賔退録卷三

译劝掷，外面三人将骰子聚在一处，称为“酒星”，依据骰子的点数决定聚散。骰子令中更改规则不超过三章，接着更改鞍马令不超过一章。又有旗旛令、闪擪令、抛打令，现在的人已经不了解这些规则了。只有优伶家还用手打令作为游戏。以上都是洪迈的说法。我认为酒令大概起源于投壶之礼，虽然其制度都不相同，但胜者饮酒、负者不饮这一原则是一致的。后汉贾逵也曾制作酒令。唐代最为兴盛，白居易诗中有“筹揷红螺椀，觥飞白玉巵，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碧筹攒米椀，红袖拂骰盘”等句，并非只有洪迈所说的那些。本朝欧阳文忠公制作九射格，唯独不区分胜负，饮酒者都出于偶然。他的说法是：“九射的靶子，用九种物品组成一个大靶，其中包含八个小靶，熊在中间，虎在上面，鹿在下面，雕、雉、猿在右边，雁、兔、鱼在左边，每种物品都有对应的酒筹。射中某物，就查看酒筹所在的位置而饮酒。射箭是为了群体娱乐。古代的君子认为争夺九射格，是因为酒祸起于争夺，争夺虽然能带来欢乐，但不如不争夺而快乐。所以没有胜负，没有赏罚，射中者不算功劳，就没有好胜的矜持；没射中者不受惩罚，就没有不能胜任的讥讽。抽取酒筹而饮酒，饮酒不是因为罚酒，所以不感到羞耻。因此，自己射中的人也不能免除饮酒，多次被抽中的人也不能推辞，这是为了平息争夺。整天快乐而不感到羞耻，不争夺，这是君子的快乐。抽取酒筹的方法，一种物品必须设置三个酒筹，大概是因为宾客的数量多少不固定，所以多设酒筹以备使用。如果现在宾客和主人共九人，则每人抽取一个；如果是八人，则放置熊的酒筹；不足八人且更少，则每人抽取一个而放置剩余的酒筹也可以。增加酒筹，每人抽取一个或两个都可以。由主人临时约定，但都放置熊的酒筹在中间，那么在座的人都要饮酒。如果一种物品再次被射中，则根据持筹者饮酒量的多少和饮酒器的大小，也由主人决定。如果两个酒筹对应一种物品，也是如此。凡是射箭者一轮结束，已经饮尽，则饮用酒筹后再次抽取，酒筹更新。而屡次改变箭矢射中目标，没有情感牵绊，或者恰好射中，侥幸免除，这是所以欢乐而不知厌倦的原因。周文忠在《醉翁亭记》中说：‘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古灵陈述古也曾制作酒令，每次用纸帖子，其中一个写‘司举’，第二个写‘秘阁’，第三个写‘隐君子’，其余写‘士’。命令在座的人暗中抽取，得到‘司举’则负责贡举，得到‘秘阁’则协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献朝廷，搜不到则司举和秘阁自己受罚。酒后又增设新规则，聘请使馆主各一员。如果搜出隐君子，则这两人陪同饮酒，两人直接等候。隐君子出现，立即自己陈述，不等待询问。隐君子未出现之前，不得先说，违反这两条，各加倍罚酒。注释说：聘请使者大概是赞赏其能聘请贤才的意义，馆主兼取馆伴的意义。唐代有昭文馆学士，时人称为馆主。又说：秘阁虽然一同搜访隐君子，如果司举不采纳其言，也不得争权，如果偶然失误，也不得以司举不采纳自己的话而推辞同罚。那么加倍罚酒，司举、秘阁既然抽到，就各自明确说出，不等待别人发问，如果违反先罚一杯，司举、秘阁只允许三次搜寻。宾客满二十人，则五次搜寻。其余人抽到帖子，都保持沉默，如果妄自宣扬，罚一大杯。另外行令，《古灵集》记载潘家山同章衡饮酒时，行令抽到隐君子被章衡搜出，赋诗说：‘吾闻隐君子，大隐廛市间，道义充诸中，测度非在顔。尧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勉哉二秘阁，贤行如髙山。’近年庐陵李寳之【如圭】作《汉法酒》说：‘汉法酒设立十个官职：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〇校尉，曰侍中，曰中书令，曰酒泉太守，曰协律都尉。拜司〇校尉者，持节职举劾。劾及中书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则司〇去节，劾及京兆尹则上爱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别举劾。劾丞相司直则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则列卿自讼廷辩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聴须先谒而后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则中书令、酒泉太守皆望风自劾。御史得罪则惟酒泉太守自劾。司〇以不畏。彊御后若有罪，以赎论。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〇劾及京兆尹者，事虽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书令者，侍中自劾。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邮。协律都尉歌以饯之。劾及协律者，下之蚕室。〇歌诗为新声而求幸，又书其后云：‘右酒令也，戏用汉制为之。’集者止九人则缺，京兆尹八人则缺，侍中七人则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则缺，司直当饮者皆即饮之。或未举饮者，亦可计集者之数以为除官之数。每当饮者，予

译一算。官员任命完毕，查看他们手中的算筹，以此决定饮酒的次序。持有三算的人立即饮酒，持有二算的人与持有相同算数的人进行决断，持有一算的人则留下来等待后面的人。律令中没有记载的情况，比照类似事例处理。

有人说，现在馆阁中有一卷小酒令，是庆历年间锦江人赵景撰写的。还有《饮戏助欢》三卷，是元丰年间安阳人窦譝撰写的。其中都包含了酒令。

《玉籖诗》一卷，是皇朝黔南县知县黄铸撰写的，用一百首诗做成签条，让抽到的人根据诗文内容劝酒。黄铸字德器，是柳州人。

《钓鼇图》一卷，不知道作者是谁。刻木做成鳌鱼之类的形状，沉入水中，用钓竿钓起它们来执行劝酒或惩罚，共有四十类，每一类都配有一首诗。

还有《采珠局》，也是这一类。序言中说撰写人是王公，不知道他的名字，共有三十多类，也各自配有一首诗。

还有《捉卧瓮人格》，是皇朝李庭中撰写的，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居易为条目，大概与陈李的格律大同小异，只是各自更改了名称罢了。

《投壶经》，唐代上官仪曾经奉诏删定。史〇道续作注释，大概是采录了周颙、郝同、梁简文帝等几家著作而成的。司马文正公又用新格旧书来修订，全部废弃了旧法。

晁子止侍郎【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还有《木射图》一卷，说是唐代陆秉撰写的，用十五根竹笋代替箭靶来击打，用地球状的球去撞击它们。竹笋上装饰有朱色和墨色的字，以区分贵贱。朱色代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色代表慢傲佞贪滥。仁者获胜，滥者失败，据此执行赏罚。怀疑这也是同一种器具。

梁王、魏帝、金谷、兰亭，又都是在游玩宴饮的时候，把赋诗作赋不成的人罚酒。高续古【似孙】的《纬略》已经详细记载，这里不再重复。

译秦会之执掌国政，决意与金国讲和。金国随即背弃盟约，秦会之不知所措。张巨山（张嵲）任司勋郎，替他起草自我辩解的奏章，大致说：“伊尹告诉成汤，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者为师。臣先前赞同议和，如今请求讨伐金国，这都是以善者为师。如果事情不成功，就量力而行，不能胜任就停止，应当遵循孔圣人的教诲。”秦会之大喜，提拔张巨山为右史，却不知道他所引用的典故都有错误。当时秘书省寄居在法慧寺，有人在大门上写道：“周任是孔圣人，太甲是成汤。”秦会之大怒，怀疑出自馆阁官员之手，将他们相继斥退。然而《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在成汤时期作《咸有一德》，那么司马迁就已经错了。蔡邕引用“致逺恐泥”，《新唐书》传记引用“以能问于不能”，都认为是孔子的话，也是不对的。

汉代杜延年任御史大夫，居住在父亲曾任职的官府，不敢坐在旧日的座位上，坐卧都更换了位置。北魏任城王元澄的儿子元顺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任右仆射，上朝时登上台阶面向坐榻，见坐榻很旧，问都令史，回答说：“这张坐榻曾经先王坐过。”元顺顿时哽咽，涕泪交流，很久说不出话来，于是让人换掉坐榻。唐代薛元超任中书舍人，官署中有块盘石，他的祖父薛道衡任隋朝内史侍郎时，曾靠着它起草诏令，薛元超每次见到就黯然流泪。裴谞五世担任河南尹，裴谞处理政务时从不敢坐在正中的位置，世代为官的人应当像这样。

晋朝琅邪王王澄有很高的名望，很少推崇佩服别人，每当听到卫玠说话，就叹息得几乎晕倒。当时人说：“卫玠谈论道理，平子（王澄的字）绝倒。”现在世俗把大笑称为绝倒，是不对的。

《先鉴堂朝野遗事》说：王文正公（王曾）辅佐真宗皇帝，吕许公（吕夷简）任参知政事。仁宗朝，吕夷简任首相，王曾再次入朝，议论多有不合，王曾极力请求离职。一天皇上挽留吕夷简，问如何安置王曾，吕夷简惶恐不敢承担。皇上再三问他，说：“王曾是先朝旧臣，应当授予使相，或者洛阳或者许昌，由圣上裁决。”再问其次的选择，说：“不得已，就授大资政殿学士，或者青州或者郓州。”皇上点头同意，吕夷简很高兴。出官署后与宋宣献（宋绶）分路，忘了互相作揖。晚上学士院锁门，儿子们问话都不回答。夜深时独自对儿子吕晦叔说：“次辅也够辛劳了。”第二天盛装入朝，却是两篇任命诏书。吕夷简判许州，王曾知郓州。仁宗的圣明决断就是这样。又《孔毅父（孔平仲）谈苑》说：张邓公（张士逊）、吕许公（吕夷简）同任宰相。一天退朝后，仁宗单独留下吕夷简问：“张士逊长久在政府任职，想给他一个差遣让他出去。”吕夷简说：“士逊出入两朝，也颇出力气。”仁宗说：“恩命如何？”吕夷简说：“授予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说：“不亏待他吗？”吕夷简说：“圣恩优厚。”吕夷简退下后，张士逊与吕夷简是亲家，私下说：“皇上单独留下你，一定是士逊另有差遣，因此祈求恩命。”吕夷简沉吟很久说：“使弼，使弼。”张士逊也欣然期望。这天张士逊在屏阁内收拾东西过半。晚上锁院，第二天早上，张士逊让仆人把屏阁内的东西全部搬回家，不再去待漏院，只在审官东院待漏。入朝后，张士逊只等候宣读诏书，吕夷简只准备押诏书。忽然有堂吏报告吕夷简说：“相公知许州。”吕夷简大惊。于是张士逊押诏书，原来是吕夷简被任命为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当时按吕夷简、张士逊同任宰相，在天圣、明道年间。章献太后升遐，仁宗开始亲政，与吕夷简谋划，以枢密使张耆副史、夏竦、范雍、赵稹任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都是章献太后所任用，全部罢免。退下后告诉郭皇后，皇后说：“吕夷简不单独依附太后吗？只是多机巧，善于应变罢了。”于是一并罢免吕夷简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等到宣布诏令，吕夷简大骇，不知其故，素来与内侍阎文应交好，让他暗中探听，很久才知道事由皇后。皇后再次被废，吕夷简赞成废后之议，实际源于此。《谈苑》所载都不符合，且节度使、检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也不是使弼在文德殿宣布，只有参政一员押诏书，其余宰执都不去，宰相也不当押诏书。那书怀疑是近世不知典故的人所作，一定不是孔氏本真。到景祐四年四月，吕夷简自昭文相罢免，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镇安军节度使判许州，王曾自集贤相罢免，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应当以遗事为正，初命王曾知青州，入朝谢恩后，请求改郓州。又仆射典州，不当说知，于是贴麻改命宋绶。当时参知政事也一同罢免。只是王曾初拜相，吕夷简执政都在乾兴元年七月，当时仁宗已即位。真宗末年，王曾任参知政事，吕夷简知开封府而已。遗事说王曾辅佐真宗，吕夷简任参知政事，也是错的。

沈存中《笔谈》说：颍昌阳翟县有一个杜生，不知其名，邑人只叫他杜五郎。所居离县三十多里，只有两间屋，一间自己住，一间儿子住。室之前有

译空地有一丈多宽，就是篱笆门。杜先生不出这篱笆门，已经三十年了。黎阳县尉孙轸曾经去拜访他，见那人风度潇洒，自称是村民，没有什么本事，为什么要来拜访？孙轸问他不出门的缘故，他笑着说：“这是告诉您的人说错了。”指着门外的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也曾在这桑树下乘凉，怎么能说是不出门呢？只是对时局没有用处，对人没有所求，偶尔自己不出门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问他靠什么谋生，他说：“以前住在县城南边，有五十亩田地，和哥哥一起耕种。后来哥哥的儿子娶了媳妇，估计耕种所得不足以供养，于是把田地给了哥哥，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这里。偶然有乡人借住这屋子，我就住下了。只给人选日子，又卖一种药，来准备稀粥，有时也不够吃。后来儿子能耕种了，乡人可怜我们，给了三十亩田地，让儿子耕种，还有余力，又给人做雇工耕种，从此食物充足。乡人中靠行医维持生计的很多，不应该再兼占他们的利益。从此选日子卖药，其他事情一概不做。”又问：“平时做什么？”回答说：“端坐着罢了，没有可做的。”问：“看些书吗？”回答说：“二十年前也曾看过书。”问：“看什么书？”回答说：“曾经有人赠我一本书册，没有标题，其中多讲《净名经》，也不知道《净名经》是什么书。当时非常喜爱它的议论，现在也忘了，连书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很久了。”他气韵闲适旷达，言词精简，是有道的人。严寒天气只穿布袍草鞋，室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床榻。问他的儿子怎么样？回答说：“是个村童，但本性非常淳厚，不曾妄言，不曾嬉戏游玩，只有买盐酪才到县城一次，可以数着他的行迹，等待他回来，直接去直接回，不曾旁游一步。”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靖康末年，有避乱到顺昌山中的人，深入山中得到茅屋，主人风度裁制很严整，接近他说话像士君子。奇怪地问他：“各位为什么带着妻儿能到这里来？”于是告诉了他缘故，主人说：“战乱从哪里兴起呢？”众人争相诉说，主人叹息悲伤很久，说：“我父亲是仁宗朝的人，从嘉祐末年卜居在这里，从此不再出门。据我所知，只知道有熙宁纪年，也不知道到现在多少年了。”洪迈《夷坚已志》说：陈元忠年轻时，是漳州龙溪人，客居南海，曾经赴省试，经过南安防，傍晚赶进城，还远就投宿在野人家，茅草屋几间，竹树茂密可爱。主人虽然穿麻衫草鞋，但举止谈吐像士人。几案间有书籍散乱，看都是经子。陈元忠问他：“您教儿子读书吗？”回答说：“种园为生罢了。”“也进城吗？”回答说：“十五年没出了。”问藏书有什么用，回答说：“偶然有的。”于是夹杂其他话语。不久暴风雨大作，他的两个儿子披着蓑衣背着锄头回来。大儿子大概十八九岁，小儿子十四五岁，倚着锄头上前作揖，人物可观，完全不像农家子弟。主人进豆羹招待客人，不再一起谈话。天快亮时陈元忠告别离开，到城里因事停留一天。偶然到集市，看见主人仓皇而行。陈元忠追问道：“您说十五年不进县城，为什么到这里？”回答说：“我有急事，不能不出。”问缘故，不肯说，坚持问，才说是大儿子在关外卖粥果没纳税，被关吏拘捕。陈元忠为他拜见监征官，到那里已经捕送郡府。主人和小儿子一起到堂下，长子应当受杖刑。主人恳切告诉郡守说：“我老钝无能，全靠儿子供养。如果他受不了杖刑，那么第二天就缺食了。愿意以身体代替他。”小儿子说：“大人怎么可以受杖刑？我愿意代替哥哥。”哥哥又因为罪在自己，甘心受罚。三人争执不决，小儿子来到父亲耳边说话，像要有所请求。主人呵斥他，儿子一定要上前。郡守很疑惑，呼叫问缘故。回答说：“大人原本系带职正郎，宣和年间多次担任州郡长官。”主人急忙拽他的衣服让他退下说：“儿子狂妄说话。”郡守询问诰敕在不在，儿子说：“现在作一束，放在瓮中埋在山上。”郡守立即派官吏随儿子发掘取来，果然得到，就请主人上座，道歉并释放他的儿子。第二天郡守亲自拜访他，屋子已经空了。三件事大致相似，世上羡慕繁华、沉溺利禄、追求外表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会汗流浃背。杜先生真是有道之士，南安翁弃官而隐藏踪迹，也是人所难能的。顺昌山中主人只是避世的人。南安翁大儿子不能保全自身，几乎连累父亲，大概对杜先生的儿子也有愧吧。

译颜之推在《家训》中说：“过去侯霸的子孙称他们的祖父为‘家公’，陈思王称他的父亲为‘家父’，称他的母亲为‘家母’。潘尼称他的祖父为‘家祖’。这些是古人的做法，却是今人所讥笑的。如今南北方的风俗，在提到祖父母及父母双亲时，没有使用‘家’字的。只有乡野粗俗之人，才这样说。”颜之推是北齐人，到现在将近七百年了，称‘家祖’的又纷纷都是这样，名门望族也不能避免。‘家父’的称呼，世俗之辈也有很多使用，只是‘家公’‘家母’的名号比较少罢了。山简说‘年纪将近三十，不被家公所知’，大概是指他的父亲而不是祖父。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仁宗曾经在便殿，有两个近侍争辩，声音传到御前。仁宗召来询问他们，说：“甲说贵贱在于命运，乙说贵贱由皇帝决定。”仁宗沉默不语，立刻拿出两个小金盒，各自写上几个字，藏在里面，说：“先到的那个保奏给事，有功劳就推恩，封藏得非常严密。”先命令乙带着一个前往内东门司，约定走到半路，命令甲带着另一个随后前往。不久，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奇怪地询问原因，原来是乙走到半路脚跌伤得很厉害，不能前行，甲于是先到。与此事类似，查考唐代张鷟《朝野佥载》，魏征担任仆射时，有两个典事之长参拜时，魏征正在睡觉，两人在牖下商量。一人说：“我们的官职全靠这位老翁。”另一人说：“全靠上天。”魏征听到后，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说‘由此老翁’的人，送到侍郎处，说：“给这个人一个好官。”那个人不知道，出门后心痛，靠说‘由天’的人送信。第二天引注，‘由老翁’的人被罢免，‘由天上’的人得以留任。魏征奇怪地询问，那人如实回答，魏征于是感叹说：“官职俸禄由上天决定的，大概不是虚言。”这两件事大概只是同一件事，吴曾传闻有误罢了。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一皱眉一笑，都应当爱惜，岂肯因为一个人的话，就轻易使用庆赏？郑公（魏征）的事已经不足信，而我们仁宗皇帝，难道会这样做吗？

开禧丙寅年，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记载：“佛日大师宗杲，每次住在名山，七月遇到苏文忠（苏轼）忌日，必定召集他的弟子修供以祭奠。曾经对张子韶侍郎说：‘老僧是东坡的后身。’张说：‘您的笔端有大辩才，不是老先生是谁？’乡僧可升在径山做侍者，亲耳听到这话。现在查考宗杲的年谱，大概生于元祐四年己巳，而东坡卒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这时宗杲已经十三岁了。宗杲平生尊敬东坡，忌日修供或许有，必定没有后身的说法，是可升的妄言。”

封国公的，先封小国，其次封次国，最后封大国。已经封到大国的，允许在本等级内改封。这是本朝的典制。洪忠宣因为儿子显贵，追封邹国公，徙封卫国公。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国公。到七年四月，又再次封魏国公。他的诰前衔称赠太师，追封魏国公。后面又说可特追封魏国公，其余如故。范文穆行词略说：“魏，是大名。他的任命维新，有人说既然不改封他国，何必命词给告？其他人没有见过重复这样的。”然而我读许崧老【翰】外制，有大礼封赠曾祖，追封杨楚国公，赠太师的，遗漏了他的姓名。注说：元赠太师追封杨楚，现在再封制略说：封兼杨楚，位极公师，虽然宠数不可以再增加，而申命用来昭示其无厌。就知道已有前例了。

后汉《陈宠传》说：“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又《隋书·牛〇传》说：“现在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就知道正月也可以称十三月。鲁氏自备，只记载陈宠一事罢了。

现在世上男子刚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大概俗有男忌双，女忌单的说法，以至于笄冠也是如此。查考《北齐书·李浑弟绘传》：绘六岁，就自愿入学。家人因为偶年俗忌，约束而不允许。等他伯姊笔牍空闲时，就偷用。不久，就通晓《急就章》，内外都异于他。就知道这由来久了。

陶谷《五代乱纪》记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说：“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也相信它，笔于《挥麈录》，殊不知这是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说：“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说：“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齐已《折杨柳》词：“秾低似中陶潜酒，软极如伤宋玉风。”以‘中’酒之中为去声，于义为长。徐邈‘中圣人’，《三国志》既无音，未可悬防，为平声也。

毋持布鼓过雷门。汉王尊语。师古注：“谓雷门，防

译这是稽城的城门。那里有一面大鼓，越国人敲击这面鼓，声音能传到洛阳，所以尊引引用了这个典故。“布鼓”，是指用布做的鼓，所以敲击时没有声音。曾文清的诗写道：“败鼓无声强自挝，不堪持过阿香家。”似乎化用了王语的典故，但误将“雷门”中的“雷”理解为雷霆的“雷”。洪文敏在《续笔》中说：“认为城门名只用一个字才显得典雅规范，他列举了《左传》、《公羊传》等书中记载的例子，却唯独遗漏了这个（雷门）。”

译鲍照《行路难》开头说：“奉上您金杯中的美酒，瑇瑁玉匣里的瑶琴，七重芙蓉装饰的羽帐，九华图案的葡萄锦被。”黄庭坚《送王郎》诗中说：“斟给您蒲城桑落的美酒，泛给您湘江屈原秋菊的花瓣，赠给您黟川防漆的墨，送给您阳关堕泪的歌声”，正是沿用了这种体式。

汉代儋耳郡，原本是朱崖的地方。唐代称为儋州，本朝称为昌化军。这是中原极南的地方。《山海经》说：“儋耳国，在大荒之北，任姓，是禺号的儿子，吃谷物，居住在北海的洲渚中。”郭璞注说：“那里的人耳朵大，向下垂搭在肩膀上。”朱崖、儋耳的人，在耳朵上雕刻花纹，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也说：“向东到达开梧，向南安抚多�，向西平定夀靡，向北怀柔儋耳。”高诱注说：“北极的国家。”又《恃君览》说：“雁门以北，鹰隼搏击的地方，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大多没有君主。”注说：“北方没有君主的国家。”那么极北另有一个儋耳，朱崖这个名字，大概是后来才出现的。

古今论述天体的人，说法各不相同。然而天主于动，地主于静，没有说地动的。只有《考灵耀》说：地有四次游移，冬至时地上向北向西三万里，夏至时地下向南向东三万里，春秋分时在中间。地永远运动不停，就像人坐在船里，船行而人不觉察。这种说法独自不同。

陆游入蜀，记载他进入沌水后，看见船夫焚香祈祷神灵，说禀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不要叫错喊错。问什么叫长年三老？回答说稍公就是。长读如长幼的长，才知道杜甫“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的话，原来是这个意思。于是问什么叫摊钱？回答说就是赌博。查《梁冀能意钱之戏》注说，就是摊钱，那么摊钱作为赌博，也是可信的。我因为世人读杜诗，大多把长字读作平声，所以记载陆游的话。

《列仙传·琴高》说：赵国人，以弹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于冀州涿郡之间，二百多年后辞别进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斋戒守候在水边，并且设立祠屋，果然乘着赤鲤从祠中出来，停留了一个多月，又入水离去。现在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边的石台高一丈，叫琴高台，俗传是琴高隐居的地方，有庙存在。溪中另有一种小鱼，其他地方没有，俗称为琴高投药滓所化，叫琴高鱼，每年三月数十万条一天聚集，渔夫网取用盐渍后晒干，州县索取没有节制，作为礼物，当地适宜这种鱼由来已久，以前也进贡，乾道年间才开始停止。前辈多赋诗咏叹，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都有和梅公仪《琴高鱼》诗。圣俞诗说：“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接觞，吾物吾乡不须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诗说：“三月江南花乱开，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无踪迹，枉是渔人尚见猜。”文忠诗说：“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矜好奇。”圣俞又有《宣州杂诗》二十首，其中一首说：“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少妇自捞摝，远人无弃捐，凭书不道薄，卖取青铜钱。”圣俞是宣州人，汪彦章曾赋长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列楚些，岂堪陪薧鲜，裁用当肴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传，噍嚼亦云颇。”俗说：“琴高生控鲤，宛溪左灵踪，散如烟，遗鬛尚余颗，向来骑鲸人，逸驾尝慕我，不应当时游，反用此么麽，得非效齐谐怪者，记之过彭越，小如钱，踪迹由汉祸，越书载王余变化更微琐，因知天地间人莫穷物伙，区区于其中臆决盖不可伪真，吾何知且用慰颐朵。”所以黄庭坚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有说：“籍甚宣城郡，风流数贡毛，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蜀人任渊注此诗，不知宣城土地所宜，只引《列仙传》事，直说是琴高鲤，错了。梅公仪诗恨未见，汪诗不载集中。

吴虎臣《漫录》说：婺州下里有俗字，如以�为矮，�为斋，诉讼文书也是这样。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边远俗陋，诉讼契约专用土俗书，桂林各邑都是这样。现在姑且记载临桂几个字，虽然很鄙野，而偏旁也有依附。�音矮，不长也。�音稳，坐于门中稳也。�亦音稳，大坐亦稳也。仦音嫋，小儿也。奀音勒，人瘦弱也。�音终，人亡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