賔退录卷五

译药炉旁，僧人忽然来问禅，养茶的器具悬挂在灶壁，晒艾草的铺在檐椽上。对发怒的仆役只能空瞪眼，对生气的童仆徒然握双拳。心里惊怕嫌蹴鞠，脚软害怕秋千。蜷缩如同寒中的猿猴，摧残毁坏好似饥饿的鸢鸟。被人观看时多有目眩，举动之间就头昏旋转。女儿出嫁求取红烛，儿子婚配乞求防笺。已经听说赐给几杖，难道还佩戴韦弦？宾客之事不再参与，儿孙之事已经传下。养和屏作为伴侣，如意拂尘相连。长久抛弃登山杖，只保留近城的田产。呻吟着早晨不快乐，辗转反侧夜晚睡不着。呼唤稚子来到床畔，看书就在枕边。寒冷怀疑怀里贮水，空虚惊讶耳闻蝉鸣。束帛并非没有份，安车确实有缘。伏生甘愿坐末位，绛老让先行。拘急如同风夜，昏沉欲下雨天。鸡皮上灰尘屡次积聚，龋齿中食物频繁填满。常常回忆在官署的日子，时常思念在渭川垂钓。喜欢逢迎佛事，羞于赴赏花筵席。路径狭窄容得下移动栏杆，台阶危险索要减少砖块。好生所以焚烧鸟网，恶杀所以拆毁渔具。既然感慨桑榆晚景，常常嗟叹蒲柳之年。长久思念当弱冠之时，后悔不曾更加狂放颠沛。写完后回想少小时嬉戏的情景，恍如昨日。今年超过三十岁，渐渐将进入老儿诗的境界了，读它也可以自我警戒。前诗第四十二韵押全字，后诗乃押先字，恐怕有误。又“养和屏作伴”中，“屏”字可疑。

译用寓言来寄托训诫，像柳子厚的《三戒》、《鞭贾》之类，颇似以文章为游戏，然而对世道人心也不无裨益。我阅读近世的文集，得到两篇文章：朱希真（敦儒）的《东方智士说》、萧东夫（德藻）的《吴五百》就是这两篇。

朱的文章说：东方有个人，自称为智士，才华很多却狂妄，心里凡是古代圣贤和当世的公卿长者，都挑剔他们的短处并讥笑他们。然而他地处寒微、力量薄弱，终年不免饥寒交迫。村里有个富人，建造的宅第在国中首屈一指，车马奴婢、钟鼓帷帐等物无不齐备。一天，富人召来智士对他说：“我将要远游，现在把住宅借给你。凡是屋中的金银财宝和生活用具，只要不匮乏，都听你使用，不限定年限，归还时再交还给我。”富人登车离去，智士拄着拐杖进入，僮仆妓妾在堂下罗列拜见，各自呈上所掌管的名册听候命令。称智士为“假公”。智士于是遍观宅第，富实宏伟壮丽超过王者，非常高兴。忽然换衣服向东走到厕所，抬头看那房屋低矮狭小，低头看那地基低洼局促，心里郁郁不乐。召来管家仆人责备他说：“这地方高广，厕所却不相称。”仆人说：“只等假公指教。”智士于是命令拆掉旧的建造新的，狭窄的拓宽，低矮的加高，说：“这样来抵御寒暑，这样来遮蔽风雨。”既装饰了梁上的短柱，又涂红了柱子，至于聚集柴草、堆积灰烬、驱扇苍蝇、驱赶蛆虫，都有法度。事情如果有不妥当的，早上移动晚上更改，一定要好一定要奇特。智士亲自拿着斧头和扫帚与役夫混杂劳作，手脚生疮长茧，头发蓬乱满脸污垢，昼夜废寝忘食，忧心忡忡，只怕厕所不够完美，不知不觉过了一年还没完工。忽然守门人奔跑报告说：“阿郎回来了！”智士慌乱地扔掉扫帚，快步到堂下迎接富人。富人慰劳他说：“你住我的宅第，快乐吗？”智士恍然若失地说：“自从您离开，我只致力于厕所，起初不知道堂中的温暖严密，别馆的空旷凉爽，北榭的风，南楼的月，西园花竹的胜景，我未曾亲眼见过；后房歌舞的妙处，我未曾举杯欣赏。虫网琴瑟，灰尘栖居钟鼎，不知道岁月已经到来。您又回来而我应当离开了。”富人作揖让他出去，智士回到旧庐，又悲又叹，忧郁而死。市南宜僚听说后嘲笑他，把这事告诉北山愚公。愚公说：“你笑什么呢？世上治理厕所的人多了，你笑什么呢？”

萧的文章说：吴名憃，南兰陵人写寓言，刻印名为：淮右的和尚客居吴地，每天在集市喝酒，喝醉后狂妄地捋起袖子冲撞市人，走路的人都躲避。市卒把这事报告给吴地的太守，太守记录并给和尚戴上刑具作为凭证，移交给五百（官名）让他看管，然后送他回淮右。五百辱骂和尚说：“狂僧，因为你就有了千里的劳役，我且让你受苦。”每天天没亮就踢他，在路上拿着棍棒驱赶在他后面，不让他休息。晚上就拴住他的脚直到奔牛埭。和尚拿出腰间的金子买斗酒，夜里灌醉五百并剃光他的头，脱下墨衣给他穿上，并且给他戴上刑具拴住他。推倒墙壁逃跑。第二天太阳已经偏西，五百才醒来，寂静中不见和尚，回头看墙壁已经倒塌，说：“嘻，他逃走了！”接着看身上的衣服却是墨衣，惊恐地摸自己的头却没有头发，又戴着刑具被拴着，不能出门，在旅店中大喊说：“狂僧还在这里，只是丢了我罢了。”客人每次见到吴人就说这事，吴人也自己发笑。千岩老人说：“这大概不是寓言吧。世上失去自我的人，难道只有吴五百吗？生来就有这个自我，无论荣辱增减，自我本身并没有增减。所寄托来显示荣辱的，都是身外之物，不正是所谓偶然到来的东西吗？从前困顿现在荣耀，偶然到来的东西聚集在身上日益兴盛，而拱手作揖、行走步趋也日益随之改变，所寄托的改变了。从前与之相处的人，现在看他确实不是从前的那个人，而他看自己也大概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这他与吴五百真的有区别吗？”我的老朋友有人渐渐显贵，应当写这篇送给他。两篇文章中朱的文章尤其立意高远，世上的人不能穷尽事理、尽展本性以至于达到圣贤的快乐境地，而只在小处追逐末节事务直到终老的人，都是东方智士一流的人。我也害怕流落到这种地步，读后惊恐得流下汗水。

饶德操剃度出家后，有给胡少汲（直孺）的小信说：“如璧再拜启告，少汲器量广博、声望隆重，虽然想辞去官职，但官职逼迫他不肯放手，然而安于时运、听从天命就可以了。时运命数的到来，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自己的力量所能抗拒的，也不可不去抗拒，唯独声色这一件事罢了。大体上官职改变人，就像酒渐渐增多就难以控制，正在喝酒时有所畏惧的，如果不是狂夫，那么酒虽多也不会导致违犯礼法。少汲天资接近道，如《楞严》、《圆觉》、《维摩》，应该是少汲非常畏惧的，不可让它们离开案头，大概可以防止在烈火中洗涤优昙花（比喻在险恶环境中保持高洁）。渐渐显贵了，恐怕渐渐听不到这些话，而我渐渐不敢说这些话，也恐怕渐渐不喜欢这些话。趁此时，急切地早早进献林下之芹（谦辞，指微薄之物），仅此而已。”

曾端伯（慥）把自己编纂的百家诗选送给孙仲益，仲益回信说：“〇您赐给我百家新选一卷，打开信函阅读，每得到未曾听说的，就拍腿跳跃，读它惟恐读完。”欧阳公《集古录》说：“事物常常聚集在喜好的人那里，而得到于有力量者的强力。如果喜好却没有力量，有力量却不喜好，都不能得到。”宋朝兴起两百年，宗工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有的在士大夫口中脍炙人口，有的沦废于兵火而散失，仅存的

译搜集整理也大致完备了。而诗引中所记载的内容，多的有几百字，少的有几十字，这些人物的生平出处，大致的文辞格调高低，品德高尚的士人，风范高洁超脱尘俗，成为一世的师表；被放逐的臣子，寄托深远，思绪绵延千里，以及山石墓志铭刻、方言地理志书、怪异奇特令人欣喜的辞章，群起嘲笑讥讽、戏谑谈笑的话语，没有不全部记载的。《集古录》又说：“只有世人所贪求的东西，在其中没有欲望，然后才能统一自己的喜好，这难道不确实吗？”我觌私下读完诸篇序引之后，那些诗以前见过的不再读，读未曾见过的，每当遇到佳处，有时读一两次，有时反复诵读而不能停止。没想到在晚年残年之际，得以目睹奇绝佳作，幸运超过期望，喜悦之情无法言表。我觌学识迂腐才能低下，是世间的怪人，微不足道的技艺，如同腊防一样，不敢走出郑国尺寸之地。近来读新作，而私意大致也有相合之处。秦少游说：“曾子固的文章妙绝古今，但有韵脚的诗则往往不工。”这话一出，天下人便以此为借口。曾南丰作李白诗序，认为李白诗风宏大瑰伟，不是近世诗人所能企及，但连类引义符合法度的很少。王安石多次称赞郭功父的诗，而曾南丰不以为然，郭功父对此感到疑惑。王安石说：“难道不是子固认为功父天才超逸，更应当用古诗的法度来约束他吗？”曾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向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向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扬》等诗，都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说他们不能作诗。我觌所以不理解他们的言论。王安石《竹诗》有人说：“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实有才。”送李璋落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但这并非佳句。王安石的诗到知制诰时才尽善，归蒋川时才达到精绝。之后再送李璋落第，和吴仲卿雪诗相比少年作品，如同天渊之别了。白居易诗所谓辞达，大抵能表达心中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如诸公，北归后效仿白居易体，更加不如，只有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如前作，我以为也是效仿白居易诗，王安石转述潘邠老的话，文潜晚年喜爱白居易诗，确实如此，如我所料。苏东坡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蜜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又何必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实美。王安石认为徐师川晚年务求平淡，终不如少年精巧，大概平淡不可强求，水落石出自见涯涘，非积学之至不能达到。吕居仁作江南宗派，固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辱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低头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壁之下，师川固当不平，然惠洪伪作鲁直赠诗云：“气爽绝类徐师川”，师川喜以为是，不免与惠洪为类，此又不可晓者。《冷斋夜话》载秀老一事，我觌在江西时，厌恶其狂诞无稽，坐客皆怃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骂为辱。苏东坡橄榄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苏东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酥静如练，为芦菔根者”，苏东坡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遗苏东坡，答诗云：“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王安石著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我觌每观公叙诸诗词句温丽，纪次详实，尊贤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余，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宠、米元晖，殆是子美诗中黄四娘者邪？然元宠诗殊有可观，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红窗迥矣，聊发千里一笑。我觌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著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而后修书拜送使者，尚当。细读别具，记仲益此书发明甚多。今人遗以书籍，安肯即读？虽读，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辈之风，何可多得？元宠名组，尝赋《红窗迥》百余篇，皆嘲谑之词，故掩其文名。世传俚语，谓假儒不识字者，以《论语》授徒，读“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诗选》载元宠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钜编》。盖矜多衒博，欲示其

译他读书无所不读，做学问无所不能，所以难免把不知道的当作知道的。《诗选》的取舍实在不够精当，当时前辈们大多对此提出非议。仲益所称赞的《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顔扬》等篇章，以及苏黄门的四字诗，没有一篇被选入，反而录用了“都都平丈我”这样的诗句。回信中提到这些，也是借此来规劝他。

译颜渊、子夏担任地下的修文郎，陶景担任蓬莱都水监，马周担任素雪宫仙官，李长吉记录白玉楼的事。这些说法荒唐，无法深究。然而近代这类事情很多，见于传记，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大概名人才士偶尔具有特殊的禀赋，世间不多得。如果没有神仙也就罢了，假使有神仙，如果不是这类人，谁能担当得起呢？只是怪异神仙的事情，圣人不谈论，天地之外的事，存而不论是可以的。石曼卿死后，他的老朋友有人看见他，说：“恍惚如在梦中，他说我现在成了神仙。所主管的，是芙蓉城。”庆历年间有朝臣早晨去拜见皇帝，在路上看见三十多个美丽的女子走在前面，丁度按着马缰绳跟在后面离去。朝臣问他们，最后一个人回答说：“各位女官迎接芙蓉馆的主人。”当时丁度在家休假，不久听说他去世了。右侍禁孙勉监管元城埽，有一个大鳖的洞穴，一个埽坝下沉多塌陷。等他出来，射杀了它。后来白天睡觉梦见官吏来逮捕他，走了一百里路，看见道路左边宫阙非常壮丽，问官吏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紫府真人宫。”真人是谁？回答说：“韩忠献。”孙勉私下想，自己是韩公的旧吏，请求门吏进去见他，望见韩公坐在殿上，衣冠像神仙，侍立的都是穿绿衣的童子。孙勉拜了两拜把情况祷告，韩公让他回去，于是醒来。王平甫熙宁癸丑年在崇文馆值班，梦见有人邀请到海上，看见海中宫殿非常盛大，其中奏乐，题写宫殿的名字叫“灵芝宫”。邀请的人想和他一起去，一个人隔着水阻止他说：“时候没到，暂且让他回去，日后会迎接他。”恍然梦醒，当时宫中已经钟鸣。平甫很自负，写诗记录这件事说：“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夜半时。”四年后平甫病死，他家人哭着问他说：“你曾经梦见去灵芝宫，是真的吗？应当以此预示我。”这天傍晚祭奠，好像有声音回应人。他家人又用钱币占卜说：“是的。”吕献可在安州，一天坐在小轩，于是闭眼看见穿绿衣的童子说：“玉帝南游炎洲，召你随行，纠正群仙。”炎洲炎热，赐你清凉丹一粒。吕拜谢吞下，像冰雪一样，自知不久于人世。后来朱明又看见吕骑着玉角青鹿在湘江路上，金甲官吏跟随几百人。刘景文任忻州知州，一天对一个曹掾说：“天帝即将召你，我将随后前往。”不久曹掾无病而死，景文也随后去世。经过一夜突然苏醒，要笔写三首诗：“有中宫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间天神绕楼殿等语。”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自称云林子，尚书右丞黄履的孙子，考中进士，官至秘书郎，博学能文，喜好仙佛之说。政和七年，在京城梦见人告诉他，不久在人间，上帝有命令，主管文翰。第二年二月，果然去世。李伯纪为他写墓志铭，大致说：“白玉楼成，上帝有诏，往司文翰，脱屣尘淖。”大概记录这件事。陈伯修【师锡】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称闲适先生。一天白天睡觉，梦见到皇帝所在，像人间上殿的礼仪。皇帝说：“你平生所上的章疏，可以叙述记录进呈。”一个天官引到廊庑间，帷帐非常讲究，几上有笔墨砚石，都精妙可玩。旁边有大卷，用青绫装饰，随手运笔，快如神，以前所上的，不遗漏一字。皇帝批阅再三，脸色很高兴，告诉他说：“已在第六等授予你官职。”立即下殿谢恩，听见金钟玉磬的声音竞相响起，于是醒来，告诉他的儿子，并且说：“丰相临终得梦，也是这样。”不久命车遍别知旧，向府衙请求退休，夜过半，命他的儿子举左足压右足，手结弥陀印，端坐而死。七天后，一个僧人说：“夜宿某州，梦见官员穿银绯，跨马导从几十人，踏江水如平地。”心里觉得奇怪，问是谁，随从说：“陈殿院赴召。”黄冕仲挽诗有“凌波应作水中仙”的句子。张子韶说：“不须更草玉楼赋，已作神仙第六人。”都是指这件事。李庄简南迁，他的儿子孟博死在琼州。在这之前几个月，孟博梦见到一个地方，海山空旷辽阔，楼观特别高耸在云霄间，有轩榜叫“空明”，先世诸父环坐其中，指一个席位说：“留以待你。”于是醒来。临终云气起于寝室，冠服宛然，自云中冉冉升举，琼人全都看见。孟博苦学有文，绍兴五年进士第三人及第。庄简有诗悼他说：“脱屣尘寰委蜕蝉，真形渺渺驾非烟。丹台路杳无归日，白玉楼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飞仙。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梦记略说：“绍兴戊寅除夕，身体不佳，三更才得睡，梦见到一个山馆，与一个客人走到门外，望山下有一居舍很潇洒，客人指着说：‘这是某人居也，何不前往拜访？’于是同到其家，柴扉茅舍。”门前张一画图，作一仙人乘云腾空，下临海山，是唐人画。不久主人出来

译（他）戴着竹冠，穿着草鞋，握住我的手大笑，像老朋友一样，领我进入一间小阁楼，又登上另一间稍大的阁楼。阁中陈列的都是书法名迹和图画。大阁北墙上，大概是那人自己画的山水岩石隐逸之趣，上面画着云烟出没，在浓淡的云中隐约可见章草小字，写道：“我当初向东游历到达黄河，面向黄河拜了两拜，喝了一杯河水后渡河，在某处见到某人传授《易经》，在某处见到某人传授种植之法，在某处见到某人传授法术，于是返回，再次来到黄河，又拜了两拜，喝了一杯河水，想要渡河，忽然大风起，河浪汹涌，众人不敢上船，我逆流而渡。”回到家后，才开始建造小阁楼，每天与客人饮酒。将阁楼隔成三间，酒器用铁锅、木勺、瓷杯。不久稍有余钱，又建造了大阁楼。后来又有盈余，又买银子制作锅和杯。没有哪一天不留下客人，客人必定豪饮，喝了必定醉，醉了必定睡，一睡有时几天不醒。后来字迹混杂在云烟中无法辨认了。他与我说话极其质朴，偶尔谈及道理则精妙高远，他风度姿容大概是神仙真人一流，唯独与我慷慨畅谈。座中先前有几位客人，不再与他们交谈。我也接连喝了几杯酒，酒味不是人间的酒曲所能比及的。欢乐饮酒正亲密无间时，忽然惊起索要灯火，目想心思，挥笔记录。次日是己卯年的元旦，子孙环绕侍立，朱公拿出这篇记录给他们看，并且说所游历的地方非常快乐，后悔没有早点打算住下。过了八天，他又自言自语说：“好走啊好走，自有快乐。”三更初刻，端坐端正手脚，神色不乱，寂静地去世。七天后才入殓，全身柔软，气息容貌如同活着一样。韩公的事见于刘斧的《青琐高议》，吕公的事见于刘斧的《翰府名谈》，刘斧著书多荒诞虚妄，所以观看的人通常不敢相信。石丁两件事，苏轼的《芙蓉城》诗已经引用过。灵芝宫的事，苏轼也记载过。至于刘、黄、陈、李、朱这些人，则是耳闻目睹，都可信不假。唐代白居易也有诗说：“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夷坚乙志》又记载方朝散任玉华侍郎的事很详细，方的名字不显于世，所以不收录。《真诰》《丹台录》等书所载，如周武王姬发为北斗君，召公姬奭为南明公，贾谊为西门都禁郎，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魏武帝为北君太傅，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陶侃为西河侯，秦始皇为北帝上相，周公旦为北帝师，伯夷叔齐为九天仆射，墨翟为太极仙卿，庄周为太史博士，孔子为元宫仙之类，共几十人，不能全部写出。古今圣贤，几乎没有遗漏的，难道都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

译富郑公出使契丹，契丹君主说想要发兵。富郑公说：“北朝与中国交好，那么君主独享其利，而臣下无所获；如果用兵，那么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群臣争着劝您发兵的，这都是他们为自己谋划，并非国家的计策。胜负还不可知，即使取胜，损失的士兵和马匹，是由群臣承担呢？还是由君主承担呢？”当时这段话流传到四面八方。苏明允读到此处说：“这段议论，古人有过吗？”东坡还不到十岁，在旁边回答说：“记得严安上书说：‘如今征讨南夷，朝见夜郎，攻取薉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焚烧他们的龙城，议论的人赞美这种做法。这是臣下的私利，并非天下的长远防备。’正是这个意思。”苏明允认为他说得对。洪文敏又记载魏太武帝时，南边各位将领上表说宋人大举戒备，将要入侵，请求在宋军未出发时先出击。魏国的公卿都认为应当出击。崔伯深说：“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跟随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得美女珍宝。南边各位将领听说后羡慕他们，也想向南掠夺以获取资财，都是谋求私利，为国家生事，不可听从。”魏主于是停止出兵。他的议论也是如此。我认为严安、崔伯深的说法，都是陈述给他们的君主，不像富郑公在异国他乡把和战利害分辨得如此明白而能被听从。只有唐朝郑元璹出使突厥，对颉利说：“如今掠夺资财，劫掠人口，都落入所属部将手中，可汗一点也得不到。哪里比得上放下旗帜结好，那么金玉重币全都归于可汗？”颉利听到这话时，正率领军队攻打太原，立刻撤军返回。正好与富郑公的事相合。洪文敏偶然忘记了，为什么呢？然而富郑公难道是蹈袭他人言语的人吗？大概道理所在之处，古今是相同的。推诚相告，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行得通。

《容斋五笔》记载，饶州庆元四年九月十四日，严霜连续降落，晚稻未成熟的都被霜打，不能再生长，各县都是这样。有应当纳税的人向郡县申诉，郡守一心爱民，有意免除租税，然而僚属多说法中没有这一条，又说九月正是霜降节气，不足以视为异常。查白居易《讽谏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旱寒冷，禾穗未熟，都青干枯萎。长官明知却不申报，急征暴敛以求考课，这是明证。这难道不是古人立法之初所说的早霜之类，不像水旱灾害那样可以核查，担心贪民趁机或造成冒领，所以不轻易开启这个先例？如今的计策，固然难以增添创制条令，但凡有水旱之外的灾伤，专门委派贤良的守令推行施行，那么实惠就能惠及百姓，可以挽救流亡的祸患，这是仁政的上策。这些都是洪迈的说法，我查《北史·卢勇传》：山西霜灾歉收，运送山东租税，都命令装满，违者治罪。唐马周奏疏说：“过去贞观初年，全国霜灾歉收，一匹绢才换得一斗米，而天下安定的原因，是百姓知道陛下忧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没有怨言。”《北齐书》《隋书》也有直接说霜旱的，由此推论，唐初以前必定都有免除租税的先例，中世才不是这样。又如果名为霜俭、霜旱，有能援引这些向圣明朝廷进言的，应当没有不听从的。

后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为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座。唐太宗曾历任尚书，让臣下不敢担任此官。《职林》还说唐与隋相同。窦巩《新唐书·音训》则说唐以两仆射、六尚书为八座。高承《事物纪原》又说隋唐至今令仆为宰相，所以六尚书及左右丞为八座。不知谁是对的。

《青箱杂记》记载李太伯一首绝句说：“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说：“这首诗意境有重重障碍，李君大概不得志吧？”后果如其言。我们族人紫芝【师秀】也曾赋一首绝句说：“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气象略相似，刚脱选而去世。何月湖尚书年轻时登高峰坛，有“天风近转清，地高日难晚”的诗句。林黄中侍郎见到，就知道他日后必定显贵且长寿，与前两首诗大不相同了。

汉文帝任用宋昌为卫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章帝命令车骑将军马防班次同于三公。延平年间，任命邓隲为仪同三司。从此后世又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名称。三司，就是三公。唐高宗、武后之时，屡次兴起大狱，多用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后来有大狱，有时直接任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任三司使。其次又用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员担任，以决断疑难案件。当时因此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的区别，都是事毕罢免。盐铁、度支，唐中世已设置使职，也有判户部的，然而未曾总命一使，也未称为三司。后唐同光年间，敕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都委托租庸使

译管辖方面，沿袭梁朝的旧制。长兴元年，废除租庸使的职额，将盐铁、度支、户部分为三司。这一年，开始任命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担任三司使。三司使一职从此设立。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元丰年间推行新官制，才废除三司的名称，分别设置两位使者，但各自的职权各不相同。不熟悉史书的人，大多对此产生疑惑和误解，所以特意加以区分说明。

译北齐源师代理祠部职务，恰逢孟夏时节龙星出现，便请求举行求雨祭祀。当时高阿那肱担任录尚书事，认为这是真正的龙出现，大为惊喜，询问龙在何处，是什么颜色。源师说：“这是龙星初次出现，按照礼制应当举行求雨祭祀，并不是说真的有龙。”高阿那肱是武人，不读书，哪里值得责备。唐朝杜牧，是一代文士，他的《阿房宫赋》，意境深远而辞藻华丽。吴武陵甚至用辅佐帝王之才来赞誉他，后世称颂诵读不绝。然而其中有句：“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然把桥比作龙，那就是把龙星出现当作真龙了。杜牧的赋与秦朝史实相抵触的地方极多。比如阿房宫方圆不过百里，杜牧却说覆盖三百多里。秦始皇十七岁即位才开始灭韩，到二十六年才完全兼并六国，那么十六年之前不可能招致诸侯国的子女。杜牧却说王子皇孙用车载着来到秦国，成为秦宫人，有三十六年不得见天日。阿房宫直到秦始皇去世都没有完工，工匠多达数万人。秦二世征调他们去修骊山，周章军队到达戏水，又征调他们充当战士。歌台舞榭原本就没有建成，宫人未曾居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殿屋、复道、周阁相连，所得诸侯的美人、钟鼓用来充实其中的，指的是渭北的宫室，而不是阿房宫。杜牧却有“妆镜凝光，晓鬟脂水”的诗句。所有这些，程大昌的《尚书》、程大昌的《雍录》，都曾辨析过，所以不再详细提及。唯独“未雩何龙”这句话，不免与高阿那肱同类，尤其奇怪。洪驹父《诗话》记载鲍钦止的说法，认为古本作“未云何龙”，但不知依据什么。

知钦州林千之因吃人肉被削去官籍，流放到海南，天下传为异事，说记载以来未曾见过。我记起《卢氏杂说》：唐朝张茂昭担任节度使，频繁吃人肉。等到被任命为统军，到达京城，朝班中有人问：“听说尚书在任上喜欢吃人肉，是真是假？”他笑着说：“人肉腥而且臭，怎么吃得下？”《五代史》记载苌从简，家世屠羊，苌从简官至左金吾卫上将军，曾历任河阳、忠武、武宁等镇，喜欢吃人肉，所到之处多暗中捕捉民间小孩来吃。《九国志》记载吴将高沣，喜欢酗酒，嗜好杀人并喝他的血，傍晚必定在宅前后掠夺行人来吃。又本朝王继勋，是孝明皇后的弟弟，太祖时多次因罪被贬，后来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更加厉害，强买市民家子女以备使唤，稍不如意就杀了吃，用棺材装他们的骨头，丢弃在野外。女侩和卖棺材的人进出他的门不绝。太宗即位，有人控告，在洛阳市斩首。那么可知近世也有这样的人。至于盗跖和唐朝的朱粲，就不足以论说了。

吴傅朋凭自己的意思创作游丝书，世人说前代没有。然而《唐书·文艺传》记载吕向能一笔环绕写百字，像缠绕头发一样，世人称为连绵书，怀疑就是这种字体。

世人疟疾将要发作，说可以躲避到别处，这是街巷间不经之谈。然而从唐朝就是这样，高力士流放到巫州，李辅国被贬谪，当时高力士正逃避疟疾，住在功臣阁下，杜甫诗说：“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藏在缝隙之地，脸上多次涂抹脂粉，那么不仅是躲避，而且涂抹脸面了。

享宴有体荐，宴会有折俎。体荐，是说半解其体而进献。设置几案而不倚靠，酒杯满而不饮，菜肴干而不吃，用来训示共俭，也称为房烝。就是《聘义》所说的“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折俎，是说体解节折，升之于俎，食物皆可食用，用来显示慈惠，也称为殽烝。如果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称为全烝。现在人招待客人，在殽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赠生饩，或代以缗钱，都是不吃的东西，接近古之体荐，而举世称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而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说：汉建安十年，魏武帝因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去世，伦兄王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说：敬畏王典，不得为铭，于是撰录行事，刻于墓之阴。这说明碑禁尚严。此后又松弛废弃，不对。我查《集古金石》《碑释》《碑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都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只有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沈约又说：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概禁止，其犯者虽遇赦，皆当毁坏。到元帝大兴元年，允许立顾荣碑，禁令遂逐渐松弛。义熙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也不对。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

译当时距离已有五年，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等一类碑刻，接连不断。难道虽然有这项禁令，却都不能完全杜绝吗？欧阳修父子、赵德夫、洪迈等公子的议论没有涉及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天下的碑录中，又有几块碑，洪迈认为碑录不能完全相信，所以没有收录。

译《宋书·后妃传》记载，文帝袁后的母亲王夫人，在孝武帝时追赠为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如今新淦县没有这个乡名，我随意记录下来，或许可以作为日后修撰地方志者的一个参考。

“不耐烦”这句话，见于《宋书·庾登之弟庾仲文传》。

谢景仁居住的屋宇洁净美丽，但他每次吐唾沫，必定吐在左右侍从的衣服上。殷冲则不是这样，如果小吏没有洗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就不允许靠近他身边。两人都喜好洁净，却如此相反。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国将领吕蒙生病，孙权命令道士在星辰下为他举行请命醮祭。这种仪式大概原本就源于此。顾况的诗说：“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的诗说：“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的诗说：“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的诗说：“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可见醮祭的礼仪到了唐代非常兴盛。隋炀帝的诗说：“迥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的诗说：“三更礼星斗，寸〇服丹霜。”薛能的诗说：“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这是说早晨修持的方法。然而陈羽的《步虚词》说：“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就已经这样了，这是高氏《纬略》所记载的。我查考《周公金縢》中子路请求祈祷的事例，自古以来就有。后世的醮祭，大概是这种遗意的延续，只是古代没有道士罢了。《黄帝内传》虽然有关于道士行礼的记载，但所说的“道士”是指有道之士，并非今天所说的道士。《太霄经》说：“周穆王因为尹轨真人制定了楼观，于是召来隐居的贤人，设立为道士。”周平王东迁洛邑，设立了七名道士。汉明帝永平五年，设立了二十一名道士。魏武帝为九州设立祭坛，度化了三十五人。魏文帝到雍地，拜见陈炽法师，设立了五十名道士。晋惠帝度化了四十九人。所以使用道士来请命，在孙权之前没有见到记载。高氏所列举的那些诗句，也有并非为道士而作的。

神仙修炼的方法，不是亲身涉足其门庭的人不能了解。最近看到息庵王思诚为《陈泥丸翠虚篇》所作的序，大致说：“采集时称为药，炼化时称为火，凝结时称为丹，温养时称为胎，其实是一回事。产生的地方叫川源山海，收藏的器具叫坛炉鼎灶，禀受的性质有铅汞水火的名称，形成的形象有丹砂〇珠的称号，其实只是一种物质。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防、煅炼、沐浴的说法，因为抽添运用的细微之处，于是有了斤两的讨论。辨析名义，比其他书籍稍微明白一些。”我随意把它写在纸上。

妇人统领军队，世人只称唐朝的平阳公主。我又记得晋朝王恭讨伐王国宝时，王廞聚集众人响应，任命他的女儿为贞烈将军，并且全部任用女人为官员。顾琛的母亲孔氏担任司马，就是其中之一。

胡幼度【纮】统帅广东，流传他答复州县官员的两篇启文，其中一篇说：“承蒙恩宠分守边镇，进入境内询问百姓，都说法令突然宽松，于是导致传闻不雅。想要消除这种诽谤，岂能归咎于他人？官员廉洁，蚌蛤自然回归；老虎存在，藜藿就不会被采摘。”另一篇说：“如今分守帅府，特别承蒙长信问候。固然知道您擅长文章，但也必须熟悉法律。人们常说翻越岭岭的人大多贪饮贪泉，早就知道这种诽谤没有消除，希望与各位一起洗刷。”

绍兴年间，宫中称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说：“唉！王安石依托经术，建立政事，来毒害天下。如果不是神宗英明圣哲，有时能洞察他的奸诈，那么国家的祸患不在后日了。现在还忍心说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虽然少正卯言语虚伪而善辩，王莽诵读六艺来粉饰奸言，大概也不至于这样。他所建立的功业有多少，留下的祸害却无穷无尽。可悲啊！”王偁的《东都事略》则说：“王安石遇到神宗，是千载一时的机遇，却不能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反而以富国强兵为事，排斥老成持重的人，任用新进之人，贬黜忠厚之人，崇尚浮薄之风，厌恶刚正之人，喜欢谄媚之人，因此廉耻沦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说的‘发于心，害于事；发于事，害于政’，难道不是这样吗？”唉！王安石的学说既已施行，那么奸邪之人得志，假借绍述之说以胁迫上下，树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最终百姓愁苦盗贼兴起，战争连绵祸患结聚，其祸患不可胜言。可悲啊！与峕以前曾见象山陆先生所作的《荆公祠堂记》，议论尤其精确。先生曾经写信给胡季随【大时】说：“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绝百余年未了结的大公案，自认为圣人复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确实不是虚言。”记中说：“唐尧虞舜三代兴盛，道行于天下。夏商晚期，距离治世不远，公卿之间还有典范。伊尹前往夏朝，三仁在商朝，这是道的存在之处。周朝历数终结，道迹熄灭泽水枯竭，人自私其身，士自私其学，横议蜂起。老子以善成就其私欲，长久雄踞于百家之上，窃取其遗意的人仍然都在天下逞强。到了汉代，其术更加盛行，张良的老师实际上是黄石公，曹参避开厅堂以容纳盖公，高祖惠帝收获其成绩，波及文景二帝的，是这两位公子的余绪。自从夫子

译那些惶惶不安的人，以及长沮、桀溺、接舆这类人，本来就私下议论。后来孟子说话必定称引尧舜，听的人因此感到渺茫，传承不绝如细线，还不足以阐明这种大道的精微之处。衰败了几千几百年，而卓然重新显现这种义理，难道不伟大吗！”神宗得到王安石，问唐太宗是什么样的君主，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法度。”唐太宗所知道的并不深远，所做的并没有完全合乎法度。神宗说：“你可以说是责难君主，但我自视渺小，恐怕无法符合这个心意，你应当尽心辅佐我，或许能共同成就这种大道。”从此君臣议论，没有不以尧舜相互期许的。等到把政事委托给他，神宗就说：“有能助我的，不要吝惜直言。”又说：“必须督责我，使我大有作为。”又说：“上天降生俊明的人才，可以庇护百姓，道义上应当与他共同努力。如果虚度岁月，是自暴自弃。”秦汉以后，南面称君的皇帝，也曾有懂得这种义理的吗？后来喜欢议论的人听到这些话，也曾藏在心里，来揣度这种志向吗？曾公说：“圣明智慧像这样，王安石杀身以报，也是应当的。”王安石说：“君臣相处，各自想要尽到自己的义理罢了。做君主就自己想尽君道，做臣子就自己想尽臣道，不是互相施恩赐。”秦汉以后，当权的人，也曾有懂得这种义理的吗？后来喜欢议论的人听到这些话，也曾藏在心里，来揣度这种志向吗？可惜啊！王安石的学问不足以实现这种志向，而最终辜负了这种志向；不足以穷究这种义理，而最终遮蔽了这种义理。神宗在位时，王安石出使归来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节繁盛，往往切中要害。考察其纲领，就说：“当今的法度，不符合先王的法度。”王安石不能穷究这种义理，而最终自我遮蔽，本来就见于此了。他告诉神宗，大概没有不同的看法，勉励他的君主以法尧舜。而说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法，这难道足以法尧舜吗？说唐太宗不值得效法是可以的，而说他所做的没有完全合乎法度，这难道足以超越唐太宗吗？不懂言辞，就无法了解人。王安石以前的学问，熙宁年间的事业，全都逃不出出使归来所献的书。而排斥王安石的人有的说是迎合取悦，有的说是迎合，有的说是改变他所坚守的，有的说是违背他所学习的，这还能算是了解王安石的人吗？气质相抵触而不相悦，就一定有互相诋毁的话，这是人的私心。王安石未被起用时，本来就有像张公、吕公、苏公那样素来诋毁他的人。这三位公之所以不悦于王安石，大概产生于他们气质的抵触。王安石有所遮蔽，是有的，何至于像三位公所说的呢？英明杰出超越常人，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的习气，耿介没有毫毛能进入他的心，洁白的操守比冰霜还寒冷，这是王安石的本质。扫除俗学的凡陋，振作弊法的因循，道术必定成为孔孟，勋绩必定成为伊尹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希求别人了解，而声光显赫，一时的巨公名贤都为之退居其次。王安石得到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任用恰逢其时，君主不世出，学习之后做臣子无愧。成汤、高宗，君主有时产生疑虑，谢病求去；君主自责，才恢复视事。王安石得到君主的信任，可以说是专一了。新法的议论，满朝喧哗；实行不久，天下惊恐。王安石正秉持周礼，精白地陈述，自信所学，确实不怀疑。君子力争，接着离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断。忠朴的人屏伏，奸狡的人得志，竟然不醒悟。这是王安石的遮蔽。典礼爵刑，没有不是天理。洪范九畴，天帝确实赐予。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都是这个理。王安石所谓的法度，难道是这样吗？献纳不久，神宗拿出谏院的疏，与王安石评论。至于简易之说，说：“现在不能为简易，修立法度，才是为了简易。”熙宁的政事，纯粹在于此了。不解释这个，还怎么在建设的末尾费辞呢？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是人心。人，是政的根本；身，是人的根本；心，是身的根本。不造其根本，而从事其末节，末节不可得而治理。《大学》不传古道，堵塞由来已久。随世而求功名的人，渊源又类似出于老子。世上的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助其本质，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穷究其义，不能大有作为。对于当世的弊端，有不能正的，就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王安石正耻于世不为唐虞，他肯安于这个吗？蔽于其末而不穷究其义，世上的君子未始不与王安石同，而犯害则不同，是因为他们依违其间，而王安石取必，所以。熙宁排斥王安石的人，大抵极尽诋毁之言，而不以至理折服。平正的未一二，而激进的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神宗，下不足以解王安石的遮蔽，反而固其意，成其事。新法的罪过，诸君子本来分清了。元祐大臣一切更张，难道所谓无偏无党吗？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

译如果情感真实，小人却借此借口来激怒他人，这难道是君子所期望的吗？绍圣年间的变故，难道能单独归罪于您吗？熙宁初年，您本来就知道自己的主张会被推行，而人们不乐意接受，既然被指责为流俗，又被斥为小人。等到各位贤者排斥您的言辞过于激烈，也再次这样说。双方互相激怒，事情更加乖戾，道理反而更加不明。元祐年间的各位公卿本可以改变做法，却反而更加过分。六经的正道，可以被用来文饰奸邪之言，小人依附寄托，什么事做不出来？绍圣年间掌权的人，像那样桀骜不驯。如果不实行新法，难道他们就会没有施展巧诈的地方，从而得逞他们的志向吗？反复翻手，引导崇宁年间奸邪的人，实际上是元祐年间三馆的储备人才。元丰末年，依附于不正派的人，自以为能防止弊端，甚至制造欺诈来诬陷宰相。那么过去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各位君子所深深赞同的，又是怎样的呢？格君之学，能够洞察明见的道理，不知道自我勉励，却在做事的细枝末节上艰难行事，以区分异己人为快乐，使小人得以顺势或逆势，得逞他们的一致行动。近世的学者，众口一词，发言充满朝廷，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的人吗？您世代居住在临川，罢免政事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故居已经变成废墟，乡里的贵人所属的县在其上建立祠堂。绍兴初年，曾经加以修缮。到现在四十多年，毁坏已经非常严重，路过的人叹息。现在怪力祠庙，连绵不断，而您以盖世的英明，绝俗的操守，几乎世所罕见，而庙貌不庄严，百姓没有致敬的地方，难道是议论的不公，人心的疑畏，导致这样吗？郡侯钱公，一个月政事有成，人们因此和睦，修缮学校之后，慷慨地拆除并新建，比旧时更加壮观。设置钥匙，由学官掌管，按时祭祀。我最初听说这件事，私下敬叹。后来又嘱托我作记，我本来就哀叹这学校不讲究，士人心不明，是非没有折衷。您担任使节时，舍人曾公复信切磋，说：“您现在最能取人之善，而近来听说有相晓的人，您都不接受，一定是他的道理没有能改变您的见解。”我不自量力，得以跟随郡侯恭敬地将所听到的推荐给祠堂下，一定是您所乐闻的。

译陆放翁在感事诗中写道：“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他自注说：“沈义伦丞相的后代做了僧人，刘仁赡侍中的后代做了道士，都孤身一人死去。绍兴年间，这两位公的后代就断绝了。殊不知沈公的后代还有一支，在靖康末年从京师流落到新淦，住在村落里，耕种别人的田地。这还不止是做了僧人。然而他们祖先的告身以及相君神道碑的摹本还在。周文忠在《槐庭济美总集》序言中说：‘自从周哀公以来，贤者的后代被抛弃，功臣的世系断绝。所以孟子告诉齐宣王，故国不是乔木，大王没有亲臣了。’这是讽谏上面的君主。虽然如此，在朝廷有地位，不守住基业而忘记根本，甚至公侯之家降落到皂隶，那么蓬门圭窦的人就能凌驾于他们之上，这难道只是上面君主的罪过吗？这是最确切的议论。

古人的坐姿，是两膝着地，然后反折脚背坐在上面，正像现在的朝跪。如果是肃拜，就又是拱手向下直到地；如果是顿首，就又是把头顿在手上；如果是稽首，就又是退后手而把头着地，也像现在的礼拜。都是因为跪而更加表达恭敬。所以《仪礼》说：‘坐着取爵，叫坐奠爵。’《礼记》说：‘坐着移动，叫一坐，再移动叫武。’‘坐着致右轩左。’《老子》说：‘坐进此道’之类，凡是说坐的，都是指跪。如果汉文帝与贾生谈话，不知不觉膝盖向前到了席前；管宁坐着不箕踞，榻在膝盖处都磨穿了，这都是明显的证据【《老子》说：‘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大概‘坐’就是跪，‘进’就是献。说用重宝厚礼给人，不如跪着告诉他这个道。现在解说的人却认为是‘坐禅’的意思，错了】然而《礼记》又说：‘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说：‘跪坐而进之。’那么跪与坐又似乎有小差别。怀疑跪有危的意思，所以两膝着地，伸腰及大腿而姿势危的是跪；两膝着地以脚背着地而稍安的是坐。又《诗经》说：‘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用‘启’对‘居’而训‘启’为跪，那么‘居’是坐就可见；用‘妥’为安定之坐，那么跪是危坐也可知。大概两件事相似，但一危一安，有小不同罢了。至于拜作为礼，也没有所考，但杜子春解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说：‘拜时先屈一膝，现在的雅拜。’既然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那么其他拜都应当齐屈两膝，像现在的礼拜明显了。凡此三事，书传都没有明文，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而现在的人有不察的。前年嘱咐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想仿《开元礼》不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我既略为考礼如前所说，又记少时听先人说，曾经到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那么也一并告诉他，以为必不得已而塑像，就当仿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的讥讽。子言又不以为然，恰逢我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而至今以为恨【东坡文集·私试防问》说：‘古者坐于席，所以笾豆的长短簠簋的高低适与人均，现在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后来听说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都席地而跪坐，文翁还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道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这样说？等到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蹠，隠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谬，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同学诸生，使书而掲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这是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而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賔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然说‘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说‘炎帝欲侵

译凌驾于诸侯之上，这是为什么呢？应当寻访精通史学的人来询问。

译如今道家举行斋醮仪式，大多使用米糈。世人传说这始于张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张陵让百姓跟随他受道的人缴纳五斗米，并不是用来祭祀神灵的。查考《山海经》记载的各山神灵，分别列举了它们的形状以及祭祀所用的物品，其中使用米糈的占大多数。例如鹊山之首，从招摇山到箕尾山，共十座山，祭祀用稌米。从拒山到漆吴山，共十七座山，祭祀用稌米。从天虞山到南禺山，共十四座山，祭祀用稌米。崇吾山到翼望山，共二十三座山，祭祀用稷米。阴山以下到崦嵫山，共十九座山，祭祀用稻米。从太行山到无逢山，共四十六座山，都用稌米祭祀。从敖岸山到和山，共五座山，祭祀用稌米。从景山到琴鼓山，共二十三座山，祭祀用稌米。从女几山到贾超山，共十六座山，祭祀用稌米。从首山到丙山，共九座山，祭祀用五种米糈。从翼望山到几山，共四十八座山，祭祀用五种精禾。从篇遇山到荣余山，共十五座山，祭祀用稌米。郭璞注解说：“糈，是祭祀神灵的米，读音为‘先吕反’。如今江东地区读作‘所惟’。”从尸胡山到无睾山，共十九座山，祭祀用黍米。从苟林山到阳虚山，共十六座山，祭祀用稌米。这两处没有“糈”字，可能是传抄脱漏错误。单〇山到堤山，共二十五座山，甘枣山到鼓镫山，共十五座山，都说只埋藏祭品而不使用米糈。管涔山到敦题山，共十七座山，辉诸山到蔓渠山，共九座山，都说只投掷祭品而不使用米糈。从钤山到莱山，共十七座山，则说只悬挂祭品而不使用米糈。从鹿蹄山到〇扈山，共九座山，则说只祈祷而不使用米糈。郭璞注直接说祭祀不使用米，阐述得如此明确。《山海经》虽然不敢确信是禹和益所著，但屈原的《离骚》、《吕氏春秋》都摘取其中的事迹，而汉代人引用的尤其多。这本书决不出自张陵之后，那么米糈的使用也就很古远了。《离骚》说：“巫咸即将在傍晚降临啊，怀揣椒和米糈去迎接他。”王逸注解说：“糈，是精米，用来享祭神灵。”《淮南子》说：“病人躺在席上，医生用针石治疗，巫师用米糈祭祀，所起到的救治作用是一样的。”许慎注解说：“糈，是米，用来享祭神灵。”在典籍中出现的记载不一，只是不如《山海经》那样明确罢了。

《宾退录》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宾退录》卷八 宋 赵与峕 撰

洪迈撰写《夷坚志》累积了三十二篇，共有三十一篇序言，各自提出新意，不重复，是前人所未有的。现在摘录其大意，书写下来，读者应当知道其不可企及之处。甲志序，说明作者写作的意图。乙志说前代志怪之书，都不免含有寓言成分，唯独这本书时间跨度不超过一个甲子，是有依据的。丙志说开始编纂此书，专门用来搜集奇异崇怪之事，本无意于叙述人事，以及揭露人的恶行，但因为容易获取，或者急于填满卷帙，所以颇违背初心，最终竟然到了诬蔑善人的地步，这是因为告发者夸大其词，或者听信者不审慎，既然删削校正，而可以作为第三部书的内容，又已经积累起来，惩前毖后，只想不再写，然而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的君子又怂恿他，于是私自宽恕自己说：“只要谈论鬼神之事就够了，无需涉及其他。”于是取名为丙志。丁志假设有人的言辞，说不能潜心研读圣经，劳累身心，从事于神奇荒怪之事，耗费墨纸，几乎达到太史公著作的一半，是可笑的，从而为之辩解。戊志说在福建任教官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协助记录，曾言近日有商人航海，不知不觉进入巨鱼腹中，鱼腹正宽敞，经过一天没有死，恰好有几个木工在，取斧凿砍鱼胁，鱼感到疼痛，跃入大洋，船上的人及鱼都死了，我戏谑地反驳他说：“一船人都淹没了，谁会在世上谈论此事呢？”晦叔大笑，不知如何回答，我本来就怕未能避免这种错误。己志说以前以《夷坚志》作为我的书，认为与前人诸书不相沿袭，后来得到唐代华原尉张慎素的《夷坚录》，也取用列子的说法，喜欢其与己相合。庚志说代理当涂知县，地方偏僻事务少，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恰好寄来旧闻，估计可以占半编卷帙，于是辑录为庚志。起初甲志完成，历时十八年，从乙志到己志，或七年，或五六年，如今不过数月闲暇为之，帮助如此，然而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急于成书，也是欠缺这巨编相互补益罢了。最后又记载张德懋出使金国，掌讶者问《夷坚》自丁志后是否曾再续写，而引用白居易、苏轼之事来自比。辛志记载初著书时，想模仿段成式《诺皋记》，命名为《容斋诺皋》，后来厌恶其沿袭且不堪阅读，于是改名为今名，因此记载向巨原答问的话语。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坚别志》序，用数语表彰。癸志说九志成，年七十一，拟缀辑癸编，稚子棂说还要从子到亥接续，才成书。我拍着他的背说：“上天假借我寿命，即使加倍于此也可以。人生不可预料，怎知我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呢？”