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卷五

译《志》记载西宫为咸池。《隶释》所收《华山碑》采用了这种说法，说戊午年名为咸池。洪公援引《志文》证明，咸池就是胃、昴、毕三宿，认为岁星在五月与胃、昴、毕三宿于清晨出现在东方，午年又停留在它们所属的分野，所以称为咸池。仁杰考察说：古人把十二年称为一岁，是取岁星运行一宿，十二年周行一周又重新开始之意。按《史记》岁星所在次舍推算，岁阴在午时，岁星位于酉，正当胃、昴的分野。然而岁星又有超越次舍的说法。按《左传》襄公十八年，丙午年岁星在豕韦，岁星便位于亥，正当室、毕的分野。此碑所用的岁名，如果依据《史记》岁星次舍来说，还可以成立。戎叔。《天文志》说“戎叔”。孟康说，戎叔就是胡豆。仁杰考察《春秋》说，齐侯来献戎捷；《榖梁传》解释说，这是戎叔。疏引《管子》说戎是豆，范氏说，依据那段传文和注文，似乎并不把戎解释为豆。刘原父说，齐国讨伐山戎，难道是取得了他们种植的豆吗？他怀疑《榖梁传》所解释的“戎”其实就是北狄；“北”字和“狄”字形近，“叔”字又可能是传抄讹误，后来合成了一个字。但戎叔从后稷时代就有，并不是齐侯时才出现。《诗经》说“种植荏菽”，《尔雅》说“戎叔叫作荏菽”，郭璞、樊光、舍人、李巡都说是胡豆，孙炎说是大豆。《诗正义》说，郭璞等人因为戎是夷人的名称，所以把它解释为胡豆；如果照郭璞所说齐威王时才开始传播这种豆，那么后稷所种的豆什么时候绝种呢？礼书中有“戎车”，不能解释成“胡车”。所以，戎叔应当是大豆，孟康的说法不对。魏舒。《五行志》说，晋国魏舒在翟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魏子主持政务，等等。《魏献子》记载，他在大陆打猎，放火焚烧草木，因而死亡。师古说，这是因为放火打猎而被烧死。仁杰考察说：《志》所载“在大陆打猎，焚烧而死”，是《国语》的原文。《左传》也记载此事说，他在大陆打猎，被火烧伤，回来后死在宁地的观台。由此可见，并不是因打猎而被火烧死。“礼”说季春时节出火，用火焚烧草木；注文说“焚”是焚烧荒草。《志》本来是说魏舒以诸侯之臣代替天子的大夫主持政务，这是容貌、礼仪上的不恭敬，所以很快就死了。其大意不过如此。三虢一。《地理志》原注说：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左传》说，宫之奇讲到虢仲、虢叔；《晋语》称文王有二虢为友，那么虢国本来有两个。仁杰考察说：虢本来有两个，现今《志》却说有三个，是因为《外传》称虢、郐为大国，这是其中一个；西边又有虞、虢，这是第二个。《春秋》记“郭公”，高诱说郭是虢的古文字，这就是第三个虢。《经》记郭公时文字有缺，传又失载其事。鲁庄公六年，是秦武公十一年；这一年秦灭小虢，事见《秦本纪》的注文，注文引用它来证明西虢在雍州。怀疑这就是《春秋》所记的郭公。水经说雍县是虢叔之国，周平王东迁后，虢叔从这里迁到上阳成为南虢，这是不对的。三虢二。《后汉志》也说有三个虢：荥阳有虢亭，称为虢叔之国，这是东虢；大阳有下阳城，称为虢的封邑，这是北虢；陕县本是虢仲之国，这就是《志》所说的雍州西虢，也是《秦本纪》所说的小虢。荥阳属郑，陕县属秦，大阳属晋。因此荥阳的虢被郑灭，陕县的虢后来被秦灭，大阳的虢最后被晋灭。这样看来，虢国不止有两个。苏黄门说，扁鹊见虢公，有人怀疑这是假的；但战国时薛国已经灭亡很久，孟尝君仍称薛公，怎么知道当时就没有虢公呢？这又是在三个虢之外的一个说法。三虢三。孔颖达解释“虢仲、虢叔，王季之穆”说，仲、叔都是文王时虢君的字。《外传》记史伯说虢叔仗恃势力，《左传》记虢叔从北门进入，周王命虢仲扶立晋侯。孔颖达说，不知道谁是虢仲之后、谁是虢叔之后。仁杰考察《左传》说，虢仲、芮伯、梁伯攻打曲沃；芮、梁的故地在冯翊，和弘农相近。秦灭虢以后，芮、梁多次朝见秦，所以《帝王世纪》把西虢说成虢仲之后，后汉书也把陕县说成虢仲之国。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荥阳、大阳二虢就是虢叔之后。凡传文称虢仲的，就是虢仲之后；称虢叔的，就是虢叔之后。仲、叔虽然是始封君的字，后代子孙却沿用为称号，如赵盾的字是孟，后代都称赵孟。东虢、北虢都属于虢叔之后，难道是东虢被郑灭后，周王又封其后代于别处吗？三虢四。《公羊传》《榖梁传》都说郭公赤失去国位后归于曹。苏黄门说，先写“赤归于曹”，接着又写“郭公”，不合文辞。仁杰考察说，秦灭小虢十九年后，《春秋》才记载郭公；我怀疑郭公失国后成为寄居他国的寓公，到这时又迁往别处，所以《春秋》才将他记入经文。鲁庄公六年郭国灭亡，又过了三年齐桓公才进入齐国；后来他经过郭国废墟而询问此事。当时，制邑的虢国早已灭亡，下阳的虢国还存在；齐桓公所经过并询问的，正是秦所灭、也是《春秋》所记的那个虢国。《史记正义》把小虢说成羌族的别种。如果果真是羌族，春秋怎么会记它的国君为公爵呢？仲雍、虞仲。《地理志》说，亶父的长子是太伯，次子叫仲雍；孔子称虞仲为夷逸。师古说，虞仲就是仲雍。仁杰考察《史记·周本纪》《吴世家》所载虞仲、仲雍的事迹并不相同。按《周本纪》说，仲雍是太伯的弟弟，虞仲则是仲雍的曾孙、周章的弟弟。然而《周本纪》说太伯的弟弟叫虞仲，《吴世家》却说太伯的弟弟叫仲雍，这就是把虞仲、仲雍合成一人。《周本纪》说虞仲是太伯的弟弟，《吴世家》却说虞仲是周章的弟弟，这又成了两个虞仲。《本纪》和《世家》都出自太史公，却这样彼此矛盾。太史公采录《论语》和《春秋传》写成此书。如今考察《左传》，宫之奇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昭。”可见虞仲是太伯的弟弟、太王的儿子。孔子又说虞仲隐居而放言，把他和伯夷、叔齐并称为逸民。虞仲从未拥有国土，所以才和夷、齐并称；如果他继承太伯而成为句吴君主，怎么能说他隐居，又称他为逸民呢？《左传》还记载子贡的话：“太伯穿着端冕礼服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他，却剪发纹身。”由此推断，虞仲、仲雍决不是同一个人：虞仲是太伯的弟弟；仲雍则是太伯的儿子，并继承吴国。班孟坚承袭太史公的错误，颜师古又随之附和，实在过分了。北吴。

译周武王把周章的弟弟封在黄河以北，这就是北吴，后世称为虞。仁杰说：周章的弟弟，《世家》写作虞仲，《志》写作吴中；读音转变后成为虞仲，古字通用，所以吴中就是虞仲。然而《周本纪》把虞仲说成太伯的弟弟，《世家》和《志》却把虞仲说成周章的弟弟。考察起来，周章的弟弟起初一定有自己的名字，只是史书失载。武王封周章的弟弟为虞公，本来是把他当作逸民；后来因为他是虞仲的后代，当时人便用虞仲称呼他，就像二虢的后代称虢仲、虢叔，赵盾的后代称赵孟一样。张守节说，周章弟弟名仲，最初封于虞，后人把国名加在仲字前，所以又称始祖为虞仲。若按这个说法，就是用曾孙的称号改变祖先的字，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北吴也许只是称吴，所以加“北”字，以区别于荆地的吴国，就像虢分为东西两国一样。它转写为虞，就像虢转写为郭。志书把虞称为北吴，《齐语》却称为西吴，大概是因为一个从周都的位置说在北，一个从周成王所都成周的位置说在西。《世家》说封周章弟于周的北方，所以称北吴；《郑语》说成周西面有虞、虢，所以称西吴。这两种说法不同，原因就在这里。吴城。《河东大阳县注》说，吴山在县西，山上有吴城；周武王把太伯的后代封在那里，称为虞公。后汉书的原注说，吴山上有虞城；刘昭补注引用《帝王世纪》说，舜娶于虞，吴城就是这里。仁杰说：大阳的吴城，班孟坚写作吴，范蔚宗写作虞。班孟坚认为这是太伯后代受封之地，皇甫士安认为是有虞氏的后代。考察《左传》说，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把他安置在纶；注文说，有虞就是今天梁国的虞县，纶是虞县的城邑。《郡国志》说虞县有纶城，《史记索隐》说商君所封的虞，就是今天梁国的虞城。这样看来，补注所引用的说法错了。三江一。吴国拥有三江五湖的利益。仁杰考察《国语》说，伍子胥说吴、越被三江环绕；范蠡说，和我们争夺三江五湖利益的，不就是吴国吗？这样看来，三江五湖是吴、越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吴国独有。考察《春秋》内外传：句践率领中军沿江而上，注文说是吴江；越国进攻吴国，吴王抵御，在笠泽夹水列阵，吴王军队驻在江北，越军驻在江南，注文说是松江。又记载越、吴在五湖交战，注文说就是今天的太湖。吴国攻打越国，越王抵御，在檇李列阵；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注文说，檇李在嘉兴县，夫椒在太湖中。《左传》称句践的领土北到御儿，西到姑篾；注文说御儿在嘉兴县，始蔑在太湖中。考察吴、越交战地点，在檇李、御儿、笠泽的，是今天秀州、吴江县以及吴松江一带；在五湖、夫椒、姑篾的，是今天的太湖。今天嘉兴、华亭、吴江、昆山临江一带，南面是越国北部边界，北面是吴国南部边界；吴县、太湖也是这样。由此可见，三江五湖确实是吴、越共有的地区。《志》把会稽以下八郡都列为吴地，把苍梧以下七郡列为越地。考察会稽郡的吴县、曲阿、毗陵、丹徒、娄、无锡、阳羡，才是吴地；到了乌伤、余暨、诸暨、山阴、余姚、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觐、钱唐、鄮、富春、冶、回浦，全都是越地。《志》应当像划分韩、魏在颍川的领地一样，清楚地加以区分。三江二。《史记·越世家》说，越国攻打楚国，楚威王大败越军，全部夺取原吴地，直到浙江以北。仁杰说：吴国故地在今天吴松江、太湖以北。太史公这样说，难道是因为吴国攻打越国时曾到过会稽吗？句践退守会稽，韦昭说，会稽山在今天山阴县南七里；这说明吴军进入越国时曾渡江到达山阴，并不只是到浙江以北。其实，进攻越国和攻入郢都一样，虽然曾深入敌国，甚至到达国都，却不能占有那片土地。所以吴地只到松江，不包括浙江。王充说，余暨以南属于越，钱唐以北属于吴；钱唐的江就是两国边界。陈后山诗也说“吴越到江分”，这些说法都是承袭太史公的错误。北景。日南郡有北景县。师古说，这是说它位于太阳以南，也就是所谓开北面的门来朝向太阳。考古编说，旧《唐志》有景州北景县；晋将灌邃击破林邑，五月五日就在此地立表，表在北面，太阳的影子在表的南面。郡名叫日南，县名叫北景，二者正好相应。仁杰说：唐代命太史到安南测量日影，夏至时影子在表南，和灌邃的故事相同，因此得名。但王充书中说，日南郡有迁徙回来的人，问他们那里太阳正中的时候，所居之地并没有在太阳以南。大概日南郡县只有五月太阳影子在南方，平常时候影子既不在南，也不在北，所以《水经》说“北”应读作“荫蔽”的“芘”，意思是影子被身体遮蔽。这就是《尔雅》所谓背向九州、面戴太阳的地方。汉代迁民只是根据平常所见来说，因此“北景”应读作“芘影”，《水经》的说法是对的。至于《列子》所说的倒景，是说日月的光都倒映在地面上，和“芘影”的读音、训释不同。辑。《艺文志》原有《辑略》。师古说，“辑”与“集”相同，指各类书籍的总要。仁杰考察说：当时还没有把书称为“集”，所以《志》所载赋、颂、歌、诗一百家，都不称为“集”。晋代荀朂把书分为四部，其中第四部称丁部；宋代王俭编《七志》，其中第三部称《文翰志》，也还没有把它命名为“集”。梁代阮孝绪编《七录》，才开始有《文集录》；《隋经籍志》于是把荀况等人的诗赋文章都称为集。史官说“别集”这个名称创始于东汉。仁杰说：考察闵马父评论《商颂》时说“辑之乱”，韦昭解释“辑”为成。我私下认为，“别集”一名虽然始于东汉，实际上本于刘歆的《辑略》，而《辑略》又本于《商颂》的“辑”。太学。《曲台后仓九篇》。晋灼说，西京没有太学。仁杰说：太学兴起于元朔三年。考察《儒林传》，武帝下诏让太常商议给博士设置弟子，太常请求依靠旧有官制兴办，于是设置博士官及弟子名额，就是这件事。在此以前，董仲舒对策时希望兴办太学，以培养天下士人。史书说，设立学校的官职，是董仲舒首先提出的，所以《武纪》把这件事列入赞语，《宣纪》也把它载入讨论尊号的诏书。由此可见，太学兴起于武帝时，是很清楚的。贾谊说，“学者”是学习之官；韩延寿修治学官，注文说是庠序的屋舍；文翁修建学官、招收学官弟子，注文说是学校的官舍。既然如此，《儒林传》所说依靠旧官兴办以及博士官，难道不是太学吗？下文说郡国县官中有爱好文学的人，随计吏一同赴京，所以《文翁传》说武帝命天下郡国都兴办学校。天下都建立学校，天子的都城反而没有太学，哪里有这个道理？《纪》在元朔五年记载丞相公孙弘说为博士设置弟子名额。考察太常奏议原文，“博士”下面有“官”字，《纪》脱去了它。司马光《通鉴》知道这个错误，所以《武纪》写作“博士官”，是取《儒林传》的文字补足的。况且史书还记载何武等人在太学博士弟子中学习歌诗，王咸在太学博士弟子之下举幡，谁能说西京没有太学呢？王尊以郡文学官为师，这个郡文学官就是郡学的官舍，如同博士官。师古说，郡中有文学官，王尊奉他为师，难道是忘了自己的前注吗？“官”应当读作“馆”。《易》“官有渝”，九家本作“宫”，蜀本作“馆”；古代“官”“馆”相通。

译《两汉刊误补遗》卷五。●钦定四库全书。《两汉刊误补遗》卷六。（宋）吴仁杰撰。史书令史。《艺文志》说“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刊误》认为“史书”和“令史”是两个名称。现在有书令史。仁杰说：“史书”是大篆，即太史籀所作的大篆。根据《志》考察，大概是太史考核、试用擅长史书的人，以补任史书令史；他们分属尚书和御史。尚书、御史都在宫禁之中，接受公卿的奏章，所以接下来才说，官吏百姓上书，字有不端正的，便举发弹劾。这样看来，所谓史书令史，正是因为通晓六种书体，才补任这类吏员。《百官表》在尚书、御史条下没有记载令史，但后汉书有记载说，尚书六曹各有令史三人，主管书写；御史中丞属下有兰台令史，掌管奏章。这就是所谓史书令史，也就是主书和掌奏的人。因此《通典》引《汉官仪》说，能通晓《仓颉篇》《史籀篇》的人，可以补任兰台令史，任满一年升为尚书郎。可见当时奏牍都应使用史书。严延年传说他把想要诛杀的奏章亲手写成；贡禹传也说郡国选择便于书写、精通史书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王尊传说司隶派遣假佐，苏林解释为从内郡选取擅长史书的人，供给各府。这样看来，外部的郡国和内部的各府都有擅长史书的吏员，以备撰写奏章。令史专门以史书为职，恐怕不能解释成两个名称。《易》中的“嗛嗛”。“合于《易》的嗛嗛，一谦而得到四种益处。”师古说，“嗛”字与“谦”相同。《刊误》说，嗛若与谦字相同，为什么要写成两个字？仁杰考察说：《易》谦卦初六爻，《子夏传》作“嗛嗛”。商代铭文说：“嗛嗛之德，不足以自成，不可自夸，只会招来忧患；嗛嗛的食物，不足以使人习惯，不能成为膏粱，只会招来祸患。”韦昭说，嗛嗛就是小小。疑心卦名以及“鸣谦、劳谦、撝谦”等字，都应从言旁、兼声；但初六的“嗛嗛”则应从口旁。《字书》说“谦”是敬，歉字通作嗛，是不足的样子，那么嗛嗛大概是自认为有所不足、心中空虚的意思。《子夏传》作嗛嗛，本来只限于初六一爻；如今卦中其他字都写作谦，是传抄者弄错了。商代铭文作嗛嗛，而贾氏本作谦，这又是因为《易》中的讹文而迁就其说。仁杰认为，班孟坚所见的《易》本才是正确的。古文《尚书》“满招损，嗛得益”也和今文不同。《国语》说“陷而入于恭”，是说骄满到了极点；韦昭注释说，骄就是满，恭就是嗛。旧注中嗛读作口玷切，又读作谦。宋莒公说，《说文》写作歉，意思是食物不满；写作谦是不对的。前代学者对于嗛、谦的区别，是很严格的。将尉。《陈胜传》说“将尉醉了”。师古说，所谓将尉，本来官职只是尉，当时领有戍卒，所以称将尉。张守节说，尉就是将。仁杰考察《左传》“阖闾伤将指”，正义说，把大拇指称为将指，是说它统领其他手指。脚用力时大拇指作用最多，所以脚的大拇指也叫将指。当时有两个尉，因此把其中职位较高、权力较大的称为将尉，正如把大拇指称为将指一样。《晋语》说祈奚任军尉，称为元尉，也是因为另有佐尉；《尔雅》中“将”和“元”都解释为大。血食。高祖为陈胜在砀县设置守墓人，直到现在仍享受血食，王莽败亡后才断绝。师古说，“直到现在仍享受血食”是《史记》的原话，“王莽败亡后才断绝”是班固所写。刘知几《史通》说，《陈涉世家》称陈胜的子孙至今享受血食，《汉书·陈涉传》便完整载录司马迁的文字，正是这样。难道陈氏后裔的福祚一直流传到东汉吗？仁杰考察高祖诏书说，楚隐王死后，给他安排守墓十家；那么陈胜死后本来就有守墓人。《世家》起初并没有“子孙”两个字，不知刘知几为什么这样说。勾践把会稽山划给范蠡作为奉邑，事情正与此类似，大概只是让人负责尸祭和祝祷罢了。颜师古注《郊祀志》“至今血食”说，祭祀要用牲畜，所以称为血食。宋景文公作《高祖赞》说“与文偶祠，血食千古”，这才真正得到司马迁、班固的原意；享受血食不一定非得是他的子孙。刘知几善于攻击古人，却有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蒲将军一。《项籍传》称英布为蒲将军。服虔说，英布起兵于蒲地，所以以蒲为号。《史记索隐》说，黥布起于江湖之间，服虔说他起于蒲地，是不对的。韦昭说，蒲是姓。仁杰说：蒲将军就是陈武。蒲是他的封国，就像陈贺封费侯，称他为费将军一样，这只是举出封国来称呼他，并不是姓。楚汉之际的《楚汉春秋》说，孔将军在左，费将军在右，柴将军在皇帝身后；《史记》采用了这段记载，而《汉书》没有采用。《西京杂记》于是说，孔、费都是假名。舒王《淮阴侯诗》说“但以怯名终得羽，谁为孔费两将军”，也是采用《杂记》的说法。其实，孔将军是孔藂，费将军是陈贺，柴将军就是陈武。所以《史记》写“棘蒲侯柴武大将军军”，而《汉书》写作陈武。蒲将军二。《陈武侯状》说，陈武以将军身份起兵于薛，另率军救援东阿，后来到达霸上。仁杰考察说：陈武没有专传，而关于蒲将军的事情与此颇为相合。“起薛”是说蒲将军率兵隶属项梁，在薛地起兵。史书记载项羽派蒲将军救援巨鹿，却没有说他救援东阿。章邯围攻东阿，在蒲将军率兵归属项梁之后，难道陈武确实曾另率军前往救援东阿，只是史书漏载了吗？否则，就是表、谟二书把“巨鹿”误写成“东阿”。史书又记载项羽派蒲将军再次击破章邯军，项羽于是进入并到达戏水以西；这就是《陈武侯状》所说的“至霸上”。由此看来，蒲将军是陈武无疑。五领。《张耳传》说，秦国北面有修筑长城的徭役，南面有戍守五岭的任务。《舆地志》说，五岭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广州记》说，五岭是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服虔则说，山岭有五座，所以称五岭；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从衡山以南有一条山脉，向东直到大海。仁杰考察《淮南子》说，秦始皇征发五十万人，让蒙恬筑修长城；又让尉屠睢征发五十万人分为五军：一军堵塞镡城之岭，一军守卫九疑之塞，一军驻扎番禺之都，一军守卫南野之岸，一军据守余干之水。这和《张耳传》相合。所谓五岭并不是五座山岭。考察《汉志》，镡城县属武陵郡，南野县、余干县都属豫章郡，九疑属零陵郡，番禺属南海郡。赵相国。《卢绾传》说，陈豨以赵相国的身份率军监领赵、代边境的军队。《刊误》说，“赵”应当作“代”。仁杰说：考察《淮阴侯传》，陈豨任代相，监领边军；《高祖纪》说，陈豨以代相国身份反叛。本处写“赵相国”，与这些文字不同，是因为七年代王刘喜弃国归汉，高祖立如意为代王，并因宠爱这个儿子而把他留在长安。这一年陈豨任代相。九年又把如意改封为赵王，陈豨随之迁任赵相国，所以陈豨曾任代相国；但他任赵相国的年份，在九年，时间可以考定，并未任代相国而反叛。《功臣侯表》也记载陈豨以赵相国身份反叛；而《高祖纪》在十年九月记载陈豨反叛时，却说他是代相国。这是《纪》的错误。《汉纪》承袭错误写作代相，更不对。到《资治通鉴》只写陈豨为相国，没有注明是赵相国；“赵代”或许偶然脱去一字。陈豨任赵相国时，周昌又任赵相国吗？考察汉初诸侯王国有丞相和相国，周昌是丞相，代行相国职务；陈豨本人则任相国并守卫边境。当时赵、代都没有王，不应设置相，所以陈豨以赵相国身份兼领赵、代军队。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