑载「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乌有知朔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赘已。今世碑记、祭文踵先汉故事可也。
王良王襃传「王良执靶」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师古曰「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总一人也。」伯乐失之矣。仁杰按「孟子所称王良，左传所称邮良，邮无恤，国语所称邮无正，颜氏谓总一人是固然矣。」国语载邮无正，其下云「伯乐与尹铎有怨，以其赏如伯乐氏」，则伯乐即邮无正，而颜氏、晏失之何哉？颜既误以王良、伯乐为两人，而人表又并列邮无恤、王良、伯乐为三人，岂未尝考春秋传耶？良为赵简子御，得名，未尝事秦，亦与穆公生不并世。筳东方朔传以筳撞锺，文颕曰：「槀筳也。」《论衡》曰：「篙不能鸣锺。」仁杰按：「篙当作槀。」《周官》矢人注云：「笴读为槀。」又《槀人》注云：「箭干谓之槀。」《集韵》：「笴、槀通。」《颖》云：「槀者，谓箭干耳。」《楚辞》：「索琼茅以筳篿。」王逸曰：「筳，小破竹也。」《王莽传》：「以竹筳导其脉。」师古曰：「筳，竹挺也。」《说文》：「筳，繀丝筦也。」四说不同，大意不离于竹。五臣《文选》注乃云：「筳，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据。《说苑》曰：「建天下之鸣钟，撞之以挺。」岂以《说苑》字从木而为是说耶？韩文公诗：「寸筳撞巨钟。」音义云：「筳，草茎也。」筳从竹，而此以从草释之，误矣。按：从草之莛，一曰屋梁。《庄周书》：「举莛与楹，厉与西施。」郭象曰：「筳横而楹从。」司马彪以莛为梁，楹为柱。按：庄生本以莛、楹大小之殊，厉、西施美恶之异，一类言之。以莛为梁，则失其趣矣。《朔传》赞曰：「柱下为工。」注引《老子》为「柱下史事」。《朔集》作「栁下」。仁杰按：「非夷齐而是惠者，史辞也。」「戒其子以首阳为拙，桞下为工者，朔本语也。」恐当从集本为定。
译“用筳撞钟。”文颖说：筳是槀筳。《论衡》说：篙不能使钟发声。仁杰考察：“篙”应当作“槀”。《周官》矢人注说“笴”读作“槀”；《周官》槀人注又说箭杆叫作槀。《集韵》说笴、槀相通。文颖说槀就是箭杆。楚辞说“取来琼茅，用筳占卜”，王逸说筳是小片的竹子。《王莽传》说用竹筳诊察他的脉，颜师古说筳是竹挺。《说文解字》说筳是缫丝用的竹管。四种说法虽不同，大意都离不开竹子。五臣《文选》注却说筳是小木枝，不知根据什么。《说苑》说建造天下的大钟，要用木挺撞击，难道是因为《说苑》的“挺”从木，才形成了这种说法吗？韩文公诗说“用一寸筳撞击巨钟”，音义说筳是草茎；筳从竹，却解释成从草，这是错误。考察从草的“莛”，一说是屋梁。《庄子》说“举起莛与楹，厉与西施”，郭象说莛横放而楹竖立，司马彪把莛解释为梁、楹解释为柱。庄子本来是以莛、楹大小不同，厉、西施美丑不同作类比；若把莛解释为梁，就失去了原意。东方朔传的赞语说“柱下为工”，注引老子任柱下史的故事；东方朔文集作“柳下”。仁杰说：不是伯夷、叔齐而是惠施，是史书的措辞；告诫儿子以首阳为拙、以柳下为工，是东方朔本人的话，恐怕应当以文集本为准。哀鳏 《于定国传》赞说：“哀鳏，明察地审理案件。”《刊误》说：古文中“鳏”与“矜”字相通，这里本来应是“哀矜折狱”；传文又说“务在哀鳏寡”，也是后人不明白“矜”字而妄自增加的。仁杰考察：《书大传》引孔子的话说：“审理案件的人，即使查明了事实，也一定要哀怜同情。”《尚书》说“哀矜哲狱”，又说古代听取民情的人，要察看贫穷者，哀怜孤独者，怜悯鳏寡者；赞语中的文字都出于此。将“哀鳏哲狱”读作“哀矜哲狱”，与《书大传》中孔子的话相合；至于所谓“务在哀鳏寡”，根据《书大传》中“哀孤独、矜寡”等话，怀疑班固的原文就是这样，并非后人增加，大概是《书大传》前后分别表达两层意思，班孟坚沿用了它。“鳏”“矜”在古字中虽可相通，但《鸿雁》诗说“及于矜人，哀此鳏寡”，郑玄笺说矜人是可怜的人，那么“矜”与“鳏”本来又各有意义。夷齐 《王贡传》序说：从前武王伐纣，把九鼎迁到雒邑，伯夷、叔齐鄙薄这件事，在首阳山饿死，不食周朝的俸禄。颜师古说：夷、齐认为武王的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就动用武力，是不孝；以臣下攻伐君主，是不忠。仁杰考察：黄山谷《夷齐庙记》怀疑二人因武王不采纳意见而离去并饿死，又记载谢景平的话说：“二人的事迹，凡是孔子、孟子没有说过的，都不足取。它起初大概出自庄周的空泛之言，没有事实；后来司马迁作列传，韩愈作颂，三个人相传，于是空话变成了事实。”我认为黄山谷的议论可以消除群疑并补正这种空泛说法。但若怀疑二人因劝谏武王不采纳而饿死，仍有可以解释之处：他们所劝武王不要做的，并不是伐商，而是迁鼎。左传说武王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还有人非难他；杜预说义士就是伯夷一类人。所谓饿死首阳，是说不食周朝俸禄，并不是不吃周朝的粮食。庄子所说的事，在《吕氏春秋》中也能见到，所以太史公采纳它写成列传。黄山谷之所以感叹空话变成事实，假如没有孟坚的书，岂止二人受到诬枉，武王、周公又将被置于何地？颜氏被称为孟坚的忠臣，却引用《史记》的原话来坐实此事，完全违背班氏本意，哪里还谈得上是忠臣呢？满籯 《韦贤传》说：“邹、鲁一带的谚语说，留给儿子的黄金装满竹笼。”如淳说：籯是竹器。颜师古说：籯就是笭。仁杰考察：《方言》说“赢”是担负，齐、楚、陈、宋之间把“赢”说成满；“满赢”的意思并不是别的，只是说装满了所担负的东西。史书传抄时误加偏旁，诸家于是把它解释成竹器名称。《淮南子》中的“苏秦赢盖”和《项羽赞》中的“赢粮”，都是这个意思。“儋”字又有多种不同解释。《蒯通传》说“守儋石之禄”，应劭说齐人把小瓮叫作儋；《货殖传》说“浆千儋”，孟康说儋是坛；颜师古说儋是人所担负的东西。总之，凡是人所担负的东西都可以叫作儋，不必拘泥于坛、瓮之类的器物。终王 《韦玄成传》载刘歆说：“大禘时，终王来祭。”颜师古说：每一代君王去世，新王即位，就来助祭。仁杰考察：《礼记》说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禘祭；这里的“王”并不是专指天子。郑康成、孔颖达把禘解释为郊祭，说不是天子就不能郊祭，却没有想到下文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诸侯及其太祖”，这说明禘并非郊祭，而是天子、诸侯都可以举行的祭礼。韦玄成等人的议论也引用《祭义》的话，于是说始受天命而称王的人祭天，并以祖先配享；郑、孔的错误就是由此而起。《国语》说“荒服终王”，韦昭说“终”是世代终了；他们朝见继位的君王，在新王即位时前来朝见，这与颜师古的注释略有不同。考察这两种说法，韦昭更接近事实。《国语》中祭公劝谏周王，说如今从大毕伯任这一代结束以来，犬戎氏都按职分前来朝见，那么他们是因即位而来朝见，不是为了新王而来。颜氏只说到其中一件事，韦氏则包括两件事。仁杰有《禘祫璞议》三十篇，辨证十分详细。【按：此篇原列在第八卷《北海》篇之前，今依《汉书》次序移到这里。】封事二误 《翼奉传》说，元帝刚即位时，翼奉上密封奏章说：“于是正月发生暴风。”张晏认为是在甲戌年。第二年七月发生地震，翼奉又上密封奏章说：“今年太阴运行到甲戌。”孟康认为太岁在子年。仁杰考察：翼奉先上密封奏章论说暴风，实际是初元元年、癸酉年；第二年上奏论说地震，实际是初元二年、甲戌年。张晏却把前一件事定为初元二年，孟康又把后一件事定为初元四年，连续出现这两个错误。颜师古的注释为什么没有分别考察辨正呢？太阴 “风从太阴而下，抵达建前。”《扬雄传》说：“招摇星与太阴啊……”张晏说：太阴是太岁之后的第二个地支。仁杰考察：翼奉初元二年的密封奏章说：“今年太阴运行到甲戌。”这一年正是甲戌年。初元四年上疏说：“如果顺应丙子年孟夏，随着太阴向东运行。”这一年正是丙子年。根据翼奉的话，太阴就是太岁，这种说法出自《淮南子》。孟康却说太阴在甲戌，那么太岁就在子；张晏也说丙子年太阴在甲戌。这是错误地把太阴当成太岁之外另有的一种星，并且把初元二年所上的奏疏一并当成初元四年的事。《汉纪》又误把初元四年所上的奏疏与初元二年的奏疏并列。子卯
哀鳏于定国传赞「哀鳏哲狱刊误」曰：「古文『鳏』『矜』字盖通用，此乃哀矜折狱传。又云『务在哀鳏寡』，此亦后人不晓『矜』字，妄增之耳。」仁杰按：《书大传》引孔子曰：「听狱者虽得其情，必哀矜之。」《书》曰：「哀矜哲狱。」又曰：「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及赞文，皆出于此。」然「哀鳏哲狱刊误」读为「哀矜」，固合于《大传》孔子之言。至所谓「务在哀鳏寡」，以《大传》「哀孤独，矜寡」等语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后人所増也。葢《大传》前后文自设两意，孟坚因之耳。「鳏」「矜」古字虽通，而《鸿鴈》之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郑笺谓「矜人」为「可怜之人」，则「矜」「鳏」又自各义。
夷齐王贡传序》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师古曰：「夷齐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为不孝；以臣伐君，为不忠。」仁杰按：《山谷夷齐庙记》以「练武王不用去而饿死」为疑，又载谢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无取也。」其初盖出于庄周，空无事实；其后司马迁作列传，韩愈作颂，事传三人，而空言成实。窃谓山谷之论，可以一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谏武王不用饿死为疑，则犹有说。所谏谓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所谏乃迁鼎耳。《左传》曰：「武王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杜征南谓义士伯夷之属是也。饿于首阳，谓不食其禄，非不食周粟也。《庄书》所言，亦见于《吕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为传。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实」之叹，微孟坚之书，岂特二子受诬，且将置武王、周公于何地耶？颜监号为孟坚忠臣，乃引用《史记》本语实之，大非班氏本指，乌在其为忠臣也。
满籯韦贤传》：“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如淳曰：‘籯，竹器。’师古曰：‘籯，笭也。’仁杰按：《方言》‘赢，儋也’，齐楚陈宋之间曰赢。‘满赢’之义，非他，直谓其满儋耳。史文传写讹，加偏傍，诸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书》‘苏秦赢’，葢《项羽赞》‘赢粮’并同此义。而‘儋’字复多异说。《蒯通传》‘守儋石之禄’，应劭曰：‘齐人名小瓮为儋。’《货殖传》‘浆千儋’，孟康曰：‘儋，罂也。’师古曰：‘儋，人儋之也。’要之人所负儋，皆可谓之儋，不必有罂瓮之拘。”终王韦玄成传：「刘歆曰：大禘则终王。」师古曰：「每一王终，新王即位乃来助祭。」仁杰按：「礼不王不禘，王非谓天子。葢所谓终王者，郑康成、孔颖达以禘为郊祭，谓非天子则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诸侯及其太祖，则是禘非郊祭，而为天子、诸侯之所通矣。」韦玄成等议，亦引《祭义》所云，乃谓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郑孔之失所从起也。《国语》「荒服终王」，韦昭曰：「终谓世终也。」朝嗣王及即位而来见，与颜注小异。夷考二说，昭为近之。按《国语》祭公谏王，谓今自大毕、伯任之终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则是彼以即位而来见耳，非为新王而来。颜说止及一事，而韦说乃两事也。仁杰有《禘祫璞议》三十篇，辨证甚详【案：是篇旧列第八卷《北海篇》前，今依《汉书》次序移此】
封事二误翼奉传》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乃正月暴风。”张晏谓岁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复奏封事曰：“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孟康谓太岁在子。仁杰按：奉先上封事论暴风，实初元元年岁在癸酉；次年封事论地震，实初元二年岁在甲戌。张晏既以前一事为初元二年，孟康又以后一事为初元四年，迭此二误，颜注不一，参考何耶？
太阴风以太阴下抵建前，扬雄传「招揺与太阴兮」，张晏曰：「太阴岁后二辰也。」仁杰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太太建于甲戌。」按是年甲戌岁也。四年上疏云：「如因丙子孟夏顺太阴以东行。」按是年丙子岁也。以奉言推之，太阴即太岁，其说出《淮南书》。孟康乃云太阴在甲戌，则太岁在子。张晏亦曰丙子太阴在甲戌，是误以为太岁之外别有太阴，且并二年所上疏为四年事也。《汉纪》又误以四年所上疏并列于二年。
子夘王者忌子夘，刊误曰：“言夏商亡日是也，此戒后世使自警尔。”仁杰按：“周天和二年诏曰：‘甲子乙夘，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宣依是曰停乐，庻贻后昆，殷鉴斯在。此诏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师，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忌日为言，皆不听。达则达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屋亡国之社，谓之戒社；刻亡国之爵，谓之罚爵；而又以亡国之日为忌日者，欲后之人见其社，举其爵，当其日，则必为之惕然知惧，而不敢肆，斯所以养人主之心术者欤？且天大雷电，阴阳相薄之气耳，虽夜必为之正冠而坐；日月相遇则食，亦数之常耳，必为之变服，所以养其畏天之心也。献贤能之书，毋拜可也，必再拜而受；岁终受谏，毋斋戒焉亦可也，必为之斋戒，所以养其尊贤纳諌之心也。凡此皆近于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谨者，世有言天变不必应以文，而苛礼可略者，皆不达于此乎？
东西乡王尊传》丞相匡衡与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使下坐，上乱朝庭爵秩之位。仁杰按：《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盖异姓为后也。汉以东乡为上，西乡为下，则尚右故尔。《匈奴传》其坐长左而北向。师古曰：「左者，以左为尊，或谓以左为尊，先王之礼也。」中国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谓礼失求诸野者是。不然，礼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郑康成曰：「凡坐随于阴阳，若坐在阳则上左，在阴则上右。」盖尊者南乡，则其下以西面者为上，东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乡，则其下亦以西面者为上，东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乡为礼，而其坐长左，此正与中国背驰，是乌知礼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