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卷六

译周成王将文武先师鬻熊的曾孙熊绎封于荆蛮之地，爵位为楚子，居住在丹阳。后汉《郡国志》记载：“南郡枝江侯国，有丹阳聚。”这就是楚国受封的地方。《史记》说：“秦国、齐国攻破楚国，屈匄于是夺取了丹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后来楚文王迁都到郢，就是现在的江陵。至于丹阳郡，原本是秦朝的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将鄣郡改名为丹阳郡，隶属于扬州，而丹阳县只是其下属的一个县，现在润州的辖区就是这里，并非楚国的丹阳。注释认为这里是楚熊绎受封之地，是错误的。

译沈犹

前汉《王子侯表》说：楚元王的儿子嵗被封为沈犹夷侯。颜师古注说：“沈”读作“审”，就是现在的沈亭。前汉《楚元王传》说：景帝封元王的儿子嵗为沈犹侯。晋灼注说：“沈”读作“审”，属于千乘郡。观国查阅《广韵》平声“沈”字，音直深切，意思是沉没。汉代有复姓沈犹，鲁国有沈犹氏，经常早晨喝羊血。引用何氏《姓苑》说：现在泰山一带的人。又去声“沈”字音审，本是周文王第十子，食邑在沈，就是汝南平舆的沈亭。子孙以国名为姓氏。《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平舆县注说：这是原来的沈子国。据此考证，那么沈犹的“沈”音直深切，沈亭的“沈”音审。沈犹属于千乘郡，其地在齐地东部；沈亭属于汝南郡，其地在汝水、汉水一带，东西两地不相符合。颜师古、晋灼都将沈犹的“沈”读作“审”，这是错误的。又将沈犹等同于沈亭，也是错误的。《家语》提到沈犹氏，孟子提到沈犹行，其中的“沈”字都读平声，浮沉的“沈”与音审的“沈”大多相混淆，大概不可不加以考证。

〇

《尚书》说：淮海一带是扬州。《广韵》的解释与唐人李济翁《资暇录》都说：江南人的性情轻浮，所以称为扬州。观国私下认为：古人建立州县，有的因山命名，有的因水命名，有的因事迹命名；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况而凭空创立，那么必定取美好的名字。如果因为风俗轻浮而取州名，这是鄙薄它。九州中扬州居其一，难道九州广大而唯独扬州得到鄙薄的名字吗？《说文》《玉篇》说：“扬”，举起。应当取明亮高举之义。后汉《扬雄传》说他的祖先封在晋国的扬地而得姓，其地在河东扬县。如果因为江淮风俗轻浮而命名扬州，那么河东的扬地也是因为轻浮而得名吗？沈存中《笔谈》说：我曾经出使北方到达幽蓟，看见路边生长着很大的蓟草，恐怕蓟地因此得名，也像荆州适宜叫荆，扬州适宜叫扬。沈存中错误地将扬州当作从木的杨，世俗也多错误地将扬雄写成从木的杨，大概闽浙地区的书籍字多错误，粗疏的人因此不加省察罢了。

翼轸

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观国查阅《史记·天官书》《前汉·天文志》及诸天文书，都说：“牵牛、婺女，是扬州；翼、轸，是荆州。”《前汉·地理志》说：“楚地，是翼、轸的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吴地，是斗宿的分野：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那么豫章实际上是吴地的分野，在星宿上属于牛女，在星次上属于星纪。滕王阁在豫章，而王勃的序文说星分翼轸，这是错误的。大概翼轸是荆州之地，在星次上属于鹑尾。古今州县虽然有分割，但豫章未曾属于荆州。至于天星，本来有固定的星次，也不因州县的分割而移改。王勃的序文颇为唐人传诵，而开头就错了两个字，为什么呢？欧阳文忠公曾经说王勃《滕王阁序》类似俳文，大概唐代人的文风如此，喜好古文的人不采纳。

京索

前汉高帝纪说：“韩信也收拢军队与汉王会合，再次大振，与楚军在荥阳南边的京索之间交战，打败了他们。”应劭注说：“京，县名，现在有大索、小索亭。”晋灼注说：“索音册。”颜师古注说：“索音束，即绳索的索。”前汉萧何传说：“汉三年，与项羽在京索之间对峙。”韩信传说：“再次在京索之间击败楚军。”颜师古注说：“索音山客反。”观国查阅后汉郡国志：“河南有京县，有索亭。”《北征记》：“有索水，其字或作溹。”那么索音山客反，是正确的。《文选》陆士衡撰《汉高祖功臣颂》说：“京索既振，引师北讨。”五臣注说：“索，桑各切。”查阅桑各切，是将索当作宵尔，即绳索的索，这是错误的。韩退之《偃城夜防联句》诗说：“雪下收新息，阳生过京索。”与咢字同韵押韵，那么知道也将索当作宵尔，即绳索的索，也是错误的。

费

《春秋》庄公十六年冬十二月，会合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杜预注说：“滑国都城在费，河南缑氏县。”陆德明音义说：“费，扶味反，又音秘。”闵公二年，《左氏传》说：“莒人归还了它及密。”杜预注说：“琅邪费县北有密如亭。”陆德明音义说：“费音秘，又扶味反。”观国查阅：费音秘，又音翡，二者都是地名。音秘的在东海郡费邑，音翡的在河南郡费亭。前汉《地理志》：东海郡有费县，注说：“费音秘，鲁季氏的邑。”后汉《郡国志》：河南郡有缑氏县，注引用《左传》：“殄灭我费滑。”杜预说：“滑国都于费，现在缑氏县。”那么《春秋》闵公二年“莒人归之及密”，杜预说的费县，音秘是正确的。庄公十

译六年“防滑伯盟于幽”，杜预说都费的“费”音翡，这是正确的。陆德明起初不加考证，却每每保留两种读音，不能自行决断，这怎么给后学做示范呢？又如僖公元年，《左传》记载：“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以及费邑。”襄公七年，《左传》记载：“季氏修筑费邑城墙。”昭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我把费邑作为公田。”昭公十三年春，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昭公三十一年，《左传》记载：“季孙请求囚禁在费邑。”昭公三十二年，《左传》记载：“接受费邑作为上卿的封地。”定公十二年，《左传》记载：“季氏将要毁掉费邑。”公山不狃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凡是这些提到“费”的地方，都是指鲁国的费邑，读音为秘。襄公十八年，《左传》记载：“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侵犯费滑。”昭公十五年，《左传》记载：“楚国的费无极陷害在蔡国的朝吴。”昭公二十年，《左传》记载：“费遂将要攻打华氏。”前汉《高惠功臣年表》记载：陈贺被封为费侯，颜师古注释说：“费，读作扶味反。”后汉《宦者传》记载：曹腾因定策之功被封为费亭侯。凡是这些提到“费”的地方，都是指河南的费亭，读音为翡。秘、翡两种读音，对应的地方东西地域不同，不可混淆。编写音义著作的人，贵在区分清楚，怎么可以一个字保留两种读音呢？

译贳滇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杜预注释说：“梁国〇县有贳城，贳与贯字形相似。”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贳，读作市夜反，又读作世。”观国按：前汉《高惠功臣表》中有贳侯胡害。颜师古注释说：“贳，读作式制反。”那么〇县的贳城应当读作世了。《春秋》中记载“郭公夏五夫人氏之防”，都是缺漏的文字。那么贯与贳字形相似，传抄时或许出现了错误。前汉《高祖纪》说：“曾经跟随王媪、武负赊酒。”颜师古说：“贳，意为赊欠，应当读作市夜反。”又《地理志》记载：汝南郡有慎阳县。颜师古注释说：“慎字原本写作滇，读作真，后来误写为慎，现在还有真丘、真阳县，字都单独写作真，可知读音没有改变。”阚骃说：“永平五年丢失印信，重新刻制，于是误将水旁刻成了心旁。”观国按：刻印出现错误，那么县里应当上奏请求改正，既然没能改正，于是记载在图经中，修史的人依据图经来编纂，所以错误没有人去纠正。

郢

《史记》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荆蛮，作为楚子，居住在丹阳。楚文王从丹阳迁都到郢。楚顷襄王从郢迁都到陈。楚考烈王从陈迁都到寿春，命名为郢。观国按《前汉地理志》说：江陵是楚国的郢都。楚国既然屡次迁徙直到寿春，那么距离郢就很远了。地方已经不是郢，却仍然命名为郢，大概是因为楚国曾经居住在郢而称霸，那么先世的威名已经在郢显赫了。后来虽然向东迁徙，仍然用先世的威名自称，希望楚国再次强大。所以虽然向东迁徙却仍然命名为郢，也就像南朝萧氏出自兰陵，而后又创立南兰陵，各自尊崇自己所出的根源一样。现在的郢州，是楚国的别邑，号称郢亭，不是楚国都城的那个郢。

舂陵

古代的舂陵乡隶属于零陵郡，就是现在道州的地方。而南阳也有舂陵。查考《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景帝生长沙定王刘发，刘发生了舂陵节侯刘买。”章怀太子注释说：“舂陵是乡名，原本隶属于零陵泠道县，在现在永州唐兴县北。元帝时迁徙到南阳，仍然号称舂陵，故城现在在随州枣阳县东。”又查考《后汉宗室四王传》说：“城阳防王刘祉，是光武帝的族兄，舂陵康侯刘敞的儿子。刘敞的曾祖父节侯刘买，封地在零陵泠道的舂陵乡。作为舂陵侯，刘买去世，儿子戴侯刘熊渠继承；刘熊渠去世，儿子考侯刘仁继承。刘仁因为舂陵地势低洼潮湿，山林中有毒气，上书请求减少封邑内迁。元帝初元四年，迁徙封地到南阳的白水乡，仍然以舂陵为国名。”观国曾经奇怪考侯刘仁因为舂陵潮湿有毒而请求内迁，元帝答应了他，迁徙到白水。所迁徙的地方，既然不是最初封地的舂陵，却仍然号称舂陵，大概是因为刘仁请求迁徙不是因为功劳。有功而迁徙，才可以改封。现在刘仁因为地气潮湿有毒而请求迁徙，那么当时没有改封的先例，所以虽然答应他迁徙，却仍然号称舂陵。大概是因为原本封地舂陵的爵位不可更改的缘故。世祖将舂陵改为章陵，建武十八年，派遣中郎将耿遵修筑章陵城。自从世祖有白水真人的应验，而南阳舂陵的名声于是大大显赫。由此可知地方的兴衰，也有时运啊。《前汉·地理志》零陵有泠道县，应劭注释说：“泠水出自丹阳宛陵西北流入长江。”颜师古注释说：“宛陵在豫章。”查考豫章与零陵南北相距很远，水源也不相通，大概宛陵自有泠水，不是泠道县的泠水，应劭弄错了。

曲逆

《史记·陈平世家》说：高帝与功臣剖符定封，陈平被封为户牖侯。高帝到达平城，被匈奴围困七天，采用陈平的奇计，包围得以解除。高帝出来后，向南经过曲逆，登上城墙，望见那里的房屋很大，说：“壮丽的县城啊！我行走天下，只见到洛阳和这里罢了。”于是诏令御史，改封陈平为曲逆侯，全部享用其赋税。陆士衡撰写《汉高祖功臣颂》说：“曲逆宏达，好谋能深。”五臣注释《文选》说：“曲读作区，句切；逆读作遇。”观国按：前《汉地理志》中山国有曲逆县，注释说：“蒲阳山，蒲水所出，向东流入濡水，在城北弯曲向西流，所以叫曲逆。”章帝厌恶它的名字，改称为蒲阴，在蒲水的北面。由此考证，那么曲逆应当依据本字读音才是正确的。《后汉郡国志》说：“安险县，章帝改名为安憙；苦陉县，章帝改名为汉安；曲逆县，章帝改名为蒲阴。”大概章帝厌恶“险”字、“苦”字、“逆”字而更改它们，那么可知当时曲逆没有其他读音。五臣凭什么而有去遇的读音呢？前《汉高祖纪》说：“三月，攻打开封，没有攻克；向西与秦将杨熊在白马交战，又在曲遇交战。”文颖注释说：“曲遇，地名。”苏林注释说：“曲读作龋，遇读作颙。”颜师古注释说：“龋，读作丘羽反；有人说注释《文选》的人援引这个来给曲逆注音。然而曲逆在中山，曲遇在河南，不可以援引作为证据。”

衡

王荆公说：“衡山称为衡，是因为它与中国（中原）恰好

译平。」孙宗鉴在《东皋杂録》中说：“我曾经到衡山，看到水源向北流了几百里，湍急地向下奔流，于是认为衡山的地势非常高。观国按语说：天向西北倾斜，地在东南方不满，因此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所以水都向东流去，这是天下的地势。潇湘的源头非常细微，到了永州、衡州才稍大，向北流过长沙而流入洞庭湖，这是这三个州的地势。这三个州的水虽然向北流汇聚于湖中，到了岳阳就与长江汇合，又向东流去了。」孙氏不根据天下南北的地形来论断水势，却仅凭三州的水向北流就断言衡山的地势高，这是错误的。所谓「与中国适平者」，是指衡山的山顶与中原地区的地面恰好相平。其实南方耕种桑麻的土地则非常低洼，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译酂防

《史记·萧相国世家》说：高祖因为萧何功劳最盛大，封他为酂侯。文颖注说：酂音赞。臣瓒注说：就是现在的南阳酂县。孙检注说：有两个酂县，读音和字形大多混乱，属于沛县的读嵯音，属于南阳的读赞音。《茂陵书》说：萧何的封国在南阳，应当读赞音，现在却读嵯音。嵯字旧写作防，现在都写作酂，这就是混乱的原因。《前汉·地理志》说：南阳郡有酂县，颜师古注说：就是萧何被封的地方。又沛郡有酂县，颜师古注说：这个县本来叫防，中古以来借用酂字代替罢了。观国按：沛郡的防县，中古以来虽然借用酂字，其实酂也读嵯音。《玉篇》《广韵》都说：防。沛郡的防县也写作酂。所谓也写作酂，也是读作防音。这样看来，属于沛郡的读嵯音，属于南阳的读赞音。萧何被封的是南阳的酂县。两个县各有区别，如果不加考究，就会相互混淆了。《后汉·郡国志》说：沛国有酂县，刘昭注说：曹腾被封为费亭侯就是这里。观国按：费亭就是春秋所说的费滑，大概滑国的都城在费，在河南缑氏县，也曾属于南阳的酂县，而不是沛国的酂县。因为酂字相互混淆，所以刘昭注释错误。

朐防

汉代有朐防县，属于巴郡。《广韵》说：朐音蠢，防音闰。汉代朐防县名，在巴东郡，地势低下潮湿，多朐防虫。许慎《说文解字》说：朐音闰，防音蠢。《说文解字》与《广韵》的读音正好相反。观国按：唐人李济翁《资暇集》，朐字又用作〇字，从旬则〇应当读闰音。《说文解字》是正确的。《前汉·地理志》，巴郡有朐忍县。颜师古注说：朐音劬。《后汉·郡国志》，巴郡有朐忍县。《晋书·地理志》，巴东郡有朐防县。《晋书音义》说：朐防音蠢闰。那么两汉称为朐忍，朐又读劬音，而《晋书》又称为朐防，怀疑有不同之处。大概许慎《说文解字》已经解释了这两个字，那么汉代应当已经有朐防的名称。班固用字多假借，或者省略偏旁，所以用防代替忍。颜师古不加考究，就定朐音为劬，师古错了。巴东各县起初没有改名的，只有东汉有分置的，而古名本来没有废止。查《前汉·地理志》，齐郡有临朐县，东郡也有临朐县，东海郡有朐县，这三个县颜师古都将朐音读作劬，大概这三个县读朐为劬音是对的。唯独巴郡的朐防不读劬音，颜师古一定是援引这三个县的读音，而错误地给巴郡的朐注音了。

河源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赞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在那里互相隐避而发光。山上有醴泉瑶池。现在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穷究黄河源头，哪里还能看到《本纪》所说的昆仑呢？邓展注说：《尚书》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开始，这就是黄河源头，发源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并没有说发源于昆仑。观国按：《史记·张骞传》说：张骞亲自到达的地方，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旁边有五六个大国，详细地向天子陈述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它的北面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氏，西南是大夏，东北是乌孙，东面是扞罙、于阗，南面就是黄河源头所在。那么乌孙、扞罙、于阗，都是张骞传闻的，未曾亲自到达那些国家，只是听说黄河源头出于于阗之南罢了。这样虽然有穷究黄河源头的文字，但实际上张骞未曾到达黄河源头，还有什么可责备昆仑的呢？《尚书·禹贡》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开始，直到龙门，有的开凿山石，有的挖掘土地，以疏通水流。那么禹疏导黄河，他的功力是从积石开始的。而邓展注释《史记》却说黄河源头发源于积石，那就错了。《前汉·西域传》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也叫盐泽。向南流出积石成为中国的黄河。查《张骞传》也未曾说有两个源头，大概班固从其他书籍获得资料，分类汇集而写成史书的。

雒

《前汉·地理志》河南郡雒阳县，颜师古注说：“鱼豢说：汉朝属火德，忌讳水，所以去掉洛水的三点水而加上隹。如果按照鱼氏的说法，那么光武帝以后才改为雒字。”观国按：《史记·河渠书》说：“向东流下砥柱，到达孟津雒水入黄河处。”又《史记·封禅书》说：“幽王被犬戎打败，周朝向东迁徙到雒邑。”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周平王元年，向东迁徙到雒邑。”由此看来，那么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经使用雒字，不是光武帝以后才改的。汉朝虽然属火德，然而“汉”字也从水，未曾改避，难道唯独对雒字改了吗？本来使用“洛”字，而司马迁、班固多假借用字，所以也通用“雒”字罢了。鱼豢的说法不对。

郑

《前汉·地理志》京兆尹有郑县，班固说：周宣王弟弟郑桓公的封邑。应劭说：周宣王同母弟友所封，他的儿子与平王东迁，改称新郑。臣瓒说：周朝从穆王以下都定都于西郑，不能用来封给桓公。起初，桓公担任周司徒，王室将要动乱，所以谋划于

译史伯，于是将家眷和财物寄存在虢、桧两国之间。周幽王兵败之后，两年后灭了桧国，四年后灭了虢国，居住在郑父之丘，因此没有关于郑桓公受封于京兆的记载。颜师古说：《春秋外传》记载：周幽王兵败，郑桓公随之殉难。他的儿子郑武公与周平王东迁，所以《左传》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又郑庄公说：我的先君在此新建城邑，大概说的是新郑。穆王以下没有定都西郑的事情，服虔的说法是错误的。又《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有新郑县，班固说：《诗经》中的郑国，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所建国。应劭说：《国语》记载：郑桓公担任周朝司徒，王室即将动乱，他将家眷和财物寄存在虢、桧之间。周幽王兵败，桓公随之殉难，他的儿子郑武公与周平王东迁洛邑，于是讨伐虢、桧并吞并其地，在此建城。后汉《郡国志》京兆尹有郑县，刘昭注曰：郑桓公封于此。又《郡国志》河南郡有新郑县，《诗经·郑世家》说：桓公友最初封于郑，担任周朝司徒。周幽王因宠爱褒姒，所以诸侯背叛他。桓公问周太史说：王室多事，我到哪里去逃避死亡呢？太史回答说：洛水以东虢、桧的国君贪婪好利，百姓不依附他们，现在百姓都爱戴您，您若居住在那里，虢、桧的百姓就都是您的百姓了。最终迁徙到洛水以东，虢、桧果然献出十个城邑。观国按语说：《诗经·郑风·缁衣》赞美郑武公，父子都担任周朝司徒，善于其职，国人适宜于此，大概《诗经》中的郑国就是河南的新郑，是郑武公开始建城的地方。京兆的郑县是郑桓公的封地，到了周平王东迁洛邑，郑武公才开始在新郑建城，所以郑庄公说：我的先君在此新建城邑，先君指的是郑武公。由此看来，京兆的郑县确实是郑桓公的封地，而河南的新郑就是郑武公迁徙后建城的地方，这是很明显的。这也好比丰邑有新丰一样。汉高祖是沛郡丰邑人，等到高祖平定天下，定都关中，太上皇思念东归，于是高祖重新修筑城市街巷，以模仿丰邑，迁徙丰邑百姓来充实它，所以称之为新丰，也像郑国有了新郑一样。又汉中郡有南郑县，京兆的郑县在西边，河南的郑县在东边，那么汉中的郑县在南边，所以用“南”来区别它。

译武陵

《晋书·良吏传》记载：潘京是武陵郡汉寿人。太守赵廞非常器重他，曾经问他：“贵郡为什么叫武陵？”潘京回答说：“我们郡原本叫义陵，位于沙阳地界，与夷人接壤，被他们攻打。光武帝时向东迁移，才得以保全。大家商议更改名称。《左传》说‘止戈为武’，《诗经》称‘高平曰陵’，于是得名于此。”观国按：《前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注说：“汉高帝设置，又有义陵县。”又志说：“楚地翼、轸二宿的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以及汉中、汝南郡，都属于楚地。”由此看来，武陵郡是汉高帝设置的，并非后汉才立名。《晋书》中潘京的说法是错误的。查《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刘昭注说：“《先贤传》说：晋武陵太守赵廞问主簿潘京说：‘贵郡为什么叫武陵？’潘京说：‘我们郡原本叫义陵，在辰阳县地界，与夷人接壤，被他们攻破。光武帝时向东迁移，才得以保全。大家商议更改名称。《左传》说‘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于此。’”那么，《晋书》是采纳了《先贤传》的话来撰写《潘京传》的。采用杂记类的书来修史，难免出现错误。

匡山

杜甫怀念李白的诗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给诗作注的人说：匡山不详。观国按：《后汉书·郡国志》庐江郡寻阳县，刘昭注引用《释惠远庐山记》说：“有匡俗先生，出自商周之际，居住在山下，从仙人那里接受道法，当时称他停留的地方为仙人之庐。”又引用《豫章旧志》说：“匡俗先生字君平，是夏商的后代。”又《建康实录》说：“隆安六年，桓玄写信给匡山惠远法师。”那么匡山就是庐山。李白曾经游览庐山已是旧事。杜甫既然不得志，而李白又因谗言被贬出，所以杜甫诗说：“头白好归来。”大概是想要招引隐士，去庐山游览。

〇兹

《前汉书·地理志》上郡龟兹县，应劭注说：“龟兹音丘慈。”观国按：字书中，“龟”读居逵切，又读居求切。大概读居求切时，音鸠，也收录在鸠字的韵部中。那么龟兹应当读鸠慈，而应劭将“龟”音读作丘，是在字书中将居求切误调入丘音了。其余史书都将龟兹音读作丘慈的，实在是应劭开创了错误。龟兹是西域的国家名，该国不在上郡，而上郡取它作为县名，颜师古认为是龟兹国人来降附安置在这里，所以以此命名，道理或许如此。文人也有的用“龟”字读鸠音，张衡《西京赋》说：“摭紫贝，搏耆龟，搤水豹，馽潜牛。”大概是用“龟”字读鸠音，与“牛”字协声韵。匈奴有休屠王，而汉武威郡有休屠县，大概是因为武威郡有休屠王的故地，汉武帝太初四年设置武威郡，所以该县以休屠为名，这固然理所当然，与龟兹县不同。蛮夷的名号与其地名大多有其他读音，不读本字，所以可汗音榼寒，阏氏音烟支，谷蠡音禄梨，狋氏音权精，浩亹音閤门，畨汗音盘寒，允吾音铅牙，先零音铣怜。凡是这些都变为其他读音，字书中也有不记载的。

交趾

《前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平定越地设置为南海、交趾等郡。《前汉书·地理志》交趾郡注说：“武帝元鼎六年开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交趾牧邓逊进贡。章怀太子注引用《舆地志》说：“那里的夷人脚大拇指，分开两脚，并立时脚趾相交。”应劭注说：“开始开辟北方，于是与南方相交，为子孙奠定基业，所以叫交阯。”又《后汉书·郡国志》交趾郡，观国。现在考证《汉武纪》说交趾用阯字，又《地理志》说交止用止字；《后汉光武纪》说交阯用阯字，又《郡国志》说交趾用趾字。用字既然不同，而注释的人有的说脚趾相交，有的说子孙基业，也不同。观国按：《礼记·王制》说：“南方叫蛮，雕题，交趾有不熟食的人。”郑玄注说：“交趾，脚相对。”大概雕题是刺青额头；交趾是脚相对。那里的风俗所生所习如此。那么应当用趾字，而史书有的用阯、止二字，是假借使用。应劭认为是子孙基业，大概是受从阜的阯字影响，于是错误地解释。

着

《春秋》襄公十年，《左传》说：晋侯害怕而撤退，进入房间，去掉旗帜，最终享用祭品后返回，到达着雍。杜预注说：着雍，晋地。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着，都虑反。观国按：《广韵》平声说：着，直鱼切，引用《尔雅》说：太岁在戊叫着雍。那么《左传》着雍的着，应当是平声直鱼切，陆德明注音错误了。《前汉书·地理志》济南郡有着县，颜师古注说：着，音竹庶反，又直庶反。韦昭将着当作蓍龟的蓍，音纪咨反。观国

译查考前汉《地理志》后序说：“竢我于着乎？”而颜师古注解说：这是《齐风》中《着》诗的辞句。着这个地名，就是济南郡的着县，读音为直庶反。陆德明《毛诗音义》说：着，读音为直屡反。大概直庶反、直屡反是同一个音，这个读音是正确的。地名不可以有两个读音，而颜师古在《前汉书》济南郡着县下列出两个读音，这是错误的。《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传》说：宣子派人修筑着城。杜预说：着，是晋国的邑。陆德明音义说：着，读音为直据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夺取鄫国，《左氏传》说：着丘公即位却不安抚鄫国。又昭公十四年，《左氏传》说：秋八月莒国的着丘公去世。陆德明音义都说：着，读音为直居反。大概地名有字形相同而读音各不相同的情况，这类就是，并不是说一个县设立两个读音。观国按：许慎《说文解字》中“箸”字也写作“着”。《广韵》说：着，直鱼切，引用《尔雅》太岁在戊年叫作着雍；又音张虑切，意思是明亮；又音丁吕切，意思是承担；又音迟倨切，意思是筷子；又音直略切，意思是附着；又音张略切，意思是穿衣于身。各种读音虽然不同，但原本使用的是“箸”字，大概篆文只有从竹的“箸”，有时也写作“着”罢了。俗体书中有“着”字，是不对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在卫国做官，在曹、鲁之间废弃着来买卖财物。徐广注解说：子贡传中说废居着，就是居留的意思，着读如贮。又《货殖列传》说：越王勾践运用计然的积着之理。那么所谓废着，所谓积着，都读作贮，是字书中丁吕切的那个读音。《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说：子贡喜欢废举，随着时势转运货物资财。裴骃注解说：废举就是停贮的意思，物价便宜就买入停贮，物价昂贵就转运变卖。《史记·平准书》说：富商大贾在城邑中废居。注解说：废居，是贮蓄的名称。那么所谓废居，所谓废举，其意义与废着相同，司马迁只是变换了措辞罢了。

译蔑

春秋隐公元年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左传》说：“鲁隐公摄政即位，为了与邾国交好，所以订立了蔑地的盟约。”杜预说：“蔑，即姑蔑，是鲁国的地方，鲁国卞县南面有姑城。”《左传音义》说：“蔑，音亡结反。”《公羊传》说：“三月，鲁隐公与邾娄仪父在昧地结盟。昧，是什么？是约定的地点。”《公羊音义》说：“昧，音亡结反。”《谷梁传》说：“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眛地结盟。眛，是地名。”范宁说：“眛，是鲁国的地方。”《谷梁音义》说：“眛，音蔑。”顾观光按：《左传》用“蔑”字，《公羊传》用“昧”字，《谷梁传》用“眛”字。然而字书中“蔑”读莫结切，而“昧”、“眛”二字读妹音，又读秣音，与“蔑”不同音。如果是假借字，唯独地名不可以确立两个读音，所以亳有时写作薄，粊有时写作费，济有时写作泲，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一个读音没有妨害。“昧”、“眛”二字与“蔑”分为两个读音，也不是通用字，以此来确定地名，难道不会引起怀疑吗？陆德明将“昧”、“眛”二字都注音为“蔑”，固然不得不注音为“蔑”。但如果考察其声韵，则是没有依据的。《后汉书·郡国志》鲁国卞县注说：“县南有姑城，引用《春秋》隐公元年盟于蔑。”那么应当使用“蔑”字，不必改作其他字。史学家大多羡慕这类假借字，比如周亚夫封条侯，却有人将条改为修；《王莽传》说“信乡侯佟上言”，颜师古说：“《王子侯表》，清河王刘纲的儿子刘豹封为新乡侯，古时候新、信同音，凡是这类情况都是字书所不记载的。”《尚书·君牙》说：“现在任命你作为我的辅佐，作为我的股肱心膂。”吕侯根据周穆王的命令作书训诫，夏禹减轻刑罚的法令作《吕刑》。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吕，力举切，又写作膂。”《广韵》引用《字林》说：“吕，脊骨，也写作膂。”这不是假借，大概是本来就有通用，像这类情况是没有疑问的。

阌

前汉《戾太子传》说：戾太子死在湖县，宣帝下诏将湖县、阌乡、邪里聚作为戾园。后汉《郡国志》：弘农郡湖县有防乡。章怀太子注说：戾太子向南出葬在防乡。顾观光按：《玉篇》、《广韵》都说：防音文。弘农湖县有防乡，汝南西平有防亭，俗写作阌。由此知道本来使用防字，俗用阌字代替它。防字门中从弘。查《字书》：弘，火域切，举目使人。所以弘字篆文为目下攴，那么弘字本来就有篆文了。如果阌字则没有篆文，不可以遵循使用。班固作史，喜欢使用古文字，而在《戾太子传》中使用俗书阌字，为什么呢？

台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国人侵犯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杜预注说：“琅邪费县南有台亭。”陆德明《音义》说：“台，音勅才反，又音台，又音翼之反。”顾观光按：地名，应当从一个读音，而陆德明在“台”字下列出三个读音，将依据哪个呢？现在查《前汉地理志》琅邪郡横县，班固注说：“台水发源，东南流到东武注入淮河。”颜师古注说：“台，音怡。”那么《春秋》记载“围台”，应当读怡音，在陆德明“音翼之反”的是正确的。《后汉郡国志》泰山郡有台亭，属于费县，就是那个地方。如果“勅才反”，所谓“台栝”、“天台山”是这种情况。如果音“台”，古人有时将“驽骀”写作“驽台”是这种情况。“台”字三个读音，各有区别，如果将三个读音列在一个字之下，是自己怀疑，怎么能让后学取信呢？“台”音怡的，其义则是“我”，“悦”。《尚书》凡说“台”，如“其如台”之类，都解释为“我”。《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又说：“惠之早殒，诸吕不台。”像这类都解释为“悦”。徐广说：“不台者，无台辅之德，于是读台为胎，错了。”

九州

舜有十二州：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周礼职方氏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尔雅九州：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前汉地理志说：“尧遭遇洪水，包围山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派禹治理。水土既平，重新制定九州。”顾观光按：尧遭遇洪水，鲧治理九年，业绩没有成功。禹继承他的事业，治水成功。《禹贡》所说的，是治水成功的实况，所以《禹贡》只列出九州。当禹治水成功的时候，尧还在位，那么在尧的时候，天下只有九州。等到尧禅让给舜，舜即位，才开始将九州分为十二州。这就是禹在前区分九州，而舜在后开创十二州。用《尚书》来考证，《禹贡》说：“禹区分九州，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九州统一，四方险阻之地都已居住，九山开辟道路，九川”

译涤除水源，九泽已经筑堤，四海堤防统一，六府治理得很好。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禹赐给元圭，报告他的成功。」这大概是尧在位的时候，禹的功业已经完成，所以赐给元圭来报告成功。等到尧禅让给舜，舜即位，咨询四岳说：「有谁能发扬功业，光大帝王的事业，让他担任百官之长，治理政务，使各得其宜。」大家都说：「伯禹担任司空。」帝说：「好。咨禹，你平定水土，现在要更加努力啊。」这大概是舜即位首先咨询四岳，因为禹先前有治水的大功，所以任用禹为司空，这是宰相的职责。《舜典》说：「开始设立十二州。」孔安国传解说：「肇，开始的意思。」禹治水之后，舜把冀州分为幽州、并州，把青州分为营州，开始设立十二州。由此看来，那么在尧的时候，禹划分九州，等到舜即位，才开始划分十二州，这是可以知道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认为「尧遭遇洪水，天下隔绝分为十二州，让禹治理，水土既已平定，再制定九州」，班固错了。夏、商、周都遵循九州的制度。《周礼·职方氏》九州没有徐、梁，而有幽、并，大概是徐、梁并入青、雍，而分割冀部作为幽、并。《尔雅》九州没有青、梁，而有幽、营。郭璞注解说这是商代的制度。世人传说《尔雅》是周公所作，而它列举九州却使用商代的制度，为什么呢？到了汉武帝向南设置交趾，向北设置朔方，兼用徐、梁、幽、并的制度，改雍为凉，改梁为益，共十三部，设置刺史，开拓的土地很远了。《诗经》说：「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又说：「淮夷所服从，淮夷最终被俘获。」大概现在的河东，在古代是北狄；现在的淮甸，在古代是东夷。周朝时所治理的，只是中原地区罢了。中原地区，平坦而山泽少，所以井田之法以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酂、鄙、县、遂，寓于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从九夫为井，积累到百里为一同。王畿千里，积累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其制定军队也有伍、两、卒、旅、师、军的法规，而寓于农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相当于一乡的军队。六乡七万五千人，相当于六乡的军队。六乡的军队出征就没有不胜利的，这是中原的定制。其外则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山林川泽多而可耕种的土地少，与中原地区不同。然而后世没有封建的制度，而想要实行井田、肉刑来达到太平，这也很难了。从前夏少康在虞思，有田地一成，有民众一旅，那么井牧的制度古代就已经有了。周朝能够增减变通，达到非常完备，所以如此。《山海经》不知道是谁写的，它所说的都是九州之外，耳目所达不到的地方，颇为怪异而不可信。古代的圣人作书如六经，所以被天下后世所信任，作为常经法。像耳目所达不到的地方，圣人本来省略而不论述。那么《山海经》不是圣人所作，可以知道了。《史记·孟轲传》说：「驺衍作终始大圣的篇章，所谓中国，在天下只有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的九州就是这样，不能算作州的数目。中国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有九个，才叫作九州。」他的话荒谬不经，大概未能笼络浅陋的百姓，适宜后世君子鄙视他的学问，大概与田骈、慎到之类的人同类，都是圣人的罪人。

译鄢

《春秋》隐公元年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了共叔段。杜预说：鄢就是现在的颍川郡鄢陵县。陆德明《春秋释音》说：鄢读作“于晚反”，又读作“于建反”，又读作“于然反”。观国私下认为，地名不可以有两个读音，而这里却开了三个读音，为什么呢？查考《广韵》，平声“鄢”读作“于干切”，又读作“于晚切”，是鄢陵县的名字，也写作“傿”。上声“鄢”读作“于宪切”，引用《左传》中“晋侯、郑伯在鄢陵作战”的记载。大概字书虽然也分了三种读音，但对于“鄢”这个地方，并没有不同的含义。陆德明看到它有三种读音，所以都列在《释音》中，应当只取一种读音来读就可以了。前汉《地理志》陈留郡有鄢县，应劭说：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说的就是这个。又颍川郡有傿陵县，而后汉《郡国志》颍川郡有〇陵县，注释说：春秋时期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那么，有的用“鄢”字，有的用“傿”字，有的用“〇”字，这三个字是通用的。《春秋》桓公十三年，《左氏传》说：到了鄢地，打乱次序渡河。成公十三年传说：无礼必定会食言。杜预说：这是为十六年鄢陵之战做铺垫。经文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作战。襄公十三年传说：因此不修德行而在鄢地丧失了军队。昭公四年传说：把赖国迁到鄢地，又说：楚国没有防备晋国而在鄢地战败。又十三年传说：王防夏天想要进入鄢地。所有这些《春秋》及《左氏传》，有的说鄢，有的说鄢陵。陆德明《释音》都读作“于晚反”，而杜预都以颍川郡鄢陵县来解释，大概是一个地方。《史记·韩世家》宣惠王十四年，秦国攻打并在鄢地击败了我们。徐广说：颍川郡鄢陵县，鄢读作“于干反”。直到今天鄢陵县的人读“鄢”为平声，它的读音没有改变。那么，应当把“鄢”读作平声，顺应古今人们所读的音。前汉《地理志》颍川郡又有郾县，颜师古说：郾读作“一战反”，这是另一个县。

县同名

前汉《地理志》《齐郡》有临朐县，《东莱郡》又有临朐县。应劭说：“临朐山。”颜师古说：“各自以靠近的地方命名。”大概两个县都因为靠近临朐山而取了相同的名字。九江郡有曲阳县，应劭说：“在淮水弯曲处的北岸。”东海郡又有曲阳县，应劭说：“在淮水弯曲处的北岸。”大概两个县都因为位于淮水弯曲处的北岸而取了相同的名字。齐郡与东莱郡相互邻近，九江郡与东海郡相互邻近，所以它们取县名时各自以靠近的山和水来命名，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至于两个郡相距很远而县名也有相同的：东海郡有武阳县，犍为郡又有武阳县；临淮郡有高平县，安定郡又有高平县；武都郡有武都县，五原郡又有武都县；平原郡有富平县，北地郡又有富平县；涿郡有高阳县，琅邪郡又有高阳县；桂阳郡有阴山县，四河郡又有阴山县；安定郡有安定县，交阯郡又有安定县；临淮郡有广平县，广平国又有广平县；千乘郡有平安县，广陵国又有平安县；颍川郡有定陵县，汝南郡又有定陵县；东海郡有开阳县，临淮郡又有开阳县；琅邪郡有平昌县，平原郡又有平昌县；平原郡有阿阳县，天水郡又有阿阳县；清河郡有东阳县，临淮郡又有东阳县；豫章郡有宜春县，汝南郡又有宜春县；东海郡有新阳县，汝南郡又有新阳县；沛郡有建成县，勃海郡又有建成县；左冯翊有高陵县，琅邪郡又有高陵县；左冯翊有武城县，襄定郡又有武城县；钜鹿郡有新市县，中山国又有新市县；东海郡有东安县，城阳国又有东安县；金城郡有金城县，陇西郡又有金城县。所有这些，都是两个郡相距很远而县名相同的情况。古代的封爵多取县名，所以前汉《王子侯年表》中有平昌侯刘卬、宜春侯刘成、建成侯刘拾、新市侯刘吉、安定侯刘贤、东阳侯刘洪、东安侯刘彊、建阳侯刘咸、广平侯刘德、新阳侯刘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中有广平侯薛欧、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中有新市侯王弃；《外戚恩泽侯年表》中有建成侯吕释之、宜春侯王防、富平侯张安世、高阳侯薛宣、高陵侯翟方进，所有这些所封的爵位，都有两个县同名，既然不是他们的故乡，都是泛封。应当只食邑一个县，没有食邑两个县的。不知道当时所封的爵位只选取了哪个县？考据《汉书》，没有辨别差异，那么当时主管封爵的官员，是草率行事吗？

地名旁犯

襄邑县的当地人称呼他们的地方为襄陵。查考《前汉地理志》：陈留郡襄邑县。颜师古注释说：本来是承箱县的襄陵乡，宋襄公葬在这里，所以叫襄陵。秦始皇因为承箱低洼潮湿，所以把县治迁到襄陵，称为襄邑县。那么当地人称呼襄邑为襄陵，是对的。然而河东郡本来就有襄陵县，《前汉地理志》河东郡襄陵县注释说：晋襄公的陵墓名字，因此作为县名。如果称呼襄邑的地方为襄陵，就与河东的襄陵相同了，

译这是自己制造疑惑。毗陵县的当地人称呼那块地方为延陵。查考《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毗陵县下注解说：这是季札居住的地方，以前叫延陵，汉朝时改名为毗陵。那么，当地人称呼毗陵为延陵，是正确的。然而代郡本来就有延陵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设有延陵县。如果将毗陵那块地方称为延陵，就会与代郡的延陵相同，这是自己制造疑惑。这就好比关中有咸阳县，而云中郡正好也有咸阳县；宣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好也有南陵县；鼎州那块地方有武陵，而汉中郡正好也有武陵县；韶州那块地方有曲江，而西汉都城曲江的名称非常显赫。应当加以区分，不要拘泥于似是而非的情况就可以了。至于兰陵有南兰陵，兖州有南兖州，不羹有东不羹、西不羹，屈地有南屈、北屈。凡是这类情况，古人也考虑到名称重复的问题，所以用东、西、南、北来加以区别。

译羹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有羹颉侯刘信，《前汉王子侯年表》中有颉羹侯刘信。服虔说：“颉音戞，意为击打。在《史记》中称为羹颉，在《汉书》中称为颉羹，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查阅《史记·楚元王世家》记载：‘高祖的长兄伯早逝，高祖微贱时曾躲避差事，时常带着宾客到嫂子家吃饭，嫂子厌恶小叔子，假装羹汤已尽，搅动锅底，宾客因此离去。随后查看锅中还有羹汤，高祖怨恨他的嫂子。等到高祖称帝，封赏兄弟，唯独伯的儿子没有受封，太上皇为此进言，高祖说：‘不是忘记封赏他，是因为他的母亲不贤惠。’于是便封他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裴骃注说：‘羹颉侯于高祖七年受封。’由此看来，那么《史记》年表称羹颉侯的是正确的，《汉书》年表颠倒文字为颉羹，是错误的。颍川郡地名中有不羹，羹读作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说：‘如今我大力修筑陈、蔡、不羹的城池，诸侯难道不畏惧我吗？’子革回答说：‘这四个国家足以令人畏惧。’杜预说：‘四国，指陈、蔡、两个不羹。’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羹读作郎。’又十三年《左传》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率领陈、蔡、不羹、许、叶的军队。’《经典释文》说：‘羹读作郎。’《前汉地理志》颍川郡定陵县有东不羹，襄城县有西不羹。颜师古说：‘羹读作郎。’《后汉郡国志》颍川郡定陵县有东不羹，章怀太子注引用杜预的话说：‘县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县有西不羹，注引用杜预的话说：‘有不羹城。’那么子革所说的陈、蔡‘不羹’为四国，就是杜预所说的陈、蔡‘两个不羹’。两个不羹即东不羹和西不羹，由此可知《春秋》时已经区分东不羹了。羹读作郎，自古以来都这样称呼。宋玉《招魂》说：‘肥牛的腱肉，炖得芳香调和，酸中带苦，陈列吴羹，浸煮甲鱼、烤羊羔，有柘浆，鹳酸煮鸭，煎鸿雁。’根据音韵押韵来看，也将羹读作郎。凡是地名有其他读音的，字书大多也不记载，羹读作郎之类就是如此。

阙地

地名有历经时间久远、文籍散失而无法考证的。春秋桓公十一年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九月，在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结盟。僖公十五年三月，鲁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文公十年秋天，与苏子在女栗结盟。冬天，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十三年冬天，卫侯在沓会见鲁公。成公十二年夏天，鲁公在琐泽会见晋侯、卫侯。秋天，晋人在交刚击败狄人。十七年十一月壬子，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十八年冬天十二月，仲孙蔑在虗朾与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舒共同结盟。襄公五年夏天，仲孙蔑、卫孙林父在善道会见吴子。二十一年冬天，鲁公在商任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昭公十一年五月，仲孙貜与邾子在祲祥结盟。秋天，季孙意如在厥憗会见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二十六年秋天，鲁公与齐侯、莒子、邾子、〇伯在鄟陵结盟。定公三年冬天，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结盟。十年冬天，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会见。威公十年《左传》说虞公出逃到共池。僖公二年《左传》说开始在多鱼泄露师情。襄公十九年《左传》说齐国与晋国讲和，在大隧结盟。所有这些《春秋》及《左传》所记载的地名，杜预都说是阙地（无法考证）。晋代距离周、秦、汉不远，虽然经历秦火，但汉代文籍非常完备。凭借杜预在《春秋》方面的博学，对于阙地尚且有所不能考证。何况后世屡次遭受兵火，书籍错乱，不仅仅是阙地而已。《前汉地理志》左冯翊征县，颜师古说征音惩，即现在的澄城县。引用《左传》取北征即此地，而杜元凯未详知其处。大概是将征改为澄，于是晦涩而无法考证了。右扶风有郁夷县，班固引用《诗经》周道郁夷，颜师古说《四牡》诗“四牡騑騑，周道逶迟”，韩诗作周道郁夷，所以班固因沿用郁夷字罢了。琅邪郡有计斤县，颜师古说即《左氏传》所说的介根。语音有轻重罢了。辽东郡有无虑县，颜师古说虑音闾，即所谓的医巫闾。西河郡有圜阳县，又有圜阴县，颜师古说圜字本作圁，圁阳在圁水之阳，圁阴在圁水之阴，后来误写为圜字。现在有银州银水，即是旧名犹在，只是字变了罢了。汉右扶风的槐里县，在周时名叫犬丘，秦更名废丘，汉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为槐治。凡是这类都因更改而变易其字，进而又导致讹误其声音。如果书籍湮灭，那么又缺失遗漏而无法考证，不值得奇怪。《前汉》路温舒传说：“温舒举孝廉为山邑丞。”颜师古说：“山邑不知其处。”像这样的，即使博学也无法措辞。

改地名

《前汉地理志》曲阳县共有五个：东海郡有曲阳县，九江郡有曲阳县，常山郡有上曲阳

译县名中，钜鹿郡有下曲阳县，交阯郡有曲阳县。应劭说：“东海郡、九江郡的曲阳县都在淮水弯曲处的北岸，那么常山郡、钜鹿郡的曲阳应当是在黄河弯曲处的北岸，而交阯郡濒临大海，应当是在海水弯曲处的北岸。”上曲阳位于河流上游，下曲阳位于河流下游，所以用上下来区分。大体上，地名相同就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来加以区别。王根在汉成帝时担任大司马，被封为曲阳侯。曲阳有五个，不知道当时他食邑的是哪一处。王根曾经推荐王莽代替自己，等到王莽得势时王根已经死了。王莽认为曲阳不是吉利的称呼，于是追谥王根为直道侯。大概是王莽内心厌恶忌讳“曲”字而改称的。广平国有曲周县，又有曲梁县。王莽厌恶“曲”字，把曲周改为直周，曲梁改为直梁。太原郡有阳曲县，隋文帝因为自己姓杨，内心厌恶阳曲这个称号，于是改为阳直。中山国有曲逆县，又有安险县，又有苦陉县。汉章帝内心厌恶曲逆、险、苦这些字，所以把曲逆改为蒲隂，把安险改为安憙，把苦陉改为汉昌。像这类情况，都是出于内心厌恶忌讳而改名的，凡是内心不足的人，外面就多疑忌丑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古人用“曲”“险”等字命名县名的很多：山阳郡有曲乡县，东莱郡有曲成县，琅邪郡有海曲县，东海郡有平曲县，会稽郡有曲河县，桂阳郡有曲江县，广平国有南曲县，辽东郡有险渎县。像这样的，又怎么能全部改过来呢？《春秋》桓公六年，《左氏传》说：“桓公向申繻询问命名，申繻回答说：‘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畜牲名，不用器物币帛名。用国名就会废弃国号，用官名就会废弃职事，用山川名就会废弃主祭，用畜牲名就会废弃祭祀，用器物币帛名就会废弃礼制。’”晋国因为僖侯而废除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除了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除了两座山。大概不用国名，是担心废弃国号；不用山川名，是担心废弃山川名号。鲁国有具山、敖山，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鲁国既然避讳献公、武公的名讳，那么具、敖两座山的名字就废弃了。鲁国是周公制定的礼义之国，而在《曲礼》方面尚且不能遵循，何况后世呢？汉文帝名恒，把恒山改为常山；汉光武帝叔父名良，把寿良县改为寿张县；汉殇帝名隆，把隆虑县改为林虑县；北齐文宣帝太子名商，把商州改为赵州。隋炀帝名广，把广平郡改为永平郡。凡是这类情况，都是因为名讳而废弃了国家、城邑、山川的名号。又有随意更改的：秦始皇因为望气者说金陵有天子气，所以东巡以压制它，而把金陵改为秣陵。汉光武帝把芒县改为临睢县。汉安帝因为孝徳皇后葬在清河郡的厝县，而改名为甘陵，又把千乗郡的狄县改为临济县。秦始皇忌讳金陵的王气，却不致力于修德，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汉安帝忌讳夷狄的称呼，而权力归于邓氏，国家法度因此败坏。那么随意更改，真的有益吗？而且地名，是古代就确定的。既因为厌恶忌讳而改名，又因为名讳而改名，又因为随意而改名，不也太麻烦了吗？济南郡有于陵县，而齐国有庾于陵；河内郡有野王县，而陈国有顾野王。这是用国家城邑来命名。一个普通的寒士，尚且超越礼制，能不感到惭愧吗？

译檇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于越在檇李打败了吴国军队。杜预注说：“檇李，位于吴郡嘉兴县南面的醉李城。”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檇，音同‘醉’。”《前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郡由拳县，注解说：这是原来的就李乡，是吴越交战的地方。”应劭注说：“这就是古代的檇李。”啖助在《春秋纂例》中说：“于越在隽李打败吴国，在《春秋》中称为檇李，在杜预注中称为醉李，在《前汉书·地理志》注中称为就李，在《春秋纂例》中称为隽李。大概‘檇’与‘醉’同音，可以通用，而‘就’字与‘檇’不同音。《前汉书·地理志》注说‘故就李乡’，那么是先有乡而后有城，适宜‘就’在前，‘檇’在后。‘隽’不过是‘檇’的省写罢了。”《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吴郡由拳县，章怀太子注说：《左传》记载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引用《干宝搜神记》说：“秦始皇东巡，望气的人说：‘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之气。’秦始皇到达后，命令十万囚徒挖掘污秽那片土地，用恶名标记它，所以改名为由拳。”那么，应当是从檇李改为由拳。檇李这个名字并没有显得好，而用恶名标记，于是改为由拳。然而由拳这个名字也没有显得恶，秦始皇区分美恶如此不审慎，为什么呢？

郦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打败莒国军队。杜预注说：“郦，是鲁国的地。”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郦，力知反。”查考字书，平声有“郦”字，吕知切，指鲁地；入声有“郦”字，郎击切，是南阳的县名，也是姓氏。所谓吕知切指鲁地的，就是春秋时在郦打败莒国这件事；所谓郎击切指南阳县名的，是《前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郦县，如淳注说：“郦，音同‘蹢躅’的‘蹢’。”大概“蹢躅”的“蹢”音持益切，与“掷”字同音，这就与字书入声郎击切的音训不同了。又《前汉书·地理志》弘农郡析县注说：“黄水出自黄谷，鞠水出自析谷，都向东流到郦汇入湍水。”颜师古说：“郦，音持益反。”大概持益反音同“掷”，就是如淳所说的音同“蹢躅”的“蹢”。颜师古是沿用如淳的读音。然而《前汉书·郦商传》，颜师古注说：“郦，音同‘歴’。”这是字书入声郎击切作为姓氏的读音。师古在郦商传中已经将郦音读为歴了，又在《地理志》析县注中将郦音读为持益反，这是音训不相符合。观国按：“郦”字在鲁地的音读为力知反，在南阳的音读为歴，而姓氏也音读为歴，如郦商、郦食其、郦炎、郦道元之类，都音读为歴。至于音读为持益反的，虽然设有这个读音但与姓氏不合，这是多余的了。

〇

“〇”字毗至切，下面从“畀”字。《说文解字》说：“畀，国名。”这就是舜封象于有〇的地方。“庳”字下面从“卑”字。《说文解字》说：“部弭切，低下。”又说：“中伏舍也。”又说：“屋庳也。”“于”字书“〇”字在去声，与“鼻”字同韵。“庳”字在上声，与“婢”字同韵。这两个字音与义都不同。书史中用“有〇”多写作“庳”字。如《孟子》说：“象极不仁，封他在有庳。有庳的人有什么罪呢？”用“庳”字的是讹误。然而《前汉书·昌邑王贺传》说：“舜封象于有鼻。”颜师古注说：“有鼻在零陵，现在的鼻亭就是。”这里用“鼻”字，“〇”与“鼻”都从“畀”，又同音通用，没有嫌疑。《邹阳传》说：“从前舜的弟弟象，每天以杀舜为事，等到舜立为天子，封他在有卑。”又用“卑”字，是班固假借使用罢了。而服虔注说：“卑音畀，给予的畀，不对。”虽然假借使用“卑”字，也与“〇”同音。

会缶

《前汉书·高祖纪》说：“十一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十二年十月，皇上在会缶打败英布军队。”孟康注说：“会缶音侩保，邑名，属于沛国蕲县。”苏林注说：“缶音垂。”晋灼注说：“是乡名。”颜师古注说：“会，二外反；缶，丈瑞反。缶本作垂。”观国按：《前汉书·英布传》说：“向西与皇上军队在蕲西会垂相遇。”又查《史记·高祖纪》：“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十二年十月，击破布军于会甀。”又《史记·黥布传》说：“向西与皇上军队在蕲西会甀相遇。”大概《前汉书·英布传》作“垂”字，《史记》纪传都作“甀”字。“垂”上面从“垂”，在字书中为“垂”，那么“甀”“垂”都从“垂”，其偏旁或从“瓦”，或从“缶”，其实是一个字。应当依据颜师古音“丈瑞反”，而《汉书·高祖纪》作“缶”的，是省文。《前汉书·地理志》沛郡蕲县有“垂”乡，颜师古注说：“垂，音直恚反。”《后汉书·郡国志》沛国蕲县，章怀太子注说：“高祖在会甀击黥布。”那么《地理志》用“垂”字的，也是省文。凡是省文必定保留其母体而省去其枝叶，“垂”是母体，“瓦”“缶”是枝叶。

译班固在《地理志》中省略“瓦”“缶”而使用“垂”，是可以的；但在《高祖纪》中却省略“垂”而保留“缶”，这就错了。

译九夷

《旅獒》说：只有能够战胜商朝，于是才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论语》说：孔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观国按：《后汉书·东夷传》说：夷人有九种，叫做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周康王时期，徐夷僭越称王，于是率领九夷来讨伐宗周，向西到达黄河边上。周穆王任命徐偃王来统领他们。章怀太子注引《竹书纪年》说：九夷前来抵御。又说：周后泄二十一年，任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周后相即位二年，征讨黄夷。七年，于夷前来朝见。少康即位，方夷前来朝见。这就是古代九夷的名称。到了后世，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有的被大国所灭。周宣王命令召公平定淮夷。《春秋》中晋国军队灭掉赤夷，郤缺俘获白狄之类的事情就是如此。孔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有人说：“那里简陋，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意思是君子用道德教化百姓，那么即使是夷貉那样简陋的国家，也可以施行教化。《采薇》诗说：西边有昆夷的祸患。《緜》诗说：混夷奔跑而来。《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第二年讨伐犬戎。前汉《匈奴传》说：周西伯昌讨伐畎夷，周穆王讨伐畎戎，申侯联合畎戎攻打周幽王。颜师古注说：“畎，音工犬反。畎夷就是畎戎。”又说：昆夷有的写作混，又写作绲，混、绲都音工本反。那么有的说犬戎，有的说畎夷，有的说昆夷，有的说混夷，有的说绲夷，有的说徐夷，有的说淮夷，它们的名称与九夷不同，大概是因为事情而产生名称，都不超出九夷的范围。前汉《匈奴传》说：晋文公驱逐戎翟，有赤翟、白翟，将狄改为翟，是假借字。畎夷就是犬夷，这两个字应当同音“犬”。而颜师古说：“畎音工犬反”，这是错误的。

瓡防

《史记》汉楚以来侯者年表中有瓡讘侯杆，又建元以来王子侯年表中有城阳顷王的儿子瓡侯刘息。徐广注说：“瓡一作报。”观国按：《前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狐讘县，又《景武昭宣功臣年表》中有瓡讘侯杆。颜师古注说：“瓡读与狐同，讘音之渉反。”由此知道《史记》年表中的瓡讘侯就是狐讘侯，杆者是姓杆名者。又王子侯年表中有城阳顷王的儿子刘息被封为瓡侯，颜师古注说：“瓡就是瓠字。”由此知道《史记》年表中的瓡侯就是瓠侯。徐广说瓡作报是错误的。《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有防城侯周緤，而《前汉书·高祖功臣侯年表》中有防城侯周緤。颜师古注说：“防音陪，又音普肯反。”观国按：《前汉书·周緤传》说：“十二年改封周緤为防城侯。”服防注说：“音菅蒯之蒯。”苏林注说：“防音薄回反。”颜师古注说：“防字从崩从邑，音蒯是错误的。”吕忱音陪，而《楚汉春秋》写作凭城侯，陪和凭相近，这才是正确的。又音普肯反，由此看来，那么防字是正确的，蒯字是错误的。《史记》使用蒯字，所以服防有菅蒯的读音。《玉篇》说：“防音薄梅切，是乡名。”《广韵》平声说：“防音薄回切，乡名在扶风。”上声说：“防音普等切，引《穆天子传》说：西征到达防。”郭璞注说：“是国家名。”由此知道防城侯应当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风是正确的。周朝古都镐京，而穆天子西征到达防，那么防又在镐京之西，在字书中音普等切的是正确的。这自然是一个国家名，不是扶风的防。

鄗蒿

《左氏春秋》经文说：“威公十五年夏，许叔进入许国。公在艾地会见齐侯。”《左氏传》说：“公在艾地会见齐侯，谋划安定许国。”《公羊春秋》说：“公在鄗地会见齐侯。”啖助、赵匡《春秋纂例》差缪略说：“公在蒿地会见齐侯。”啖助说：“如果是艾，不应该误写为鄗；如果是鄗，不应该误写为艾。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观国按：《春秋》隐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在艾地会见齐侯结盟。《左氏传》说：“在艾地结盟，开始与齐国和好。”杜预注说：“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那么艾是齐鲁的边境，两位君主相见的地方。威公十五年夏，许叔进入许国，公在艾地会见齐侯。《左氏传》说：“谋划安定许国。”大概许国与齐鲁相接，齐鲁两位君主在艾地会见，谋划在于安定许国，在地理上都很顺理成章。况且隐公六年曾经在艾地结盟了，应当以艾字为正确。鄗是常山郡的鄗县，汉光武帝在鄗即位，改为高邑。鄗不是齐鲁相见的地方。蒿也不详细。查考啖助、赵匡《春秋纂例》地名谱，在桓公十五年不记载蒿地，而盟防谱在桓公十五年说：“公在艾地会见齐侯。”既然在盟防谱中说艾，而在差缪略中反而说：“公在蒿地会见齐侯。”那么知道蒿字是错误的。啖氏却说：“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为什么呢？

学林卷六

译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学林》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学林卷七

宋 王观国 撰

柳子厚非《国语》

《国语》说：周宣王不再亲自耕种千亩籍田，富辰进谏。柳子厚反驳说：“古代必定要耕种千亩籍田，只是礼仪的装饰罢了。不如适时役使百姓而不剥夺他们的劳力，节约用度而不耗尽他们的财力，互通有无，和睦乡里，那么粮食本来就是百姓最迫切的需求，不用劝勉百姓也会努力耕作了。”王观国按：礼制规定，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给祭祀用的礼服。谷物和礼服都齐备了，然后才可以祭祀宗庙。这是君王亲身表达诚意以尽孝道，举此表率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努力耕种、努力养蚕。其意好像是说：“想到天下平民百姓，有懒惰耕种而遭受饥饿的，有懒惰养蚕而遭受寒冷的。现在我身为天子，尚且不敢忘记耕种之事，我亲自率领他们，希望天下人都知道努力耕种，而百姓没有遭受饥饿的了。王后身为尊贵，尚且不敢忘记养蚕之事，我亲自率领他们，希望天下人都知道努力养蚕，而百姓没有遭受寒冷的了。”这也如同圣人自身节俭以表率天下。圣人难道能必定让天下人不奢侈浪费吗？我展示节俭给他们看，那么天下人观察并受感化，或许奢侈浪费的习气可以革除了。既然如此，那么君王亲自耕种籍田，实在是为政的大事。至于适时役使而不剥夺劳力，节约用度而不耗尽财力，互通有无，和睦乡里，这也是为政不可缺少的，难道因为耕种籍田就废弃这些吗？如果君王不能适时役使而剥夺百姓劳力，不能节约用度而耗尽百姓财力，以至于有无不能互通，乡里不能和睦，这是君主失去了政治的道理，并不是耕种千亩籍田的过错。如果说耕种千亩籍田只是徒具形式，没有实际利益，那么前面所说的自身节俭也是徒具形式吗？

《国语》说：“谷水与洛水相斗，将要毁坏王宫。周王想要堵塞它，太子晋进谏，等等。”柳子厚反驳说：“堵塞它确实是正确的，那个小子喋喋不休的样子，又值得记载吗？”王观国看太子晋进谏的文辞，认为辨析确实值得嘉奖。秦汉以来，文士未能超过，并不是喋喋不休的庸俗之辈。

《国语》说：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柳子厚反驳说：山川，不过是天地间的物体，阴阳之气在其中游动，自己运动自己停止，自己耸立自己流动，这哪里是与我谋划？自己争斗自己枯竭，自己崩塌自己缺损，这哪里是为我设置？王观国私下认为：天地有山川，就像人有肢体、气血一样。天地阴阳之气不和，就有山崩水竭的灾祸；一个人的身体，阴阳之气不和，就变成为疾病。圣人与天地同体，害怕阴阳之气不和，就会成为灾祸成为疾病。成为灾祸成为疾病，就是变异。所以《春秋》记载“沙鹿山崩塌”“梁山崩塌”，是记录变异。《左氏传》说：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山崩川竭，君主为此不举行宴会，降低服饰乘坐素车，撤去音乐离开正殿，祝官奉献币帛史官致辞，以礼对待。三川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将要灭亡了。意思是说君王不能修养德行以招致和谐，而变异显现，那么国家就有灭亡的道理了。

《国语》说：“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单穆公认为不可以，等等，可以说后而先做，叫做招致灾祸。”柳子厚反驳说：“认为大钱有害的，我不知道。周朝当时情况如何呢？他说招致灾祸，则未曾听说过。”王观国按：“单穆公说可以后做的，那一定是当时不宜使用大钱。先做而招致灾祸的，那一定是当时不宜使用却急切使用，那么法令就不符合百姓的心意了。法令不符合百姓的心意，就是动乱的招引，难道只是灾祸而已吗？”

《国语》说：“献公占卜讨伐骊戎，柳子厚反驳说：‘占卜，是圣人用来驱除愚昧百姓的。不是常用而取信于它，即使不使用它，不信任它也可以。’王观国按：圣人在占卜方面有所谓‘通晓天下的意志，成就天下的事务，安定天下的基业，防范天下的疑虑’的，其精妙达到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程度，不仅仅是驱除愚昧百姓而已。”

《国语》说：献公问卜偃说：“攻打虢国在什么月份？”回答说：“童谣中有记载。”柳子厚反驳说：“童谣没有值得采纳的，君子不谈论它。”王观国按《诗经》《尚书》中有说：“古人有言。”有说：“夏谚。”有说：“周谚。”这些都与童谣同类，大概都是君子的言论，只是假托说“古人”“夏谚”“周谚”“童谣”罢了。所以《诗经》三百篇，大多由妇人、女子、小夫、贱者所作，如果他们的言论有理而不违背道义，即使是童谣有什么妨害呢？

《国语》说：晋国饥荒，晋君问箕郑说：“救饥荒用什么？”回答说：“信用。”柳子厚反驳说：“信用是政治的常规，不可片刻离弃。圣人唯独救饥荒吗？他的言论就太远了。”王观国按：箕郑的回答，大概出于孔子所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是推究根本而言的。认为晋君如果信用一向在百姓中显著，那么饥荒就不值得担忧了。如果说：“打开粮仓来救济他们，向邻国借粮”，这是有关部门的常规做法，不足以回答晋君的提问。

《国语》说：平公喜欢新声，师旷说：“公室大概将要衰微了吧？”柳子厚反驳说：“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嘴巴对于味道一样。如果喜欢新味道，也将衰微吗？”王观国按：声音与政治相通，所以《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