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三

译《侯状》记载：汉前元年，跟随沛公起兵的，除孔藂外，都昌侯朱轸以舍人身份从沛起兵；厌次侯爰类以慎将身份从留起兵；棘蒲侯陈武以将军身份率领二千五百人从薛起兵；费侯陈贺以舍人身份，河阳侯陈涓以士卒身份，芒侯耏跖以门尉身份，棘丘侯襄以队史身份，都从砀起兵；阳夏侯陈豨以特将身份从宛朐起兵；阿侯郭亭以连敖身份，卤侯张平以中尉身份，都从单父起兵。所谓从沛起兵，并不是说最初起兵的那一天，大概是秦二世二年正月攻打丰邑未能攻下，沛公因病返回沛县的时候。所谓从留起兵，是指当月收集兵众聚集在留县的时候；所谓从薛起兵，是指当月项梁渡过淮水，陈武率兵归属项梁的时候；所谓从砀起兵，是指二月攻下砀县、收集兵众得到五六千人的时候；所谓从宛朐起兵，是指七月屠灭城阳的时候，因为城阳、宛朐都属于济阴郡；所谓从单父起兵，也在这一年攻取宛朐之后，《周勃传》说袭取宛朐，俘获单父县令，就是这件事。以上都发生在秦二世二年，由此可知，前元年绝不是秦二世元年，这是非常明显的。前元年，第三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秦二世元年九月沛公开始起兵。索隐说：共十四年，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仁杰按：沛公起兵后的第十四个月，就是秦二世二年以后的九月；这一个月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因此《表》本应把这一年记作武安侯元年，却又按月份累加，到二十七月才记汉元年，二十九月才记正月，起初完全没有记载前元年的事情，只在《功臣表》中提到。恐怕这是当时群臣记录功劳资历时的原话，用来区别武安侯元年和汉元年的称谓。汉纪在秦二世二年记沛公二年，在秦二世三年记沛公三年，到第二年十月记汉元年，与《表》不合；又在秦二世元年不记沛公元年，都是缺漏和错误。前三年。《表》记载，汁防侯雍齿以赵将身份，在前三年成为前诸侯。仁杰按：《表》把秦二世二年定为前元年，秦二世三年为前二年；到这一年九月，子婴即位，《月表》在十月已经记作汉元年。这样，武安侯有元年、二年，却没有所谓前三年。恐怕侯爵文书所说的“前三年”，也是当时记录功劳资历时的原话，指称汉王以前十月至十二月为前三年。《月表》在十月记汉元年，是史家事后追记。搏揜。安丘侯因搏揜获罪，被罚服城旦刑。师古说：“搏揜”是袭击他人并夺取财物。搏字有的写作“博”，“六博”就是博戏；“揜”是赌钱之类的游戏。又《货殖传》说，靠掘墓、博掩和犯法而致富，颜师古的注解与这里相同。仁杰按：《潜夫论》说，如今人们奢侈地穿衣、过量饮食，有的以游博、持掩为业，可见“搏”应当写作“博”。颜注说这是玩博戏、赌取财物，这个解释是对的。有人怀疑《史记》把博掩和掘墓并列，《郭解传》也说作奸、剽掠、铸钱、掘墓，那么“搏揜”解释为袭击夺取似乎更有道理。按《货殖传》所说，并不是挖坟掘土，而是博戏的名称；世间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的事。洪庆善论韩愈诗，引用唐人“冢子地掘槊”的句子作为证据，难道这不是掘墓遗留下来的游戏吗？如果不是这样，就只是盗贼，怎么能称为经营财货呢？所谓“犯法而致富”，是说汉代法令规定，博戏犯禁就充作徒役；元鼎年间开始严禁此事，称为“株送徒”。因这一罪名被罚为城旦的列侯有邔侯、樊侯、安丘侯，共三人。王符说的“游博”，就是《庄子》所谓“博塞以游”。《浮侈篇》也具体说到此事，绝不是剽掠一类。“搏揜”本是汉人的说法，王符也是汉人，应当最了解它的实际含义。亚谷。《亚谷简侯卢绾传》作“恶谷”。《避暑录》说有人得到周亚夫的印，刘原父说这是汉代条侯的印。古代“亚”“恶”二字通用。叶左丞因此怀疑条侯名字中“亚夫”的“亚”字，其读音未必如此。《春秋》记卫国有丑夫，可见古人取名也常用不雅的字，怎么知道亚夫不是名为恶夫呢？仁杰按：《书大传》说，武王登舟入水，钟鼓、恶观台、恶将舟、恶宗庙、恶郑庙。郑玄注说“恶”就是“亚”，那么“恶夫”正应与“亚夫”的“亚”同音。不过《水经》说，栎阳县汉丞相周勃墓北有弱夫墓，“恶”“弱”名称又相近，这一点尚不可详考。相国。《百官表》序说，高帝设置一名丞相，后来改名为相国。《表》记载，汉元年萧何任丞相，九年升任相国。《史记》说秦惠王派人授予丞相之职，并把丞相改为相国，大概是由丞相升为相国。《史记》又说秦惠王任张仪为相，说明秦初只有“相”这一官职；到武王二年，才开始设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此后又设置这一官职。后来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太子政即位后尊他为相国，可见丞相之上本来另有相国，并非丞相就是相国。应劭解释“丞相”说，丞就是承。杜预说“承”就是辅佐。秦汉以来，凡设置官职并设置辅佐官，必称为“丞”。这样看来，丞相以“丞”为名，难道不是因为他辅佐相国吗？《百官表》说丞相辅佐天子，意义虽通，但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另有所在。过去伊尹辅佐商汤，仲虺为左相；崔杼辅佐齐国，庆封为左相；楚国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左相对于相、右尹对于令尹，正如左右丞相对于相国。相国是百官之长，丞相只是辅佐相国而已。《通鉴》记这一年改任丞相萧何为相国，大概是沿袭《表》序的错误。按萧何由丞相升为相国，不能说“更”；如孝惠元年废除诸侯相国制度，改任曹参为齐国丞相，这里用“更”字才合适。御史丞史。《百官表》说，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俸禄等级与丞相相同，设置长史，原有中丞的官职照旧。刊误说：“如”字多余一个。仁杰说：这话是对的。《表》称御史大夫有两名丞，一名中丞，在殿中兰台掌管图籍、秘书，对外督察部刺史，对内统领十五名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并审核奏章。鼌错任御史大夫时，也说到丞史等事。如淳说，丞史就是丞和史。其中一名是内史，掌管秘书。《汉纪》开始把他们分为：一名中丞，对外督察部刺史；一名内史，掌管秘书，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并审核奏章。这样看来，《表》文字有缺漏。督察部刺史之后应当有“一曰内史，内领侍御史”八字，如今缺少四字；“置长史”之后应当有“省内中丞，官职如故”，如今缺少三字。否则，既然有两名丞，却只记其中一名；两名丞之外又设置长史，不是缺文就是赘文，意义在哪里呢？騪粟。

译騪粟都尉。服虔说，读音像“搜狩”的“搜”，意为搜索。仁杰按：武帝末年后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并下诏说：“如今最重要的事务在于努力务农。”于是任命赵过为騪粟都尉，使他教导耕田。这正是任用赵过的用意。如果把官名解释为搜取粮食，和“摸金”之类的称号有什么区别？考察字书，“騪”是胡马的名称。贡禹说，马厩中的马食粟将近一万匹。杜子盖诗说，国马并食粟豆，自汴水而下；诗下又说，汉代太常和三辅的粟豆。由此可知，所谓“騪粟”，是因为其职责掌管太常、三辅供养马匹的粮食。因此赵过的代田法首先在那里施行。到昭帝元凤年间，减少御马和苑马，用三辅、太常的谷物，降低粮价，使人可以用粟米抵缴赋税。国家马匹既已减少，粟豆无处使用，粮价自然下降；粮价下降又会损害农民，所以才允许用粟米抵缴赋钱。京兆。右内史在太初元年改名为京兆尹。张晏说，地势极高叫“京”；师古说，“京”是大的意思，“兆”是众数，表示众人聚集的地方。蔡邕说，天子所居之地叫京师；水中之大者，地下众多之物，没有比水更多的。仁杰按：颜师古、蔡邕的说法本于《公羊传》所说天子居处必用众大之辞，但推究起来并不正确。“京”是地名，“师”是都邑的称谓，如洛邑称为洛师。周代从公刘居住在豳开始，《诗》说“于豳斯馆”，又说“于京斯依”，还说“京师之野”，可见京是豳地的别名，公刘时代已经称为京师。并不是因为天子居住在那里才这样称呼。后来周人虽然多次迁都，都邑的旧称没有改变，仍有京师、京、周京、周室、周京、镐京等名称。这与陶唐、亳、商的名称意义相同。《颂》说“商邑翼翼”，毛公说商邑就是京师，借周来比喻商，这还说得通。至于《汉纪》记匡衡的奏疏，引用《韩诗》却说“京邑翼翼”，这是把周都的名称用来称呼商邑，难道可以这样吗？张廷尉（一）。文帝三年，张释之任廷尉。《通鉴》在文帝前三年记载这一年张释之任廷尉。仁杰按：张释之本传记载，他最初经中郎将袁盎推荐，任谒者；袁盎任中郎将并劝谏迁徙淮南厉王，是在文帝六年。又记载张释之任中郎将随文帝出行，到了霸陵；《史记》把芷阳乡说成霸陵，这件事在文帝九年，都与《表》不合。本传还明确说，张释之事文帝十年没有升调，从骑郎升为谒者，又任谒者仆射，历任公交车令、中大夫、中郎将，最后才任廷尉。由此看来，张释之所经历的年月很长，他任廷尉似乎应在文帝后三年。《表》既然有误，《通鉴》也未能考订。张廷尉（二）。《汉纪》记载张释之在文帝十三年任廷尉。仁杰按：张释之任公交车令时，弹劾太子和梁王同乘车辆入朝，犯有不敬之罪。文帝有两个梁王，这里指孝王刘武。文帝十二年才把他徙封为梁王，十四年入朝，后元年、后二年连续入朝。张释之弹劾他，应当在文帝十四年以后；当时张释之正任公交车令。因此，他任廷尉绝不可能在文帝十三年。山都侯（一）。《张释之传》说，中尉条侯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到张释之，认为他的议论公平，于是结为亲友。仁杰按：周亚夫任中尉是在文帝后六年，当时张释之确实任廷尉。可是山都侯王恬开死于孝文帝前四年，距离张释之任廷尉相差十六年，相距太远。怀疑“后四年卒”之前史文脱掉了一个“后”字。若王恬开死于文帝后四年，那么他与张释之同朝，正是张释之任廷尉的时候。山都侯（二）。有人说，王恬开及其子为侯历年数目，《年表》记得很详细，不应有误。其实不然：《史记》表文原先脱去一字，“以后四年”本来是“后四年”，后人不知道脱字，便改动年份来迁就自己的说法。怀疑《年表》在“开”字下所写“五三二十”，应当作“五二十三”：写“五”，是王恬开在高后朝为侯的年数；写“二十”，是王恬开在文帝朝为侯的年数；又写“三”，是中黄在文帝朝承袭侯爵的年数。到班固《汉书·年表》，无法考订改正，于是总括说王恬开在位八年而死。根据《张释之传》推算，他实际应到二十五年才死。否则，就是《张释之传》误写了王恬开的姓名；两者必有一处错误。元恺（一）。《古今人表》列有仓舒、隤敳、梼■〈寅攵〉、大临、尨降、咎繇、仲容、叔达、柏奋、仲堪、叔献、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熊、禹、卨、垂、朱、斨、相、誉、柏、益、龙、夔。仁杰按：从仓舒到季熊，就是《左传》所说的八恺、八元；从禹到夔，就是《尚书》所说的九官。杜预解释八恺说，这是垂、益、禹、皋陶一类的人；解释八元说，这是稷、契、朱虎、熊罴一类的人，但不能逐一列举他们，以符合《左传》所说的人数。考察舜任命九官之外，还有殳、斨、伯与、朱虎、熊罴。古今传注都把殳斨伯与看作两位臣子，把朱虎熊罴看作两位臣子。我私下认为，垂把殳斨伯与让给舜，益把朱虎熊罴让给舜；如果各自都是两位臣子，史书不会有不同说法。如今在“殳斨伯与”之间加“暨”字，而“朱虎熊罴”却不加，是有原因的：殳、斨是两个人，伯与是一个人，所以加“暨”字区别开来；朱、虎、熊、罴是四个人，所以连写。这样，殳、斨、伯与、朱、虎、熊、罴共七人，加上九官，正合十六人，也就是所谓八恺、八元。元恺（二）。季熊，师古说，就是传文所说的季狸。仁杰按：‘熊’应当作‘罴’；把季狸看作季罴，那么熊、罴就是两人，便更加清楚了。我认为，孟坚所见的传文与这里略有不同。又，元恺都以相为名，而九官分掌职事之外，还有七人没有任命。按《史记》记载，舜任命益为虞，益却谦让给朱虎、熊罴；舜说：‘去吧，你们能够胜任。’于是就让朱虎、熊罴辅佐自己。由此类推，垂任共工时，向殳斨、伯与这三人谦让，他们也应当是垂的辅佐。但《尚书》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不是九官之长，所以略去不载。哪有才能如同元恺这样的人，却不能在舜的时代得到充分任用的呢？元恺（三）。《表》在十六相中去掉庭坚，列入咎繇；去掉虎、熊、罴，列入柏虎、仲熊、季罴，大概是把庭坚作为皋陶的字，把柏虎、仲熊、季罴作为朱虎、熊、罴的字。《左传》称皋陶为庭坚，杜预说庭坚是皋陶的字，或许就是据此。又《水经》记益的字为隤敳，不知根据何在。除此之外，再推求禹、契二人的字，也可以考见。《左传》说，使八恺掌管后土，使八元推行五教；禹在八恺之中任司空，治理水土，契在八元之中任司徒，施行五教，二人实际上居于首位。那么仓舒、伯奋就是禹、契的字。大概《尚书》所记禹、皋陶、弃、契之类，都直称其名；《左传》所说仓舒、隤敳之类，则是他们的字。《表》先列仓舒等十六人，又列禹、卨等八人，可知庭坚、柏虎、仲熊、季罴是四人的字；既然如此，这八人也在元恺之数中，为什么还要再次列出呢？羲和（一）。

译《古今人表》列羲和、斟灌、斟寻。师古说，羲和就是《胤征》中被征讨的羲和，斟灌、斟寻二国是浇所灭。仁杰按：《国语》说，尧重新培育重、黎的后代，延续到夏、商；又说黎的后代有斟姓。由此可知，尧所任命的羲和就是重、黎的后代，而斟灌、斟寻就是《胤征》中被征讨的羲和。今本《尚书》说羲和沉溺酒色，《左传》说浇杀斟灌并讨伐斟鄩，只是《尚书》举官名，《左传》举姓氏而已。羲、和本是两个人，其中一人是斟灌，另一人是斟寻；既把羲和合为一人，又另列斟灌、斟寻，这是两个错误。羲和（二）。《地理志》说，北海郡平寿县，按应劭说，是旧日的■〈土斗〉寻，禹的后代；如今的■〈土斗〉城就是它。臣瓒说，■〈土斗〉寻在河南，不在这里；《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将依照夏朝旧都而居，那就是河南。师古说，应劭只是说■〈土斗〉寻本来是禹的后代，和夏国都城有什么关系？仁杰按：史伯说，黎是高辛氏的祝融，他的后代有八姓，斟姓没有后代。由此看来，两个斟国并非禹的后代，而是黎的后代。这一错误，是因为《夏本纪》说其后有斟寻氏、斟氏，邵氏便沿袭了它。臣瓒认为■〈土斗〉寻在河南而不在北海，所以引用“夏之居”即河南为证；颜师古却说这和夏国都城有什么关系，难道没有理解臣瓒的意思吗？羲和（三）。寿光县，应劭说，古代的■〈土斗〉灌就是今天的灌亭。仁杰按：《水经》说斟灌在东郡的灌县。推究起来，两个斟国的旧都大概不在同一处。应劭认为它在寿光、平寿，是对的；按夏朝遗臣靡逃奔有鬲氏，杜预说有鬲氏在今天平原郡的鬲县，平原郡离北海较近，因此应劭的说法正确。臣瓒认为它在东郡，东郡离河南较近，因此臣瓒的说法也有道理。那么二者应如何会通？《汲冢书》记载，太康居住在斟寻，羿也居住在那里；相居住在斟灌。大概太康失国后逃到斟寻，相又逃到斟灌。起初斟寻的旧国在河南，羿派胤侯讨伐它，于是斟寻放弃旧国，退守平寿；这就是斟寻有两个城邑的原因吗？否则，斟寻没有灭亡，羿怎么能居住在那里？相所居的斟灌在东郡，而北海又有灌亭，也大概是同一情况。有人说，《汲冢书》恐怕不足以作为可靠依据。其实不是这样：这部书还说桀也居住在斟寻。《天问》说“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可见桀大概住在斟寻，后来被商人攻取；这和《汲冢书》相互符合，怎么能说它是诬妄呢？王逸注《天问》说，少康灭斟寻；洪庆善郎中说，攻取斟寻的是有鬲，浇就是天。《天问》说少康恢复旧物，斟寻在那里保护它，覆舟的比喻，说改变它尚且艰难，这些说法承袭了王逸的错误。现在根据《汲冢书》考察，《天问》所说的斟寻，显然是商汤讨伐夏桀的事情；王逸、柳宗元固然错了，洪氏的说法也不正确。羲和（四）。《表》把羲和列为下中，把斟灌、斟寻列为下上。仁杰按：班孟坚因为仲康声讨羲和背弃官职的罪行，又因为两个斟国被浇所灭，所以把他们都列入下下等，实在大错。两人恐怕是夏朝忠臣，支持太康和相，怎么能称为愚人？苏轼《胤征传》说，羿放逐太康，拥立仲康而掌握政权；那么太康失国后，到少康继承夏统以前，这段时间就是羿掌政的年代，如同曹操、司马懿专权一样。羲和对羿有二心而忠于夏，所以羿借仲康的名义下令讨伐他们，苏轼说得对。按羲和的官职本应在天子都城任职，如今却说他们“畔官离次”，是因为二人的国邑在斟灌和斟寻。太康父子失国后前去依附他们，羿、浞两代之所以不断讨伐两个斟国，正是因为太康、相在那里。羿虽然讨伐夏，却没有记载夏灭亡；直到两个斟国灭亡后，才记载“灭夏后相”。两个斟国作为国家，难道关系到夏朝的存亡吗？羲和（五）。羲和忠于夏朝，城公新对此事说得十分清楚。叶左丞《尚书传》说，学者怀疑羲和并非依附羿，羿却仍然诛杀他们，于是以《胤征》叙述“胤前往征讨”为证；等到孔子删定并把它列入经书时，却没有说明其中的意义。仁杰按：欧阳修论五代史不伪造梁朝的宗旨，认为《春秋》并不诛绝大恶之君，只是不隐没事实，以此彰显他的罪恶，使人知道恶名不可逃避。由此可知，《胤征》之所以删定后列入经书，本来就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胤征》是羿的史官所作，所以篇序称“胤后承王命而往征”，这是欺骗天下后世的话，就像司马氏讨伐诸葛诞，却假借魏帝诏令，称为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惩罚一样。孔子在序中说“胤前往征讨”，正是为了纠正羿擅自发号施令的罪过，如同《春秋》用一字表示贬斥。石林根据“承王命”的文字，说明羿不是擅自行动，却不知道这出自羿的史官之手，怎么能把它当作实录呢？《两汉刊误补遗》卷三。●钦定《四库全书》。《两汉刊误补遗》卷四。（宋）吴仁杰撰写。柏封。《表》把柏封和羲和一同列在第八等。仁杰按：《天问》说上帝降下夷羿，革除夏民的灾祸；又说鸣珧用利箭射杀封豨，所谓射封豨，就是指伯封。《左传》说，有仍氏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黰，十分美丽，后夔娶她，生下伯封；又说后缗逃回有仍，生下少康。这样看来，帝相和后夔都娶了有仍氏的女儿，少康和伯封同出于有仍氏。伯封灭亡，虽然是因为贪婪、凶暴、易怒而自取其祸，但后羿灭掉他，是否也因为他支持帝相而不依附自己呢？羿俘获伯封后还用他来祭祀，所以《天问》接着说，为什么献上蒸肉的膏脂，而上帝却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伯封虽然不肖，但羿灭掉他毕竟是不合义的，所以帝认为羿不对；羿后来不久也被自己的臣下烹杀，这件事或许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羿、奡。《表》在第八等列逢门子，在第九等列羿、浞、奡。师古说，羿是有穷国的君主；奡读作“五到切”，就是《楚辞》所说的浇。仁杰按：《说文》说羿是射官。陶唐氏、夏后氏各有一个羿。孟子说逢蒙向羿学习射箭，认为天下只有羿胜过自己，后来杀了羿；这是尧时的羿。寒浞在田野袭击羿，杀死并烹食他；这是有穷国的后羿。两人都曾任射官，又都不得善终，所以世人有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其实完全不是。奡也不是所谓的浇。奡生活在禹、稷之前，与尧时的羿同时；浇则是寒浞取得有穷后羿的妻子后所生。〈尚书〉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荡，施行傲慢暴虐，甚至在无水处行舟，在家中朋比淫乱。”按这段话，上面说丹朱傲慢，下面又说傲慢暴虐；傲慢虽然是凶德，一个字已经足以概括，为什么还要重复说明？陆德明在“丹朱傲”下注音时说，傲字又作奡，由此可知丹朱、奡是两个人的名字。“朋淫”所指的就是这两个人。南宫适说奡能荡舟，就是无水行舟的事。奡在禹以前，所以禹用他来告诫舜；南宫适提到他，也先说羿、奡，后说禹、稷。这样看来，《表》在尧代应列一个羿，在夏代另列有穷后羿；尧代在羿之后列奡，夏代在浞之后列浇，这样才准确。石林说，南宫适说羿善射，孟子说羿死于逢蒙，可见羿只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篡夺夏朝的事大概是乡野之人的传言。石林这样说，是把两个羿合成一个人，而且没有认识到有穷后羿是诸侯。〈尚书〉说他把太康拒于黄河之畔，难道只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吗？太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