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十

译《仲长统传》说“讽于舞雩之下”，注文引用《论语》，包氏说是在沂水上沐浴，在舞雩下乘凉。仁杰按：王充的书说“浴乎沂”是涉过沂水，“风乎舞雩”是迎风歌唱。解释的人把“风”读作本字，认为是把身体吹干；当时天气还寒冷，怎么能在风中吹干身体呢？王充的解释与仲长统相合，包氏等人把字读作本义，是错误的。从士 《东海恭王传》记诏书说：“东海王刘臻临终时竭尽哀痛，降低礼仪，采用士的丧礼。”注文引用《左传》中晏婴穿粗丧服、用斩衰麻布的事。仁杰按：晏子回答家老说：“只有卿才是大夫。”杜预说这是士的丧礼。当时通行的制度中，士和大夫的丧服各不相同；晏子身为大夫却实行士礼，所以他的家臣讥笑他，他因此谦逊地回答，大意与注文相合。《正义》说《王制》中诸侯的大夫中，位居上等的称卿，所以注文常常把卿说成大夫。考察《春秋》，凡是记作“大夫”的，都是卿；不是卿的只记作“人”。晏子所说“只有卿才是大夫”，是说自己不是受命之卿，不能算大夫，因此实行士礼是合宜的。他回答家老，是根据礼制而言，并不是谦逊的托辞。当时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士僭越大夫，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安然接受而不知道错误；晏子在这里独能以礼自持。看他与齐景公谈论陈氏时说只有礼可以制止陈氏，可以说是懂得礼了。《礼记》的记礼者说洗衣洗帽的狭窄处境，以及猪肩小得遮不住豆器的困难，都是汉儒传闻造成的讹误，晏子并不是这样。黄老君 《陈愍王传》说陈愍王祭祀黄老君，祈求长生和福佑。《刊误》说：“按文字看，‘黄老君’不成文，应当说‘黄帝、老君’。”仁杰按：洛阳上清宫有汉代制作的石杯、洼盘，用来祭祀五位君神；其中“大老君”三个字写得最大，显然是尊崇老子。汉人因此把老子称为大老君。然而《真诰》说：“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的经书。从前中央黄老君秘藏此经，世人不知道。”可见道家又确实另有黄老君。按国相上奏说王祭祀天神，希望得到非分的福佑，正因为黄老君不是经书所规定的祭祀对象。如果祭祀的是黄帝、老子，就不应称作天神。《南史·袁君正传》中的北斗君，也不是天上的北斗星；《真诰》说另有北斗君，主管人的生与死。杨氏 《杨震传》说杨震的八世祖杨喜被封为赤泉侯。《刊误》说：“杨氏有两个族派。赤泉侯的杨氏从木旁；扬雄的‘子云’从才旁，而杨修自称‘修家子云’，似乎与杨震同族，也应写作从才的‘扬’。如今书中写华阴的杨氏，有的从木旁，有的从才旁，无法知道应当采用哪一个。”仁杰按：扬雄自序说，他的祖先在晋国以杨地为采邑，称为杨侯。颜师古引用《汉名臣奏》说，晋国大夫在杨地食采，杨食我获罪而杨氏灭亡。按晋国有两个杨氏：左传所说霍、杨、韩、魏都是姬姓，这就是杨侯之国，是周王室支庶建立、后来被晋国灭掉的国家；《晋语》说杨食我出生于此，这就是所谓晋国大夫在杨地食采、到杨食我时灭亡的杨氏。杨食我被灭后，只有杨侯的后代留存，所以扬雄认为自己是其后裔。如果说韩、赵、魏兴起而逼迫杨侯，那是不对的；杨国灭亡已久，历经春秋二百多年，哪里还会有旧侯国呢？晋国灭掉杨食我后，把他的封邑改为县，《左传》说任命僚安为杨氏大夫，就是此事。杜预注释霍、杨以及杨氏，都说在平阳；考察《晋志》，平阳郡有杨县，正是杨侯旧国。那么杨食我的封邑就是杨侯之国。‘杨’、‘扬’字形容易混淆。现在《千姓编》中有从木旁的杨，没有从才旁的扬；《集韵》也说杨是树木，也是姓；至于扬，则说是飞举，也是州名。陆法言《字书》说从木旁的杨，原本是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的封邑在杨地，称为杨侯，后来并入晋国，于是以国为氏，这与扬雄自序相同。这样看来，扬雄、杨震确实都是以木旁的杨为姓。杨次公的《序世谱》说得很详细，但说杨食我是杨侯的六世孙，又说赤泉侯是杨食我的五世孙，这就不对了。谱学错误，常有这一类。公输班 《张衡传》引《春秋元命包》说其中有公输班；但公输班、墨翟的事见于战国，并非春秋时期。仁杰说：谶书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礼记》说季康子的母亲去世时，公输若还年幼，般请求用机械封闭墓穴；般与班相同，这样公输班正是春秋时期的人。《史记》说墨翟擅长守城，注文引用公输氏攻城器械已经用尽、墨子防守绰绰有余的说法；有人因此认为有两个公输班。《宾戏》说班输在斧斤技巧方面无从施展，颜师古注说鲁班与公输氏都具有巧艺，所以乐府说公输与鲁般。这种说法不对。所谓“班输”，是说般若，并不是有两个公输般，一个在春秋、一个在战国。墨子的书恐怕并不完全是事实。《七启》说班输无处施展斧斤，李善说公输若是工匠大师般若的族人，这比颜师古的注文高明得多。不过般若确实是两个人，《山海经》说般制造弓箭，所以这里称鲁般，用来区别二人。偃伯 《马融传》说“在灵台偃伯”。注文说《司马法》记载古代军队三年不出征，就在灵台收起兵器；“伯”指军队的旗节。仁杰按：《诗经》说“既伯既祷”，《说文解字》解释“禡”字时把“既伯”释为“既禡”。《周官·甸祝》说“表貉”，杜子春把“貉”读作“百尔所思”的“百”，说古书有的写作“禡”，是祭祀军队之神。由此可知，伯、貉、禡都读作“百”，实际上是一个字。古代举行军祭一定要立表作为祭位，军队不出征就把它收起；“伯”就是这种表。章怀太子说伯是军队的旗节，只是推测而已。实际上，周代的■〈罒干〉旗、汉代的灵旗，就是古代所说的“伯”。咸恒 《荀爽传》说：“夫妇是人伦的开端，所以周文王演《易》，上经以乾、坤开头，下经以咸、恒开头。”【案：本书避宋真宗讳，凡“恒”字都写作“常”，现在依照经文改正。】仁杰按：王昭素说，《序卦传》“离者丽也”以下，各种版本还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十四字。晁以道舍人编纂《古易》，把这三句增入正文，认为后人妄自区分上下经，所以按惯例删省了。按荀卿的书说，《易》的咸卦是讲夫妇的，所以卦序开头说天地，却不说乾坤；这里说夫妇，却不说咸，显然已经表明了意义，不必再明说。仁杰编排《古易》十二篇时，《序卦》正文仍依旧本。鸟兽之文 荀爽回答策问说：“圣人作《易》，向上观察天上的象，向下考察大地的法则，看见鸟兽的纹理以及天地相宜之处。”又说：“鸟兽的纹理：鸟中雄鸟鸣叫，雌鸟能够顺从；兽中雄兽先发声引导，雌兽才相随。”如今《易》本作“与地之宜”。王昭素说“地”字上脱了“天”字。仁杰说：不是这样。上文说“观察天象、考察地法”，已经说过天地了，下面又说“与天地相宜”，为什么还要重复呢？《荀爽传》中的“天”字在文义上是衍文，王昭素误判，后人又沿袭了他的说法。至于“鸟兽之文”，荀爽的解释也不对。《太玄》说“察龙虎之文，观鸟龟之理”，所谓鸟兽，是指龙虎、鸟龟；也就是上句所说观察天象，下句“与地之宜”就是所谓考察地法。荀爽用雄雌、牝牡来解释，实在浅薄。要子 《赵岐传》说赵岐多有著述，著有《要子章句》，在三辅一带流传于当时。《刊误》说“要”应当作“孟”：古书没有《要子》，即使有，赵岐所作的是《孟子章句》，流传到今天；现在本传怎么反而不记载呢？仁杰按：古文“要”写作[原文作“■”，字形不明]，与“黾”相近。我怀疑“孟”与“黾”相通，赵岐传原本作《黾子章句》，后来讹写为[原文作“■”，字形不明]。考察《水经》，清漳水出大黾谷，注文说大黾谷一类的地方就是大要谷。庵

译《皇甫规传》说亲自进入庵庐巡视将士和山谷。有人说：如今俗书写“庵”字，但篆文中没有这个字，而且庵并不是房屋，不应从“广”部；皇甫规亲自进入庵庐，使用这个“庵”字，是有依据的。翟伯寿《籀史》又记载发现古代的盦，读音为庵。仁杰按：《书大传》说“高宗梁闇三年”，郑康成注说“闇”读作[原文作“■〈酓鸟〉”，字形不明]，[原文作“■〈酓鸟〉”，字形不明]就是庐。这样看来，“闇”作为庐的名称自有本字，“庵”和“盦”都不是正字。如今人们在墓地附近搭建房屋，正使用这个名称，也有古代居丧倚庐的意思。《博古图》中的“卭仲盦”本来是器物名称。王充的书有“庵丘蔽野”，这里的“庵”与“揞”相通；揞是遮掩，读作鸟绀切。“庵”字篆文中没有，汉人于是写作“奄”，见于《隶释》所载卫尉衡方碑。画诺 《党锢传》说南阳宗资主持画诺，读者大多认为这是答应、说“诺”的辞令。仁杰说：不是这样。这是王公、郡守、丞相批阅笺启、符檄等文书的格式，类似君主发布制书，可以这样理解。《宋书》记载皇太子笺的仪式、符的仪式、关文的仪式，都说“应当如此办理，诺，奉行”。潘远《纪闻》说，前代王府属官的笺启如果可以执行，长官就批写“诺”。晋元帝即位后很是谦逊，凡诸侯的笺奏，他都批作“诺”。如果“诺”字写得有尾，形状婆娑，所以称为“凤尾诺”。《南史》说陈伯之不识字，任江州刺史后得到文书、牒状和诉讼文，只会写一个大的“诺”字。到唐代才开始使用花押，《国史补》说宰相处理政务时使用花押，就是这回事。于越 《朱儁传》赞语又说“弭于越”。注文把“于”解释为语气词，类似“句吴”。《刊误》说：按传文和注文不同，应当依照其中一处作“干”。仁杰按：《荀子》说“干越夷貊之子”，《吕氏春秋》说楚国的佽飞从干越得到宝剑，高诱说这是吴国的城邑。按干越就是越，怎么能说是吴国的城邑呢？《春秋》记载“吴伐越”“于越入吴”，《公羊传》说：“于越”是什么？是越还不能用自己的国名通称；“越”是什么？是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国名通称。杜预注说“于”是发声词，孔颖达疏说越是南方夷族，发声词是他们的方言，史官沿用其习俗。由此可知，“于越”的称呼源自《春秋》所说的“于越”。《左传正义》说“句吴”的“句”有的写作“工句”，工、句声音相近；这样看来，“于”是声音转写而来，后来又转写为“干”。字应当依注文作“于”。牙门一 《袁绍传》说“拔其牙门”。注文说这就是《司常》职掌的旌旗之门。仁杰按：郑玄注《司常》说，天子巡守以及军队会合时，都树立太常旗。孙权设置大牙，置于中军；胡综为此作赋说，周代制度中日月旗实际叫太常，独高高树立，成为六军所仰望的标志，也引用了《司常》的典故。然而《司常》所说的旌门本来没有提到“牙”。《南部新书》说祈父掌管武备，是王的爪牙，所以旌旗称为牙旌；王彦宾说牙璋用来发动军队，所以后世有牙兵、牙旗。这些说法都不对。按《明堂位》说商代的崇牙有两种，注文说商汤以武力受命，所以常用牙作装饰：悬钟鼓的簨虡刻成重叠的牙形，旌旗则把丝帛刻成牙形。这样看来，设置牙旗是商代遗制，后世牙门由此发端。有人说商代的崇牙是送葬车上所立的旗物。按周制，天子祭祀时树立太常，铭旌也树立太常，只是用途不同罢了，怎么妨碍它用于军旅呢？牙门二 孔经父说牙就是旗。太守出行时有门旗，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后来于是把“牙”写作“衙”。王彦宾说《说文》中的“衙”读作“语”，没有其他读音；《篇韵》才收录“牙”的读音。仁杰按：秦汉以前已有“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辞》有“道飞廉之衙衙”，汉代有长平令衙卿。《集韵》“衙”读偶举切，《说文》解释为行走的样子，又说是冯翊的县名，也是姓氏。因此“衙衙”“彭衙”“衙氏”都应当读作“语”，所以汉碑常用“衙”代替“御”。郑康成注《仪礼》绥泽说取其香且衙湿。《群经音辨》说衙是迎接，读音为迓；郑康成解释礼制时说“逆衙还”，以衙代迓，始见于此。《诗经》“百两御之”，郑玄也读作迓，因为“御”“迓”声音相近，但还没有成为平声。至于《前书》中如淳注的衙县，就读作牙。如淳是魏国人，难道“衙”的读音从魏代起由迓变成牙吗？彭衙和衙氏，按《集韵》及邓名世《姓氏书》保存的两种读音，作为地名和姓氏应当采用一种，读作“语”，不应又读作“牙”，因为汉代没有这种读音。衙字在汉代没有牙音，而“允吾”的“吾”却有牙音；除允吾、驺吾之外，恐怕执金吾的“吾”也应读牙音，近世才按本字读。大概字音和官职名称在古今本来就不同，例如“车”字古代都读尺奢切，汉代以后才有“居”的读音；尚书这一掌管文书的官职，与尚食、尚衣相同，古代读时亮切，后世才读作常。这些都是同类情况。牙门三 《集韵》给“衙”字作注说，古代军队出行时设牙旗，后来便把军队驻地称为衙。《资暇录》说武职称押衙，不是押衙府，而是押掌牙旗；前辈于是怀疑“衙集”的“衙”都应作“牙”。《资治通鉴》也颇多采用这种说法，如记载“正牙奏事”“南牙文臣”等。仁杰按：牙、衙相混已经很久了。牙旗的“牙”只能用于军队出行，而“衙集”的“衙”上至天子、下至州县官员都可以使用，因为今天的衙就是汉代的金吾、木吾。古今注说金吾是车辐形的棒子，也是一种棒，用铜制作，两端涂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郡守、都尉、县长等官，都用木头制作木吾。这样看来，金吾、木吾是中尉和官府伍伯拿在前面，用来警卫仪仗的东西，所以字书把“衙”解释为参列、参见。天子临朝召集群臣，称为正衙；百官箴把金吾称为吾臣；邢济自称“我金吾”；天子统领禁军的官职称为三衙。这些名称都源自所谓金吾。如今三衙所执的杖，端头仍有银饰，正是汉代金吾制度的遗留。至于中央和地方官员办公的地方称衙，官员、属吏在庭中拜见称衙参，早晚击鼓称衙牌，门禁、门卒称衙官，这些又都源自木吾。至于牙门、牙帐、牙将、牙校、牙队、牙兵、牙内，则源自牙旗制度，不能写成衙字。《南史》说侯景的将领、谋臣上朝时，必须在宫门外按次序排列，再依次引进，称为衙门。按这里的衙正是衙参的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排衙。唐人把群蜂早晚飞集称为蜂衙，把天街两旁槐树成列称为槐衙，也是取聚集之义，不应拿牙门来解释。吴虎臣说牙门始于侯景，难道他没有记得《袁绍传》吗？胎息 《方术传》说王真能够实行胎息。注文引用《抱朴子》说，胎息就是能够不从鼻、口呼吸，好像处在胎儿状态中。仁杰按：《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河上公注说，天在自然界叫玄，在人身上就是鼻；地在自然界叫牝，在人身上就是口。鼻口之门，是天地元气往来、呼吸喘息的地方，应当绵绵不断而微妙。又按许慎《气书》说，人受胎于母体，出生时先从鼻开始，继而形成头面，随着母体呼吸阴阳之气，所以“鼻”训为开始；《抱朴子》说鼻口之间是人中，也有这个原因。开元年间，刘知几想废黜河上公的注文，议论的人说他的注文以养神为宗旨、以无为为根本，足以修身安民，因此能够不废除；总之，河上公注也不是容易完全废除的。郎君

译《邛都夷传》说，因为张翕留下了仁爱的声望，于是任命他的儿子张端为太守。夷人前来欢迎，说：“郎君的仪表相貌很像我们府君。”仁杰说：古时候，诸侯不称“天”，而称“君”；大夫也称“君”，又称“主”。到了《春秋》时代，称大夫为“主君”，就已经是僭越了。自汉代以来，丞相称为“相君”，尚书、中书令称为“令君”，御史大夫称为“大夫君”，使者称为“使君”，太守称为“府君”，左右丞相称为“左君”“右君”，郎官称为“郎中君”。按照汉代制度，俸禄二十石以上的官吏可以任用同胞兄弟或儿子为郎，因此后来称别人的子弟为“郎君”，这种称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世世家大族的家奴因而称主人为“郎”，他们的女儿或女婿也称为“郎”。石崇家奴的奴券上写道：“市豪笔备，郎写书。”司马越女儿的铭文说：“东海女郎。”谢安石说：“王郎是逸少的儿子。”这些都是这种称呼。年少的人也称为“郎”。孙策年轻时，虽然已有官位和名号，但士人百姓都称他为“孙郎”。这些称呼的源头，全都出自汉代任用子弟为郎的称谓。使匈奴 《南匈奴传》说，光武帝刚平定中原，来不及处理外事，到建武六年才命归德侯刘飒出使匈奴。仁杰按：《前书》中刘飒与陈遵一起出使匈奴是在更始二年冬；这一年光武帝正任萧王，所以《南匈奴传》的文字有误。《光武纪》记载建武六年匈奴派使者来进献，光武帝派中郎将韩统回访；传文说单于骄横傲慢，对汉使无礼。这一年出使的是韩统，不应引用刘飒、陈遵的事情来作证明，注文也错了。《两汉刊误补遗》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