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余剳记卷二 敷教
为易中之礼，豫为易中之乐。诚哉是言！无声之乐，气志塞乎天地。豫之义所以大也。然卦利而爻则否。二介于石，不可言豫。九四由豫，尚戒勿疑。盖不可无豫者，世道也；不可有豫者，人心也。圣人大其义于卦，而危其词于爻，垂戒之意深矣。」
译《豫》卦是《易》中关于礼的体现，《豫》卦也是《易》中关于乐的体现。这话真是正确啊！无声的音乐，其气势和意志充盈于天地之间。这就是《豫》卦意义之所以宏大的原因。然而卦辞吉利，爻辞却不然。六二爻“介于石”，不可说是有豫乐；九四爻“由豫”，尚且告诫不要迟疑。大概不可没有豫乐的是世道；不可存有豫乐的是人心。圣人在卦辞中彰显其宏大的意义，而在爻辞中用危惧的言辞，垂示警戒的意旨是很深的。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独办。君子欲有所为，必与其类同心共济。故复重朋来，而泰重汇征。
凡天下国家五伦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于其间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圣人观噬嗑之象，务使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
泰之上城，复于隍丰之上，阒其无人，处泰与丰，岂易言哉？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范祖禹之论善矣。窃谓大臣职在荐贤，则知人亦所以为良也。
仲虺之诰，言慎厥终，惟其始；蔡仲之命，言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太甲》下篇亦云：「慎终于始。」可知慎者，成终成始之道也。有国者不可不谨。
成王之答羣臣也曰：「不聪敬止。」聪敬二字相连，极有意味，大有关系。盖未有不敬而能聪者，亦未有真聪而不敬者也。道统开于帝尧，史臣赞其德曰：「钦明聪敬。」之旨，盖本于此。与朱子谓人君当务聪明之实，不可求聪明之名。胡敬斋谓今人有聪明都不会用，反为心害。嗟夫！世之误用聪明而不自知者，皆由昧于钦敬之义者也。道之不行，又何怪焉！
周之盛也，曰：“于万斯年，不遐有佐。”及其衰也，曰：“四国无政，不用其良。”至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而遂不可为矣。贤才之系于治道，岂细故哉？
汉高谓李斯：“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而怒萧何之请苑以媚民，至于系狱。”夫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适以速秦之亡耳。微王卫尉言，则汉高不几为秦皇之续乎？然闻言即悟，豁达之风度，越世主远矣。
卫侯不听子思之言，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汉文能听冯唐之言，不以六级废云中之守。用人之宽严，兴亡之本也。
昔人论为政之道，兴一利不如除一害。汉文帝躬修元默，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而书「除者」居其大半，可谓省刑罚，薄税敛矣。以此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不亦宜乎？若夫内多欲而外尚繁文，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治者也。
汉相王嘉尝谓：「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语不但庸主宜知，英主尤当深省。
昔陆抗上疏谓：「小人不明道理，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夫世主好任小人，非爱其才，则喜其竭情尽节耳，不知小人无才，安能以动人主？至其竭情尽节，尤属小忠小信之为，既不足以引君当道，亦难语于亮采、惠畴也。至于奸回谗侫，则陋劣之私，又将无所不至矣。故《易》言：「开国承家，必谆谆于小人勿用也。」
北魏秘书令高佑尝言：「勋旧之臣，才非抚民者，可加以爵赏，不宜委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夫私人以财，财虽费，而其害犹轻；私人以官，官一滥，而其害无穷。明主审此，乃不昧于轻重之宜耳。」
隋主自专庶政，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张元素谓其：“借使得失参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此非为闇主言之，为英主言之也。苟不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义，虽英明盖世，适足以益其丛脞而已。
大学》言诚意，吃紧在好恶两端，乃人心之同然也。推之为恕，絜之为矩，由家而国而天下。己情不辟，人性无拂，持其平焉而已。后世不讲乎此，刑赏举错，动与羣情相反，不知大权所在，人不敢违，而公论所在，亦实有难犯者。自古骄泰之主，欲与天下争一日之是非，而不可得，堪为鉴矣。
君相每叹世乏全才，不足供国家之用。夫天下全才原少，恒赖君相之作养而后成。未尝养育，而欲世多誉髦，不其难乎？且取人而不以身，恐求之愈备，而相遇终疏尔。
魏征对唐太宗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论本于书之『明四目，达四聪』，可谓善矣。然亦有发言盈廷而莫知适从者，则以中无主宰而淆于聚讼之群言，似明非明，寡断之失，或致与暗主同科。故知本之学，贵居敬而务穷理也。」
司马温公上体要疏，不独熙宁之切务，虽万世亦不易也。夫元首丛脞，失于昏庸者常少，而中于聪察者常多。
治之主，尤当
译天下的事务，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办理的。君子想要有所作为，一定要与同类的人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所以《复》卦重视朋友前来，而《泰》卦重视众人汇聚。
大凡天下国家五伦万事，之所以不能和谐融洽，都是因为中间有隔阂的缘故。隔阂，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圣人观察《噬嗑》卦的卦象，务必去除其中的隔阂而使之合拢，那么就没有不和谐且融洽的了。
《泰》卦的上九爻，退回到隍沟之中；《丰》卦的上九爻，寂静无人。身处《泰》卦与《丰》卦的境地，难道容易说得清吗？君主以知人为明察，臣子以尽职为良善，范祖禹的论述很好。我私下认为，大臣的职责在于推荐贤才，那么知人也就是良善的表现了。
《仲虺之诰》说，慎重地结束，在于其开始；《蔡仲之命》说，慎重地开始，在于其结束。结束而不困顿，《太甲》下篇也说：“慎重地结束始于开始。”可以知道，慎重是成就终始的道理。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
成王回答群臣说：“不聪明明察，恭敬罢了。”“聪”与“敬”二字相连，极有意味，大有关系。大概没有不恭敬而能明察的，也没有真正明察而不恭敬的。道统开创于帝尧，史臣赞颂他的德行说：“钦敬明察。”其旨意，大概源于此。与朱子所说君主应当务求聪明的实质，不可追求聪明的名声。胡敬斋说现在的人有聪明都不会用，反而成为心的祸害。唉！世上误用聪明而不自知的人，都是因为不明白钦敬的意义啊。道不能施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周朝兴盛的时候，说：“在万年之中，不遥远地有辅佐。”等到它衰败的时候，说：“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到了人才消亡，国家困顿憔悴，于是就无可挽回了。贤才对于治道的关系，难道是小事吗？
汉高祖对李斯说：“有善行归功于君主，有恶行自己承担，却因萧何请求开放上林苑以讨好百姓而发怒，以至于将萧何下狱。”秦国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亡天下，李斯分担过错，正好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如果不是王卫尉进言，那么汉高祖不就几乎成为秦始皇的后续者了吗？然而听到进言立即醒悟，这种豁达的风度，超越历代君主远矣。
卫侯不听子思的话，因为两个鸡蛋而抛弃了干城之将；汉文帝能听冯唐的话，不因六级爵位而废弃云中太守。用人宽严，是兴亡的根本。
古人论述为政的道理，兴办一件利事不如消除一件祸害。汉文帝亲身修养玄默之德，令德善政在史册中相望，而记载“废除”的占据大半，可以说是省刑罚，薄税敛了。以此教化行于天下，官吏安于其官职，百姓乐于其职业，不也是应当的吗？至于内心多欲望而外表崇尚繁文缛节，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治理好国家的。
汉相王嘉曾经说：“感动人靠行为，不靠言语；顺应天意靠实质，不靠文饰。”这话不但平庸的君主应当知道，英明的君主尤其应当深刻反省。
过去陆抗上疏说：“小人不懂道理，所见既浅，即使让他竭尽忠诚节义，还不足以任用，何况他奸邪之心一向坚定，而憎爱随意改变呢？”世上的君主喜欢任用小人，不是喜爱他的才能，就是喜欢他竭尽忠诚节义，不知道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至于他竭尽忠诚节义，尤其属于小忠小信的行为，既不足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也难以谈论光大事业、施惠于民。至于奸邪谄媚，那么卑劣的私心，又将无所不至了。所以《易经》说：“开国承家，一定要谆谆告诫不要任用小人。”
北魏秘书令高佑曾经说：“有功勋的老臣，才能不是安抚百姓的，可以加封爵位赏赐，不适宜委以地方重任。所谓王者，可以私赐财物给人，不可以私赐官位给人。私赐财物，财物虽然耗费，但其祸害还轻；私赐官位，官位一旦泛滥，而其祸害无穷。明主审察这一点，才不至于在轻重适宜上不明智。”
隋主独自专断庶政，不任用群臣，以一个人的智慧决断天下的事务。张元素说他：“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已经很多，下面阿谀上面蒙蔽，不灭亡还等什么？”这不是为昏庸君主说的，是为英明君主说的。如果不知道为政在于人、取人在于自身的意义，即使英明盖世，也正好足以增加其琐碎杂乱罢了。
《大学》说诚意，关键在于好恶两端，这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推广为恕道，衡量为规矩，由家而国而天下。自己的情感不偏颇，人性不违背，保持平衡罢了。后世不讲这个，刑罚赏赐举措，动不动与群情相反，不知道大权所在，人不敢违抗，而公论所在，也确实有难以侵犯的。自古以来骄横泰然的君主，想要与天下争一日的是非，而不可得，堪为鉴戒了。
君主宰相常常感叹世上缺乏全才，不足以供给国家使用。天下全才原本就少，常常依赖君主宰相的培养而后成就。不曾养育，而想要世上多有杰出人才，不困难吗？而且取人而不以自身为准则，恐怕要求越完备，而相遇终究疏远罢了。
魏征对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的论述本于《尚书》的‘明四目，达四聪’，可以说很好了。然而也有发言充满朝廷而不知道听从谁的，这是因为心中没有主宰而被聚讼的群言所混淆，似乎明察实则不明察，寡断的过失，或许导致与昏庸君主同类。所以知道根本的学问，贵在居敬而务求穷理。”
司马温公上《体要疏》，不独是熙宁年间的切务，即使万世也不改变。君主琐碎杂乱，失于昏庸的常常少，而中于聪察的常常多。
治国的君主，尤其应当
元臣王盘因议定官制疏称：「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宠荣，职位所以委事权。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不宜任以职位。」此论甚正，可以为则。若以显官酬勋臣，以事权假亲戚，至于旷厥官，败乃事，非所以重天工，亦非所以全亲戚也。
屯卦六四象传曰：「求而往，明也。」夫王之不明，莫大于不能信贤；大臣之不明，亦莫大于不能求贤。使为大臣者知己之不足，必资人之有余，而往求贤才，以共济于以成亨屯之功，洵吉无不利矣。其为明，孰大焉？
或问《泰卦》二爻之义曰：「以包荒之量，用冯河之勇，不遗乎遐远，不牵于朋比，则能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治泰之道得矣。」然必以包荒为主，盖宽乃治本，而断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处之，皆宽中合而相济之道也。大臣如此，君道亦然。《论语》所谓「宽信敏公」者，意正本此。
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誉。」夫四近于君而不得君，不可言而不言，可也；可以去而不去，可乎？然则传所谓贤人隐者，非隐于朝之谓也，身隐焉。文殆将遯矣。若张氏闭于前而舒于后之说，似与六三同为待时而发。岂贤人当君臣道绝之时，能逆料他日之必有合乎？且后世伴食中书之辈，孰不借口于此？故经术之真伪，所关匪细故也。
戒言利者曰：“利者，义之反也。”好言利者曰：“利者，义之和也。”后世借口经文，类如斯矣。不知干卦文言，因“利”与“贞”字相连，故特揭“义”字以正其名，谓是合义之利，而非悖义之利也。岂容计利之徒，托此以济其私哉？
书《微子》篇有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之语。不特处变如此，处常亦然。盖人臣事君，遭逢或殊，才志亦异，各安于义之所当尽，各达其志之所欲为，迹不同而忠则同也。比而同之，反多不韪。
皋陶之论九德也，刚柔咸备，而明敏不与焉。毋亦古之所重在德，而明敏之才不足以言德与？抑于乱而敬中已寓其美欤？
孟子劝梁惠王行王道，先之以不违农时。三者，朱子以为为治之初，法制未备，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节爱养之事也。后世不知务此，或因承平日久，户口日繁，百物俱听愚民之伤耗，而全无厉禁。偶逢歉岁，民苦难支，议赈议蠲，流离不免，以致盗贼充斥，而官法不能禁诘。安得命世之才，为国家谋奠安，筹久大乎？
古来大臣，有得君愈专，取祸弥甚者，如吴起、商鞅辈，不知尊主庇民之学，而惟以功利富强之术，中其君而虐用其民，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不得借口于管国之治齐、郑，而自误以误人国也。
汉末，张角之乱，杨赐恐下州郡捕讨，更滋骚扰，欲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护归本籍，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此诚安戢流寇之良法也。
史称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人有言亮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大哉言乎！君子亦平其政耳。若后世动称大赦，岂但小惠而已？即如赦一罪人，而愤怨者不止一人，其为不平，孰甚焉！明君贤相所当深思也。"
读《丙吉传》，临终时，汉宣帝问「谁可代君者」？吉对以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言三人，能皆在臣右。」帝以吉言皆是，而许焉。后三人居位，皆称职。夫吉能荐贤为国，斯为相臣，不媿矣。其问牛喘一事，曾何足道，而世顾竞称之哉？
夏侯胜尝出道上语，宣帝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此与不言温室树者，义孰为大？」
论议通古今，忧国如饥渴。鲍司隶两言，足尽大臣之道。有其心而兼有其术，处常处变，无不可矣。
房元龄、杜如晦为仆射日，听词讼数百。太宗谓之曰：「公等如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论者谓太宗真得驭相之体矣。若后世宰辅所办，皆书吏之事耳。元首亲小劳，股肱忘大计，此丛脞之所由来也，可不
译元臣王盘在讨论制定官制的奏疏中说：“历代的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是用来显示恩宠荣耀的，职位是用来委任事权的。有功的人应当晋升散官，或者赐予五等爵号，不适宜让他们担任实职。”这个论点非常正确，可以作为准则。如果用显赫的官职来酬谢功臣，把事权假借给亲戚，以至于使官职空缺、败坏政事，这既不是尊重朝廷重任的做法，也不是保全亲戚的办法。
《易经》屯卦六四的象传说：“有所求而前往，是明智的。”君王的不明智，没有比不能信任贤人更大的了；大臣的不明智，也没有比不能寻求贤人更大的了。假如身为大臣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一定要借助别人的长处，从而去寻求贤才，以共同成就亨通屯难之功，那确实是吉祥而无不利了。这种明智，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有人问《泰卦》九二爻的含义，回答说：“用包容荒秽的度量，运用涉渡河水的勇气，不遗漏偏远之人，不被朋党所牵制，就能符合九二爻的中正之道，从而获得治理泰平的方法。”然而必须以包容荒秽为主，因为宽厚是治理的根本，而果断用来执行，明察用来周全，公正用来处事，这些都是与宽厚相配合、相互补充的道理。大臣如此，君道也是如此。《论语》所说的“宽、信、敏、公”，其本意正是如此。
《易经·坤卦》六四说：“扎紧口袋，没有灾祸也没有赞誉。”六四接近君王却得不到君王的信任，不可说话时不说话，是可以的；可以离去却不离去，可以吗？那么传文中所说的贤人隐者，并不是指在朝廷中隐居，而是指自身隐居。文王大概将要退隐了。如果像张氏所说的前面收敛而后舒展的说法，似乎与六三爻一样是等待时机而行动。难道贤人在君臣道义断绝的时候，能够预料到将来一定会有契合的时候吗？况且后世那些在中书省混饭吃的庸碌之辈，谁不借此作为借口呢？所以经术的真伪，关系并非细微。
告诫谈论利益的人说：“利益，是道义的反面。”喜欢谈论利益的人说：“利益，是道义的和谐。”后世借口经文，大多像这样。不知道《乾卦》文言中，因为“利”与“贞”字相连，所以特别提出“义”字来端正其名，说的是符合道义的利益，而不是违背道义的利益。哪里容得算计利益的人，借此来成全他们的私欲呢？
《尚书·微子》篇有“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话。不仅处在变局时如此，处在平常时也是如此。大概臣子侍奉君王，遭遇或许不同，才能志向也各异，各自安于道义所应当尽的责任，各自实现志向所想要做的，踪迹不同但忠诚是相同的。把他们比附等同，反而多有不当。
皋陶论述九德时，刚柔都具备，而明敏没有列入其中。难道古代所重在德行，而明敏的才能不足以谈论德行吗？或者在乱世中恭敬之中已经蕴含了美德吗？
孟子劝梁惠王实行王道，首先提出不违背农时。这三者，朱子认为是治理之初，法制尚未完备，且利用天地自然的利益来节制爱养百姓的事情。后世不知道致力于此，有时因为承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各种物资都任由愚昧百姓的损耗，而完全没有严厉的禁令。偶尔遇到歉收的年份，百姓苦难难以支撑，商议赈济、商议免除赋税，流离失所不可避免，以至于盗贼充斥，而官府法令不能禁止查究。怎么能得到当世的人才，为国家谋求安定，筹划长远的大计呢？
古代的大臣，有得到君王信任越专一，招致祸患越严重的，如吴起、商鞅这类人，不懂得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学问，只以功利富强的手段，迎合君王的喜好而虐待百姓，恰好足以杀身而已，不能借口管仲治理齐国、郑国的成功，而自误并误人国家。
汉末，张角作乱，杨赐担心下派州郡捕讨，更加滋扰百姓，想要敕令刺史、二千石甄别流民，护送他们回到原籍，以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诛杀他们的首领，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平定。这确实是安抚流寇的好方法。
史书记载诸葛亮治理蜀国，赏罚严明。有人说诸葛亮吝惜赦免，诸葛亮说：“治理太平盛世靠大德，不靠小恩惠。这话多么伟大啊！君子只是公平地处理政事罢了。如果后世动不动就称颂大赦，岂止是小恩惠而已？就像赦免一个罪人，而愤恨怨恨的人不止一个，这种不公平，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呢！这是明君贤相应当深思的。”
读《丙吉传》，临终时，汉宣帝问“谁可以替代你？”丙吉回答说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言三人，才能都在我之上。”宣帝认为丙吉的话都对，于是答应了。后来这三个人担任职位，都称职。丙吉能够推荐贤才为国家效力，作为相臣，不愧了。他问牛喘气那一件事，曾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而世人反而争相称赞它呢？
夏侯胜曾经传出宫中的言语，宣帝听说后责备夏侯胜。夏侯胜说：“陛下所说的话好，所以我宣扬它。尧的话流传于天下，至今被人传诵。我认为可以流传，所以流传罢了。这与不谈论温室树相比，哪个义理更大？”
议论通达古今，忧国如同饥渴。鲍司隶这两句话，足以概括大臣的道理。有这种心意并且兼有这种手段，处在平常或变局，没有不合适的。
房元龄、杜如晦担任仆射时，听取词讼数百件。太宗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就没有时间阅读公文了，怎么能帮助我寻求贤才呢？”于是敕令尚书省，琐碎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只有冤屈滞留的大事应当上奏的，才关系到仆射。评论的人说太宗真正掌握了驾驭宰相的方法。如果后世宰辅所办理的，都是书吏的事情罢了。元首亲自处理小事，股肱之臣忘记大计，这就是琐碎事务丛生的由来，能不警惕吗？
重以为戒哉！
后世人才鲜少，固因平时无教养之法，亦由用之不当其才而苛责之下，往往人与事违，其何能济？昔成汤与人不求备，周公无求备于一人。孔子称君子之易事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韩滉为节度使，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有故人子谒之，滉考其能，一无所长，然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因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嗟乎！如此用人，天下尚有弃材乎？为大臣者不可不知此义。
译要把它作为重要的警戒啊！
后世人才稀少，固然因为平时没有教育和培养的方法，也由于使用他们时不符合其才能，却在苛刻责难之下，往往导致人与事不相匹配，这怎么能成功呢？
从前成汤用人不求全责备，周公也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孔子称赞君子容易共事时说：“当他使用人的时候，是量才而用。”
唐代韩滉担任节度使时，所征召的僚属都根据他们的长处来任用，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
有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来拜见他，韩滉考察他的才能，发现他一无所长，但与他宴饮时，那人始终没有左右顾视，于是让他监管仓库大门，那人整天端正地坐着，官吏和士卒没有敢随意出入的。
唉！像这样用人，天下还有被抛弃的人才吗？
身为大臣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
昔卢毓为吏部尚书，论选皆先性行，而后言才。或问之，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此义本之孟子，足正后世论才之误。毓，植之子也。
宋吕诲、元廉希宪均以疾病喻时政，盖贪功利而任小人，剥伤国脉，乃朝廷之大病也。君多护疾，医鉴千秋。
竭君相之聪明，慎选督抚十余人。竭督抚之聪明，慎选郡守十余人。勿挠其权，勿掣其肘，务久其任以责其成。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否则，如王嘉之所谓“转相促急，数更政事”者，权轻则民慢，令繁则民蹙，相怨一方，伊于胡底哉？
北史》载苏绰所为诏书六条，其四推贤能曰：“非直州郡官吏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一乡之选，以相监统。”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此言可谓明于治法矣。夫正长即今之乡保也，乡保得人，则百为易举，必本周官闾师、党正之遗法。重其事而慎选其人，微假之权而明其赏罚，则凡牧令所欲行之政，无烦家谕户晓，而速于置邮传命矣。呜呼！今之州县可自为政者，宁有几何？此固其所得为者也。若犹畏难，古治何由复兴哉？
富郑公知青州，救河朔饥民五十余万，办事官吏昔书其劳，约为奏，请得以次受赏于朝。后世则动以职分当为，责之必行，且明知其赔累而弗问矣。赏罚不明，而高言上理，中才以下，谁能不当而自劝乎？
宋臣赵扑越州救荒之法，较详于富公之治青州。世传青州，而鲜传越州。是知贤士名人，美意良法，行于当时，而罕闻后世者，何可胜道？宜名臣传论为之长叹也。
欧阳文忠谓：「治人者，不同吏才能否，设施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夫政以平易近民为主，间有非常之举，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耳。乃后世好恶，多与舆情相反，察吏者遂以拂民之欲为强干之才，失之远矣。」
大学衍义》有时当赈恤先良民，而后游子之语，于义得矣。但须平时编查保甲，先有区分，临时多方晓论，力能弹压，方可。否则游手之民，最穷而又多事，常赈恤之际，稍分先后，最易借端生事，为有司者不可不慎。
今日讲养民之政，制田里难，教树畜易。今日讲制产之法，限田易，授田难。非得命世之才，不能润泽《周礼》之大略。心乎斯世斯民者，以树畜为救时之急务，以限田为授产之权舆，可也。
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近见乡闾士庶之家，嫁娶无不用之，商鬻于市，独此易售而倍获其利，民安得不贫乎？先王命市纳买，以观民之好恶，所以防其志淫好辟者，盖有制节之大权焉，非可因仍苟且而为之者也。
为政者每患风俗日靡，返朴无由。夫欲崇节俭，禁奢靡，非定等威不可。盖等威辨，则食用有常，难以踰分。奢靡之风，不禁自远。所谓礼防于未然，不易之理也。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有云：「先生为政，当法令繁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夫应文逃责，在后世即为能吏矣。盖志不在于修己安人，又不在于建功立名，徒欲全躯保富贵，自不得不苟且迁就耳。若存心于爱物，则一张一弛，自必审时揆理，以求处得其当，岂肯相率为虚文巧免而已哉！」此循吏之所以罕见，而治道之难于复古也。
仪封张清恪公困学录》云：社仓会乃备荒之最善者，能约一会，即造入善人簿内。遇事至官，加以礼貌。能捐一石者，免其杂项差徭，则民之约会必力，而捐入者必多余。每思社仓良法，殊难强民为之。如捐谷一石，量免一岁杂差，事属可行为有司者不可不讲求其法也。
国家善政，必须上下一心，实力奉行，庶无滋弊，而鲜屯膏。甲子六月，谷价甚昂，县详平减以济民食，司批似准，而实互异难行。县不得已覆详求减，俟旬日，批到已缓不及时，再驳再详，则过期全悮矣。书吏舞文，牧令掣肘，名为善政，实惠奚存？此上司之咎，无容他诿者也。
今之为吏者，动云权自上操，我不得主也。诚使
译从前卢毓担任吏部尚书，选拔人才都先考察品性德行，而后才看才能。有人问他原因，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小才能成就小善。现在说有人有才能却不能行善，这是才能不符合器用的标准。”这个观点本源于孟子，足以纠正后世论才的错误。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宋代吕诲、元代廉希宪都用疾病来比喻时政，大概是因为贪图功利而任用小人，损害国家命脉，这是朝廷的大病。君主大多庇护疾病，医生却能鉴察千秋。
竭尽君主和宰相的智慧，谨慎选拔十几位督抚。竭尽督抚的智慧，谨慎选拔十几位郡守。不要扰乱他们的权力，不要牵制他们的手脚，务必让他们长期任职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否则，就像王嘉所说的“互相催促紧急，频繁更改政事”，权力轻则百姓轻慢，法令繁杂则百姓困苦，一方互相怨恨，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呢？
《北史》记载苏绰所写的诏书六条，其中第四条推举贤能说：“不只是州郡官吏应当任用好人，甚至直到党族闾里的正长职务，都应当审慎选择一乡的优秀人才，来互相监督统领。”正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斜，上面必然安定。这话可以说是通晓治理方法了。正长就是现在的乡保，乡保任用得当，那么百事都容易推行，这必定是《周官》中闾师、党正制度的遗法。重视他们的职责而谨慎选拔人选，稍微赋予他们权力而明确赏罚，那么凡是地方长官想要推行的政令，无需挨家挨户告知，也能像驿站传信一样迅速。唉！现在州县能自主施政的，能有几个呢？这本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如果还畏惧困难，古代的治道如何能复兴呢？
富弼任青州知州，救济河朔饥民五十多万，办事官吏过去书写他们的功劳，大致写成奏章，请求让他们依次在朝廷受赏。后世动不动就说这是职责所在应当做的，要求必须执行，而且明知他们会赔累损失却不闻不问。赏罚不明，却高谈阔论治理的道理，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谁能不当着面自我勉励呢？
宋代臣子赵扑在越州救荒的方法，比富公治理青州更详细。世人只传颂青州的事迹，很少传颂越州的事迹。由此可知，贤士名人，美好的心意和良法，在当代施行，却很少被后世听闻的，哪里能说得完呢？难怪名臣传论要为此长叹。
欧阳修说：“治理百姓的人，不区分官吏才能的高低，只看施行政策如何，只要百姓称便，就是好官吏。所以居住的地方百姓称便，离去的地方百姓思念。政事以平易近民为主，偶尔有非常之举，可以共同完成，难以共同谋划开始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然而后世的喜好厌恶，大多与民意相反，考察官吏的人于是把违背百姓欲望当作强干之才，这就大错特错了。”
《大学衍义》中有“当时应当赈恤先照顾良民，而后才照顾游子”的话，在道义上是得当的。但必须平时编查保甲，先有区分，临时多方晓谕，力量能够弹压，才可以。否则游手好闲的百姓，最穷困又最多事，常在赈恤之际，稍微分先后，最容易借端生事，主管官员不可不谨慎。
今天讲求养民的政事，制定田里制度难，教导种植畜牧易。今天讲求制定财产的方法，限制田产易，授予田产难。如果不是得到命世之才，不能润泽《周礼》的大略。关心这个世道和百姓的人，把种植畜牧作为救时的急务，把限制田产作为授予财产的开端，是可以的。
锦绣织品，是损害女红的。近来看到乡间士庶之家，嫁娶没有不用的，在市场上贩卖，唯独这种容易出售而加倍获利，百姓怎能不贫困呢？先王命令市场缴纳买税，来观察百姓的好恶，用来防止他们意志淫邪喜好邪僻，大概有节制的大权，不是可以因循苟且而做的。
执政者常常担心风俗日益败坏，返璞归真没有途径。想要崇尚节俭，禁止奢靡，不规定等级威仪是不行的。等级威仪分明，那么食用就有常规，难以逾越本分。奢靡的风气，不禁止也会自然远离。所谓礼制在未然之前防范，是不变的道理。
程颐撰写《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执政，在法令繁密的时候，未曾随众做应付文法逃避责任的事。应付文法逃避责任，在后世就是能吏了。大概志向不在于修养自己安定百姓，也不在于建功立名，只想保全身体保住富贵，自然不得不苟且迁就。如果心存爱护万物，那么一张一弛，自然必定审时度势，以求处理得当，怎肯相率做虚文巧免的事呢！”这就是循吏罕见，而治道难以复古的原因。
仪封张清恪公《困学录》说：社仓会是备荒最好的办法，能约定一会，就造入善人簿内。遇事到官府，加以礼貌。能捐一石的，免除其杂项差徭，那么百姓的约定必定有力，而捐入的必定多余。常想社仓良法，很难强迫百姓去做。如果捐谷一石，量免一岁杂差，事情属于可行，主管官员不可不讲究其方法。
国家善政，必须上下一心，实力奉行，才能没有滋生弊端，而很少囤积恩泽。甲子年六月，谷价很高，县详报平减以救济民食，司批似乎批准，而实际互相异同难以施行。县不得已再次详报请求减价，等待十天，批到已经迟缓不及时，再驳再详，就过期全误了。书吏舞文弄墨，牧令掣肘，名为善政，实惠在哪里呢？这是上司的过错，无可推诿。
现在做官吏的人，动不动说权力由上级掌握，我不能做主。如果真的
去其私小之见，以求尽职，则教养二端均有可得。自为者，制田里难矣，独不可以教树畜乎？设学以育士难矣，独不可分社以规劝乎？以人事君难矣，独不可责州县之岁荐一二人乎？以公正之大吏责廉明之牧令，于所属绅士确察其人品材能，或谨于内修，或谙于时务，不必求备，惟务征实。牧令开报上司，上司以礼相见，而试验之称则明，加旌奖而赏其举主，否则罚之。因密注其才品于夹袋之中，以备他日之荐委。如此认真留意，自不敢临期无措，妄举不知谁何之人以塞责。所谓事豫则立，心公则明者，不在于是乎？此又谁得而禁之乎？吾愿今之为大吏者，化其私小之俗见，务其聪明之实用，庶乎地丑德齐，中卓然着公忠于不朽也。
译摒弃那些自私狭隘的见解，以求尽到职责，那么教化与养育这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想要独自包办一切，制定田里制度确实困难，难道就不能通过教育来鼓励种植和畜牧吗？设立学校来培养士人确实困难，难道就不能划分社邑来进行规劝和勉励吗？以侍奉君主的态度来处理政务确实困难，难道就不能要求州县每年推荐一两位人才吗？由公正的大吏督促廉洁明察的地方长官，对所属地区的绅士确切考察他们的人品和才能，有的人或许在内在修养上严谨，有的人或许通晓时务，不必苛求完美，只务必追求真实。地方长官向上级申报，上级以礼相待，通过考核来明确优劣，加以表彰奖励并奖赏举荐者，否则就予以惩罚。于是将他们的才能和人品秘密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夹袋中，以备日后推荐委任。像这样认真留意，自然不敢在临到期限时不知所措，胡乱举荐不知底细的人来敷衍塞责。所谓“事先准备就能成功，内心公正就能明察”，不正是体现在这里吗？这又是谁能禁止的呢？我希望当今身为大吏的人，能改变那些自私狭隘的俗见，致力于聪明才智的实际应用，或许就能做到地位虽不同而德行相齐，在中间卓然树立起公忠的美名而不朽。
州县平粜，宜分日、分乡，责成保地，核其总数，庶免拥挤不均之患。
捕蝗不力，是坐视害民也，固为不可。但蝗之为物，初生微而聚易灭，及大则散而飞难除。农民无不匿蝗者，恐官捕践伤其稼，更甚于蝗害耳。若令有司预饬乡保，能于初生捕灭者，视其践禾之多寡，酌出仓粟以偿其数。匿蝗致飞出为害者，重罚无贷，积弊庶可除乎？
居官者，且无论才之长短，止此寸心中，若常存一为国为民之念，视为天经地义，一息不容少懈之事，则不拘何职，必然顾名思义，勉求尽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
朱子尝言：「世间事思之非不烂熟，只恐做时不似说时。人心不似我心，即此数语，想见紫阳一生匡时大业，虚己小心，观我观民，悯时病俗之意，皆在其中。」
封鲊悬鱼，无非谨小慎微之意，与陆宣公不受鞭靴同。若以为名，则非矣。
或问「三命不齿，三命益恭，及三命不踰父兄」之说曰：「三命不齿，尊爵之通义也；三命益恭，守身之谦德也；三命不踰父兄，贵不敌亲之天经也。」
有必欲为之善，有不可夺之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誉之不喜，毁之不怒。可为社稷臣矣。
健余剳记卷三 考古
考古圣贤修己治人，无辜不从，最切近处先立脚跟，渐次扩充，方造到弥天地、冠古今的事业，所谓笃实辉光也。三代以后不乏雄才伟略之人，开口便讲阔大，而于至性至情、人伦日用切近之处，忽焉不讲，遂有威加海内、名满寰区，而闺门床笫之间不免惭德者，此人品德业所以有古今升降之殊也。究其源头，总因缺了小学一段工夫，故于大学八条目中，格致诚正既无实功，则齐治均平率多粉饰耳。有志于古者，宜知所从事矣。
孔子于泰伯则称为至德，于虞仲则止列于逸民。兄弟同窜荆蛮，而品定不同。如此，可以微参。
尝疑鲁君臣受女乐，未闻孔子有一言而遂行，似与谏不行而后去之义未符，因问于孙懿斋先生。先生曰：「去即所以谏也。圣人事君，岂如后世必鳃鳃于奏疏之间哉？为君臣者，俱当知此义。」
大学衍义》论申生之精洁，易辱甚精密。愚有云：「夫必顽钝无耻、沈鸷有谋之人，则虽辱之而不动。申生则轻死重名，可以术激之而使死。然则有耻、有谋二者，必不相兼乎？」曰：「易之为道也，贞犹有凶；中则无凶，惟圣者能之耳。大贤以下不能，故不为也。」
读《齐语》与《管子》略同。施伯称为天下才，信矣。其告桓公，可以隐令，可以寄政。故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夫令与政，王者所不废。曰“隐”、曰“寄”，则霸者之情见矣。以天下才而成就若此，岂不惜哉？或谓桓公欲速得志于天下，管仲亦姑成君之志耳。然则天民之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又何以称焉？
朋友以信为重，五品之大经也。《史记》列传欲写鲍叔牙之善遇管仲，遂于传内有“管仲贫困，常欺鲍叔”之语。岂不闻：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乃观人之大要也。世称管鲍之交，仲虽器小，何至卑污若此？苟非圣人之言，必择而取之。如斯之类，可尽信哉！
荀子曰：「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是之谓以其身为物役。夫以其身为物役，尚且不可，况以其心为物役者，其为忧为害不更甚与？」故君子贵先立其大。
赵良说商君：“自以为正，言今观其言，洵可谓正矣。如非其位而居之，曰食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语谔。皆笃论也。其尤近道者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不图于战国积习中得此。”
汉高之得天下，自谓得三杰之力，信然。然观《史记》所载，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此一大计也。袁生说汉王，使韩信等先辑河北赵地，连燕齐，然后复走荥阳，则楚备多而力分，此亦一大计也。皆非出于三杰，则此二子之功，又何可没哉！
史称汲黯内行修洁，自为太子冼马时，即以严见惮，故数犯颜直谏。武帝虽
译州县平抑粮价出售粮食，应当按日、按乡分别进行，责成保甲地界负责，核查总数，以免发生拥挤不均的祸患。
捕蝗不力，是坐视危害百姓，固然不可。但蝗虫这种生物，初生时微小且容易聚集消灭，等到长大后则分散飞走难以清除。农民没有不隐瞒蝗虫的，恐怕官府捕蝗践踏损伤他们的庄稼，这比蝗害更严重。如果命令有关部门预先告诫乡保，能在初生时捕灭蝗虫的，根据践踏禾苗的多少，酌情从仓库拿出粮食补偿其损失。隐瞒蝗虫导致飞出为害的，严加惩罚绝不宽贷，积弊或许可以消除吧？
做官的人，暂且不论才能的长短，只在这方寸之心，如果常存为国为民的念头，视为天经地义、一刻不容稍懈的事情，那么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必然顾名思义，勉力尽到自己的本分，想想吧，想想吧，才能和力量就出来了。
朱子曾说：“世间的事思考起来并非不烂熟，只怕做的时候不像说的时候那样。人心不像我的心，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见紫阳先生一生匡正时局的大业，虚心谨慎，观察自己观察百姓，怜悯时势痛恨世俗的意图，都包含在其中了。”
封鲊悬鱼，无非是谨小慎微的意思，与陆宣公不接受鞭靴是一样的。如果把它当作求名，那就错了。
有人问关于“三命不齿，三命益恭，以及三命不踰父兄”的说法，回答说：“三命不齿，是尊重爵位的通义；三命益恭，是守护自身的谦德；三命不踰父兄，是尊贵不能胜过亲人的天经。”
有必须去做的善事，有不可剥夺的气节。搅动它不清，混淆它不浊。招唤它不来，挥手它不去。赞誉它不喜，诋毁它不怒。这样的人可以成为社稷之臣了。
健余剳记卷三 考古
考察圣贤修养自身治理百姓，没有不遵循的，最切近的地方先立定脚跟，逐渐扩充，才能造就弥合天地、冠绝古今的事业，这就是所谓的笃实辉光。三代以后不乏雄才伟略的人，开口就讲阔大，而在至性至情、人伦日用切近的地方，忽然不讲求了，于是有威加海内、名满寰区，而在闺门床笫之间不免惭愧德行的人，这就是人的品德事业之所以有古今升降不同的原因。追究其源头，总因为缺少了小学的一段工夫，所以在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既然没有实际功夫，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多粉饰罢了。有志于古人之道的人，应当知道从事什么了。
孔子对于泰伯称为至德，对于虞仲只列于逸民。兄弟一同逃窜到荆蛮，而品评定级不同。像这样，可以稍微参悟。
曾经怀疑鲁君臣接受女乐，没听说孔子有一句话而鲁君就实行，似乎与谏言不被采纳然后离开的意义不符，因此问孙懿斋先生。先生说：“离开就是用来谏言的。圣人侍奉君主，哪里像后世一定在奏疏之间斤斤计较呢？做君臣的，都应当知道这个意义。”
《大学衍义》论述申生的精洁，容易受辱非常精密。我说：“必定是顽钝无耻、深沉阴险有谋略的人，那么即使侮辱他也不会动心。申生则是轻死重名，可以用计谋激使他去死。那么有耻、有谋这两者，一定不相兼吗？”回答说：“《易经》的道理，贞正还有凶险；中道则没有凶险，只有圣人能做到。大贤以下不能，所以不去做。”
读《齐语》与《管子》大致相同。施伯称为天下之才，确实如此。他告诉桓公，可以隐藏命令，可以寄托政令。所以制定内政而寄托军令在其中。命令和政令，是王者所不废弃的。说“隐”、说“寄”，那么霸者的情态就显现了。以天下之才而成就如此，岂不可惜？有人说桓公想要迅速在天下得志，管仲也姑且成就君主的志向罢了。然而天民之达，可行于天下然后去做的，又凭什么称颂呢？
朋友以信为重，是五品的大经。《史记》列传想要写鲍叔牙善待管仲，于是在传中有“管仲贫困，常欺鲍叔”的话。难道没听说：穷困时看他不做什么，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这是观察人的大要。世人称颂管鲍之交，管仲虽然器量小，何至于卑污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圣人的话，必定选择而取之。像这类的话，可以完全相信吗！
荀子说：“向往万物之美而充满忧虑，兼得万物之利而充满祸害，这叫以身为物役。既然以身为物役尚且不可，何况以心为物役，其忧虑和祸害不是更严重吗？”所以君子贵在先立其大。
赵良劝说商君：“自以为正，看现在他的话，确实可以说正了。如果不是他的职位而占据，叫食位；不是他的名声而拥有，叫贪名。千张羊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语谔。都是笃实的议论。其中尤其近道的说：‘反听叫做聪，内视叫做明，自胜叫做强。’没想到在战国积习中得到这些。”
汉高祖得到天下，自认为得到三杰的力量，确实如此。然而看《史记》所载，三老董公拦路劝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这是一个大计。袁生劝说汉王，让韩信等人先安抚河北赵地，联合燕齐，然后再次攻打荥阳，那么楚国的防备多而力量分散，这也是一个大计。都不出自三杰，那么这两个人的功劳，又怎么能埋没呢！
史称汲黯内行修洁，自从做太子冼马时，就以严厉被忌惮，所以多次犯颜直谏。武帝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