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卷七

译有所谓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这是因为雅乐与郑声不同。正声典雅，郑声淫靡；治世之音是正声，乱世和亡国之音是淫声。晋平公喜欢新声，是舍弃正声而喜爱淫声，这样就会沉溺于乱世和亡国之音，而政治也就衰败了。师旷是精通音律的人，借此发表讽谏说：“公室大概将要衰微了吧？”《礼记》说：“凡是奸邪的声音感动人，逆气就会相应产生，逆气形成气象，淫乐就会兴起。正声感动人，顺气就会相应产生，顺气形成气象，和乐就会兴起。”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戴端正礼服听古乐，就只怕睡着；听郑卫之乐，却不知道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那样？新乐为什么这样？”子夏回答说：“现在您所喜欢的，大概是溺音吧？郑音喜好放纵，使心志淫乱；宋音柔媚，使心志沉溺；卫音急促，使心志烦乱；齐音傲慢邪僻，使心志骄纵。这四种音乐都沉溺于声色而有害于德行，作为君主，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就可以了。”由此看来，师旷的话并不过分。《尚书》说：“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屋，雕饰墙壁，具备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口耳的习尚如果不谨慎，以至于亡国丧家的情况是有的，这本来就不只是公室衰微而已。

译古赋题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虽然提到了上林苑的事情，但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主旨，全都是《子虚赋》，从未有过《上林赋》。然而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时，却将其后半部分割裂出来，从“亡是公听然而笑”开始，当作《上林赋》，这是错误的。因为相如以子虚为虚构之言，乌有先生意为没有此事，亡是公意为没有此人，所以凭空借用这三个人物作为引子，来讽谏奏事。他的赋中说：“楚国的使者子虚出使齐国，齐王出动全部车马随从与使者一同打猎，打猎结束后，子虚向乌有先生夸耀其事，而亡是公也在场。”赋的结尾说：“两位先生神情严肃地改变了脸色，恍惚间像失去了自我，恭敬地离开座位说：‘今天才受到教诲，谨听命了。’”这是《子虚赋》从头到尾一个完整的主旨，不可将其后半部分割裂出来当作《上林赋》，否则文意就会中途断绝，无法阅读了。班固作《两都赋》的序言说：“臣作《两都赋》，用以穷尽众人所炫耀的繁华，并用当今的法度加以折服。”他的赋开头说：“有西都宾客向东都主人发问。”中间说：“东都主人感慨地叹息。”结尾说：“主人的话还没说完，西都宾客惊惧地变了脸色，想向主人告辞说：‘请回原位，现在我将授予你五篇诗。’”这是首尾贯通的一篇赋，它的名字叫《两都赋》，而它的序言也叫《两都赋序》，由此可见。昭明太子却从“东都主人喟然而叹”处将其割裂出来当作《东都赋》，然而其文辞与上文相连，不可割裂。后汉《张衡传》说：“当时天下太平已久，从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作《二京赋》来讽谏。”他的赋开头说：“有凭虚公子，向旧史氏学习，对安处先生说话。”中间说：“安处先生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只是微微一笑。”结尾说：“能听到先生的余论，那么大庭氏又怎么能比得上呢。”这篇赋首尾贯通，也是一篇完整的赋。张衡自己说模仿班固的《两都赋》作《二京赋》，大概与班固的《两都赋》体例相同，通为一篇赋。昭明太子从“安处先生似不能言”处将其割裂出来当作《东京赋》，然而其文辞也与上文相连，也不可割裂。左思作《三都赋》序言说：“我既然想模仿《二京赋》而赋《三都》，大概是模仿张衡的《二京赋》而作《三都赋》。”他的赋开头说：“有西蜀公子，对东吴王孙说话。”中间说：“东吴王孙笑着讥笑。”结尾说：“魏国先生面色和悦，而最后说：‘先生的话还没说完，吴、蜀两位客人就惊慌失措，互相看着墨迹而谢罪。’”这篇赋首尾贯通，也是一篇完整的赋。它的名字叫《三都赋序》，昭明太子也将其割裂出来当作《三都赋》，这也是错误的。《三都赋》的文辞上下相连，不可割裂。割裂它，文意也会中途断绝，无法阅读了。只有张衡的《南都赋》是另外一篇独立的赋。赋的题目，是纲领。纲领正确，文意就通达。昭明太子为什么割裂得这么多呢？

古赋序

傅武仲的《舞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本来都没有序言。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各自割裂其赋开头的一段作为序言。这四篇赋都假托楚襄王问答的话语，大概是借意而言，所以都有“唯唯”的文辞。昭明误将“唯唯”的文辞当作赋的序言，于是割裂其文辞。观国按：司马长卿的《子虚赋》假托乌有先生、亡是公说话；扬雄的《长杨赋》假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说话。这两篇赋都有“唯唯”的文辞，由此可知傅武仲、宋玉的四篇赋本来都没有序言。昭明太子因为它们的赋都有“唯唯”的文辞，于是误将其割裂为序言。扬雄的《羽猎赋》开头有两段序言，五臣注《文选》说：赋有两段序言，一段是史臣写的，一段是扬雄自己写的。详察其文辞，第一段序言才是扬雄自己写的，第二段序言不是序言，而是扬雄的赋辞。赋中使用“颂曰”二字，不违背义理。昭明将“颂曰”割裂为一段，于是看到有两段序言，大概是误割裂了。马融的《长笛赋》开头和结尾两处有“辞曰”字样，潘安仁的《籍田赋》末尾有“颂曰”字样，潘安仁的《笙赋》、张平子的《思玄赋》、鲍明远的《芜城赋》、谢希逸的《月赋》末尾都有“歌曰”字样，王文考的《鲁灵光殿赋》、班孟坚的《幽通赋》、王子渊的《洞箫赋》、颜延年的《赭白马赋》末尾都有“乱曰”字样，谢惠连的《雪赋》、嵇叔夜的《琴赋》既有“歌曰”字样，又有“乱曰”字样。由此看来，那么《羽猎赋》有“颂曰”字样，是赋辞，不是序言。难道有一篇赋而有两段序言吗？又《文选》记载扬雄的《解嘲》有序，扬雄的《甘泉赋》有序，贾谊的《鵩鸟赋》有序，祢正平的《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的《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的《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的《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都不是序言，而是史官的辞语。昭明摘取史官的辞语当作序言，这是错误的。

三都赋序

左太冲《三都赋》序言说：“相如赋《上林》而引用卢橘夏天成熟，扬雄赋《甘泉》而陈述玉

译树木青翠葱茏，班固在《西都赋》中感叹比目鱼的出现，张衡在《西京赋》中叙述海神海若的游历，都是借称珍奇怪异之物来增添文采。若考察这些果木，它们并非生长在当地土壤；若核对这些神物，它们也并非出自当地。在辞藻上容易进行修饰润色，但在义理上却是虚妄而没有根据的。

考察司马相如的赋，他描述上林苑的繁盛说：“于是卢橘在夏天成熟，黄柑、橙子、枇杷、橪树、柿子，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葡萄，隐夫、薁棣，答遝、荔枝，罗列在后宫，排列在北园。”大概橘、橙、枇杷、杨梅、荔枝都是南方的物产，并非西北所产。然而上林苑是天子的宫苑，四海各地的嘉木珍果，都能移植其中，不仅仅是本土生长的而已。又赋中所说的奇禽异兽、明珠香草、天台仙乐、青琴虙妃之类，也并非上林苑所产，这正可以看出上林苑的富丽，四方之物都汇聚于此。而左思却指责“卢橘夏熟，生非其壤”，这也太过分了。

扬雄《甘泉赋》说：“翠玉木青翠葱茏。”颜师古注释《前汉书》说：“玉木是武帝制作的，集合众宝而成，用来供奉神灵，并非指自然生长的树木。”大概玉木的意思，如同金莲玉蕊，用金玉制作，来象征生物。左思以为真有玉木，而玉木并非秦地所产，这就错了。《史记·封禅书》说：“古代封禅，用鄗上的黍、北里的禾，作为盛祭品；用江淮间一茅三脊，作为借祭品。东海进贡比目鱼，西海进贡比翼鸟。”大概王者登封告成，四海珍异之物都汇聚于此，以此说明感应感格所招致的结果。班固《西都赋》说：“招引白鹇，降下双鹄，挥动文竿，钓出比目鱼。”这是说西都的繁盛，四海珍异之物都汇聚，而鱼鸟的飞潜有不召自来者，都可以射猎垂钓得到，以此来极力说明西都文物的富盛，无所不有，也如同封禅招致万物一样。左思以为东海的比目鱼，西都不应该有，然而班固的用意是有深意的。

张衡《西京赋》说：“海若游于水渚，鲸鱼迷失方向而惊惧。”五臣注释《文选》说：“海若，是海神。”考察《前汉·郊祀志》说：“武帝喜好神仙，李少君说海中蓬莱仙山可见，皇帝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人，拜齐少翁为文成将军，拜栾大为五利将军，拜公孙卿为郎，于是建造飞廉桂馆、益寿延寿馆、通天台，整治太液池。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征海中神山的宅邸，以及鱼属，以等待神人。而张衡《西京赋》也说太液渐台、瀛洲、方丈、蓬莱神山灵芝、仙掌，以及少君、栾大的事，而说‘海若游于水渚’，大概是叙述武帝喜好神仙而在海上等候神人未果，所以在甘泉、建章宫建造台池仙馆，来象征海上仙家的境界，那么必然有海若来游，实在赋于水渚，所以即使鲸鱼之大，也惊惧伏地。赋中说海若来游，实在赋的意思应当如此。左思说核对神物，则出自非其地，这也太过分了。

潘岳《闲居赋》说：“长杨芳枳，游鳞菡蓞；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柹；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梅杏、郁棣、葱韮、蒜芋、青荀、紫姜、堇荠、蓼荽、蘘荷、时藿、绿葵、白薤。”大概潘岳退居洛水边而作此赋，自称其台池果茹之多如此，并非都是洛中土产之物。何况上林、甘泉、西都、东都，都是王者居住游宴之地，四海九州珍异之物，无不汇聚，这是赋家所夸美的，而左思独指责其假称珍怪、虚而无验，这就错了。

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玉女窥窗而下视。”嵇康《琴赋》说：“天吴踊跃于重渊。”张衡《思玄赋》说：“戴玉女而召虙妃。”马融《长笛赋》说：“仰驷马而舞白鹤。”孙绰《游天台山赋》说：“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马相如《长门赋》说：“桂树交，孔雀集。”张华《鹪鹩赋》说：“海鸟鹪鹩避风而至。”如果像左思所指责的那样，那么这类都算是假称珍怪、虚而无验了。大概也要看其意旨所在如何，如果只指责其辞藻而忽略其意旨，本来是不可取的。

译《甘泉赋》

前汉《扬雄传·甘泉赋》说：“翠玉树青翠葱茏，马脑犀角装饰在墙壁上。”颜师古注说：“马犀，指马脑和犀角。用这两种东西装饰宫殿的墙壁。”《文选·甘泉赋》说：“璧马犀之璘防。”五臣注说：“汉武帝在此宫种植玉木，以碧玉为叶，呈青葱之色，又制作碧玉、马脑、犀牛等物作为装饰。”观国按：《汉书》作“壁马犀”，《文选》作“璧马犀”。“壁”与“璧”二字，意义截然不同，所以注释者也根据各自字义进行训释。在《汉书》中训为宫殿墙壁，在《文选》中训为璧玉，因此解释不同。前汉《艺文志》有《扬雄赋》十二篇。扬雄有文名，当时流传扬雄赋的抄本不止一种，所以用字难免有讹误。等到班固作史，萧统编《文选》，各自根据所得到的扬雄赋进行辑录，所以赋中用字有所不同。如今读其赋曰：“仰起头来高视，目光流转却看不见；正襟危坐而心胸宏阔，指向东西方茫茫无际；徒然徘徊彷徨，灵魂渺茫而昏乱；靠着车厢栏杆环顾四周，忽然感到广阔无边；翠玉树青翠葱茏，碧玉马脑犀角光彩斑斓；金人威武地承托钟架，山石险峻如龙鳞。”凡此赋句，都是以下句解释上句，那么“璧马犀”应为璧玉之“璧”，其上下文意就贯通了。文中说：靠着栏杆环顾，忽然感到广阔无边，然后才说到玉木金人，大概是说倚靠栏杆回顾，看见广大而没有边际，只看见庭院中玉木的青葱，金人的险峻罢了。玉木种植在殿庭，金人捧露盘也在殿庭，这都是说望见殿庭中的景物，不应反说是宫殿墙壁。赋句的意义，由此可以判定。按《甘泉赋》用字不同的也很多：《汉书》说：“不可乎疆度”，《文选》作“不可乎弥度”；《汉书》说：“魂固渺渺”，《文选》作：“魂渺眇”；《汉书》说：“鬼魅不能自还”，《文选》作：“鬼魅不能自逮”；《汉书》说：“芗呹肸以棍根”，《文选》作：“芗呹肸以堒批”；《汉书》说：“惟弸彋其拂汨兮”，《文选》作：“惟首弸彋其拂汨兮”；《汉书》说：“鸾鳯纷其御防”，《文选》作：“鸾鳯纷其衔防”；《汉书》说：“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文选》作：“玉女无所眺其清胪兮”；《汉书》说：“隆厥福兮”，《文选》作：“降厥福兮”。同一篇赋，《汉书》与《文选》用字不同竟如此之多。然而其他都可以通假意来读，唯独“壁”与“璧”不可通假通用，而注释者又各执一词，所以不可不辨析。

《四愁诗序》

《文选》张衡《四愁诗》序说：张衡不喜欢长期身处机密之位，阳嘉年间出任河间相。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法度，又多豪强权贵，兼并土地。张衡上任后树立威严，能暗中察知属县奸猾之徒，施行巧诈劫掠，都秘密记下他们的名字交给下属，逮捕后全部服罪。擒获众多豪侠游客，全都惶恐逃出境外。郡中大治，争讼平息，监狱没有囚犯。当时天下渐渐混乱，张衡郁郁不得志，作了《四愁诗》。观国详察此序，并非张衡所作。哪有身为国相却斥责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自称上任后树立威严、郡中大治的？按后汉《张衡传》说：阳嘉元年制造候风地动仪，又升任侍中。永和初年出任河间相，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典章制度，又多豪强权贵，共同做不法之事。张衡上任后树立威严，整顿法度，暗中知晓奸党名姓，一时全部逮捕。上下肃然，被称为政治清明。任职三年，请求退休。被召回任命为尚书，永和四年去世。由此可知《四愁诗》序乃是史官之辞。文字有不同的是，大概撰写《后汉书》的并非一人，后来编集张衡诗文的人增删修改罢了。序言说阳嘉年间出任河间相，而史书说永和初年出任河间相。按顺帝阳嘉年号止于四年，才开始改元永和元年，永和年号止于七年。张衡本传记载阳嘉年间升任侍中，永和初年出任河间相，永和四年去世。其先后次序已不乱。诗序说阳嘉年间出任河间相是错误的。五臣注《文选》说：阳嘉元年任河间相，也是错误的。

《闲情赋》

梁昭明太子作《陶渊明文集序》说：“白璧有瑕疵的，只在《闲情》一赋。幸好没有讽谏之意，何必动摇笔端？”观国仔细品味，此赋辞意婉转典雅，哀伤自己不被重用，寄托情思于所愿。其爱君忧国之心，念念不忘，大概是文章中的雄丽之作。此赋每寄托情思于所愿，如同说：“我愿立于朝廷，而君主不能任用我。”这确实是委婉的讽谏。昭明太子指责其无讽谏之意，就错了。那么读此赋而不知其意的人，以为是在咏叹妇人吗？古人所说的“美人”、“佳人”，都是比喻君子、贤人。《简兮》诗说：“思念的是谁？西方的美人。那美人啊，是西方的人啊。”注说：“美人指德行高尚的人，周室的贤者。”

译《离骚》说：“只看到草木凋零飘落啊，担心美人年华老去。”注解说：“美人指的是君主，是说担心岁月将尽而君主不早任用贤才。”《九歌》说：“盼望美人啊却还没有来。”注解说：“美人指的是湘水之神，用来比喻盼望君王的使者。”张衡的传记说：“张衡创作《四愁》诗，效法屈原，以美人比喻君子，以珍宝比喻仁义。所以他的诗说：‘美人赠给我金错刀，美人赠给我金琅玕，美人赠给我貂皮衣，美人赠给我锦绣。’”江淹的诗说：“日落时分碧云合拢，佳人却迟迟未来。”《文选》注解说：“佳人指的是朋友。”《闲情赋》寄托的意旨深远啊。认为它含有瑕疵的人，难道是没有理解它吗？

译滕王阁序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评论德州长寿寺舍利碑时说：我屡次感叹文章到了陈、隋时代，华丽辞藻到了极点，而唐朝政治清明、治理兴盛，却不能立刻革除这种浮华的风气。等到阅读这块碑文，上面有这样的话：“浮云与岭上青松共张伞盖，明月与岩石桂花同分丛簇。”这才知道王勃所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读书人无论贤愚，都认为是警策绝妙的句子，难道不是这种浮华习气的遗留吗？观国按：庾信《马射赋》说：“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正是模仿这一联，并非摹写长寿寺碑的句子。长寿寺碑也是模仿《马射赋》，而且句格更加软弱。

罗池碑

欧阳修跋罗池碑说：“现在世间流传的韩愈文集，文章与碑文大多相同。只有集本说‘涉有新船’，而碑文将‘涉’改为‘步’。‘荔子丹兮，蕉子黄’，碑文在‘蕉’字下没有‘子’字，应当以碑文为是。而碑文说‘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则怀疑是碑文的错误。”观国详细考察罗池碑，将“鹤”字置于“与”字之上，那么句子老练而格调新颖。古人有这种句法，屈原《九歌》说：“蕙肴烝兮兰借奠，桂酒兮椒浆。”“蕙肴烝”不能与“奠桂酒”对仗，而特意倒置语序，是为了取得句子老练而格调新颖的效果。那么罗池碑说“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并非错误，也应当以碑文为是。

瘗鹤铭

欧阳修说：“瘗鹤铭题署华阳贞逸撰，刻在焦山脚下，常被江水浸泡。好事者等待水退去拓印，只能得到几个字。我所得到的六百多字，是独一无二的。”按《润州图经》认为是王羲之书写，字体也奇特奔放，然而不像王羲之的笔法，而像颜真卿，不知是谁写的。华阳贞逸，是顾况的道号，现在不敢断定就是顾况。碑上没有年月，不知何时所刻，怀疑前后有人使用同样的道号。近代士人中有议论碑文的人说：“道书称陶隐居号华阳真逸，隐居曾在茅山修养，茅山与润州接壤，怀疑华阳真逸就是陶隐居。”观国按：《颜氏家训》说：“学习二王书法得其精髓的有陶隐居。”现在详细观察瘗鹤铭的字，是王羲之的书法。欧阳修认为像颜真卿，是不对的。陶隐居既有华阳真逸的道号，而茅山又靠近焦山，隐居又擅长二王书法，那么撰写铭文和书写都是隐居了。如果顾况是窃取华阳真逸的道号罢了。碑铭非常古老残缺，顾况生于唐朝中叶，距今不远，决不是顾况所铭。现在世间所得到的瘗鹤铭碑本不过二百字，从未有六百多字的。

高氏书

欧阳修说：“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由林谔撰写，参军房璘的妻子高氏书写。我收集妇女书法，只有这位高氏一人。她书写这篇颂文，与安公美政碑的笔画字体远远不相类似，大概不是同一人所写。怀疑刻工不同，也不应该相差如此之大。又怀疑是好事者假托名字以显得奇特。识者应当加以辨别。”观国曾经得到高氏所写的两块碑，大概高氏学习王羲之书法，非常逼真。然而石壁寺碑是行书，美政碑是楷书。古代擅长书法的人，楷书与行书自然不相类似。如王羲之书写《兰亭序》《乐毅论》是他的楷书，而他的草书见于法帖的则大大不相类似。其他擅长书法的人都是这样。那么高氏的两块碑都是高氏所写。两块碑都高大，想见当时建立的盛况，而高氏书法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如此。哪有建立碑刻工力如此巨大，反而假借妇女写字以显得奇特的？这也是建碑者所不肯做的。

柳子厚书

赵璘《因话录》说：柳子厚擅长书法，当时重视他的书法，湖湘以南的士人都学习他的书法。柳氏前有柳公权，后有柳子厚，有这两个人。欧阳修《集古录》有子厚书写的《般舟和尚碑》和《南岳弥陀和尚碑》。欧阳修跋说：“书法既不算精工，而且字画大多不同，怀疑是喜欢子厚的人，窃取借用他的名字以加重分量。”观国曾经在南岳山间看到这两块子厚碑，详细观察，乃是子厚南贬时书写的。子厚书法体格虽然疏朗，但静好藏锋，类似崛笔书法，然而在唐朝不能算是名家，所以《唐史》及唐人集子未曾说他擅长书法。大概士人文章著名，那么他的书法也被世人贵重。子厚曾经以文章在朝廷著称，等到他南贬，湖湘以南的士人仰慕他的文章，又学习他的书法，这是古今的常态。《因话录》说柳氏有这两个人，大概是过分褒奖子厚了。

千文

杨亿《谈苑》说：千字文说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那个“敕”字乃是“梁”字传写之误。唐显庆年间下诏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敕”之名，开始定于此。观国按：《梁书·周兴嗣传》说：武帝将三桥旧宅改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制作寺碑，武帝让兴嗣所制的碑文自己题写。又说：次韵王羲之千字，并让兴嗣作文章。又说：兴嗣直西省，周舍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启，兴嗣协助。兴嗣本传自有“敕”字，大概臣下以奉敕撰文为荣，所以兴嗣在千字文官称之首加上“敕”字。古代天子谕

译臣下因事奏报，都称“敕”。所以卫夫人奉敕书写《急就章》，梁武帝赐七夕诗给任昉，任昉在谢恩的启文中说：“昉奉敕赐示七夕五韵。”又卞彬在谢修卞忠正墓的启文中说：“彬伏见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的坟茔。”唐高祖武德二年，敕令各州进士随地方特产入贡，房龄等人删减武德以来敕令三十余条。由此可见，“敕”的名称由来已久，并非从显庆年间才确定。《唐书》记载显庆年间的诏令规定：不经中书、门下省不得称“敕”，大概是担心臣下直接采用皇帝的旨意而不通过中书、门下省来执行，那么大臣未曾商议，事情利害关系有失公允的，固然难以推行，这是为了防止奸邪，并非确定“敕”的名称。杨文公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大概是编集《文公谈苑》的人弄错了。欧阳修《集古录》说：《梁书》记载武帝得到王羲之写的千字文，命周兴嗣按韵编排。现在法帖中有汉章帝写的百余字，其内容有“海咸河淡”之类，大概是前世学书法的人多写这类字，不只是始于王羲之。观国按：法帖中所写的千字文百余字都作章草体，当时编排碑帖的人误题认为是汉章帝所书，其实那是周兴嗣编排的文字。认为前世学书法的人多写这类字，不只是始于王羲之，这是不对的。

译李瀚《蒙求》

唐代李瀚撰写《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涉及一个人，每人对应一件事，不是博学的人不能写成这样。然而它的缺点在于一个人被分作两句，或者三句：既说“孔明龙卧”，又说“葛亮顾庐”；又说“亮遗巾帼”。既说“杨震关西”，又说“震畏四知”。既说“扬雄草玄”，又说“子云投阁”。既说“杜预建桥”，又说“元凯传癖”。既说“孙钦闭户”，又说“文宝缉柳”。既说“平叔傅粉”，又说“何晏神伏”。既说“伏波标柱”，又说“马援薏苡”。既说“仲宣独步”，又说“王粲覆棋”。既说“叔宝玉润”，又说“卫玠羊车”。既说“子建八斗”，又说“陈思七步”。既说“子房取履”，又说“张良烧栈”。既说“陶潜归去”，又说“渊明把菊”。既说“孔融逊果”，又说“孔融座满”。以上这些都是一个人被分作两句，或者三句的情况。李瀚的本意，固然担心重复，所以有时用姓名，有时用表字，有时用官爵，大概是嫌相同而想要使语言不同。各种史书中记载的人姓名事迹很多，每用一个人作为一句并不难，何至于重复使用呢？他所著录的内容，不都出自经史，而是偶尔选取小说杂书：如毛宝白环，糜竺收资，都出自《搜神记》；壶公摘天，初平起石，都出自《神仙传》；孙晨藁席，灵辄扶轮，都出自《类林》；孙钟设馔，黄寻飞钱，宋宗鸡窗，都出自《幽明录》；庞俭凿井，出自《风俗通》；卢充幽婚，出自《志怪集》；张氏铜钩，出自《三辅决录》；王果石崖，出自《神怪志》。大概小说杂书多虚妄荒诞不可取信，而李瀚选取这些与经史并列，不是训诫教导所应优先采用的。

三世将

《史记》记载秦派王离攻打赵国，门客说：“将门三世必定失败，因为杀伐太多。”东汉耿弇的赞语说：“三世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我私下认为：“用兵没有常胜，也没有常败，一胜一败才是常理，关键在于持守之道如何。如果说将门三世必定失败，那么二世就可以停止了，而三世仍然为将，这是亲身踏入败亡之地。君主如果知道他的将领已经是二世了，又让他为将，这是想要把臣子置于必败的境地，而自己招致军队覆灭的祸患。”然而将门三世必定失败，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王翦作为秦将，有功；王翦的儿子王贲又有功；王翦的孙子王离又为将攻打赵国，被项羽打败。当时项军强大，王离轻敌，于是失败，应当自我责备，不是三世为将的罪过。蒙骜作为秦将，有功；蒙骜的儿子蒙武又为将，有功；蒙骜的孙子蒙恬又修筑长城。不久二世赐蒙恬死，大概是因为蒙恬没有察觉赵高窥探自己，贪功而遭遇灾难，也应当自我责备，不是三世为将的罪过。李信作为秦将，有功；李信的子孙李广为汉将，有功；李广的孙子李陵又为将而降匈奴。李陵以少量兵力深入不可测之地，这是败亡之道，也应当自我责备，不是三世为将的罪过。窦融作为光武帝的将领，有功；窦融的侄子窦固又为将，有功；窦融的孙子窦宪又为将，能扫空匈奴庭而获罪自杀。窦宪倚仗国戚身份和军功而放肆不法，自取祸亡，也应当自我责备，不是三世为将的罪过。陆逊作为吴将，有功；陆逊的儿子陆抗又为将，有功；陆逊的孙子陆机又为将辅佐成都王司马颖，因讨伐叛乱在鹿苑失败，陆机于是遇害。陆机力量小而责任重，难以成功，也应当自我责备，不是三世为将的罪过。以上这些都是三世为将而失败的，追溯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持守之道而导致失败，固然不能归咎于天命。至于邓禹作为光武帝的将领，有功；邓禹的儿子邓鸿作为和帝的将领，有功；邓禹的孙子邓隲作为安帝的将领，有功，三世不败。耿况作为光武帝的将领，有功；耿况的儿子耿弇又为将，有功；耿况的孙子耿秉又作为显宗的将领，有功；而耿况的孙子耿夔、耿恭都是名将，三世不败。周访作为晋元帝的将领，有功；周访的儿子周抚又为将，有功；周抚的儿子周楚又为将平定祸乱，三世不败。薛仁贵作为唐高宗的将领，有功；薛仁贵的儿子薛讷又为将，有功；薛讷的孙子薛平又为将讨伐蔡州而受封，三世不败。康日知作为德宗的将领，有功；康日知的儿子康志睦又为将，有功；康日知的孙子康承训又作为宣宗的名将，三世不败的又如此，那么就不是三世必定失败了。君子应当勉励人们持守之道，而认为三世为将必定失败，不是立教的正确方法。杀伐，是用来制止动乱的。所以商汤杀伐多，而商朝兴盛三十世；周武王杀伐多，而周朝兴盛三十七世；汉高帝杀伐多，而汉朝兴盛四百年；晋宣帝杀伐多，而晋朝兴盛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杀伐多，而唐朝兴盛三百年。如果以杀伐为戒，那么夏桀、商纣、秦、隋的动乱，用什么来平息呢？赵客的说法，是王离轻率之辞。后世不可以援引作为可信的依据。

新唐书释音

南北朝有复姓库狄的，北周有少师库狄峙，北齐有宜都郡王库狄伏连。古代也有单姓库的，东汉有辅义侯厍钧。古代又有姓厍的，音赦。《广韵》说：“厍，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现在查考《

译《唐史·甄权传》中有鲁州刺史库狄嵚，这是复姓库狄。《唐书·释音》却将“库”字注音为“赦”，这样一来，字形与读音都错了。《唐书·释音》是饶州老儒董衡所进献的，颇为详细周全。然而，“圜”字应当读作户闗切，却读成了胡官切；“绾”字应当读作乌板切，却读成了乌管切；“苹”字应当读作蒲兵切，却读成了蒲萌切；“愎”字应当读作符逼切，却读成了蒲北切；“丱”字读音为惯，却读成了贯；“荍”字读音为翘，却读成了萧。《刘文静传》说：“奋襼大呼従衣，所谓袂也。”而董衡注释说：“木相摩。”这是因为《广韵》说：“〇，木枝相摩也。”董衡误将“襼”当作“〇”了。《萧复传》说：“今阽于危，阽音盐，临危之义也。”董衡误将“阽”注音为都念切。又注释说：“下也。”像这样的错误很多，大概是讨论考辨时的失误。

译言行

圣贤的言论和行为，应当顾及实践，不要使它们自相矛盾。唐太宗编修《晋书》，亲自撰写了晋武帝的论赞，认为晋惠帝可以废黜，最终导致晋朝基业倾覆。然而唐太宗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唐高宗不像个君主，其造成的倾覆比晋惠帝更严重。唐太宗认为刘元海应当铲除，却没有铲除，最终让他扰乱了中原地区。然而唐太宗不能铲除武则天造成的祸乱，其扰乱程度比刘元海更严重。唐太宗对萧瑀说，隋文帝凡事都亲自决断，不委任群臣，然而他自己却感叹说：“我做了天子，常常兼任将相的事务。”这就与前面的话不一致了。唐太宗对邓素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抚他们，然而他自己却率领军队征讨高丽，最终没有成功，这就与前面的话不一致了。白居易代替宰相请求皇帝接受尊号，表文送达后，外国请求通婚，就禀报说这是天子神武所致。白居易作《防林》，希望官吏清廉，然而他又说饥寒迫切地威胁自身，即使是巢父、许由这样的人也不能坚守节操，为什么他的言论如此不类同呢？杜甫投赠哥舒翰的诗说：“开府是当朝的杰出人物，谈论兵法超越古风，先锋百战百胜，略取土地使两隅空虚。”又作《潼关吏》诗说：“可悲啊桃林之战，百万士兵化为鱼腹之食，请嘱咐防守关隘的将领，千万不要学哥舒翰。”这大概就是所谓“一个人得势时受尊重，失势时受轻视，交情才显现出来”的情况吧？虽然如此，人各有志趣，只要不违背正道，就不会损害言行。郅恽被任命为将兵长史，授予他军政大权，郅恽以凭借军功获取职位为耻，于是辞官回到乡里。而班超投笔叹息说：“应当在异域立功，获取封侯，怎么能长久从事笔墨砚台之事呢？”杜预在荆州刻了两块碑，一块沉入水中，一块立在岘山，想要显示无穷无尽。而杨衒之说：“名字载入史册就足够了，至于石碑，只是留给后人当作压船的石块罢了。”谢灵运喜爱山水，寻山登山，一定要到达幽深险峻的地方。而乐广说：“名教之内自有快乐的地方。”王恭说：“做官不做宰相，才华志向怎么能施展呢？”而张翰说：“让我有身后的名声，不如即时喝一杯酒。”鲍行卿说：“做舍人难免贫穷。”而王秀之却害怕富有，请求辞官归隐。所有这些志向，看似非常相反，然而不违背正道，那么对言行就没有损害。至于援引伊尹放逐太甲的例子，而霍光因此废黜昌邑王，最终导致霍氏家族不能善终。援引周公摄政的例子，而王莽因此篡夺汉朝，最终导致王氏家族覆灭。援引周公杀死管叔的例子，而唐太宗因此杀死李建成、李元吉，最终长久不能免除父子兄弟之间的讥讽。所有这些，都是违背正道而倒行逆施的，能不谨慎吗！

封禅书

《史记·封禅书》说：齐桓公想要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而我管夷吾所记载的有十二家。”神农封泰山，禅云云山；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山。观国按：三皇，是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那么炎帝就是神农氏，而《封禅书》却将他们分为两个人，这就错了。汉高祖名邦，司马迁作《史记》为他避讳，全都用“国”字代替。然而《封禅书》说：“五岳都是天子的邦国。”汉文帝名恒，将恒山改为常山，所以《封禅书》说：“以常山为郡。”然而又说：“到达琅邪，经过恒山。”吕后名雉，将雉改为野鸡，所以《封禅书》说：“野鸡在夜里鸣叫。”然而又说：“纵使远方奇异的飞禽以及白雉。”所有这些用字不统一，这是为什么呢？太史公《封禅书》赞语说：“我跟随皇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大川而封禅，进入寿宫侍奉祭祀神灵说话，彻底观察方士祠官的意思。”于是退下来论述编次，观国按：《封禅书》详细记载了祭祀之事。太史公应当选取那些与礼制相符的来叙述，武帝方士的言论荒谬无根。至于寿宫神灵与人说话、斗棋触击之类，都是世俗巫师的小技虚怪，不足以展示给后世。

引证

《周礼·玉府》说：君王斋戒时，供给食玉。王安石《新义》说：北齐李预曾经得到食玉的方法。观国按：李预是后魏孝文帝时的人，他的祖宗和子孙世代都是魏人，见于《后魏书》，没有在北齐的，不是北齐人。《新义》错了。郑玄注《周礼》说：玉是阳精最纯粹的东西，食用它可以抵御水气。君王斋戒应当食用玉屑。《前汉·郊祀志》说：武帝制作柏梁铜柱承露盘、仙人掌之类。颜师古注说：《三辅故事》说：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用铜做成，上面有仙人掌承接露水，和玉屑饮用。张衡《西京赋》说：树立修长的茎干作为仙掌，承接云表之上的清露，咀嚼琼花蕊作为早餐，必定性命可以延续。说的是食用玉屑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李预羡慕古人餐玉的方法，采集食用。等到他死时，形体不坏而没有秽气。那么《周礼·玉府》说君王斋戒供给食玉，古代君王没有不食玉的。到了后世，这种方法渐渐不传，而且后世文物更加完备，而食玉这一件事不能追及古人，为什么呢？王安石《字说》解释“牷”字说：《国语》说：毛以告全。现在查考《国语》没有这句话，只有《礼记》说：毛是告全之物。解释“牟”字说：牟，是《尔雅》说：牟进也。现在查考《尔雅》没有这句话，只有《玉篇》说：牟进也。解释“芼”字说：《尔雅》说：芼

译芼，是选择的意思。如今查考《尔雅》，并没有这条记载，只有郑玄在《诗经》注中说：“芼，选择的意思。”关于“仔”字的解释写道：《尔雅》说：“仔肩，是担当的意思。”如今查考《尔雅》，并没有这条记载，只有郑玄在《诗经》注中说：“仔肩，是担当的意思。”引用证据出现错误，算是小毛病。然而编写书籍的人，本来就不应当出错。

译《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投宿在新丰的旅店，店主对他不加理睬。马周命人取来一斗八升酒，悠然自得地独自饮酒。又《杜甫传》记载：杜甫曾跟随李白、高适经过汴州，在酒楼酣饮后登上吹台，慷慨激昂地追怀古事。观国私下认为，在旅店独自饮酒、登高追怀古事，本是人之常情。如果是因为有值得记载的事情而附带见于史书，是可以的。如今这两篇传记并非因为值得记载的事情而特意记载这些，这是我所不明白的。马周在穷困未得志时，在旅店独自饮酒，不知是谁记录下了这件事。假设当时有人看见马周独自饮酒并记录了下来，又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呢？杜甫与李白、高适登上吹台追怀古事，应当有吟咏之作，但诗集中却没有记载。大概这两篇传记所记载的内容都是不值得记载的。有人说，自从司马迁、班固以来，撰写史书的人稍微效仿《春秋》，用一字来显示褒贬，有志于惩恶劝善，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呢？

《南史·宋孝武帝纪》记载：大明五年正月初一，雪花飘落，散开呈六瓣，皇上很高兴，认为这是祥瑞。观国考证，雪花呈六瓣，古今都一样。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初一，雪花呈六瓣，孝武帝必定在这一天接受元吉的祝贺，因为雪花呈六瓣，就自己高兴认为这是祥瑞。阿谀奉承的臣子粉饰这种说法并记录下来，后来的修史者不加选择，于是记载在纪传中。《韩诗外传》说：“大凡草木的花，都是五瓣，只有雪花是六瓣。”如今仔细考察草木的花，也有六瓣的，只是不如五瓣的多罢了。比如栀子花、萱草花、百合花，都是六瓣的。

张茂先《博物志》说：松脂沉入地下，千年后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后化为琥珀。刘义庆《世说新语》说：桃胶沉入地下化为琥珀。《广雅》说：枫脂生长在地下，深的有八九尺，大的像斛一样，削去外皮就变成琥珀。起初像桃胶，凝固后才形成。《元中记》说：枫脂沉入地下成为琥珀。《酉阳杂俎》说：龙血沉入地下成为琥珀。又说：宁州沙中有细腰蜂，岸崩塌时蜂出土，人们烧制加工成为琥珀。观国考证：琥珀燃烧时有松香气味，而且其中有蜂蝇形状完好无损，应当是松脂湿润时粘住了蜂蝇，凝结后沉入地下，年代久远后形成琥珀。茯苓也是松根气凝结而成，像赘疣一样，那些抱着松根的称为茯神。刚长出来时小，年代久远后变大。大概琥珀、茯苓本来就是两种东西，并非茯苓变成琥珀。两样东西各有大小，并非一定要千年后才变化。张茂先论述事物道理大多像这样险怪。其余各家论述琥珀的形成，都是错误的。琥珀又写作虎魄，大概是假借用法。唐高祖的祖父名虎，唐人避虎字讳，所以唐人文字都改虎为武，而避讳虎珀为武魄。魄又音他各切，《史记》中郦食其落魄无依，食业就是如此。又音蒲莫切，司马相如《封禅书》说：旁魄四塞，云布雾散就是如此。前汉《律历志》说：《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又说粤若来三月既死霸，又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说惟四月既旁生霸，又说甲子哉生霸。孟康注说：魄，是月亮的实体。颜师古注说：霸，是古魄字。观国考证：许慎《说文解字》中魄与霸通用，班固喜欢用古文字，所以经常改变其形体。

后汉《黄香传》没有记载扇枕的事。陶渊明作《孝士传》赞曰：“黄香九岁丧母，侍奉父亲竭尽全力，以达到孝养。暑天就扇凉床枕。”李瀚《蒙求》说：“黄香扇枕。”注《蒙求》者引用《东观汉记》说：“黄香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暑天扇凉枕头。”在陶渊明的传记中说“侍奉父亲”，在《东观汉记》中说“侍奉母亲”。世人苦于没有依据来质正。观国考证《后汉书·黄香传》：“九岁丧母，思念哀慕憔悴，几乎不能免于丧礼。乡人称他极其孝顺。十二岁，太守刘防听说后召见他，征辟为门下孝子。”黄香家贫，家中没有仆妾，亲自操持劳苦，尽心奉养，于是博览经典。大概本传先说九岁丧母，后说十二岁太守召为门下孝子，家贫尽心奉养，那么黄香当时还有父亲在世而尽心奉养。那么黄香为父亲扇枕就可以知道了。黄香本传字文强，而《东观汉记》字文孺。我曾看各史所引《东观汉记》，其言论也有不合情理而不可信的。大概当时所记载的多出于传闻，像《西京杂记》、李肇《国史补》之类，未必都可信，而后来的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编入史中，不能不招致瑕疵。

后汉《西域传》说：天竺国，又名身毒国，那里的人修习浮图道，不杀伐，于是成为习俗。又说：明帝梦见金人，高大，头顶有光明，询问群臣，有人说：“西方有神，名叫佛，身形长丈六尺，呈黄金色。”皇帝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询问佛道法，于是在中国绘制佛像。楚王英开始信奉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奉其道的人。《后汉光武子楚王英传》说：英晚年更喜好黄老学，为浮图斋戒祭祀。章怀太子注引用《袁宏汉记》说：起初，明帝梦见金人，高大，头顶

译有日月光，以此询问群臣，有人说：“西方有神，名叫佛，陛下所梦见的莫非就是这位神吗？”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天竺，探询其道术，并绘制其形象。《广韵》在“佛”字注中引用《牟子》说：汉明帝梦见神人，身上有日光，飞在殿前，以此询问群臣，傅毅回答说：“天竺有佛，这大概就是那位神吧。”观国私下认为，君主对于天下，如果有可以诱导百姓向善的事物，没有不举荐并推行的。汉明帝梦见金人而派遣使者前往天竺，以探询佛道，必定是听说该国以好生恶杀、节制欲望去除奢侈为宗旨，希望以此作为诱导百姓向善的一个方面。然而沉迷迷信的人却做得太过分，梁武帝沉迷迷信太过分，所以登上殿堂接受佛戒，在宗庙祭祀中供奉蔬果，多次驾临佛寺，讲经、舍身、设斋、赎身，这难道是君主应当做的吗？武帝希望以此消除罪恶，获得福报，等到侯景叛乱时，竟然忧愁愤恨无法支撑，这就是沉迷迷信没有益处的明显证据。天下的事情，做得太过分就会反而伤害事理，这是必然的结果。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下诏各州坑杀僧人，毁坏各种佛像；到文成帝兴安元年，才恢复佛法。后周武帝建德三年，毁坏经像，僧人和道士都令其还俗；到静帝大象二年，才恢复佛道二教。唐武宗会昌三年，大肆毁坏佛寺，令僧尼还俗为民；到宣宗大中元年，才恢复佛寺。这都是做得太过分反而伤害事理的道理。南北朝崇尚信奉佛法，士人中也多有沉迷迷信的人。《南史》记载：宋武帝大举北侵，任命王元谟为宁朔将军，等到魏军救援到来，王元谟夜间逃跑，萧斌将要斩首他，沈庆之极力劝谏才作罢。起初，王元谟将要被杀时，梦见有人告诉他：“诵读《观音经》千遍就可以免死。”王元谟诵读了一千遍，第二天将要行刑时，诵读不停，忽然传来停止行刑的命令。《北史》记载：北魏时，卢景裕兵败后，被押解到晋阳监狱。心中诵读经文，枷锁自行脱落。当时又有犯罪应当处死的人，梦见僧人教他诵读经文，醒来时如同梦中一样。诵读了一千遍，临刑时刀折断了，主管官员上报，赦免了他。这部经文于是流行起来，号称《高王观世音经》。后世信奉佛法的人，得以以此为借口说：“从前有人诵读某部经文而免于死，枷锁自行脱落，诵读某部经文而临刑时刀折断，往往沉迷迷信、逃避现实而不回头。”所谓的《观世音经》，现在确实存在。假如让即将受刑的人诵读它，想要以此免死，这就是刻舟求剑，知道这绝对不可能。譬如李广看见石头，以为是伏虎而射它，箭镞没入石中。如果效仿李广去射石头，那就危险了。南朝梁派遣王固出使北魏，在昆明池设宴。北魏人因为南方人喜欢吃鱼，大量设置渔网。王固用佛法咒语诅咒，于是连一条鱼鳞都没有捕获。这只是咒语的小伎俩，现在的巫师都能做到。即使佛法中也有这种咒语，也不值得奇怪。唐高祖时，傅奕上疏，极力诋毁佛教。高祖将傅奕的议论下达给有关部门，中书令萧瑀说：“佛是圣人。非议圣人的人无法无天，请诛杀他。”傅奕说：“礼制始于侍奉父母，终于侍奉君主。而佛逃避父亲出家，以继承皇位的人违背亲人。”萧瑀不是从空桑中出生的，大概是所谓不孝的人没有亲人。萧瑀不回答，只是合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立的。”唐宪宗派遣使者前往凤翔，迎接佛骨进入宫中。刑部侍郎韩愈上表说：“五帝三王都活了一百多岁，那时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其后动乱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北魏以下，信奉佛教逐渐谨慎，年代尤其短促。梁武帝舍身施佛，后来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信奉佛教求福，反而得到祸患。”奏表呈入，皇帝大怒，拿着奏表给宰相看说：“韩愈说我信奉佛教太过分，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信奉佛教以后，天子都短命，这话多么荒谬啊？”于是贬他为潮州刺史。观国私下认为，萧瑀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立的”，这是市井粗俗的话，不是大臣应当说的。韩愈的话太直切，难道不是未被信任的谏言吗？范晔《西域论》说：“佛道的神妙变化，兴起于身毒（印度），喜好仁爱厌恶杀戮，清除弊端崇尚善行，所以贤达君子多喜爱其教法。然而喜好宏大而不合常理，奇异诡谲没有止境，又精灵起灭，因果报应相继。如果明白却昏昧的人，所以通达事理的人多被迷惑。”大概引导风俗没有固定方法，适应事物有不同的防备，取用共同归宿，消除可疑的说法，那么大道就通达了。观国私下认为，如果可以诱导百姓向善，而没有沉迷迷信太过分，又有什么伤害呢？范晔的议论颇为通达。

译摄提

前汉《天文志》说：大角星，是天帝坐朝的朝廷，它的两旁各有三颗星，像鼎的三只脚一样朝向它，叫做摄提。摄提，正对着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用来确立时节。我考察《国案》和《天文志》所说的摄提，乃是摄提星。《史记·历书》说：孟陬月毁灭，摄提失去了纲纪。裴骃注说：摄提星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确立十二个月。前汉《律历志》说：孟陬月毁灭，摄提失去了方向。孟康注说：摄提是星名，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确立十二个月。如果历法有误，应当指向辰位却指向巳位，这就叫做失去方向。凡是这些所说的摄提，都是指摄提星。《尔雅》说：正月叫陬，太岁在寅位叫摄提格。大概陬，是月份的名字；摄提格，是年份的名字。摄提格只主宰太岁居于寅位这一位而已。如果是摄提星，则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遍历十二个时辰，以校正年岁时节。如果摄提失去了纲纪，那么闰余就会错乱，历数也就差错了。屈原《离骚》说：摄提正对着孟陬啊，在庚寅日我降生。五臣注《文选》说：太岁在寅位叫摄提，庚寅是日辰。说我在摄提年正月庚寅日降生于母体。我考察《国案》，《离骚》说：摄提正对着孟陬，大概是说摄提星顺从斗柄而不失正朔的纲纪。孟陬，正朔的纲纪从这里开始。说正对着孟陬，是不失正朔的纲纪。庚寅，是屈原出生的年份。所以说：摄提正对着孟陬啊，在庚寅日我降生。说斗柄顺序正朔不违背，而我出生时，阴阳和平，起初没有谬误乖戾。所以说：父亲赐给我美好的名字，而字我为灵均。我如此美好善良却不被世人所知，这是作《离骚》的意图。五臣把摄提当作太岁，这是错误的。像这类事情有疑似之处，不可不审慎。

怃幠

前汉薛宣传说：“有的凭借德行显扬，有的凭借功劳举荐，君子的道理，哪里可以诬蔑呢。”晋灼说：“怃音同诬。”苏林说：“怃是相同、兼有的意思。”颜师古说：“《论语》记载了子夏的话。”《广韵》说：“怃音武夫切，空的意思。”我考察：“薛宣传直接使用怃字来当作诬字罢了。怃有空的意思，可以借用来与诬字通用。”后汉崔琦作《外戚箴》说：“不是贤人却位居上位，反而做了司徒，背负爵位乘坐车马，在著名的都城采食俸禄，诗人对此进行讽刺，德行因此不宏大。”章怀太子注说：“怃，大的意思，音呼。”我考察：“字书说幠音呼，大的意思。怃从巾部，所以有大的意思。如果怃字从心部，就不是大的意思了。所谓德行因此不宏大，也应当音同诬才是对的。”怃又音武。字书说：“怃，失意的样子。”如果《孟子》说：“夷子失意地停顿片刻说：‘明白了。’”就是这种用法。至于幠字则不同于此。《桑扈》诗说：“兕角酒杯弯曲，饮酒思慕柔和，那交往不傲慢，万福来求。”郑氏笺说：“饮酒者柔顺中和，不幠敖。”陆德明音义说：“幠，火吴反。”《礼记·投壶》篇说：“不要幠不要敖。”郑氏笺说：“幠敖，轻慢的意思。”凡是这些所说的幠与怃字，音既不同，意义也相差很远。前汉《五行志》说：“古代举行享食礼仪，是为了观察威仪，省察祸福。”所以《诗》说：“兕角酒杯弯曲，饮酒思慕柔和，不侥幸不傲慢，万福来求。”颜师古说：“不侥幸，不傲慢。”我考察：“《毛诗》说‘彼交匪敖’，而《汉书》却说‘匪徼匪傲’，大概是班固所引用的是别本《诗经》，不是毛公《诗经》，所以用字有所不同。”

溢镒

《史记·平准书》说：汉朝兴起承接秦朝的混乱，米价涨到一石万钱，马一匹值百金。臣瓒说：秦朝以一溢作为一金，汉朝以一斤作为一金。前汉《食货志》说：秦朝兼并天下，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孟康注说：二十两叫溢。颜师古注说：改变周朝一斤的制度，以溢作为黄金的名数。又《食货志》说：汉朝兴起黄金一斤。颜师古注说：改变周朝的制度，改以斤作为黄金的名数。我通过《史记》和《汉书》的话来看，大概是说周朝以斤作为黄金的名数，秦朝以溢作为黄金的名数，而汉朝恢复周朝的制度，以斤作为黄金的名数。二十两为溢，十六两为斤。秦朝以溢作为黄金的名数，那么一溢为二十两；汉朝以斤作为黄金的名数，那么一斤为十六两。《广韵》说：溢音逸，器物满溢的意思。镒也音逸。引用《国语》说：二十四两为镒。大概溢，是洋溢满盛的意思；镒，是名数的意思。命名黄金应当用镒字，而《史记》《汉书》使用溢字，是假借使用罢了。陈臻问孟子说：前几天在齐国，齐王赠送兼金一百镒而不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而接受，在薛地赠送五十镒而接受。《国语》《孟子》使用镒字，才是其本字。《礼记·丧礼大记》篇说：早晨一溢米，傍晚一溢米。郑氏注说：二十两叫溢。在粟米的算法中，一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礼记》是汉人所编集，也使用溢字，与《史记》《汉书》相同。《国语》以二十四两为镒，而《史记》《汉书》各家注释训诂都以二十两为镒。

译这难道不是周朝和秦朝的制度不同吗？《前汉书·张良传》记载：汉元年，沛公被封为汉王，赐给张良黄金一百镒。当时也用“镒”来作为重量单位，应当是因为那时汉朝尚未改变秦朝的制度。而《国语》和《孟子》中也用“镒”来称量黄金，由此可知周朝也用“镒”来称量黄金，并非只有秦朝如此。汉高祖三年，赐给陈平黄金四万斤，用来离间疏远楚国的君臣。《史记·赵世家》记载：燕王命令丞相栗腹订立盟约，用五百金作为赵王的酒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陶朱公在十九年之间，三次积累千金。又说：贩卖油脂是低贱的职业，但雍伯却因此获得千金。汉朝以一斤黄金为一金，那么五百金就是五百斤黄金，千金就是一千斤黄金。汉朝灌夫传中提到的“万金良药”，其价值就是黄金一万斤。这些都是例子。

译精舍

《晋书》记载，孝武帝起初信奉佛法，在宫殿内设立房舍，邀请僧人居住，因此世俗称佛寺为精舍。观国按：古代儒者教授学生，他们所居住的房舍都称为精舍。所以后汉《包咸传》说：“包咸住在东海，设立精舍讲授学问。”又《刘淑传》说：“刘淑年少时通晓五经，隐居设立精舍讲授学问。”又《檀敷传》说：“檀敷被征召推举却不就任，设立精舍教授学生。”又《姜肱传》说：“姜肱在路上遭遇强盗，兄弟争相替对方去死，强盗感动悔改，于是到精庐请求见面。”章怀太子注说：“精庐就是精舍。”由此看来，精舍本来是儒士设立的，到了晋孝武帝设立精舍让僧人居住，也称之为精舍，并没有儒教与佛教的区别。《诗经·伯兮》说：“哪里能得到忘忧草，把它种在北堂。”毛亨训释说：“忘忧草让人忘记忧愁。”谖本来写作萱，所以古今都称萱草能忘忧。然而《春秋》昭公二十年《左传》说：“只有饮食能让人忘记忧愁。”《晋书》祖约传说：“下棋能让人忘记忧愁。”又顾荣传说：“酒可以让人忘记忧愁。”那么让人忘记忧愁的东西本来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萱草而已。《诗经·黄鸟》哀悼三位贤良，那是秦公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传》说：“郑国有三位贤良，叔詹、堵叔、师叔。”那么说到三良，就不能不区分秦国和郑国了。《史记》记载樗里子诙谐机智，秦国人称他为“智囊”。而汉代的晁错因为善辩担任太子家令，也被称为“智囊”，那么“智囊”就有秦、汉的区别了。后汉李膺以名声自高，士人如果有被他接纳的，被称为“登龙门”。而《南史》袁昂传说：“进入他门下的人号称登龙门。”晋代谢安在任时没有当时的赞誉，离职后被人思念。而乐广在各地执政，没有当时的功绩赞誉，每次离职都留下仁爱，被人思念。后汉隐士戴良的母亲喜欢驴叫，戴良经常模仿来使母亲快乐。而晋代孙楚喜好驴叫。晋代羊曼担任太山太守，当时号称“防伯”。而唐代常衮担任宰相，世人称他为“防伯”。所有这些，都是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在引用援引的时候，应当有所区别。

肺附

前汉刘向传上奏章说：“臣有幸依附于肺腑，确实看到阴阳不调和，不敢不通报所听到的。”颜师古注：“旧解释说，肺附是指肝肺相互附着，如同说心膂一样。另一种说法是，肺指砍伐树木的肺札，自己说在帝室，如同肺札附着在大材木上。”又《田蚡传》说：“皇上刚即位，年轻，田蚡凭借肺腑之亲担任丞相。”又说：“天下幸运地安乐无事，田蚡得以凭借肺腑之亲。”又说：“臣凭借肺腑之亲，有幸得以待罪。”颜师古注同前。又《师丹传》说：“哀帝年少时在封国，看到外戚王氏僭越兴盛，常常忧虑。即位后多有想要救正的地方，封拜官吏夺取王氏权力。师丹上书说：‘肺腑之亲何患不富贵，不应该仓促间观察国家。’”按《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说：“孝惠、孝景时期的诸侯子弟如同肺附。”又《前汉·王莽传》说：“臣王莽伏地自思，得以托付肺腑，获得爵位土地。”《蜀志·刘备传》说：“刘备是肺腑枝叶，宗室藩篱。”由此看来，那么刘向、田蚡、师丹传中所说的肺附，都是肺腑的意思。史家或许假借作“附”字罢了。肺腑指国戚，如同人拥有肺腑，连接相亲。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阳城侯刘德之子；田蚡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武帝的舅舅；师丹所议论的是戚里丁氏之家；王莽是元后王家之子，都是国戚。所以都说肺腑，对于其他人不是国戚的不可这样说。

曹娥碑

后汉《列女传》说：孝女曹娥，是会稽上虞人。父亲溺死在县江，找不到尸体。曹娥十四岁，沿江号哭，昼夜不停声。过了十七天，投江而死。元嘉元年，县长度尚，将曹娥改葬在江南，为她立碑。章怀太子注引用《会稽典录》说：上虞长度尚的弟子邯郸淳，二十岁就有非凡的才华，为《曹娥碑》执笔写成，没有修改。后来蔡邕又题了八个字说：“黄绢幼妇，外孙虀臼。”《魏志》注引用《语林》说：杨修担任魏主曹操的主簿，到江南读《曹娥碑》，碑背有八个字词说：“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曹操不理解，问杨修说：“你知道吗？”杨修说：“知道。”曹操说：“暂且不要说，等我思考一下。”走了三十里，才想出来，让杨修解释，杨修说：“黄绢，是有颜色的丝，色丝组合成‘绝’字；幼妇，是少女，少女组合成‘妙’字；外孙，是女子，女子组合成‘好’字；虀臼，是承受辛辣，受辛组合成‘辞’字。”曹操说：“完全符合我的意思。”俗话常说：有志无志，相差三十里。观国读《南史》：刘显年幼聪敏，号称神童。齐武帝时担任尚书郎，有僧人诉讼田地，武帝大字书写说：“卜下贝【国讳陟，盈切】”，有关部门不能分辨，遍问无人知道。刘显说：“卜贝文是‘与’字，上面是人。”武帝因此忌惮他的才能，将他外放。杨修也因为才能敏捷被曹操所知，

译后来曹操忌恨孔融而将他杀害。《尚书》说：“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贤良圣明，心里就喜欢他，不仅嘴上这么说，而且能容纳他。”魏、齐两位君主在这方面是有愧的。

译衍文

君牙说：“夏日的暑热和雨水，百姓只是抱怨叹息。”而《礼记·缁衣》篇引用《尚书》说：“夏日暑热和雨水，百姓只是抱怨叹息”，这里的“曰”字是衍文。太甲说：“前往省察，合乎法度”，而《缁衣》引用太甲说：“前往省察，合乎他的法度”，这里的“厥”字是衍文。太甲说：“自己造下的罪孽不可逃避”，而《缁衣》引用太甲说：“自己造下的罪孽不可以逃避”，这里的“以”字是衍文。吕刑说：“颁布刑罚的准则”，而《缁衣》引用甫刑说：“颁布刑罚的不准则”，这里的“不”字是衍文。君陈说：“未见圣人，就像不能见到一样”，而《缁衣》引用君陈说：“未见圣人，就像已经不能见到一样”，这里的“己”字是衍文。《伐柯》诗说：“砍伐斧柄如何，没有斧头不能成功；娶妻如何，没有媒人不能得到”，而《礼记·坊记》篇引用《诗》说：“砍伐斧柄如何之，没有斧头不能成功；娶妻如何之，没有媒人不能得到”，这里的“之”字是衍文。《易》无妄卦六二爻辞说：“不耕种而收获，不垦荒而熟地”，《坊记》引用《易》说：“不耕种而收获，不垦荒而熟地凶”，这里的“凶”字是衍文。《论语》说：“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好礼节”，而《坊记》说：“子云贫穷而喜好快乐，富有而喜好礼节”，这里的“好”字是衍文。吕刑说：“恭敬戒惧，没有选择言辞在身”，而《礼记·表记》篇引用甫刑说：“恭敬戒惧而没有选择言辞在躬”，这里的“而”字是衍文。秦誓说：“来保护我的子孙”，而《礼记·大学》篇引用秦誓说：“来能够保护我的子孙”，这里的“能”字是衍文。《易》大传说：“天尊贵地卑贱，乾坤就确定了；卑贱与高贵陈列，贵贱就定位了；动静有常规，刚柔就分明了；方形以类聚集，万物以群区分，吉凶就产生了”，而《礼记·乐记》篇说：“天尊贵地卑贱，君臣就定位了；卑贱与高贵陈列，贵贱就定位了；动静有常规，大小就不同了；方形以类聚集，万物以群区分，那么性命就不同了”，每处改变下句的都是衍文。《尧典》说“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而孟子引用《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这里的“放勋”字是衍文。《大禹谟》说：“恭敬整齐严肃，盲人也能信服顺从”，而孟子引用《书》说：“防夔整齐严肃，瞽瞍也能信服顺从”，这里的“瞍”字是衍文。《伊训》说：“造攻自鸣条”，而孟子引用《伊训》说：“天诛造攻自牧宫”，这里的“天诛”字是衍文。《康诰》说：“狂妄不怕死，没有不憎恶的”，而孟子引用《康诰》说：“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这里的“凡民”字是衍文。《泰誓》说：“有罪无罪，我怎敢超越他的意志”，而孟子引用《书》说：“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这里的“惟我在”字是衍文。《论语》说：“厌恶紫色夺取朱色的地位，厌恶郑声扰乱雅乐，厌恶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人”，而孟子引用孔子说：“厌恶巧言，恐怕它扰乱诚信；厌恶郑声，恐怕它扰乱音乐；厌恶紫色，恐怕它扰乱朱色。”这里的“乱”字、“恐”字是衍文。盘庚说：“像火在草原上燃烧，不可靠近。”而《春秋》庄公十四年《左氏传》引用《商书》说：“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恶之易也。”这里的“恶之易也”是衍文。《采菽》诗说：“平平左右，亦是率従。”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传》说：“诗云：便蕃左右，亦是帅従。”这里的“便蕃”字是衍文。《仲虺之诰》说：“取乱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传》引用仲虺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这是衍文。

学林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学林卷八

宋 王观国 撰

诗重韵

杜甫《饮中八仙歌》说：知章骑马似乗船，又说：天子呼来不上船。歌说：眼花落井水底眠，又说：长安市上酒家眠。歌说：汝阳三斗始朝天，又说：举觞白眼望青天。歌说：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说：蘓晋长斋绣佛前。又说：脱帽露顶王公前。这首歌三十二句，而押了两个“船”字、两个“眠”字、两个“天”字、三个“前”字。近来论诗的人说：这首歌自然是八段，不嫌于重韵。观国按：杜甫这首诗以“饮中八仙歌”五字为题，则是一首歌。这首歌首尾在“船”字韵中押，未曾移到别的韵，则不是分为八段。大概杜甫古律诗重用韵的也很多，何况是歌呢？如《园人送瓜》诗说：沉浮乱氷玉，爱惜如芝草。又说：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一篇押了两个“草”字。《上后园山脚》诗说：蓐收困用事，〇〇蔚强梁。又说：登髙欲有往，荡析川无梁。一篇押了两个“梁”字。《北征》诗说：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又说：老夫情懐恶，呕泄卧数日。一篇押了两个“日”字。《防府咏懐》诗说：虽云隔礼数，不敢坠周旋。又说：淡交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