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卷三

译因为父亲名防，请求改换地名。其他郡于是将“会”改为“郐”，舒还是不得已而执行。张稷担任永宁太守，因为父亲名永，所以将永宁改为长宁。王彧字景文，名字与宋明帝的避讳相同，所以景文以字行世。孔靖字季恭，名字与宋武帝祖父的避讳相同，所以季恭以字行世。王懿字仲德，王献字元德，在晋太元末年，迁徙居住在彭城，因为“懿”字触犯晋宣帝名讳，“献”字触犯晋元帝名讳，所以王仲德、王元德兄弟都以字行世。谢裕字景仁，褚裕之字叔度，张裕字茂度，因为宋武帝避讳“裕”字，而三人的名字都与宋武帝名讳相同，所以都以字行世。隋朝避讳“忠”字，将中书省改为内书省，凡是“中”字都改为“内”。隋炀帝名广，所以广平郡改为永平郡，广宗县改为宗城县等就是这类情况。唐高祖的祖父名虎，父亲名昞，所以唐人文字中将“虎”改为“武”，将“昞”改为“景”。唐高祖名渊，所以刘渊改称刘元海，戴渊改称戴若思，公孙渊改称公孙文懿等就是这类情况。唐太宗名世民，所以唐人书写“世”字为“世”，书写“民”字为“民”，又将“枼”改为“〇”，以避“世”字，将“昬”改为“昏”，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都将“民”改为“人”。唐高宗名治，所以唐人文字都将“治”改为“理”。武后名曌（音照），所以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为重润，而鲍照文集改为鲍昭等就是这类情况。武后父亲名士彠，韦思谦本名仁约，因为接近武后父亲的名讳而觉得忌讳，而以字行世。唐明皇名隆基，所以睿宗儿子惠文太子隆范，薛王隆业，都去掉“隆”字等就是这类情况。唐睿宗名旦，张仁愿本名仁亶，因为接近睿宗名讳，改为仁愿等就是这类情况。高宗儿子封孝钦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因为避孝钦皇帝名讳而以字行世。唐宪宗名纯，所以王纯改为王绍等就是这类情况。唐穆宗名亘，所以亘州改为镇州等就是这类情况。李涵提拔为太子少傅，吕渭提出建议，说李涵父亲名少康，应当避讳。源乾曜因为父亲名师，百姓不拜太子少师。贾曾因为父亲名言忠，不拜中书舍人。李贺父亲名晋肃，有人进言李贺不应参加进士科举，韩愈为此写了《讳辨》就是这类情况。朱温祖父名茂琳，将“戊”改为“武”，至今北方人称呼“戊”为“武”。又朱温父亲名诚，朱温篡唐占据汴州时，为了避讳“城”字，所以韦城、考城、胙城、襄城等县至今只称为韦县、考县、胙县、襄县。李克用父亲名国昌，李克用建立政权后，州县名中有“昌”字的都全部改换避讳；又人名中有“昌”字的也改换避讳，高季昌改为季兴等就是这类情况。从秦汉以下到五代，其严苛的避讳情况可以知道了。名字，是用来区别同姓而想要知道其宗族世系次序的。前汉高祖十年，迁徙代王如意为赵王；平帝元寿二年，立代孝王刘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况且刘氏同宗而同名如意，怎么区别他们呢？《唐书》记载：太宗儿子纪王慎，慎的儿子义阳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儿子郁林王名恪，而宪宗儿子建王名恪。况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怎么区别他们呢？夏商之时质朴，质朴则事务简单，所以没有避讳；周之时文饰，文饰则事务完备，所以有避讳而不严苛避讳。秦汉以来，比“文”更“文”了，比“文”更“文”则事务繁多，事务繁多则产生疑虑，产生疑虑则为之设防，严密了。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严苛避讳的原因。

译古今人表

《前汉书·古今人表》将人物分为九等，其中最低的第第九等称为愚人。班固将不道的君主、叛逆凶恶的臣子都列入第九等，这是贬斥恶行、劝勉善行的用意。夏桀、商纣、妲己、管叔、蔡叔、周幽王、周厉王、州吁、赵高之流，列入第九等是适宜的。然而鲧和周平王也列在第九等，这是因为鲧在舜的时代，群臣一致推举他能够治水，那么他的才智本来就在朝廷享有声誉，不幸的是治水没有成功，那是智慧有所局限而力量有所不足，所以如此。舜处死鲧，是为了警戒群臣，让后来治水的人不要重蹈鲧无功的覆辙。既然如此，那么鲧并不是愚人，好比作战而失败一样，作战失败，难道就立刻成为愚人吗？周平王被西戎逼迫，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弱，不能抵挡，所以平王东迁以躲避他们，是迫于不得已。平王不是不道的君主，鲧不是叛逆凶恶的臣子，班固将他们列入愚人之列，那就错了。又如荀卿排在第二等，而孔子的弟子却排在第三等，老子曾经做过孔子的老师，却排在第四等，列子是得道的贤人，庄周曾经拜他为师，却与师旷、扁鹊同列第五等，孔文子是被孔子称赞过的人，反而排在第七等，像这类升降不合情理的情况数不胜数，怎么足以符合公正的舆论呢？表中没有汉朝人，那就是有古人而没有今人，难道是书没有完成吗？

挏马

《前汉礼乐志》说：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七十二人供给太官制作挏马酒。李奇注说：用马乳酿酒，撞击搅拌后才制成。颜师古注说：挏音动，马酪味道像酒，喝了也能醉，所以称为酒。又《前汉百官公卿表》说：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家马为挏马。应劭注说：主管乳马，取其乳汁搅拌处理，味道酸可以饮用，因此用这个名称命名官职。如淳注说：主管乳马，用皮革做成夹层容器，容纳几斗盛马乳，搅拌取其上层肥厚部分，因此命名为挏马。现在梁州也称马酪为马酒。晋灼说：挏音挺，是搅拌的挏。观国按：挏马是官号，不是酒名。《前汉百官公卿表》说：太仆掌管车马，有家马令、五丞、一尉。颜师古注说：家马，是主管供给天子私用的，不是大祭祀、军事、国家所必需的，所以称为家马。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家马为挏马，那就是把家马的官名改为挏马罢了。如果这样，那么太仆有挏马令一人，有挏马丞五人，有挏马尉一人，他们所管辖的也是主管供给天子私用的马，那么挏马就是太仆的属官。字书说：挏，是拥、引的意思，以拥引马为义，所以叫挏马。《礼乐志》说：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七十二人供给太官挏马酒，那是用七十二人供职于太官令役，用来酿酒以供给挏马官。从《礼乐志》上下文考察，可以看出志书说：河间献王进献雅乐，到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代承袭河间乐，他的弟子宋煜等人上书陈述此事，下交公卿讨论，认为年代久远难以分辨清楚，议论停止。这时郑声尤其盛行，哀帝在做定陶王时就痛恨它，等到即位就下诏罢免乐官，对于不符合经法的郑卫之乐，逐条奏报。丞相孔光、大司马何武奏报那些不应经法的，或者是郑卫之声，都罢免其名称，有数十种，有的罢免有的不罢免。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七十二人供给太官挏马酒，那七十人可以罢免的，大概乐师学徒是学习音乐且有俸禄供养的人。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冗员如此之多。那七十二人供给太官挏马酒的，是将这七十二人拨给太官，让他们服役来酿酒，以供给挏马所用。大概挏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定很多，当时挏马所用的酒，由太官合供，所以拨给这七十二人让他们在太官服役，让他们酿酒；而那七十人则罢免不用。大概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将七十二人拨给其他机构，而其余七十人又罢免不用。这是乐师学徒一百四十二人，都裁减而不在乐府了。这些都是不应经法的。哀帝痛恨郑声，裁减乐官，本志首尾记载得很详细，而各家注释《汉书》，却把挏马当作酒名，那就错了。志书说：“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供给南北郊祭祀。”又说：“供给南郊祭祀用六十七人。”又说：“郑声防员六十二人，一人供职雅乐，六十一人可以罢免。”凡此都称“给”，大概“给”属于别局，与“给”太官的“给”相同。如各家注释《汉书》的，把“给”当作“给酒”，那就更错了。颜氏《家训》拘泥于《汉书》注释的说法，不能考证辨明，最终取撞击搅拌的意思，又说挏是桐，应当在桐花开时制作马酒，其穿凿更加严重了。

耳孙

《前汉惠帝纪》说：“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爵位以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应当受刑以及应当服城旦舂刑的，都改为耐刑，服鬼薪、白粲之役。”应劭注说：“耳孙，是玄孙的儿子。”李斐说：“耳孙，是曾孙。”晋灼说：“耳孙，是玄孙的曾孙。”颜师古说：“耳孙各种说法不

译同，依据《平帝纪》和《诸侯王表》，‘耳’音近‘仍’，‘仍’与‘耳’声音相近，大概是指同一个称呼。」观国按：《平帝纪》说：「元始五年，立梁孝王的耳孙音为王。」又《诸侯王表》梁孝王表说：「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耳孙的曾孙身份继承封爵。」那么《汉书》在纪中称耳孙，在表中称曾孙，应当遵从《汉书》，以耳孙为曾孙是正确的。如果认为耳音近仍，那就错了。又《匈奴传》说：「握衍朐鞮单于，是乌维单于的耳孙。」用《匈奴传》来考证，从乌维单于往下，有的立弟弟，有的立儿子，按世次推算，则握衍朐鞮单于与乌维单于的曾孙同辈。由此可知耳孙就是曾孙。

译刺青割发

《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有长子叫泰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下小儿子季历，季历生下昌，昌有圣人的祥瑞之兆。古公说：“我这一世应当有兴起的人，大概就在昌身上吧？”泰伯、虞仲知道古公想要立季历以便将君位传给昌，于是两人逃往荆蛮之地，刺青割发，以此让位给季历。应劭注释说：“因为常在水中，所以割断头发、在身上刺青来模仿龙子，因此不被伤害。”观国按：《礼记》说：“东方叫夷，披头散发，身上刺青，有不熟食的人。南方叫蛮，额头上刺花纹，脚趾相交，有不熟食的人。西方叫戎，披头散发，穿着皮衣，有不食五谷的人。北方叫狄，穿着羽毛衣服，住在洞穴里，有不食五谷的人。”泰伯、虞仲知道古公想要立季历以便将君位传给昌，于是逃往荆蛮之地，刺青割发，大概是让自己同于蛮夷的习俗，以显示没有争夺君位的心思，才得以保全性命。假如两人不逃往荆蛮之地，就会被父子兄弟之间猜忌，他们能保全性命吗？唐太宗起初做秦王时，功劳已经很高了，李建成、李元吉不知道防备，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古今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因为常在水中，所以割断头发、在身上刺青来模仿龙子而不被伤害，那么这种说法就粗疏了。前汉《地理志》说：“粤地是牵牛、婺女的分野。那里的君主是大禹的后代，帝少康的儿子云，被封在会稽，刺青割发来躲避蛟龙的祸害。”大概刺青割发是粤地习俗所喜爱的，并不是为了躲避蛟龙的祸害。班固错误地解释了文义，所以应劭注释《史记》才有“模仿龙子”的话罢了。

酎酒夺爵

前汉《景帝纪》记载：元年，在高庙举行酎祭。张晏注释说：正月初一酿酒，八月酿成名叫酎。酎的意思是纯。《武帝纪》记载：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因为进献黄金用于酎祭宗庙不符合法度，被剥夺爵位的有一百六十人。服虔注释说：趁着八月进献酎酒祭祀宗庙的时候，让诸侯各自进献黄金来助祭。颜师古注释说：酎，音大洛反，是三重酿制的醇酒。观国看古代的诸侯，如果不是大恶不道，就不会到剥夺爵位、失去侯位的程度。现在酎金不符合法度，罪过不至于剥夺爵位，而武帝削夺的典章却如此严重，读了《食货志》，才知道事情有所因循。《志》说：南粤反叛，西羌侵犯边境，齐相卜式上书，愿意父子为南粤战死。天子下诏褒奖，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没有人响应，列侯数以百计，都没有请求从军。到了饮酎的时候，少府查验黄金，列侯因为酎金不符合法度而失去侯位的有一百多人。考察武帝多次征伐，末年国家耗费、百姓贫困，四方骚动不安。等到南粤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中原困乏，卜式知道危急，所以亲身率先以率天下。武帝提拔卜式既严厉，想以此震动诸侯，并希望诸侯来响应。然而诸侯害怕从军，各自观望，没有响应的。武帝因此发怒，就以酎金不符合法度为由，剥夺列侯爵位的一百多人。这在汉法中是没有先例的，只是以私怒施加威权。所以酎金的罪过虽然轻，但削夺的典章特别重。权宜于一时，是可以的，但不是不可更改的法度。古代举荐贤能不当的，削夺爵位、罢免官职罢了。古代的五刑，犯淫乱罪的处以宫刑。司马迁因为举荐李陵投降匈奴而受宫刑，他的罪过与刑罚很不相称。观国按：裴骃注释《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力陈述景帝的短处以及武帝的过错，武帝愤怒而删去之后。因为举荐李陵投降匈奴，所以受宫刑，有怨言，下狱而死。张晏说：司马迁死后，《景帝纪》《武帝纪》《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了《武帝纪》。由此看来，司马迁因为举荐李陵而受宫刑，实在是武帝私愤的刑罚，所以罪过与刑罚不相称。景帝、武帝的本纪缺失，就知道当时忌讳那些书，没有人敢传抄罢了。

度曲

前汉元帝纪赞说：“元帝多才多艺，擅长史书，弹琴瑟，吹洞箫，自己度曲，配上歌声。”应劭注释说：“自己揣度创作新曲。”臣瓒注释说：“度曲是说歌终再授其次。”颜师古注释说：“度音大洛反。”观国按：赞所说的“自度曲”，是指能制定音调；“被歌声”，是指将所制定的音调配上歌声，都符合节奏。臣瓒认为“歌终再授其次”是错误的。大概“歌终再授其次”是歌曲的意思。后来的文士多援引臣瓒的说法，把度曲当作歌曲。所以张平子《西京赋》说：“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就是把度曲当作歌曲了。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诗》说：“翠眉萦度曲，云鬓俨分行。”也是用作歌曲了。徐陵说：“奏新声于度曲。”《唐书》段安节善于乐律，能自己度曲，这才是元帝自度曲的本意。

令甲

律令有成法的，文士都称为“着于令甲”。观国按：古代的律令书，有甲乙丙丁的篇次。所以前汉书音义说：“令有先后，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汉萧望之传说：“常思边境的不足，

译所以《金布令甲》规定：“边境郡县屡次遭受战乱，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命令天下共同供给他们的费用。”颜师古注释说：“金布，是法令篇目的名称。令甲，是指该篇目在甲乙次序中的排列。”东汉章帝建元元年七月的诏书说：“令丙规定棍棒的长短有定数。”章怀太子注释说：“令丙是指篇目的次序。”大概是因为关于棍棒的法令在令丙这一篇中，所以如此说。既然如此，那么古代的法令文书，是用甲、乙、丙、丁来区分篇目的次序，而其中的具体事项则各有标题。提及某项事务时，就连带提及它的标题。如果不问该事务属于哪一篇哪一目，而一概称为“载于令甲”，那就是错误的。世间从事符咒祈祷的巫师，有“急急如律令”的说法。李济翁在《资暇集》中说：“令读平声。律令，是雷部中的鬼名，能够快速行走，所以画符念咒的人把它作为用语。”观国按：自汉代以来，朝廷颁布诏敕约束的文告，末尾必定有“余如律令”的话。大概是因为约束的事项记载不尽，其余的事情自有律令常法，只要说“如律令”，那么各种细目自然都包含在内了。巫觋画符念咒的话，告诫鬼神，也如同朝廷告诫臣民一样。所以符咒中也有“如律令”的说法。朝廷约束文告的末尾必定有“敕”字，所以符咒中“如律令”的末尾也使用“敕”字。这是显而易见的。哪里会有朝廷诏敕约束的文告，引用雷部鬼名来比喻其迅速的呢？李济翁错了。扬雄《法言》说：“有人问关于先知的事，回答说：‘不知道。知道其道的人，就像看忽忽眇绵那样，在甲日之前一天做容易，在甲日之后一天做困难。’”观国按：“甲”，是教令的开始。当百姓尚未犯法时，所以在甲日之前一天就示以法令，就容易；等到百姓已经犯法，然后再示以法令，就晚了。所以在甲日之后一天示以法令，就困难。这是回答关于先知的问题，所以有先后难易的说法。《易经·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观国按：“甲”主仁，“庚”主义。先甲后甲，是先后都用宽缓的法令来示人；先庚后庚，是先后都用严厉的法令来示人。先王对于百姓，开始时就三令五申，但仍有犯法的人，于是施以刑罚而不迟疑，以此来取信于天下，这是谨慎到了极点。前汉武帝元鼎五年诏书说：“《易经》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我亲自斋戒拜祭。”在郊外祭祀。观国按：先甲三日是辛日，后甲三日是丁日。意思是自新丁宁以临祭祀，所以举出先甲后甲的文句。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又十七年九月辛丑日，在郊外祭祀；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日，举行大雩祭，季辛日又举行雩祭；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日，在郊外祭祀。《尚书·武成》篇说：“丁未日在周庙祭祀。”《召诰》篇说：“丁巳日用牲在郊外祭祀。”《后汉书·礼仪志》说：“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所有这些都是在辛日或丁日接事，大概是古代的法度。

译开元通宝钱

当今钱币之中，开元通宝钱数量最多。世俗有人传说这是唐明皇开元年间铸造的，钱币背面有半月、手、甲的纹路，世俗传说这是杨贵妃指甲留下的痕迹，这些说法都不对。查考《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钱，有关部门进献钱币模具，太穆皇后误用指甲损伤了模具，于是铸出了甲纹。”原来，“开元”是唐高祖所定的钱币名称，并非年号。自古以来没有用年号铸在钱币上的，只有唐代干封元年铸造“干封重宝”，一枚当十枚；又乾元初年铸造“乾元重宝”，一枚当十枚，后来又铸造“重轮乾元钱”，一枚当五十枚，这都是因为经费不足，权宜行事，不久都停止铸造了。那么整个唐代三百年间，都铸造“开元通宝”钱，难怪这种钱币如此之多。到了五代时期，有“天祐”“天福”“唐国”等钱币，而本朝（宋代）才开始专门用年号铸造钱币。然而“宋通元宝”“皇宋元宝”并非年号，“宋通”是开宝年间所铸，“皇宋”是宝元年间所铸，大概是因为钱币文字不能用两个“宝”字，所以变换了文字。

戊巳校尉

前汉《西域传》记载：汉元帝设置戊巳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前汉《百官公卿表》记载：汉元帝初元元年设置戊巳校尉。颜师古注释说：甲乙丙丁庚辛壬癸都有固定的方位，只有戊巳是寄居治理。现在设置的校尉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取戊巳作为名称。有戊校尉，有巳校尉。另一种说法是戊巳位居中央，镇守四方。现在设置的校尉也地处西域中央，安抚各国。后汉《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朝设置校尉统领镇守。汉宣帝改称为都护。汉元帝又设置戊巳二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章怀太子注释引用《汉官仪》说：戊巳位居中央，镇守四方。又开渠播种，用来压制邪祟，所以称为戊巳。观国按：西域本来有都护统领，汉元帝又设置戊巳二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那么都护之外，又增设戊巳二校尉，这说明戊巳校尉是都护的属官。所设置的校尉专门主管在车师前王庭屯田罢了，镇守四方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大概戊巳属土，屯田以耕种土地为事，所以取戊巳作为名称。既然专门主管在车师前王庭屯田，那么就有固定的居处了，并非寄居治理。前汉《西域传》记载：都护在乌孙垒城筑城，在西域作为中都护镇守，由此看来，位居中央镇守四方确实是都护的职责，戊巳校尉不参与此事。况且车师王庭也不是西域居中的地方，各家训诂解说都不对。压制邪祟的说法尤其荒谬。所谓戊巳二校尉，比如后汉《耿恭传》记载：任命耿恭为戊巳校尉，驻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戊巳校尉，驻屯前王柳中城，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虑囚

前汉《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担任京兆尹，每次巡视各县录问囚犯。颜师古注释说：省视录问，了解他们的情状，判断是否有冤屈滞留的情况。现在说“虑囚”，本是“录”字的去声读音，音读作“力具反”，近来世俗不明白其意，讹变了文字，于是变成了思虑的“虑”，失去了本源。观国按：前汉、后汉都称“录囚”，唐史、五代史都称“虑囚”，两个字都是对的。“录”是省视录问的意思；“虑”是谋议的意思。《周礼·朝士》记载：“如果国家遭遇凶荒、瘟疫、丧事、寇乱、战争等原因，就命令邦国、都家、县鄙谋议减轻刑罚。”郑玄注释说：“虑就是谋议，意思是应当图谋缓刑减刑。”《诗经·雨无正》说：“上天疾速威严，不谋议不图谋，舍弃那些有罪的人，让他们伏法受罪。”郑玄笺注说：“虑和图都是谋议的意思。”由此看来，史书所说的“虑囚”，是谋议想要不失去实情。颜师古却说近来世俗不明白其意，讹变成思虑的“虑”，失去了本源，大概是颜师古未曾查考就匆忙非议罢了。

同姓

《史记》本纪记载：虞舜的父亲叫瞽瞍，瞽瞍的父亲叫蟜牛，蟜牛的父亲叫句望，句望的父亲叫敬康，敬康的父亲叫穷蝉，穷蝉的父亲叫帝颛顼。又夏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帝颛顼。观国按：舜和禹是同时代的人，同出于颛顼帝这一系，所以是同姓。然而从颛顼帝经过六代才到舜，从颛顼帝经过两代就到禹，为什么远近差别如此之大呢？这是因为世系次序有脱漏错误，司马迁没能探究清楚，又没有说明存疑，所以后世无法考证。大概从战国到秦朝焚书，谱系散失，同姓异姓混杂没有区别。《春秋左氏传》记载：“从前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作为周朝的屏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派；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派；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嗣派。大概文王昭派的十六国，都是文王的儿子，是文王的同姓；武王穆派的四国，都是武王的儿子，是武王的同姓；周公嗣派的六国，都是周公的同姓。同姓不能通婚，这是为了区别人伦。所以陈司败问鲁昭公懂礼吗？“鲁昭公从吴国娶妻，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如果鲁昭公懂礼，谁不懂礼呢？”

译礼？」大概吴国实际上是泰伯的后代，与鲁国同姓。鲁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这属于娶同姓女子，鲁国人忌讳娶同姓，所以称她为孟子，孟子是她的字。《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不记载她的姓氏，不称她为夫人，不说“薨”，也不说“小君”，都是因为鲁国人忌讳这件事。《春秋》没有更改，只是记载说“孟子卒”罢了，以此表明她没有使用夫人的礼仪。《左传》说：“晋侯生病，郑伯派公孙侨出使晋国聘问，并探问病情。叔向问道：‘寡君的疾病，子产说：内宫嫔妃不娶同姓，男女辨别姓氏，这是礼法的大纲。现在国君内宫实际上有四位姬姓女子，恐怕就是因此吧？如果这四位姬姓女子还有省亲（指保持宗族联系），那还可以，如果没有，就一定会生病。’”杜预说：“同姓的姬姓女子有四人。”春秋时期，同姓不婚的礼法已经混乱了。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泰伯、虞仲，是大王的昭辈；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他们担任文王的卿士，功勋在王室，盟约藏在盟府。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有什么爱惜的呢？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的族人更亲近吗？桓叔、庄伯的族人有什么罪过，尚且被杀害，何况是一个国家呢？”杜预说：“桓叔、庄伯的族人，是晋献公的从祖兄弟。献公担心他们逼害自己，把他们全部杀了。当时同姓之人尚且像路人一样，无罪尚且被杀，何况是通婚？哪里会有禁止呢！”前汉《元后传》说：王莽自称是黄帝的后代，姓姚氏，八代传到舜，以妫为姓；到周朝封于陈国，为胡公，十三代逃到齐国，姓田氏。田和拥有齐国，称王；到汉朝失去国家，齐国人称他们为王氏，因此以王为氏。后来迁徙到魏郡元城，成为魏郡人。《王莽传》说：王莽的妻子是宜春侯王氏的女儿。颜师古注说：王防担任丞相，封为宜春侯，爵位传到孙子王咸，王莽娶了王咸的女儿。《王莽传》又说：姚、妫、陈、田、王这五个姓氏，都是我的同族，都把他们当作宗室。其中元城的王氏，不允许互相嫁娶。前汉《王防传》说：王防代替车千秋担任丞相，封为宜春侯，去世后，儿子王谭继承；王谭去世后，儿子王咸继承。王莽的妻子就是王咸的女儿。颜师古注说：王莽本来认为与王谭姓氏不同祖系，各自有别，所以通婚。观国按：王莽自述说：齐国人称他们为王氏，因此以王为氏；后来迁徙到魏郡元城，成为魏郡人。大概虽然迁徙到元城成为魏郡人，但获得王姓，是从齐国开始的。《王防传》说：王防是济南人。王防虽然没有家谱可考，但根据列传说是济南人，那么也是齐地的王氏。王防、王莽同为齐地的王氏，就是同姓了。如果把元城、济南当作不同，那是居住地的不同，而不是宗族的不同。

译后汉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字

《后汉书》中的人名都只有一个字，没有用两个字作为名字的。观国按：前汉《匈奴传》记载：“汉朝制定了四条规定，派遣中郎将王骏、王昌作为副使，太尉甄阜、王寻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布这四条规定并命令其奉行。当时王莽上奏规定中原地区不得有双字名，于是派使者去暗示单于，应当上书表示仰慕教化而改为单字名，汉朝必定给予丰厚的赏赐。单于听从了，上书说：‘有幸得以充当藩属臣子，私下里乐于太平圣明的制度，我原来的名字叫囊知牙斯，现在恭敬地改名为知。’王莽非常高兴，禀报太后，派遣使者答复并晓谕，给予丰厚的赏赐。”又前汉《王莽传》记载：“王莽考虑到中原已经平定，只有四方夷狄还没有改变，于是派遣使者携带黄金、钱币、丝帛等重礼贿赂匈奴单于，让他上书说：‘听说中原讥讽双字名，所以我原来的名字叫囊知牙斯，现在改名为知，仰慕并顺从圣明的制度。’”由此看来，这是因为平帝时期王莽上奏规定中原不得有双字名，所以后汉人都用一个字作为名字。王莽虽然篡位失败，光武帝中兴汉室，但汉朝的制度却没有改变，所以整个后汉时期人们都只用一个字作为名字。

无害

《史记》记载萧何是沛县丰邑人。因为“文无害”而担任沛县主吏掾。注引《汉书音义》说：“文无害，指有文采而不冤枉伤害人。律法中有‘无害都吏’，就像现在说的公平官吏。另一种说法是‘无害’，如同说‘无比’，是陈留地方的方言。”前汉《萧何传》服防注说：“为人通达，没有嫉妒伤害之心。”应劭注说：“虽然是文吏，但不苛刻伤害人。”苏林注说：“无害就像说无比。另一种说法是‘害’意为胜过，没有人能胜过或伤害他。”晋灼注说：“《酷吏传》中赵禹担任丞相周亚夫的属吏，亚夫说：‘极知道赵禹无害，但文法深严，不能在大府任职。’苏林的说法是对的。”颜师古注说：“害，伤害，没有人能伤害他。”观国考查各家的说法，有的说无所冤枉伤害，有的说无比，有的说无嫉妒伤害，有的说不苛刻伤害，有的说无能胜过伤害他，有的说无人能伤害他，然而这些都不恰当。“文无害”的意思是，不轻慢文书法令，就不伤害法度。不轻慢文书，不伤害法度，那么公私就能公平允当，因而被称为能干的官吏。《史记·酷吏传》中减宣以佐史“无害”，在河东郡守府供职。卫将军霍去病派人买马，河东郡守看到减宣“无害”，向皇帝推荐，召他担任大厩丞。又张汤在内史府供职，担任宁成的属吏，宁成因张汤“无害”，向大府推荐，调任茂陵尉。又杜周担任廷尉史，张汤多次称赞他“无害”。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不轻慢文书、不伤害法度而在当时受到称赞。大凡不轻慢文书、不伤害法度的人，持守法令必定深严，如果没有道德来辅佐，就都会成为酷吏。萧何能够用道德来辅佐，所以不会沉溺于刀笔吏的琐碎之中。

戈船

前汉《武帝纪》记载，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吕嘉反叛。秋天，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出发，沿湟水而下；楼船将军从豫章出发，沿浈水而下；归义越侯严担任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沿离水而下。张晏注说：“越人在水中背负人划船，又有蛟龙的危害，所以在船下放置兵器，因此得名。”臣瓒说：“伍子胥的书中有戈船，用来装载干戈，因此称为戈船。”颜师古注说：“按照楼船的例子来说，就不是为了装载干戈的船，这大概是在船下安置兵器，用来防御蛟龙水虫的危害。”观国按：“现在全州、桂州两地之间，有阳海山，有水从山流出，到山下就分流为二，其中向南流的是离水，向北流的是湘水。那地方在汉代属于零陵郡，两条水都石险难行，而离水向南经过桂林进入苍梧，尤其险峻难行。大概两山之间，乱石冲刷水流，有的石滩绵延不断，曲折湍急，船只航行时，迂回躲避石头，阻碍极多。那么船下不可能安置兵器，这是可信的。船下安置兵器，即使在大江大海，尚且不免挂碰，何况在山溪石险的水中呢？”戈船，是将军的称号。意思是能乘船并用戈作战，所以称为戈船将军，因为他擅长水战。也不是装载干戈的船。装载干戈的，是装载兵器的船罢了。

史记五帝纪

《史记》本纪首先叙述五帝，一是黄帝，二是颛顼，三是帝喾，四是帝尧，五是帝舜。观国按《周礼》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郑玄注说：“就是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春秋左氏传》记载：“左史倚相快步走过，楚灵王说：‘这个人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所以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述常道。三皇五帝，自古圣人就说得明白了。孔子编定《尚书》，从唐尧、虞舜以下开始，选取那些告命文书，可以垂范后世的罢了。尧、舜之前，并非没有告命文书，确实因为它们质朴简略，不足以垂范后世，所以孔子删去而不取。到了孔子传授《易经》，则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制作八卦，制作结绳作为网罟。伏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削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垂衣裳而天下治。’然而孔

译你未曾不称赞三皇，只是不采纳那些告命的文献罢了。史书中有帝王世系，大概是用来记载帝王的名号与德行。三皇五帝的名号与德行都在可记载之列，而史册却删去了三皇，只选取五帝，这难道是因为伏羲、神农不值得记载吗？如果认为三皇时代洪荒久远不可记载，那么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也与三皇一样遥远了。《史记》记载了颛顼、帝喾却删去三皇，这是什么原因呢？黄帝本在三皇的行列中，《史记》记载五帝却选取黄帝作为五帝之首，而唯独遗漏少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尚书》是从尧、舜开始记载的，史家就不应当记载三皇，那错误就太大了。太史公赞语说：“学者大多称颂五帝，时代久远。我曾西到空峒，北过涿鹿，东边到达海边，南边泛舟江淮。见到当地的长老，都各自常常称说黄帝、尧、舜事迹的地方，风俗教化本来就有差异。”我综合论述编排，选择那些言辞尤为典雅的，所以著录为本纪。书首观国按语说，太史公作史，是采集经传资料来编写的，本来不需要等到听到四方长老的言论然后才可记载。至于《易传》中传说的伏羲、神农之类，反而不值得采信吗？

译五运

史书上记载的五运，伏羲氏属木，木生火，所以神农氏属火；火生土，所以黄帝氏属土；土生金，所以少昊氏属金；金生水，所以颛顼氏属水；水生木，所以帝喾氏属木；木生火，所以陶唐氏属火；火生土，所以有虞氏属土；土生金，所以夏朝属金；金生水，所以商汤属水；水生木，所以周朝属木。这都是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排列的。周朝属木，木生火，那么秦朝应当属火；秦朝反而属水，这就不是相生的顺序了。秦朝属水，水生木，那么汉朝应当属木；汉朝反而属火，这也不是相生的顺序了。前汉《律历志》说：“秦朝以水德，处在周朝木德和汉朝火德之间。”颜师古注解说：“秦朝是闰位，不符合五德的顺序。”观国按：周朝到赧王被秦所灭，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那么正统就在秦朝了。如果它的子孙选择善政并坚持实行，那么它的传世之久不可限量；不幸二世而亡，也如同隋朝只传二世而亡一样，大概其国运长短自有定数，而史家却认为秦朝是闰位，不符合五德的顺序，这种说法不通。以汉朝的火德传给魏朝的土德，以魏朝的土德传给晋朝的金德，认为是相生的顺序，那是可以的。然而自从晋元帝渡江之后，天下分裂为南北两朝。居于南朝的人说：“晋、宋、齐、梁、陈相继而立，那么正统在我这里。”那些北朝的人，不过是外族入侵占据罢了；居于北朝的人说：“我占据中原而统治天下，那么正统在我这里。”那些南朝的人，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僭越夺取者罢了。南北两帝并立二百多年，那么正统究竟在哪里呢？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说：“起初秦朝得水德，等到汉朝接受它，推究终始传，那么汉朝应当属土德。”当时丞相张苍喜好律历，认为汉朝是水德的时候，黄河决口金堤，就是它的符瑞。等到黄龙在成纪出现，文帝才申明土德，武帝也依据土德，颜色崇尚黄，数字用五。然而汉朝最终属火，那么汉朝一代就没有定论了。文中子对隋高祖说：“陛下真帝没有继承伪乱，必定继承周朝和汉朝以土德袭火德，颜色崇尚黄。”阮逸注解说：“周朝木德，汉朝火德，隋朝应当属土德。”然而隋朝最终属火，那么隋朝一代也没有定论了。如果没有定论，那么凭什么遵循呢？前汉《郊祀志》说：“齐威王、齐宣王时，驺子之徒论述著述终始五德的运数。”如淳注解说：“五德各自以所胜为行。”现在考察前代，有的以五行所生为序，有的以所胜为序，有的越过几代而上承一代以为序，都没有定论。大概这是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不谈论的，而儒者各自以主观臆见鼓吹他们的说法，这也算是多余了。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在西边狩猎捕获了麒麟。《公羊传》说：“麒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出现，没有王者就不出现。”有人报告说：“有像獐子但有角的动物。”孔子说：“谁来了呢！谁来了呢！”反袖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何休解释说：“孔子平时依据图录，知道刘季应当取代周朝，看见砍柴的人捕获了麒麟，知道为他出现麒麟的是木精，砍柴的是庶人，然而有火的意思，这是赤帝将要取代周朝占据其位。在西边狩猎捕获它，是从东方称王于西边。东属卯，西属金。说捕获，是兵戈的文意。说汉朝姓卯金刀，以兵戈得天下。”又说：“得到麒麟之后，天下血书鲁国端门，第二天血书飞为赤乌。孔子回顾未来，预先解开无穷的事理，知道汉朝应当继大乱之后，所以制作拨乱反正的法度传授给它。”又说：“孔子在《春秋》上绝笔，不写下三时的原因，是兴起木德绝火王，制作道备，应当传授给汉朝。”观国按，孔子是依据鲁国史记而作《春秋》的，以鲁国史记所记载的事，而以褒贬的方法修成《春秋》。该写就写，该删就删，都依据鲁国所记载的事而已。鲁国史记所不记载的，孔子不曾凭空增加其事。哀公十四年春获麟，当时鲁国史记所记载的事只到这里，所以孔子在这里绝笔。如果说有人报告说：“有像獐子但有角的动物。”孔子说：“谁来了呢！反袖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那么这是孔子不用鲁国史记而凭空增加其说了。《春秋》记载“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大概是鲁国史记因为两次报丧而记载两天，《春秋》也记载两天，不改变鲁国史记的文字。如果鲁国史记不记载获麟，那么孔子难道会立刻增加其事吗？“冬猎曰狩”，在春天记载“狩”，是讥讽哀公改变礼制。说西而不说地点，是讥讽远狩而不是在一地。虽然非常之兽也捕获了，可见哀公沉溺于田猎。鲁国史记只到这里，所以孔子也在这里绝笔。如果说绝笔于《春秋》，不写下三时，那么不对。考察《左氏传》，哀公直到二十七年才是孔子死后，《左氏》取鲁国史记所记载的事，从小邾射来奔以下继续作为传，所以有传而无经。那么知道孔子作《春秋》，从小邾射来奔以下鲁国史记未记载其事，怎么知道它未记载其事呢？大概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邾庶其【襄二十

译莒牟夷（鲁昭公五年）、邾黑肱（鲁昭公三十一年）与另外三个叛乱之人情况相同，却不在那三个叛乱之人的统计数目之中，由此可知在孔子作《春秋》时，鲁国的史官记录尚未记载小邾射的事情。根据这一点来考察，那么哀公十四年只记载了春季，而没有记载夏、秋、冬三季，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观国私下认为，孔子作《春秋》，是用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道理来昭示世人，并运用褒贬的方法。那些图录、谶纬之类的书籍，都是虚妄怪异、不可确信的话。如果说孔子凭借这些来作《春秋》，那就是极大地诬蔑圣人了。从鲁哀公十四年捕获麒麟，到周赧王五十九年，总共二百二十四年。而秦昭襄王灭周，从秦昭襄王灭周之后五十年，岁在乙未，正当汉高帝元年。那么从获麟到汉元年，总共二百七十四年。这期间十二诸侯演变为战国七雄，秦国能够统一天下，这就是灭周的是秦国。等到秦国衰败，然后汉朝才兴起。大概其间反复变化，权力授受并不单一。孔子难道预先知道刘季将拥有天下，而记载获麟来应验它，这是欺骗谁呢？如果说汉朝以火德取代周朝的木德，那么对于秦国又该如何安置呢？至于木精赤帝、血书赤乌，都是不合常理、怪诞的说法，用来惊骇世俗的听闻。而何休援引这些来解释经义，也太过分了。“卯金刀”只是假借文字的形声罢了。西狩只有“西”字可以象征“金”，起初并没有说“东”，也没有说“兵”，那么“卯”和“刀”的意义就无法得出。这足以看出其附会是不合理的。沈存中说：“‘卯金刀’为刘，‘货泉’为白水真人，出自谶纬之书，是汉人的话语。‘刘’字从‘丣’，不从‘卯’；‘货’字从‘贝’，不是‘真’字。字书和本史必定有一个错误。”观国按：图纬的文字，只是取象形意义罢了。比如把“天保”看作“一大人”，只十；把“甄舒仲”看作“予西土瓦舍中人”；把“董”看作“千里草”；把“赵”看作“小月走”；把“亨”看作“二月了”；把“卓”看作“十日卜”；把“李”看作“十八子”；把“昌”看作“二日”；把“岳”看作“丘山”；把“运”看作“军走”；把“隆化”看作“降死”；把“业”看作“苦”；把“三刀”看作“州”；把“召刀”看作“劭”；把“破田”看作“丑”。凡此都是取象形意义，并非字书偏旁的法则。至于“止戈”为“武”，“反正”为“乏”，“毁则”为“贼”，“皿虫”为“蛊”，这才是正言字书的含义。至于“亥有二首六身”，是二万六千六百零六旬，以此知道绛人的年龄，后世尚且认为左丘明附会此事是诬蔑，何况图纬之家多鄙俗之语，还值得责备字书吗？

译汉代开国功臣

前汉《高祖功臣表》说：“汉王即位八年，天下才平定，开始评定功劳并确定封爵。封爵的誓言说：‘即使黄河像衣带一样细，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小，国家也将永远存在，恩泽延及子孙后代。’于是用丹书铁券来确立信用，用白马之盟来加重誓言，又制定了十八位侯爵的位次。”高后二年之后，下诏让丞相陈平全面评定列侯的功劳，观国查阅十八侯是：第一萧何，第二曹参，第三张敖，第四周勃，第五樊哙，第六郦商，第七奚涓，第八夏侯婴，第九灌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陈武，第十四王吸，第十五薛欧，第十六周昌，第十七丁复，第十八虫达。高后二年，全面评定列侯的功劳，总共一百五十三人，都在功臣表中。如今考证十八侯的位次，张敖本来没有功勋却排在第三，张良、陈平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却没有列入十八侯之中，这很可疑。观国私下认为当时吕后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刻意让张敖排在第三，这不是天下的公论。张良、陈平虽然没有披坚执锐的劳苦，但确实是谋略的主持者。萧何作为谋略的主持者辅佐汉朝，与张良、陈平是一体的，萧何排在第一，而张良、陈平竟然不列入十八人的末尾吗？那么当时没有公论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说按封户计算，那么萧何五千户而张良是一万户。如果说按封爵的先后，那么张良在六年正月丙午日受封，而曹参以下则在十二月甲申日受封。由此看来，十八侯的位次果然不是公论。到高后二年，又下诏让丞相陈平全面评定列侯的功劳，而张良排在第六十二位，在鄂千秋之下，陈平排在第四十七位，在华毋害之下。大概列侯的功劳一百五十三人，可以说很多了，张良、陈平不应该位次降低到如此地步。观国私下认为高帝去世，高后专权，诸吕虽然还没有掌权，但高后已经有怀疑大臣将相的心思。当时陈平担任丞相，奉诏评定功臣，那么主持评定功臣的是陈平。陈平多智谋，就自己降低名位，用来表示没有争功的心，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那么功臣一百五十三人，而张良、陈平却排在其中，实际上是陈平的阴险计谋。君主评定功臣，必须能符合天下的公论然后才可以。查阅前汉《高祖功臣侯年表》，实际一百三十七人，而表中写一百四十七人，班固错了。周吕、建成二人在外戚中，羹颉、合阳、沛德四人在王子侯中，实际一百四十三人，班固写一百五十三人，错了。

唐史疑

近来有《唐史辨疑》一卷，疏证《新唐书》的错误，事情有几百件，颇为详细。观国读《唐史》，在《辨疑》之外，又有可疑的地方，现在列在下面：《宰相世系表》说房龄，字乔松，本传字乔；《世系表》说高士廉，名宗俭，本传名伦；《世系表》说裴世矩，字洪大，本传名矩；《世系表》说温彦将，字大有，本传大有，字彦将；《世系表》说崔安上，字敦礼，本传敦礼，字安上；《世系表》说薛振，字元超，本传只作元超；《世系表》杨琳，字再思，本传只作再思；《世系表》薛礼，字仁贵，本传只作任贵；《世系表》说刘晏，辅佐肃宗、代宗，根据帝纪只辅佐代宗；《世系表》说崔仁师，辅佐太宗、高宗，根据帝纪只辅佐太宗；《世系表》说杜审权，辅佐宣宗、懿宗，根据帝纪只辅佐懿宗；《世系表》说薛稷，辅佐中宗、睿宗，根据帝纪只辅佐睿宗；《世系表》说李峤，辅佐武后，根据帝纪又辅佐中宗；《世系表》说郭待举，辅佐高宗，根据帝纪又辅佐武后；《世系表》说白敏中，辅佐宣宗，根据帝纪又辅佐懿宗；《世系表》说郑余庆，辅佐德宗，根据帝纪又辅佐宪宗；《宗室世系表》说终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赞语说：“唐宰相以宗室身份晋升的有九人”，观国查阅宗室宰相实际有十二人，世系说十一人者没有李麟；赞语说九人者没有李麟、李宗闵、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缺少高季辅，应当是五人；崔氏宰相二十三人，缺少崔沅、崔敦礼、崔造，应当是二十六人；赵氏宰相四人，缺少赵隐，应当是五人；韦氏宰相十四人，缺少韦承庆、韦安石，应当是十六人；赵郡李氏宰相十七人，没有李藩的世系；张氏宰相十七人，没有张光辅的世系；陈氏宰相三人，没有陈希烈的世系；世系中三次入相的武承嗣、崔湜，而帝纪却是四次入相；世系中两次入相的张靖、杜鸿渐，而帝纪却是一次入相；世系中两次入相的褚遂良，而帝纪却是三次入相；观国查阅史书中两次入相的，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陈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都没有记载；宰相年表中有武什方、李景谌、孙元亨、王本立、杜景佺、王知古、王及善、于惟谦，辅佐武后的有李义府，辅佐高宗的有侯希逸，辅佐德宗的有李训，辅佐文宗的有郑肃、李逊，辅佐武宗的有豆卢琢，辅佐僖宗的有

译郑綮、朱朴辅佐唐昭宗，但世系表中却没有记载他们。世系表中有韩滉辅佐唐德宗的记录，但年表中却没有记载。所有这些，都是修史时讨论考订方面的失误。

译史互疑

《史记·陈杞世家》说：在周厉王时期，杞武公出生。杞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后去世。现在考察孔子作《春秋》，是在周平王四十九年，距离周厉王已六十年，由此可知杞武公在《春秋》之前。然而《春秋》鲁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日，杞伯姑容去世。姑容就是杞桓公。从鲁襄公六年到鲁隐公元年，相隔一百六十一年。用《史记·世家》来考证，从杞武公到杞桓公去世的那一年，才一百一十三年。这说明杞武公出生在《春秋》记载的时期内。那么《世家》说杞武公生于周厉王时，大概是《世家》的错误了。《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都相同。只有《吴世家》称十七年余祭去世。这是说余祭在位十七年而去世。考察《史记·年表》，余祭继位四年被弑，是鲁襄公二十九年。余祭既已被弑，年表却还记载五年，直到十七年。十七年是鲁昭公十一年。鲁昭公十二年，年表才记载吴余昧元年。难道余祭被弑后，吴国历经十三年没有君王，过了十二年然后余昧才即位吗？由此考证，可知年表的错误了。年表在吴王十七年也不记载余祭去世，这也是年表的疏漏。

吕武帝纪

《汉书》设立高皇后吕氏的《帝纪》，《唐书》设立则天皇后武氏的《帝纪》，它们的名称相似，但事情有很大不同。汉惠帝即位，太后立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没有儿子，就取后宫美人的儿子，给他起名，立为太子。惠帝去世，太子即位为皇帝，年纪幼小，太后临朝称制。正当惠帝去世时，太后哭而没有眼泪，等到陈平等请求拜诸吕为将军，居中掌权，太后高兴，她的哭声才变得悲哀。大概吕后只生了惠帝，惠帝没有儿子，取后宫的儿子为太子，是想让继承大统的人出自惠帝。惠帝去世，太后哭而没有眼泪，是因为太子年幼，太后心里怀疑大臣，没有保全自己的办法。等到陈平请求任用诸吕，太后哭声才变得悲哀。大概吕后不过是想在内让继承大统的人出自惠帝，而在外尊崇诸吕的名位，希望以此巩固吕氏的宗族，而享受富贵的安宁。吕后有过度宠信外戚的罪过，但没有篡夺汉朝的心思。等到吕后去世，大臣诛杀诸吕，这也是必然的道理。假如诸吕不被诛杀，那么诸吕果真能废除刘氏而改变天命吗？至于武后则不然，她废黜中宗，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建立武氏七庙。当时，天下已经变为周朝，不再是有唐朝了。那么武后真是篡夺唐朝的人。等到大臣诛杀二张，中宗再次即位，将太后迁往上阳宫，恢复唐宗庙，然后天下再次有唐朝。由此看来，武后与吕后，事情有很大不同，是可以知道的。观国认为，考察《春秋》，鲁季平子驱逐昭公时，昭公逃到齐国，所以《春秋》记载说“公孙于齐”。等到昭公住在郓地，所以《春秋》记载说“公至自齐，居于郓”。等到昭公前往晋国，到达干侯，《春秋》记载说“公如晋，次于干侯”。昭公又从干侯回到郓地，《春秋》记载说“公至自干侯，居于郓”。昭公又从郓地前往干侯，《春秋》又记载说“公如晋，次于干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都在干侯，所以《春秋》在这三年的正月，都记载说“公在干侯”。这些都是《春秋》纪年的方法。刘元海劫持天子以僭越帝号，当时晋帝在平阳，所以晋史记载说“帝在平阳”，这是《春秋》记载“公在干侯”的方法。唐中宗虽然被废，但后来再次即位，当他住在均州时，适宜记载说“帝在均州”；当他迁到房州时，适宜记载说“帝在房州”。史书既然不记载，就无法显示唐朝气运没有断绝。武后篡夺唐朝罪恶极大，列入帝纪，是为了确立唐朝的正朔，不是为她这个人设立的。武后滥用刑罚，波及无辜。总共任用宰相七十五人，被杀死的有二十一人，被流放的有九人，被贬谪的有十五人。当时，士大夫阶层，应该知道防范而退隐，却反而接踵而至竞相进用，虚名的诱惑人，竟然如此！

律厯志

前汉《律厯志》引用《易经》说：“参天两地而倚数。天的数始于一，终于二十五；地的数始于二，终于三十。”观国认为，《易经》说“参天两地”，是指一、三、五为参，二、四为两，这是五行的生数。一、三、五为九，二、四为六，九、六是老阴老阳的数，以此揲蓍而变为卦爻。所以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这一节说的是五行的生数。如果天始于一，终于二十五；地始于二，终于三十，这是五行的成数。《易经》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所以

译一、三、五、七、九相加为二十五，二、四、六、八、十相加为三十。大凡天地之数为五十五，这是五行生成的定数。班固援引《易经》关于先后天八卦的意旨，是有差错的。《汉书·律历志》又说：“衡，就是平；权，就是重。衡是用来承载权而均衡物体，以平衡轻重的。它的道理如同秤盘。它在天上，辅助璇玑，斟酌确定斗柄所指以协调七政。”所以说：“玉衡。”《论语》说：“站立时看见它像参星一样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像倚靠在车衡上。”这衡在前，是居于南方的含义。孟康注释说：“权、衡、量三者合称为参。”观国按：《论语》记载：“子张问如何处世。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乡里能行得通吗？’站立时看见它像参星一样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像倚靠在车衡上。这样然后才能处世。”这是孔子告诫子张要以忠信笃敬为准则，如果站立时就像参星在前，如果在车上就像倚靠在车衡上，即使在仓促困顿的时候也不可忘记。班固援引此话来解释权衡，取义偏僻遥远，而孟康又用权、衡、量三者作为参，意义更加遥远了。又说：“大凡律、度、量、衡使用铜材，是为了统一天下，整齐风俗。铜是物质中最精纯的，不会因为干燥潮湿、寒冷暑热而改变它的节度，不会因为风雨暴露而改变它的形状，坚定常有，似乎像士君子的品行，所以使用铜。”观国按：班固所训释的铜的意义，乃是金玉的意义，铜的意义不是这样的。后汉《律历志》说：“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上书说：历法元始不正确，从天地开辟到孔子获麟，共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年。”《志》又引用《元命苞》《干凿度》，都认为从天地开辟到获麟是二百七十六万年。观国按：这个数目。人们所说的历法，都是假借图谶来谈论的，如果用实际历法来比较，尚且多有疏漏，何况假借图谶来谈论，大概是毫无根据的言论，只会增加疑惑，不是史家所应该陈述的。

译【除】

《前汉书·景帝纪》记载：中元二年，命令诸侯国的太傅，凡是初次被任命为某官的，由主管部门上奏策命。如淳注释说：凡是说“除”的，都是指除去旧官职而就任新官职。观国按：朝廷选拔贤才，不拘常规地任用，所以称为“除某官”、“除某差遣”。如果依据如淳的注释，认为“除”是除去旧官职，那就是把它去掉了，这难道不是不美的称呼吗？字书中“除”有三个含义：一是开辟，二是穷尽，三是去除。《诗经·天保》说：“俾尔单厚，何福不除？”毛亨传解释说：“除，开辟。”《诗经·东门之墠》，毛亨传解释说：“墠，是清除地面。”《国语》说：“九月除道。”《礼记》说：“雨停后清除道路。”这些所说的“除”，都是开辟道路的意思。《春秋·庄公四年》左氏传记载：“除道梁溠。”杜预注释说：“开辟笔直的道路。”《史记》记载：秦始皇清除道路，从九原直达云阳，开山填谷，使之直通。所谓“除道”，也是开辟道路的意思。《易经·萃卦》说：“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概“除”是指开辟新途、选拔任用，使兵器精良且完备。由此看来，那么“除官”也是这类意思，大概是开辟新途、选拔任用的意思。“除”又解释为穷尽，颜延年的《秋胡》诗说：“良人为此别，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选》说：“除，穷尽。”所以台阶称为“除”，是因为台阶到这里就穷尽了。岁末称为“除”，是因为一年到这里就穷尽了。“除”又解释为去除，如淳注释《汉书》把“除官”解释为除去旧官，那就是去除的意思。用去除来解释“除官”，确实不是美称。如淳错了。

【弧弓】

《前汉书·韩安国传》记载：匈奴以畜牧为业，用弧弓射猎。颜师古注释：用木头做的叫弧，用角做的叫弓。观国按：颜师古的解释，出自《易经》所说：“揉木为弧，削木为矢。弧矢的锋利，用来威服天下。”所以说：用木头做的叫弧，用角做的叫弓。然而《周礼·考工记》说，弓人制作弓，选取六种材料，必须合乎时节。榦（弓的骨架），是为了射得远；角，是为了射得快；筋，是为了射得深；胶，是为了调和；丝，是为了牢固；漆，是为了承受霜露。选取榦的方法有七种：柘木为上等，檍木次之，檿桑次之，橘木次之，木丝次之，荆木次之，竹为下等。那么制作弓，是以木头为榦，再加上角、筋、胶、丝、漆，来制作它的缠绕部分。这样看来，弓并非不用木头，如果只用角，怎么能做成弓呢？只是借用角来辅助木头罢了。上古时代质朴，所以最初创造弧矢时，是“揉木为弧”。到了周代，礼乐和各种事务都完备了，所以制作弓时，有角、筋、胶、丝、漆混合制作。《史记》说：周宣王即位，女童谣唱道：“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服防注释说：“檿，是桑树。”颜师古注释说：“檿，是有花纹的山桑。”《前汉书·五行志》说：“檿弧是桑木做的弓。”《礼记》说：“桑弧蓬矢。”所有这些说“弧”的，都是以木头为弧。然而《列子》说：“于是用燕地的角做的弧，朔方的蓬草做的榦，来射击。”这又是以角为弧。这样看来，有的以木头为弧，有的以角为弧，没有固定的制度。《周礼》司弓矢掌管六种弓的法度：王弓、弧弓，用来授予射甲革、椹质的人；夹弓、庾弓，用来授予射豻侯、鸟兽的人；唐弓、大弓，用来授予学习射箭的人。大概往体（弓背向外弯的部分）少，来体（弓背向内弯的部分）多，称为王弓、弧弓；往体多，来体少，称为夹弓、庾弓；往来体一样多，称为唐弓、大弓。射豻侯、鸟兽和学习射箭的人，都是近距离射击，近距离射击用弱弓，那么射甲革、椹质的人就用强弓了。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规，往体少而来体多，是强弓。那么弧弓，是六种弓中的一种，它名叫弧弓，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拉开它，因为它能射得远。韩安国传所说的“弧弓射猎”，难道是用强弓射猎吗？如果不是，那么一定是用木弧弓，又是什么意思呢？

【读史】

《前汉书·石奋传》记载：石建担任郎中令，奏事下达，石建读后，惊恐地说：“写‘马’字时，尾巴算作一画，总共五画，现在只有四画，少了一画，要获罪死了。”颜师古注释说：“‘马’字下面弯曲的部分是尾巴，加上四画作为四足，总共五画。”观国按：石建奏牍上写“马”字下面少了一画，于是拖了三画来当作四画，古今写“马”字都是这样，这只是小毛病，不至于获罪，但石建惊恐地说：“要获罪死了。”他的忧虑竟然如此严重。查《前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建立，萧何起草律法，也规定了书写法则。太史考试学童，能背诵书写九千字以上的，才能担任史官，又用六种字体考试他们。考核优秀的人担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吏百姓上书，字写得不规范，就举发弹劾。大概‘吏’，是指百官上书；‘民’，是指万民上书。官吏百姓上书，字写得不规范，就让令史举发弹劾。”石建担心获罪而死，顾虑有举发弹劾他的人，所以他的忧虑如此严重。《唐书·张嘉正传》记载：“张嘉正历任并州长史，到京城奏事，唐明皇称赞他的政绩，并且许诺让他当宰相。等到宋璟等人罢免，皇帝想任用张嘉正却忘了他的名字，夜里下诏给尚书侍郎韦抗说：‘我常常记得他的风度操守，现在他是北方大将，姓张，名字有两个字，你替我想想。’韦抗说：‘张齐丘，现在担任朔方’”

译节度使。」皇帝于是立即起草诏书任命他为宰相，当时夜已过半，皇帝趁机翻阅大臣们的奏章表疏，其中有一条称赞嘉正的奏疏，皇帝由此知道了嘉正的名字，便任命他为平章事。」观国私下认为：明皇心中怀疑张齐丘不是合适的人选，只有大臣们的奏章表疏能让他了解情况，所以明皇特意翻阅大臣们的奏章表疏来寻找嘉正的名字，从而得到了他，并不是因为偶然翻阅才得到的。外廷记录史事的人认为是因为翻阅大臣们的奏章表疏，修史的人没有改动这段文字。史书中的事情必定有所关联，如果找不到这种关联，就会出现令人奇怪的地方，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译史讹

《晋书·和峤传》记载：和峤调任颍川太守，太傅从事中郎庾敳见到他后感叹说：“和峤挺拔如千丈青松，虽然枝干多节疤，但用于建造大厦，却有栋梁之材。”又《庾敳传》记载：庾敳声望很高，却聚敛财物，都官从事温峤上奏弹劾他。庾敳反而器重温峤说：“温峤挺拔如千丈青松，虽然枝干多节疤，但用于建造大厦，却有栋梁之材。”观国按：两传中赞誉的言辞完全相同，一处说是和峤，一处说是温峤，史书必定有一处错误。现在查考庾敳曾参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军事，自惠帝、怀帝以来，庾敳仕途逐渐显达，正与温峤同时代，而《温峤传》也说：“温峤举奏庾敳”，由此可知庾敳所称赞的是温峤，而非和峤。和峤早年显达，与张华等人一同辅佐武帝，时间更早。《隋书·贺若弼传》记载：贺若弼任吴州总管，与寿州总管源雄同为重镇。观国按：《源雄传》记载：“源雄被任命为徐州总管，后迁任朔州总管，从朔州被任命为行军总管，以讨伐陈朝，从未担任过寿州总管。”由此可知《贺若弼传》有误。《隋书》记载：许智藏为秦孝王治病，说秦孝王夜里梦见亡妃崔氏说：“本来就来迎接你。”随即发病而死。观国按：《秦孝王传》记载：“妃崔氏给孝王进毒，孝王去世，崔氏因进毒的缘故，被赐死在家中。”那么夜里梦见妃子而发病的说法是错误的。《隋书·柳述传》记载：文帝在仁寿宫，柳述与杨素、元岩侍奉文帝，文帝发怒，炀帝命令柳述召房陵王，柳述与元岩起草诏书，杨素听说后，与炀帝合谋，矫诏逮捕柳述、元岩，交给官吏处置。观国按：《宣华陈夫人传》记载：“柳述、元岩起草诏书给杨素看，杨素将此事禀告炀帝，并非因为召房陵王而逮捕柳述、元岩。”《南史·梁昭明太子传》记载：三年三月，游历后池，乘坐雕饰花纹的船，采摘芙蓉。观国按：三月没有芙蓉花，史书记错了月份。《唐书》记载：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敢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为此写了《讳辨》，但李贺最终没有参加科举。观国按：韩愈《讳辨》中说：“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有与他争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父亲名晋肃，不考进士，就是因为这个。’”由此可知李贺曾参加进士考试。争名者诋毁他，所以韩愈写《讳辨》，想要保全李贺的名声。《唐史》与《讳辨》的意思不同。唐人康骈写小说《剧谈录》说：元稹凭明经科考中，愿意结交李贺，带着拜帖去李贺家，李贺看了拜帖不回复，元稹羞愧愤怒地退去。元稹身居高位后，便指出李贺祖父名讳的问题，进言李贺不应参加进士考试，导致李贺仕途坎坷。韩愈爱惜他的才华，写了《讳辨》。观国按：唐人小说虽不能完全相信，但记载李贺的事与《讳辨》相符，由此可知史书所载未尽其详。

防夷

《史记·伍子胥传》记载：伍子胥自刎，吴王愤怒，取出伍子胥的尸体，装在防夷革袋中，漂浮在江中。应劭注说：取马皮做防夷，防夷是榼的形状。前汉《食货志》记载：范蠡报复强大的吴国，洗刷会稽之耻，于是乘坐小船，漂浮江湖，改姓到齐国，自称防夷子皮。颜师古注说：自称防夷子皮，是说像装酒的防夷袋，能容纳很多东西且可卷起收藏，随时代张弛变化。防夷是用皮做的，所以叫子皮。观国按：古代贮酒的器具，多用陶或木制作，都有撞击破碎的隐患，所以防夷用皮制作，可以卷舒来贮酒，没有破碎的隐患。前汉《陈遵传》引用扬雄《酒箴》说：你就像瓶子，看瓶子的处境，处在井边，位置高而面临深水，动不动常接近危险。酒胶进不去，藏着水满怀，不能左右牵动绳索，一旦遇到阻碍，就被石头撞破。自己这样使用，不如防夷。防夷弯曲腹部，大如壶，整天盛酒，人们又借来买酒。看这篇箴言的意思，大概是说用瓶子从井里打水，绳子阻碍导致瓶子破碎，不如用防夷盛酒，安稳而不损坏，以此比喻人饮酒，不可自取困败。范蠡自称防夷子皮，又号陶朱公，是用鄙俗的名字来隐藏自己的踪迹罢了。杜甫《酬薛判官》诗说：想要学习防夷子，等待刻写燕山铭。这首诗的意思不是想要隐居，而是想要像范蠡那样富贵强兵，所以下句说：志向在麒麟阁，无心于云母屏。

聊胶

前汉《严助传》记载：武帝得到东方朔、枚皋、胶苍、终军等人，都在身边侍奉。又《艺文志》“从横家”记载：待诏金马，聊苍三篇。颜师古注说：《严助传》作“胶苍”，而《艺文志》作“聊苍”，《志》与《传》不同，不知哪个正确。观国按：《广韵》中“聊”字，落萧切，是语助词，也是姓氏。《风俗通》有聊仓，任汉侍中，著《子书》；又有聊氏，任颍川太守，著《万姓谱》。由此看来，《艺文志》说“聊苍”是正确的。《广韵》是陆法言等各位贤士汇集古今姓氏谱牒、天文地理、经史百家之书而分类编纂的，是可信的。胶姓也有胶鬲，应当是班固假借用的字。然而“聊”“胶”二字音与义都不同，不能假借。

译（这）很难相合。只有姓氏与名字虽然存在假借字，应当专指同一个读音。“朝”字的古文是“鼂”，也写作“晁”。《史记》中有《朝错传》，前汉有《鼂错传》。太史公在自序中说：“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朝’、‘鼂’、‘晁’虽然是三个字，但读音相同。”《史记》中孔子弟子有虙不齐，字子贱；《儒林传》中有济南伏生，名胜；后汉有服防，这些都是同姓。“虙”、“伏”、“服”虽然是三个字，但读音相同。《史记》中有《袁盎传》，前汉有《爰盎传》，“袁”、“爰”两个字也是同音的。至于“聊”、“胶”两个字却是两种读音，那么在假借字上就很难相合了。

译秘祝官

《前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十三年夏季，废除了秘祝官。应劭注释说：秘祝之官将过错转移给下属，国家忌讳谈论此事，所以称为“秘”。《郊祀志》又说：文帝十三年下诏说：“秘祝之官将过错转移给下属，我对此很不赞同，应当废除它。”观国按：《史记·封禅书》说：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郎官若有灾异祥瑞，就通过祭祀祈祷将过错转移给下属，这是秦朝的法律。汉朝沿袭了这一制度，直到文帝才下诏废除它。观国读《汤诰》说：“如果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我一人身上。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归咎于万方百姓。”《说命》说：“如果有一人不得其所，那就是我的罪过。”《泰誓》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身上。”《无逸》说：“如果小人怨恨你、咒骂你，你就应当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古代的君主，自我责备如此沉重，所以天下人心归附。从前屈建向赵武询问士匄的德行，赵武说：“士匄家中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晋国说话竭尽真情且无私心，他的祝史祭祀时陈述诚信而无愧色，家中没有猜忌，他的祝史不祈求私利。”屈建将这话告诉楚康王说：“神与人都不怨恨，士匄辅佐五位君主成为诸侯盟主，是理所当然的。”齐侯患疥疮和疟疾，满一年仍未痊愈，梁丘据和裔款说：“这是祝史的罪过，国君何不诛杀祝固和史嚚。”齐侯询问晏子，晏子说：“如果有德行的君主，内外政事不废弛，上下无怨恨，行动没有违背常理，他的祝史推荐诚信而无愧心。如果恰好遇到淫乱的君主，内外邪僻，上下怨恨疾苦，行动乖违，顺从欲望满足私心，修建高台深池，撞钟舞女，耗尽民力，掠夺积聚，肆意横行不合法度，神灵愤怒百姓痛苦，因此鬼神不享用这个国家的祭品而降下灾祸，祝史也参与其中。国君如果想诛杀祝史，先修养德行然后才可以。”齐侯很高兴，让官吏放宽政令，拆除关卡去除禁令，减轻赋税免除债务。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地，史官说：“对百姓有利，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那就是我的利益。百姓既然得利，我必定也会得到好处。”左右的人说：“寿命可以延长。”邾文公说：“寿命在于养育百姓，死期的长短，是时运决定的。”于是迁都到绎地。由此看来，凡是统治百姓的君主，必须能够修养德行并承担责任，然后才能享受福分。没听说过不修养德行而将过错转移给别人，来为自己求取福分的。暴秦的君主不能修养德行，而且违背上下之情，所以设立秘祝之官，想要将过错转移给下属，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汉文帝能够废除它，可以说是明智了。文帝十四年又下诏说：“先王施行远大的恩惠不要求回报，遥望祭祀不祈求福分，尊重贤人轻视亲属，先考虑百姓后考虑自己。现在我听说祠官祈祷吉利，都将福分归于我自身，而不为百姓，我感到很惭愧。命令祠官恭敬致意，不要有所祈求。”唉！文帝推展这种心意，大概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

五数

《前汉书·律历志》说：“数，是一、十、百、千、万。用来计算事物，顺应性命之理。它起源于黄钟之数，从一开始而乘以三，三次相乘积累，经历十二辰的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五数就完备了。”观国按：《易经》说：“大衍之数，当合一年的日数，两篇的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当合万物之数。”所谓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一、十、百、千、万都具备，这是五数的根本。《律历志》所说的经历十二辰的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五数虽然也具备，但这却是生成音律的数，不是五数的根本。生成音律的数，也是从大衍之数中产生的。大概黄钟之数，始于子位的一，用三去乘，到丑位得到三，到寅位得到九，到卯位得到二十七，到辰位得到八十一，到巳位得到二百四十三，到午位得到七百二十九，到未位得到二千一百八十七，到申位得到六千五百六十一，到酉位得到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到戌位得到五万九千四十九，到亥位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是从黄钟的子位经历十二辰到亥位的数。子是乾卦的初九，黄钟为天统；未是坤卦的初六，林钟为地统；寅是乾卦的九三，太簇为人统。三统既已端正，就互相作为宫音，而律吕就产生了。这些方法都是大衍之数的余数。两篇的末尾，阳爻三十六策，阴爻二十四策，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占一半，所以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总计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古代制定历法的人，就是基于这个罢了。班固不推演大衍之数而论述五数，却指着十二辰的数来说，这就不是根本了。一、三、五合为九，九是老阳能够变化的数；二、四合为六，六是老阴能够变化的数。乾卦纯阳，所以乾卦说用九；坤卦纯阴，所以坤卦说用六。老阳生出少阳七，这是巳；老阴生出少阴八，这是巳。九、六、七、八是揲蓍的变化，用来成卦的。龙有八十一鳞，是九九之数；鲤鱼有三十六鳞，是六六之数。龙，在天而能变化，所以得到九九之数；鲤鱼，在地而能变化，所以得到六六之数。龙能隐能显，不可控制畜养，所以是在天而能变化的；鲤鱼能神化飞越，在山湖之间，所以是在地而能变化的。大凡得到九六之数的，都有变化的道理，这大概是天地自然的道。

辜孤

译《尚书》说“与其杀害无罪的人”，又说“当时我确实有罪”。《诗经》说“百姓无罪”，又说“无罪无辜”。《礼记》说“拯救无罪的人，讨伐有罪的人”。凡是说到“辜”字，都是“罪”的别称。所以字书说“辜，就是罪”；而“辜负”一词，含有可以归罪、可以责备的意思。古人有时用“孤子”的“孤”字来代替“负”字。李陵在答复苏武的信中说：“功劳大罪过轻，君主不明察，辜负了我的忠心。”五臣注解《文选》说：“国家辜负了他的忠心，诛杀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尚书》又说：“李陵虽然孤恩（亏负恩德），汉朝也负德（亏欠恩德）。”五臣注解说：“力量耗尽而投降，就是孤恩；汉朝诛杀李陵的母亲，也是负德。”《后汉书·马皇后纪》说：“孤恩不报。”章怀太子注解说：“孤，就是辜负。”《三国志·蜀书·刘备传》说：“常常担心自己死掉，辜负了国家的恩德。”所有这些都用“孤”字，大概“孤”有亏负报答的意思，其含义也与“辜”相通，所以古人用“孤”字作为“辜负”的“负”字，并不算错。《前汉书·翟方进传》说：“贵戚近臣的子弟宾客，大多‘辜较’（垄断）以谋取奸利。”颜师古注解说：“‘辜较’，意思是说由自己独占，别人想获取的就会获罪。”《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四年开始设置骥骥厩丞，负责接收各郡国调拨的马匹，豪强权贵垄断马匹，一匹马的价格高达二百万。章怀太子注解引用《汉书》音义说：“辜较，就是阻碍，指阻碍别人买卖而自己牟利。”又《后汉书·孝仁董皇后纪》说：“何进、何苗等人上奏弹劾孝仁皇后，让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人勾结州郡，‘辜较’各地的珍宝贿赂，全部送入西省。”章怀太子的注解与灵帝纪的注解相同。观国按语：这里的“辜较”是阻碍垄断而独自牟利的意思，《汉书》音义的训释是正确的；而颜师古认为别人获取就会获罪，这种训释过于迂曲了。“较”与“较”同音，意义也相通。《周礼·大宗伯》记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周礼·小子》说：“凡是沉辜、较禳，要装饰好牺牲。”又说：“凡是沉辜、较禳、衅积。”郑玄说：“辜，是肢解牺牲来祭祀。肢解牺牲称为‘辜’，是因为刑杀牺牲来使用，就像刑杀有罪的人一样，所以命名为‘辜’。”

译鲁惠公

啖助、赵匡《春秋纂例》中的鲁十二公谱记载说：鲁孝公去世，儿子惠公弗湟即位。其下注有八个字说：惠公三年，周平王东迁。王观国考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周平王元年东迁到洛邑，那年是辛未年，到平王三年癸酉年，鲁惠公即位。到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年，鲁隐公即位。大概周平王即位三年后，鲁惠公才即位。又《史记》鲁世家说：鲁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死周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去世，儿子弗湟即位，这就是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去世，隐公即位。大概鲁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死周幽王，这一年周平王即位并东迁。东迁三年后，鲁惠公才即位。又考证章衡《编年通载》说：周平王元年辛未年，东迁洛邑。平王三年癸酉年，鲁惠公即位。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年，鲁隐公即位。用这些书籍考证，那么周平王东迁三年后，鲁惠公才即位，这是很明显的。啖赵《纂例》说：惠公三年，平王东迁，这是错误的。

学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学林卷四

宋 王观国 撰

玺

后汉《舆服志》刘昭注引用《吴书》说：汉室动乱，天子向北前往黄河边，六枚玉玺没有随身携带，掌管玉玺的人把它投进井中。孙坚向北讨伐董卓，军队驻扎在城南官舍，有一口井，每天早晨有五色云气从井中冒出，孙坚派人疏通，得到传国玺，上面的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形周长四寸，上面有盘绕五龙的纽纹，直径七寸，盘龙上一角缺损。又引用《晋阳秋》说：冉闵的大将军蒋干把传国玺交给河南太守戴施，戴施把它献给百官，大家都祝贺，玉玺光芒照耀透彻，上面蟠螭纹隐隐凸起，文字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是秦朝的旧玺。《晋书·舆服志》说：秦始皇蓝田玉玺，在六玺之外，文字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戴它，后世称为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一起被皇帝所珍视。斩白蛇剑到惠帝时，武库发生火灾把它烧了，于是丢失。等到怀帝灭亡，汉传国玺落入刘聪手中，后来又落入石勒及石季龙手中，国家动乱，到穆帝时才回到江南。《建康实录》说：传国玺，秦始皇制造，方形周长四寸，用玉制成，上面盘绕蛟螭，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秦传到汉，进入魏，魏进入西晋，永嘉末年被刘聪得到，石勒消灭刘氏进入魏赵，冉闵诛杀石勒进入冉闵政权，永和八年才归还给晋。穆帝王观国考证，传国玺文字在《吴书》《建康实录》中都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晋书·舆服志》《晋阳秋》中都说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文字不同。考证《前汉元后传》说：起初，汉高祖进入咸阳，到达霸上，秦王子婴在轵道投降，奉上始皇玺，等到高祖诛杀项羽，即天子位，于是穿着御服佩戴那枚玉玺，世代相传，号称汉传国玺。因为孺子未立，玉玺藏在长乐宫。等到王莽即位，请求玉玺，太后不肯授予王莽，王莽派安阳侯王舜传达旨意，王舜见到太后，知道他是为王莽求玺，愤怒地骂他。王舜说：“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玺。”太后听到王舜的话非常恐惧，王莽想要胁迫她，于是拿出汉传国玺，扔到地上，交给王舜。王舜得到传国玺后，上奏给王莽，王莽非常高兴。又考证《后汉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当面奉上高皇帝玺绶。章怀太子注引用《玉玺谱》说：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时所刻，玉料出自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到霸上，秦王子婴献给他，到王莽篡位，向元后求玺，不给，用威势逼迫她，于是拿出玉玺扔到地上，玉玺上螭龙一角缺损。等到王莽失败，李松拿着玉玺到宛城献给更始帝，更始帝失败，玉玺落入赤眉军手中。刘盆子失败后，把它献给光武帝。圣宋哲宗皇帝得到秦传国玺，改年号为元符。玉玺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李斯的虫鱼篆，方形周长四寸，上面有蟠蛟，缺一角。这就是元后把玉玺扔到地上，缺一角的那枚，是真秦传国玺。那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大概自是另一枚玉玺，不是传国玺。许慎《说文》说：“玺，玉印。从土，所以主土。籀文从玉为玺。”

子贱

后汉《列传》：伏湛字惠公，琅琊东武人。九世祖胜，字子贱，就是所谓的济南伏生。王观国考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宓不齐字子贱，担任单父宰；又《史记·儒林传》：伏生是济南人，以前担任秦朝博士。孝文帝时寻找能治理《尚书》的人，听说伏生能治理，伏生年纪九十多，年老不能行走，诏令让掌故晁错前往受教。张晏注说：伏生名胜，那么名胜就是济南伏生，字子贱的是宓不齐。伏湛传中九世祖胜字子贱，范蔚宗搞错了。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