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四

译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师古说，太颠以下四人是文王的四位友臣。仁杰说：《表》在四友之后又列师尚父，这是错误的；太颠和师尚父难道是不同的人吗？《书大传》说，散宜生、南宫适、闳夭向太公望学习，于是到羑里去见西伯。因此孔子说文王得到四位大臣，孔丘自己也得到四位朋友。郑康成说，周公在《君奭》中举出虢叔以下五人，却没有提太公，是因为太公用大德教导文王；周公谦逊，不能把自己和太公相比。这种解释与《表》的错误相同。五则。《律历志》把冬与智配为权，把夏与礼配为衡，把秋与义配为矩，把春与仁配为规，把中央土与信配为绳。仁杰按：《志》说五则用来衡量万物，有轻重、圆方、平直；又说规矩互相配合，准绳相互连结，权衡相互合德，却唯独不论“准”，这怎么可以？现在改作：冬属水，水的性质是礼；礼能使事物齐整，齐整就是平，所以冬为准。夏属火，火的性质是信；信就是诚，诚就是直，所以夏为绳。秋属金，金的性质是义；义能使事物成就，成就就是方，所以秋为矩。春属木，木的性质是智；智表现为运动，运动就是圆，所以春为规。中央土在时令上属于四季，在五常中属于仁；仁能包容，包容则有厚重，所以中央土为权，并以衡附于其后。李寻说，水能准平；《说文》也说水面平，“准”与水同音。《志》说权起源于子黄钟的重量，规、准、绳也由此产生；《天文志》又把黄龙作为权，实际居于中央之宫。这样看来，把准配水、把权配土，并不是臆测。五常配五行的说法，我已经在《洪范辨》中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既生霸（一）。《律历志》只记载“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颜师古注说，这是今文《尚书》；孔颖达说，汉代称它为逸书。仁杰按：朔日以后月亮开始明亮，月魄消退；望日以后月亮逐渐暗淡，月魄重新出现。因此记日时，朔日以后要先说“朏”和“死魄”，望日以后要先说“望”和“生魄”。《武成》说“四月哉生明”，接着是丁未，又接着是庚戌，最后才说“既生魄”。孔安国传把“哉生明”定为四月三日，把丁未定为十九日，把庚戌定为二十二日，把“既生魄”定为十六日，先后次序非常混乱。大概“既生魄至受命于周”十四字，原来应在丁未祭祀周庙之前。应当是：“四月月初生明，王从商地来到丰邑；月既生魄，诸侯国君和百官接受周的命令；丁未，在周庙祭祀。”先说既生魄，再接丁未、庚戌，这样才合乎意义；否则，反而不如逸书有次序。既生霸（二）。在“乙巳”旁边的旧《武成》篇写道：“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仁杰按语说：从乙巳到庚戌，这就是“六月”。《尚书》写作“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从丁未到庚戌，实际是四天。孔颖达说，《召诰》所说“越三日”，都是从前一天数到今天，合计三天；这里从丁未数起，则是第四天。“三”应当作“四”，是由于字形笔画相积而造成的错误。《隶续》说：“丁未越三日庚戌”，这就是除去丁未当天而不计数。处士严发碑说“戊申朔五日癸丑”，正是采用《武成》的句法；“授此碑”舍弃《召诰》的正确义理，而遵从《武成》的错误文句，也不过是汉人好奇求异的过错。既生霸（三）。《汉志》说四月甲辰日为望日，那么丁未就是十八日，庚戌就是二十一日，这与孔传不同。【按：前一篇说，孔传把丁未定为十九日、庚戌定为二十三日；既生魄是十六日，这样前后次序就错乱了。考察《汉志》，说四月己丑日为朔日、甲辰日为望日，那么甲辰就是十六日，丁未就是十九日，庚戌就是二十二日，并没有与孔传不同。只是说乙巳为旁生霸，那么乙巳就是十七日，而不是十六日罢了。这里所说的‘十八日、二十一日’等，未详其朔日是否在己丑、望日是否不在十五日；这与《汉志》相差一日，其中的错误也不能不加以辨析。】仁杰按：这里的《汉志》上文引用《武成》篇说：‘到了二月，已经死霸……过五日甲子，把商王纣全部消灭。’【按：‘二月’，《汉书》作‘三月’。考察《尚书》孔颖达疏所引《汉志》原文，也作‘二月’，可以与这里互相证明。】孔传把甲子定为二月四日；如今的《逸书》却把它定为五月。《汉志》根据历法说，庚申为二月朔日，四日为癸亥。这样看来，《逸书》所说是对的。《逸书》这一节在《尚书》中全都没有记载，无法考察。《尚书》所记载的开头只说‘一日’，接着便说‘四月’；开始说征伐商，便立即接着说王从商地回来；从商地到丰地，于是停止武事、修治文教，中间克敌讨伐的事迹，连月份和日期都没有涉及，也实在太过疏略了。《逸书》说二月甲子为朔日，虽然未必就是原本的真实记载，难道还多少保留了它的梗概吗？方明。“诞资有牧方明”。如淳引用《觐礼》中关于方明的记载。仁杰按：《仪礼》说，诸侯朝见天子时，建造方圆三百步的宫，设四门，筑十二寻高的坛，深四尺，坛上加设方明。方明是木制的，设置六种颜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方玄色，下方黄色。这大概就是明堂的形制。郑康成只把它解释为会盟的仪式。明堂本来用来祭祀上帝和五方帝，也借此接受诸侯朝见；如今只知道它是会盟的仪式，却不知道它也是明堂，真是只知二五而不知十。明堂因为在坛上加设方明而不建屋，所以称为明堂；所谓宫，只是用土筑成界墙而已。《荀子》说，即使在塞外筑造明堂，只要能施政治理也可以。杨倞注说，明堂就是坛，巡守到四岳之下，会见诸侯，筑坛并在坛上设置方明。这样看来，古代经师早已知道方明就是明堂。《觐礼》一篇记载明堂的制度，包括宫、门、坛的高深广袤，以及神明的象征、圭币的仪式、车辆旌旗的制度、诸侯和上介的位置、天子祭祀方明、拜日、礼月、祭天、祭山丘陵、祭川、祭地的礼仪，无不完备。而且它的制度简明易行，如果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重新看到三代盛大的礼制，难道不是很值得欣喜吗？绍兴年间，我曾遵照先父遗命绘制图样进献，如今收藏在秘府之中。乐师。《礼乐志》记载，殷纣时期，乐官和乐师抱着乐器逃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到河海之间。师古说，《论语》记载太师挚到了齐国，少师师阳击磬，师襄入海；“诸侯”是追述并系属他们所到的地方。刊误说，颜师古所谓“追述并系属其地”，是说周代以来还没有齐、楚、秦、蔡这些国家，这不是荒谬吗？仁杰按：齐、楚、秦、蔡这些地名，在商纣时代本来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国号。然而太师挚、师阳、师襄等确实不是商人。《史记·礼书》说，孔子去世后，受业弟子逐渐沉没而不被举用，有的到齐、楚，有的进入河海。由此考察，这些受业弟子大概就是鲁国乐师，曾向孔子学习雅乐。因此《论语》称“师挚之始，洋洋乎盈耳”，又说鲁国太师，这位太师就是师挚；向师襄学习琴，就是这位击磬的师襄。按《殷本纪》，纣王时代确实有太师、少师抱着乐器逃走，但不是师挚、师阳，而是太师疵、少师强。《人表》也把这两人列在师挚等八人之后。因此，《礼乐志》说乐师逃散并没有错，只是误把两件事合为一件，不应又说他们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到河海。方丘。

译《礼乐志》说，在汾阴泽中用方丘祭祀后土。师古说，祭地用方形来象征地的形状。仁杰按：《郊祀志》记载，祠官宽舒建议在泽中圜丘亲自祭祀后土，于是就在汾阴建立后土祠。这样看来，汾阴的祭祀实际采用圜丘；如今说方丘，是传写错误。《封禅书》说，天喜阴，降祸必在高山之下；地尊贵阳，祭地必在泽中圜丘。由此可知，汾阴的建议是有所依据的。学者只是看到《周官》说在圜丘、方丘奏乐以礼敬神灵，便认为圜丘象征天、方丘象征地，于是改动汉史文字，使之符合《周官》的制度，却不知道武帝祭祀汾阴时，《周官》一书还没有出现。颜师古依照文字作解释，没有根据宽舒原来的建议及八神之说考订错误。《通鉴》在元鼎四年记载在泽中圜丘建立后土祠，这才没有失去事实。【按：本篇旧列在第八卷《货殖传·答布篇》之后，现在依据《汉书》的次序移到这里。】房中歌。《安世房中歌》共十七章。刊误说，这些歌章大多是十句、八句、六句或四句，没有使用奇数句的；只有《王侯秉德》一章七句。仁杰按：《既醉》诗以及下文《安其所》章都使用叠句，这一章应当是：“王侯秉德，其邻翼翼；其邻翼翼，显明昭式。”原书脱误，如今改定为八句。又《大海荡今贤愉》，刊误说，依照注文应当有“荡荡”“愉愉”二字，所以定为《大海荡荡》一章，共六句。仁杰按：“大海荡”与“大山崔”相对成文，《安其所》章又说“高监愉乐民人”，注文说有愉愉之德。这样看来，把“荡”解释为荡荡、把“愉”解释为愉愉，正是文势如此；恐怕只应按三个字断句，也与下文押韵。现在改定为四句。富媪。“后土富媪”。张晏说，坤卦为母，所以称“媪”。刊误说，称后土为富媪，是因为汉代以土德为德运。仁杰说，“媪”应当是“煴”字的错误，见《贾谊新书》。按字书，“煴”有两种意义：一是烟煴，指天地之气交合；二是郁烟。这里的“富煴”取烟煴之义。“后土富煴，昭明三光”，就是《新书》所说的天清澈、地富煴、万物按时成熟的意思。张晏的解释错了。《志》记载，泰一坛有三层台阶，五帝坛环绕在其下，各依其方位排列。本章说帝降临中央之坛，接着是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大概是祭祀五方帝时所唱的歌。师古把“帝”解释为天神，刊误把它解释为天子，都与《志》不合；这里的“帝”指下方之帝，即《月令》所说的中央土帝。媪神。“惟泰元尊，媪神蕃厘”。师古说，泰元是天，媪神是地。仁杰说，如果泰元、媪神果真如颜师古所说，下文为什么又说“经纬天地”？泰元就是泰一，泰一与天地并列，并不是天。《志》记载，天子祭祀三神：天一、地一、泰一；又记载祭祀赞词说，天赐予皇帝泰元神筮，皇帝恭敬地拜祭泰一；又为泰一制作五帝旗，称作灵旗。本章首尾都有泰元、灵旗的文字，因此“媪神”也应当写作“煴”，取郁烟之义。“煴神”就是以郁烟祭祀神灵，《东京赋》所谓“向泰一献上高烟”就是此意。礼制中祭祀是用烟气使神灵来享用，最初祭祀泰一的礼仪大概就是这样。祭天时燃烧柴薪，使香烟上达皇天。皋繇、扬子云也认为这是并列称说。铫。《礼乐志》记载“铫四会员”。李奇说，怀疑“铫”就是“鼗”。韦昭说，铫是国名。师古说，韦昭的说法正确；铫读作“姚”。仁杰按：韦昭把铫解释为国名，但遍考各书，不知道依据出自哪里。《说文》只说铫是田间农具，《世本》说乖发明了铫，《庄子》说铫、耨由此开始修治；《诗经》说“痔乃钱镈”，又说“其镈斯赵”，毛传说钱就是铫。铫和镈是相互配合使用的农具，所以诗人说镈时必兼及铫。怀疑古代“铫”“赵”通用。这里列出的四会员，楚、巴、齐、蔡都是国名，那么铫作赵，或许较为接近事实。有人说，前面已经说过邯郸鼓员，这里不应再并列出现。按前有淮南鼓员，后有楚四会员；淮南原来就是楚地，两者相类。仟伯。《食货志》说，商鞅破坏井田制，开通阡陌。师古说，阡陌是田间道路。张晏说，商鞅巡视田间，设置阡陌，使百姓各有固定的制度。仁杰说，张晏的解释错了。阡陌开通、井田破坏，正是因为不再有固定制度。董仲舒说，商鞅废除井田，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接阡陌，贫穷的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所以主张限制百姓所占有的田地，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按井田制度，田地由公家授予，不得买卖，所以《王制》有土地田宅不得买卖的文字；一夫耕种不过百亩，受田也以此为标准。这两项制度，都是为了使百姓平均，不出现贫富悬殊。到秦代则不是这样：百姓的田地可以自由买卖，作战斩获甲首的人又可增加田宅；获得五个甲首，就可以役使五家。土地兼并的祸患由此产生。百姓田地多的，以千亩为界；少的，也以百亩为界，再没有限制，井田制就此破坏。《志》又说，商人没有农夫劳作的辛苦，却获得阡陌上的收益。师古说，阡是千钱，陌是百钱。按这也应是田亩的阡陌，大概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千亩的收成不过千石；商人经营囤积、获取加倍利息，他们的收入难道只相当于百亩、千石吗？《过秦论》说“起阡陌之中”，是说他的才能起于田间，正是前面所说的阡陌；《史记索隐》却解释为千人、百人的首领，也不对。甽袭。《食货志》说，赵过创制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甽。师古说，甽就是垄。仁杰按：郑玄注《考工记》说，古代甽和遂之间可以通水；又说甽上隆起的高土叫作伐。由此可知，垄是甽上隆起的高土，甽是垄中间通水的道路，并不是垄。颜师古在《刘向传》“忠臣虽在甽亩”下注释说，甽是田中的沟，这里为什么又把它解释为垄？怀疑原文脱字，应当是“甽，垄中沟也”。上寿（一）。《郊祀志》说，天子回到明堂坐下，群臣轮流上寿。仁杰按：《儿宽传》记载，儿宽参与议论巡守、封禅之事，武帝拿来询问他；仪式制定完成后，任命儿宽为御史大夫。儿宽回到明堂，上寿说了这番话，事情发生在元封元年，与《郊祀志》相合。但这一年祭祀泰山使用乙卯、丙辰日，而儿宽上寿的话却说癸亥、甲子，似乎可疑。儿宽说：“我听说三代改定制度，彼此沿袭相因；近来圣统断绝，陛下发愤，合于天地。”《志》记载元封七年重新议论正朔，儿宽和博士议论此事，与儿宽上寿的话大致相同。议论上奏后，才改年号为太初。因此，把儿宽上寿定在元封元年是不对的。臣瓒解释《武纪》“降坐明堂”说，泰山东北山脚古代有明堂遗址；大概元封初年还没有明堂，所以臣瓒只好曲折地这样解释。上寿（二）。

译儿宽上寿的言辞，所对应的朝廷事实、日期和月份都可以考察出来，大多发生在元封二年以后。例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是说在汶上修建明堂，在明堂祭祀泰一、五帝，事情发生在元封二年。又说“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是说建立乐府、协调音律，事情发生在太初元年。又说“发祉闿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是指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的前一夜。又说“上元甲子，肃邕永享”，是指甲子日朔旦在明堂祭祀上帝。这样看来，儿宽上寿不在元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不是四月丙辰，实际是十一月甲子。《通鉴》把它记在元封改元之年，也错了。南岳。舜在五月巡狩，到了南岳；南岳就是衡山。禹遵循这一做法。又说，舜登礼灊县的天柱山，称为南岳。师古说：武帝把天柱山定为南岳。郭景纯注《尔雅》说，霍山就是天柱山。仁杰说：按《志》和注文所说，南岳这一称呼，在虞、夏时指衡山，在汉代指霍山。总的说来，其实并不是这样。虞、夏祭祀的是霍山，所谓衡山是伏生《虞传》中所说的“大交霍山”；郑康成注说，这是五月南巡守时所祭的山。《夏传》说：“禹奠南方霍山。”郑康成注说，“奠”就是祭祀。这样看来，天柱山成为南岳，并不是武帝创始祭祀此山，只是恢复虞、夏的旧制罢了。后来孝宣帝下诏命祠官每年祭祀，肃宗巡守时遥望祭祀，也都在灊县。晋升平年间，何琦上疏说：“五岳之中，只有灊县的天柱山在王朝疆域以内，旧制由台选派百户吏卒负责奉祀。中兴之际，仍常派人祷告酬神，应当修复旧典。”《隋志》记载，方泽祭祀时从祀的是衡山。太史公、班孟坚直到隋代，南岳祭祀一直在灊县、霍山；到唐代才开始祭祀衡山。太史公、班孟坚以及孔安国《尚书传》都把衡山作南岳注解，大概是沿袭《职方》所说九州镇山的说法，却不知道岳与镇山本来有区别。《尔雅·释山》开头说五方山名：江南的衡山、河南的南岳，这大概是把五方镇山当作《职方》所载的山。后来谈到五岳时，却说南岳是霍山、西岳是华山，并没有把衡山和太岳列入。因此，《隋志》在霍岳、华岳之外，又列衡镇、太岳镇为从祀山，最合乎礼制。有人说衡山又名霍山，这也不对。《尔雅》说：“山大而高叫嵩；大山包围小山叫霍。”这两座山正是因此得名。如今的天柱山只是一座山峰，处在群山之间，似乎小而独高；但四面望去，绵延数百里都是大山，共同环抱在它下面，这哪里是其他山所能取得的名称呢？景纯说衡山另有名称叫岣嵝。王彦宾考订不细，竟妄加评论，说灊山、霍山因武帝远行才开始被定为南岳，《尔雅》本应举衡山却反而举霍山，所以知道这部书不是周公所作。这样的说法真是荒谬。昆仑。公玉带进献黄帝时代的明堂图，图中是复道，复道上有楼，名叫昆仑。于是武帝便按照公玉带图中的样式，在汶上建造明堂。仁杰考察说：明堂是坛。司仪职掌说：“将要会见诸侯，就命令筑坛，坛有三层。”郑康成说，“成”就是重，三重就是从下往上分别为上等、中等、下等。《尔雅》说：“丘有三层就叫昆仑。”古人所谓昆仑，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公玉带却说是复道上有楼，甚至把许多争论引到台阶、门、窗之间，以及各种依照图像和数术附会的说法上；他不知道古代所谓明堂，从来没有施设屋室。《尚书》说：“他的儿子不肯筑堂，何况肯建屋室呢？”可见在公玉带以前，“堂”还不是屋室的称呼；例如玉堂殿，只是说用玉石筑成台基罢了。后来才把有图画装饰的殿堂称为画堂，到新莽时又把未央殿改称王路堂，于是名称和实际从此混乱了。《两汉刊误补遗》卷四。●钦定四库全书。《两汉刊误补遗》卷五。（宋）吴仁杰撰。封禅。《郊祀志》记申公说：“举行封禅，就能成仙升天了。”丁公说：“封禅，是古代所谓不死的名称。”仁杰说：封，是堆土筑成坛；禅，是扫除地面筑成墠。封禅只是方岳、明堂的另一种称呼。方士却说封禅可以升仙而长生不死，所以历代君主乐于听信这种说法，并甘心这样做。这并不是方士一方面的罪过，也是儒者不能端正名义、错误命名的过失。霍去病攻伐匈奴后，在狼居胥山封土祭天，又在姑衍山扫地祭地。师古说：堆土增高山体叫封，筑墠祭地叫禅。难道这也能称作不死的名称吗？太岁一。《天文志》说，岁星属于东方。晋灼说：太岁在四仲之年时，岁星运行三宿；在四孟、四季之年时，岁星运行二宿。仁杰考察《淮南子》关于太阴在四仲、四钩的说法，和晋灼相同，那么太阴就是太岁。《天官书》说摄提所在的年份，岁阴向左运行，寅年在寅位，那么岁阴也就是太岁。《淮南子》又说太阴有时称青龙，有时称天一，那么青龙、天一也都是太岁的别名。《天官书》所说的岁阴，以及《淮南子》所说的太阴、青龙、天一，全都是太岁的不同名称；天一又叫阴德。它的名称竟有这么多不同。太岁二。《天文志》说，正对着斗口的三颗星，若隐若现，叫阴德，有时也叫天一。仁杰考察《淮南子》说，元始始建于甲寅，又说天一的元始正月建寅；那么《淮南子》所说的太阴、天一，大概本于《志》所记的阴德、天一两星。然而《淮南子》不把天一称为太岁，却另把它称为咸池；它的运行度数又与天一完全相反。天一向左运行十二次，每年移动一次，周而复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大火。咸池向右运行十二次，一年之间三次经过四仲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卯。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洪丞相《隶释》说，咸池是经星，不能离开所在的次位，周流于四仲之月，应当是说它的神灵。仁杰对于天一也这样说。太岁三。《淮南子》说，喜鹊筑巢朝向天一；《博物志》说，喜鹊背向太岁；《埤雅》说，喜鹊的巢朝向天一而背向岁星。这样看来，天一似乎又和太岁不同。仁杰考察《淮南子》说：“天一可以朝向，不可以背向。”所以说喜鹊筑巢知道朝向。后来写作《博物志》时，改成喜鹊知道太岁的说法，大概是由此而来；“向”误写成“背”，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埤雅》于是把天一和岁星看成两个对象，大概兼采《淮南子》和《博物志》的说法，却没有加以取舍。王充书中记载迁徙禁忌说，冲犯太岁凶，背向太岁也凶，那么朝向和背向都不可以了。总之，阴阳之说流行后，使人拘束多忌，而各种说法又不一致，这一类就是例子。咸池一。《天文志》说，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鸟，西方为咸池，北方为玄武。仁杰考察说：苍龙是总称东方七宿，朱鸟、玄武也分别总称各方七宿；至于咸池，却是另一个星名，本来就在二十八宿之外。晋代《天文志》所说的天潢南面的三颗星叫咸池，是鱼池，正是这个星名。它哪里能用来总称西方七宿呢？如今把咸池和苍龙、朱鸟、玄武并列，又把参宿、白虎列在昴宿、毕宿之后，类别和体例多么混乱啊！咸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