賔退录卷八

译巡视曹操的器物，其中也有“枇”字。《类篇》中“枇”字共有四个读音，其中一个音为毗志切，属于梳子类。《集韵》与此相同。又查《说文解字》：“栉，是梳和比的总称。”汉文帝赠送给匈奴单于的“比疏”，有的版本写作“比余一”。颜师古注释说：“这是编发的饰物。”“比”字读作频寐反，由此可知“枇”字也通用作“比”。只有“笓”字没有经典依据。《博雅》说：“篝筌叫做笓”，大概是捕捉鱼虾的工具，读音为边迷、频脂二切，与此不同。虽然《集韵》中“枇”也写作“笓”，《类篇》中“笓”又读毗至切，属于梳子类。但这两部书成书较晚，应当遵从古说。《诗经》说：“其比如栉”，又可知三代之前没有“枇”这个名称，只是通称为“栉”罢了，含有相互紧挨着的意思。

译范煜《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汉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时政得失，皇帝发怒，将他逮捕关押在诏狱，以欺罔君主、大逆不道的罪名审问，杨震上疏营救他，皇帝不听从，赵腾最终在闹市被处死。《张皓传》又记载，汉顺帝时，清河人赵腾上书言说灾异变化，讥刺朝政，皇帝逮捕赵腾审问，张皓上疏劝谏，皇帝醒悟，将赵腾减刑一等，免于一死。安帝、顺帝两朝时代相接，河间、清河两国疆域相邻，不应都有叫赵腾的人上书，都指斥时政，都被君主所怒，又都被大臣救解，虽然结局一个死一个活，但也不应如此相同，怀疑只是同一件事，而范煜误以为是两件事罢了。

汉武帝征召枚乘，枚乘在途中去世，皇帝下诏询问枚乘的儿子中有没有能写文章的，后来才得到他的庶子枚皋，枚皋字少孺。枚乘在梁国时，娶枚皋的母亲为小妻。又《孔光传》记载：淳于长因大逆罪被诛杀，他的小妻乃始等六人。《佞幸传》记载：张彭祖被小妻毒死。《外戚许后传》记载：许后的姐姐孊寡居，与淳于长私通，因此成为淳于长的小妻。东汉赵惠王刘干在父亲丧期，私自聘娶小妻，被削去中丘县封地。注解说：小妻，就是妾。又《窦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陈王刘钧娶掖庭出来的女子李娆为小妻，乐成靖王刘党娶故中山简王传下来的婢女李羽生为小妻。梁节王刘畅上疏辞谢，其中有说：“臣畅有小妻三十七人，其中没有儿子的，希望送回娘家。”陈球与刘郃等人谋划诛杀宦官，因为小妻的父亲程璜而事情泄露。《东观记》又记载彭城靖王刘丁早死，恭王刘酺侮辱刘丁的小妻，见《恭传》。注：周益公在《归正人》萧中一第一次娶耶律氏一事中，制书说“次妻”二字没有经典依据，请求改称小妻的札子中注解说：出自《汉书》，指的就是这里。《董卓传》中又有“少妻”的称呼，怀疑就是小妻。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引《江表传》记载张俶的事，也说娶小妻三十多人。又《骆统传》记载：骆统的母亲改嫁成为华歆的小妻。晋宋挺本是刘陶的门人，刘陶死后，宋挺娶刘陶的爱妾为小妻。隋朝王世充的祖父支頽防死后，他的妻子年轻守寡，仪同王粲纳了她，作为小妻，那么“小妻”一词就不只是见于汉史了。

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并不是厌恶饱足而想要饥饿，厌恶安逸而想要危险。只是不可以刻意追求罢了。君子所追求的，只应当追求道，追求那些在我自身范围内的东西罢了。除此之外有所追求，都是不对的。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也是说尽到我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立志一定要得到。其他如“求为可知”，夫子所说的“求之也”之类，都是这个意思。

从前为了保全节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却为了宫室的华美而去做；从前为了保全节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而去做。这两者，本来就是志士所羞耻的。如果为了所认识的穷困匮乏者感激我而去做，似乎也可以了。但同样都是丧失了本心，为什么呢？这还容易解释，可以说是孔子责备乞求醋的人的意思罢了。坚守德行而不违背，不是为了求取禄位；言语一定守信，不是为了端正行为。求取禄位固然不是好事，但如果端正行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做学问却不致力于端正行为，究竟致力于什么呢？只有能明白这个意思，才可以和他谈论学问了。

康节先生《左袵吟》说：“自古防御戎狄没有上策，只凭借仁义是中原的根本。王师问罪固然可以说得通，天子蒙尘怎忍心说出口。二晋乱亡长满茂草，三君屈辱落入陈编。”公闾、延广是什么人呢？这才相信振兴国家也在于一言。大概是预先防备靖康之祸。篇末虽然借二晋作为辞藻，但因为王师问罪而导致防备，只有燕山之役是这样，二晋所没有的。如此深切明显，但读者大多不察觉。我从友人曾幼舆【宏誉】那里听说后才领悟，因此记下。康节观看《有唐吟》有说：“凭高始见山河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事道弥光。”也寄托了微妙的意思。又观看《盛化吟》有说：“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他的儿子说“乱离”的话太过分了，康节叹息说：“我老了快要死了，你们这一辈将要知道。”

唐朝人称县令为明府，而汉人称之为明廷。见范晔《书·张俭传》，“明府”用来称呼太守。山阴老叟称呼刘宠，刘翊称呼种拂，高获称呼鲍昱，都是这样。

杨文公谈〇说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都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诗，也用同样的韵。次韵从此开始。”高承著《事物纪原》采纳了他的说法。我查考《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在文德殿为广州刺史元景隆饯行，诏令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那么唐朝以前本来就有了。

我之前辨析刘信羹颉的封地，后来阅读《能改斋漫录》，引用王观国《学林新编》，说是颍川的地名。不羹者，彼自不羹，此自羹颉。地名中同一个字的多了，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如果真如王观国的说法，那么“颉”字从哪里来呢？

民间俗语说娶妻为索妻，也有出处。《三国志·吕布传》说：“袁术想结纳吕布作为外援，于是为儿子向吕布求取女儿。”《关羽传》说：

译孙权派遣使者为儿子向关羽求娶女儿。又《隋书·太子勇传》记载独孤皇后说：“为他求得了元家的女儿。”

译张清源在《淏云谷杂纪》中辨析说，欧阳修的《集古录》目录里记载后汉人也有复名（双字名）的情况，但仅仅记录了苏不韦、孔长彦兄弟、刘騊駼、丘季智、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这十个人罢了。考查范晔的《后汉书》，大概不止这些人。比如延岑的护军邓仲况，见于苏竟传；郑某师从京兆第五元先，又跟随东郡张恭祖，郑某的儿子名叫益恩、亘荣，族人亘元卿，陈忠推荐的士人中有一个叫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见于杜根传；后来陈敬王的曾孙宠传的注引谢承书，说袁术派将领张闿暗杀陈相骆俊；梁冀的弟弟名叫不疑；越嶲太守李文德一向与延笃交好；党锢传序中有渤海公族进阶，注解说公族是姓，进阶是名；李膺想要查办宛陵大姓羊元群；孔融传中有太傅马日防；皇甫嵩的儿子名叫坚寿；酷吏李章传中有安丘大姓夏长思；宦官曹节的弟弟名叫破石；王逸的儿子名叫延寿，字文考；方术传中谢夷吾字尧卿之类，张清源都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还有，只是遗憾不能全部记住。

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编成后，只有《隋书》单独刊行，其余七史都被废弃不用。大概是因为记载没有法度，详略不得当，所以适宜流传却不广泛。况且史传记载事情，出自一人之手，却自己造成前后矛盾的情况，也是有的。没有卷帙相连、首尾贯通，而不能自己觉察的。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说：“何敬容掌管选拔官员，排序任用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江革性格刚强正直，常有褒贬。”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却说：“何敬容选拔任用明察审慎，号称称职。”史书是用来向万世传递信实的，现在像这样，人们将听从哪一边呢？其余可笑的地方很多，来不及全部写出。

白居易《长恨歌》记载杨太真的始末很详细，特别不为鲁昭公避讳。然而杨太真原本是寿王妃，却说“杨家有个女子刚长成，养在深闺里没人认识”，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宴饮亲昵的私情还可以书写，而大恶不能不隐去。陈鸿的《长恨歌传》就简略地说了。

《新唐书·承天皇帝李倓传》记载，以兴信公主的小女儿张氏为恭顺皇后，配享祭祀。汪玉山辨证说，配享之前已经有了，而《新唐书》没有记载。曾经考查汪玉山的外孙郑子敬注释引用《唐会要》：“懿德太子李重润，中宗即位后追赠国子监丞，聘裴粹已故的女儿为配婚合葬。”虽然这并非始于唐朝。《三国志》记载邴原的女儿早亡，当时曹操的爱子曹冲也去世了，曹操想求合葬。邴原说：“合葬不合礼制。”邴原之所以能在明公（曹操）面前自处，明公之所以对待邴原，是因为他能遵守训典而不改变。如果听从明公的命令，那就是凡庸之人了。明公会怎么认为呢？曹操于是作罢，然而最终还是聘甄氏已故的女儿与曹冲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为她立庙，选取文昭甄皇后已故的从孙曹黄与她合葬，追封曹黄为列侯，以夫人郭氏的堂弟郭德为曹黄的继承人，继承甄氏的姓氏，封郭德为平原侯，承袭公主的爵位。那么汉魏之间就已经实行了。

读诸葛孔明的《出师表》而不流泪的人，他一定不忠；读李令伯的《陈情表》而不流泪的人，他一定不孝；读韩退之的《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泪的人，他一定不友爱。青城山隐士安子顺说。

称有病为“不快”，陈寿作《华佗传》时已经这样用了。

葛常之《韵语阳秋》说：《晋书·阮咸传》说：阮咸擅长弹琵琶。现在有圆形槽而十三柱的乐器，世上称为阮，也叫阮咸。相传是阮咸制作的，所以以此命名。而阮咸的传记却没有提到这一点。黄庭坚听宋宗儒唱《摘阮歌》说：“手挥琵琶送飞鸿，急促的弦音惊醉客起身。圆璧般的光泽有横纹，闭门三月传授给国工。”黄庭坚说现在亲眼见到阮仲容（阮咸），也认为是阮仲容制作的。难道阮咸是用琵琶的余制而制作阮吗？根据这个，那么就是葛常之不知道阮咸的由来。我按《国史纂异》说：元行冲任太常少卿时，有人从古墓中得到铜器，像琵琶而身体正圆，没有人认识。元行冲看了说：“这是阮咸制造的乐器。”于是让匠人改造成木制的，声音清雅。现在称为阮咸的就是这个。《卢氏杂说》说：《晋书》称阮咸擅长弹琵琶，后来发掘阮咸墓的人得到琵琶，用瓦制作，当时人不认识，因为是从阮咸墓中得到的，所以命名为阮咸。陈晋之《乐书》说：阮咸五弦，本是秦琵琶，而颈比琵琶长，排列十二柱。唐武后时，蒯明在古冢中得到铜琵琶，是晋阮咸制造的。元亨年间命令工匠用木头制作，声音非常清彻，很像竹林七贤图所造的旧器，因此用阮咸命名，也是因为他擅长弹奏的缘故。本朝太宗在旧制四弦上加一弦，三种说法大概大同小异。现在世上流行的都是四弦十三柱的，与当时不同。我私下听说现在宫中女乐另有称为阮的乐器，它的形制与民间的完全不同，而且很大，必须坐着弹奏。同乡郭子云守南安时，大庾县令的妻子拿出宫人能弹奏这种乐器，郭子云大概亲眼见过。《唐书·乐志》说：五弦像琵琶而小，是北国出产。乐工裴神符起初用手弹，太宗很高兴，后来人习以为搊琵琶，那么唐朝已经有五弦了。

译了。不知道是因为唐太宗的缘故而误认为是本朝呢？还是另有考证依据呢？

译《夷坚支乙》记载：“紫姑咏手的诗说：笑着折下樱桃，力气不禁受；时常攀折杨柳，玩弄春天的树荫。在管弦乐曲中传声缓慢，在星月楼前深深敛身拜谢。在绣幕中偷偷收回双舞的衣袖，在绿窗前闲适地整理小巧的眉形。秋天来了，多次挑弄罗袜，因为思念心上人而放下了针线。”唐代韩致光的《香奁集》中也有一首咏手的诗：“肌肤暖白，手指如红玉笋芽。调琴抽线时，指尖斜露。背过身去细细捻弄，垂下的鬓发沾着胭脂；对着镜子轻轻匀抹，衬托着眼中的霞光。惆怅地回想昔日掀开绣幔相逢的情景，依稀记得曾托着金车。在后园笑着对同行的人说：‘又摘得了一枝蘼芜。’”这两首诗的体裁完全相同，大概都是言说手的功用罢了。只有韩诗的首句不同。

侯嬴是夷门的监门官，按照大梁城有十二座城门，东面的叫夷门，那么夷门只是大梁的一座城门而已，后人于是直接称汴京为夷门，这是不对的。《容斋续笔》辨析台城、少城的情况与此类似。

古代的道路，男子走右边，妇人走左边，车辆走中间。现在遂宁府谯门外有一座桥，叫仪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上面加了栏杆，道路分为三条，还依稀仿佛古人的意思。称之为“仪”，就像仪门一样。

周文忠为《文苑英华》作序，开头说：“太宗皇帝在时天下太平，用文化来教化天下，既然得到了各国的图籍，聚集名士于朝廷，下诏修撰三大书，叫《太平御览》，叫《册府元龟》，叫《文苑英华》。”洪文敏为《夷坚三志·癸》作序也说：“太平兴国年间，下诏侍从馆阁编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御览广记》等四书。”我查考《册府元龟》是在景德二年开始编类，到大中祥符六年才完成，都是真宗朝的事。两位先生的话偶然有失误。

俗间把笼烛称为照道，这两个字出自《仪礼》的注。

冬至贺礼，古代是没有的。大概始于汉朝吧？《汉杂事》说：“冬至阳气生，君道增长，所以祝贺。”沈约《宋书》说：“魏晋时期冬至日接受万国及百官的称贺，因此稍微简化其礼仪，仅次于岁朝。”《北齐书》记载库狄伏连在冬至之日，亲戚称贺，他的妻子减马豆，摆设豆饼，伏连大怒。大概历代都实行，至今没有废止。查考《月令》：“仲冬之月，白昼最短，阴阳相争，各种生物动荡，君子斋戒，住处必须掩蔽身体，身体想要安宁，远离声色，禁止嗜欲，安定形体性情，事情想要安静，以等待阴阳的安定。”《易经》说：“先王在至日关闭城门，商旅不行，君主不巡视四方。”《五经通义》说：“冬至停止战争鼓声，商旅不行，君主不听政。”事说：“冬至阳气萌发，阴阳交合精华，开始成就万物，气微弱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所以率领天下安静而不扰乱。”《白虎通》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停止事务，不听政，选择吉日然后处理事情。”现在人们匆匆忙忙互相祝贺，那么所谓安身静体，安静而不扰乱，以等待阴阳安定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又查考《月令》：“仲夏之月，白昼最长；仲冬之月，白昼最短。”现在世人反而称冬至为长至，尤其不对。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说：“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用来迎接福气践行长至。”崔浩《女仪》说：“近古妇人常在冬日上履袜于舅姑，践行长至的意义。”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说：“冬至日极南，日影极长，阴阳日月万物的开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所以有履长的祝贺。”大概《周礼》冬至日在牵牛，日影长一丈三尺，日短而影长。黄钟之律九寸，在十二律中最长。《月令》所说的“短至”，是指日的短；曹、崔、杜所说的“践长”“履长”，是指影的长，管的长。虽然所指不同，但应当以《月令》为准。

谏议大夫称大谏始于近世，但在古代也有。齐威公派鲍叔牙为大谏，见于《管子》第二十篇。

韩子苍说：韦苏州年轻时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奉玄宗，豪放不羁。玄宗崩逝后，才开始改节致力于读书。但我看他这个人，性格高洁，饮食清淡欲望少，所居之处扫地焚香而坐，与豪放的人不类似。他的诗清深妙丽，即使在唐代诗人鼎盛时期，也很少有人能比，又哪里像是晚年学习而成的呢？难道是苏州自序的过错吗？然而天宝年间没听说苏州的诗，那么他的诗晚年才精工，也就不足为怪了。叶石林《南宫诗话》说：苏州诗律深妙，白乐天等人固然都尊称他，但行事略不见于唐史，令人遗憾。从他的诗语来看，他的人物也应当高胜不凡。刘禹锡集中有太和六年举自代的一状，然而应应《温泉行》说：“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巡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至华清列御前。”那么曾经侍奉天宝年间，不应该还活到太和时，大概另是一人，或者是集子的错误。苕溪渔隐说：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说：“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玉墀。”又《温泉行》说：“出身天宝今几年，顽钝如锤命如纸。”我用编年通载考证，天宝元年至太和六

译韦应物享年九十一年，他在天宝年间已经十五岁，等到有“出身”的说法时，不应该能活到太和年间。蔡宽夫说【《南宫诗话》世人误传为蔡宽夫所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此说】刘禹锡所举的是另一个人，这可以毫无疑问了。《容斋随笔》说：韦苏州的文集中有《逢杨开府》一诗，写道：“年少时侍奉武皇帝，无赖地倚仗皇恩私宠。身为乡里的豪强，家中藏匿亡命之徒。早晨拿着赌具，晚上偷窃东邻财物，官府不敢抓捕，（他）站在白玉台阶上。骊山风雪之夜，长杨宫打猎之时。一个字都不认识，喝酒放纵顽劣痴傻。武皇升仙离去后，憔悴被人欺侮。读书为时已晚，拿起笔来学习写诗。两府开始收敛行迹，南宫错误地推举了他。没有才能果然不被容纳，出任地方官安抚孤寡。忽然遇见杨开府，谈论旧事泪水俱下。”品味这首诗，大概是应物自叙其少年往事，他的放荡不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李肇《国史补》说：应物生性高洁，饮食清淡欲望少，所居之处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诗驰骋于建安以后，各自得到风韵，大概是记载他后来改过自新的事。应物担任三卫，正是天宝年间所为如此，而官吏不敢抓捕，又可见当时的政治状况了。当时人说应物的行事散失于唐史，未能立传，所以各家的说法未能统一。近世沈明远【名喆】开始概括应物文集及其他书籍为他作传，非常详细，然而论断中也以刘宾客所举为疑。现在记录于此：韦应物，京兆长安县人【见《崔都水》及《休日还长安胄贵里》及《岁日寄弟》并《答崔甥》诗】他的家世自宇文周时，韦孝宽因功名为将相，而他的兄长韦夐，高尚不仕，号为逍遥公。韦夐的孙子韦待价，在隋朝任左仆射，封扶阳公。韦待价生韦令仪，任唐司门郎中。韦令仪生韦銮，韦銮生韦应物【见林宝《姓纂》】年少时游学太学【见《赠旧识》诗】正值开元天宝年间，在宫廷内宿卫，亲近帷幄，皇帝出行必定跟随【见《宴李录事》并《郑户曹》及《逢杨开府》《温泉行》等诗。按《通典》，左右宿卫侍从都以高门子弟年少且风度姿容美好者补任，这是贵胄起家的高选】颇为任侠负气，等到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于是改过自新读书，屏弃武功之地的上方【见《逢杨开府》及《经武功旧隐》诗】又返回沣上，园庐荒芜没落，贫困无法自谋生计【见《归沣上》诗】客游江淮之间，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名士【见《会梁川故人》及《李栖梧会大梁亭》等诗】于是任河阳从事，离去后任京兆功曹，代理高陵令【见《寄弟》及《别子西》诗】永泰年间，升任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仗中贵人的权势，骄横成为百姓祸害，应物痛恨他们，严厉依法惩治，被诉讼也不屈服【见《示从子班》诗】弃官养病于同德精舍【见《同德精舍》诗】起用为鄠县令，大历十四年任栎阳县令，又因病辞官离去，归居西郊【见《归西郊》诗】选择胜地隐居于善福祠，跟随诸生学问，淡泊如此【见《西斋示诸生》诗】建中二年，拜尚书比部外郎，次年出任滁州刺史【见《别善福祠》诗】滁州山川清幽深远，山中多有隐君子，应物风流和蔼，与他们游览赋诗，郡中无事，百姓安乐【见《全椒道士》及《释良史》等诗】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应物从郡中派遣使者从小路奔赴行在问安。次年兴元甲子，使者返回，诏书嘉奖他的忠诚【见《寄弟》诗】任期届满贫困不能归乡，留居郡中南岩【见《岁日寄端武》诗】不久擢升江州刺史【见《登郡楼》诗】居住两年，召至京师。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补外，任苏州刺史【见《答李士协》诗】在郡中，延请礼遇秀民，安抚孤寡，非常恩惠【见《郡斋文士宴集》诗】很久之后，白居易从中书舍人出任吴门太守，应物罢郡【见刘禹锡集中《酬白舍人》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寓居于郡中永定佛寺【见《寓永定》诗】太和年间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任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纪九十余岁了，不知其最终结局【见刘禹锡太和六年为苏州刺史举官自代状云：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朝议郎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韦应物，历任繁重事务，都有美名，执心不回，临事能断，所职虽重，本官尚轻，内省无能，辄敢公举。司管之利，诚籍时才，流岂弟之风，实为邦本。谨按太和年去应物刺郡时，已更六朝，四十余年矣，而梦得犹举之，岂其遗爱尚存邪？又据应物《送邹少府》诗云：天宝为侍臣，历观两都士；《宴李录事》诗云：十五侍皇闱。然则天宝中应物在三卫，年始十五，至太和，计年九十余。然自苏州罢郡，寓永定以后，集中不复有诗，岂四十年间无一篇诗者？盖亡之也。予尝叹息于斯焉】有儿子韦庆复，任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见《姓纂》】应物生性高洁【见李肇《国史补》】善于写诗，气质闲适美妙，浑然天成，初看似乎不用工，而近世诗人莫

译到了这里。白居易曾对元稹说：韦苏州的歌行体，除了辞藻华丽之外，深深蕴含着讽谏的意旨，而他的五言诗尤其高远雅淡，自成一家，他被当时的人推崇敬重到了这样的地步。僧人皎然，很擅长近体诗，曾经模仿应物诗的体格，写了数首作为见面礼，应物并不欣赏。第二天，皎然抄录旧作给他看，应物才开始接纳，说：“人各有能和不擅长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天赋和学力有限，你如果模仿我，反而会失去你原本的步调了。只要凭借你自己的造诣来确立风格就可以了。”皎然心中信服【见于《因话录》《长庆集》等】。应物饮食清淡，欲望很少，居住的地方总是焚香扫地然后端坐【见于李肇《国史补》】。他在吴门任职时，年纪已经老了，但诗艺更加精妙，世人却不能了解他【也见于白居易的诗】。子沈子说：我读韦苏州的诗，超然简远，有正始时期的风范，就是所谓的朱丝疏弦，一唱三叹。应物在开元、天宝年间在宫廷内担任郎官，在建中到贞元年间担任刺史，而到了文宗太和年间，刘禹锡才以旧官的身份举荐他。计算他的年龄已有九十多岁，却还担任着转运使这样繁重的职务。应物为何如此长寿且健康呢？然而自从离开吴郡以后，不再有诗文见于记载，难道是遗失了吗？假如应物没有去世，他的创作应当不止于此。如果认为应物死于吴郡之后，那么刘禹锡所举荐的他还安然无恙。大概无法考证清楚了。《新唐书·文艺传》称应物有文章流传在人间，史书遗漏了他的传记，所以没有收录。我既然喜爱他的诗，于是考证编排他一生的品行义举和官职门第，都有依据，始末大概可以这样看到。只遗憾史官编纂疏漏浅陋罢了。唉，应物坎坷一生，亲历了盛衰的变迁，晚年才折节向学，如今他的诗往往涉及治国之道，而且道理精深。士人本来就有悔改后能恢复本心，遭遇困厄后反而变得奇伟的，像应物这样在后世自我彰显，难道是偶然的吗？《渔隐丛话后集》又记载韩子苍说：韦苏州年轻时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奉玄宗，豪放不羁。我因此记得《唐宋遗史》说：韦应物赴杜鸿渐的宴会，醉酒后住在驿亭，看见两个佳人在身边，惊讶地问她们，回答说：郎中在席上与司空作诗，因此让两个乐妓侍寝，问还记得诗吗？一个妓女记忆力强，于是背诵道：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看这个，那么应物豪放不羁的性情，晚年依然存在。子苍又说：我看韦苏州本性高洁，饮食清淡欲望少，居住的地方扫地焚香而坐。这是韦集后王钦臣所作序中记载《国史补》的话，但恐怕是过分赞美了。与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样，《国史补》的说法固然不可全信。又怎么知道《唐宋遗史》就符合事实呢？这不可以凭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