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一

译“姓刘氏”一条。《史记索隐》说：这是因出生而赐姓，例如舜出生在姚墟，便以姚为姓；受封于有虞，号称有虞氏，后代子孙于是便以虞为姓。因此这里说“姓刘氏”，也是这个意思。仁杰说：《索隐》的说法不对。姓与氏相近却不同。古代有赐姓、命名之制，如赐姓董氏、豢龙氏；把姓、氏析分为二，说明二者本来就有区别。刘氏本是陶唐氏的后代，所以刘是氏，不是姓。这里应当说“高祖刘氏出自祁姓”才对。这一错误是太史公首先造成的，却没有人改正。只有欧阳修《新唐书·世系表》说某氏时，必说出自某姓，这才是正确的。不过，《高祖纪》写“姓李氏”，难道仍是沿用《史记》旧文吗？至于《宗室表》说“李氏，嬴姓”，是说李氏的祖先出自益。益本来是嬴姓所出，而《唐书》又说李氏出自皋陶。考察皋陶本是偃姓，怎么能把两个姓合成一个呢？大概是误以为益是皋陶的儿子，所以才这样。魏《志》记诏令说，以舜妃伊氏配祀方丘。考察栾黡娶范氏，实为陶唐氏后裔，称作栾祁；那么舜妃应当称为祁氏。祭祀蚩尤。在沛宫廷祭祀黄帝、蚩尤，并以牲血涂染鼓和旗帜。应劭说：蚩尤是古代天子，喜好使用各种兵器，所以祭祀蚩尤。瓒说：蚩尤是贪婪的平民。仁杰说：应劭和瓒的说法都不对。所祭祀的，大概是天上的星宿“蚩尤旗”。考察《天文志》说，蚩尤旗像彗星而弯曲，形状像旗；它出现，就表示天子要向四方征伐。当时正要进行征伐，所以祭祀它。《封禅书》记载祭祀八神：天主、地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时主，兵主也在其中。兵主所祭祀的，就是蚩尤星。周武王征伐商朝，在毕星下祭祀；毕星主管战争，所以军队出征前祭祀它。这件事与此很相似。否则，黄帝是擒杀蚩尤的人，既祭祀黄帝，又祭祀蚩尤，为什么呢？有人说《皇览》记载蚩尤墓在东平，兵主的祠也在那里，于是更加可疑。其实不是这样。八神之祠本来是齐太公所创设，所以都在齐地。兵主在东平，正如天主在临淄、地主在梁父一样。后人看到那里祭祀蚩尤，便把蚩尤墓牵强附会进去，不能作为依据。况且八神是按类别设置的，在天地、阴阳、日月、四时之外，祭祀星辰才合适；一个贪暴鬼魂，怎么能列入其中呢？颜师古把“衅鼓”断句结束，也不对。考察《封禅书》说“祠蚩尤，衅鼓旗”，“旗”字应当归入上句。刚武侯。沛公带兵到栗县，遇到刚武侯。应劭说：楚怀王的将领棘蒲刚侯陈武，应当是“刚侯武”。颜师古说：这是史书漏记了他的名字，不应改作“刚侯武”；说他是怀王的将领，也没有根据。仁杰认为：“刚武侯”本来就是一个人的称号，当然不能改成“陈武”。如果说陈武是怀王的将领没有依据，那也不对。陈武封为棘蒲侯，所以太史公称他为蒲将军。考察《项籍传》：蒲将军带兵归属项梁；项梁死后，楚怀王任宋义为上将军，各路别将的军队都归他统领。陈武在别将之列，因此确实曾是怀王的将领。颜师古没有意识到蒲将军就是陈武，所以说陈武为楚将没有根据。“之”字缺文或衍文。“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刊误》说：按文意，“足下”二字前应当还有文字。仁杰按：《史记》作“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所以《刊误》说少了两个字。不过《汉纪》也记作“宛必随之”，语意简洁完整。因此怀疑《汉书》只脱了一个“之”字。又有“素服以告之诸侯”一句，《刊误》说：这里的“之”字是衍文。现在考察，《汉纪》作“以告诸侯”，《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写法。塞王、翟王。汉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都投降汉王；二年六月，废丘投降，设置河上、渭南、上郡。这与《史记》的记载不同。仁杰说：汉王之所以没有立即把两王的土地改置为郡，是因为三秦本来是同功一体的人，雍地尚未攻下，而翟、塞已经投降，所以暂且让他们统治原来的土地，用来诱降雍王。太史公却在二年才记载翟、塞投降，随即说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郡，完全失去了当时设置、废除的先后次序。班固的记载在义理上更为长处。五诸侯之一。汉王因此得以劫取五诸侯的军队。各家对“五诸侯”的解释不同：应劭认为是雍、翟、塞、殷、韩；徐广认为是塞、翟、魏、殷、河南；韦昭认为是塞、翟、韩、殷、魏；颜师古又认为是河南、常山、殷、韩、魏。《刊误》说：常山怎么会有军队？陈余是五诸侯之一。仁杰说：《刊误》去掉常山而取陈余的军队，固然对了，但依从颜氏的说法，仍未尽然。考察汉元年塞王、翟王投降，二年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相继投降，又俘获殷王司马卬。归附汉王的诸侯共有七人。申阳投降后，汉王立即把他的国家改为河南郡；郑昌投降后，汉王把原韩地封给韩王信；司马卬被俘后，其地设置为河内郡。这三人都已经亡国，不能与诸侯并列。张耳是与大臣一起归汉的，史书没有说他带兵同行。只有塞王、翟王、魏王仍然保有原来的封国；韩王信常常率领韩军随汉王行动；赵相陈余遗留的军队也归汉。这些合起来，才是五诸侯的军队。五诸侯之二。《魏王豹传》说：汉王平定三秦，魏王豹以魏国归属汉王，于是跟随汉王在彭城攻楚。《异姓王表》说：韩王信因随汉王伐楚有功而受封。《陈余传》说：汉王攻楚时，派使者告诉赵国，索求一个像张耳一样的人，并把张耳的首级送给陈余；于是陈余送出军队，翟、塞两王也各自带着本国的赋税兵力前来。因此“五诸侯兵”可以从史书中考见。《淮阴侯传》说：汉军在彭城败北时，塞王、翟王逃走并投降楚国，赵国也与楚讲和，魏王回到魏国后也反叛。到此时五诸侯中没有背叛汉王的，只有韩王一人，所以《高纪》说诸侯见汉军败北，都叛离而去。况且史书说汉王“劫五诸侯兵”，重点在军队；赵国是派兵援助汉王，随五诸侯进入彭城，山阳王不在其中。然而《叔孙通传》说汉王跟随五诸侯进入彭城，没有说军队，大概是史家的省略。胡三省《通鉴》在这里仅写“率诸侯兵”，恐怕有脱字。至于《项羽本纪·赞》说“率五诸侯兵灭秦”，这里说的是山东六国，与高帝劫取五诸侯军队的事情不同。东西秦。“这就是东西秦。”《刊误》说：按上下文，“西”字多余。仁杰说：《汉纪》作“这也是东秦”，与《刊误》的说法相合。《通鉴》多采用《汉纪》的文字，在这里却单独采用《汉书·本纪》的原文。考察上文叙述齐、秦的地形险要相当，结尾说“这果然是西秦，若不是亲子弟，就不能让他做齐王”，反复体会这段话的语意和脉络，按文章法理应当如此；如果去掉一个“西”字，前后就不相贯通。若依《刊误》的意思去掉“西”字，那么下文的“齐”字也应当去掉。因此《通鉴》仍作“东西秦”。崇尚右方之一。

译汉廷群臣中没有人能超过他。颜师古说：古人以右方为尊，所以说没有人能超过他。《刊误》说：古代平居时以左为贵，用兵时以右为贵；崇尚右方，似乎是战国时期的习俗。仁杰按：用兵崇尚右方，见于《老子》。又说上将军处在右边，偏将军处在左边；《礼记》记孔子拱手时崇尚右方，弟子们也都崇尚右方，孔子说：“我有姐姐去世的丧事。”弟子们于是都崇尚左方。这就是凶事崇尚右方。兵器属于凶器，所以崇尚右方，大概是按凶礼来处理。《春秋左传》说郑曼伯担任右拒，在祭仲担任左拒之前；这也是用兵崇尚右方。礼制说，乘坐国君的乘车，不敢空着左边；注释认为车上以左边为尊。然而乘车与兵车不同：乘车尊左，兵车尊右。乘车时君主在左，御者在中间；兵车上君主在中间，御者在左。战国以来，天下没有一天不动兵戈，天下人习惯看到的是兵车礼制，所以社会习俗崇尚右方。不过魏公子让车骑空出左边的位置亲自迎接侯生，说明战国时代有时也崇尚左方。崇尚右方之二。老子说：上将军处在右边，偏将军处在左边。兵车本来就崇尚右方。但《礼记·少仪》论乘兵车，说军队崇尚左方；郑玄注疏说，军将尊贵，所以崇尚左方，这与前面的说法颇有抵牾。仁杰按：老子所说的并不是同车而坐的左右。晋国韩厥代替御者，坐在车中；杜预说，除元帅以外，御者都在中间，将领在左边。由此可知，兵车的礼制只有国君和元帅才尊右，其余军将只是尊左罢了。“军”是统率一军的人。一般一辆车有三人：将领、御者和车右，哪里会有上将军、偏将军同车共载的事呢？孔颖达说尊左是由于军将尊贵，这还不对；军将尊左，正是因为他不是元帅。崇尚右方之三。《诸侯王表》写作“左官”。颜师古说：汉代依循古法，朝廷的位次以右为尊，所以把在诸侯国任职称为“左官”。仁杰按：士蒍说：“如今分封土地而给人授官，这是把他置于左方。”可见“左官”这个说法在春秋时就已经如此。王叔与伯舆争夺政权，王叔说：“天子所尊重的，我的国君也尊重；天子所贬抑的，我的国君也贬抑。”这里说右、左，并不是因为右方本身可争，而是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左属阳、右属阴，固然是固定的方位；但《黄帝书》说，地形东南低陷，所以人的左手左脚不如右手右脚强。礼书说“左朐右末”，注释说是从右手取物方便。这样看来，所谓把人置于左方或右方，只是比喻是否让他掌权行事罢了。因此杜预解释“在某公之右”说是“掌权”，解释“不亦左乎”说是“不方便”，实在是采用了这个意思。《文帝纪》说“右贤左戚”，颜师古引韦昭说：“右如同提高，左如同降低。”这似乎还没有抓住要旨。义年。诏令说：“有意向朝廷称述明德的人，派他到相国府来。”苏林说：“行义”就是品行状况，“年”就是年纪。《刊误》说：“义”应读作“仪”，意思是仪容和年龄，就如同说相貌和年纪。仁杰按：王融《曲水诗序》写作“议”，说：“兴廉举孝，岁时于外府书行议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文选》引用这道诏书来解释，但五臣没有依据出处，却凭自己的意见说，是考察官吏品行的优劣、议论年成的丰歉，然后上奏天子，难道不是很可笑吗？《刊误》把它读作“仪”，与“心仪霍将军之女”的“仪”同义，即拟定、评议。诏令又说“年老癃病者不要派遣”，可见一个人即使年老，只要不是疾病残废，也不妨碍任用；所以必须评议他的年龄。总之，读作“仪”或“议”都说得通，所依据的版本大概不同。懿美的“意称”，据李善《文选注》所引，今本作“意称”。灌婴驻守荥阳。汉高帝十二年，灌婴率领十万人驻守荥阳。《阴纪》说，孝惠帝七年，征发车骑、材官前往荥阳，由太尉灌婴率领。《高后纪》说，八年，吕产、吕禄等派颍阴侯灌婴率兵到荥阳。仁杰按：《史记·灌婴传》说，灌婴从攻打黥布回来后，以列侯身份侍奉孝惠帝和吕后；后来吕禄听说齐王起兵，便派灌婴为大将前往牵制齐王。灌婴走到荥阳，于是谋划屯兵。传中记载的只是这一件事，由此可知，灌婴屯兵荥阳实际是在吕后八年。《史记》《汉书》在高帝、孝惠帝纪中都分别记载，是重复记载。文帝纪中的诏令说：“先前吕产、吕禄擅自派遣将军灌婴攻打齐国。”可见当时灌婴还不是太尉，太尉本来是周勃。孝文帝即位后任命周勃为丞相，才让灌婴接替他；可是《孝惠纪》却写灌婴为太尉，又错了。《通鉴》在高帝十二年和孝惠帝七年都记灌婴屯兵荥阳，似乎应删去其中一处。吕氏。《高后纪》称“高皇后吕氏”。仁杰按：古代男子称氏、称名，妇人称姓。舜的姓是姚，四岳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到了虞思的女儿嫁给夏后，传中便称为“二姚”。齐国的姓是姜，《尚书》称“使齐侯吕伋来”，太公的女儿嫁到周国，传中便称“邑姜”。《春秋》记载无不如此：对卿大夫写爵位、氏、名、字，如宰渠伯纠、公孙益师之类；对内女、外女，则必写姓，或者加字，或者加谥号，或者系以父国，或者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风、纪季姜、荡伯姬之类。陆淳说：古代单独一个字不能构成完整文辞，所以都以氏字配在姓后，如姜氏、子氏、姒氏；这里的氏是配合姓的。高后纪只写氏而不写姓，若按《春秋》的法则衡量，错误十分明显。宋徽宗政和年间，曾依照议臣的请求，把公主、郡县主改称帝姬、宗姬、族姬，这是误解了“王姬”的称呼，不知道《春秋》称“王姬”，就像记“纪季姜”一样，是以父国相系而已。徐氏《郄扫编》记载议论者说，国家姓赵的人应当称“帝赵”，不能称“帝姬”，这是误把氏当成姓。左传中有葛嬴、怀嬴，应该把“姬”改为“嬴”，这样才与古今相合。如今命妇受封，也只称父氏而不把姓系在氏后，这种沿袭已久，竟没有人察觉其错误。南北军之一。周勃于是统领北军，但南军仍然存在。《刑法志》说，京师驻屯着南、北两军。仁杰说：汉代南、北军虽号称两军、互为表里，实际上南军不能与北军相比。汉高帝曾征发中尉军卒三万人，王温舒任中尉时，请求检阅中尉军卒，竟有数万人；北军的名册上也显示兵力很盛。至于盖宽饶任卫司马时，卫卒不过数千人而已。所以汉代兵制通常以北军为重。周勃一进入北军，吕产、吕更始等便束手就戮；戾太子得不到北军援助，终于败在丞相的军队手中。两军势力的大致差别由此可见。吕氏最初听从大臣请求，任用吕台掌管北军；南军则仍由刘泽掌管。刘泽的妻子是吕后的妹妹吕嬃之女。吕后心里认为两军中只有北军重要，既然已经掌握北军，南军又由吕嬃的女婿掌管，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到了七年，她又作长远考虑，打算把刘泽调出京城，让他到封国去，并把南军交给吕产。《史记》在吕后八年记载吕后病重时，才让吕禄掌管北军，这是不对的。吕台死于吕后执政第二年，吕禄大概是接替吕台的人；因此他掌管北军，不是始于吕后病重之日。南北军之二。

译高帝十年，戚鳃任中尉；孝惠帝五年去世，事情见于《百官表》。但《百官表》没有记载接替戚鳃的人是谁，直到孝文帝十四年才出现中尉周舍，中间二十多年空缺不载。仁杰按：吕后常常告诫吕产、吕禄，要掌握军队和宫廷卫兵，不要受制于人；她的谋划如此深远。自戚鳃去世以后，怀疑吕后已经任用自己的党羽，暗中掌握了兵权。后来吕后因丞相进言，于是任吕台掌管北军；中尉的军队也归吕氏掌握。孝惠帝元年任命刘泽为卫尉，刘泽本来就是吕氏一党。到吕后七年，又封刘泽为琅琊王。太史公说，吕太后分封诸吕，是担心刘泽将来成为祸害，所以封他为王以安抚他的心，这是不对的。卫尉实际掌管南军，吕后认为刘泽虽然娶了吕嬃的女儿，毕竟是刘氏宗族的人，终究不会真正为自己所用，所以表面上给他尊贵宠荣、分封土地让他为王，实际上是想启用吕氏诸人来掌握卫尉的军职。不久果然命吕产掌管南军。自戚鳃去世、刘泽被封为王以后，卫尉、中尉便不再授予外人，甚至长乐卫尉也任用吕更始担任，于是宫内宫外的兵权全都落入吕氏手中。南北军之三。吕太后发丧时，哭泣却流不出眼泪。陈平按照张辟疆的计策，任命吕台、吕产为将领，率兵分别驻守南、北军。事情见于《吕后传》。仁杰按：孝惠帝晚年，刘泽任卫尉；到吕后七年，刘泽才被封为琅琊王。假如吕产在发丧当天就掌管南军，刘泽怎么还会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呢？《史记》在孝惠帝七年记载吕产掌管南军，恐怕应当是吕后七年、刘泽已经封王之后的事。不过《高后纪》又说，八年七月，吕后命吕王吕产掌管南军，这大概是临终时再次申明、嘱咐此事。南北军之四。丞相陈平命平阳侯向卫尉传话，不要让吕产进入相国的殿门。吕产进入未央宫，想要作乱，宫殿门卫不让他进去。仁杰按：未央宫的卫尉官署大概在宫内；吕产既然不能进入殿门，宫内的军队就没有办法召集了，于是他被朱虚侯诛杀。考察《百官表》，自刘泽封王以后，不再记载卫尉姓名；到文帝二年才出现卫尉“郦兄”，却没有写他的姓。《史记·高纪》有“郦兄”，怀疑卫尉郦兄就是郦寄。案：《史记·高纪》并没有所谓“郦兄”，只有《吕后纪》说吕禄以为郦兄不会欺骗自己；“兄”音况，就是郦寄的字，“高纪”应当改作“吕后纪”。刘泽离任之后、郦兄尚未授官之时，卫尉的名字又缺失不载，不知平阳侯所告知的卫尉究竟是谁。考察《功臣表》，阻闭殿门、制止吕产的人是刘揭。刘揭当时任典客，或许是陈平、周勃让他兼办卫尉之事，以抵挡吕产。周勃率领北军后，大势已经确定，所以刘揭能够行使卫尉职权；南军也只听从刘揭的命令。假如吕禄尚未交出印信，吕产正掌握宫中军队，刘揭怎么能够阻止他进入殿门呢？南北军之五。南、北军由卫尉和中尉分别掌管。胡广说：卫尉在宫中巡逻，中尉（执金吾）在宫外巡逻，二者互为表里。李揆也说：南、北军本来就是用来相互制约的，确实不可以把二者合并为一。文帝即位后，任命宋昌为卫尉，统领南、北军，似乎还没有弄清当时设置两军的用意。到文帝二年，才任命郦兄为卫尉，统领南军，而中尉一职并未废除。难道宋昌以卫将军的身份仍然统率北军吗？文帝十四年的《纪》记载，中尉周舍任卫将军，攻打匈奴；《百官表》也记载周舍当年任中尉，却没有写他从中尉改任卫将军的经过。大概中尉、卫将军虽然名称不同，但统率北军的职务相同，所以史书省略了这件事。《两汉刊误补遗》卷一。钦定《四库全书》。《两汉刊误补遗》卷二。（宋）吴仁杰撰。督罚。二千石官派遣都吏巡行，对不称职的人加以督罚。颜师古说：“督”是察看并责罚。丙吉传说，因抚养皇曾孙不谨慎而被督打。颜师古说：“督”是察看。仁杰按：“督”有两种含义。《西域传》说“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这里的“督”是督察。《晋令》说，应该受杖刑而身体有伤的人，改以“督”罚；这大概是决罚的名称。颜师古注《丙吉传》只说是察看，并不对。《文帝纪》中他也知道“督”有责罚之义，却又兼说察看，为什么要采取两种说法、含糊其辞呢？《隋志》记载梁代杖督制度说：督罚大罪不超过五十，小罪三十，更小的罪二十。宇文周制定五刑：杖、鞭、徒、流、死；徒、流刑中兼用鞭笞，笞刑打臀部，鞭刑打背部。魏明帝改定罚金令，妇人应受笞刑的，改按督刑处理，因为笞刑会裸露身体。隋代废除鞭刑，认为鞭刑会残伤、剥裂肌肤。前代的鞭笞刑大概就是这样：杖督在鞭、笞之外，刑罚较轻；笞用竹，鞭用生革或熟革，杖则只用荆条。鞭刑可以伤残肌肤，笞刑会使身体裸露，而杖督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大概就是《尚书》所谓的扑刑，宋国子罕亲自拿扑杖击打筑，或许就是这种刑罚。这样看来，“督”作为决罚的名称，自汉代以来一直使用，到梁、陈仍然如此。唐代沿用隋制，督罚、鞭杖等制度都废止不用；颜氏没有来得及了解这一点，所以只把“督”解释为察看。《说文》“督”与“豛”二字同音。“督”训为察看，“豛”训为击打物体。大概古字少，所以用“督”字代替“豛”字。年号。《武纪》记载：建元元年。师古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使用年号的，年号从这里开始。刊误说：年号的起始在元鼎年间。通鉴考异说：元鼎这个年号，也像建元、元光一样，都是后来追改的。仁杰说：魏国司空王郎说，古代只有纪年数字而没有年号，汉朝初年仍然如此；后来才有中元、后元，改元越来越频繁。中元、后元这样的称号不够用，所以又借取美好的名称来命名。文帝一共两次改元，所以用前、后加以区别；景帝一共三次改元，所以用前、中、后加以区别。武帝即位以来，大致每六年改一次年号；元二十七年之间，改元的有五次。当时只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来区别。五元三年，主管官员说：“年号应当以天的开端为名，不应当用一、二这样的数字来称呼。”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虽然听从主管官员的意见，把一元改为建元，二元改为元光，三元改为元朔，四元改为元狩，但到了五元，还没有给它命名，武帝的意思是将有所等待。第二年，宝鼎出土，于是把五元改为元鼎，并把这一年定为元鼎四年。这样看来，说年号起于元鼎，当然是对的；说元鼎这个年号是后来追改的，也没有错。撰作诰文。“开始撰作诰文。”李斐说：“就是策文。”见《武帝五子传》。仁杰说：年号起于元鼎四年，所以《史记》《汉书》中凡是把元鼎四年以前的事情系于年号之下，都是史家后来追补的。唯独《武帝五子传》记载皇帝所赐的策书，这应当是当时的原文，文字却写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汉纪》所载也依据此文，那么“元狩”的称号似乎不是后来追改的，因为当时的策文已经这样写了。参照《三王世家》考察，三篇策文都写作“惟六年四月乙巳”。读到这里，才明白《武帝五子传》所写的“元狩”二字也是后来追补的。记事时把年号追写上去是可以的，如今赐策全文都是当时的原文，却又出现这两个字，岂不是容易造成疑误吗？《飞廉武纪》《飞廉馆》，晋灼说：飞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