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卷一

译后来就没有惩罚了。」又引用《尚书》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业。」又引用《尚书》说：「上天降生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又引用《尚书》说：「恭敬地侍奉并拜见瞽瞍。」又引用《伊训》说：「天罚兴起攻击，从牧宫开始，我则从亳地出发。」又引用《太誓》说：「我的武德盛大，侵入他的疆土。」以上孟子所引用的《尚书》，赵岐的注解都说：「是《尚书》散失的篇章。」观国按：孟子所引用的《尚书》，现在的《尚书》中都有，这说明这些篇章也是伏生所传的《尚书》所没有，而科斗文书中却有的。赵岐也没有见过科斗文书。当时正值西汉，周代的遗风尚未远离，凭借刘向这样博学的名儒，对于科斗文书尚且不能穷究，何况后世屡次经历战火，认识古文的人越来越少，古文之道几乎断绝了。

译系辞

《易经》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系上辞语以阐明吉凶。”又说：“系上辞语以判断吉凶。”因此称之为爻。又说：“《易经》有四种象征，用来展示事物。系上辞语，用来告知人们。”又说：“系上辞语而赋予其变动，吉凶的道理就在其中了。”观国按：孔子自称“系上辞语的人”，指的是卦、爻、彖、象的辞语。有卦，所以系上卦的辞语；有爻，所以系上爻的辞语；有彖，所以系上彖的辞语；有象，所以系上象的辞语。卦、爻、彖、象都系上辞语，然后占卜的人就根据这些辞语来考察吉凶。现在世间流传的王弼《易经》第七、第八卷将《系辞》分为上、下两部分，这是错误的。这并非系辞，而是孔子所作的《易经》大传。孔子自称“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系上辞语”，这里的“圣人”指的是伏羲和文王。乾坤两卦与大传中称为“子曰”的部分，是孔子曾经为之作训传，而门人弟子编纂成书，所以有“子曰”的称呼。前汉《儒林传》说：“孔子晚年喜好《易经》，读得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现在的《系辞》应当称为《易大传》，而后世以研究《易经》成名的人划分其卷帙，错误地命名为系辞罢了。其他各卦的六爻在彖辞和大象辞之后，而乾卦的六爻在彖辞和大象辞之前。其他各卦的六爻有小象辞，而乾卦的六爻没有小象辞，大概是因为《文言》的训解说已经详尽，足以包含小象辞的内容。《文言》足以包含小象辞，而《文言》的辞语不能拆分到各个爻位中，所以乾卦六爻没有小象辞，而将六爻列在彖辞之前。坤卦也有《文言》，然而坤卦先出现彖辞而后列出六爻，六爻又与小象辞同在，与其他各卦相同，这是因为坤卦的《文言》只有一章。一章则简略，不足以包含小象辞，所以坤卦与其他各卦的爻象排列相同。乾卦的《文言》有五章，五章则详尽，足以包含小象辞，所以唯独乾卦没有小象辞，而将六爻列在彖辞之前。其他各卦只有六爻，而乾坤两卦在六爻之外还有用九、用六。乾卦纯阳而能变为九，是阳气的变化；坤卦纯阴而能变为六，是阴气的变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占一半。阳爻有一百九十二个，都是乾卦用九所变化的；阴爻有一百九十二个，都是坤卦用六所变化的。古代用蓍草占卜的人，以九为老阳，以六为老阴。老阳生出七为少阳，老阴生出八为少阴，用蓍草演算十八变，观察九、六、七、八来辨别阴阳，一卦就形成了。六十四卦都是这样。所以在乾卦说用九，在坤卦说用六。其他各卦都是由九、六的变化而产生的。九是什么？是一、三、五。六是什么？是二、四。一、二、三、四、五，天地之大，万物之多，阴阳之妙，都不超出这个范围了。其他各卦没有文言，而只有乾坤两卦有文言，是因为其他各卦都由乾坤的九、六变化而产生，所以在乾坤两卦的训解说中，特别详尽。古本《易经》中，彖辞、象辞、文言不分，都在各卦之前。汉《艺文志》说：“伏羲氏开始创作八卦，文王重叠《易经》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作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由此看来，彖辞、象辞、文言不分在各卦之中，大概是另外作为篇章简册的。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说：“田何的《易经》，开始由子夏传授给孔子，卦象、爻彖与文言、说卦等分离为十二篇。费直的《易经》，专门用彖辞、象辞、文言参解《易经》的爻辞。凡是把彖辞、象辞、文言杂入卦中的，从费氏开始。古十二篇的《易经》，于是失去了原本。王弼作注，也使用彖辞、象辞相杂的经文。由此看来，现在世间流行的王弼《易经》，是彖辞、象辞相杂的《易经》，不是古本《易经》。大概是教授之家，各自尊崇其老师的学说，而从晋代以后，只有王弼的学说独自流传，所以如此。”

诗书序

《诗经》的序言原本自成一编，不在众篇之首。到了毛公为《诗经》作传，才将序言分置于众篇之首。《诗经》的序言称为义，所谓有其义而亡其辞，就是这样。《诗经》说：“《南陔》，是孝子互相告诫以奉养父母。”“《白华》，是孝子的洁白。”“《华黍》，是时和岁丰适宜种植黍稷。”有其义而亡其辞。“《由庚》，是万物得以遵循其道。”“《崇丘》，是万物得以极其高大。”“《由仪》，是万物生长各自得其宜。”有其义而亡其辞。郑氏说：“孔子论述诗、雅、颂各得其所，当时都在。遭遇战国及秦代而亡失，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所以保存下来。到了毛公作诂训传，才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首。”由此看来，《诗经》的序言原本不在众篇之首，到了毛公才开始分置于众篇之首，也可以知道了。《诗经》的序言，是子夏所作，而王安石认为读《江有汜》这首诗，即使是子夏也无法知道其美媵。然而子夏与孔子同时，文籍尚未沦丧，必定有所师承而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选取三百五篇。”欧阳修《崇文总目

译《叙释》说：“孔子删减《诗经》三千多篇，选取其中三百十一篇，编入经典。”秦朝与楚汉相争之际，散失了六篇，那么古诗原本有三千篇，而选取的只有三百篇，也就是十篇中选取一篇罢了，其余的都是逸诗。逸诗在史书中也有多处引用。《尚书》的序原本是一篇，并不在各篇之首。到了孔安国作传时，才将序文分别置于各篇之首。所以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连同序文共五十九篇。《尚书》的序，是叙述作者意图的，意义明显，适宜附在正文附近，所以将其分别置于各篇之首。”确定五十八篇就是如此。前汉《艺文志》记载有《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解说：“刘向说，这是周朝时的诰命、誓辞和号令，大概是孔子所论述的百篇之外的剩余部分。”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四十五篇了。查考班固撰写《汉书》时，《周书》有七十一篇，此后又经历战乱火灾，书籍散失，到了晋朝时盗墓者发掘汲郡的魏王墓，得到竹简书籍中有《周书》，束晳校勘整理时出现错误、磨灭、脱落、散乱，无法考证的很多，所以颜师古说：“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四十五篇。”大概到了唐朝，所保存的只有四十五篇，都是逸书。逸书在虞、夏、商的书里都有，不仅仅是在《周书》中。

译所以称为“什”和“笺”

现在的《毛诗诂训传》共三十卷。观国按：前汉《艺文志》说：“《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颜师古注说：“‘故’，是通晓其指意大义。”诗学方面又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孙氏故》二十卷，《韩故》三十六卷。汉代鲁地申公有《诗训故》，由此看来，现在的《毛诗》应当是《故训传》，将“故”改为“诂”的，是后人妄加改动的。《国风》中不称“什”，而《雅》《颂》中称“什”，大概是因为诗以十篇为一组称为“什”。《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共十九篇；《鄘》十篇，《卫》十篇，《王》十篇，《郑》二十一篇，《齐》十一篇，《魏》七篇，《唐》十二篇，《秦》十篇，《陈》十篇，《桧》四篇，《曹》四篇，《豳》七篇，这些篇目多少不等，所以不称“什”。《雅》《颂》都以十篇为一组，所以都称“什”。只有《鱼藻》之什十四篇，《荡》之什十一篇，《闵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也称为“什”，这是因为超过十篇也就称“什”，是举其整数而言。至于不足十篇的就不称“什”，所以《駉》颂只有四篇，《那》颂只有五篇，都不称“什”，由此可以看出来。后汉《卫宏传》说：“郑康成作《毛诗笺》。”章怀太子注说：“笺，是进献的意思，进献成全毛公的义理。”引用张华《博物志》说：“郑玄注《毛诗》称为笺，不理解这个意思，有人说毛公曾担任北海相，郑康成是郡人，所以以此表示敬意。”观国按：各家字书，“笺”字子坚切，是表识书写的意思，也写作“牋”。大概古人牋牍用竹或木制作，所以“笺”字从竹，“牋”字“防”字都从木，称为“牋表”，就是用这种牋牍来表明自己的意思。西汉时传授《诗经》有三家：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三家都列入学官，而毛公的学说未能确立。等到东汉中兴之后，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康成等都尊崇毛公的学说，于是《毛诗》盛行。郑康成作《毛诗笺》，大概是毛公有未作训诂的地方，郑氏加以训诂；毛公有训诂未尽的地方，郑氏予以补充；毛公有训诂错误的地方，郑氏加以考证。大概是用牋牍显出自己的意思，而又没有埋没毛公的学说，所以称为笺。虽然像是进献成全毛公的义理，但笺并不是进献。毛公担任北海相已经很久了，等到郑康成才因为郡人的缘故，以笺表示敬意，这是好事者编造的说法。

奚斯

班孟坚《两都赋序》说：皋陶歌颂虞舜，奚斯歌颂鲁国，同样被孔子采录，列入《诗》《书》。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序》说：诗人的兴起，是感于外物而创作，所以奚斯歌颂僖公，歌唱他的路寝，功绩存在于文辞中，德音彰显于声音里。观国按：《閟宫》这首诗说：“松桷有舃，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毛氏传曰：“大夫公子奚斯，建造这座庙宇。”郑氏笺曰：“奚斯所作，是教导属官考核章程。”大概是鲁国人新建姜嫄的庙宇，而公子奚斯主管这件事。所谓“所作”，是建造庙宇，不是创作颂诗。《閟宫》的颂诗，不是奚斯创作的。班孟坚、王文考的赋序，都认为鲁颂是奚斯所作，那就错了。扬雄《法言》说：“颜回曾经仰慕夫子，正考甫曾经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甫。”观国按：尹吉甫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诗，以赞美宣王，正考甫能求得商颂十二篇，归用以歌颂汤的德行，二人都对诗教有功。至于奚斯，只是能建造鲁庙而已，对于诗颂本来没有参与。当奚斯建造庙宇的时候，《閟宫》的颂诗还没有创作，庙宇建成后，诗人才开始歌颂，那么奚斯与正考甫二人不是同类。扬雄难道也误以为《閟宫》之诗是奚斯所作吗？不然，为什么说“仰慕”呢？李轨注《扬子》说：“奚斯，鲁僖公的臣子，仰慕正考甫作鲁颂。”这话正误了一半。

献牺

《周礼·司尊彝》说：朝践礼用两献尊，再献礼用两象尊。郑氏注说：献读为牺，牺尊装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陆德明音义说：献、牺同，素何反。《司尊彝》说：凡六尊六彝的酌酒，郁齐献酌。郑氏注说：献读为摩莎之莎，摩莎漉取其香汁。陆德明音义说：献，素何反。观国案：《司尊彝》说：春祠、夏禴用献尊、象尊，这是两尊相须的尊；秋尝、冬烝用着尊、壶尊，这是两尊相须的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这是两尊相须的尊。献尊就是牺尊，举其用途则称为献尊，举其名称则称为牺尊，是一物而有两个名称。《春秋左氏传》说：牺、象不出门。《礼记》说：君两酌牺、象；又说：尊用牺、象；又说：牺、象是周代的尊。那么牺、象二尊相须可知了。大概牺尊是牛形，象尊是象形。牺音羲，献音宪，二字

译凡是读音如同本字，其义理明显确凿、无可怀疑的（情况）。《毛诗》疏引王肃注《礼》说：“牺尊、象尊完全雕刻成牛、象的形状，凿开背部作为酒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司尊彝》篇中将“牺”改为“献”，大概是因为“朝践”是初次献酒的礼仪，从祭祀事务的角度来说，所以称为“献尊”；如果从名称上来讲，则称为“牺尊”。郑玄既然将“献”读作“牺”，又认为“献”、“牺”二字都读作“莎”，既说牺尊用翡翠装饰，又说象尊用象来象征凤凰，这都是错误的。陆德明沿袭郑玄的说法，将“献”、“牺”二字都注音为“莎”，而在其他经书中凡是提到“献”、提到“牺”的地方，全都注音为“莎”，不能考订纠正其义理，反而将疑惑传播给后世，使得后学者更加疑惑，实在令人奇怪。《南史·刘杳传》说：刘杳曾经在沈约的座席上，谈到宗庙的牺尊，沈约说：郑康成回答张逸说，（象尊上）画着凤凰尾巴婆娑的样子。刘杳说：这种说法未必可信。古代牺尊、彝都是刻木做成鸟兽的形状，凿开顶部和背部用来注入和流出酒。魏朝时，鲁郡地下出土了齐国大夫子尾送女用的器物，其中的牺尊做成牛的形状。晋朝永嘉年间，贼人曹嶷在青州发掘齐景公的墓，得到两只尊，形状也是牛和象。这两处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沈约认为刘杳说得对。由此看来，牺尊是牛的形状就可以毫无疑问了。

译木〇诗

《诗经》说：“赠我以木〇，回报以美玉；赠我以木桃，回报以琼瑶；赠我以木李，回报以琼玖。”毛亨传解说：“木〇，即楙木，是可以食用的树木。”观国按：《诗经》的本意，是把木〇、木桃、木李当作俗话所说的假果，大概是不可食用、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就像画饼充饥、土饭果腹的意义一样。赠给我不可食用、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而我却回报以珍贵的美玉，那么赠给我的东西虽然微薄，而我回报的却十分厚重。卫国遭遇狄人的败绩，流亡到漕邑，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卫国，赠送车马器物服饰，卫国人思念他的恩德，想要厚报，那么赠给我的东西虽然微薄，而我想要回报的确实希望厚重，这就是作诗者的本意。郑玄把木〇解释为楙木，那就是果实类的木〇了，这是错误的。《尔雅》说：“楙木，即〇。”郭璞注解说：“果实像小〇，味酸可以食用。”这就是果实类的木〇，后世文士多引用《木〇》这首诗来指代果实类的木〇，都是错误的。如《初学记》《六帖》在果实木〇门类中都引用《卫风》木〇的诗，也都是错误的。前辈有咏木〇的诗说：“翻思成实为嘉惠，拟把琼瑶作报章。”这正是误用的例子。从前记录言论的人说孔子道：“我从木〇诗中看到了苞苴之礼盛行。”观国按：木〇诗是假设投赠回报的言辞作为比喻罢了，并没有真正发生投赠回报，而记录言论的人却认为是苞苴之礼，恐怕不是孔子的话吧。《淇澳》诗说：“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毛亨传解说：“绿，是王刍；竹，是萹竹。”观国按：绿和竹是两种东西，不是笋竹的竹，而世人多误用绿竹为笋竹的竹。《采绿》诗说：“终朝采绿，不盈一匊。”毛亨传解说：“绿，是王刍。”大概《尔雅》说：“菉，是王刍；”又说：“竹，是萹蓄。”这就是《诗经》所说的绿竹。《礼记·大学》篇说：“《诗经》说：瞻望那淇水弯曲处，菉竹猗猗。”这里正是用“菉”字，毛诗借用“绿”字，其意义是相通的。先达的诗集中有绿竹诗说：“自得东南号，猗猗相悦同。”大概是用了东南竹箭的典故，却用作笋竹的竹，这是错误的。

宗彞

《尚书》说：“我想观察古人的纹样，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制作会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大概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这六种纹样制作在衣服上；宗彞藻火粉米黼黻，这六种纹样绣在裙裳上。这是舜的十二章纹，而孔安国却把“作会宗彞”四个字当作一句，又解释说：“宗庙的彝尊，也用山龙华虫作为装饰。”观国按：宗彞，就是《周礼·司尊彝》所说的“祼礼用虎彞蜼彞”，在彞器上刻画虎蜼的形状，祭祀宗庙时使用这两种彞器，所以称为宗彞。至于舜的十二章纹，则是在裙裳上绣彞器，而彞器的装饰则是虎和蜼，这是礼制有固定规定，不可改变的。孔安国起初不明白其意义，既错误地合并了《尚书》的句读，又错误地解释认为彞尊也用山龙华虫作为装饰，他扰乱经义太严重了。现在世间的庙貌塑像及壁画，凡是法服只画一虎一蜼，而不见彞器，也是错误的。应当先画彞器，然后在彞器上装饰虎蜼的形状，才符合礼制。大概自从唐代以来，礼文逐渐衰败，画工沿袭旧格，起初就不识制度，不足为怪。《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以鸡夷。”郑玄注解说：“夷读为彞。”这是记录礼制的人假借用的字罢了。《中庸》引用《诗经》说：“宪宪令徳。”《表记》引用《诗经》说：“瑕不谓矣。”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二王

《振鹭》诗说：“二王之后，来助祭。”毛亨传解说：“二王，是夏、商，其后代〇也，宋也。”观国按：《礼记》说：“武王攻克商朝，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封帝尧的后代于祝，封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封夏后氏的后代于〇，封商的后代于宋。”大概武王攻克商朝，拥有天下，而封黄帝、尧、舜、夏、商的后代，是为了延续断绝的世系。当周人在宗庙祭祀的时候，黄帝、尧、舜的后代都在本国，没有来助祭，而二王之后恰好来助祭，周人赞美他们，所以作了《振鹭》这首诗。这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度。后世不考察，就认为王者必须保存二王之后，所以汉、魏、南北、隋、唐之际，都举行二王的典礼。延续断绝的世系，何必只限于两代呢？郑玄说：“王者保存两代。”这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其缘由。《后汉百官志》说：“建武二年，封周的后代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商的后代孔安为商绍嘉公。”况且二王是同一体制。汉朝不封夏而封商、周，为什么呢？如果说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高帝灭秦而为汉，那么秦就是断绝的国家了。舍弃秦不封，而远取商、周，又为什么呢？唐朝以周、隋为二王之后，况且拓拔的魏、高氏的齐与周、隋同为断绝的国家，而专取周、隋，又为什么呢？这

译都是拘泥于名义而背离实际的人。

译祥瑞

贾谊在《新书》中说：“《诗经》说：‘一箭射中五只母猪，赞叹啊，那驺虞。’驺，是天子的园林；虞，是园林中管理野兽的官员。”欧阳修在《五代史·蜀书》中说：“驺虞，古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诗经》说：“赞叹啊，那驺虞。”贾谊认为驺是周文王的园林，虞是虞官。在贾谊那个时代，说法就是这样。那么把驺虞当作野兽的说法，难道是出于近代的说法吗？观国按：“毛亨的《诗传》说：‘驺虞，是仁义的野兽。白色底子黑色花纹，不吃活物，如果有极诚信的德行，它就会感应出现。’仔细考察《驺虞》这首诗的文辞，那么它确实是野兽。《诗经》说：‘仁德像驺虞。’又说：‘德行像羔羊。’又说：‘德行像鸤鸠。’又说：‘诚信宽厚像麒麟的脚趾。’大概都是指着具体事物来说的。秦汉之间，研究《诗经》的人各自成家，他们的说法都有差异。贾谊必定遵循他老师传授的说法，未必正确。欧阳修说：‘把驺虞当作野兽的说法，难道是出于近代的说法吗？’观国按：贾谊在汉文帝时担任长沙王的太傅。前汉《儒林传》说：‘毛公研究《诗经》，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那么在景帝时就是博士，与贾谊是同时代人。’那么把驺虞当作野兽的说法，并非出自近代的说法。五代时，王建占据蜀地，龙、麟、凤、驺虞这类祥瑞，全都出现在他的国家。欧阳修编写《五代史》，驳斥它们认为不是祥瑞。白龙出现在水中，这是失职的表现，可以算是妖异了。凤凰有时出现在政治荒谬、国家危亡的时候，不是祥瑞。麒麟，是人们很少认识的野兽，鲁哀公在西郊狩猎，搜尽山泽，猎获了它，不是它自己出现的。《春秋》讥讽这件事，不是祥瑞。龟生活在污泥川泽之中，数量不可胜数，它死的时候比卜官更尊贵。观国按：《易经》用龙来比喻君主的德行，取它神妙变化的意思。凤凰，是文明之物，所以说：‘凤凰啊凤凰，为什么德行衰败了？’哀伤没有文明的时代。麒麟，代表诚信，所以《诗经》用‘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来比喻诚信宽厚的子孙。龟长寿且能预知未来。这四样东西，用来比喻有德行的圣人，所以《礼记》把它们称为四灵，史书也记载它们。并不是说太平盛世一定出现，而乱世一定隐藏。譬如玉，是最珍贵的宝物，君子用来比喻德行，难道会有太平盛世玉就出现，而乱世玉就隐藏的情况吗？《离骚》用香草比喻君子，用恶鸟比喻小人，难道会有太平盛世没有恶鸟，而乱世没有香草的情况吗？那么麒麟、凤凰、龙频繁出现在五代乱世的蜀地，有什么妨碍呢？

芍药

《溱洧》诗说：“男子和女子，互相调笑，赠送芍药。”毛亨传曰：“芍药，是香草。分别时赠送芍药，是为了结恩情。”观国按：崔豹《古今注》说：“芍药又名将离，将要出行就赠送芍药。”由此看来，芍药是离别之草，离别时赠送它来表明心志。江淹《别赋》说：“下面有芍药的诗句。”江淹把它用作离别之事，大概可以看到了。如果说它是香草，那么草中香的很多，为什么一定要芍药才能结恩情呢？司马相如《子虚赋》说：“芍药的调和，备齐后才进献。”服虔注说：“芍药用兰桂来调味。”文颖注说：“五味的调和。”晋灼注说：“《南都赋》说：‘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作为芍药。’酸甜滋味，百种千名。”颜师古注说：“各家的说法，都不恰当。芍药，是药草名，它的根主治调和五脏，又辟除毒气，所以把它和兰桂五味一起用来辅助各种食物，因此把五味的调和称为芍药。现在人吃马肝、马肠，还合用芍药来煮，难道不是沿袭旧法吗？”观国按：《子虚赋》《南都赋》两篇赋中说的芍药，“芍”读“酌”，“药”读“略”，是用鱼肉等物做成醢酱食物，与《溱洧》诗中说的芍药不同。诗中的芍药是草类，现在的芍药花就是。《广韵》说：“芍，市若切，又张略切；药，以灼切，又良约切。”两个字各有两个读音。《子虚赋》说：“芍药的调和，备齐后才进献。”所谓“御”，是进献食物，没有进献五味的说法。《南都赋》说：“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作为芍药。”大概是用雁鵽鱼稻作为食物。又查枚乘《七发》说：“于是让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掌的柔嫩，芍药的酱，薄切的牛肉烤炙，鲜鲤的细切。”五臣注《文选》说：“芍读酌，药读略。”又查张景阳《七命》说：“穷海的错杂，极陆的毛羽，伊公烧鼎，庖子挥刀，味道重煮九沸，调和蒹葭芍药，晨凫露鹄，霜鵽黄雀。”五臣注《文选》说：“芍读酌，药读略。”那么读“芍药”为“酌略”的，是用鱼肉等物做成醢酱食物，明显不是《溱洧》中的芍药。《子虚赋》各家的注解，都错误地认为是《溱洧》中的芍药。韩愈《偃城夜会联句》诗说：“两厢铺氍毹，五鼎调芍药。”又说：“但掷

译回头笑着对金说，仍然祈求得到却老药。”大概前一句中“勺药”的读音是“酌略”，后一句中“药”字的读音是“瀹”，这两个“药”字的读音是不同的。

译箕子

《前汉书·儒林传·孟喜传》记载：“蜀人赵宾喜好琐碎的学问，在《易》书之后加以附会，修饰《易》的文辞，认为‘箕子明夷’是指阴阳之气消亡。所谓箕子，是指万物刚刚萌芽滋长的时候。”颜师古注释说：“《易·明夷卦》的彖辞说：‘身处内难而能端正自己的志向，箕子就是这样的人。’六五爻的爻辞说：‘箕子处于明夷之时，利于坚守正道。’这里的箕子，指的是为商王父师讲授《洪范》的那位箕子。赵宾的说法是荒谬的。”观国按：“伏羲创作八卦，文王将其重卦为六十四卦，那么爻辞就是文王所作。当文王重卦之时，箕子的光明尚未被遮蔽，直到纣王无道，箕子沦为奴隶，箕子的光明才开始被遮蔽。武王讨伐纣王，一战而定天下，于是废除商朝的暴政，释放箕子的囚禁，封土祭祀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里巷前致敬。在这个时候，箕子的光明虽然被遮蔽但利于坚守正道，所以光明不可熄灭。由此考证，箕子的光明被遮蔽，应该是在武王之时吧？文王重卦之时，对于明夷卦六五爻的爻辞，不应预言箕子的光明被遮蔽，这是学者们向来感到疑惑的地方。赵宾解释《易》，想要避开这个疑惑，所以说箕子是指阴阳之气，万物刚刚萌芽滋长，并不是商纣王时的箕子。颜师古没有领悟他的用意，却引用明夷卦的爻辞来解释。做学问的人，难道不知道商朝有箕子吗？赵宾的说法虽然牵强附会，但颜师古原本就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有人说：‘认为文王重卦，而卦辞是周公、孔子所作，这样的话，明夷卦提到箕子就没有阻碍了。’

介鸡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传》记载：“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穿上甲胄，郈氏给鸡装上金属的距。”杜预注释说：“把芥子撒在鸡的羽毛上，或者说用胶沙撒在鸡身上，这就叫介鸡。”观国查阅《史记·鲁世家》记载：“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的羽毛穿上甲胄，郈氏给鸡装上金属的距。”司马迁把“介”改为“芥”，而杜预采用他的说法来解释《左氏传》。观国按：“介”与“芥”不能通用，“介”是甲胄的“介”，“介其鸡”是指制作甲胄来遮蔽鸡的胸臆，这样就可以抵御对方的金属距了。司马迁错误地把“介”改为“芥”，而杜预沿袭他的错误，既自己感到疑惑，又增加了胶沙的说法。用胶混合沙土撒在羽毛上，这是自找麻烦，又怎么能战胜对方的鸡呢？大抵司马迁喜好标新立异而不愿与人相同。查阅《史记》，使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的文字，大多改动其正文，把“绩用”改为“功用”，把“厥田”改为“其田”，把“肆觐”改为“遂见”，把“宵中”改为“夜中”，把“咨四岳”改为“嗟四岳”，把“协和”改为“合和”，把“方命”改为“负命”，把“九载”改为“九岁”，把“格奸”改为“至奸”，把“慎徽”改为“慎和”，把“烈风”改为“暴风”，把“克从”改为“能从”，把“濬川”改为“决川”，把“恤哉”改为“静哉”，把“四海”改为“四方”，把“熈帝”改为“美尧”，把“不逊”改为“不训”，把“胄子”改为“稚子”，把“维清”改为“维静”，把“天工”改为“天事”，把“底绩”改为“致功”，把“降丘”改为“下丘”，把“纳锡”改为“入赐”，把“孔修”改为“甚修”，把“夙夜”改为“早夜”，把“申命”改为“重命”，把“汝翼”改为“汝辅”，把“敕天”改为“陟天”，把“率作”改为“率为”，把“宅土”改为“居土”。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又使用《论语》的文字分缀为孔子弟子的传记，也大多改动其文字，把“吾执”改为“我执”，把“毋固”改为“无固”，把“指诸掌”改为“视其掌”，把“性与天道”改为“天道性命”，把“未若”改为“不如”，把“便便”改为“辩辩”，把“滔滔”改为“悠悠”。像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司马迁只知道喜好标新立异，而不知道反思，这对文义是有害的。

臧否

臧否的“否”，读音为鄙。臧，是善的意思；否，是不善的意思。《尚书》说：“顺从就接受他，任用他，不顺从就威慑他。”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否，读音为鄙。”《易·遯卦》九四爻：“喜好隐退，君子吉祥，小人否。”王弼注释说：“否，读音为臧否的否。君子喜好隐退，所以能舍弃；小人留恋不舍，所以是不善。”《鼎卦》初六爻：“鼎颠倒了脚，利于倒出不善之物。”王弼注释说：“否，是不善的东西。”《诗经·抑》说：“唉，年轻人，不知道善恶。”《诗经·烝民》说：“国家治理得好坏，仲山甫能明察。”《诗经·小旻》说：“国家虽然动荡不安，有的圣明有的不善。”《春秋·昭公五年》《左氏传》说：“一善一不善，谁能抵挡得住？”诸葛亮《出师表》说：“奖惩善恶，不应该有所不同。”张衡《西京赋》说：“街谈巷议，批评指责善恶。”以上“否”字都读音为鄙，世俗有人读音为缶，那就错了。嵇康《幽愤诗》说：“百姓多邪僻，政令不由自己，只有这颗心，显明善恶。”五臣注《文选》说：“否，平鄙切。”如果按照五臣的注释，那么“平鄙切”就是读音为备，这是“泰否”的“否”，而不是“臧否”的“否”了。现在《礼部韵略》上声防字部内，“否”读音为鄙，注释说：“臧否。”新制规定：“按《诗经》‘未知臧否’，《释文》读音为鄙。像这类情况，整句诗在此韵内押韵，如果散押‘臧否’之类，就允许在有字韵内‘否’字通押。”观国按：“有字韵内‘否’字读音为缶，如果散押

译“臧否”的“否”字，也读作“鄙”音，怎么可以突然改变读音而读作“缶”呢？凡是上面有“臧”字，下面就应当读作“鄙”音，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新制定的韵书是元祐五年太学博士孙谔校对《礼部韵略》后上奏请求的，他引用《周易·师卦》说：“师出以律，否臧凶。”解释读音说：“否，意为鄙恶。”马融、郑玄、王肃说：“否，读作方九反。”《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师出臧否，亦如之。”解释读音说：“否，读作鄙，又读作方九反。”观国按语说：“《周易》和《左传》都保留两种读音，大概是陆德明无法考证订正，所以保留两种读音，让后人自行选择。”孙谔上奏请求，又不能在取舍之间做出决断，所以有允许通押的规定。况且“音鄙”和“音缶”这两个读音，在声音和意义上都不同，实在不能通押。

译胥靡

《史记·儒林传》记载：申公担任楚国太子戊的老师，太子戊不喜欢学习，（申公）遭受胥靡之刑。申公，徐广注释说：胥靡，就是腐刑。《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公遭受胥靡之刑。颜师古注释说：胥靡，是互相捆绑在一起从事劳役。《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王戊与吴王勾结谋反，申公和白生劝谏不被听从，（申公）遭受胥靡之刑。应邵注释说：《诗经》说：“像这样无罪的人，沦落相随而受刑”，胥靡是刑罚的名称。晋灼注释说：胥，是互相；靡，是跟随。古代互相牵连获罪，是轻刑的名称。颜师古注释说：连接捆绑使他们互相跟随而服役，所以称为胥靡，就像现在用锁链连接囚徒一样。而说相随坐罪是轻刑，是不对的。《史记·贾谊传·鵩鸟赋》说：傅说遭受胥靡之刑啊，后来却辅佐武丁。徐广注释说：胥靡，是腐刑。《汉书·贾谊传·鵩鸟赋》说：傅说遭受胥靡之刑啊，后来却辅佐武丁。张晏注释说：胥靡，是刑罚的名称。傅说遭受刑罚，在傅岩筑墙。颜师古注释说：胥靡，是互相跟随的刑罚。观国按：《尚书·说命》说：“于是审视他的形象，让他以形貌在天下广泛寻求，傅说在傅岩野外筑墙，惟肖。”孔安国传注说：傅氏的岩穴，在虞国和虢国的边界，是通道经过的地方，有涧水毁坏道路，经常让遭受胥靡刑罚的人修筑堤防来保护这条道路。傅说贤能而隐居，代替遭受胥靡刑罚的人筑墙来换取食物，由此可知《鵩鸟赋》说傅说遭受胥靡，是服役的刑罚。《庄子》说：遭受胥靡之刑的人登上高处而不害怕，是因为忘记了生死。又说：修筑十仞高的城墙，城墙已经修到十仞高了，却又把它毁坏，这是遭受胥靡之刑的人所痛苦的。咸元英疏注说：胥靡，是服劳役的人。扬雄《解难》说：遭受胥靡之刑的人担任宰相，寂寞无为的人担任尸祝。大概遭受胥靡之刑的人，是受刑服役的人，对于生死看得很轻而没有顾虑，所以登上高处而不害怕，不畏惧危险。遭受胥靡之刑的人担任宰相，没有沉重的负担。城墙已经修到十仞却又毁坏它，那么筑墙的劳役就没有尽头，这是遭受胥靡之刑的人所痛苦的。所有这些又可以看出胥靡是服役的刑罚。腐刑没有劳役，如果把胥靡当作腐刑，那么傅说就不应该有版筑的劳役了。《史记·佞幸传》说：李延年犯法遭受腐刑，那么《史记》明确说腐刑而不称之为胥靡。另外，胥靡也是地名。《春秋·哀公十八年》《左传》说：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军队侵犯费、滑、胥靡。杜预注释说：胥靡，是郑国的城邑。又《昭公二十六年》《左传》说：周王进入胥靡。杜预注释说：胥靡，是周国的城邑，本来是郑国的土地。又《定公六年》《左传》说：郑国于是攻打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晋国的阎没戍守周国，并且修筑胥靡的城墙。杜预注释说：郑国攻打周国的六个城邑，各种史书和地理书籍也没有说胥靡地名的含义，大概无法考证了。

孔子出生

《史记》的《孔子世家》、《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都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岁在庚戌，孔子出生；鲁哀公十六年，岁在壬戌，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然而《公羊传》说：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孔子出生。何休解释说：岁在己卯。又《谷梁传》说：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孔子出生。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与《史记》的世家、年表都不相同。观国按：《春秋》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大概十月朔日是庚辰，那么二十一日就是庚子。十一月没有庚子日。《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日是错误的。鲁襄公二十一年岁在己酉，而何休说岁在己卯是错误的。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按年份计算，应当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出生，这一年是周灵王二十一年，岁在庚戌。而《公羊传》、《谷梁传》都说鲁襄公二十一年，是错误的。《史记·五帝纪》说：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三十岁，尧举荐他；五十岁，代理天子事务；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代替尧登上帝位。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猎，死在苍梧的野外。观国根据《史记》的文字考证，舜的寿命是一百岁。然而《尚书·舜典》说：舜三十岁出生，三十岁被任用；三十年在位；五十载，巡守南方而死。大概三十岁被任用，三十年在位，为尧守丧三年，其中一年在三年守丧的期限内作为天子五十年，总共寿命是一百一十二岁。这是孔子所确定的书，那么就知道《史记》是错误的。《史记·六国年表》：周元王元年，徐广说：元年乙丑；皇甫谧说：元年癸酉。又周贞定王元年，徐广说：元年癸酉；皇甫谧说：元年癸亥。观国按：章衡《编年通载》：周元王元年岁在乙丑，周贞定王元年岁在癸酉。由此知道徐广的说法是对的，而皇甫谧的说法是错误的。

纳币

礼仪中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为六礼，而不称为纳币。《春秋谷梁传》说：“礼仪中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征，有告期，这四样具备然后娶妻，是合乎礼仪的。”范宁解释说：“纳采，是采择女子；问名，是占卜吉凶；纳征，是纳币；告期，是告知迎娶的日期。”

译那么纳币，就是礼制中的纳徵罢了。《周官·媒氏》说：“凡是嫁女儿娶媳妇，送入的聘礼用纯帛，不超过五两。”郑玄注说：“这就是纳币，五两即十端。”并引用《杂记》说：“纳币一束，一束五两，一两五寻。”然而每一端是二丈。观国按：束帛为十端，每端二丈，那么就是以四丈为一两，从中对折成为两端，五两就是十端了。不称为十端而称为五两，大概是因为用五两从中对折成为十端，其本源是用五两，但束起来后便显现出有十端。有时说“入币”，有时说“纳币”，《周官·媒氏》是泛论嫁女娶妻所用聘礼的数量，所以称“入币”。至于问名、纳吉之后才纳币，问名、纳吉时婚事已经确定。婚事确定后，男家向女家纳币，表达恭敬以完成礼仪，这体现了男卑女尊的意思。所以《春秋》记载“纳币”的，都是婚事已定之后才纳币。《春秋》又记载“逆女”，这是先纳币然后迎娶新娘，礼仪的顺序应当如此。《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冬，鲁庄公到齐国纳币。《左传》没有解释。杜预注解道：“母亲丧期未满两年就图谋婚事，是不合礼的。”《公羊传》《谷梁传》说：“亲自纳币，是不合礼的。”观国按：僖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去世；到二十二年冬，鲁庄公到齐国纳币。当时，母亲的丧期一年半，是母亲丧期未满两年就图谋婚事，所以《春秋》记载“纳币”以表明其不合礼。又《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左传》说：“襄仲到齐国纳币，是合乎礼的。凡是国君即位，与舅甥搞好关系，修好婚姻，娶正妃，来供奉祭祀用的谷物，这是孝。孝是礼的开始。”观国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鲁僖公去世；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那么从僖公去世到文公二年冬，未满二十五月，这也是在守丧期间图谋婚事，与庄公在丧期纳币是一样的。《左传》却说“襄仲到齐国纳币，是合乎礼的”，由此可以看出《左传》的错误。《公羊传》说：“公子遂到齐国纳币，是讥讽他拖延娶妻。”《谷梁传》说：“公子遂到齐国纳币。”范宁注解道：“丧制未结束就纳币，是不合礼的。”根据《春秋》经文及三传来考证，《左传》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译唐李济翁《资暇录》说：古文中“使”字写作〇。《左氏春秋》传文中说“行李”，其实是“行使”，后人错误地变成了“李”字。观国按：《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传》说：“如果舍弃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接待往来使节，供给他们的缺乏和困乏。”杜预说：“行李，就是使者。”又襄公八年，《左氏传》说：“也不派一个使者向寡君报告。”杜预说：“行李，就是行人。”又昭公十三年，《左氏传》说：“诸侯停止战争，以和好为事，使者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到达。”杜预说：“行理，是使人通聘问的。”那么《左氏传》有时说“行李”，有时说“行理”，都是指使者。只是修饰其言辞，称为“行李”，又称为“行理”罢了。由此可知，并非将古文〇字改为李字。古文字很多，李济翁不说〇字出自哪本书，不能就这样泛泛列举而改作。《唐书·艺文志》说：“今文《尚书》三十卷，开元十四年，明皇因为《洪范》‘无偏无颇’声音不协调，下诏改为‘无偏无陂’。大概古文《尚书》说‘无偏无颇’，遵循王的义理。明皇认为‘颇’字与‘义’字不协韵，所以改为‘无陂’，与‘义’字协声。在文意上虽然也通，但在改作的讥讽上未能避免。明皇不喜欢〇古，天宝三载，下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尚书》从今文，所以有今文《尚书》。现在世上所传的《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今文《尚书》多用俗字，如改‘说’为‘恱’，改‘景’为‘影’之类，都是使用后世俗书。实在是因为明皇不喜欢〇古，所以有关部门也随俗卤莽而改定。司马迁、班固作史，也使用古文字。《史记·商本纪》说：‘汤既胜夏，归仲〇作诰。’〇是古文虺。又《周本纪》说：‘穆王命伯臩申诫太仆作臩命。’臩是古文冏。又孔子弟子有曾蒧，蒧是古文防。前汉《古今人表》有伯防，防是古文〇。又《百官公卿表》说：‘□作朕虞。’□是古文益。又《郊祀志》说：‘天墬神祗之物皆至。’墬是古文地。又《礼乐志》说：‘屮木零落。’屮是古文草。又《刑法志》说：‘〇之以行。’〇是古文悚。又《艺文志》有大〇三十七篇，〇是古文禹。又《地理志》说：‘随山栞木。’栞是古文刊。又平原郡安惪县，惪是古文德。又清河郡〇题县，〇是古文莎。又北地郡大□县，□是古文要。又《路温舒传》说：‘〇者不可复属，〇是古文绝。’又《叙传》说：‘东厸虐而殱仁，厸是古文邻。’又《召信臣传》说：‘昼夜防蕴火，防是古文然。’又《五行志》说：‘王心弗〇，〇是古文堪。’又《〇雄传》《反离骚》说：‘累既□夫傅说兮，□是古文攀。’《后汉》《舆服志》说：‘干巛有文，巛是古文坤。’诸史如此类很多，那么作史的人尚且不忍废除古文，何况古文经书，怎么能轻易改作呢？许慎《说文序》说：‘依类象形称为文，形声相益称为字，著于竹帛称为书。’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的有七十二代，没有相同的。大概古代帝王登封泰山，必有金石之刻，其文字形体各不相同，历时既久，很少有传下来的。现在世上所传的秦皇时李斯所篆《峄山碑》，如御史大夫篆作‘御史’，‘夫夫’窃意‘夫’字也必有大音。李斯用古文篆，后世不知其用字之因。又现在所得古器秦时钟鼎篆铭，有字皆篆为‘彐’，如有秦篆为‘彐’，秦之类，后世字书‘彐’字为‘又’字，诸字书未曾读‘又’为‘有’。许慎《说文》‘屮’字丑列切，两艸相并为艸，即现在的草字，而《汉书》乃用‘屮’字为草字，凡此类皆不可以字书考证之。

其记已忌

〇之水》诗说：那人的儿子，不与我戍守申。那人的儿子，不与我戍守甫。那人的儿子，不与我戍守许。《羔裘》诗说：那人的儿子，舍弃命令不改变。那人的儿子，国家的司直。那人的儿子，国家的彦兮。《汾沮洳》诗说：那人的儿子，美无度。那人的儿子，美如英。那人的儿子，美如玉。《候人》诗说：那人的儿子，三百赤芾。那人的儿子，不称其服。那人的儿子，不遂其媾。郑氏笺说：其或作记，或作已，读声相似。《礼记·表记》篇说：彼记之子，不称其服。《韩诗外传》说：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彼己之

译子，是国家的正直官员。那人的儿子，是国家的俊才啊。那人的儿子，高大而且敦厚。《大叔于田》这首诗说：大叔善于射箭啊，又擅长驾车啊。收紧缰绳控制马匹啊，放松缰绳让马奔驰啊。大叔的马走得缓慢啊，大叔射箭的次数很少啊。放下弓衣啊，把弓插进弓袋啊。郑玄笺注说：忌字应读作“彼己之子”中的巳字。陆德明《毛诗释音》说：它的读音是记。观国认为，按照《诗经》使用“己”字、“忌”字，《礼记》使用“记”字，《韩诗外传》使用“巳”字。这四个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它们的原意都是作为助词。它们的意义相近，所以这四个字读作四种不同的声音，有什么妨害呢？如果遵循郑玄的笺注、陆德明的注音，那么这四个字应当读作同一个音，这是错误的。经书中用字像这类情况的，还有很多。《尚书》说：圣人有所谋略训诫。《春秋左氏传》说：圣人有所谋略功勋训诫。“训”字读去声，“勲”字读平声，两个字读音不同但意义相通。《诗经》说：显赫美好的德行，适宜百姓适宜众人。《中庸》说：宪宪美好的德行，适宜百姓适宜众人。“显”字读上声，“宪”字读去声，两个字读音不同但意义相通。《诗经》说：心里爱慕啊，难道不称说啊。《表记》说：心里爱慕啊，瑕疵不称说啊。这是把“遐”字变为“瑕”字。《诗经》说：有正直的德行，四方国家顺从它。《缁衣》说：有梏直的德行，四方国家顺从它。这是把“觉”字变为“梏”字。《尚书》说：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避。《孟子》说：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活命。这是把“逭”字变为“活”字。《尚书》说：能够彰明卓越的德行。《大学》说：能够彰明高峻的德行。这是把“俊”字变为“峻”字。《诗经》说：伟大的天命不容易保持。《大学》说：高峻的天命不容易保持。《诗经》说：伟大至极于天。《孔子闲居》说：高峻至极于天。这是把“骏”字变为“峻”字。《尚书》说：高宗亮阴。《丧服四制》说：高宗谅闇，于是使用了“闇”字。《诗经》说：假乐嘉成王。《左氏传》说：晋侯赋嘉乐。这是把“假”字变为“嘉”字。《诗经》说：凡是百姓有祸患，匍匐着去救助他们。《檀弓》说：凡是百姓有祸患，扶服去救助他们。这是把“匍”字变为“扶”字。《尚书》说：没有选择言语在身。《表记》说：没有选择言语在躬。这是把“身”字变为“躬”字。所有这些虽然有时改变了字形，但各自按照它们的读音来诵读，并不妨害文义。如果一定要用一种读音来约束它们，将会扰乱天下的字音，这不是用来教导后学的方法。

译《新台》诗说：“新台有洒，河水浼浼。”毛亨说：“洒，高峻的样子；浼浼，平坦的样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洒，音七罪。”观国按：《新台》诗第一章说：“新台有泚，河水弥弥。”“泚”与“弥”押韵，所以第二章说：“新台有洒，河水浼浼。”毛亨想让“洒”、“浼”二字押韵，于是将“洒”读作“七罪”音，并解释为：“洒，高峻的样子。”然而字书中“洒”字没有“七罪”这个读音，也没有“高峻”这个含义。查字书，“洒”字音“先礼切”，与“洗”字同音，而且与“浼”字也押韵。大概“泚”是鲜明的样子，“洒”也有洁净的意思，符合诗意，应当将“洒”读作“先礼切”，这样音和义就都正确了。《春秋》哀公二十一年《左传》说：“在上位的人要洗涤自己的内心。”《经典释文》说：“洒，音先礼。”《汉书·平帝纪》说：“洗涤内心以求自新的意思。”又《昌邑王贺传》说：“用来洗涤大王。”颜师古都注：“洒，音先礼。”《史记·货殖列传》说：“洒削是微薄的技能。”《孟子》说：“愿意为死者洗涤一次。”这些都读作与“洗”同音，而俗读作“沙下反”的，是不对的。“洒”又音“先典反”，《玉藻》说：“君子饮酒，接受一杯而神色洒然。”陆德明注音：“洒，音先典。”《史记·范睢列传》说：“群臣没有不洒然改变神色容貌的。”徐广说：“洒，音先典。”大概“洗”字也音“先典反”，“洒”也是这样。“洒”又音“色懈反”，与“洒”同为洒扫，也写作“洒埽”。《东山》诗说：“洒埽穹窒。”《伐木》诗说：“于粲洒埽。”《抑》诗说：“洒埽庭内。”《周礼·圉仆》说：“掌管五寝的扫除粪洒之事。”《论语》说：“子夏的门人负责洒扫应对。”《礼记·内则》说：“洒扫室堂。”所有这些，有的用“洒”字，有的用“洒”字，意义相同，都读作“色懈反”，各自随其读音而产生意义。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左传》说：“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公派展喜犒劳军队。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则不害怕。’齐侯说：‘室内如同悬挂的罄，野外没有青草，凭借什么而不害怕？’杜预说：‘如，而也。’意思是居室而资粮垂尽。”观国按：字书中，“如，而也”意为“似”、“往”、“若”。经书中使用“如”字各有不同的含义。“室如悬罄”中的“如”应当解释为“似”。另外，这里的“罄”字不解释为“尽”。许慎《说文解字》说：“罄，器皿中空。”“室如悬罄”，意思是如同悬挂一个器皿，其中空无一物。“罄”也解释为“尽”。《诗经》说：“瓶之罄矣。”就是这种用法。杜预将“如”解释为“而”，将“罄”解释为“尽”，那么“室而垂尽”语句不通。现在用“如”字的含义来考察：庄公七年夏，半夜星星陨落如雨，大概是说星星陨落而且像雨一样。这个“如”字解释为“而”。《左传》说：“如火之燎于原”，又说：“如农夫之务去草”，又说：“今亦如之”，又说：“邑亦如之”。所有这些“如”字解释为“似”。“公如齐观社”，“公如齐纳币”，“公如齐逆女”，“公如晋至河乃复”，“夫人姜氏如齐”。所有这些“如”字解释为“往”。《左传》说：“同之不可也，如是”，又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所有这些“如”字解释为“若”。“室如悬罄”，“如”是“似”的意思，似悬空的器皿，如同家徒四壁的意思。在意义上顺畅且成文。杜预的解释在字义上虽然通顺，但在《左传》的文句中却不顺畅，大概是误将“如”解释为“而”的缘故，并且对“罄”字的解释也错了。先代学者说汉人“如”、“而”通用，大概“如”字所解释的含义并非只有“而”这一种，只是“如”字含义的一个方面罢了。至于“如齐观社”、“如农夫之务去草”、“其次莫如猛”之类，又可以用“如”、“而”通用来解释吗？

《周礼·夏官·圉师》掌管养马，春天除去蓐，衅祭马厩。郑玄注说：“蓐，马兹。”观国按：《尔雅·释器》说：“蓐谓之兹。”郭璞注说：“兹，是蓐席。”又查《春秋》桓公十六年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公羊传》说：“卫侯朔得罪于天子，远在岱阴，齐国属于负兹，住下不立即治罪罢了。”何休解释说：“诸侯有病称负兹，士称负薪。”由此看来，那么马兹，就是用草蓐作为马的席子，用来抵御寒冷，到了春天就除去它。衅，是祭马厩，以祓除疾病瘟疫。许慎《说文解字》说：“蓐，陈草复生。一曰蔟也。”《玉篇》、《广韵》中“蓐”音辱，草蓐，垫席。那么所谓的兹，所谓的蔟，所谓的荐，都是席子的异名，大概都是用草蓐做的。《春秋》文公七年《左传》说：“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杜预注说：“在寝蓐中早点吃饭。”又《宣公十二年》《左传》说

译“军队行进时，车辕向右，左边追逐草蓐。”杜预注解说：“追求草蓐是为了准备住宿。”又《成公十六年》《左氏传》说：“蓐食申祷。”又《襄公十六年》《左氏传》说：“简兵搜乗，秣马蓐食。”前汉《韩信传》说：“晨炊蓐食。”张晏注解说：“还没起床就在床蓐中进食。”后汉《廉范传》说：“命令军中蓐食，早晨前往奔赴。”章懐太子注解说：“蓐食，就是早起在寝蓐中进食。”所有这些，都是指以草蓐作为席子。《礼记·月令》秋季说：“其神蓐收者，正值秋季，草已枯黄而收敛，这是金的性质，所以称为蓐收。”春季说“勾芒者”，是木性通达生长；夏季说“祝融者”，是火性光明显著；冬季说“玄冥者”，是水性质幽深复归；中央说“后土者”，是土性专一宁静。五官之神，他们的名字各自都有含义，起初并不是随意设立的。

译厘

《礼记·经解》篇引用《易经》说：君子谨慎于开端，差错若如毫厘，谬误可达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易经》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前汉《东方朔传》引用《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条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前汉《司马迁传》引用《易经》说：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观国按：现今《易经》中没有这句话。颜师古说：这是《易经》象辞的别记。大概古代以《易经》名家的人，各自有训解说并为之作传记，所以尊崇其学说的人都以“《易经》说”来称呼它。如今所引用的《易经》，其用字有所不同，如《礼记》、司马迁都说“差若豪厘”，而太史公、东方朔都说“失之豪厘”；《礼记》、司马迁都说“缪以千里”，而太史公、东方朔都说“差以千里”。又班固作《汉书》，在《司马迁传》中说“差以豪厘”，而在《东方朔传》中则说“失之豪牦”；在《司马迁传》中说“缪以千里”，而在《东方朔传》中说“差以千里”。班固所引两传用字都不同，由此可知解说《易经》的人很久以前就有了，后人相传沿袭而使用，所以其用字有所不同。按字书，“厘”字，里之切，意为理，意为福。“牦”字，意为十毫。所谓“毫牦”，应当用“牦”字，而太史公用“厘”字，是假借使用。世人用“毫牦”、“丝忽”的，都是假借“厘”字使用，大概“厘”、“牦”二字古今通用。前汉《五行志》说：天汉二年八月，天下白牦雨。颜师古注说：凡言“厘”的，是毛的强曲者。志用“牦”字，而颜师古注用“厘”字，由此可知“牦”、“厘”二字通用很久了。“僖”者，是谥号；“禧”者，是福。史家于“僖”、“禧”二字都用“厘”字来代替，所以《春秋》中的僖公，史家都变为厘公；汉文帝受厘宣室，就是如此。《思文》诗说：贻我来牟。而刘向传上封事引用《周颂》说：饴我厘麰，变“来”为“厘”。颜师古注说：厘读与来同。观国按：郑氏笺《诗》认为“来”者，是以谷俱来，大概上天遗我祥谷的意思。刘向说“厘麰”义也通，然而不是说读厘音来。颜师古错了。

雅疋

《礼记·缁衣篇》引用《君雅》说：“夏暑雨，冬祁寒。”郑氏注说：“君雅，周穆王司徒。”《书序》作“牙”，是假借字。观国按：孔子作《书序》所谓“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大概君牙本君雅。古文用“牙”字，其实音“雅”。后之变古文为今文者，也用“牙”字罢了。然而许慎《说文》：“雅”字，乌加切，楚乌也，秦谓之雅。则古人初不以“雅”字为《大雅》《小雅》之字。古文唯用“疋”字为《大雅》《小雅》之字。故许慎《说文》说：“疋，所菹切，古文以为《大雅》字。”以此观之，则古文以“疋”为《大雅》《小雅》字，以“雅”为乌鸟，而音“乌加切”。及后世变古文为今文，古又变今文为今文，遂各用他音字、或俗字以易之，而“雅”字遂专为《大雅》《小雅》之“雅”了。“疋”音“雅”，又音“所菹切”，是正确的。胥字、楚字、疏字、跬字，皆从“疋”也。“疋”又音“山吕切”，与“所”字同音。“字书”说：“已也。”然则“疋”字一音“雅”，一音“疏”，一音“所”，而后世文士不复用此字者，盖后世书籍皆用今文而无古文，此古文之所以不复用也。

容颂

《史记·儒林传》说：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自孔子时，其经不具。至秦焚书，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善为容，不能通经，皆为礼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威生、单次、萧奋，皆为礼官。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前汉·儒林传》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以颂为礼官。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苏林注说：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貎、威仪事，有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颜师古注说：颂读与容同。观国按字书，颂字亦音容，而颂亦作额，有形容之义。故《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史记》用“容”字，《汉书》用“颂”字，其义一也。《汉书·惠帝纪》说：有罪当盗械者，皆颂击之。颜师古注说：颂与容同。又《刑法》说：当鞠系者颂系之。颜师古注说：颂

译“读”字意为“容”，是宽容的意思。又《〇雄传·河东赋》说：“让钩芒和蓐收作为车驾的左右，让〇防和祝融作为车驾的前后。召集众神使它们遵循正道，奋起六经以成就颂歌。超越那穆穆的缉熙之光，超过清庙的雍雍之声。”赋中以“融”字、“颂”字、“雝”字押韵，那么“颂”就读作“容”了。由此可知“容”与“颂”是通用的。所谓《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仪礼》所记载的，都是高低俯仰、快慢疏密等节度。所以《汉书·艺文志》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颜师古注解说：“礼经，是指《周礼》；威仪，是指《仪礼》。”《仪礼》虽然记载了高低俯仰、快慢疏密等节度，但其名实都蕴含着道德性命的道理。等到将这些道理付诸实践，然后才体现在容貌威仪之间。孔子说：“礼呀礼呀，难道只是指玉帛之类的东西吗？”意思是说以道德性命为根本，而容貌威仪不过是末节罢了。汉代的学者，却专门把礼容当作事务。以至于有的人不能通晓经义，却只凭容貌举止就担任了礼官，这不过是祝史之类人的技能罢了。这样的礼官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唉！礼学的败坏，已经很久了！

译《月令》中关于祭祀的数目：春季说它的数目是八，夏季说它的数目是七，中央说它的数目是五，秋季说它的数目是九，冬季说它的数目是六。郑玄注引用《易经》说：天一是阳数，地二是阴数；天三是阳数，地四是阴数；天五是阳数，地六是阴数；天七是阳数，地八是阴数；天九是阳数，地十是阴数。木的生数是三，成数是八；火的生数是二，成数是七；金的生数是四，成数是九；水的生数是一，成数是六。这里只说八、七、九、六，是举出它们的成数。土数是五，是因为土以生数为根本。观国按：郑玄认为《月令》举出五行的成数是可以的，但土的生数是五，成数是十。如果说举出的是成数，那么中央土应当说它的数目是十，而《月令》反而说它的数目是五，这就与四季举成数不同了。郑玄知道这里有矛盾，于是解释说：土以生数为根本。水火金木，难道不以生数为根本吗？为什么唯独土以生数为根本呢？观国按：一、二、三、四、五是五行本生的数目。土数是五，分别旺盛于四季，所以《月令》举出五行本生的数目，并兼用土数。春季木数是三，兼五为八；夏季火数是二，兼五为七；秋季金数是四，兼五为九；冬季水数是一，兼五为六；中央土数是五，分别旺盛于四季，没有兼数，所以它的数目只是五。这些都是五行的生数，而成数包含在其中了。哪有舍弃生数而直接举出成数的呢？这个道理非常明确。五行在天对应五方，在人对应五脏。所以春季主木，在人对应肝；夏季主火，在人对应心；秋季主金，在人对应肺；冬季主水，在人对应肾；中央主土，在人对应脾。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月令》却不是这样，春季祭祀先祭脾，夏季祭祀先祭肺，中央祭祀先祭心，秋季祭祀先祭肝，冬季祭祀先祭肾，这与五行不相符合。观国按：《月令》所祭祀的，是五祀之神，即户、灶、门、行、中霤所陈列的祭肉，而不是与五脏相配。春季说祭祀户，先祭脾，是因为祭祀户的礼仪，祭肉以脾为先；夏季说祭祀灶，先祭肺，是因为祭祀灶的礼仪，祭肉以肺为先；中央说祭祀中霤，先祭心，是因为祭祀中霤的礼仪，祭肉以心为先；秋季说祭祀门，先祭肝，是因为祭祀门的礼仪，祭肉以肝为先；冬季说祭祀行，先祭肾，是因为祭祀行的礼仪，祭肉以肾为先。在人的身体上，脾在上，肺其次，心又其次，肝又其次，肾在最下。五祀的祭肉以此排序，大概是祭祀的礼仪，而不是五行与五脏相配的方法，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

子卯

《春秋》昭公九年，《左传》说：晋国的荀盈去世，尚未安葬，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说：“辰在子卯，称为疾日。”杜预注说：“疾恶也。商纣在甲子日灭亡，夏桀在乙卯日灭亡，所以国君把它作为忌日。”《檀弓》说：“知悼子去世，尚未安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奉，敲钟击鼓，杜蒉从外面进来，登阶而上，斟酒说：‘师旷喝这杯！’平公说：‘你让师旷喝，为什么呢？’杜蒉说：‘子卯之日不奏乐，知悼子的灵柩在堂上，这比子卯之日更严重了。’”郑玄注说：“商纣在甲子日死亡，夏桀在乙卯日灭亡，王者称之为疾日，不认为举乐是吉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贾逵说：“夏桀在乙卯日死亡，商纣在甲子日灭亡，所以作为警戒。”又引张晏说：“子刑卯，卯刑子，是相刑的日子，所以作为忌日。”《玉藻》说：“子卯之日吃稷米和菜羹。”郑玄注说：“忌日要贬抑饮食。”观国按：日子的吉凶与岁月变迁，本来没有定数。礼说：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日子是人所选择的，不应该常把子卯作为忌日。假设有几十个君主像桀纣那样，忌日岂不太多吗？十二辰都有刑害，不只是子卯，张晏说子卯是相刑的日子，是不对的。后魏道武帝在甲子日出兵讨贼，有人说商纣在甲子日灭亡，不宜出兵，道武帝说：“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兴起的吗？”于是出兵，取得了功绩。唐代李愬讨伐蔡州，军吏说：“往日是凶日，请避开。”李愬说：“贼人以为往日凶，我们不会来，正可以攻击。”等到交战，果然获胜。宋高宗任太傅时，平定江陵，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受校尉之职，遇到四废日，佐史禀报改期，皇帝不允许。由此看来，吉凶只由人所招致，不诚心诚意，没有能感动天地的。《唐书·后妃传》说：“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进册为贵妃，群臣请求立为皇后，皇帝因为岁在子午忌，所以回复说停止。”观国私下认为：宪宗心里不想立皇后，所以借口子午忌来说罢了。古代以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著录于刑统律书，而当时君主的生辰及祖宗忌日都断屠不奏乐。《唐书·刑法志》说：“武德二年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凡是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又房玄龄等人损益隋律，断屠月都停止死刑。事情本来有历代沿袭，不伤害治国之道，而不必削去的，这类就是。

三易

《周礼》大卜掌管三种易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其

译经卦都是八个，其变卦都是六十四。杜子春注解道：“《连山》是伏羲所作，《归藏》是黄帝所作。”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没有根据，学者们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观国按语说：《隋书·经籍志》中有《归藏》十三卷，注解说是晋代太尉参军薛正所注。《唐书·艺文志》中有《连山》十卷，司马膺注；《归藏》十三卷。《南史》记载梁元帝著有《连山》三十卷。由此看来，那么《连山》、《归藏》、《周易》是三部不同的书。《尔雅·释畜》篇关于羊属有牡羭，郭璞注解引用《归藏》说：“两壶两羭。”《初学记》云部引用《归藏》说：“有白云出苍梧，入于大梁。”举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礼记》说：“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去杞国却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商代的道，所以去宋国却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干》。”郑玄注解道：“得到夏代记载四时的书，其中保存下来的有《小正》；得到商代记载阴阳的书，其中保存下来的有《归藏》。”后来的学者于是将三部易书对应于夏商周三代，称夏代为《连山》，商代为《归藏》，周代为《周易》。《连山》以艮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周易》以乾卦为首。并认为现在的《周易》一书分其名称为三部。如果这样，那么传注中所引用的《连山》、《归藏》的文辞，究竟是哪本书呢？大卜说：“其经卦都是八个，其变卦都是六十四。”说“都”字，意味着三部书都有经卦和变卦。如果以三代来对应，那么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夏商怎么会有六十四卦呢？大概三部易书本来就是三部不同的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啖助

唐代啖助在《传》中说：我喜爱《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家，认为《左传》解释经义多有谬误，它的书出自孔子门人之手。况且《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大都是前世的老人彭祖、伯夷之类的人，并非同时代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孔子也以此为耻。左丘明这个人，大概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又说《左传》传述《国语》，拼凑杂乱无章，叙述事情违背常理，不是一个人所能写成的。大概《左传》是汇集各国的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便传说是左丘明所著，这是不对的。欧阳修称赞说：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用鲁国的史书附在《春秋》后面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的门人，三家解说经义各有错乱，但都还是本于圣人。他们的得失，大概有十五处义理，有的存在谬误。先儒敬畏圣人，不敢随意更改。啖助搜集讥讽三家，不遵循他们所继承的传统，自创名学，凭私意决断。赵匡、陆质跟随他宣扬，于是当时显赫，让后辈穿凿附会、诡辩，讥讽前人，舍弃定论而自以为是，纷纷扰扰。啖助所导致的后果，已经可以从观国那里看出来了。考察啖助所怀疑的，是因为《论语》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认为左丘明在孔子之前，所以孔子思念他与自己观点相合而称道他，并非同时代人。既然不是同时代人，那么《左传》就不是左丘明所作。既然不是左丘明所作，那么必定有个姓左而不知其名的人写了这部传。周末战国以来，著书的人没有不流传其姓名的，下到阴阳、纵横、巫医、卜祝、杂技之类的书，也都流传其姓名。哪有作《春秋》传，如此显赫，而其名却不流传的呢？何况《春秋》传不是当时的名儒不能作。如果说姓左而失其名，那么这种顾虑就太过分了。虽然如此，《春秋》经所记载的，《左传》有时没有传文；经所不记载的，《左传》有时列在传中。大概经所记载而在鲁国史书没有其他辞句的，《左传》也没有传文；经所不记载而《左传》也列在传中的，是借此来显示各国的史书。《左传》是《春秋》的内传；《国语》是外传。内传附在经上，所以讹误较少；外传世俗相传，讹误较多。柳宗元曾改定其文辞，但也可能与内传相违背，本来也是难免的。啖助却认为其拼凑杂乱无章，叙述事情违背常理，大概是求疵太过分了。自孔子作《春秋》后，列国的史语，只有《左传》内外传，其余没有听说过的。为什么责备它违背常理那么多呢？

疑异

《周礼·考工记》中车人的事，半矩称为宣。郑玄注说：头发白落称为宣。《易》说：巽卦象征宣发。而现在世上所传的王弼《易》说：巽卦象征寡发。大概俗书“寡”字下面为四点，作“寡”与“宣”字相混淆。考察其义，则“宣发”的意义更为恰当。夬卦大象说：泽上于天为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弼注说：夬是明法而决断的象征，忌是禁。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所以居德以明禁。王弼把“则”字当作“明”字。考察夬的意义，则“明禁”的意义更为恰当。前汉刘向上封事述灾异，引《春秋》说：七月降霜，草木不死。《春秋》没有此文，只有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所引疑似《春秋》传注的话。《春秋》昭公七年，《左传》说：晋侯梦见黄熊进入寝门。而《国语》则说黄能。大概鳖三足为能，与熊大不相同。《左传》《国语》都是左丘明所编纂，《国语》传本讹误最多。《春秋》传与经相传，应当以《春秋》传为正。也许慎《说文》说：〇，许介切，忽也。引《孟子》说：孝子心不若是〇。现在世上所传的《孟子》说：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赵岐注说：恝，无愁貌。公明高以为孝子不得意于父母，自当怨悲，岂可恝恝然无忧哉。《孟子音义》说：张古黠切，丁音界，观国。考察〇与恝义虽然都通，但许慎作《说文》，用前世古文字纂集成之所引《孟子》，也是古文。《孟子》应当以许慎《说文》〇字为正。《鹖冠子·学问篇》说：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刘子·随时篇》说：中流失船，一瓠千金。考察前汉《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韩愈读《鹖冠子》文说：《鹖冠子》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我三次读其辞而悲之。由此看来，则《鹖冠子》有此语已久了。刘昼窃取其语。壶也作瓠。李瀚《蒙求》说：周勃织畚。考察《史记》《汉书》周勃传都说：勃以织薄曲为生，未曾说织畚。而注《蒙求》者引《史记》周勃传：勃少以织畚为事。《史记》哪有这样的话？《周礼》挈畚以令粮，畚是草器可以贮粮，而薄曲是蚕具，非同类之物。《孝经》说：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礼记·缁衣篇》引甫刑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考察现在在《书·吕刑》篇者，吕侯为穆王司寇，作刑书曰《吕刑》，后为甫侯，故或称为《甫刑》。《礼记·缁衣》篇引尹吉说：“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尹吉说：“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考察现在在

译《尚书·太甲》篇中的《太甲》，是伊尹所作的书，所以《礼记》中有时称它为《尹吉》。郑玄认为“吉”应当是“告”，即伊尹的诰辞。《君奭》篇说：“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徳。”《礼记·缁衣》篇引用《君奭》的话说：“昔在上帝，周申观文王之徳。”郑玄注解说：“古文作‘割申劝宁王之徳’，汉代博士读作‘厥乱劝宁王之徳’。”这三种说法都不相同。考据如今《尚书》是将古文改为“〇”的，应当以古文为正确。

译茷

《泮水》诗说：“鲁侯来到此地，观看他的旗帜。那旗帜茷茷飘扬，鸾铃声哕哕作响。”《毛诗传》说：“茷茷，是说有法度。”郑玄笺说：“僖公来到泮宫，他的旗帜茷茷的样子。”《释音》说：“茷，读蒲害反。”观国按：《玉篇》、《广韵》中，“茷”字分三个读音：一是扶废切，与“吠”同声；二是博盖切，与“贝”同声；三是房越切，与“伐”同声。虽然分为三个读音，但解释相同，都认为是草木叶子茂盛众多的样子。然而解释《诗经》的人却认为是有法度，根据诗中“其旂茷茷”，有盛大众多的意思，没有看到有法度的意思，解释《诗经》的人考虑得不周密吗？又《诗释音》说：“茷，读蒲害反。”按蒲害反，读音与“斾”相同。字书中“茷”字也没有这个读音。只有《春秋》定公四年，《左传》说：“分给康叔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杜预注说：“綪茷，大红色，取染草的名字。”《释音》说：“茷，读步贝反。”按步贝反，也与“斾”同音。这与诗中“茷茷”同义，应当读“贝”音。如果读“斾”音，那么诗中说“其斾茷茷”，文意就不通顺了。《左传》中凡人名用“茷”字的，都读扶废反。成公二年传说：“宛茷做车右。”又十六年传说：“囚禁楚国公子茷。”又襄公十五年传说：“师茷、师慧。”又哀公二十六年传说：“宋国的乐茷接纳卫侯。”凡是这些“茷”字都是人名，陆德明都注音为扶废反，这个读音是对的。成公十年传说：“晋侯派籴茷出使楚国。”《释音》说：“茷，读扶废反。”又读蒲发反。按籴茷是晋国大夫的名字，“茷”也应当读扶废反。陆德明不能决断，而设置两个读音，这是不对的。《文选》有刘安的《招隐文》说：“树木枝干相互缠绕啊，茷骩。”五臣注说：“茷，读蒲末反。”按这个“茷”字也应当读“贝”音，“骩”与“委”通用。“茷骩”是指树木的枝叶茂盛。五臣的注音是不对的。

上下

“上”读时亮切，又读时掌切；“下”读胡驾切，又读胡雅切。“上”字读时亮切，“下”字读胡驾切的，是固定位置的上下。“上”字读时掌切，“下”字读胡雅切的，是升降的上下。固定位置的上下，一上一下，不可改变。升降的上下，则有从上往下的，有从下往上的。从上往下，就是降而下；从下往上，就是升而上。它们的意义大不相同了。《易经》说：“本源在天上的亲近上，本源在地上的亲近下。”又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又说：“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诗经》说：“在上位的人用教化影响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用讽谏刺向上位的人。”又说：“能谨慎防备并接待在下位的人，没有不竭尽全力来侍奉在上位的人的。”《尚书》说：“光辉覆盖四方，到达上下。”又说：“通达上下，有土地的人要恭敬啊。”《礼记》中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下士，凡是这类都是固定位置的上下。《诗经》说：“雄雉在飞，上下其声音。”又说：“燕子在飞，上下其声音。”又说：“绍庭上下，升降其家。”《周礼》中藳人根据食物的等级上下而进行惩罚奖赏，司仪根据爵位的二等而安排其位置的上下，凡是这类都是升降的上下。《易经·益卦》彖辞说：“从上位降到下位，其道大光。”《天保》诗说：“君主能谦下对待在下位的人，以成就其政事。”所谓“下下”，是指降低自己来接待在下位的人。前一个“下”字读胡雅切，后一个“下”字读胡驾切。凡是说“下下”的，两个字应当有两个读音，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凯风》诗说：“哪里有寒泉，在深井之下，有七个儿子，母亲劳苦。”《采苦》诗说：“采苦采苦，在首阳山下。”《殷其靁》诗说：“殷殷雷声，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说：“莫或遑处。”《宛丘》诗说：“坎坎击鼓，在宛丘之下，无冬无夏，拿着鹭羽。”《东门之枌》诗说：“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采苹》诗说：“在哪里安放它，在宗室窗下，谁来主祭，有齐整的季女。”陆德明《释音》说：“下字协韵则音户，后面都仿照这个。”观国按诸诗，“下”字与“苦”字、“女”字、“鼓”字、“处”字、“羽”字、“栩”字同章，所以说协韵则音户。然而《击鼓》诗说：“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东山》诗说：“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凡是这些“下”字与“马”字、“野”字同章，未曾与“户”字协韵，则知道其余诗中“下”字不必读“户”音。又《七月》诗说：“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防，塞向墐户。”这首诗一章内同时使用“下”、“户”二字，则知道下户二字，应当读为两个音是明显的。

圣

《洪范》说思就是睿，睿就是圣。孔安国说：通达防备叫做睿，对事情没有不通达叫做圣。大概土主思。五行中只有土分

译君王在四季之中，五事之中唯有“思”能够兼通于视、听、言、貌、果。能够聪明睿智，兼通天地万物与人伦性命的道理，这才称为圣人。“思”有向上通达的含义，因为它能够使人达到圣人的境界。普通人如果能够深思并通达事理，那么他们的明智睿哲都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只是担心他们不去思考罢了。《尚书》说：“只有圣人能够克制念头而成为狂者，只有狂者能够克制念头而成为圣人。”又说：“普通人没有见到圣人时，如果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后，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们要警戒啊。”《秦誓》说：“人的贤德圣明，内心是喜好它的。”傅说告诫高宗说：“木材顺着墨线就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大概君主未必是圣人，只有听从劝谏然后才能兼取天下的善行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春秋左氏传》说：“《春秋》的称谓，简约而显明，记载而隐晦，委婉而成章，详尽而不污浊，惩恶而劝善，不是圣人谁能编纂它。”这里的圣人指的是孔子。凡是有圣德的人不一定拥有天下，所以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的担当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顺者，孔子是圣人中的适时者。”那么成为圣人真是难啊。仁德次之，所以孔子自谦的话说：“至于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呢。”古代的人精通某一件事的也往往被称为圣。汉代的张芝精通草书，被称为草圣。宋代的傅琰担任武康山阴令，都享有能干的名声，被称为傅圣。梁代的王志擅长书法，卫协、张墨都擅长史书，都被称为书圣。隋代的刘臻精通《两汉书》，被称为汉圣。唐代的卫大经精通《易经》，被称为易圣。严子卿、马绥明都擅长围棋，被称为棋圣。张衡、马忠都擅长雕刻，被称为木圣。大概是说精通其事而其他人无法企及。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的诏书说：“百官各自上奏密封的奏章，不要有所忌讳。”上奏的人不能称“圣”。明帝永平七年的诏书说：“先帝的诏书说禁止人们在奏章中称‘圣’，而近来奏章中多有浮夸的言辞，从今以后如果有过分的称颂和虚誉，尚书都应该抑制而不加省察。”观国按：认为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有圣德来居位，不要过分称颂和虚誉是可以的。禁止称“圣”则是不对的。

译五祀

《曲礼》说：天子祭祀天地，祭祀四方，祭祀山川，祭祀五祀，每年遍祭一次；诸侯祭祀一方，祭祀山川，祭祀五祀，每年遍祭一次；大夫祭祀五祀，每年遍祭一次；士祭祀其祖先。《祭法》说：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种祭祀，叫司命，叫中霤，叫国门，叫国行，叫泰厉，叫户，叫灶；诸侯为国家设立五种祭祀，叫司命，叫中霤，叫国门，叫国行，叫公厉；大夫设立三种祭祀，叫族厉，叫门，叫行；适士设立两种祭祀，叫门，叫行；庶士庶人设立一种祭祀，或者立户，或者立灶。郑康成注解说：五祀，是户、灶、中霤、门、行。《曲礼》记载的是商代的制度，《祭法》记载的是周代的制度。观国按语说：五祀在《曲礼》中，那么天子、诸侯、大夫都祭祀；在《祭法》中，那么诸侯设立五祀，而大夫则设立三祀，大概《曲礼》所说的是每年遍祭的祭祀；《祭法》所说的是家庭祭祀。每年遍祭的祭祀，天子、诸侯、大夫都有五祀，是为百姓祭祀；家庭祭祀则有等级递减的区别，所以有的七种、有的五种、有的三种、有的两种、有的只有一种，其祭祀仅限于家庭而已，而说“立”，是在家中设立这些祭祀，也如同建立家庙一样。《祭法》又说：天子建立七座宗庙，诸侯建立五座宗庙，大夫建立三座宗庙，适士建立两座宗庙，官师建立一座宗庙，庶士庶人不立宗庙。这等级递减的数量，也与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的数量相同。大概立庙，是建立家庙；立祀，是建立家祀。所以《祭法》中等级递减的数量，因此与《曲礼》中的祭祀不同。《曲礼》说大夫祭祀五祀，而《祭法》说大夫设立三祀，郑康成解释《王制》说：大夫有封地的祭祀五祀，没有封地的只祭祀三祀。《礼运》说：降于五祀的叫做制度；又说：五祀是用来追溯根本的。《王制》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前汉《郊祀志》说：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祭祀其疆域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祀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后汉《祭祀志》说：国家也有五祀的祭祀。那么五祀的祭祀，上下通用，未曾有商周的区别。郑氏却把《曲礼》当作商制，《祭法》当作周制，是不对的。《周礼》大宗伯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郑司农说：五祀，是五色之帝。郑康成说：五祀，是五官之神。又《小祝》说：分别祈祷五祀。郑康成说：天子七祀，祭祀其中五种，司命、泰厉，平生出入不以此告祭。观国按语说：天子也祭祀中霤、户、灶、门、行这五祀，而各家却引用其他说法来解释它，为什么呢？《月令》是天子的法令，说：“祭祀户，祭祀灶，祭祀中霤，祭祀门，祭祀行。”那么天子正是祭祀五祀，或者将“行”变为“井”的，行和井都属于水神的祭祀，乃是同类。

唐常棠

何彼襛矣？《诗》说：“何彼襛矣？唐棣之华。”《常棣》诗说：“常棣之华，鄂不韡韡。”《甘棠》诗说：“蔽芾甘棠。”有的说唐棣，有的说常棣，有的说甘棠，观国按语说：《尔雅·释木》篇说：“唐棣，栘；常棣，棣。”郭璞注解说：“唐棣像白杨，江东叫夫栘；常棣现在山中有棣木，果实像樱桃可以食用。”《尔雅》又说：“杜，甘棠；杜，赤棠；白色的，棠。”郭璞注解说：“杜甘棠，现在的杜梨；赤棠、白棠，是棠的颜色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由此看来，那么唐棣是栘；常棣是棣；甘棠是杜，是三种不同的植物。《玉篇》说：“榶，徒郎切，棣也；栘，余支切，棣也；棣，徒计切，栘也；棠，徒郎切，棠梨也。”《广韵》说：“榶，徒郎切，榶，棣木。”《尔雅》说唐棣是栘，栘是扶栘木；棣，徒计切，果实像樱桃可以食用；棠，徒郎切，棠梨。用字书考证，那么唐棣也是栘，常棣也是棣，甘棠也是杜，也是三种不同的植物。那么“唐”、“常”、“棠”三个字同音却是三种不同的植物，其取义也不同。“何彼襛矣”，是赞美王姬的诗。“何彼襛矣，唐棣之华”，襛同戎戎，栘花茂盛的样子，用来比喻王姬容颜的美丽。这唐棣，就是栘。《论语》说：“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孔子说：“未之思也，夫何逺之有？”这是说道理在近处而不思考，却去远处寻求，所以有唐棣的比喻。“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这是说有花萼来承托花叶，就茂盛的样子，比喻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蔽芾甘棠”，是南国的人思念召伯的教化而敬爱他的甘棠，不忍心砍伐它。这三件事，其意义各有所指，本来就不相同。郑康成笺注《常棣》诗说：“鄂不韡韡，不应写作拊拊。鄂是花萼的足。花萼的足得到花朵的光明，就茂盛的样子，用来比喻兄弟恩义的显扬。”古音“不”与“跗”相同。陆德明《释

译《音》说：“跗，音方于反。”观国按：《文王》诗说：“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凡是周朝的士人，“不显亦世”。毛氏训解说：“不显，就是显；不时，就是时。”郑氏笺解说：“周的德行不光明吗？是光明的！天命的不适宜吗？又是适宜的！”《大明》诗说：“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毛氏训解说：“造舟为梁，然后可以显其光辉。”《韩奕》诗说：“八鸾锵锵，不显其光。”郑氏笺解说：“不显，就是显。”《生民》诗说：“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氏训解说：“不宁，就是宁；不康，就是康。”《那》诗说：“我有嘉客，亦不夷怿。”郑氏笺解说：“夷怿，就是悦怿；亦不悦怿，是说悦怿。”推究这些例子来看，那么“鄂不韡韡”就是言韡韡。《棫朴》《旱麓》诗都说：“遐不作人？”是说作人。《下武》诗说：“不遐有佐？”是说有佐。《隰桑》诗说：“遐不谓矣？”是说谓矣。《南山有台》诗说：“遐不眉夀？”是说眉夀。“遐不黄耉？”是说黄耉。所有这些“不”字与“鄂不韡韡”不同。“鄂不韡韡”是说韡韡。《诗》中使用“不”字，其义类都相同，难道唯独在“鄂不韡韡”中特意将跗改为“不”吗？古音“不”“跗”虽然相同，但“鄂不韡韡”则难以改易。郑氏此笺多余了。

译学林卷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学林》

钦定四库全书

学林卷二

宋 王观国 撰

春秋古经

《前汉书·艺文志》说：“春秋古经十二篇，经文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大概古本《春秋》经文单独为一部，等到左丘明作《传》三十卷，也单独为一部。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便将经文按年份分开，置于《传》的篇首，于是就不再存在古本《春秋》经文了。”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将经文的年份与《传》的年份相互依附对照，其义理类别各自随之解释，命名为《经传集解》，就是这样。”《公羊传》经文止于获麟，而《左氏传》经文止于孔丘去世。大概因为小邾射不在“三叛人”的计数之内，所以从小邾射以下都是鲁国史官记载的文字。孔子的弟子想要记录孔子去世的年份，所以摘录下来接续孔子所修订的经文。《颜氏家训》说：“《春秋》绝笔于获麟，而经文却称孔丘去世，颜氏对此感到疑惑，这大概是不该疑惑的。”孔子说：“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存疑不论。”所以《春秋》记载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左氏传》说：“这是两次报丧。”大概虽然孔子不知道陈侯去世的具体日期，因为两次报丧，所以记载为甲戌、己丑两天，是沿用了鲁国史官的文字。又如桓公十四年夏五，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左氏传》说：“夏天郑子人来寻求结盟。”大概夏五没有月份和日期，是缺漏的文字。《左氏传》也只说夏而不说月份和日期，这说明左丘明作《传》时，经文已经缺漏了月份和日期了。庄公二十四年冬天记载郭公，而《左氏传》没有解释，大概也是经文的缺漏文字。僖公元年十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左氏传》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太过分了。”《左氏传》也说夫人氏而不说姜，这说明左丘明作《传》时，经文已经缺漏了姜字了。孔子作《春秋》不应该只写“夏五”、“郭公”、“夫人氏”就结束，大概是孔子去世后，经文才缺漏了文字。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又担任鲁国太史，鲁国的史官记录都在，太史左丘明在作《传》时难道不能补正吗？而在《传》中也缺漏而不补正，由此可知作经文已经很久了，经文的文字已经缺漏而无法知晓，然后《传》才开始作。《前汉书·艺文志》说：“仲尼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与左丘明观看史官记录，依据事实，遵循人道，凭借兴盛来建立功业，顺着失败来成就惩罚，借助日月来定历数，借朝聘来定礼乐，有所褒扬隐讳、贬损，不能写在书上，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各异。左丘明担心弟子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所以论述根本事实而作《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左丘明是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的。然而用缺漏的文字来检验，那么《汉书·艺文志》的话又窒碍不通。大概班固的话，不可深信罢了。

汲冢书

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说：汲郡汲县有人发掘其境内的旧冢，大量获得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废弃已久，推寻不能完全通晓。起初藏在秘府，我晚年才见到。《周易》和《纪年》最为清晰。《周易》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文言、系辞。《纪年》称商朝仲壬即位居于亳，其卿士是伊尹。仲壬去世，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于是自立为王。伊尹在太甲七年即位，太甲暗中从相逃出，杀死了伊尹。伊尹于是立他的儿子伊陟、伊奋，命令恢复他们父亲的田宅并平分。这与《尚书》叙述太甲的事情大相违背。王观国按：《前汉书·艺文志》说：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大概文王作上下篇，自为一编，不与彖、象、文言等相混杂。到了费直学《易》成为名家，才开始将彖、象混杂在八卦中。汲冢《易》有上下篇，而另有阴阳说，没有彖、象、文言之类，应当是学《易》的人家自立阴阳之说，而上下篇自为一编，不与彖、象相混杂的《易》。孔子定书从尧到秦共百篇，并为它们作序。《太甲》序说：太甲即位后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三年，又回到亳，思考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大概孔子亲自为之作序，而《太甲》书说：王前往桐宫居丧，能够始终允执厥德。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这可以取信于后世。如果说伊尹自立，那就是篡位。太甲杀死伊尹，那就是诛杀篡位之臣。伊陟辅佐太戊，那就是以篡位之臣的儿子为相。这欺骗天下太严重了。汲冢书的意思，大概是战国以来喜好奇异说法的人编造的言辞。

伯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传》说：“五伯称霸，勤勉而安抚他们。”杜预注说：“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史记》邹阳传上《吴王书》说：“秦国任用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国。”又说：“如果真能采用齐秦的道义，让宋鲁听从，那么五霸就不值得称道，三王也容易相比了。”《文选》记载这封信，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